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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4-12 为了夺回白宫，共和党领袖们不再希望党内各总统竞选人继续缠斗下去，罗姆尼将会代表共和党挑战现任总统奥巴马。但是，连他们自己都并不看好罗姆尼能够取胜。要不是党内人才匮乏，再加上奥巴马咄咄逼人，共和党不会如此尴尬。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像以往的大选一样，美国两党及其代理人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问题、政府管理等各个层面的争论早已白热化，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普通美国人认识到，美国的两党政治并不能解决美国的现实问题，政客们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他们并不代表99%的人民，更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让国家摆脱战争和经济危机。 共和党内信心不足 很明显，为了夺回白宫，共和党大佬们不再希望党内各总统竞选人继续缠斗下去。在当前形势下，也只能从矮子中挑长子，看着一个创投公司的老板挤上了车，而且还是个摩门教徒，即使胜出了也不会手按圣经宣誓。事实上从一开始起，党内保守派就没有支持过罗姆尼（Mitt Romney）。初选开始前的几个月，任何竞选人都让党内保守派看起来好过这位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因此，凯恩（Herman Cain）获得上升，金里奇（Newt Gingrich）似乎反弹。要不是党内人才匮乏，再加上民主党的奥巴马咄咄逼人，共和党不会如此尴尬。现在即使想改变，也已为时太晚。 面对这种局面，人们会问：如果共和党领导人对前马萨诸塞州州长击败现任总统奥巴马的能力真的没有信心，这对罗姆尼的竞选意味着什么呢？《时代》杂志的白宫记者麦克•艾伦（Mike Allen）和MSNBC的脱口秀节目《早上乔》（Morning Joe）主持人乔•斯卡波罗（Joe Scarbourough）的对话为此提供了他们坦率的想法：“没有人认为罗姆尼会赢。让我们仅仅出于诚实，我们可以对任何人只在家里说吗？让我们在家里说吧，我们还没有遇到一个共和党要人，认为罗姆尼今年将赢得大选。这些共和党要人不会在电视上说，因为他们不想让人寄给他们令人讨厌的电子邮件”。假设乔是正确的——共和党领导人对罗姆尼将击败奥巴马都持怀疑态度，那么一个失败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在以后的选举中被提名将是十分罕见的。雄心勃勃的共和党因此会让副总统候选人的“位子”留给排在后面的政治精英。所以罗姆尼的副总统提名，会是和奥巴马竞选的一个缩影。罗姆尼接下来要做的工作除了快速挡开那些拒绝退出初选的共和党对手的挑战和进一步筹款外，就是必须开始考虑竞选伙伴和战略累积，以赢得11月6日入主白宫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然而党内对他信心的不足，使包括挑选副总统人选在内的一切事务都变得更加艰难。 罗姆尼阵营指责奥巴马在几个立场摇摆的州发布诬陷他的广告。这些州是科罗拉多州、佛罗里达州、爱荷华州、内华达州、俄亥俄州和弗吉尼亚州。这些广告宣称罗姆尼为大石油公司减税，否定汽车更高里程数的标准和可再生能源。奥巴马的竞选团队甚至指出，2012年罗姆尼从石油和天然气方面就获利75万美元之多。商业是一个窗口，从中可以看出奥巴马竞选团队咬住每一个机会来描画出，支持罗姆尼的选民并非正常选民。罗姆尼接受无数的商业赞助，有人支持他公司的金钱利益，所以出现更多对他不利的的广告一点也不奇怪。 何为真的罗姆尼？ 罗姆尼攻击政敌常常违背事实，因此常使对手不能容忍，说他经常说谎，有时还表现在他解释以往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上。他被形容为经常进入奥巴马的头脑里，向人们揭示奥巴马的真实想法。比如，奥巴马要削弱美国的军事力量；奥巴马要让美国罩在欧洲经济瘫痪的阴影里。奥巴马明明说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准备好任何应急的军事努力。但罗姆尼却声明奥巴马失败于对伊朗进行瘫痪性的制裁、没有把对伊朗的军事选择放在桌面上。这一次罗姆尼让记者逮了个正着。罗姆尼的声明有两个可能性：要么他知道奥巴马对伊朗问题说了什么，但他决定对奥巴马的话作一些修改；或者他不知道奥巴马说过什么，但决定不管是否属实，造一些奥巴马说的话。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在撒谎。有人指责罗姆尼的问题不仅仅是失信问题，而是虚假问题。如果他以说谎赢得提名，如果他靠谎言的力量赢得了白宫，谁又能说他趴在办公室里不会再说谎呢？ 毫无疑问，2012年共和党的初选使大多数宗教在党内亮相和较量。几乎所有的主要候选人都要在公众面前表明他们的宗教信仰，从清教徒桑托勒姆（Rick Santorum）、祷告勇士佩里（Rick Perry）到历史教授金里奇，神在美国政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作为全能的主，他显然告诉过至少三个候选人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凯恩、和桑托勒姆，他们应该参选。但非常不解的是主没有告诉他们，他们将输掉比赛。最后，到底谁占了上风呢？则是一个最少兴趣谈论他宗教信仰的候选人。这不是因为罗姆尼是否对宗教虔诚，是因为他太清楚他的摩门教会会牵出一系列政治并发症。比如一夫多妻问题，黑人和白人通婚问题，黑人被神诅咒的问题。所以许多福音派信徒认为耶稣基督圣徒教会（Latter-Day Saints）是邪教，相当数量的美国人说他们不会投票选举摩门教徒出身的总统。例如，去年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表明，22％的选民其中包括18％的共和党人和19％的独立人士，说他们不会投票给一个摩门教徒。