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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8-01 枪支问题已无可避免地造成美国人政治上的严重分歧，枪支暴力成为美国人常年挥之不去的梦魇，是美国社会最容易被触动的敏感神经之一。 美国五十个州里有将近四十个州的法律规定本州公民可以合法持枪。民众合法地拥有枪支，是美国社会的特色之一。全世界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以外，像英国、加拿大、法国、以色列、荷兰和日本等国家，都没有公民携带武器的权利。所以，私人拥有枪支绝对是美国特色。枪支或许在其他国家被认为是危险品，但在美国却被认作是秩序的象征和保守主义的图腾。 美国的枪支文化，从十七世纪初第一批欧洲人踏上北美大陆时就形成了。他们面对着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印第安人争夺土地，和别的移民相互竞争，当时并没有政府或者社会组织提供有效的防卫措施，唯一可以信赖的就是自身的力量，而枪支在保障人身安全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所以，最初的开拓者们是依靠宗教信仰的支撑、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先进的武器在北美大陆恶劣的自然和政治环境中求生存。有个美国学者说：“美国诞生之时就有一支来复枪在手中”。当时，差不多人人有枪。各州逐步建立起全民皆兵的民兵组织。北美殖民地民众对于民兵推崇的态度，一定程度上还得益于殖民地精英们对于常备军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常备军常常可以用来压制人民的自由。为了防止这样的局面出现，有效地维护个人的权利，方法之一就是武装民众。直到今天，在许多美国人看来，美国的独立和自由，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拥有枪支的人们挺身而出为信念而战。随后的美墨战争，美国也是靠武力吞并了墨西哥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的枪支文化就这样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和巩固。 由于枪支在美国人生活中的地位，并且是如此容易获得，今天如果你生活在美国，被谋杀的机率比在英国高四倍、比在德国高出近六倍、比在日本高出约13倍。这些都是简单的事实。在美国，三分之二的谋杀涉及枪支，而英国则小于10％。美国每年约有三万多人的生命直接被枪支夺走。所以，当你在夜晚听到街头传来零星的枪声和呼啸而过的警笛声时，请不要见怪，这是美国生活的一部分。 7月中旬，奥巴马在科罗拉多州慰问了最近一起枪支暴力案的无辜受害者。枪击案发生在奥罗拉市的一家电影院，造成12人死亡，58人受伤，当时正放映《蝙蝠侠前传3：黑暗骑士崛起》。要不是肇事者的半自动武器卡住，伤亡人数肯定还要高得多。奥巴马除了对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外，并未提到枪支管制。照白宫的说法，奥巴马不寻求制定枪支管制新法，但是奥巴马将寻求得到国会支持，防止武器落入不适当人的手中。他的共和党挑战者米特•罗姆尼则更直截了当。他在7月23日就明确表示，现在并不是谈论严格枪支管理的时候。他不认为制定新法律能够阻止悲剧的发生，尽管他作为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曾经主持通过严格的枪支管制制度。 两位总统候选人都绝口不谈枪支管制问题，因为禁枪的最大反对者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有着左右政坛走势的雄厚实力。禁枪话题在美国带有浓厚的党派色彩。在总统大选年，枪支管制问题更加敏感。为了能够接管白宫，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没有什么道德信誉可言，双方的总统候选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说白了，美国即使再发生几场枪支血案，也不过轰动一下，最后还是归于沉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担心任何管制枪支的言论都会得罪大量资助他的“全国步枪协会”和共和党右翼，这些社会力量本来就反对限制枪支，得罪它们，他的总统梦就会成为泡影。现任总统奥巴马担心在关键的大选州民主党人中的保守派倒戈，那么他乏善可陈的政绩就会因枪支问题而雪上加霜，断送掉连任总统的前程。所以，形形色色的政客都在用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作掩护。该案规定：“民众拥有、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因此，普通美国人就只好永远生活在枪支日益泛滥的社会里。 在健康的公民社会里，民众可以独立和自由地表达他们的想法，甚至追求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这很正常，但由于意见的分散而往往没有任何真正的社会意义。