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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胡慈贯 2011-12-02 从学理和实务经验上看来，两岸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所能够达成的和平协议可能是多样性的（复数），但也可以是终极式的协议（单数）。 正当蓝绿两大阵营为明年一月台湾大选打得如火如荼之际，马英九10月17日在宣布“黄金十年”政策时，突然提到两岸和平协议一事。此事立刻引来国际媒体的关注和台湾内部的争议，民进党则紧接着就此展开批评攻击。结果，“总统府”于19日发表紧急新闻稿，20日晨马英九再度亲上火线，说明不排除以公投方式处理此一问题，后来又再说不要说未来四年，甚至十年此事恐怕都不易实现。有关两岸和平协议，问题越来越复杂，条件越来越多。 其实，若从原则面、战略面来看，没有人能说马英九的主张有任何错误，因为台湾民意确实有希望两岸关系稳定化、机制化的主张，即使连民进党也不敢说反对两岸应达成和平、和解共识，建立某种可长可久的机制。但若就战术面而言，许多人就认为，马英九在选前丢出这一具有潜在争议性且极易被对手阵营炒作的话题恐怕未必得宜，后来马英九的民调节节下滑恐怕多少都与这种不必要的战术性失误有关。 和平协议其实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相当复杂的问题，两岸迄今连政治性的对话都还没有正式展开，更不要说是难度更高的政治谈判。从政治对话到政治谈判之间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而且期间还要讨论两岸定位、结束敌对状态、建立军事互信这些问题。在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头绪之际，却突然丢出一个一般认为比较属于终级式或较高阶的和平协议，实在让人有点莫明所以，难怪在台湾内部引起争议，让民进党抓着猛打。 西方相关研究可供参照 下面，笔者谨以西方有关和平协议的研究结果做为参考，来看看两岸未来在尝试签署和平协议时应该注意的事项，以及推动的步骤。西方的研究成果绝对与冲突无关，但其研究的对象遍及全世界的冲突地区，其所归纳出来的一些原则和经验法则对两岸决策当局应该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某种程度上来说，笔者发现，两岸当局未必熟悉外国的经验或理论，但在两岸互动的实践过程中，在很多面向上已经展现出了同样的作为模式，值得肯定。 遍查西方典籍，在谈到和平协议问题时，多半由相关国家的具体和平安排过程出发，如以巴冲突、苏丹达富尔问题、斯里兰卡内战、越南停战协议、南斯拉夫分裂冲突以及海地、索马里内乱，探讨不同地区和国家和平协议安排的困难及其失败的原因，各具参考价值。其中，尤以联合国政治事务政策计划小组负责的联合国维护和平数据库中的《和平协议》（Peace Agreements in UN Peacemaker Databank, Policy Planning Unit,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ffairs, United Nations）及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全球危机解决中心（Global...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1-12-01 在台湾，三只小猪象征什么挑战呢？正好用英文的猪字pigs，非常传神贴切地变成可以形容民进党的四个英文单词的前缀，那就是Parochial，Incompetent，Greedy与Shortsighted，翻译成中文就是地方主义、无能、贪婪、短视。 蔡英文的民调支持度急起直追，在街坊印象中，是三只小猪的故事立了大功。从小女孩捐出自己的小猪扑满开始，蔚为风潮，如今一到造势会场，成百上千的选民纷纷将捐款放进扑满，在造势会场上捐给蔡英文，酿成感人的气氛。如果蔡英文真的因为三只小猪的故事而入主大位，或许真将成为台湾政治史的一个传奇。令人好奇的是，蔡英文在感到满足之际，是否真的体会到三只小猪给她的终极挑战是什么？ 在欧盟，“欧猪五国”（欧元区的葡萄牙Portugal、意大利Italy、爱尔兰Ireland、希腊Greece和西班牙Spain，合称piigs)带来的是难以跨越的金融财政挑战，成为欧盟的灾难。同样是猪的故事，三只小猪比“欧猪”似乎正面得太多了，其实又未必如此。在台湾，三只小猪象征什么挑战呢？正好用英文的猪字pigs，非常传神贴切地变成可以形容民进党的四个英文单词的前缀，那就是Parochial，Incompetent，Greedy与Shortsighted，翻译成中文就是地方主义、无能、贪婪、短视。 蔡英文的五个“都要反” 地方主义指的当然就是反中、反华不遗余力，形成了五个“都要反”：凡是有助于提升与大陆交往的，必批评其为朝贡而都要反对；凡是可能与大陆达成协议的，必羞辱为投降而都要反对；凡是遇到大陆让步的，必指控是阴谋而都要反对；凡是有大陆来台洽商的代表，必包围抗议而都要反对；凡是到大陆经商求学的，必怀疑其忠诚而都要反对。这等于是，以敢于破坏两岸关系，当成是执政能力的证据与竞选的政策政纲。 比如，之前蔡英文拿马英九父亲的骨灰坛做文章，最近她又质疑北京替马英九助选，指控北京对台采购都是假采购，如此昧于事实，就试着靠自编剧本做决策。到现在，民进党还继续在把自己贪污的过去，编织成是马英九贪污的故事，让支持者感觉是戳穿马英九而高兴。这样的视野偏狭，正是导致扁朝当政后一夕脱离群众、脱离世界的沉疴，自己深居简出的蔡英文，如何摆脱自闭？ 无能指的是提不出可行的治理政策。事实上，民进党在之前的八年执政中，便极少投资于基础建设，大量的预算用于政治分赃。对于已经进行的投资任意喊停喊卡，对于公务员不信任，巧立各种体制外决策机构，照顾红顶商人利益，然而对于整体发展的规划停摆，部会首长三日京兆，进出内阁如车水马龙，经济倒退，自杀率上升。迄今，蔡英文对于陈水扁任内的人事行政没有检讨，对于扁朝官员继续重用，“不分区立委”名单遭到旧势力把持，对于公务员体系依旧疏离。蔡英文脍炙人口的口头禅，就是“要再检讨”或“要多听各方意见”，现在竟然已沦为政论名嘴模仿的口头禅。 缺乏长远政策规划能力 贪婪就更不必说了。民进党执政时期因贪污遭起诉的政务官多如过江之鲫，迄今蔡英文拒绝对扁朝时期的贪污进行检讨。如果陈水扁家族的贪污肇因于他自己家族的特性，无关制度因素，那么一个个其他政务官的贪污加在一起，就不能说是某个个人或家族的特性使然了。民进党这样的揽权贪污文化由何而来，不认真加以检讨，就不能根治。 以蔡英文对苏嘉全弄法打造农舍的行径无以为对，几乎可以预测她若是组成了政府，一旦面对疾呼不可避免的贪渎泛滥，岂能控制？如果她能认真分析民进党的贪污文化，提出不论是真是假的分析，让从政党员有所警惕，起码拖延贪污爆发的时机，则扁朝的滥权纵欲便可多少克制。