因此，这一回传统上保守的共和党要为竞选胜出准备抵御某些宗教偏执，或者更确切地说，准备抵御收取这种偏见的民主党人。 其实，有些罗姆尼的支持者还真担心真的罗姆尼还没出场，因为他太善变了。俄亥俄州扬斯敦的选民要求罗姆尼和他们分享他的个人生活经验，说这将有助于他们了解真正的罗姆尼。人们认为罗姆尼讲了太多别的东西，包括谈论帮助奥运会。人们议论他曾是他教会的牧师，他曾是一个传教士。当罗姆尼需要公众支持时，他本应面对和解答他的真实故事，向选民解释他为什么会是更合适的总统人选。可惜的是，罗姆尼没有一个令人信服的好故事可讲，而选民们总觉得他们已经认识了很久的政客应有一些逆境中成长的故事，比如奥巴马困扰于他父亲在他成长时的缺席、小布什努力克服青年时期误入歧途的错误和酒精的诱惑、克林顿对抗继父虐待他的母亲等等。但罗姆尼从来没有遇到过逆境，他瞄准了财富和权力长大，打着饱嗝一路走来。所以，罗姆尼每次讲他个人故事的难度在于如何把渣土变黄金。他实在没有任何好故事可讲。他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生意人，精于算计，比普通中产阶级交更少税的富翁。作为公众人物，罗姆尼显然缺乏打动人心的精神魅力。他不了解基层民众的困苦，也是不言而喻的。 《时代》杂志的亚历克斯（Alex...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亮亮 2012-04-12 中俄都受到美国的防备与制约，但中俄合作并非建立反美同盟，但是中俄合作肯定加强了各自与美国交往的筹码与分量。这是21世纪美中俄的三角关系，美国并不处于主导的地位。 普京不出所料地当选俄罗斯总统。西方媒体对这位强人将再次统治俄罗斯6年甚至12年（如果他在2018年竞选连任的话），抱有强烈的疑虑和担忧。这也从一个角度反映，当前国际关系格局和战略格局的变化中，西方世界失去了昔日的主导地位。 普京在俄大选前发表的文章中，在阐述俄外交政策的部分，将对华政策以及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以至于海外一些评论惊呼“普京试图建立俄中联盟对抗美国”。 当前的国际舞台确实呈现前所未有的格局：美国仍然是超级大国，但不再是独大的超强；中国正在迅速成为世界主要强国；欧盟和日本，作为西方世界的组成部分，在政治和战略方面的重要性正在下降；而俄罗斯作为世界最大的国家，正在复兴，今后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普京能否担负领导俄罗斯重新成为强国的重任？ 普京所继承的正负资产 普京是苏联体制的产物，他所受的教育、他从事的工作，都完全是苏联式的，但这不等于他要复辟苏联。斯大林将苏联打造为超级大国，其强悍的霸权政策和战略，对普京有深刻的影响，但这也不等于普京将是另一个斯大林。将俄罗斯从贫穷、落后的国家引入近代化道路的彼得大帝，同样对普京有深刻的影响。彼得大帝用强迫农奴劳动、强迫贵族改制的急行军方式，改造了俄国，为俄国争夺到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斯大林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超强度的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使苏联一跃而为世界主要强国。这些都是普京正面的精神资源。而彼得大帝和斯大林对待邻国以及弱小民族的赤裸裸的强权政策，则是普京的负面资产，俄罗斯至今还在为沙皇与斯大林的扩张政策付出代价，这是普京不可能不察的。经历了苏联解体和苏共解散这样的历史巨变，作为一个被俄罗斯统治精英推上权力高峰的政治家，普京必须以冷酷的现实主义而非怀念昔日光辉的浪漫主义情怀来治国、来维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普京与其昔日的长官安德罗波夫（曾任克格勃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一样，对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有冷静的、务实的认识，但与戈尔巴乔夫的冲动型改革和叶利钦的民粹式民主不同，普京了解作为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合法性必须是来自人民，改革必须方向明确而可操作，必须了解民意、尊重民意但又不为民意左右。今年3月在总统大选，对普京是一次新的洗礼。 彼得大帝和斯大林领导的俄罗斯（苏联）两次爆发式的发展，体现了俄罗斯民族比较极端的性格，这种性格也给这个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苏联的解体，是对俄罗斯民族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也是再生的契机。俄罗斯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罗斯不能也不需要靠扩张和掠夺成为强国，而是要在全球化时代，利用现有的国土和资源，建立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争取和平的、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东方和西方之间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实现复兴。 俄罗斯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决定了它的独特性，它不属于西方（欧洲），也不属于东方（亚洲），但它既是东方也是西方，但是它能否超越东方和西方？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能否再次出现历史上两次爆发式的发展？西方是否因为这种前景而对普京很不放心？这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 新型的美中俄三角关系 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了最高权力。而正是在叶利钦执政期间，中俄两国形成了历史上最好的关系。 我们可以稍为简要地回顾历史。