有意义的是将人们的想法汇成共识，凝聚在一起，形成一种思潮甚至信仰。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权力来自上帝和自然。同样地，他们也普遍认为，他们的权利是划定在《独立宣言》和宪法里的，这包括个人拥有武器的权利（甚至是天赋人权）。那么这种私人拥有武器的权利是如何从上帝或自然中演绎出来的呢？这算不算是一种特殊的权利，通过构建美国政府的先贤们的决择而体现出来的呢？假定是的话，那么什么可以阻止人们通过政府创建其他类型的新权利，比如受教育的权利、医疗保险的权利以及生活在非枪口下的安全环境里的权利？ 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克里夫说：“拥有武装不仅是一项宪法权利，也是一项基本的自然权利。”就像在本文开头介绍过的，他还说：“武装权利涉及的法律和政治事件，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英国历史”。今天，人们很难想象这种基本的“自然权利”如何沉睡了整整几千年有记载的历史，只是由于与英格兰恢复摄政的游戏法律冲突而被全部唤醒。克里夫认为，人类的95％是愚昧的，不懂享受这种自然权利。这一观点基本反映出美国人拥枪的历史传承，基本上表达了美国人拥枪的政治伦理。照此逻辑，属于人类5%的聪明人如克里夫之流应该承认，当他的英国祖先在非洲殖民时，当地土著有权用弓箭来保卫他们的“自然权利”，但所有土著的这种“自然权利”很不幸地被他的英国祖先剥夺了，否则美国就不必要有一次解放黑奴的运动。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国的同性恋和同志婚姻对最高法院来说简直是笑话。但是二十五年后，同性恋被认为是明显的“自然权利”。如果权利通过文化和历史的辩证法而获得进化，那么它们是“自然”演变的吗？其中教育起不起作用？科罗拉多州影院所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枪杀案，肯定不会是最后一次。 可以说，崇尚武力是人类迷信丛林法则的残余思想，枪支问题是丛林法则留给美国社会的一小段政治盲肠。现在已是文明时代，枪支问题已无可避免地造成美国人政治上的严重分歧，枪支暴力成为美国人常年挥之不去的梦魇，是美国社会最容易被触动的敏感神经之一。 一年之前，在挪威，安德斯•布莱维克一共打死了69人。虽然法律限制谁可以拥有武器或拥有什么类型的武器，但任何合理的审查制度都无法阻止类似的枪击事件发生。布莱维克没有什么犯罪前科。今天，科罗拉多州的影院杀手，好像也没有犯罪记录。谁能保证美国国会能通过一个更好的审批程序，可以筛选出所有不合适的人，从而防止下一次杀戮呢？有一个历史名人说过：“政治的最高境界是良心。”奥巴马和罗姆尼应该有一点政治家的良知和勇气，做一点限制攻击性武器的事。当然，指望他们成为枪支泛滥的“历史终结者”，显然只是梦想。 在历史渊源和现实政治中，美国的枪支暴力像毒品和堕胎问题一样，引起了民众的极大关注，对立也越来越大。在贫穷的城市地区，帮派的枪支暴力，往往涉及青少年或年轻的成年人。这已经引起了枪支政策的激辩。枪支犯罪涉及之广，从刺杀罗伯特•肯尼迪总统和人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到哥伦拜恩高中枪杀案，从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大屠杀到2011年图森市枪击案，以及最近的科罗拉多州影院枪杀案，名单可以继续下去，但美国的政客则一贯地视而不见。枪支管制问题之所以得不到任何进展，不仅仅是美国枪支文化里渗透着美国的暴力文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枪支买卖所带来的利益实在是太大了，枪械工业的影响足以左右政局。 美国有三亿多人口，民间有两亿多支枪（还没包括黑枪）。美国民用枪支数量占全世界的35％至50％。每每在枪击案发生后，枪支销售常常会出现猛增的情况。去年1月亚利桑那州发生枪击案，造成6死12伤，随后该州手枪的销售量就曾猛涨六成。类似情况还发生在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枪击案以及哥伦拜恩中学枪击案之后。据《丹佛邮报》报道，此次科罗拉多州影院枪击案后，当地的枪支销售量猛增，购枪人数较枪击案发生前的一周增加了43%。枪击案让民众意识到需要有武器来保护自己。还有一些人购枪主要是为了防备枪支管理法令发生变化。所以，美国社会枪支问题的无解，就归于一个枪击案——买枪——再枪击案——再买枪的恶性轮回里。购枪者中，各个年龄段的男女都有，有85岁的婆婆，也有20岁出头的妙龄女郎。美国因枪支暴力死亡的人数已超过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枪支暴力死亡成为美国人死亡的第二大原因（第一大原因是疾病）。 无论一个社会多么文明，有不肖之徒或者心理阴暗者，枪支犯罪可以说防不胜防。每年美国在枪支下死于非命的人数过三万。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5年的数字显示，全美（所有种族，所有年龄段，不分男女）有30,694人死于枪支。一个更准确的描述是，使用枪支自杀者约为16,000 人；约有12,252人被武器谋杀，其中80％是由罪犯/职业罪犯/团伙成员的活动所造成的。这是2009年全美黑帮威胁评估年度报告的数据。