但如果她像现在这样拒绝研析诊断，再执政后，必将目睹更进化的贪污手法。 所谓短视，指的是蔡英文总是拒绝在长远的政策规划上提出意见。她只有感性的台独诉求或主权诉求，没有政策路线图。扁朝政策就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端。对于不符合感性目标的施政，或不信任的对象如马英九，她也不提出相对的治理政策。她有的是抽象笼统的态度，如“和而不同”、“包容国民党”、“台湾共识”等，以及诸多防卫性的想法，主要是针对两岸关系如何降温，如何设置安全阀等，因而只能分析局势是否会不利于台独，而不能制定具体的政策迈向目标。 如果蔡英文能因为三只小猪的所谓传奇，后来居上，攫取名器，她也恐怕将因为三只小猪的挑战，而困于自己的施政视野过于地方主义化，仰赖编故事自我陶醉、自我恐吓，没有预算与执行能力，没有自我控制能力，没有长远规划能力，而继续流于贪污无能。要超越于此，蔡英文首先要务实回答的具体问题是：民进党主政时为什么会如此贪污？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路线图的目标及路径为何？民进党的影子内阁能否摆脱私授或派系分赃？民进党的反华与和平诉求之间的平衡如何界定？《台湾观察》2011年11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11-29 香港如何振兴自己的文化产业，需要有新的思维，特别是要针对香港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的三大瓶颈，即土地和房租成本高、缺少资金的支援和政策扶持、本地市场狭小，制订有针对性的对策。 在全球经济进入以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时代下，文化产业蓬勃兴起。文化创意产业具有创新性、产品增值高、环境污染少、资源能源消耗低等特点，正是因为这些优势，发展文化产业成为促进许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软实力的重要选择。 中国政府也已经作出战略决策，把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2011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构筑“文化强国”的重要决定。目前，全国多个大中型城市都纷纷制定针对本城市的文化产业未来发展规划。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苏州等城市，更将文化产业其作为“十二五”规划中的重点产业予以扶持。 文化产业对于正在积极谋求产业多元化的香港来说，也有特别的意义。在历史上，香港在文化产业的发展上也有过辉煌的一页。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一直是整个东南亚地区最重要的电影、电视、流行音乐、表演艺术和商业设计的中心，对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初期的流行文化的发展，也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 但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区内其它城市都大力提倡文化创意产业，竞争日益激烈。而香港本地文化创意产业市场规模较小，加上房屋租金和各种成本较高，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日益缩小。同时，香港政府对文化产业提供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有限，这就造成了缺乏鼓励年轻人和有志者学习及投身文化产业的环境，香港成绩好的学生大多选择金融、法律、医学等实用、赚钱快的科目，而很少考虑投身文化事业。 香港政府也希望香港在文化产业上能有所作为，并将其列入香港计划发展的六大优势产业之一，但无论从产业规模还是政府支持的力度上，香港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于中国内地的主要城市。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为例，2010年，文化产业在这三个城市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分别为12.3%、9.8%和7.8%，而香港只有4.1%。以文化产业所创造的增加值来比较，北京、上海、广州分别为1692.2亿人民币、1673.8亿人民币和719.4亿人民币，而香港同期只有665.1亿港币，也是四个城市中最低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香港如何振兴自己的文化产业，需要有新的思维，特别是要针对香港发展文化产业面临的三大瓶颈，即土地和房租成本高、缺少资金的支援和政策扶持、本地市场狭小，制订有针对性的对策。 提供更多专门用地 现在香港的文化艺术创作主要是利用香港旧工业大厦来进行的。这些旧工业大厦的租金比一般的商用大楼要低廉不少。但是港府在过去几年中，推出了活化旧工业大厦的措施，鼓励发展商把旧工业大厦改建为商业设施，发展酒店、商场等项目。这个政策产生的一个副作用是旧工业大厦的租金不断上升，迫使很多文化和创意产业的企业不得不四处搬迁。 因此，香港政府必须另辟蹊径，为文化产业的企业提供更多的专门用地。港府除了应加快西九龙文化专区的建设，还必须考虑开拓更多地区，如边界禁区等地的土地，让更多文化创意产业的企业、学校等集聚，形成规模。 港府还可以在市区内，主动开拓特定的文化产业区域。世界上不少城市都有一个集文化、艺术、娱乐、饮食等一身的区域，吸引市民、旅客等前往消遣，例如伦敦的Convent Garden、北京的798、台北的西门町等。港府可以考虑将已经有一定发展基础的上环荷李活道等地区，打造成“创意潮人区”。荷李活道于1999年被评选为世界十大购物街道之一，是特色古玩、工艺品店、画廊等集中地，不乏历史性建筑物如中区警署建筑群，具有集结发展文化及创意区域的潜力。港府可连同艺术团体、区议会、商界等共同协商开发。 港府还可以支持各个地铁站与区议会合作，邀请艺术家创作或举办比赛，以地区的特色、历史等为主题，例如筲箕湾避风塘、铜锣湾购物中心、中环金融地带、观塘工业区等，美化车站。这些美化工程可包括绘画、雕塑、短片、音乐等。这不止令各个地铁站成为景点，还可以加强投入文化及创意产业的成功感。 降低资助计划门槛 港府为了发展文化产业，也设立了一系列的资助计划，但是这些计划的审核标准都以商业角度考虑，例如电影发展基金的申请资格规定，有关影片计划须“获确定为商业可行，并得到令政府满意的第三者融资”等。