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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6-08 如果马英九的第一任期是创造和平，第二任期则为巩固和平，既要巩固和平，又要深化接触，更要扩大交流，这里面就有很多可以着力之处。 5月20日，马英九先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十三任“总统”，并随即发表就职演说。马的演说内容触及台湾的发展方向、未来愿景，对内政、两岸关系以及国防、外交都有讨论，可以说是一篇相当周延、广泛的施政蓝图，一般认为对台湾的未来会有相当程度的影响，理所当然会引起台湾内部、中国大陆及国际社会的注意和不同解读。 本文重点分析马就职演说中涉及两岸关系的内容。具体而言，马英九仍然坚持自己的理想与原则，仍然主张在“中华民国”现行宪政体制之下“不独、不统、不武”的政策，坚持“九二共识”，重提“两岸主权互不承认，治权互不否认”。在“一国两区”方面，他并未有丝毫让步，甚至明确表明，这个“一中”就是指的”中华民国”。不过他特别强调的这是由“我们”的角度来看，话中有话，并未强北京之所难。其言外之意是，北京对于“九二共识”与“一个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的解释与立场。这就是求“一个中国”之同，存其内涵之异。 此说重点在于，既然台湾要遵守“中华民国”宪法，当然就没有两个中国或国家分裂的问题存在，因此两岸关系绝非国与国的关系，追求国家统一仍就是马政府的终极目标。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双方均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仅此数点就足以展现马先生对国族的认同与情感，但他也期望中国大陆当局能在民主人权及法治方面也能有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马英九的谈话言所当言，对北京释出部分善意，应当予以肯定。 再进一步分析，马先生细数其第一任内在两岸关系方面的成就，由经济到文化，从教育到司法，由交通到卫生都有很大的改善，在降低紧张、创造和平方面已经有了具体成果。在其第二任内，他要进一步巩固和平，要达到此一目的，应为、可为之事甚多，其中他特别提到要扩大繁荣，要深化互信，要加强两岸之间各种团体的互动与交流，只要能够充份落实，突破虽然或有难度，但荣景依然可期。笔者希望强调的是，如果马的第一任期是创造和平，第二任期则为巩固和平，既要巩固和平，又要深化接触，更要扩大交流，这里面就有很多可以着力之处。 关于两岸关系未来走向，显然马英九仍会循着“先易后难、先经后政、先缓后急”的原则往前推动，不会有太过激情的举动。就目前看来，两岸政治对话与和平协议应该不在他的短期政治议程上，但这并不表示学界及相关单位不会、不应对这些问题有些事前的研究及规划。他既然在谈话中提到巩固和平，并强调要深化互信、加强各个领域的互动与交流，我们仍然可以合理期待，有些应做、能做的事情还有待各方进一步摸索尝试。比如说，如果双方是否能由治权互不承认逐渐往治权相互承认的方向努力，这或许不失为一个可以思考的课题。 总而言之，由台湾朋友的立场来看，马英九的就职演说不但有理想、有坚持、有善意，还刻意避开使用过去曾经说过“台湾前途由两千三百万人决定”的说法，其主轴在于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经济的永续发展、良好的两岸关系，其最终目的在于壮大台湾、振兴中华。马英九坚信，台湾人民的活力与创新、热情与善良是一项宝贵的资产，台湾的发展经验更是无可替代的软实力，台湾不但可以藉此自保，更可进一步对中国大陆的现代化发展产生正面的示范作用。北京若将其过度解读成为台湾想要利用民主、人权来和中国大陆进行对抗，恐怕未必得当。 由求全责备的角度切入，也可以批评说，由于马英九的演讲内容触及的议题太多，反而失去了焦点，而且其中有些主张是否能够落实也仍然有待观察。有关权责单位如果要加以执行恐怕也要有个先后顺序，其中有些主张还有前后矛盾及牵涉不同利益团体反对的可能等等。但整体而言，通篇演说内容仍是瑕不掩瑜。 如果一如某些媒体所报导的，中国大陆相当的理性务实，知道马英九的局限性，只是低度的期望马英九今后第一不要讲不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话；第二不要讲阻碍政治关系进步的话；第三不要讲违背中华民族利益的话。如果拿这个标准来检验马英九的就职演说内容，他的表现已经相当不错！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志成 2012-06-07 从政治博奕的角度来看，未来如何主导两岸关系，让台湾当局跟着大陆和平发展的旋律走，是北京必须严肃思考的。 5月20日，马英九以“坚持理想、携手改革、打造幸福台湾”为题，发表就职演说。观诸马英九这篇5900多字的演说稿中，明显是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内政，而外界高度关切的两岸政策，并没有什么新意且略显保守。同时，因为面面俱到，既想讨好蓝营又不想得罪绿营，通篇演说可说是四平八稳，既不会引起争议，也无法让人感动，是典型的“马氏风格”演说。 由于油电价上涨、含瘦肉精的美国牛肉进口、课征证券交易所得税等一系列议题引发强烈民怨，造成马英九的民调支持率降到历史新低，在20%附近徘徊。在野党一方面在“立法院”发动罢免案，另一方面在“520”的前一天发动十万人的示威抗议大游行，表达对马英九的强烈不满。所以，马英九把演说稿的重心锁定在内政方面，原本被视为强项的两岸关系反倒着墨不多。视两岸关系为“准国际事务” 但是，此次马英九在就职演说中把两岸关系放入“国家安全”的体系来谈。他指出：“以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以活路外交拓展国际空间、以国防武力吓阻外来威胁，是确保台湾安全的铁三角，我们必须同等重视、平衡发展。”马英九将两岸和解实现台海和平视为铁三角中的第一个角，单单就这样的分类来看，马英九就把两岸关系视为“国际事务”，或至少是“准国际事务”。 虽然两岸和平发展中取得相当大的成绩，获得岛内广大民众的支持，但仍有部分民众对马政府的大陆政策存有疑虑。为什么有这样的疑虑？即使马英九不说，外界也清楚，就是绿营经常挂在嘴边的“丧失主权”疑虑！因此马英九重申，他在下一任的任期，在两岸政策上不会有重大改变。他还特别指出：“中华民国宪法是政府处理两岸关系的最高指导原则；两岸政策必须在中华民国宪法架构下，维持台海‘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基础上，推动两岸和平发展；而我们所说的‘一中’，当然就是中华民国。”马英九强调说：“依据宪法，中华民国领土主权涵盖台湾与大陆，目前政府的统治权仅及于台、澎、金、马。换言之，二十年来两岸的宪法定位就是‘一个中华民国，两个地区’，历经3位‘总统’，从未改变。