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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3-13 中国大陆应该鼓励民进党的转型，协助彼等以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中国大陆，帮助、甚至培养民进党内温和的力量成长，一味的打压、排斥、指责，全面的封杀未必就是最好的策略，否则民进党一旦上台，两岸关系又将动荡，这对北京亦属不利。 马英九在今年一月的台湾大选中以近80万票的差距赢得胜利，获选连任，同时在“立法院”方面，国民党仍然掌握113席中64席的过半席次。大选之后，大家关切的议题包括，马连任后的两岸关系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吗？未来四年会怎样推动两岸关系？轻重缓急的次序如何？台湾的主流民意与“立法院”的非绝对多数地位会怎样制约马当局？对于台湾选后的政局变化，大陆方面又应该如何因应，才能真正造福两岸苍生？北京是否应该继续以经促统，继续让利？这些都值得进一步加以探讨。 两岸关系发展面对种种局限 在两岸关系方面，选后有人认为马英九既无连任的压力，为了追求他自己的历史定位，马英九应会加大处理两岸关系的力度与速度，但也有人担心他会太过亲中，损及台湾的主权，台湾的民主恐将成为“鸟笼民主”，北京对台湾的发展与未来将会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各种不同的思路固然反映出台湾是一个民主社会的事实，但也可看出目前台湾各界对此并无共识，大家都在盖各言尔志的自行解读，莫衷一是。 于此，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大家都在拼图，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同一问题，未来即使主观上马英九想要加快两岸互动的过程，但还要看客观的条件是否具备，事前的功课、准备与研究是否下足了功夫，为双方进一步的互动奠下了坚实的基础，学者或媒体可以天马行空地胡扯一通，但凡是在两岸政府内部服务过的人都知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有一定的步骤和轨迹可循，官员与智库要将利弊得失做出全面的评估，然后才能提出可行方案和具体建议。 依据笔者对事情的了解，北京方面对马英九政府第二任期的两岸政策究竟能走多快、多远心中应该早有理解，这里面既牵涉到台湾的内政发展、国际局势的限制，也与马英九个人的心态与政策优先有关。即或将来北京还会提出一些期望或要求，主张两岸尽早进入政治谈判或触及高阶的政治问题，但大陆当局基本上仍会相当务实、理性的处理彼此关系，因为揠苗助长只会坏事。 具体来说，第一，短期之内，马英九得先把心力用来处理内部问题，以及因为欧猪五国所惹出的金融风暴。选后民进党在“立法院”中掌握了更多的席次，再加上亲民党和台联都已跨过百分之五的门槛，能够组成党团参与政治协商，这两个政党本来就对国民党政府深怀不满，今后将会和更加强势的民进党合纵连横、分进合击。他们已先后放话，将强力监督马政府的两岸政策，马英九将会受到很大的牵制。 第二，虽然北京对台和平发展大政方针不会有变，但中国大陆在今年下半年就将进入高层换届的政治异动时期，习近平、李克强两人即将接班，而且要到明年三月全国人大会议后才能正式完成所有程序，习、李二人掌权之后，多少还要花费一些时间掌握全盘情势，再有一些技术性调整，形成自己的政策，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要期望中国大陆会有太大的动作，或有对台新政策出台也许有点不切实际。 第三，没错，马英九已无连任压力，为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或许会想要放开步伐，大开大阖地做些大事，但他既要考虑岛内政治局面，面对民进党的制肘，也要顾及国际因素，还要理解大陆的政局变化，如果大家再把马英九个人相对谦和、不太强势的个性，再加上选举期间他对台湾民意支持的感受，誓死要捍卫台湾利益的发言考虑进去，坦白地说，他会、能或要走多远，还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第四，如果连任后一年半载的主客观环境都可能对两岸关系的大幅、快速发展有所制约，再想想他第二任期的最后一年，即使不面临跛脚的问题，马英九好歹也要让出更大的舞台，让其继任人选（不管是吴敦义或朱立伦）有更大的表现空间，让他们有更大的机会赢得2016年的选举。换而言之，两岸关系的机会之窗，突破性发展的时间点或应落在明年下半年以后至2015年中以前。 第五，更进一步来看，即使两岸关系要有进一步的突破，好歹双方也要先进入政治对话，再由对话走向政治谈判，然后才会有和平协议的可能。另外，在讨论和平协议之前，双方对结束敌对状态、建立互信机制这些问题也都要有个规划。要实现这些目标总要得个过程，事先有个蓝图，不切实际的期望与骤然碰触这些高阶的政治问题只会治丝愈棻，双方不但都得不到好处，反而坏事，更会增加部分台湾民众及某些外国的疑虑。 第六，当然，台湾内部就像中国大陆一样，即使国民党内部也有所谓的温和派与保守派之别，另外还有庞大的本土力量，大家对于处理两岸关系究竟是应该由下而上或由上而下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不妨毕其功于一役的即时先行处理和平协议，然后再扩及其他更容易处理的问题，但是也有人主张像堆积木一样的先把基础打好，然后逐级往上发展。两者看法各有利弊与支持者，最后恐将由高层批准定案，试图在一中架构之下找寻解决两岸定位之道。 总的来看，笔者研判，未来短期内，大陆方面未必会对马英九施加更大的压力，马也未必会以大动作来拓展两岸关系。此之所以他在选后的记者会上要说，过去两岸关系由简而繁、先易后难、先经后政的发展模式不错，将要加以延续。两岸关系将在原有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深化双方已有的协议，并尝试推动其他的可能议题，同时透过二轨或其他方式，对与高阶政治的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理解彼此的政策底线、可能的空间和机会，找出妥协、突破的办法，这才是理性和最可能的作法。 北京应该鼓励民进党转型 在政策建议方面，如果说大陆当局上下确实是以大局为重，看远不看近，重视中国发展与追求两岸统一的宏观战略，不以一时的得失为目标，认识到台湾的民主发展经验对大陆弥足珍贵，北京真的没有吃掉台湾、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充分体认台湾政党轮替终将成常态，国民党迟早还是要交出政权，北京并不特别在意任何特定政党的是否能够持续执政，要把希望寄托在台湾民众的身上，那么答案就已相当明显，相关作法至少已经呼之欲出。 对国民党的问题不大。北京只要把握当前政策，继续深化、广化双方的交流，互惠让利，让两岸关系从量变往质变的发向发展，期望在未来四年内，让双边关系由马英九所说的从拨乱反正到脱胎换骨，由创造和平走向巩固和平，双方本着“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前提，善用创造性的模糊，在“不统、不独、不武”的原则下，继续摸着石头过河，除了经济的协议之外也能在文化、媒体、教育方面达成某种协议，让两岸的关系制度化，形成一种不可逆转的态势。 对民进党的工作则相对艰巨一些。其实，即使只是出于统战的考虑，北京当局也应把握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原则，分析敌我、利用矛盾，争取同盟，即使这种同盟军是不可靠、暂时的也要尝试加以转化。中国大陆应该鼓励民进党的转型，协助彼等以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中国大陆，帮助、甚至培养民进党内温和的力量成长，一味的打压、排斥、指责，全面的封杀未必就是最好的策略，否则民进党一旦上台，两岸关系又将动荡，这对北京亦属不利。 至于面对台湾整体，如何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可能是北京终将面对的严肃问题。台湾民众对于国家认同与定位或有不同看法，但就目前看来中华民国仍是一个最大的公约数。马英九要求北京正视此事反映了台湾民众的感受与坚持，意味着北京不可斜视、鄙视中华民国，但他并未强人所难的要求北京承认，这确实是一个高难度的政治问题，大陆当局允宜深思，并有所规划。至于如何承认、欣赏、肯定台湾的政经发展经验及民主成就当然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事情有利就必然有弊，福祸相倚古有明训。从正面出发，如果台湾发展成一个意志统一、不带悲情的理性社会，当然有其正面的效果，这将有助于两岸双方能够以更理性的态度来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如果从斗争的角度切入，肯定民主的台湾可能会给北京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冲击，而且这还会减少北京分化离间的机会。万一届时中国大陆将面对一个朝野立场一致、团结对外（中国大陆）的台湾，得失之间恐怕还要好深思量。 最后，政治是一门化不可能为可能的艺术，台湾内政与两岸之间的变化确实不能完全排除任何可能。有时歪打正着，有时明明正确的决策却因对手的误解、误判造成失误。于今之计，最好的作法仍是暂时排除高层政治决策与非常理所能够处理的变数，凡事回到事物的基本面，以正常的思维和作法，透过学者先行做好研究，经由二轨沟通打下基础，营造气氛、创造条件同时并进，当主客观条件成熟时，大家再诚恳地来尝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台湾观察》2012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资深研究员 刘兆佳 2012-03-08 在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寻求与东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多层次关系方面，香港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以强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软实力”，抗衡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 1. 