商业考虑未必符合该产业的发展特质，很多文化行业的从业人员都认为政府资助的模式和条件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行业的发展特点。 针对现有的资助基金受到的批评，港府可进一步改进，例如在专门协助中低成本电影的电影发展基金的审批上，可以减少对电影监制或导演的经验要求，并增加每部电影的最高资助额占预算制作费的百分比，让新人有更多机会等。只要港府在审核上做好把关工作，便可大胆批出资助。 另外，由于文化及创意产业大多是个人或中小企创作，它们资金不多，起步困难。港府应该考虑以各种形式增加对它们的资助，例如低息贷款、税务优惠等，并降低申请资助的门槛。 另外，港府可向区议会提供专项基金，资助文化及创意活动。而十八区区议会亦可举办全港性比赛例如唱歌、跳舞、话剧、动画、写作等，各派代表参加。这些活动不止可以激发创造力，还可以加强市民对社区的归属感。 积极扩大文化市场 要扩大香港的文化市场，必须从培育香港本地市场和扩展内地市场两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要培育和壮大本地的文化消费群体。2008年，有160多年历史的纽约爱乐乐团访问上海。他们到达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并不是去演奏厅，而是去了一所当地中学指导学生的演奏。此举动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消费群体的壮大，才可以令艺术表演者得到更大的支持。新加坡、韩国、英国等都在学校推行文化教育，以推动文化及创意产业，香港可以仿效。...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2011-11-24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展开，发达国家之间的大国合作更为紧密，日益联手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施压。本文主要讨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博弈中，中国应对战略中应该注意的三方面策略。 在博弈中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 中国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较快发展的关系，将增加中国的发展成本，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反之则可有效利用国际资金、技术，促进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 对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而言，一次次“后京都”谈判意味着我们将不得不直面“后京都”问题带来的减排压力。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具有一定的资本和技术基础，但总体上仍存在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的问题，节能和减排都存在技术和资金瓶颈。经济增长方式整体上还比较粗放，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过大，存在长期排放快速增长的惯性趋势。中国还需要面对13亿人口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城市中以千万计的大量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等一系列的困难。在目前阶段，中中国必须争取发展的有利国际环境，加快经济发展。 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发达国家倡导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以及为此施加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的压力，会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如果中国不能有效应对发达国家的压力，主动地把应对气候变化当成世界特别是国内的第一议题、首要任务，而只是简单地降低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无异于扼杀中国的发展进程，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与持久的负面影响。 一是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大幅度减排将影响中国发展。从现在到2020年甚至2030年，我国仍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需要建造大量的基础设施，比如城市、铁路、公路、房屋等，需要大量的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品。依照人类现有的发展模式，除了工业化外，城镇化与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都是以“碳”为基础的，釜底抽“碳”，发展中国家就无法发展。世界各国大体上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时候，它的能源消费的增长率都比较高。比如说，日本在1960年到1974年大体上和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差不多。在那一时期，日本能源消费的增长速度高于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就是说，单位GDP能源的消耗量就会增长的。日本在这一阶段增加了23%，也就是说，它的能源强度1974年比1960年增加了23%。韩国大约从上世纪70年代进入这样的一个发展阶段，从1970年到1999年，其GDP能源强度增长了45%。所以说，在这样的工业化阶段，按照一般的规律来看，能源消费的碳性系数要大于1，也就是能源消费的增长快于经济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GDP的能源强度是上升的。中国进入本世纪以来，从2000年到2005年单位GDP能源强度也是上升的，大约上升了23%。