帝俄时代俄罗斯对中国的扩张与侵占，在斯大林时代被完全继承并且赋予意识形态的色彩，苏联巧妙地利用了中共需要外援，玩弄内战中的国共两党，不断侵蚀中国的领土，干预中国的内政，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个领导人先后对莫斯科产生了强烈的抗拒情绪可谓殊途同归。无论在沙俄时代还是苏联时代，中俄（苏）关系是不平等的，因此即使是同属共产主义阵营、同以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中国全面学习苏联，不仅无法使中苏关系平等，而且导致了60年代后期中苏两国之间接近战争边缘，毛泽东因此作出了联美抗苏的的决策，为后来中国的对外开放奠定了基础。苏联式中央计划经济在中国的破产，也直接催化了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苏联解体前，以戈尔巴乔夫访华为契机，中苏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苏真正开始平等交往，这一势头在叶利钦执政期间，成为中俄两国的共同利益。叶利钦后来认识到西方只要削弱俄罗斯而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的俄罗斯，认定俄罗斯必须与中国一同守住亚欧大陆。 在冷战中获胜的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利坚帝国是海洋帝国，在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三个方向，威慑着整个地球，以此维护着帝国的利益。但是美国一直无法在亚欧大陆获得突破口以控制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大陆。以色列立国使美国得以在中东和波斯湾地区有了可靠的战略基地，然而从这个战略基地仍然无法北上。阿富汗是外国无法控制的一个化外之国，苏联在1978年入侵阿富汗，美国获得了在亚欧大陆腹部打入楔子的机会，中美两国联手在阿富汗反击前苏联，形成了冷战时期一个奇特的反苏神圣同盟（中、美和整个伊斯兰世界甚至包括以色列与南非），然而苏军撤出阿富汗之后美国仍然无法在那里填补真空。美国还是要在波斯湾地区寻求机会，挑动两伊战争以削弱当代伊斯兰革命的策源地伊朗，之后又发动波斯湾战争，确保了美国在波斯湾和中东的优势，然而仍然无法进入亚欧大陆。 中俄牵头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中俄两大国主导亚欧大陆秩序、防止外部势力的进入，打造了一个背靠背战略合作的机制。克林顿执政时期的美国没有及时评估“上合”的战略意义，即使察觉到了，也无从瓦解这一机制，“九一一事件”之后美国发动了全球反恐战争，第一仗就是进攻阿富汗，但这场战争除了一度瓦解塔利班政权与击毙奥萨马•本拉登之外，仍然无法在阿富汗与中亚地区建立美国的桥头堡。 普京在执政之初，希望与美国、与西方发展友好关系，希望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但是无法奏效。西方对强人型的普京抱有本能的疑虑，美国主导的北约利用波罗的海三国与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不信任，成功地将北约扩大到俄罗斯的西部边境，使俄罗斯首次出现了没有战略缓冲的西部边境，俄罗斯西部直接置于北约的军事打击威胁之下。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西部战略空间是极大的威胁，但是这种威胁也可能像历史上拿破仑法国、奥斯曼帝国和希特勒德国对俄国（苏联）的威胁一样，刺激俄国（苏联）的反制。仅仅这一个因素就促使普京加强与中国的关系，防止俄罗斯在东部受到美国的威胁。 美国的反恐战争，以及中国作为强国的复兴，一方面使中国开始重新主导东亚，历史上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在21世纪开始复活（当然这是完全不同的时空环境），另一方面也使中国的安全环境面临空前挑战：东部与南部的海洋争端，西部印度的崛起与中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因此对于中国，与俄罗斯保持战略合作，以“上合”保障西部安全，都成为无可取代的战略抉择。 在朝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和伊核问题上，俄中的配合与协调，说明两个大国在战略方面的合作已经相当成熟。俄中在利比亚问题，听任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在利比亚建立禁飞区的决议，结果这个协议被老谋深算的西方国家当做动武和干预的法理依据，这对中俄都是教训。可以预言，未来中俄在国际战略方面，特别是在关系亚欧大陆的态势方面，肯定要保持这种合作，防止美国和西方在这个大陆打入楔子，分割俄中，各个击破。中俄都受到美国的防备与制约，但中俄合作并非建立反美同盟，但是中俄合作肯定加强了各自与美国交往的筹码与分量。这是21世纪美中俄的三角关系，美国并不处于主导的地位。 普京对华政策的脉络 普京的对华政策，具有三个特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4-10 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之后面临的道路并不好走。在建制派因竞选而分裂的情况下，如何既团结大多数工商业资产阶级，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香港的经济结构、土地房屋问题和民生问题，成为梁振英面临的重要考验。 3月25日举行的香港第四届行政长官选举，梁振英以689票当选。这次香港特首选举，虽然是沿用过去由选举委员会来选举特首的办法，也不是第一次有多个候选人竞争的特首选举，但却对香港的政治生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本文从此次选举对香港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影响、政治板块的变化以及对未来特首选举模式的启示这三方面做一个较深入的分析。 