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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2-07-09 摘要：2012年1月1日起，欧盟正式将在欧盟境内起降的所有欧盟和非欧盟航班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试图通过“上限—交易”的模式来限制航空温室气体排放。本文详细解读了欧盟这一法律和政策，包括原理、排放上限设定与分配方法论、实施时间和罚则规定，指出欧盟将国际航空纳入EU ETS本质目的是单边行动的行业减排模式推动形成国际环境霸权、巩固欧盟碳交易市场以建设欧元货币霸权，最终为其经济利益服务。由此可能引发法律冲突、对国际航空运输发展造成制约，并对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提出挑战。 关键字：欧盟排放交易体系；航空；温室气体 1.引言 气候变化是人类当今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包括航空器飞行在内的人类活动日益成为引发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动因。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航空器排出的气体和颗粒改变颗粒和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进而引起凝结尾流的形成并可增加云量，所有这些都会促成气候变化；1992 年在由所有人类活动造成的总辐射强迫中，来源于航空器的所导致造成的大约占3.5%（不包括卷云云量增长），这一比值预计还会增长；尽管航空器和发动机技术的改进和空中交通管理效率不断提高，但仍不能完全抵消持续航空排放增加产生的影响。在2007年的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中，降低了对凝结尾流气候影响的估计，指出2005 年在所有人类活动引起的总辐射强迫中，航空器造成影响下降为3%的；航空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约为全球温室气体（GHG）排放的2%；预测航空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以每年3%至4%增长；航空部门二氧化碳排放的中期减缓将源于燃油效率的提高，但这种改进将只会部分地抵消航空排放的增长。 与此同时，航空又是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行业。航空业每年运输22 亿乘客，支持3,200 万个就业机会，占全球GDP 总值的8%（约3.2 万亿美元），而且是旅游和国际贸易的重要推动因素。二战以后，世界航空交通运输量呈现急剧的增长趋势。自1960年以来，全世界的航空客运周转量平均每年都以接近9%的速度增长，相当于同时段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2.4倍。据国际民航组织（ICAO）理事会航空环境保护委员会（CAEP）的报告，预计2006年至2036年的旅客运输年增长率为4.8％，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全球航空器排放总量还将继续增长。2006年全球燃油消耗1.87亿吨（其中国内航空运输占38%、国际航空运输占62%）；根据不同情景计算的结果表明：到2036年，燃油消耗总量上升至4.61亿吨—5.41亿吨。假设用每吨燃油燃烧产生3.16吨二氧化碳，则2006年二氧化碳排放值为5.91亿吨，2036年的二氧化碳排放值则为14.50—17.10亿吨。因此，民航业日益增长的温室气体排放日益受到国际社会关注，国际社会承认逐渐认识到减少和限制航空排放温室气体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中，欧盟依据其经济地位、社会诉求来争夺道义制高点以达到主宰气候外交全球领导权、谋求新的发展机遇、摆脱对外能源依存等动因，积极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在民航领域，欧委会于2005年开始，试图把航空的减排纳入其现有的立法系统，要求所有在欧盟境内起降的航班均按照排放系统所规定的机制承担一定的减排义务。2005年9月27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个意向性政策文件，提议航空排放应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missions Trading Scheme，EU ETS）。2006年12月20日，欧委会通过了将国际民用航空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的立法建议（Proposal of Directive），该立法建议通过欧盟部长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审批后，进入正式立法程序。2008年7月8日，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通过立法指令（Directive2008/101/EC），正式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把所有抵离欧盟境内机场的航空公司全程飞行产生的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框架之内。根据该指令，在欧盟30国（欧盟27国加挪威、冰岛以及列支敦士登）境内起降的欧盟及非欧盟航空公司将从2012年1月1日开始参与欧盟排放交易体系，通过分配配额形式履行减排任务。 2....