也就是说，2005年GDP能源强度比2000年能源强度大约上升23%，相应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上升大体上也是这样一个情况。这也反映了中国当前发展阶段的特点。按照发展规律，在这个阶段当中，中国二氧化碳的排放总量必然会有较快的增长，即使降低单位GDP的二氧化碳强度也是非常困难的。 二是中国特殊的能源结构决定了中国大幅度减排将影响中国发展。煤炭资源丰富是中国能源也是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所在，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为“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奠定了基础。先进技术的严重缺乏与落后工艺技术的大量存在，使中国能源利用效率比国际先进水平约低10个百分点，高耗能产品单位能耗比国际先进水平高出40%。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居民家庭生活现代化的鼎盛时期，中国的富强离不开“碳”。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中短期内难以承受“低碳”之重。因此，气候变化议题下的国际责任，很有可能延缓中国经济增长。 三是中国大幅度减排将增加大量额外的固定资产投资。中国从2006年到2008年三年期间，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国家实施了十大节能工程，开展了千家企业节能行动等，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了10.1%，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比如，在关闭落后产能，2006年到2009年上半年三年半，关掉了单机在十万千瓦以下的小机组5400多万千瓦，达到了英国总容量的70%。另外，2006年到2008年中国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比如，水电、核电、风电，增长了60%，平均每年增长16.7%，这在世界上也是没有的。中国利用的风电能源2009年比2006年连续三年翻番，计划到2012年装机容量达到2000万千瓦，现在看来有可能超过1亿千瓦。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投入相当巨大。为了实现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十一五”期间目标，中国额外增加的投资大概是一万亿元人民币。 四是大幅度减排将大量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目前，中国风电装机每千瓦补贴600元人民币，太阳能装机每分瓦补贴20元人民币，每千瓦就是2万元人民币的补贴，相当于太阳能核电站装机的1/3到1/2费用的补贴，而且对于太阳能上网还有优惠电价等等。由于中国处于发展中阶段，政府很难承担由此造成的巨额财政开支。 五是大幅度减排可能使中国面临引进技术的巨大经济压力。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的发展，如果中国实施大幅度减排，将需要引用大量的节能减排技术。而目前，这些技术大都掌握在欧盟等发达地区和国家手中。如果发达国家不履行国际义务，不为发展中国家减排无偿提供技术支持，将给我国造成节能技术上的巨大经济压力。 六是发达国家强制主导的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将对中国的国际经济贸易合作造成负面影响。发达国家特别是欧盟国家已开始实施促进CO2减排的法律和政策，比如征收碳税，对节能、可再生能源等技术给予税收优惠或财政补贴，企业之间开展排放贸易及签订自愿减排协议等，将有效促进其能源领域的技术创新。同时，为保护其国内企业的竞争力，这些国家有可能进一步抬高进口产品的环保标准或能效标准，设立“绿色贸易壁垒”，或采取征收国际碳税等措施，在国际贸易双边谈判当中也出现附加能效和环保条款、规定新义务的动向。这对我国产品能耗较高、增加值较低的制造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会产生直接影响。 在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中国如果能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则可能在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同时，通过国际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促进自身发展。 第一，可能为中国的发展争取一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巴厘岛路线图”提出，发展中国家要采取积极的减缓气候变化行动，发达国家也要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哥本哈根协议”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的原则，指出发达国家有责任为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资金、转让技术，帮助它们进行能力建设，所以发展中国家如果也采取一些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的话，必须而且应该得到发达国家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如果能通过努力使这些协议法律化，虽然中国已经承诺发达国家的援助资金优先用于最不发达国家，但如果应对得当，可能为我国的发展争取一些必要的资金和技术。 第二，延续《京都议定书》第二阶段减排承诺，将对中国的减排及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按照《京都议定书》设计的清洁发展机制，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附件一国家可以和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附件二国家或两者的企业可以合作发展CDM项目。目前，中国已经成功申报一批CDM项目，为中国发展节能减排项目争取了一些必要的资金。