未来国际格局变化呈现将对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战略产生深远影响的六个特点：第一，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长期阴霾下，金融和贸易全球化倒退，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抬头。第二，世界经济重心向东移动，特别是向东亚地区移动。第三，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自由贸易区建设方兴未艾。越来越多经济活动在区域内进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持续不断。第四，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不断上升，且是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的重要力量。第五，基于历史、文化、民族等原因，东亚区域合作存在着不少的困难。一些困难例如中国与周边国家在东海和南海的利益矛盾和纷争会不时爆发，干扰区域合作进程。第六，绝不会让中国主导东亚事务的美国越来越把战略重点放在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意图，一方面是通过拉拢中国周边国家与美国一起“围堵”中国，另一方面则不断引发和激化那些国家与中国的争端，鼓励个别国家与中国争夺利益，力图扩大中国周边安全的威胁。质言之，美国就是不单要遏制中国崛起，同时要为中国制造内部不稳定因素，以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促使中国“和平演变”。 2. 这些复杂深刻的矛盾相互交织无疑对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战略构成重大挑战。而中国东亚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如何在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构建更多利益共同点，借以减少彼此的矛盾所造成的伤害，以对冲美国的分化战略，进一步增加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地位和影响力，使东亚的发展更能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服务。 3. 香港位处东亚地区的战略要冲，和东亚国家有着密切的金融、贸易、交通、运输、文化、社会、家族和人脉联系。更重要的是香港与东亚特别是东南亚华人的关系十分紧密。随着东亚地区内部经贸往来的急速增长，彼此之间的交往会更为广泛。值得注意的是，东亚国家的人民和政府对香港印象良好，没有什么疑虑，普遍盼望跟香港建立更密切的来往。 4. 在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寻求与东亚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多层次关系方面，香港可以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以强化国家在东亚地区的“软实力”，抗衡美国在“软实力”方面的优势。概括而言，香港可以在以下12个方面有助于国家。一是国家可以借助香港与东亚国家发展更密切的经贸合作、可以通过香港让人民币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货币之一，从而推动本地区的经济整合；二是让香港成为东亚地区举足轻重的金融、贸易和信息中心；三是利用香港在东亚的枢纽地位加快以中国为重心的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四是内地企业利用香港对东亚地区投资、购买自然资源或并购外国企业；五是内地企业与香港企业联手对东亚地区“走出去”；六是通过香港促进内地非政府组织与东亚地区非官方组织的互动和合作；七是强化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与东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的联系，从而增加东亚地区人民对中国的好感；八是通过与香港的合作在东亚地区以适当的方式弘扬中华文化；九是以香港为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各种合作机构的基地；十是争取一些大型东亚企业以香港为地区总部开展与内地的业务往来；十一是国家与香港一起开展一些在经济和非经济领域（比如医疗卫生、环境保护、慈善公益、扶贫纾困、教育文化）的活动；十二是借助一些有能力的港人向东亚国家的人民宣扬中国，为国家说好话。 5. 为了让香港更好地为中国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战略服务，中央政府应该大力协助香港以某种身份加入东亚地区的多边组织。目前尤其重要的是东盟+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在中国与东亚地区国家签署的双边协定中，可以考虑给予香港某种参与的机会。中央也可以更多地在香港举办一些涉及到东亚地区的国际会议。 6. 当然，要更好地发挥配合国家经略周边特别是推进东亚策略的独特作用，香港尤其是特区政府也有大量工作要做。香港社会各方面要充分认识东亚地区在香港未来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要适度改变过去“重西轻亚”的心态，加强对东亚地区的认识和研究，大力培训和引进熟悉东亚地区的人才和组织。香港的非政府组织特别是侨界组织和在东亚地区有影响力的人士需要增加同东亚地区的联系；香港的教育机构尤其是大学和专业培训机构可以加强向东亚地区招生；香港的证券交易所应该更好地作为东亚地区企业的融资平台。 7. 就特区政府而言，香港与东亚国家的官方交往必须增强。政府应在这些国家多派驻办事处和人员。高层政府官员可多率领经贸和文化代表团到这些国家访问，同时多邀请一些东亚国家的官员和有影响力人士到香港参观访问。驻港的东亚国家外交人员与港府的联系应该更加密切。政府也可以成立一些促进香港与东亚国家民间合作的委员会和机构以促进合作的制度化和经常化。政府有需要在政策上和财政上支持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加强与东亚国家的非政府组织的交往。 《港澳观察》2012年1月期  相关链接： 提升香港在国家东南亚战略中的价值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子熙 2012-02-15 美国财团大举投资澳门，客观上肯定也会对澳门经济安全及国家安全带来一定的影响。出于国家安全利益考虑，澳门应采取相应措施，包括规范各方势力，以及落实产业多元化，借此限制博彩业对政治影响。 今年是澳门回归祖国十二周年。从宏观的国际关系角度来看，回归后澳门其中一大转变，就是对外关系由以前是葡萄牙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变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一部分。由此，澳门问题也很自然地成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影响中国的一个筹码。探讨及了解美国政府对澳门关注的动向，不但可以预估美国对澳门的影响，也可间接看出美国对华外交动向。 澳美贸易风波的背后 回归前，澳门作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本身并无外交权，西方国家如美国也甚少利用澳门问题与中国打交道。严格来说，只有回归前夕的澳美纺织制衣业贸易纠纷，或多或少涉及到中美两国的外交斗争。 澳门的纺织制衣业自二次大战后兴起，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进入迅速发展时期。然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澳门依靠配额的出口加工业的发展模式却屡屡受到挑战，尤其是1998年美国海关对澳门输美的成衣突然实施新的产地来源证规定，顿时令澳门的纺织制衣业出口失去竞争优势。此事对澳门震动很大。经过澳门政府与美方近一个月的接触与谈判，双方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澳门政府作出让步，配合美方来澳门检查工厂，澳美贸易风波才告一段落。 澳门输美的纺织品长期以来确实存在将内地工厂生产的货品当成澳门制造的产品来出口的现象，这点澳门与美国都是心照不宣的。但所谓非法转运的问题，在其它许多地方如香港、台湾和越南等地都存在。澳门输往美国的纺织品只占美国成衣进口比例的少数，对美国成衣市场来说，影响实在太小。美国选择在这个时候向澳门开刀，一方面因为当年是美国的大选年，美国政府意图向国内作出交代；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对当时即将举行的中美知识产权谈判施加影响。综观事件的整个过程，可以说是美国强权政治的产物。这也是美国首次利用澳门问题向中国施压。 澳门在1999年回归祖国后，由于经济转型，许多制造业都转移去了劳工成本廉宜的珠三角地区，曾经是澳门的支柱产业之一的制衣业，重要性也日益下降，难以再成为中美之间的外交事件。反而，随着澳门2001年开放赌权，美国和澳门的经贸关系变得极为重要，博彩行业开始成为中美外交的新焦点。 美国对澳影响日深 据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杨苏棣今年5月20日出席美国商会一个公开活动时透露，目前美国在澳门直接投资近100亿美元，在外来投资者当中，仅次于香港。