这是最理性务实的定位，也是中华民国长远发展、保障台湾安全的凭借。两岸之间应该要正视这个现实，求同存异，建立‘互不承认主权、互不否认治权’的共识，双方才能放心向前走。” 换言之，马英九要告诉反对他两岸和解的民众说，他是在坚守“中华民国”主权。先前一再被绿营所排拒的“一国两区”，所谓的“一国”系指“中华民国”，两区指的是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这是“中华民国”的宪法所规定的，包括李登辉、陈水扁前两任的“总统”，也都是这样的主张，并非他所创。 回溯之前四年，两岸关系之所以能够往前推动，就是大陆与台湾方面采取搁置争议，务实前行的态度，而两岸之间最大的争议就是主权的争议。今天马英九拿“中华民国”当作挡箭牌以应付绿营的质疑，却挑起了两岸最敏感的神经。 面对马这一宣示，大陆方面除非是真的承认“一中就是中华民国”，否则势必只能拿出“一中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回击马英九的说法。如果不回应，是否等于默认？！可是一旦回应，等于又把原本界定为因国共内战而导致的对峙现状，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对抗。后续发展如何，令人关注。马英九未来两岸政策采取守势 以马英九之熟悉国际法，又长期从事两岸政策研拟，当然心中有数：如果只是一味强调中华民国，其实与“台独”只有一线之隔。因此，他特别强调：“两岸人民同属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拥有共同的血缘、历史与文化。”他还抬出孙中山，两岸“也都同样尊崇国父孙中山先生”，呼吁大家“不能忘记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理念，以及自由、民主、均富的建国理想”。但马英九虽列举了孙中山先生的自由、民主、均富的理念，却避开孙先生念兹在兹的国家统一大业。 马英九认为，台湾实施民主的经验，证明中华民族的土壤毫不排斥外来的民主制度。他还衷心期盼“中国大陆的政治参与逐步开放，人权与法治日渐完善，公民社会自主成长，以进一步缩短两岸人民的心理距离”。 马英九的意思是说，两岸虽同属中华民族，但是台湾已接受了西方来的民主制度，人权与法治已完善，这点是大陆无法比拟的，大陆必须在这方面提升，才好来谈两岸有进一步的合作，特别是政治方面。 马英九既想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同时又要在扩展台湾的国际空间上取得成效。马英九在演说中指出：“我们也希望在国际非政府组织中，两岸能彼此包容、相互协助，让这个良性循环的模式发挥更大的正面效益。”言外之意是，只有让台湾参与国际活动，两岸和平发展才有办法良性的循环。这等于是给大陆一个隐性的、柔性的警告：若阻止台湾扩大参与国际组织，两岸能否和平发展下去可还是未定之天。 “外交是内政的延长”。马英九第二任期才刚要开始，就被内政问题搞得灰头土脸，被马政府视为“准外交”的两岸政策，想要在第二任期有所突破，现在看来就是不现实的想法。特别是马英九并非开创型的政治人物，向无果敢面对挑战，缺乏为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辩护的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同时决策圈又极为窄小。因此，可以预期，马英九第二任任期内两岸政策方面的基调是求稳，采取守势，基本上是延续过去四年的作法。 但是，美国启动了“重返亚洲”政策，台湾又不可能置身事外，一旦台湾顺流而下，两岸关系势必是“不进则退”。 大陆应掌握两岸政治博弈主导权 从政治博奕的角度来看，未来如何主导两岸关系，让台湾当局跟着大陆和平发展的旋律走，是北京必须严肃思考的。策略上，北京应该发挥经贸的实力与外交实务上的操作，逐步在岛内发挥影响力，从而箝制马政府的两岸政策走向。 目前，经由ECFA后续的谈判以及两岸投资保障协议的签署，应把如何让陆企、陆资快速大量入岛，作为首要策略考量。当大量的陆企与陆资入岛，才能进一步形成大陆对台湾内政的影响力，为形成政治影响力奠下基础，甚至为今后岛内的政治博奕做好准备。 其次，在台湾的国际空间问题上，要树立“以我为主”的策略。一方面，应该更加弹性地运用国际组织，适度对台湾国际空间加以放行。不必担心万一某一天民进党上台的问题，因为在国际事务的思维上，蓝绿其实差异并不大。另一方面，既然马当局把台湾的国际空间与两岸和解相连接，大陆方面也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台湾提出国际空间的新诉求时，大陆方面不能只是简单地照单全收，而须相应地在两岸关系提出进一步的诉求。 针对台湾的国际空间上，大陆相关系统特别是外交系统应拟定出一套中长期的政策和应对模式，以掌握主动权和话语权，而并非被动应对，否则一旦发生突发状况而应对失当，就被绿营拿来操作，回过头来影响到两岸关系。 总的来说，既然马当局把两岸政策看待为“准涉外事务”，大陆也应循着台湾的思考模式，对症下药，从中寻找破解、应对之策。 《台湾观察》2012年5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06-07 与其冒着不可估计的风险一次过集体处理，不如以发展眼光进行全盘规划，全盘考虑法律、社会、文化、经济、行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趁机发展新界，营造“全胜”的社会效果，避开“全输”的政治风险。 新界僭建的问题看似简单：非法建筑，依法当拆，依法办事，谁说不可，谁抗拒更会罪上加罪。可是，如果实事求是去了解僭建的问题，便会发现一点也不简单。倘若雷厉风行地强硬执法，不但会挖出法律的疮疤，更会掀起整个新界的政治风暴、社会对抗、文化冲突，恶化贫富矛盾。对于僭建问题，不单要从法律的角度去了解，更要从历史、社会、政治、文化与经济的角度去了解，这样才能全方位去考虑问题、解决问题。 僭建问题不单发生在新界，也发生在港九，多达八十万个案，且不分阶层，上至特首高官，下至低下阶层；而且问题由来已久，这本身便已证明不存在即时的安全考虑，即使有也属少数，以个案处理则不成问题。因此，与其冒着不可估计的风险一次过集体处理，不如以发展眼光进行全盘规划，全盘考虑法律、社会、文化、经济、行政等方方面面的问题，趁机发展新界，营造“全胜”的社会效果，避开“全输”的政治风险。这是解决僭建问题应有的处理态度与对策。 以下且从法律、政治、社会和文化与经济的角度来讨论僭建问题。 新界享有立法区别对待 第一，从法律观点来看僭建问题。 首先必须指出的要点是：由港英租借新界开始，所有有关新界的法例便与港岛、九龙（简称“港九”）有别。这个区别的法源来自新界的租借与港九的割让有所不同。尽管清之后的中国政府都不承认港九新三个“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但是英帝国在占有三地后的“收地”工作却有不同的做法。他们在港九没收土地，自恃理直气壮，强硬执行，碰到的人民反抗也不足以阻止全面收地工作，土地收编为“皇家地”后列为“永久地契”的法定地位，当作“商品”来出售。