如果能成功实现《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第一阶段强制减排承诺期完成后的续期，将对中国的减排及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 第三，适度的低碳发展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正面影响。在不承担强制减排义务的同时，中国通过适度自主减排，低碳发展，包括改变能源结构，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风能等不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改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优先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减少能源消耗，改变消费方式等，虽然从短期看，会增加发展成本，但如果适度控制减排强度，能够把这种不利因素降到经济发展可承受的程序。从长期看，中国可持续发展需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因为国内的资源和二氧化硫、粉尘等污染，会对中国的发展形成制约。而且，虽然从短期看低碳是有成本的，但是，在未来，碳是要计入产品成本的，环境也是一种成本。因此，发展适度的低碳经济将为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正面影响。 第四，减排温室气体将成为中国推进自主技术创新的巨大驱动力。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形势的进展，中国需要较早和较大力度地减缓CO2排放，以超常规的措施大规模发展和推广先进能源等减排技术，它长远关系到一个国家在未来化石能源消费被限定在有限数额情况下能否维持其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大计，同时也决定一个国家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引发的政治、经济、贸易等国际形势的激烈变动中的竞争优势，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既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同时也将成为中国推进自主技术创新的巨大驱动力。 第五，产业跨境转移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发达国家承担减排义务，可能会导致高耗能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中国引进外资的数量和投向上也会发生影响。如果中国能够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可能因为承接这一转移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正面影响，但必须注意由此造成的新的能源问题。 在博弈中提升中国国家安全度 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中国不当应对，可能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和平，但应对得当，可以提高我国的国家安全度。 国家安全即国防安全(领土安全、领空安全、领海安全)、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主要是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人民生存和不受侵犯的权益。国家安全问题的本质是国家与国家之间围绕国家安全利益而进行的斗争，其核心是国家安全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关系国家的生死存亡，属第一位的根本利益。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环境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是中国政府的重要职能和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前提条件。国家安全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军事、政治、经济安全)中起主导和决定作用，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国家制定大战略的依据，对经济安全的认识影响着决策者的战略判断和抉择，也影响着国家关系与国际合作。 由于中国自然资源的有限、稀缺与分布不均，所以相关国际竞争也日益激烈。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普遍低于世界水准，而且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对粮食、水与能源需求呈现加速增长态势。自然资源的稀缺与分布不均，与中国日益增长的需求产生矛盾。而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语境，以及发达国家试图将中国纳入强制性减排义务承担国地位的企图，都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2011-11-24 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展开，发达国家之间的大国合作更为紧密，日益联手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施压。本文主要讨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博弈中，中国应对战略中应该注意的三方面策略。 摘  要 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导致了全球变暖，减排就成了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流措施。随着经济快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对排放空间的需求强烈。在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谈判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承担减排义务。