特首选举成败系于理念之争 这次选举中的两名建制派候选人，最终是梁振英战胜了唐英年，这结果固然与两者的个人能力、在选举中的策略与表现以及受负面消息影响的程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两人在如何处理香港经济和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理念上差别有重要的关系。 香港在过去的十多年克服了不少困难和外围的冲击，经济有所增长。但整体而言，经济增长的表现显著逊于周边地区。香港2009年失去作为中国生产总值最大城市的地位，而且经济规模在未来数年内将被中国内地多个城市超越。预计四五年后，香港经济规模可能降至中国城市的第七或第八位，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苏州、天津等城市之后。香港人均生产总值也将在10-15年内被这些城市超过。即使与同为成熟经济体的美国相比，香港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也较为逊色。1997年，香港经济规模是美国的2.1%，2010年只有1.5%。 而在经济增长表现的后面，是香港经济结构单一、收入分配不均、社会低收入阶层向上的流动性减少和社会各阶层矛盾加剧等一系列深层次问题。 香港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经济发展过分依赖金融和地产这些波动较大的行业。由于过去几年，香港政府未能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化及时调整土地和房屋的供应，办公室和住宅的供应都出现不足。高地价和高租金的经济环境不但令营商成本上升，而且抑制了投资实业及创业的积极性。同时，住房价格一路上升令依靠工薪收入而又不符合申请公屋资格的年轻人怨声载道，但在高价位时买入房子的部分中产阶级，又害怕楼价下跌，令他们成为“负资产”人士。在这种利益矛盾之下，香港政府举步维艰。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看，由1997年至2010年，香港人均实质本地生产总值上升了33.5%。然而，经济发展并不意味着所有市民都受惠。同一段时间内，属社会最上层10%的家庭人均住户收入上升了64.7%，但是属于社会最底层的10%的家庭却下跌了22.2%。相当一部分市民无法感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得益，结果造成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分歧扩大，社会矛盾趋于激化。 唐梁的特首之争，后面反映了两种如何处理经济与社会深层次矛盾的理念之争。唐英年出身爱国工商世家，但本身并不是强势风格的领导人，而且他的支持者主要来自大地产商、几大商会以及代表工商界利益的自由党、部分工商界的功能组别议员和若干金融界的人士。因此他的政策倾向是在维护稳定和现有政府政策取向的基础上，对其中一些政策进行微调，达到缓和大财团、中产阶级和基层民众之间矛盾的目的。 而梁振英虽然也是来自商界，但他出身基层，白手起家，较有主见，而且作风硬朗。他在参选前数年间，就香港的土地与房屋问题、经济结构以及财富分配和贫困问题，撰写过逾十万字的文章。他积极主张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实施适当的产业政策，同时要改革土地和房屋政策，解决低收入者的贫困问题。加上得到民建联、工联会等与基层联系较密切政团的支持，树立他关心基层，力求以新思维、新作风为香港带来改变的形象。 在数个月的竞选期内，梁振英的民意支持度始终高于唐英年，并在大部分时间里领先20个百分点以上，这反映了香港大部分市民“求变”的心态多于“求稳”的心态，希望有一个强势的领导人，来带领香港解决解决长期的深层次矛盾。虽然唐英年在竞选后期，也在政纲中推出多项惠民主张，甚至提出了比梁振英更为大胆的房屋和扶贫政策，但长期以来形成的个人和背后所代表的阶层利益的形象，却是短期内无法改变的。 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之后面临的道路并不好走。香港毕竟是一个商业城市，工商业资产阶级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建制派因竞选而分裂的情况下，如何既团结大多数工商业资产阶级，保持经济稳定，同时又推出切实有效的措施，改善香港的经济结构、土地房屋问题和民生问题，成为梁振英面临的重要考验。 这次特首换届还是特区政府成立十五年来第一次实质政权交接。梁振英与政府公务员系统之间能否顺利配合，也成为梁振英想推出的政策能否真正贯彻落实和收到成效的重要因素。如果两者之间配合不好，难免导致如回归初期董建华“空降”成为首任行政长官后，与高级公务员之间磨合出现很大问题，以致很多事情“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自由党走向牵动政治板块变化 在过去的十五年，香港政治的两大阵营非常鲜明。反对政府的“泛民主派”与支持政府的“建制派”各就各位，前者旗帜鲜明的反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后者则有民建联、自由党，以及众多功能组别议员团结一致，为特区政府的立法和政策护航。由于建制派未曾受到重大的利益矛盾冲击，并在立法会占有多数议席，董建华和曾荫权时代，政府提出的政策，虽然有时会遭受批评，但绝大部分都能在立法会顺利过关。 可是从过去的经验看，一旦自由党临阵倒戈，投入“敌营”，会导致政府在立法会失去多数支持，举步维艰。2003年《基本法》23条在香港本地立法的失败，就说明这一点。而这次选举造成的建制派分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自由党和部分无党派的功能组别议员，是唐英年的主要支持者，即使在选举进入最后关头，大局已定的情况下，仍然不回归传统建制阵营，而是寄希望于选举“流产”。 尤其是手上握有不少功能组别议席的自由党，高调反梁，在梁振英当选后，该党主席刘健仪还表示“痛心”。并在随后的几日里，批评梁振英的说辞几乎和反对派议员的讲法一致。