穆骏 2012-07-04 提高教育水平、解决农村地区福利与养老保障机制，让农民老有所养，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对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宪法》49条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婚姻法》也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计划生育主要内容及目的是：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从而有计划地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自制订以来，对中国的人口问题和发展问题的积极作用不可忽视，但近年来，专家学者、智囊人员和媒体对计划生育政策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看法。有专家指出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实：计划生育一味地只控制人口数量，忽略世代更替，造成了严重的老龄化，出现了未富先老的格局。 计划生育工作还存在如下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大多数地区，群众的生育意愿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还存在距离，低生育水平不稳定。中国的低生育水平是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群众文化水平不够高的情况下，主要依靠行政制约手段实现的，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队伍素质也不能适应工作需要，不少地方仍然主要依靠行政强制来推动工作，工作中所造成血腥的事件，既引起国内群众不满，也招致国外舆论压力。 这些问题专家学者与普通网民已经多有议论，笔者谨从国家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层面对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一些看法。 第一，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以来，有效控制了人口，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促进世界人口与发展发挥了重大作用。然而，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廉价的人力资源的基础上，“人口红利”功不可没。目前计划生育政策已经有了明显的效果，但是社会老龄化也日益突出，第一代“计划”出生的80后已经到了适婚年龄，这些“独生子女”将会面对照顾上一辈多位老人的困境，这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第二，计划生育具体操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对提高中国的人口素质不利，其中一些规定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例如相对高素质的人员如城市居民、政府工作人员被严格要求遵照“一胎政策”，而教育程度较低的个别农村地区则放开二胎并政策执行相对较松，造成农村地区经济能力较差、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负责抚养更多子女的怪现状。这种做法，对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挑战。同时，区别对待汉族与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也留下一些社会与伦理的后患。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福利与养老保险。在相当一部分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还在靠“养儿防老”的时候，计划生育政策是难以推行的。城市人口之所以更倾向于接受“计划生育”政策，除了担心受到“开除”的惩罚外，较有保障的福利与养老保障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从这方面来说，提高教育水平、解决农村地区福利与养老保障机制，让农民老有所养，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要对策。 第三，目前除了美国之外的所有发达国家，包括欧洲诸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与俄罗斯等都面临人口锐减的困境。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国家要走出困境，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必会相应调整人口政策，尤其是移民政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移民输出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也应该考虑到中国的移民趋势，中国的留学移民在某种程度上也在缓解中国的人口压力。从这一层面出发，中国的人口优势不但在国内经济发展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总有一天在国际上，中国也可能会收获我们迄今还无法完全清楚的“人口红利”。 第四，计划生育政策间接造成了当今中国人口的男女比例失调，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仅仅男女比例失调就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造成恶劣结果。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基本国策，无论是继续还是调整，都需要慎重对待。除了诸多必须考虑进去的因素外，笔者认为以上四点应该予以重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大庆 2012-07-04 形成一种能够反映中长期发展要求的治港理念，不仅是对社会诉求的回应，也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可持续发展所需。 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香港经历了诸多挑战和考验，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实践表明“一国两制”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是行得通的。 香港正面临新的形势，一方面政制发展开始向普选过渡；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复苏尚存重大隐忧的情况下，经济和民生发展的内在要求日趋迫切。