特别是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展开，发达国家之间的大国合作更为紧密，日益联手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施压。本文主要讨论了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博弈中，中国应对战略中应该注意的三方面策略。 在博弈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题对我国施压，将使我国面对巨大的国际政治、外交压力，但应对得当，可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加快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迈进。 在博弈中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中国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应对气候变化与经济较快发展的关系，将增加中国的发展成本，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反之则可有效利用国际资金、技术，促进中国自身可持续发展。 在博弈中提升中国国家安全度。发达国家主导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中国不当应对，可能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影响中国和平，但应对得当，可以提高我国的国家安全度。 关键词：应对气候变化、减排、中国策略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快速增加，备受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发展时期，仍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完成，对排放空间的需求强烈。在国际温室气体减排的谈判中，美国等发达国家坚持认为中国应该承担减排义务。特别是随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展开，发达国家之间的大国合作更为紧密，日益联手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施压。因此，我国发展面临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政治、外交压力越来越严峻，舆论形势也将越来越严峻。 在博弈中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发达国家以应对气候变化为题对我国施压，将使我国面对巨大的国际政治、外交压力，但应对得当，可提高我国国际地位，加快中国从地区性大国向世界性大国的迈进。 目前，中国温室气体工业化累积人均排放量少、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低，但人均排放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中国的工业化累积人均排放量为66.75t，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36.8%、G8国家平均水平的8.9%、英国的5.6%、美国的6%。2005年中国人均排放量为4.07t，相当于美国人均排放量20.59t的20%、《京都议定书》附件I国家人均排放量12.15t的33%、世界人均排放量4.37t的93%，但却是印度人均排放量1.07t的3.8倍。据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国际能源年鉴2006》和UNFCCC的数据，全球1994年的人均排放量是3.86t，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是4.37t，全球人均排放量略呈上升趋势。美国1994年的人均排放量是20.25t，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是20.59t，美国人均排放量趋于稳定，维持在20t左右。与中国人口数量相当的《京都议定书》附件I国家1994年的人均排放量为11.56t，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是12.15t，其人均排放量稍呈上升趋势。印度1994年的人均排放量是0.81t，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是1.07t，印度人均排放量增长较为缓慢。中国1994年的人均排放量是2.33t，2005年的人均排放量是4.07t，中国人均排放量呈快速上升趋势。中国人均排放量水平从2002年起增长速度加快，在2005年已经接近世界人均排放水平。可以预见，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将会很快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无疑对中国主张用人均排放量指标来衡量减排义务的立场很不利，甚至会使中国承受更巨大的国际压力。 同时，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呈现快速增长的势头。其特点是，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大、增长快，中国的排放总量在2009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排放国，人均排放量已经接近并将很快超过全球平均人均排放量水平。从1994年以来，美国和《京都议定书》附件I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长速度放慢，印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长较慢，而全球和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增长趋势相同，从2002年起增长速度明显加快。