可见该党“不支持梁”的态度，选后还会至少持续一段时间。因此，梁振英的管治难度不只要与自由党和解，还要取得各财团巨头的信任；但他的政纲基调是扶持中下阶层，改革土地、房屋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争取贫富双赢，无疑要考验梁振英的智慧和能力。 如果梁振英和建制一方选择“放弃”自由党，无疑会利用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来重新洗牌。自由党一向在地区直选中成绩平平，如果民建联、工联会、新民党和其他建制派独立议员不和自由党在选举中协调和妥协的话，该党很难在地区直选中突围而出，很可能和上届一样出现无一人在地区直选中当选的结果。 至于功能组别组中的自由党议员和个别高调反梁的独立议员，因为在业界有一定的网络和人脉支持，议席并不会轻易被抢走。但如果这些人继续高调指责中央干预香港选举和批评下一届政府，难免与建制阵营出现摩擦，甚至支持他们的工商企业和财团也会和他们保持距离。 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和各界一致鼓励香港工商界积极参政，但从自称为商界代表的自由党的选举成绩和政治表现来看，并不大理想。虽然自由党一直未能有效凝聚商界的共同利益，也未能得到市民普遍认同，可是自由党连这种象征性的代表也告消失时，将会造成另一个问题。民建联或新民党所代表的阶层不同，不可能在短期内填补自由党所代表板块的空缺。上述的政治板块挪动，也是下届特区政府所要面对的问题。 建议调整未来特首选举模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志成 2012-03-30 在文化与舆论方面，大陆只有想尽一切可能性入岛，与国、民两党的认同观对抗，才有办法逆转台湾“去中国化”的认同异化。 认同是政治抉择的最终依据。没有认同作基础，利益输送、接触交流再多也没用。以往多认为扩大交流、扩大惠台将有助于转变台湾的认同，目前看来实际效果有其局限。两岸经贸交流日趋频繁，并未拉近两岸的政治认同。大陆未来应该在惠台与交流政策之外，另求突破之道。 马英九赢得台湾大选，成功连任，不少评论者认为，是“九二共识”打败了蔡英文。然而，从台湾的民调来看，超过7成的台湾民众根本搞不清楚什么是“九二共识”。只是经过媒体不断的报道，民众看到大陆领导人一直强调没有“九二共识”，两岸和谐的现状将会不保，他们知道“九二共识”是大陆所坚持的，台湾不接受的话，两岸又要重回对抗，经济会受到伤害。因此，严格说起来，“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没有共识”的共识，即agree disagreement。它的可贵之处在于保持模糊，搁置争议。 两岸从1949年开始处于分治状态。冷战期间，两岸没有什么互动。从1993年“陆委会”所做的民意调查来看，台湾民众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有48.5%，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有16.7%，既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的有32.7%。总共来说，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高达81.2%，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只有49.4%。但是，十几年后，2008年10月份《远见》杂志的调查显示：认同自己是台湾人的有95.9%，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只有46.6%；赞成终极走向统一的只有19.5%，赞成终极走向独立的过了半数，有50.6%。显然，两岸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已经发生了高度的割裂现象。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现象？因为这种认同受到了政治操弄。李登辉、陈水扁在位的十多年时间，透过“加入联合国”、“修宪”、“去中国化”、“两国论”、“一边一国”、“入联公投”等等的政治运动，强化台湾主体性的包装，作为走向“台独”的野心，使得“一个中国”在台湾变得妖魔化，“我是中国人”在台湾也变成一个属于禁忌的话题。 两岸这十几年来经贸交流越来越频繁，可是从政治上来看，台湾也逐渐发展出把大陆看成“异己关系”的认知。即使在马英九2008年5月接任大位之后，表象上来看是重新开启两岸的协商，经济往来也变得顺畅，但是在政治和民族上的异己关系并没有转变的迹象。从马英九的教育、文化政策与“国家”整体方向战略规划中，也没有看到要强化两岸认同的这一块。换言之，马英九虽然赢得选举，但他也接收了李、陈的主体论述，以强化台湾主体性、“不统、不独、不武”做为两岸关系的基调。 李登辉和民进党掌权期间，更进一步透过民意调查来教育台湾民众将自己的中国认同与台湾认同分裂而且对立，最终变成绝对互斥的选项，为两岸人民的情感埋下仇恨的因素，使得任何改善两岸关系的政策、作为和人士在台湾都被认定是“反台湾亲中国”的作法，十余年来在台湾成为主流的、制式的思考模式和认知系统。对两岸关系而言，台湾大众这种认同成为两岸关系真正改善的潜在杀手，为害至深。所以，从认同的角度入手探讨两岸关系可以说是直指核心的探讨，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 当前国民党的大陆政策看似一帆风顺，但由于没有认清认同的重要性，所以国民党就没有在认同的议题上建立自己的主体性，长期来看，国民党的大陆政策必然陷入困境。这种困境由于认同上的矛盾，将陷入政策论述上的巨大矛盾，具体表现为“经济政策跟北京要”，“在政治论述上是跟着民进党走”。因此，国民党的问题在于没有建立起可以跟民进党对抗的主体论述，也就是没有建立起跟民进党对抗的认同观。 相对于公开主张“台独”的民进党而言，马英九胜选对于两岸稳定，或许是比较好的结果。但是马英九两次选举过程，已经强化“不统、不独、不武”的概念，他的“一中各表”已经在选举论述中逐步变为“两个中国”，这一路线已是马英九的保台政治主张，对两岸未来埋下不确定因素。 马英九的两岸路线，接受“一中各表”，但他提出的是一个中华民国。