美国商会澳门分会现有会员超过100人，居住在澳门的美国公民人数则有4000多人。通过这些简单的数据，我们可以推断得出三点看法。 第一，美国政府对澳门的兴趣越来越大。首先，美国一向关心国民在海外的利益。澳门引进美资集团后，许多美国人到澳门打工。既然现时居住在澳门的美国公民人数较澳门回归前激增了两倍至4000多人，美国政府加大对澳门地区的关注，实属正常。这情况和英国相若。目前大约有1000名英国居民在澳门，英国外交官员每个月大概要去澳门两次，定期和居住在当地的英国公民交流，了解他们有什么需要，然后再向澳门政府反映。其次，美国商会的澳门分会发展迅速，现有会员超过100人。当中的金沙和永利集团均是美国上市公司，对美国社会有一定影响力，这也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关注澳门事务。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在香港的美领馆人员几乎每天都要前去澳门，与澳门政府及商界人士会面。对澳工作一直由在香港的总领事馆负责，但美国政府早前也曾向中国政府提出要在澳门设立领事馆。 第二，美国势力对澳门的影响越来越大。澳门自然资源贫乏、内部市场狭小，这些因素制约着澳门经济的发展，也导致澳门经济对外依赖性极高。目前澳门博彩业已形成美国资本和本地资本两分天下。在新批出的六块赌牌中，有两块半是属于美国资本。美资企业为上万澳门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但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方说，美资博企的员工大幅度上升。在2008年上半年，外资赌场雇用的员工人数占澳门博彩业从业人员总数的60%。在金融风暴袭击下，目前美资博企员工仍然约占一半，对澳门的就业市场影响极大。 第三，美国势力开始影响澳门事务。澳门有不少人对美国资本的进入忧心忡忡，担心美国财团实力雄厚，将来会操纵澳门的赌业市场，甚至进一步影响澳门的政治和特区政府的管治权，甚至影响澳门“一国两制”的实施。这些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以古巴为例，古巴在1959年革命前，美国资本和黑帮操控夏湾拿的博彩与旅游业，结果便是古巴的政治主导权逐渐被侵蚀。近年美资博企在澳门发展迅速，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也必然会提高话语权。如《亚洲时报》2009年报道，美资永利集团曾不惜以拖延投资，向澳门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澳门制定和修改几项法律，其中一项是修改赌场借贷条例，为“赌场借贷”立法，使赌场借贷合法化。此举实质上就是干预澳门政府内部施政。 维护美国在澳利益 自回归祖国后，澳门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活跃。中央政府已决定根据澳门的独特角色，把澳门建成一个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汇的平台。换言之，澳门在中国对外政策方面的角色将越来越大，这意味着澳门成为中外尤其是中美外交博弈战场的风险也越来越大。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2005年美国借澳门汇业银行涉嫌朝鲜洗黑钱活动，对中国经济领域方面进行了一次声誉威胁，澳门几乎出现一场金融危机。这一次试探性的行动，也让中国有机会认识美国影响澳门的新变化。所以，了解美国关注澳门哪些议题，对中国政府来说十分重要。 目前澳门发展和美国的经贸关系，主要是基于回归后的“一国两制”政治架构。美国政府则根据2001年美国国会颁布的《美国澳门政策法案》，承认澳门在社会、文化、法律和经济领域有高度的自主权；美国政府有责任支持澳门的持续经济繁荣，以及支持和维护美国在澳门的经济利益。 不难想象，基于国家利益，美国政府对澳门事务的最大关注仍是希望与澳门政府确保所有外国投资得到公平、透明的对待。2010年，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杨苏棣曾多次到澳门与三家美资博彩企业高层会面，并与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会面，就“赌场设施的建造和赌场营运方面遇到一些麻烦”展开对话。杨苏棣认为，因为美国公司在澳门有巨大投资，因此他们有权要求澳门政府必须保障美资博彩企业赌场酒店及管理赌场酒店的人力资源，必须解决澳门劳工政策的某些问题。杨苏棣这番言论，是要澳门政府看到美国政府坚定支持美国在澳门的博彩企业。我们可以大胆预测，美国政府未来仍会继续就保证投资者权利的议题向澳门政府甚至中央政府施压，以维持美国博彩企业在澳门的利益。 其次，作为世界上的民主大国，美国一直十分关注澳门的民主发展。据“维基解密”披露，美国驻港澳总领事在2009年和2010年的外交电文中，都有提及澳门当时的政治情况，形容民主在澳门仍是一个遥远的目标。早年美国发表的《年度国别人权报告》，也曾对澳门特区的人权状况作出评价，指责澳门“最明显的是限制公民改变政府现状的能力”。种种迹象，都反映出澳门的政制发展议题一向是美国政府的另一项关注重点。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今年11月公布新年度施政报告时首次明确提出，是否修改《基本法》附件一、附件二规定的行政长官、立法会产生办法，将是明年施政重点之一。紧随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表示，已收到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释法信函，12月或会有答案。换言之，澳门特区的政制改革将有望于明年“起锚”。澳门政制如何向前走、如何加大民主成份，将成为未来一年澳门社会的争论点。估计美国政府也会对这议题加倍留意并在适当时候“发声”。 值得注意地是，澳门将于2013年举行第五届立法会选举。2009年美资博企遭遇金融海啸，无暇参与立法会选举。然而，2013年立法会选举正值博彩经营权即将到期，美资博企极有可能参与选举，以提高其在澳门政坛的影响力，进而提高对澳门政府决策的影响力和确保他们在澳门的利益。即使美资不派人参选立法会，也有可能资助一些人参选，届时同样可以在立法会发挥影响力。这样美资集团就可以提高对澳门政府的“叫价能力”。 关注澳门社会事务 除了上述两大议题，我们还应注意到，美国对澳门一些社会事务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这主要包括遏制金融犯罪和打击贩卖人口。...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2-14 伊朗这个6000万人口的中东石油大国政权的“生与死”，涉及世界地缘政治演变的方向，中国注定将被卷进去。美欧同伊朗的摊牌，终将转化为美欧同中俄的摊牌。 2011年12月国际原子能机构报告伊朗有核野心后，美国以此作为干涉伊朗的借口，联合以色列、欧盟、土耳其以及波斯湾地区各个阿拉伯君主国，在政治、外交、军事、金融等各方面孤立和制裁伊朗。美国派出三艘航母到波斯湾，冻结伊朗在美财产；欧盟将停止进口伊朗石油，并支持美国对伊朗制裁；那些阿拉伯君主国则负责增加石油产量，配合美国。戏台已经搭好，就等着现代版的“十字军东征”粉墨登场，只是这一次不是以耶路撒冷之名，而是以核扩散之名。 制裁旨在推翻伊朗政权 面对国际制裁，伊朗的反应是陆、海军军演，并扬言在必要时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世界上约三分之一的原油出口必须通过阿曼和伊朗之间四英里宽的这条海峡航道，并对那些把领土用作武装侵犯德黑兰跳板的任何国家也会加以反击。伊朗核问题的交锋已接近一触即发的战争状态，而中东和北非动荡的局面已把油价推高到每桶100美元以上。 2006年以来，尽管经历了联合国四轮制裁，并接受联合国核查和调查，伊朗一直拒绝停止浓缩铀活动，声称有权和平利用核能。西方认为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可以抓住伊朗的命脉，但俄罗斯和中国已在联合国阻止了对伊朗不利的决议。 石油禁运只是西方对付伊朗的一个选项，实际上还有更多的选项，有的已经做了，有的将要去做。比如利用计算机病毒攻击伊朗重要的计算机网络系统，培养反对派，制造颜色革命，派出间谍，实施暗杀（伊朗有五位重要的核科学家已被暗杀）、轰炸等等。其实撇开核问题不谈，自从亲美的伊朗国王巴列维下台后，几十年来美伊关系一直都很紧张。美国在两伊战争期间向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供应化学武器（为国际条约所禁止，这是美国所谓的“人权”最典型的例子），对付的就是伊朗。这一次民主牌用不上了，而石油禁运、经济制裁和先发制人式打击则是西方对付伊朗的主要策略。然而，西方的政治目标还不仅于此，推翻伊朗现政权才是西方的终极目标。 中国早就警告，西方围绕伊朗核僵局的“充满激情的行动”会加剧紧张局势。俄罗斯也警告，“紧张的螺旋已起动”，并指出制裁会破坏与伊朗合作的机会和努力。但是，针对美国的战争冲动而言，这些警告是远远不够的。 西方国家打击伊拉克时曾栽过一会赃，这次对伊朗也照样拿不出明证。如果真要计较的话，对伊朗和对以色列应一视同仁。为什么以色列可以有核武器，而伊朗就不可以有核电呢？在伊朗核问题背后最起劲的国家是以色列。在西方的庇护下，以色列不承认、不否认拥有核武。如果国际原子能机构够公正的话，为什么就不到以色列去查一查呢？如果以色列真有核武器，那为什么伊朗就没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呢？伊朗人的问题，同理也应该成为以色列人的问题。以色列人有没有权力拥有核武？以色列人应该不应该拥有核武？以色列的核问题为何不需要搞清楚？没必要搞清楚？甚至不许搞清楚？ 西方挤压中国战略空间 伊朗不但是中国进口石油的主要来源国，而且它跟巴基斯坦接壤。一个友好的伊朗与本来就和中国友好的巴基斯坦，可以确保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被切断时，还可以依靠陆上管道获得中东和北非的战略物资。当然，这还远不是全部意义之所在。 