而在新界取得租借条约后，其收地却遭遇激烈的人民反抗，尤其在人口众多的村落如大埔、十八乡、元朗、屯门等。中国传统地权虽是“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但皇帝不会把土地当作“商品”买卖，人民有使用权与转换使用权，但要向皇帝交税。当人民已把这个中国传统奉为金科玉律，其抗争意志也就与港九不同。何况新界民众都感到理直气壮：世间哪有租客抢占主人土地的道理？！力争的结果，港英殖民地官员碍于法律上必须尊重租地条约与割让条约有别，也考虑到如果抗争持续下去，会犯众怒而引来更多内地民众声援，只好同意从租借日开始便已在各村落定居的民众可沿袭其村地与村屋不受“收地”影响。因此，新界“原居民”及其村屋和农地的传统风俗习惯都得以延续至今。 因此，就法律观点来看，新界“原居民”从租借条约的第一天开始，便存在着诸多法律区别对待。例如土地拥有年期，港九属“永久地”的999年，新界只有99年；新界“原居民”享有土葬、丁地、丁屋等传统权益，而港九地区居民却没有。总体传统权益享有的情况也就造成了今天广大新界土地上的“原居民”在法律对待方面有别于港九地区的居民。 1997年主权回归，政权移交后的宪政发展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准，新界“原居民”的传统应有权益也得到承认，并相应地制定了《基本法》第四十条。该条文如下：“‘新界’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保护”。必须留意的是第四十条置于《基本法》第三章，这一章列明是有关“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其中包括了居住权，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新闻、出版的自由，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等等，把世界标准的人权与民主自由权利都包括在内。可见第四十条在这第三章出现不是意外，而是属于世界公认的应有的人权标准。既然是新界的“原居民”，而“原居民”的应有条件是有其一定的传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及其生态环境，除非“原居民”主动放弃这一切，否则政府有责任要加以保护。同样的做法也出现在西方民主国家如加拿大、美国、澳洲、新西兰。既然《基本法》把“原居民”的合法传统权益列为其中条文，这便非一般立法或行政可任意加以架空的。 根据1961年的房屋规范条例，有关僭建与否便有市区和新界两个不同条文，前者为第123条，后者为第121条。后者列明，新界村屋标准规定为三层，符合政府安全条例的还可“改建或加建”。这条规定是新界特有的。可见今天来看僭建问题，不能不顾及新界的历史传统及其立法区别对待的实施。表面看来，安全问题不分城乡，但涉及屋宇的安全考虑，市区高楼大厦与乡村低层屋宇相比，安全系数比较差别极大。这就是为什么传统乡村的屋宇政府过去少管，城市却抓得很严的原因。过去百年不管、少管，现在却以安全问题一网打尽，如此不顾历史与环境条件，是执法的“极端主义”。 遍地政治烽火如何扑灭 第二，以政治的角度来看僭建问题。 除了原居民的丁屋“改建”与“加建”问题外，还有更多的木屋与“柜屋”（货柜箱改装成屋子）遍及整个新界。若要处理所有僭建，必然会引爆巨大的政治风暴，以政府处理大型抗争的记录来判断，能否胜任大有疑问。尤其是涉及民众保卫家园的抗争，其力度远胜一般的政治抗争。 类似的抗争事件可参考近期发生的“菜园村抗争事件”。菜园村因为修建高铁而须拆除，涉及人家不过五十来户，但因居民要求觅地重建的“迁村”赔偿谈判引发社会关注。关注人群有一般同情者，有环保人士，有关注弱势的社运组织，更有见缝插针的政客，当然还有责无旁贷的乡议局及其所代表的整个新界“原居民”，大家一窝蜂地都起来声援菜园村的抗争。在立法会通过高铁预算案的当天，会内有“泛民”议员齐齐反对此案，会外更有三千多群众陪同村民包围立法会，群情激奋到企图突破警卫线冲入立法会，几酿成暴动。 值得深思的是，“菜园村”事件不过是五十来户人家的问题，但是参与抗争的人群却来自各个阶层、各个政党、各个社会组织，抗争的宣传手法更是别出心裁，十七名学生由村内跪行到中环的请愿行动，更是全港轰动一时。 若真要强行集体一次性把新界所有的僭建清除掉，那真是会把港九新界全城陷入“烽火”的政治抗争。“菜园村”这一堂政治课，特区政府官员还没有从中汲取教训，他们更缺乏政治警觉性，去体会经过“菜园村”一役，已有多少有心修理政府的势力正蓄势待发。“菜园村”事件显示，原本视新界村民为保守亲中势力的泛民主派政党及其支持者，却在转瞬间体认到，原来广大村民也可被发动起来加入他们的政治行列。 除非政府能更好地处理僭建问题，避免“菜园村”事件重演，否则香港的建制派与反建制派的两大对立政治板块会引发巨大移动。一向是听从乡议局领导与支持建制派政党和工联会的广大村民，包括“原居民”与居民，将会有不下百万人参与政治抗争，全方位在新界夺权，到时二十七个乡、六百多条村的双村长选举势必会有反建制派打着“护村爱民”的旗号加入选举。他们一鼓作气，把乡议局的亲建制派议员扫地出门，是预料中事！ “菜园村”事件最后得以成功迁村，还是得益于乡议局议员上下一心的调停，包括亲自为村民觅地、索偿、临时安顿每户人家在新村地上，让他们仍可就地做点小耕作以安民心。这不过是五十户人家，乡议局与政府还勉为其难，若是将六百多条村全都卷入抗争风暴，遍地烽火，何以扑灭？ 总之，从政治角度去考虑，新界僭建问题不可以简单当作非法事件去处理，应从整体新界发展规划把僭建问题化解。谁愿意去住木屋或者动辄加建、重建其家园？如果有更好的选择，他们绝对会心甘情愿放弃长期以来的居住环境条件。建构让新界村民心仪的新家园不是不可能，主要问题在于长期以来港英官员持敌视态度待之，村民自然还以颜色。1997年主权回归后，官员思维依然故我，何曾以体惜村民的心思去规划乡村的发展？政府要与村民展开双赢的对话，唯有好好与新界乡议局展开调停工作。过去港英时代基于与村民沟通的政治需要，从无到有成立了乡议局，但是近年来政府与乡议局有疏于沟通的趋势，僭建问题之所以闹到全城沸沸扬扬，乡议局已感无奈！这点值得特区政府深思！ 新界社会结构已然变化 第三，从经济的角度去看僭建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2-06-06 不论对大陆或台湾当局而言，大家都要将基辛格当年的警语牢记在心：做美国的敌人很危险，但当美国的朋友会致命。 3月22日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在北京会见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时提出“一国两区”的说法，立刻引起各界广泛注意，在台湾内部还引发一些争议，认为这是马英九政府政策调整的前兆，或至少是一种试探气球，各方众说纷纭。事后，马英九政府并未收回谈话内容，最多只说此一表述过分简化；与此同时，台北也一度传出，美国方面对这一新提法觉得事出突然，感到困惑甚至有些不满，但后来遭台北官方及驻美代表处正式否认。 