这个中华民国已非过去两蒋时代的汉贼不两立路线的唯一中国合法政权，这个中华民国经过2000年到2008年的民进党执政与马英九四年执政，已经逐渐质变，落实论述为就是台湾，这是不同于民进党“台独”的另一种分裂中国的论述。 也就是说，马英九采取的是保持“两个中国”的策略，对外仍然是接受一个中国，实际论述却是“中华民国是台湾”，让中华民国也成为另一种“台独”的保护色，由于北京方面容忍现在的两岸互不否认交互方式，却也意外让这种“两个中国”的模式，逐渐在台湾经由选举实践来巩固论述。 马英九隐藏的“两个中国”路线，比民进党的直接诉求台湾独立，自中国统一的领土中分裂出来，对北京更能有回旋的空间，加上马英九并不在国际间主张“两个中国”，对北京的威胁自然还在可容忍范围。 北京视国共内战期间败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作为过去曾经是中国政权的一段历史，仍在台湾这块分裂的领土上存在着。若是中华民国走向“台独”，自然两岸只有战争。但中华民国若持续如马英九主张的不统，持续保持分裂状态，虽非独立，却也不走向统一，北京就该如何自处？ 在两岸交流频密下，台湾人民与台湾的企业渴求经济安定，希望马英九的路线可以带来安定，这应是台湾绝大多数的基本共识。这就是说，在台湾有明显的“台独”路线以及马英九的“两个中国”路线，而回归祖国的统一路线却因为政治操弄，不只在论述甚至在实践上，都已经逐渐变成非主流。台湾人开始对于族群的认知，否认自己是中国人，虽无“台独”之名，却已是“台独”之实了。长期以降，最终必然走向仅靠政治手段已无法解决这种差异的悲剧之路。 马英九成功连任，两岸至少可以保持表面上的平稳，但是对于中国统一却仍然充满变局。马英九没有被戳破的“两个中国”路线，暂时维持台海和平，可是长久以往，台湾以为实行“两个中国”可以保持和平，那么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终将变成“台独”的外衣。 现在台湾蓝绿营都把两岸和平挂在嘴边，可是背地里却要极力推动和平分裂。北京的对台政策不能仅仅挟制“A型台独”而实际扶持“B型台独”，特别是当A型和B型两型“台独”逐步靠近有同流合污之势的时候，大陆的对台政策除了打击“台独”以外，还必须拥有防范永久偏安势力泛滥成灾的另一种功能。在文化与舆论方面，大陆只有想尽一切可能性入岛，与国、民两党的认同观对抗，才有办法逆转台湾“去中国化”的认同异化。 《台湾观察》2012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3-30 借助邻近深圳的市中心和港深口岸的经济幅射，“边界特别发展区”可望发展成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媲美日本东京都的副中心新宿、上海的浦东开发区。 港英政府于1951年在两地边界的香港一侧设立了28平方公里的边界禁区，当时的目的是减缓日趋严重的非法入境问题。香港的普通居民，要进入边界禁区的人士也须获得香港警方签发的边界禁区通行证。时至今日，该地区处于尚未开发状态，多为林地、农地、荒地，村落散布，人迹罕至，与边界另一侧的深圳市中心地区高楼林立，形成强烈的反差。 这块连绵28平方公里的土地，面积差不多等于整个澳门特别行政区，比香港岛已开发地区面积还要大，而且紧贴着中国内地。但长期以来，这个地区的战略价值一直未受到重视。近年来，社会上逐渐有开放边界禁区的呼声。港府决定，从2012年2月15日起，分阶段逐渐开放边界禁区。但是，目前港府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个地区特殊的地理战略价值，只是把它当做香港的远郊区来规划，开放一些土地给村民自建房屋（即“丁屋”），以及做一些低密度的“乡村式开发”。 建议实施特殊签证政策 然而从珠三角整体发展看，这块地区正好是港深都市圈的中心地区，又由于历史原因保持了相对的完整性。随着“一国两制”下香港和内地的互动越来越紧密，中央政府应该和特区政府协作，将此块具有特殊价值的区域定位为香港“边界特别发展区”，并在此特定区域内对内地居民实行特殊的出入境政策。 具体操作上，这个地区由香港特区政府管辖，对内地居民实施“落地签注”政策。即凡持有效内地居民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无须向相关的公安局出入境管理部门提前办理赴港签注，但须在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的同时出示内地身份证和往来港澳通行证，即到即签，便可在“边界特别发展区”内逗留不超过七天。申请“落地签注”的次数不限，但若香港特区政府入境处有合理怀疑，可拒绝申请者入境。内地居民如要进入“边界特别发展区”以外的香港其他区域，则须办理正常手续的赴港签注。 有助创造新经济增长点 在充份尊重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村民权益下，“边界特别发展区”可重点发展香港的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医疗、教育、仓储服务、零售消费等，为香港经济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其发展为香港提供自由行、CEPA以外的“一国两制”新合作模式，将香港的制度优势与内地庞大的市场结合，有利香港开拓内地市场。 港澳自由行从2003年推出后，内地访港旅客激增。由于商务签注对企业的纳税额有较高限制，不少中小型企业人员都通过自由行方式进入香港。虽然有关方式已较过去方便，但是，来往频繁、要求及时会面的商务旅客受到自由行签注办理时间、停留限制等影响，未能充份利用香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的优势。至于CEPA方面，只是让被承认资格的香港专业人士可以在内地自由开展业务，但是内地有业务洽谈需求的人士及专业人士仍须办理签注才能进入香港。因此，CEPA只是促进了人流的单向流动，这大大局限了香港生产性专业服务业发展的机会。 另外，CEPA虽然为中港合作提供了实质的政策支持，扫除了部份香港专业人士进入内地发展的制度性障碍，但是，在一些制度和法规上还存在限制。例如，法律法规及实施细则未及时出台、地方官员对新措施认识不足、两地专业服务行业在体制及规管方面有差异以致出现对接问题，以及申请手续繁复需时等，被人称为“大门开，小门未开”。