在西方国家预谋打击伊朗时，它们不会考虑中国的利益。它们既不会考虑中国因此会油气短缺，也不会顾虑中国进口石油的成本上涨，更不会担心中国在伊朗的商业投资损失。恰恰相反，在打击伊朗的同时，西方可以同时打击中国的利益、俄国的利益，这也是西方一直算计和追求的。很明显，伊朗的事不仅仅是伊朗的，也是中俄的事。西方既是对着伊朗来的，也是对着中俄来的。 等到西方通过主权干涉，各个击破所有看不上眼的国家，包括和中国关系过得去的国家，如果中国届时无所作为，那么丢非洲、失中东，中国的战略空间将彻底丧失，最后就轮到中国遭受今天伊朗受胁迫的事了。因为西方会看到中国软弱可欺，友好国家会看到中国的不可靠，谁还愿意做中国的朋友呢？ 更重要的是，在穆斯林国家深受西方势力打压，处于危难之际，如果中国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出手相助，世界大多数受欺压的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会是正面的，世界地缘政治力量对比也将会发生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一个贫资源国，同时作为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核国家，眼看着别的国家集团为了自身的私利，以强凌弱，步步紧逼，难道还要在外交上继续向西方国家示弱吗？那些以遏制中国为能事的反华势力必须知道，中国是有底线的。它要全力打压中国，那是要付代价的。它想在中东称霸，没有那么容易。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魏茨（Richard Weitz）12月12日在《中美焦点》（China-US Focus）发表的文章正好显示了西方国家的强盗逻辑，也折射出中国的软弱形象。 文章这样写道： ——“中国还不忘利用西方和伊朗的紧张关系，以极小的代价为自己谋取战略和商业利益”。 ——“伊朗像苏丹和津巴布韦等受到孤立的国家一样，成为中国获取能源的极好目标。其孤立地位增强了中国作为潜在商业伙伴的地位。虽然伊朗如同沙特阿拉伯，已经成为中国在中东最重要的伙伴，但北京不会冒战争风险捍卫伊朗”。 ——“制裁有望增加中国投资伊朗的成本，打击中国机构的盈利信心”。 以上这些话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基本看法：第一，西方抢占道德高地，把中国形容为谋利的小人；第二，蔑视中国的魄力和决心，认为中国不敢反对它们；第三，用制裁中国来威胁中国。这种言论说明，中国就是借更多的钱给西方，向西方买更多的飞机，也不可能换回感谢和尊重。...

天大研究院 编译 2012-02-14 全世界正注视着中国新领导人，看他是如何亮出对内对外的一系列组合拳，告诉世界中国的决心、中国的意见、中国的底线、中国的行动。 2011年《时代》杂志所挑选的世界上100位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名单中包括两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副主席和国防部长梁光烈。实际上，中共十七大以来的四年点多时间，外电有关习近平的深入报道并不多，这与习近平淳厚、稳重、不事张扬的性格有很大关系。 《时代》杂志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一篇评述文章中说：“冷战期间，学者通过分析俄罗斯新领导人的细微末节，来揭示他们可能采取的政治制度。如他们喜欢爵士音乐和苏格兰酒，就有可能被视为亲西方的改革者。猜谜游戏现已转移到中国和习近平，他57岁，将有可能在2012年被委任为中共总书记”。文章分析认为：“可以相信，习近平有改革派的冲动。他的父亲曾经是毛泽东的同志，三起三落。像大多数中国领导人一样，习近平是一个工程师，但他也有法律学位和广泛的知识，而他的很多同事在这方面是欠缺的。他的妻子是中国最著名的歌手之一，他的女儿在哈佛”。作者还说：“限制因素不在于他的意图，而是他的权力。40年来，随着中国的强大，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则有所下降。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再胡锦涛，每个掌门人都比他前任的权力小。无论习近平的观点是什么，他可能无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的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政治的进步”。 英国《卫报》在英国首相卡梅伦访问北京前夕，在一篇题为“习近平：带领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人”的报道中说：“傻子才会去预测谁将在未来10年入主唐宁街10号或白宫，如果谁敢冒大胆地去预测，那他就真该查查头脑是否正常。但中国则不同，除非时局大逆转，否则直到2022年，这最后一个共产党统治的主要国家，其未来的领导人已经落定。从2012年起的10年时间，中南海，这个中国领导人群体的驻地，为首的将是一个57岁的敦实的老党员，他来自那群50多岁、被称为‘太子党’的人士，他们的父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习近平妻子是一个流行歌手。他自2007年以来按部就班成为2012年的接班人，届时现任主席胡锦涛将结束10年任期”。以上评论表明，西方因习近平的接班，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不抱多少希望。文章也对中国政治运作充满好奇：“习近平上升到最高层，过程显然是不透明的。他被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任命为负责中国军队的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这一任命意味着习近平完全有条件担任三项最高级的工作：共产党总书记、国家主席和军事负责人。中国仍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国家，党的领导在政府之上。他善于调解矛盾，能和周围的人和睦相处，因此有很高的威望。” 文章又说：“习近平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意味着他的接班过程顺利。在2007年的党代会上，他被选入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排在被视为胡锦涛的钦定接班人李克强前面。然后，习近平被任命为国家副主席，而李成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文章进一步分析了新形势下接班人产生的新模式：“精英阶层努力寻找一种领导人产生的方法来避免一党制国家的缺陷，而一切都是那么理想。接班人的问题往往能导致竞争对手间的战争，尤其在毛泽东逝世后。但是，我们对习近平的当选几乎没有任何认识。显然，他是被最广泛接受的中国第五代新领导人，不仅对于目前的政治局常委会来说，而且包括大企业、既得利益集团和前党总书记江泽民。这个空前一致的领导人产生模式是在胡锦涛的治下发展出来的，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个人主义统治形成鲜明对比。”。 文章对习近平的家世和成长经历不惜笔墨加以描述：“他1953年6月生于中国西北部的贫困地区陕西省。他的父亲习仲勋是一个老共产党员，1959年到1962年任副总理，但是在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被贬。在毛泽东、红卫兵、四人帮手中，中国经历了十年动乱。因父亲的‘罪孽’，习近平被‘下放’到农村，还被拒绝加入共产党。在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赢得权力斗争，习家命运随之好转。习仲勋被任命为中国南部广东省省长，1978年年底在广东率先推行邓小平启动的市场主导的经济政策。习在深圳设立第一个经济特区，使一个靠近香港边境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万外来务工人员的制造中心。他的亲信里有胡锦涛。在其晚年，这位老共产党员表明了他独立的见解，如，对扩大改革的争论、对1989年镇压六四抗议活动的批评。习仲勋的这些自由言论没有阻碍他儿子的崛起。在1974年终于成为党员后，习近平进入一所北京的顶尖大学，在那里他毕业于人文及社会科学学院，主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教育。在学习了化学工程课程后，他到国务院（相当于政府）办公厅和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他以自己的方式在党内不断提升，他在中国中部、继而在东部沿海的福建省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从那里他转到邻省浙江工作。浙江省民营制造企业密布，他支持工商业发展，并赢得了反腐败斗争的声誉。2007年，在原上海市委一件重大的政治腐败丑闻被揭露后，他升任特大城市上海的党委书记”。 习近平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是在上海工作以后。文章指出：“习近平在2007年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搬到了北京。他负责2008年北京奥运会，督导香港以及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该校是共产党培训官员的最高学府。作为即将接班的下任主席，他已经访问了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和美洲。根据遇见他的人回忆，习近平温文尔雅、兴致勃勃、和蔼可亲。然而，在墨西哥访问时，他抨击‘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划脚。