4月12日，大陆国台办主任王毅在美国访问时表示，中华民族完全有智慧、有能力通过平等协商，处理好有关台湾的各种问题。“在这一进程中，希望美国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期待中美共同努力，使台湾问题能够真正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真正成为合作因素而不是摩擦因素；真正成为增进战略互信的因素而不是导致战略互不信任的因素。” 王毅此行虽是例行工作访问，但也是因应今年两岸关系新形势和中美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从北京的角度来看，目前两岸关系处于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关头，而美国国内也面临总统大选前的复杂政治局面，美国能否正确处理所谓的台湾问题，能否与北京共同维护台海地区和平稳定，都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王毅此行希望有助于了解美方对台的最新政策，并与美方充分沟通，交换意见，消除消极和不稳定因素。北京希望美国发挥积极作用的谈话值得关切。 美国对台政策思维三派观点 美国当前对台政策思维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主张积极利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大陆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不但势不可挡，而且无法逆转，但是由于中共特殊的政经体制和意识形态，再加上政策不够透明、战略意图不明，美国即或不应再用冷战思维来处理双边关系，但仍要采取预防性措施，利用台湾来牵制或至少是平衡中国大陆的成长。 这些现实主义的新保守主义信徒、鹰派人士认为，美国迟早将和中共摊牌，目前的合作只是假象与表象，中共从中获利最大，即使中共当前采行韬光养晦、不强出头、不搞对抗的政策，但是有了实力终将会要使用，具有实力才是一切问题的关键，当前有无动机并不重要。至少笔者所接触的一些美国军方人士就曾表示，届时台湾应与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做好攻击上海、香港、三峡大坝的准备。 二是主张维持现状、顺势操作的稳健派。中国大陆的茁壮成长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台湾已成美国推广西方自由主义式民主的成功典范，而且美国对于台湾仍有历史、法律及道德上的责任，美方不能置台湾的安危于不顾，任令北京予取予求，因为这既不合乎美国的立国精神，也有损美国的国际信誉。既然事情并未恶化，两岸关系也在持续改善之中，美国没有必要在此关头自乱阵脚，改变既定的两岸政策。 这里就牵涉到何谓现状的问题，而对现状的解释权及定义则是由美国来决定的。从美国的角度来说，一如所知，美方认为现状虽属动态，但美国所要的是维持一个动态的平衡关系（也就是所谓的dynamic status quo）。美国当前所采取的双重防堵政策，一是不准台湾对大陆挑衅，二是不准北京对台湾用武。美国的立场是两岸问题必须和平解决，两岸双方都不准增加紧张、破坏现状（但日本的立场则是，两岸骤然改善关系也属另一种破坏现状的行为）。 三是放弃台湾的主张，也就是所谓的“弃台论”。这一派的主张认为，随着中共政经能力的成长，中美及两岸的实力对比也在发生变化，而大陆的战略发展方向不明，民族主义兴起，即使在美国的支持之下，台湾的军力早就居于劣势，由于美国被拖入台海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届时美国将更承担不起可能发生的风险，与其将来被迫卷入冲突，华府因此更需要未雨绸缪，从更新的战略高度来重新评估其当前对台政策。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格拉泽（Charles Glaser）去年表示：“美国应当考虑从它对台湾的承诺中后撤，这样就能消除美中之间最明显和争议性最大的冲突点，为两国今后几十年更好的关系铺平道路。”其言论重点在于美国必须考虑台海现状还有可能发生变化，尽管目前的台海形势比较安宁，但不知道将来某个时候是否还会出现紧张。这种言论当时在台湾和美国外交学界引发强烈反响，“弃台论”争议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另外，国际财经媒体彭博新闻社今年2月26日发表社论提出：美国是否愿意为台北而牺牲洛杉矶吗？这篇社论说，随着中国经济和军力增长，台湾长远的未来尚不明朗，而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洲战略，台海紧张与利害恐怕将会进一步增加。如果美国真的有意回到亚洲，就应当做更多的事情来鼓励台海两岸化解紧张关系，建立军事互信框架，而不是靠美国来保证台湾的安全。看来重估美国对台政策的各种不同论调仍在发酵之中。 美国对台政策基调并未改变 4月27日，美国国安会前资深主任贝德访台，笔者应邀参加其演讲活动，席间曾公开请其对美国当前的“弃台论”表示看法。他指出，中美联合公报、联合声明都强调要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海问题，既然美国不同意中国大陆强迫台湾人民的意志，所以美国放弃台湾的想法根本不必想。美国希望台海区域维持稳定，不乐见这个区域出现失衡的状态。他相信，台湾也会以乐观的态度看待未来，因为中国大陆逐渐融入全球体系时也可能出现一些变化。 曾与笔者多次对话的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资深研究员葛莱仪（Bonnie Glaser）也在另一场合针对“弃台论”表示，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这样的说法根本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non-issue）。于此，笔者可以负责任地指出，凡是真正了解两岸关系复杂情势，曾经在美国政府历任要职的高层官员，如包道格、卜道维、阿米塔吉、薛瑞福、沙特、卜睿哲等人，不管是公开或私下，虽然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也要与时俱进，不时检讨，但从无一人赞成所谓放弃台湾、讨好中国的说法。 其实，几十年来有关美国对华（两岸）政策的辩论，从过去的尼克松、基辛格到后来的里根、大小布什，各种意见俱存，美国学界、政界有所谓蓝队、红队（Blue &...