与过去十五年相比，香港未来内在结构性变化和不确定因素将更为突出。如何在充满变数的形势中，保持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已经成为现实的挑战。这涉及环境改善、制度变革和经济规划等中长期问题，特别是政经的协调发展。而这首先需要对香港外部环境的变化有深入的认识。   一、外部环境变化及对香港的影响 作为高度自由和国际化的经济体，香港对外部环境的依存度很高，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对香港经济循环和周期具有显著影响。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资金“外逃”；回归当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SARS冲击波；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影响香港社会经济的实证性范例。如果说这些“事件”仅具有“波动性”的影响，那么一些趋势性变化对香港的影响将是深远的。1.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近期的调整 三十三年来，中国经济大体经历了文革后的恢复性发展、改革开放的“起飞”及成熟期调整的不同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时，虽然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起飞”的中段，作为一个大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排名，仍处于第二与第三集团之间。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处在一个量级。自2010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起飞”的后段，并逐步转入成熟发展时期。如果说在新世纪初外界还只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潜力的话，而十年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发展将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显著提高了其综合实力，也改变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之间的地位。 随着加入WTO，中国不仅成为这个组织新成员，而且积极推动了“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经济成长最强有力的引擎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切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正逐渐从世界经济的“供给者”向“供需平衡者”转化。近年来，中国不仅致力于通过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展内需，而且积极扩大了进口，并罕见地出现了贸易逆差。外贸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出口加工企业的急剧衰落。资源型产业、高端加工业、环境产业和服务业成为未来可持续经济发展唯一的选择。通货膨胀、债务、失业率的上升不仅是上一轮发展的代价，也是下一轮发展所面临的挑战。2.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及反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使全球化受到挫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开始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全球化不仅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引起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改变。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导致经济结构在国家和区域间的再次演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加工业从主要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的再次转移；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加工业开始迅速向主要“新兴国家”转移。这不仅导致资讯产业和服务业在这些国家的兴起，而且主导了全球资源的流向。“金砖四国”的崛起，既得益于本国经济的内在发展，也得益于这次产业转移。 但传统“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全球化，并没有相应得到全球金融体系的正确回应，相反，以华尔街为源头的金融创新运动，不断脱离实体经济走向虚拟经济的自我循环，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空前挑战。同样，欧洲货币体系因为没有协调一致的财政原则和体系而导致了债务危机。美元和欧元体系所暴露出的问题与其说是政策失误，毋宁说反映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经济体系所存在的严重缺陷。3.区域性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危机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重心的转移和多极化趋势，令版块摩擦加剧。大国之间在东亚、中东和北非间的博弈造成了区域性的动荡和全球的不安。传统强国对新兴国家再度崛起的压抑和围堵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经济利益的冲突正在演变为大国地缘政治的对抗和冲突。任何国家在解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时，都不得不更加顾忌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甚至必须优先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本国（地区）的影响。毕竟，在未来世界新的秩序和格局中的地位，关系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4.制度选择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经济全球化和权力格局的多极化，对各国和地区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发展策略适应这种变化吗？新的发展机遇是什么?