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样的情绪显示出他对过去三十年的经济成就的骄傲，以及对政府拿出1.2万亿英镑救援方案保持经济增长10％而感到骄傲”。 文章这样断言：“新的第五代领导人将努力克服其余的大问题，如需要找到一个更加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解决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巨大的生态破坏、根本上的政治问题腐败。这些都关系到共产党是否可以保持其权力，或者，如果中国要发挥其潜力，是否必须进行政治和法律改革。鲜为人知的是，习近平会如何处理这类问题。他和其他‘太子党’一般都与沿海高增长地区和大企业有联系。在西方，他们可能会同情呼吁政治和法律改革，但现在并没有这方面的证据。事实上，由于担心经济自由化将导致政治自由化，精英阶层和中产阶级为了维护他们在经济增长中所获得的特权，可能倾向于自我防卫的保守主义。如果习近平是这一阶层的代言人，他没有准备松开缰绳的迹象。去年，他在党内主管取缔任何异端包括网站的工作。今年5月，他告诉官员和学生，他们应该学习党的理论和避免‘空话’，因为‘不健康’的写作会损害效率”。 文章最后说：“如果不怀疑习近平2012年的继位，没有人知道他将如何使用权力。中国式协商一致的领导，可能意味着谁是党的最高领导都没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早已逝去。该国是由试图应付变化世界巨大挑战的管理者经营。习近平是中国未来十年的一个很好的象征”。 习近平与人说起他7年的流放生活时，曾平淡地讲过：“我比大多数人吃过更多的苦”。《纽约时报》在一篇文章里说：“从广泛的采访和中国官方出版物来看习先生的过去，他的崛起结合了政治敏锐性、家庭关系和灵巧的思想。就像他将运行的国家一样，他会更加灵活地保持共产党的首要地位，同时使经济增长成为党的主要工作”。该报还认为：“习先生可能比胡先生有更广泛的党内支持，可以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尝试新的思路。与此同时，不确定的是他怎么在权力越来越分散的系统里保持权威。习先生也比他的两位前任胡锦涛和江泽民先生在掌舵时，与军方有着更为紧密的关系。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主持中国最前沿的东部沿海地区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试验，其中包括吸引外资、私人公司中党组织的发展和扩大政府对优秀创业家的支持。这给了习先生那种政治和经济经验，这是胡先生登上高位后所缺乏的”。文章还说：“他比胡先生少了僵硬的话语，……与呆板的胡先生不同的是，习近平在最近几次发言中对西方进行了令人难忘的攻讦，他曾经警告对中国崛起的批评：‘停止对我们指手划脚’，但他的女儿化名就读于哈佛。习先生的上位，是通过建立高干的支持，特别是江泽民集团的支持，同时培养谦逊和自力更生的形象，尽管他有显赫的家庭关系”。 《纽约时报》的文章以习近平处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力项目的方式为例，推崇他为务实作风的集中代表。文章写道：2002年，在他还是一个沿海省份福建的省长时，美国柏克德公司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已投入近7亿美元的一个项目因与规划官员的纠纷，在失败的边缘摇摇欲坠。在回避外企高管要求会见的一再请求后，习先生同意于省长官邸就这个项目和美国商业顾问一起谈谈。这位美国商业顾问的父亲在20世纪40年代就结识了习先生的父亲。习先生解释说，他不能为争议而干涉其他官员的权力。但他表明，他密切关注和支持该项目，并承诺在双方达成协议后，满足投资者的要求。这达成了一个妥协，允许电厂开始运作。顾问希尼•小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 Jr.）说：“我想，这个人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该报还提到，习近平在2003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许多务实的思想扎根于那时，而且还对我产生永久的影响”。他对西方的看法仍然难以猜测。根据“维基解密”得到的外交电报，他曾经在晚餐时告诉美国驻中国大使，他喜欢好莱坞关于二战的电影，因为有正义感。他和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讨论别的问题时，意想不到地批评一些中国电影制片人忽视了他们应该促进的价值体系。2009年访问墨西哥时，他在海外华人听众面前，捍卫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成绩。他表示，他不耐烦外国人担心中国成为世界上的新力量。”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中国研究兼职高级研究员潘文（John Pomfret）说，对习近平的民族主义有一些小的担心，两年前他在墨西哥的一些评论，相当民族主义和大气。“……美国人为什么要窃听我们呢？看看我们是如何成功的。我们是你们的学生，现在我们是你们的老师。”另一位专家杰罗姆•柯恩（Jerome A. Cohen）说，如果公众的压力足够大，胡锦涛的接班人习近平，可能更适合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尽管中国的经济形势已大为改善，但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争取民主变革的压力已从底层发起。贫富的巨大差距“正在促使巨大的不满蔓延，有些领导人将不得不肩负更多重任，而不仅是改善经济和社会条件。” 西方对习近平接班以及接班后的中国政治走向，颇费猜测。《华盛顿邮报》的基思（Keith B. Richburg）写道：中国领导人在等待一个著名革命家的儿子习近平接班，他成长中经历的痛苦比特权多得多。……问题是，习近平一旦上台，是否会选择效仿他的父亲，作为一个政治改革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2-10 香港社会当前正在讨论是否增建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的问题。但即使一切顺利，香港机场按计划于2022年起三条跑道同时运作，到2030年前后又将面临跑道容量饱和的问题。与大珠三角其他机场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分工，是香港机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 香港社会当前正在讨论是否增建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的问题。但即使一切顺利，香港机场按计划于2022年起三条跑道同时运作，到2030年前后又将面临跑道容量饱和的问题。考虑经济成本和环境保育的因素，香港机场再扩建第四条跑道的机会不是很大。与大珠三角其他机场进行实质性的合作分工，是香港机场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选择。 面积仅两万多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半北京市的面积)的大珠三角地区，目前有七个民用机场，包括香港、深圳、广州、澳门、珠海五个国际机场和惠州、佛山两个国内机场。由于这个地区空域资源紧张，空域管理又处于分割状态，各个机场之间缺少良性互动和协调，被称为处于“战国七雄”的混战状态。 目前，大珠三角五个国际机场的沟通机制是定期召开的大珠三角五大机场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机制虽然就多项提议进行探讨，但属于论坛性质，实质合作进展不大。大珠三角机场之间缺乏实质性合作的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是这些机场分属“一国两制”下的三个不同行政区，行政管理权上的差异令合作不易进行；第二个是各个机场之间的利益和目标不同，增加了合作的难度。要解决这些困难，需要中央政府出面协调。 三地机场合作的可能与障碍 大珠三角七个机场中，由于惠州和佛山机场规模较小，因此能否合作主要取决于五个国际机场。这五大机场中，香港机场与广州机场进行实质性合作分工的难度最大。首先，广州机场与香港机场距离最远，往来不便。其次，中国民用航空局将广州机场定位为中国三大门户复合型枢纽机场之一，另外两个门户枢纽机场分别是北京国际机场和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这意味着广州机场在未来发展规划、前景和功能定位上都与香港机场较相似，互补性较小，两大机场未来合作空间不大。 珠海机场和广州机场相比，与香港机场的直线距离略短一些，而且港珠澳大桥会将珠海机场与香港机场相连。但珠海机场地处珠海市西端，即使港珠澳大桥建成，香港机场与珠海机场之间的车程需要1个小时左右，远多于到澳门机场的时间。而且香港机场虽然已经接手珠海机场的经营管理，但珠海机场在客货运上与香港机场没有实质联动。 澳门机场距离香港机场比较近。港珠澳大桥建成通车在即，若大桥实行方便的出入境政策，澳门机场与香港机场之间车程将缩短至约20分钟，大大提高了两机场往来的便捷程度。澳门机场过去主要依靠海峡两岸的转机旅客和货物，在两岸三通实现后，澳门机场的客货流量急剧下降。如果能将部分香港的客货空运分流到澳门进行，对提升澳门机场的使用量有很大帮助。此外，澳门机场目前廉价航空发展迅速，在业务结构上与香港机场互补程度较高。 深圳机场距香港机场只有37公里，而且两地已开始研究修建连接两机场的西部快速铁路，并已列入“十二五”规划中。如果该项目得以实施，深圳机场到香港机场的旅行时间将缩短至20分钟内。此外，深圳机场目前以经营国内航线为主，与以经营国际航线为主的香港机场在业务合作上空间较大。 从技术角度出发，香港与深圳及澳门机场合作存在较大的可能性。但这里面还存在一些重大障碍，需要中央直接协调。 一直以来，香港机场希望同深圳机场以股权合并的方式合作，并成为控股股东。深圳机场近年来发展速度较快，因而对港方期望的合作模式持不同意见，对香港机管局作为控股方有所保留。