穆 骏 2012-06-01 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的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是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201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量增长4.4%，达到25,278万人，比上年增加1,055万人。其中，16岁至30岁的占40%。再加上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中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超过1亿人。中国职工总数2011年为2.3亿人。可见，农民工在未来这些年仍然是国家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  然而，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相关的问题，却并没有引起持续、深层的关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中国人民大学和工众网联合发布一项对农民工幸福感的调研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农民工的幸福感从多个维度看都低于国外体力工作者。幸福感最高的前三位是泉州、青岛、长沙，幸福感最低城市是深圳，其次是东莞、上海。   农民工幸福感城市排名（来源：中国新闻网） 问卷调查和微博调查结果显示，80%的劳务工对自己的工作感到不满意，仅有20%的劳务工感到生活很幸福；约70%的劳务工觉得生活没有方向看不到未来，30%的劳务工认为生活满意精彩有趣。 广东是农民工的输入大省，2011年在珠三角地区务工的农民工为5,072万人，位列全国之首。而作为广东省外来人口最密集的城市深圳和东莞，农民工的幸福感最低。回溯2010年深圳“富士康”密集的连环跳楼自杀事件、2011年广州新塘“6•11”骚乱群体事件，深层分析来看，事实上都是和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和生存状态相关。   2011年广东仍然是农民工输入大省（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0年1月至11月，发生在新生代农民工高度密集的深圳“富士康”集团的14起跳楼事件，引起社会各界乃至全球的关注。表面看这是企业的管理问题，是员工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但是更深层次来看，不容忽略的是新生代农民工所面对的精神和心理压力这一社会问题。同样，2011年6月发生在新塘的“6•11”骚乱，看似是因谣言而引起的群体事件，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它背后，一个慢慢成长起来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集体不满现状、迷失身份的缩影。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大批的内地人，也就是第一代的农民工，为了生计，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为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代的农民工，普遍思想比较简单，对生活的要求不高，三餐温饱、养妻活儿这些基本的诉求能解决就感到满足和幸福。三十多年后，这些第一代农民工的下一代，即我们所说的“二代农民工”都长大了，走向了社会。“二代农民工”绝大部分都是沿着父辈走过的路，继续在异乡打工。但是，与上代农民工不同的是，“二代农民工”多受过教育，有一定文化，脑子更灵活、胆子更大，接受新生事物能力更强，对工作和生活的要求更高。他们对工作更挑剔，不仅要求较高的待遇，还追求工作以外的生活空间，比如，喜欢上网交友，懂得比较，渴望平等和融入居住地社会主流。然而，农民工社会地位三十多年并无多大变化，国家对新生代农民工并无与时俱进的新政策，现实令新生代农民工的梦想破灭。一些农民工甚至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另外一些人则以犯罪、破坏等手段宣泄着对社会的不满。 5月29日，北京22中学生言覃遭老师辱骂。老师竟称其非北京户口，是借读生，家里无权无势无钱，是个“三无”人员，随时可以滚蛋。心灵受到创伤的言覃退学回湖南老家休养。虽然随后22中校长向言覃父亲致歉，表示将处罚“出言不逊”的老师，希望言覃返校。但这种对“三无人员”的歧视，并不是道歉就可以消除，而且主要并不发生在这所首任校长是蔡元培的中学里。在社会上，尤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这种现象其实即便不是“家常便饭”，也已以某种形式深深刻在他们的心里。 如何增强农民工的幸福感，作为当务之急，摆在我们面前，是政府、社会与每一个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的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是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要缩小这种差别，户籍改革无疑是最见效的。循序渐进地解决城乡二元户藉制度，解决“城市二元结构”，增加平等的就业机会，同工同酬，同一个地方的居民享受相同的福利待遇，是改革的大目标，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重要保障。 然而，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提出的，社会建设不能完全依赖顶层设计，也就是说需要民间的创新。汪洋说到“幸福观”时告诫干部党员：“我们必须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切实维护并发挥好人民群众建设幸福广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尊重人民首创，让人民群众大胆探索自己的幸福道路。” 笔者认为，扶持一些NGO组织，健全工会，鼓励农民工拥有更多自己的互助NGO组织是提高农民工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总数接近两个亿的中国打工一族，没有维护自身利益的组织，也没有一本代言他们的杂志和报纸。更有甚者，有些NGO组织要去关心这些农民工，竟然被地方执法部门以维护稳定为名粗暴干涉。这种事情虽然并不普遍，但只要有一件，就是社会管理上的肿瘤，就让众多的农民工在看待国家、社会与自己时增加负面印象和消极、对抗情绪。 