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18.9%，美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21.6%，《京都议定书》附件I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53.7%，印度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只占全球排放总量的4.1%。美国和《京都议定书》附件I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占全球排放总量的比例有所下降，而中国在全球排放总量的比例呈现上升趋势。1994年至2005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量以年平均6.02%的速率增加。但2002年至2005年，中国化石燃料燃烧的CO2排放量以平均15.66%的两位数年增率快速增长。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利用的大量增加，中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还将快速增加，2009年中国从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发展中大国成为世界第一排放大国。 气候系统变化问题已从科学问题上升为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2007年12月3日至15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13/MOP3会议)，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厘岛路线图”，要求2009年前国际社会应为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的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制定新的国际协议。巴厘岛会议以后，有关温室气体量化减排指标的分配问题变得更加突出，矛头显然仍将指向新兴的经济体国家。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和2010年坎昆气候会议上，发达国家联合将矛头指向中国的趋势更加明显。在一些发达国家的媒体上，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损坏中国国际形象的事件时有发生，个别国家甚至不负责任地将应对气候变化谈判遇到困难的责任归结到中国身上。 实际上，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已成为各主要国家利益集团在政治、经济、科技、环境和外交等领域的综合较量。从环境与发展的角度，中国参与温室气体减排行动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要求，而且中国已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提高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了19.1%，又制定了在“十二五”期间单位GDP能耗降低16%的目标；2007年6月公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成为第一个公布该方案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这些举措已经为中国赢得了有利的谈判空间，也相应减少了国内的环境污染，改善了国内环境。 面对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以及潜在的严峻程度，中国在不断地努力应对。1990年，中国成立了以国务委员宋健为组长的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统一协调中国的气候变化对策。在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之后，这一小组被重组为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并一直发挥实质性积极作用。 2007年1月12日，中国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正式成立，为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的决策提供更多技术层面的支持。随后，以温家宝总理为组长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成立，并于6月初正式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9月初外交部宣布建立应对气候变化对外工作机制。该方案明确到2010年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及其政策措施。其中依据“十一五”规划的相关要求，强调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左右，相应减缓二氧化碳排放。 2007年9月2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纽约第62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做了题为《共谋合作，共建和谐》的发言。杨洁篪指出，气候变化问题是环境问题，但归根到底是发展问题，是在发展中产生的，也只能通过发展解决。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应正视自身责任，切实履行减排承诺，并在2012年后继续率先减排。必须加强国际能源、资源与环境合作，加强研发和推广节能技术、环保技术、低碳能源技术，建立合理的资金、技术转让机制，使发展中国家用得上、买得起先进环保技术，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通过实现可持续发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杨洁篪指出，中国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尽管目前中国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不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1/3，但本着对全人类高度负责的态度，采取了许多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提出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提高森林覆盖率等目标。