两者在合作模式上的意见不一致，成为香港与深圳机场合作的主要障碍之一。 对于澳门机场，目前香港和澳门政府都没有主动提出合作意愿。虽然澳门机场连年亏损，但博彩业令澳门政府保持较高财政盈余，澳门当局没有财政压力，因而对于香港机场合作没有迫切需求。此外，澳门机场股权结构复杂，要协调利益比较困难，这都是香港同澳门机场合作时需考虑的问题。 由于受航权所限，国泰和港龙等香港的航空公司不可能到深圳或澳门机场经营往来其他城市的航线。尤其是在构想的港深机场分工模式中，如果香港机场主攻国际航线，把飞往内地城市航线的市场交给深圳机场，这就意味着以香港为基地的、经营香港与内地城市航线的航空公司不得不淡出大部份往来内地城市的航线。这是以香港为基地的、经营香港与内地城市航线的航空公司不愿意见到的。 由于香港机场与深圳机场、澳门机场合作存在困难，需要中央政府协助。只有在中央政府支持下，将香港机场与深圳、澳门机场的合作分别纳入大珠三角有关合作框架中，才能尽快展开与两机场实质合作项目的商议讨论。 三方面推动港深机场合作 根据现实情况，香港与深圳机场的合作可以分别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是由中央政府召集香港和深圳机场管理当局会商，寻求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商业合作模式。早于2001年，香港机管局已建议大珠三角内五大机场必须进一步融合，发挥各自优势。当时香港机管局与深圳机场洽谈合作，包括股权互换等。然而，由于双方对合作方式认知上的差异，令港深机场的合作未有重大进展。如果港深机场的合作要进一步推动，需要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民航总局以及广东、深圳地方政府共同参与，推动有关合作的谈判，并进一步加快落实港深西部快速轨道建设的可行性研究。 二是香港与深圳在洽商基础上为两地互设异地航站楼提供便利。目前两机场互设便利性转运服务，主要用于旅客接驳目的，尚未有异地旅客登机服务。例如现时旅客飞抵深圳机场，可以在有关柜台办理登机手续及领取登机证，但是仍需自行携带行李到香港机场转机。建议未来逐步扩展异地服务范围，如增设行李托运、免费穿梭巴士等异地登机服务。这些措施为乘客提供更多便利，奠定两地机场未来合作的基础。 三是研究以香港为基地的航空公司获取从深圳往来内地其他机场的航权的可能性。要取得这方面突破，需要中央政府授权，通过CEPA（内地和香港更紧密的经贸安排）协议来进行。香港特区政府可在与中央政府有关部委讨论，在中央政府支持下，推进航空领域CEPA的签订，搭建香港同内地在航空业上的合作框架协定，在深圳向香港的航空公司开放内地市场的航权。 筹谋港澳机场战略合作 香港机场与澳门机场的合作，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冯崇义 2012-02-09 “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这两大标志性事件，既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时代思潮，也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在过去一年时间内所发生的“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是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的标志性事件。“阿拉伯之春”席卷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并使几个国家的政权易手；“占领华尔街”的浪潮则波及所有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城市，对这些国家造成不同程度的震荡。因为事态仍在演变过程之中，对这两大事件盖棺定论为期尚早。但是，及时地探讨、分析事件的深层含义，无疑会给世人带来有益的启示。在我们看来，“阿拉伯之春”和“占领华尔街”这两大标志性事件，既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的时代思潮，也体现着二十一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阿拉伯之春”展现民主新潮 “阿拉伯之春”的称谓，由“布拉格之春”引申而来。之所以有这种引申，是因为两者在本质上的一致性。顾名思义，“阿拉伯之春”与“布拉格之春”一样，都是世人公认的、以追求人权和民主为主调的民主运动。因为“阿拉伯之春”肇始于以茉莉花为国花的突尼斯，而且该国率先成功地实现了和平变更政权的宪政转型，因而“阿拉伯之春”也被广泛地称为“茉莉花革命”。 “阿拉伯之春”作始也简、将毕也巨，阿拉伯世界从此不复旧观。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未满而立之年的年轻小贩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因遭受城管警察的粗暴对待，自焚身亡。此举引起突尼斯普通大众的同情，也引发了突尼斯人民对腐败专制政府的怒火，纷纷走上街头抗议、要求总统下台。已经柄政23年的总统本•阿里按惯例动用国民卫队镇压抗议民众，非但未能将民众压服，反而激发民众更大规模的抗议和国民卫队的不满，整个政局迅速失控。事发不到一个月，无奈的总统本•阿里于2011年1月14日深夜黯然去国、飞往沙特避难。政治强人倒台之后，突尼斯人民迅速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新政府、建设自由民主新秩序，成为阿拉伯世界新一轮政治民主化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突尼斯民主运动的意外胜利惊动了世界，更给阿拉伯世界的民众带来示范和鼓舞。本•阿里倒台不出两周，埃及各大城市从2011年1月25日起爆发了一浪高于一浪的街头示威、游行、集会、罢工等反政府活动，卷入民众数以百万计，强烈要求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下台并立即结束军事戒严，实现民主、自由和正义。特别是集中到埃及首都开罗胜利广场上集会示威的男女老少和社会各阶层人士，长期和军警对峙并迫使军方让步而做出不向民众动武的承诺。反政府抗议18天之后，在位30年而顿时内外交困、孤立无援的穆巴拉克总统于2011年2月11日辞去总统职务并将权力移交给埃及军方组成的最高委员会。埃及的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事宜正在密锣紧鼓地进行之中，最高委员会向世界庄严承诺，一俟按照民主程序产生的平民政府建立起来便立即移交权力，尽管在民主选举中居于优势的“穆斯林兄弟会”能否在埃及的宪政转型中实现自身的民主转型尚有待观察。 政权在民主运动中基本上和平易手的另一个阿拉伯国家，是位于阿拉伯半岛南端的也门。在2011年2月以后，也门连续不断的爆发要求总统萨利赫下台的大规模示威，以首都为中心并波及全国各地。萨利赫总统于4月23日接受民众的要求，同意在30日内辞去总统职务。后来几经反复，直到11月23日晚，在总统职位上柄政长达33年之久的这位政治强人终于认识到无可奈何花落去，在沙特签署协议，将权力和平移交给副总统，很不情愿地退出政坛、流亡异国。当“萨利赫时代”终于落下帷幕之后，也门向宪政民主的和平转型也已拉开序幕。 利比亚的转型则经历代价惨重的内战。在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下台3天之后，夹在埃及和突尼斯之间的利比亚在2011年2月15日开始爆发反政府抗议浪潮，要求军事狂人卡扎菲下台。卡扎菲政府派出精锐部队和雇佣军将示威民众定罪为“卖国贼”进行残酷镇压，使抗议活动迅速演变为武装叛乱，并酿成政府军队和反对派武装的全面内战。2011年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维护人权和平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为由，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由欧盟牵头的十多个国家参加对利比亚的军事干预，使利比亚政府的空军和装甲部队陷入瘫痪。经过半年多的苦战，反对派武装逐步占领全国并于10月20日俘虏、击毙卡扎菲。反对派所组成的临时政府迅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正在筹办民主选举事宜。 与此同时，阿拉伯世界的其他绝大部分国家，诸如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巴林、约旦、毛里塔尼亚、沙特阿拉伯、阿曼、苏丹、摩洛哥、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伊朗等，也发生了规模不等的民众反独裁、争民主游行示威，尽管没有导致政权易手。整个事态仍在发展过程之中，叙利亚处于内战边缘，军人倒戈而加入反对派阵营的人数越来越多，阿萨德政权恐难保全。伊朗的局势也非常微妙，反对派民众的抗议和欧美的制裁结合在一起，有可能会使操控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民粹主义而对西方采取强硬立场的内贾德政权垮台。 “阿拉伯之春”为世人所始料未及，却清晰地体现着政治民主化这一势不可挡的时代潮流。当今世界三分之二以上的国家都建立了宪政民主制度，那些依然停留于专制独裁制度之下的国家，也或明或暗、此起彼伏地涌动着追求宪政民主的大潮。在世界三大宗教之中，佛教以“众生平等”为根本教义，与现代自由民主思想不谋而合，从来不会成为政治民主化的阻力；基督教在中世纪形成教会特权和神权统治，疯狂迫害异端思想，曾经是自由民主的劲敌，但是经过“宗教改革”运动的华丽转身，已经彻底转化为与现代自由民主相辅相成的宗教和精神力量。唯独伊斯兰教内部的顽固保守势力拒绝接受自由民主思想的洗礼，顽固地抵制包括宪政民主在内的现代文明，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民主化的严重阻碍。正因为如此，世人对阿拉伯世界的民主化进程素来悲观。在阿拉伯民众争取民主的过程中，阿拉伯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们都毫无例外地指责“西方的操纵”。