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明显的，几乎所有具备主导世界发展趋势能力的国家都在反思和调整自身的政策，甚至包括制度性的调整。针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模糊甚至是分歧的。发达国家在为过度金融化、证券化（虚拟经济的主要表现）付出代价后，选择了通过“贸易保护”的方式抵消和遏制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巩固发展成果的努力，甚至摒弃“比较优势”原则，开始了振兴本国（地区）实体经济的努力。危机表明，资产“市值”所获得的“红利”，远不如实体经济的“利润”来得可靠。毕竟传统产业对于弥补债务和就业缺口来得更为直接和可持续。而危机给了传统强国进行“贸易保护”最好的“理由”和机遇。长期作为世界贸易中“卖家”的新兴国家可能需要通过社会改革完善制度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为新一轮增长构建“动力模式”。 从更加广泛的意义分析，由于在可见的将来，并不会出现足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科技革命和进步，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可能主要来自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对于个别国家和地区而言，在世界格局变化中取得更为有利的贸易和金融地位，也将成为经济强大的推动力。5.环境变化对香港的影响 作为高度自由和国际化经济体，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香港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作为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又具备在相当程度上对上述影响进行对冲的可能。这种对冲作用不仅表现在中国版块在资本市场上的稳定性，而且表现为对香港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拉动和弥补。 中国内地经济调整带来的增速放缓可能对香港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这种放缓并不必然会使发达经济体在所谓“贸易平衡”中受益，从而给香港带来“反向对冲”的好处。当然，中国进口的增加有可能给香港带来一些机会，但这并不确定，就像中国出口的持续扩张并不一定给香港带来同样的机会一样。 今天，离开与中国内地经济的联系，对于香港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这不仅是当前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对香港的未来影响深远。无论如何，中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一个强大且极具成长性的力量，无论她今天如何的不成熟。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当香港谋求更加长期稳定的繁荣时，加深与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是有利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问题是，这似乎存在阻碍和分歧，并未形成香港社会的共识。 应该看到，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香港参与内地经济的程度在下降，尽管原因很复杂，但这种情况需要得到改变。在国家方面，可能需要进一步明确香港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甚至规划）中的定位和作用，而不是更多地强调其原有“中心”地位的不变，需要有更具有实质意义的跨区域、多领域的合作；在香港方面，则主动多方面调整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走出某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改变过于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既包括制度安排方面，也包括发展战略的契合。 二、香港基本社会制度的巩固与发展 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和发展与国家主体政治和经济的新型关系，是香港过去十五年发展变化的主轴，也是未来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前提。而现状似乎并不如人意。 不论从历史变迁还是国际比较来看，“一国两制”都是一个制度的创新。1997年回归后，“一国两制”成为香港新的基本社会制度。虽然香港仍然保持资本主义不变，但这个“不变”是以“一国两制”为保障的。离开“一国两制”，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就失去了宪制基础。所以，香港的基本社会制度是“一国两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新制度，不是旧制度。“一国两制”有些像“国家资本主义”，即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依据，相容共存，互相支援。没有任何国家希望实行两种相互割裂、各自独立、完全没有关系的制度，更不想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充满对立的制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6-21 对民进党这样一个长期由基本教义派占据的政党，中共方面应该了解其领导人所面临的困境，深入了解其想法，以及其与基层党员的落差何在。 民进党党主席选举结果5月27日揭晓，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以5万多票赢得党魁宝座。他的胜出本是意料中事，但其得票刚刚过半，以50.47%的得票率创下民进党党主席直选以来的历史新低。在这样的形势下，苏贞昌未来是否有足够的权威掌握全局，带动民进党冲出败选后的困局，带动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转型？ 党主席选举为何平淡无奇 从透露参选党主席的意向以来，苏贞昌一直是被看好的党主席候选人，这是民进党内外一致的看法，但这次选举如此平静，没有火花、风浪，则是出乎意料的。尤其是向来擅长提出两岸政治新论述、曾担任两届民进党主席的许信良，在竞选过程中并无如外界期待得那样提升民进党两岸转型辩论会的表现。在三次辩论会上，他的两岸主张说得四平八稳，论述并无新意，丝毫点不燃民进党激辩之火。 许信良熄火不仅让民进党三场辩论会顿失颜色，也令民进党未来是否可能在两岸政策上转型招致质疑。 一来，一个刚从大选中败选的政党，遇到党内权力高层的更迭选举，却完全忽视败选的原因，装做似乎没有发生过任何挫折一般，包括苏贞昌、许信良在内的五位候选人皆是如此。民进党内为了求团结和谐的表象，全都噤声。