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到2010年实现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2005年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0%等目标。中国将根据《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积极参加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为保护全球气候做出自己的贡献。 2008年7月9日，经济大国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领导人会议在日本北海道洞爷湖举行，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胡锦涛指出，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应该以处理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保护环境三者关系为出发点，以保障经济发展为核心，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以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加强生态保护为重点，以科技进步为支撑，不断提高国际社会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气候变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发展问题，应该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综合解决。各国发展阶段不同、科技水平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应该本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应对气候变化积极做出自己的努力，并力求有所作为，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要在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方面发挥示范作用。第二，要在推动国际谈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第三，要在开展务实合作方面发挥带头作用。胡锦涛强调，中国政府一向本着对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我们已经把建设生态文明确定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努力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我们把积极开展节能减排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切入点，采取了节约能源、优化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开展植树造林等一系列措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适应气候变化，中国不断增强在农业、自然生态系统、水资源等领域的适应气候变化能力，高度重视防灾减灾，努力减少灾害性天气和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损失。 2009年以来，在哥本哈根谈判之前及进程中，中国自始至终采取积极和建设性的态度，努力通过各种双边和多边平台展开外交努力，积极推动哥本哈根会议取得积极成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提出中国减缓行动目标，展现中国的诚意。在9月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胡锦涛主席提出了单位GDP碳排放强度显著下降、提高可再生能源和增加森林碳汇等政策措施。哥本哈根会议开幕前两周，中国提出了2020年在2005年基础上单位GDP碳排放强度下降40％－45％的减缓行动目标。不仅积极回应了国际社会的期待，而且中国的减缓行动目标没有附加条件，不与其他国家减排目标挂钩，主要依靠国内资源完成，展现了中国努力减排的诚意，对推动哥本哈根谈判发挥了积极作用。（2）联合发展中国家，协同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中国在哥本哈根谈判进程中，积极与主要发展中大国协调立场。会前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就谈判主要问题形成了共同立场。会议期间，在部分发达国家拿出丹麦文本而使会议可能误入歧途的关键时刻，中国协同发展中国家缔约方，坚持公约和议定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基本原则以及双轨制，有效维护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国在资金问题上明确表示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应优先获得资金支持，有效维护了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团结。（3）为促进国际合作积极斡旋，政策更具有灵活性。在哥本哈根会议谈判最后时刻，温家宝总理发表讲话阐述中国的立场，尤其是中国以“言必信，行必果”的坚定决心认真完成甚至超过减排目标的态度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为了哥本哈根会议能达成某种政治协议不至无果而终，中国也展现了政策上的灵活性，与其他发展中大国和美国一起，积极沟通和斡旋，最终促成了“哥本哈根协议”的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