其实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形是，在“阿拉伯之春”初期，欧美各国进退失据、观望徘徊。欧美各国在阿拉伯世界的长期方针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作为头号天敌而对世俗化独裁政权优容有加，宁可容忍甚至支持军事独裁政权而防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借民主化之机建立神权统治。“阿拉伯之春”再次表明，宪政民主绝不限于“西方文明”，阿拉伯世界的广大民众对自由民主的向往和追求绝不亚于其它文化圈中的民众，尽管自由民主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最后胜利还要假以时日。 “占领华尔街”昭示政经困局 在2011年与“阿拉伯之春”相映成趣的是“美利坚之秋”。从2011年9月中旬开始，以失业青年为主体的广大民众集中到美国金融中心纽约华尔街游行示威，而且部分示威民众到附近的广场安营扎寨，以抗议华尔街金融界为富不仁、贪婪无度。类似的抗议游行示威和占领行动迅速扩展到美国各大城市及欧美各国各大都会，可谓声势浩大、波澜壮阔，被媒体称为“占领华尔街”运动。更有一些人将“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等量齐观，断言“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一样，也会演变成政治革命。 不可否认，“占领华尔街”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启迪和影响。表面看来，“占领华尔街”与“阿拉伯之春”确有一些相似之处。比如，两者都是经由一个地方的示范作用而发生广泛的蝴蝶效应，并迅速越过国界向同类国家蔓延；两者都是以青年人群为主导的民众自发抗议行动；两者都是以当代全新的社会媒体和电子通讯技术为组织和动员手段，并以这些社会媒体和电子通讯技术向社会各界广泛传播自己的理念和诉求。 但是，两者的相似之处也仅仅停留于表面，在深层原因、社会基础、政治诉求、社会后果等关键方面都迥然不同。“阿拉伯之春”的深层原因是长期的专制统治造成广大民众对政府的疏离和仇恨，加上自由民主理念借助新社会媒体的广泛传播使民众的人权民主意识普遍觉醒，而“占领华尔街”的深层原因则是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国家出现市场和政府同时失灵的困局；“阿拉伯之春”以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为深厚的社会基础，有广泛而持久的社会支持，而“占领华尔街”虽然号称“代表99%”的公民，但它只不过是“小众运动”，与西方世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边缘人群所主导的诸多围绕族群平等、性别平等、环境保护等社会问题而兴起的各色各样的“新社会运动”一样，带有浓重的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色彩，并没有劳工阶级或中产阶级的社会支撑，声势浩大而实际参加人数很少，公民社会领域的劳工团体和其他职业团体都没有直接卷入；“阿拉伯之春”有非常鲜明的政治诉求，要求独裁统治者下台、以民主制度取代专制制度，而“占领华尔街”除了抗议大公司、特别是金融界的贪婪，基本上没有纲领、没有组织，没有鲜明的政经诉求，更谈不上政治解决方案；“阿拉伯之春”有足够的力量经受政府的镇压、甚至于越镇压越强大，直到取得实质性成果，而“占领华尔街”尽管表面上热闹非凡、有泄愤出气之效，但“占领”行动因为没有公众的广泛支持而迅速冷却并销声匿迹。 由此可见，尽管由民生之困所引发的“占领华尔街”具有不容置疑的正义性，也得到一些知名学者、社会名流、甚至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同情和支持。但是，将“占领华尔街”当成一场政治革命的所谓“人民革命”、“华尔街革命”等等说辞，都不过是哗众取宠的皮相之见。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占领华尔街”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这种说法显然也言过其实，将一些暂时现象无限夸大。西方社会一些左派小团体、特别是托派组织，死死抱住那种将一切事务都化约为“根本矛盾”的一元化思维，将西方社会的一切弊病都化约为“罪恶的资本主义制度”，每有风吹草动就兴高采烈地高呼“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到来。西方社会对于这一类话语和行为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 当然，“占领华尔街”毕竟以一种相当喧嚣的方式反映了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政经困境，而这一困境几乎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社会内部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所以也不能小看。要透彻地理解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困境，又得追溯到当代西方的社会性质、社会结构以及西方各国的施政方针在社会民主主义和新古典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两端之间的拉锯战和钟摆（笔者特意采用“新古典自由主义”这一概念而不采用更为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是为了避免概念混乱。历史上的New Liberalism别有所指，它要求扩大政府干预和管理社会和经济的权力和责任，以救助贫弱人群、维护社会公正，其运思方向及价值取向与Neo-liberalism大相径庭）。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当代西方社会，既可称为“新资本主义”社会，也可称为程度不等的社会民主主义社会。这种社会从阶级结构上说不再是由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垫底的金字塔形社会，而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社会。这种社会由中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为主导，中间偏左的政党相对偏向于劳工阶级和社会民主主义，中间偏右的政党则相对偏向于企业主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当贫富差距扩大造成劳工阶级强烈不满的时候，选民的民意和施政方针向偏左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倾斜；而当企业竞争力不足、经济活力衰退的时候，选民的民意和施政方针则向偏右政党和新古典自由主义倾斜。倾斜也只是相对而言，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者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妥协，偏左的政府再左也不会根本动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偏右的政府再右也不能摧毁基本的社会福利。 顾名思义，社会民主主义是旨在将民主和社会主义融为一体的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主义是当代西方社会主义的正统，其基本价值与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主义多有交叉重叠，诸如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主权在民、理性至上等等，在欧洲本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共享的价值。社会民主主义追求对自由主义的超越，却恰恰与自由主义存在传承和互补的关系。社会民主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学说和理想目标，也是一种社会运动和政治实践，有过曲折发展的历史。最初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曾经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也曾主张全面的国有化。在后来的社会实践中，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经济思想越来越温和，完全放弃了公有制和国有化的主张，而是主张建立公私兼顾的混合所有制、混合经济、宏观调控和福利国家（welfare-state）。与此同时，社会民主主义者自始至终拥护议会道路和宪政民主，特别是坚决反对极权主义统治。 以1924年英国工党领袖麦克唐纳出任首相、组阁执政为起点，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成为赢得多数选票而单独执政的执政党或与友党分享政权的执政党。成就最大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自从1932年在大选中获胜组阁，创造了连续执政半个世纪的辉煌纪录。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执政的实践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他们原来的社会主义理念具有诸多的乌托邦成分，教条主义地付诸实践只会事与愿违，因而逐步推延或放弃了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制及全面推行计划经济等等在他们看来不合时宜或有害无益的理念。