发展社会职能，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是目前提升农民工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思路。我们需要破除政府一切包办的老旧的执政理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我们见证了国家在经济领域的职能有所减弱，这是造就经济繁荣的主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私营企业领域。可是，国家功能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消退，本来应该伴随国家的功能在社会其他领域的消退。只有这样，逐渐成长与成熟起来的“社会”才能肩负起以前由国家大包大揽的职能，照顾这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但实际上，国家功能并没有放松在社会领域的控制。 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幸福感的问题，就是要让他们有归属感，培养他们认识到自己是国家与社会的主人，而不是过客；要消除他们的无力感，就是要给他们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当他们受到欺负与侮辱的时候，要有地方可以伸冤与寻求正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2-06-01 辛格访缅进一步表明了印度与缅甸加强关系的急切愿望。但印缅关系中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印度未来扩大在缅影响力并非一片坦途。 5月29日，印度总理辛格结束对缅甸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辛格此访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一些西方分析人士认为印度希望借此进一步扩大在缅甸的影响力，并抛出印中展开缅甸争夺战的论调。印度国内媒体纷纷在头版报道辛格访问缅甸的最新进展，并呼吁印度继续扩大在缅甸的影响力。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印缅关系专家K•尤米（K•Yhome）表示，新德里希望利用此访重申，印度愿意加强与缅甸的关系，并希望缅甸成为印度挺近东方的桥梁与通道。 笔者认为，此次辛格访问缅甸有三点值得关注。一是印缅在边界安全问题上的磋商；二是辛格公开会见缅甸民主运动领袖昂山素季；三是印度强调要发挥自身的“软实力”。 印度东北部地区是印度从缅甸输入能源的必经之地，也是印度实行“东向”政策的最前沿，确保该地区稳定至关重要。由于该地区反政府武装活动频发，严重阻碍了印度“东向”政策的有效实施。辛格在访问中再次表示，希望缅甸能够配合印度，打击流窜到缅甸境内的印度东北部反政府武装势力。笔者认为，缅甸未必会完全配合印方。一方面，印缅边境地区少数民族较多，要打击印度反政府武装组织存在一些客观困难；另一方面，缅甸政府军与国内的少数民族武装也不断发生武装斗争，尚难集中精力打击印度反政府武装。 辛格此访一个重要举动是公开会见昂山素季。《印度斯坦时报》5月29日表示：“辛格会见昂山素季释放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新德里希望再次确认其和缅甸民主运动人士的联系。” 事实上，印度在与缅甸政府保持紧密联系的同时，也秘密与民主运动力量保持联系。出于经济、战略利益的考虑，印度对公开接触缅甸民主运动力量十分谨慎，以免引起缅甸政府猜疑。但是自从缅甸政府去年底加速推进政治改革进程开始，印度就已加强与缅甸民主运动人士的联系。印度认为，缅甸民主运动力量重登政治舞台是印度扩大在缅影响力的一个不容错过的机会，印度必须牢牢抓住。 辛格此访显示出印度将调整其“二轨政策”，即印度将会积极、公开与缅甸民主运动力量加强联系。这表明，印度认为未来的缅甸将是民主的缅甸，而印度与缅甸的政党一起分享印度的国会与民主经验将有助于缅甸民主化，而这正是印度所乐见的。 在此访中，印度表示将帮助建立缅甸理工学院，并承诺为缅甸首都内比都的一所农业大学建立一个高级农业研究中心。双方还就航空服务、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的合作达成共识。这显示，印度有意在“软实力”方面加强对缅甸的影响。K•尤米认为，加强印缅之间的人文交流是印度的急切任务，印度所拥有“软实力”优势将为印度在缅甸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笔者认为，从近年来印缅文化交流合作呈现快速发展态势以及印度日益强调“软实力”来看，印度正试图运用其独特的文化、民主政治等“软实力”扩大在缅甸的影响力，这将是印度对缅政策长远规划的核心思想。 印缅关系近年不断改善，辛格此访又进一步表明了印度与缅甸加强关系的急切愿望。但印缅关系中存在一些难以逾越的障碍，印度未来进一步扩大在缅影响力并非一片坦途。 首先，缅甸国内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反印情绪，尽管印度自冷战后积极改善与缅甸的关系，试图重新树立新形象，但成效不彰；其次，由于长期遭受西方国家的制裁与封锁，缅甸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印度试图在缅甸获取优势政治、经济影响力，必然会遭到缅甸民族主义者的反弹；再次，缅甸虽然有意试图借助印度来平衡区内大国，但是印度在这一中立主义外交政策中分量不足，因为印度在地缘战略、外交实力、经济实力等方面并没有能力为缅甸提供其所想要的全部战略资源；最后，缅甸近期的政治改革已获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初步信任，美缅关系的进一步改善令缅甸对印度的战略需求大为下降。 此外，由于印度一直与缅甸的民主运动人士保持密切联系，缅甸政府对此极为敏感，政治精英们始终保持警惕。尽管缅甸推行政治改革，但是这并不代表缅甸政府就向民主运动力量敞开了大门。缅甸的民主运动人士对印度在缅甸的长期战略意图也不无疑虑。  