同时，CEPA虽然认可部份香港的专业资格，但是并不是所有行业都适合向内地扩张。 以医生为例，医生需要相对固定的工作场所，以长期跟踪病人情况，建立良性互动的医患关系，并不适合频繁往返中港两地。因此，一旦医生到内地工作，很大程度上需要以内地作为长期的固定工作场所，这意味着他们难以为香港直接服务。香港培养医生的成本十分昂贵，如果由香港纳税人出资培养的医生向内地流动，则会造成香港自身的人才流失。“边界特别发展区”正好为香港医生在继续服务香港居民的情况下发展内地市场。内地居民可以因应需要决定留港治疗时间，其家属也可以不用办理赴港签注陪同来港。 近期，由于内地大量孕妇来香港产子，造成香港医院产房紧缺，引起香港本地市民的一些不安。如果能在“边界特别发展区”发展妇产科设施，可以让服务内地居民的妇产科服务和服务普通香港市民的妇产科服务相对分开，减少互相之间因资源争夺而引起的紧张关系。而且，“边界特别发展区”面积超过相当于30个铜锣湾，正好满足兴建医院、专科诊所、医生宿舍等大量的土地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港的“前店后厂”合作模式协助了香港的经济转型，并支持了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发展，但是，随着珠三角城市的迅速发展，不少港资厂商开始尝试将“店”和“厂”同时设置在珠三角地区。2009年，广东省积极推行“腾笼换鸟”的政策下，深圳前海发展的议题持续升温。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通过设立对内地居民实施“落地签注”的“边界特别发展区”，突破自由行和CEPA的局限，建立香港的“前海”，为香港经济创造新的动力。 改变城市功能布局失衡 与此同时，“边界特别发展区”的设立可以改变香港目前城市功能布局失衡的状况。今日的香港，一提起金融活动，大家会即时想起中环；一提起购物热点，大家会即时想起铜锣湾、旺角；一提起文化设施，大家会即时想起尖沙咀、红墈；讽刺的是，一提起香港的伦常惨剧，大家会即时想到天水围、元朗。印象的强烈反差，与香港城市功能布局的失衡息息相关。 一直以来，港英政府将香港的商业、贸易、办公、文化娱乐的城市功能集中在香港岛北部和九龙半岛南端。无论是香港的政府总部，表演场地如文化艺术中心、红墈体育馆，以至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都分布在维港两岸。至于新界方面，港英政府为了发展工业和舒缓市区的人口压力，吸收英国政府建立新市镇的经验，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新界兴建了多个新市镇，包括荃湾、沙田、屯门、大埔、粉岭／上水、元朗、将军澳、天水围。按原先的设计理念，新市镇主要承担工业和居住功能。 新市镇吸引了不少市民搬离市区，对改善市区的居住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香港经济结构的转型，令新市镇未能提供足够的工作机会予当地居民。自国家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工业渐渐北移，新市镇的工业发展停滞，加上港英政府无意在新界建立城市副中心，在设立新市镇的同时并无将部份市中心的功能相应迁入，所以局限了新市镇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这令不少新市镇的居民需要跨区工作。2006年，新界高达41.0%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香港岛和九龙工作；九龙约有36.4%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新界和香港岛工作；香港岛则只有21.4%的工作人口需要前往新界和九龙工作。 跨区工作不止给上下班时间的维港两岸带来更严重的交通挤塞问题，还给居民带来了更多车费支出、乘车时间和精神负担，减低工作意欲。更大问题是，全港十八区中，香港最北部的元朗区和北区的居民教育程度较低，区内单亲家庭、领取综援家庭、新来港人士较多，远离市区的客观因素更增添其寻找工作的难度。无论在失业率、无业家庭比例以至入息低于平均综援金额的家庭比例，两区的数字都居全港十八区的前列位置。当中元朗区天水围的自杀率更是全港最高，不时发生伦常惨剧，被指为“悲情城市”。 另外，香港可发展的平地不多，大多集中在新界的元朗、粉岭。回归前，港英政府为了持续发展维港两岸，大多以填海的方式增加土地供应。自1842年至现在，香港累计填海土地面积约100平方公里，约占香港土地总面积的十分之一。但是，踏入二十一世纪，填海发展模式似乎走到了尽头。一方面，维港两岸浅海地带的面积不断减少，填海成本上涨；另一方面，香港人的环保意识增强，保护海港协会成功在回归前推动立法局通过《保护海港条例》，更成为环保团体反对政府填海计划的利器。所以，填海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大大降低。 “边界特别发展区”的设立可以将香港的优势服务业与内地的庞大市场结合。长远而言，借助邻近深圳的市中心和港深口岸的经济幅射，“边界特别发展区”可望发展成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媲美日本东京都的副中心新宿、上海的浦东开发区。 “边界特别发展区”成为香港城市副中心的意义在于根本地改变香港的城市功能布局，为新界注入更大的经济活力。更多中产人士因为参与城市副中心的经济活动而迁入，带动区内消费，为元朗区和北区的低学历和低技术的基层劳工增加更多就业机会。元朗区、北区以至新界的居民可以不用远赴香港岛和九龙工作，香港岛北端、九龙半岛南端的交通挤塞问题亦可得到舒缓。香港亦可在填海以外，开拓发展用地，应付经济发展需要。可以说，建立“边界特别发展区”作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不止为香港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还有助舒缓新界的社会、民生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利 2012-03-30 香港社会正出现一股越演越烈的“排内（内地人）情绪”，在此之际，有“文化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进一步提出包含“隐性港独”主张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令这股本已沸沸腾腾的香港民粹主义又再激出新的波涛。 