社会民主主义阵营内部一直就有人认为，崇拜公有制和敌视市场经济，是把手段与目标混为一谈。社会民主主义的目标是人人平等与社会公正，至于公有制和私有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类，都不过是随时可以替换的手段。 执政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所追求和推行的“社会民主”和“社会政策”体现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厉行政府宏观调控来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平衡，通过大规模的政府公共开支、举办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实施来创造“有效需求”，哪怕是实行“赤字财政”。现代经济学中“凯恩斯主义”，既是对社会民主主义者执政实践的经验总结，更反过来有力地指导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实践。另一个方面是构建由累进所得税、劳工立法、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失业津贴及培训等多种机制构成的“福利国家”，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改善劳工大众的地位和生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并有效回应新自由主义的挑战，社会民主主义者在二十世纪末以来又在“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下再次更新了社会民主主义，变得更加柔软灵活。 社会民主主义在西方的实践使西方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变得面目全非。普选权、劳工立法和种种社会政策使资本家的财富与权力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削弱，工薪劳动者的权力、地位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福利国家”的种种措施有效地消灭了赤贫，而在相当程度上实现了社会的共同富裕；“混合经济”和促进“产权社会化”的各种举措，使“有产阶级”越来越大而“无产阶级”越来越小；普选权、混合经济、福利国家等制度安排的组合，其整体社会效果是使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大多数穷人和少数富人组成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以职业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形新社会结构。既然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与正统社会主义者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早就不可同日而语，将当今西方社会继续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已相当勉强，倒不如称为社会民主主义社会更为恰当，尽管西方各国的社会民主化程度不尽一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2-02-06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敌人是伊朗，但要有效地对付伊朗，必先制服叙利亚；叙利亚和伊朗都是俄罗斯的盟友，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发挥影响力的两个着力点，俄罗斯当然不会坐视盟友被改变成敌人。美俄之间围绕叙利亚的较量因而不可避免。 俄罗斯和中国双双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关于叙利亚局势的决议案，对美国的中东战略是一大挫败，同时更阻碍了美国对伊朗的战略步骤。对这一决议案，俄罗斯自始至终坚持强硬立场，使安理会出现了难得一见的相互制衡格局。而中国给予俄罗斯的支持与配合，则强化了这种格局。 安理会决议案的内容在名义上是阿拉伯国家提出，但实质上却是由美国策划和主导。因此，安理会此次出现的激烈外交战，实际上是美俄之间的对决。在此过程中，美国拉拢了安理会13个成员国，俄罗斯只得到中国的呼应，显得寡不敌众。但俄罗斯有效利用了否决权的威慑力，反而使自己一直占据强势地位。 首先，在正式表决之前，俄罗斯迫使美国做出了重大退让，使之同意删除草案中关于要求巴沙尔总统交权、对叙利亚实施武器禁运这两大关键内容；接着，在表决之前的最后一分钟，俄罗斯突然提出要进一步修改决议案内容，要求删除关于叙利亚政府军必须从所有城镇撤回到军营的文字。美国始料不及，不愿再作让步，结果正中俄罗斯下怀，俄趁势投下否决票。 由此可以推断，俄罗斯无论如何都要阻止决议案的通过，似乎是早已决定的方案。它在投票之前的最后关头突然对决议案再提异议，只不过是故设圈套，让美国措手不及，中了埋伏。至于中国为何要加码否决，一是中国的外交原则使然，二是中俄之间似乎已事先达成默契。 安理会的这场外交对决以俄罗斯胜利而告一段落，但这是暂时的局面。美国绝不会就此认输，它和俄罗斯之间更加激烈的较量还在后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俄罗斯否决西方国家的决议案，意味着它主动担起了解决叙利亚问题的责任。换言之，俄罗斯既要确保巴沙尔政权不被推翻，又必须帮助叙利亚结束内战，恢复和平。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绝不会坐视俄罗斯轻易得手，势必会进行更大力度的干扰和阻挠，包括进一步武装叙利亚反对派、加固对叙利亚的经济封锁和外交孤立。 其二，巴沙尔政府能坚持多久目前是一大疑问。退一步说，即便内乱平息，政权得保，西方国家还是不会放弃促其下台的目标。这将使俄罗斯长期背负着保护巴沙尔的包袱。而保护巴沙尔，显然意味着俄罗斯继续与西方国家对抗。巴沙尔政权坚持多久，美国和俄罗斯的较量也将持续多久。 其三，俄罗斯总统大选即将举行，反普京示威活动再次爆发，西方国家有可乘之机。除了在叙利亚问题上丑化和孤立俄罗斯之外，美国势必会加紧怂恿和利用俄罗斯的反对派势力，搅乱大选前后的政局，使俄罗斯自己也陷入动乱之中。可以预料的是，在叙利亚和自己内部事务上，俄罗斯将受到西方国家的两面狙击。 美国为什么和巴沙尔过不去？为什么一定要让他下台？笔者在下文简要分析一下原因。这样，我们就能更清楚地了解美俄之间的较量为何不可避免。 首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最大敌人是伊朗，但要有效地对付伊朗，必先制服叙利亚。叙利亚和伊朗已被西方和阿拉伯世界完全孤立，只要其中一个政权崩溃，另一个将立即陷入唇亡齿寒的困境中。由于叙利亚政权比较虚弱，西方国家自然要先对叙利亚下手。只要把巴沙尔赶下台，对付伊朗时就事半功倍。如今，俄罗斯的否决票打乱了西方的战略步骤，美国岂能就此罢休？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叙利亚和伊朗都是俄罗斯的盟友，是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发挥影响力的两个着力点。如果叙利亚现政权被推翻，俄罗斯在该地区就将失去半壁江山。假若伊朗也跟着改朝换代，变成美国的朋友，那么，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就将消失殆尽。俄罗斯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坐视自己的盟友被改变成自己的敌人。 把以上两点纳入思考之中，我们就更加明白，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推翻巴沙尔政府，为什么俄罗斯在安理会上动用了否决权。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2-02 一般来说，每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不管他出自哪个党，选举时都喜欢拿中国说事，上台以后又是另一回事。但是，这一次两党候选人都不是说说而已，每个候选人都想在中国问题上捞取政治资本。此次大选将会深刻影响中美关系。 虽因计票错误,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Mitt Romney)不再是艾奥瓦州党团会议预选赢家，但一月十日，他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争夺战中，以较大优势胜出,终于扳回一城。一月二十一日，在美国南方保守派重镇南卡罗来纳州,他却以27.9%比40.4%落败于前众院议长金里奇（Newt Gingrich）。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初选,首次出现连续三州各有不同参选人胜出的分裂局面。随着巴克曼、凯恩、洪博培、佩里的退出，目前还剩罗姆尼、金里奇、瑞克（Rick Santorum）、保罗（Ron Paul）四位参选人。这一态势使呼声较高的罗姆尼和金里奇之间的缠斗，更加白热化。 罗姆尼代表共和党保守派基本面 一月十二日的《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民调（Exit Poll）数据显示，罗姆尼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成功，归因于党内保守派、茶党甚至反堕胎者等派别的支持。他的得票率分布如下： 保守派党员 42% 较保守党员 48% 非常保守党员 33% 在堕胎和同性恋方面的保守党员 38% 回归茶党的党员 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