即使像许信良和蔡同荣、吴荣义在两岸政策上南辕北辙，但辩论会中完全显现不出两方的差距，也让人摸不清楚民进党内两岸政策转型的方向。 二来，在民进党执政之后党内气氛已趋于保守，就如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所形容的“已经官僚化”，对于主张和论辩接近“无行为能力者”。如果在权力争夺下，都无法刺激引爆，那在未来两年新的党主席任期内，可能更无任何的转型动力。也就是说，蔡英文所提到民进党需要新的思想运动，可说是遥遥无期，尤其在2014年“七合一选举”之前各派系忙于选举，更别提了。 剩下最可能的时间就在于2014到2016年“总统”大选的期间。但这种匆促之间的转型和调整，很难不被选民挑剔是为了选举而做的改变，并非真心诚意，届时也无法取信于选民，以致于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又将选票投向了两岸关系上一直保持稳定开放的国民党，再次重演2012年的结果。 许信良“熄火”背后的政治信息 在这次党主席选举中，许信良的策略和得到的支持率值得注意，这也是观察民进党未来两岸转型的可能性参考。 许信良此次选举只获得2,000多票，而他这次最奇特的竞选策略是将自己与救扁、赦扁的基本教义派绑在一起，期待自己既可以得到基本教义派的支持，也可以因为自己过去在两岸政策上大胆西进的形象而得到党内两岸政策开放派的支持。简单地说，想要左右逢源。但是，一个多月来的选情显示，许信良这种想法太过天真，不仅无法左右逢源，却让其选票左支右绌，既拿不到基本教义派的票，也让其开放派的选票流光。 台湾《新新闻》周刊所做的民调显示，分别询问民众，五位参选党主席的人选苏贞昌、苏焕智、许信良、蔡同荣及吴荣义之中，谁最能够带领民进党监督政府施政。其中，苏贞昌得票高居54.6%，其次是苏焕智9.1%，许信良为7.5%，蔡同荣为3.8%，吴荣义的3.5%最低。 这个调查题目之所没有问谁最有可能当选，而询问谁最能带领民进党监督政府，主要是考虑一般的选民容易把当选机率和自己期待作连结。因此，这个问题除了仍然询问出当选的机会外，还代表着受访民众对于候选人的印象分数。 在五位候选人之中，苏贞昌居冠是意料之中的，但许信良略输苏焕智则令人有些讶异。因为苏焕智虽是这次党主席中生代的代表人，但他平日拙于口才，充其量只是民进党内一方地方诸候，同时政绩并不太好，常被取笑。如果不是因为在台南县，受到陈水扁祖荫的庇护，他甚至无法连任。但几次辩论会下来，苏焕智表现务实，言之有物，把自己过去在全岛政治舞台欠缺的表现，硬是补救回来，使他即使无法得到胜选的支持，却得到若干党员的认同。 相对之下，许信良的竞选策略最矛盾也最诡异。他放弃外界认为对他最有实力的两岸政策攻势而打出救扁的主张，同时和蔡同荣不约而同地质疑苏贞昌人格特质过于公私分明，不适合作为团结民进党的党主席人选。 许信良还举出苏贞昌在“省议员”期间的往事，指其不让时任“省主席”的李登辉请假回家探视病重的儿子李宪文，是过于不讲人情。此事遭到苏贞昌及李登辉办公室的否认，但许信良和蔡同荣仍在第三场辩论会继续追击。苏贞昌一度被迫发动党中央和“立院”党团发表声明，呼吁同志之间不要作人身攻击，并且在辩论会中极力为自己辩护，并祭出软性诉求，会自我反省、调整作风。 从民调看，许信良的作法并没有得到基层党员认同和外界的共鸣。在政党倾向是民进党的受访者之中，60.4%的人认为苏贞昌比较能够带领民进党走向监督政府之路，其次是苏焕智（14.8%），吴荣义占5.8%，蔡同荣占4.9%，许信良仅3.3%。 在整体受访者排名第三的许信良，在民进党支持者中却排名最末，显示着民进党的支持者与外界的看法存在着显著落差，在基本教义派这部分差距更大。 这些在在显示许信良此次选举策略是大大的失败：大打赦扁牌并未得到党员的认同，反而令他无法再次展现在两岸政策上大胆开放的形象，无法吸纳比较开放或者中间立场的党员，亦即无法从苏贞昌的票源挖到票。如果这只是许信良个人策略的错误，确实没有什么可令人担心的，但是打着赦扁主张的许信良，在党内外支持度落差如此之大，其实隐含了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民进党想要在两岸政策上转型，将遭遇基层党员相当大的阻力。 这五位候选人之所以不肯在党内选举里谈大陆政策转型，因为他们深知，具有投票资格的党员并不喜欢这个议题，所以他们远远避之，宁愿忍受外界对他们没有政策主张的质疑，也不愿得罪选票在手的党员。 一位南部的民进党立委曾经估计，所谓基本教义派的党员，可能只占有民进党三成左右，但这三成却是最有发声能量及意愿的人。未来这三成的基本教派仍然会是左右民进党的走向。...

天大研究院 资源与环境课题组 2012-06-20 [摘要]：中国民航国际航线正在大力发展，然后就在此时，欧盟单方面宣布自2012年1月1日起将正式在欧盟境内起降的所有欧盟和非欧盟航班排放纳入欧盟排放交易系统（EU ETS）。本文分析了EU ETS对中国民航国际航线造成减排压力的实质目的，首先，中国民航减排压力逐年增大，直接束缚中国民航国际航线发展；其次，欧盟将不公平的无差别减排方式合法化；第三，欧盟以民航行业减排为突破口，进一步在全球其他行业复制无差别减排。最后，本文提出了应对这一减排压力的策略。 关键词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 航空 温室气体 1.背景1.1 中国民航国际航线正在大力发展 2010年，中国国际航线完成运输周转量192.97亿吨公里，比上年增加63.02亿吨公里，增长48.5%；完成旅客运输量0.19亿人次，比上年增 加0.05亿人次，增长31.1%；完成货邮运输量192.6万吨，比上年增加66.5万吨，增长52.8%。航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999亿元，比 2009年增长40%，利润总额351亿元，比2009年增加294亿元。全行业国际航线运输收入水平3.45元/吨公里，比2009年增加0.16元 /吨公里。其中全行业国际航线客公里收入水平0.59元/客公里，比2009年增加0.07元/客公里；全行业国际航线货邮运收入水平为1.77元/吨公 里，比2009年增加0.07元/吨公里。 在中国国际航空运输市场份额中，中欧航线无论从运力投入还是盈利状况衡量，均占到三分之一以上，是中国民航最为重要的海外市场，也是近年来增长最快的国际航线。欧盟航空排放交易体系对于我国执飞欧盟航空公司的影响将决定中国民航未来的发展。1.2 欧盟将航空纳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概况 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是通过规定排放“上限”与进行配额“交易”实现欧盟减排目标的市场措施。该体系通过各成员国国家分配计划（NAP）执行，并依靠“监测、 报告和核证”（MRV）制度进行监督。二氧化碳排放实体每年都须监测和报告自己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并上缴规定的免费排放配额，该上缴的配额数量需与其分配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相等，否则将面临每吨100欧元的罚款。 2005年1月1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启动。第一阶段交易期自2005年1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涵盖了欧盟所有成员国近12000个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