2012-06-01 本文探讨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中，如何才能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这一议题一直是国际气候谈判的焦点。 （2012年5月在波恩国际气候谈判“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的发言） 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的核心和支柱，也是全球长期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指导原则，“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是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具体体现。“公约”3.1条强调了：“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3.4条也提出“各缔约方有权并且应当促进可持续发展”，这体现了全球长期合作行动的共同愿景。 发达国家过多挤占全球碳排放空间，严重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发达国家承担与其历史责任和科学的要求相符的大幅度减排责任是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发达国家人口仅占全球的20%，自工业革命以来所累积的CO2排放已占全球的75%。按人均累积排放量测算，发达国家的排放早已超出其应有的份额，造成了全球大气环境容量使用的严重不公平。“公约”订立20年来，虽然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占全球的比重有所增长，但按人均累积排放量计算的各国历史责任的基本格局没有改变。发达国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的人均排放水平仍将高于发展中国家，但过去和当前采取的减排行动和对未来的承诺力度严重不足，与其历史责任极不相称，与科学要求也有很大差距。这实质上是持续向发展中国家转嫁减排责任，不断扩大和制造新的不公平，进一步挤占和压缩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空间，削弱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和“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发达国家在当前和未来承担与其历史责任和科学的要求相符的大幅度减排责任，减少公平差距，是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气候变化国际谈判取得进展的基础。 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者，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资金和技术转让支持是发达国家的义务，也是发展中国家为应对气候变化作出贡献的前提。发达国家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主要责任者，但气候变暖的负面影响和灾害却主要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非洲国家承担，发达国家不仅应率先深度减排，而且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充分的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这是其在“公约”下的义务，也是对其历史责任的后果和削弱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机会的一种补偿。当前资金和技术缺乏是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瓶颈和关键。据UNDP估计，2030年前发展中国家每年适应和减缓的成本为2490～13710亿美元，而发达国家承诺的300亿美元快速启动资金仍远未到位，2013-2020年的中期资金没有作出安排，长期资金也企图推给市场和私人机构，更不落实，“公约”下的技术转让至今没有实质性进展。据斯德哥尔摩环境研究所等机构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减排贡献已经大于发达国家，对此应给予充分肯定。 应对气候变化应充分尊重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避免损害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正当优先需要和努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是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三者互相依存。“公约”中特别指出：“应当以统筹兼顾的方式把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与社会和经济发展协调起来，以免后者受到不利影响”，同时提出：“发展中国家为了迈向这一目标，其能源消耗将需要增长”。发达国家上世纪70年代初即完成了工业化阶段的发展，其后40年来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仍继续有所增长或稳定在高位水平，多数发达国家与能源相关的CO2排放仍处于峰值平台水平而没有显著下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比发达国家滞后几十年到上百年，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阶段中能源消费的持续增长反映了世界各国发展进程中的共同规律，是发展中国家不可剥夺的“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当前发展中国家人均能源消费和CO2排放尚远低于发达国家，其实现CO2排放达到峰值的年份也将滞后发达国家相当长时期。回避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大幅度减排与充分的资金技术支持，一味地要求发展中国家过早和过快地达到峰值，既不合理，也不可行，只会严重制约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损害发展中国家扶贫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努力。这种把减缓与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对立起来的做法，最终会损害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对公约进程的支持和信任，其效果将适得其反。当前加强减缓努力的关键在于各国都应以2℃温控目标为指导，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根据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国国情，做出各自积极的努力。 