近期香港发生的几件大事，包括反内地孕妇赴港产子、D&G时装店禁止港人拍照，每次都触动很多港人的情绪，部分人走上街头示威。这些事件反映了香港社会正出现一股越演越烈的“排内（内地人）情绪”，让人莫不感到忧心。在此之际，有“文化港独教父”之称的陈云进一步提出包含“隐性港独”主张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令这股本已沸沸腾腾的香港民粹主义又再激出新的波涛。对于陈云这个所谓追求香港自治的主张，必须加以警愓。 “城邦论”三大危害 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观点，主要见于其撰写的《香港城邦论》一书。该书的大意是香港自清割让予英国后，便与中国各走各路，渐行渐远。而中国最大的不幸是给中共统治，香港九七前还有英国人作缓冲，化解一些来自大陆的影响。但九七后特区政府已起不到缓冲作用，中共会利用单程证、个人游等政策吞噬香港。香港应该自我反省，团结起来，不与中国这一“外邦”为伍，才能保卫香港这个城邦。《香港城邦论》自去年十二月出版以来，短短三个月之内已经印刷两版。在网上，也有许多陈云的粉丝热情撰文支援，可见其影响力之大。 综观陈云“香港自治城邦论”理论，有三大危害委实值得关注。 其一，不断丑化内地，间接阻挠香港与内地融合。陈云不断在书中指责中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坏蛋，无时无刻都在想怎样才能摧毁香港的“自治”地位，又在经济上不断加强对香港的控制，取代香港“自给自足”的优势。同时，陈云也不断妖魔化内地人，指责他们“哑忍暴虐”，不推翻中共政权，可见大陆全民都有病。表面上，陈云是在批评内地政府和民众，但实际上却是暗中鼓吹港人不要与中国大陆融合。 其二，美化英国统治。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书里几乎完全回避了港英政府对港人的压迫，以及英殖时期的种种问题。譬如，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里，香港数以百万计的低层工人每天工作十多小时，赚着最微薄的工资，面对通胀加价而又几乎无任何社会福利保障，草根阶层过着艰困生活，然而在《城邦论》书里却对此只字不提。相反，陈云仅仅以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起飞时期的良好印象，来称赞港英政府为香港带来了民主、法治、教育、经济增长、基础建设等等。 三，强调香港本地意识。陈云在《香港城邦论》中指出，香港有今天的国际地位，全归因于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五十余年。他认为，香港本身经过英殖政府的培育，已经是人间乐土，她是“东方专制主义沙漠中的欧式绿洲”。因此，香港必须建立本土意识，必须像一个“城邦”那样搞“自治”。这个自治就是脱离中国的政治体制，变成一个与中国互不干涉的自治城市。两地应只剩下一个“互助”的利害关系，一方面让香港成为中国的金融服务、财务管理之地，另一方面维持香港的经济自主性。他声称，香港对大陆的贡献极大，是大陆害怕失去香港，而不是香港害怕失去大陆。 “隐性港独”等待时机 陈云通过上述三大被扭曲的观念，确立了“邪恶”的内地人与“善良”的香港人的族群对立。表面上，陈云口口声声说自己只是追求香港自治而不是独立，但实质上，他只不过是借城邦和国家的分别来混淆视听，这一做法更容易吸引支持者。与以前支持“港独”人士不同，陈云的香港自治主张有一套颇为完整的理论支撑。 陈云深知，以香港目前条件没有独立的本钱，最多能发展出一种模糊的香港人身份和有限自主意识，故他刻意不追求独立，暂时只要求港人认识香港的光辉历史，建立一个全香港人自豪的港人身份共同体。陈云还提出多条具体的原则，指出香港可以如何走向“自治”，包括双普选、货币自主、保障本土资源等等。 然而陈云此举只是在等待时机。这种“隐性港独”的主张和“台独”极为类似。过去几年，台湾民进党也是先在岛内鼓吹台湾主体意识，待台湾人民形成“台湾人”身份后，再推动台湾脱离中国大陆而独立。 正面论述亟待加强 综观陈云所谓“香港自治城邦论”的很多论点，其理据支撑实际上并无说服力。他只是透过修辞的包装，放大一些固有的印象，并藉此鼓动人们的情绪，令港人接受他的观点。譬如，每个人口众多的地方都总会有人做出一些不道德的行为，随街大小便、为求暴利而不顾人命，内地有，香港也有，欧美国家也有。但是，凭此就说大陆人全都是混蛋，明显是以偏概全。更何况，把资源被分薄、楼价飙升、物价高涨、都市面貌变迁等任何“负面”东西都归咎于内地人，也是不正确的。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特区政府政策出了偏差。中央政府应针对这些误解，邀请知名学者在香港报章上加以分析，并力陈内地与香港两地融合的种种好处。 值得注意的是，陈云及其支持者多为香港社会保守的右翼分子。香港社会主流舆论并不认同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即使如梁国雄这种反对派人士也不支持。有关部门可考虑，联合部分香港反对派团体，一起批判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是在挑拨群族矛盾。 当然，陈云的“香港自治城邦论”主张受到某些港人欢迎，其背后也有一定的原因。在目前全球经济萎缩的大环境下，与内地经济整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香港只要把握内地机遇，肯定会受惠于中国经济。不过，近年香港结合粤港优势，力求转型升级的同时，许多中央的惠港政策都不到位，无法让香港年轻人感受到不了好处，这才给了陈云一个丑化大陆、分化两地的空间。长远而言，两地政府应想方法解决香港年轻人出路问题。这才是治本的方法。 《港澳观察》2012年2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