全面落实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保障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权益，促进“公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目前和今后的谈判要以公平原则为指导，全面落实“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反映到谈判结果中，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创造“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和制度保障，防止出现进一步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的不公平。 “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是“公约”谈判中长期持续的实质性议题，应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在今年内和今后的谈判中要进一步加强研讨和交流，增进各方的理解和共识，以促进“公约”全面、有效和持续实施。在本次会议结束后应建立相关的工作进程，在共同愿景的案文和今后更广泛的谈判中进一步定义“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5-31 整个民进党党主席的选举如果无法造成两岸政策转型的有利舞台，那民进党是否真能在两岸政策上达到转型成功的目标，答案可能是很令人失望的。 民进党五月份的党主席及中常会决策权力改组，多达五人登记参选党主席，其中只有前台南县长苏焕智为中生代，其余都被认为是旧世代的人物。目前以苏贞昌实力最强，当选最有希望，其两岸政策的主张及理念，是否可以带动民进党转型，受到密切关注。但依现有情势看来，民进党要想到大陆政策上大幅修正，并不容易。 民进党中生代严重断层 依照民进党中央的登记情况，共有苏贞昌、许信良、苏焕智、蔡同荣和吴荣义登记参选，这样的登记人数创下民进党的先例，而登记人的年龄也显然偏高，这代表了几种意义。 首先，就是民进党内自2012年“总统”大选溃败之后，立即呈现群龙无首的情况，再无有实力的派系或者人物可以独揽全局，或者可以进行人选的协调，因此包括一些毫无希望的人选也都出来登记参选。 这部份尤其以“独派”的分裂最为明显，例如“台独”旗帜鲜明主张的蔡同荣，也无法获得其他独派人士的认同，于是由辜宽敏支持的吴荣义也参与选举。辜宽敏近几年以其庞大的财力，已然在民进党内培养了不少的人马，例如台北市议员简余晏、前民进党发言人罗致政等。 其次，这次党主席由这些人出场登记，也代表民进党中生代暂时无法接班。尽管外界要求世代交替的声音很大，也要民进党换个新面孔来领导，但是民进党的中生代实力太弱，中生代严重断层。 去年“总统”大选，本来被看好的中生代是“副总统”候选人苏嘉全，但因为在选举中表现太差，处理农舍等问题荒腔走板，很多人把败选的重大原因指向苏嘉全，以致苏嘉全选后即仿佛退出政坛，更别提在民进党接班顺序里占上一席之地。据了解，苏嘉全现在避居台中，意图借着2014年的“五都选举”，再次投身台中市长选举，复出政坛，但是否成功，仍无定数。 除了苏嘉全之外，其他很多中生代“立委”如陈其迈、林佳龙等，虽是被看好的政治明星，但却没有服众的魅力，更没有领导力，由胸襟和气度来看，短期之内，看不到接班的可能性。 最后，这么多人登记参选，明知苏贞昌已经稳操胜算，独尊天下，但仍然有那么多人想要与之力拚一场，企图“卡苏”，显见苏贞昌在党内的人和有所缺失。这也许不会影响这次选举的结果，但却埋下日后反苏的种子。 尤其这次许信良出来参选，以保卫蔡英文2016年参选“总统”之名，已经隐含了日后反苏势力集结的讯号。未来只要号角一吹响，苏贞昌领导的党中央，可能就要面临强大的反制力量，让苏贞昌有跛脚的感觉，党内的权力无法因为新主席上任而得到平稳的结果。 侯选人两岸政策均无新意 但民进党党内权力如何演变，毕竟与外界关联性较小，外界关注的是，这样的权力演变会对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转型起什么作用？是良性作用还是不良的走向，这是值得观察的问题。 目前五位党主席候选人还没有进行辩论会，也看不出来具体的辩论主张，但由现有的状况来看，五位候选人都没有在两岸政策上提出太多的新主张。 苏贞昌认为民进党大陆政策有问题的不是政策和原则本身，而是执行的灵活度。苏贞昌提出，民进党的中国政策“原则不变，方法要灵活”，要积极搜集中国的一切资料，认真研究并加以讨论，未来在党主席任内，会恢复中国事务部，甚至在中国事务部之上，成立“中国政策委员会”，延揽党内重要的干部学者专家，持续不断地讨论，但不会举行你死我活的辩论。 苏贞昌也为目前民进党的中国政策进行辩护。他认为民进党并非没有中国政策，也不是民进党的中国政策出了什么问题。民进党要调整的是，对中国政策的态度和方法，而非对中国政策的基本原则和价值。例如，不要让人有逢中必反的印象，否则等到选举时，对手一耳光打过来，就等于宣告民进党死刑了。 苏焕智也是认为确保台湾主权是民进党的基本立场，不能轻易动摇，否则将面临泡沫化的危机。他认为一定要捍卫台湾主权，维持现状。苏焕智还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九二共识”才是改变现状。 “独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蔡同荣对于两岸政策，依然旧调重提：他一旦当选党主席，还是会在全台各基层举办“顾主权”的说明会，并且会每年上千场不厌其烦地宣导，务必教育人民“九二共识”会让台湾没有退路，要让人民了解事情的严重性。 另一位也被视为“独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吴荣义则说，“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因此“台独”党纲符合事实，不必修正。他与苏贞昌一样，都认为是执行与态度的问题。吴荣义认为，民进党的中国政策要以台湾为主体性，做法可以有弹性，包括两岸要坐下来谈、协商都可以，但不能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 吴荣义主张发起二次创党运动，找回创党精神，其中最要紧的就是台湾主体性，《台湾前途决议文》即强调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要改变现状必要透过公投。 吴荣义曾任民进党时期的行政院副院长，当时的院长是谢长廷。不过，吴荣义这次出马参选，外界不认为他是代表谢长廷，而是代表颇有财力的辜宽敏势力。至于他与蔡同荣，究竟会不会协调出一人，其实已经不重要，因为即使协调出一人，在党内的实力都无法与苏贞昌相比；即使吴荣义是学者出身，现在也是台湾国策智库董事长，但他在两岸的论述上，并没有特殊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