其中，大约只有600宗是警察和公民的合理防御枪击事件。 美国政府仍在禁止大麻，因为它危害人的健康。枪支管制也应在政府急需解决的问题名单之上。像禁止大麻一样，枪支管制可以保护许多人的生命，让美国社会更安全。但是，美国是一个金权第一的国家，谁挡了生意的道，谁就会倒霉，无论你是哪一级政客。美国不但在国内大做武器买卖，在国际上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时代在前进，只是这种枪口下的民权，在国内不能保护大众，在国际上也不能保护普通美国人免受恐怖袭击。全世界出售最多武器的是美国。美国的军工行业是不道德和不负责任的，因为美国的武器在世界热点地区不断制造着战乱。所以，尽管在历史上曾有过积极的意义，这种枪口下的民权并不具备人类的普世价值。由它引申出来的霸权文化，就更不值得推崇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乾躬翟 2012-07-31 制度经济学家奥尔森的理论可以给我们走出世界性乱象提供启发。他的结论是只有打击特殊利益集团，资本主义才能良性运作，但是他并没有提出行之有效的方案来实现这一目标。在笔者看来，最有效的手段就是选择中道治理。 问题的提出 数年前，我曾经与英国剑桥大学知名学者詹姆斯•梅奥尔（James Mayall）教授探讨中国的民主化问题。我向先生表示，自清末以来，多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经历了实验，当今的中国有可能开创出一种非左非右的新型普世民主体制，既是社会主义3.0，也是资本主义3.0。该体制能够融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儒新墨思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中国的实践，超越左右阵营，超越文明的冲突，并超越西方的多党代议制，而其社会基础则是新儒学和新墨学框架中形成的新兴中产阶层。 笔者不认为儒墨思想内含民主价值，而是主张用儒墨思想来救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和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儒学适应了中国长期的小农经济传统，墨学则是中产手工业者的观念，其现代形式可以型塑以专业人士为主体的中产阶层的价值体系，而中产阶层能够整合社会的贫富两极，促进社会各阶层的良性合作。中产阶层的物质利益要求可杜绝对劳动力的奴役，防止企业暴利出现。 没有多少西方的学者和决策者会相信中国能推出一种新型普世性制度，他们更多的是怀抱对西方文明的自信。1989年福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历史的终结”一文，表示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已经征服了其所有的竞争对手，包括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并宣称人类思想进化的历史可能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度将是人类最后的社会组织形式。此说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相左，也异于相信历史无始无终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笔者在海外学习和生活了十三年，亲眼目睹西方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和本次经济危机的反应，深信福山的结论下得过于仓促，不经凤凰涅磐，自由民主主义难以重生。 以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的世界经济危机给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重重一击，而当前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则是向天下人展示了寄生在自由民主制度上的一般权力寻租和更内在的结构霸权寻租现象，以及权势阶层对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无情剥夺。金融危机爆发后，美英等国增发货币，竭力增加市场的流动性，不过可惜的是货币被金融机构吞噬，锁闭在金融产业内无法救助实体经济，各国经济的基本面依然无法根本好转。此种局面虽然避免了恶性通货膨胀，却增加了未来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弱化了各国政府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资本市场存在的目的是帮助实体经济配置资源，可现实的状况是资本市场变成了赌场。精英（在西方语境是一个贬义词）集团特别是金融精英垄断暴利，而把冒险的成本让全社会分担。当前的西方经济存在收入快慢双轨制，超级富有阶层处在快车道，而其他人群则处于慢车道。自2007年以来，后者的收入增长几乎停滞，被前者通过金融手段抽血。西方人数众多的中产阶层试图约束精英阶层膨胀的权益，然而现行的多党代议制规定中产阶层的权益只能被“代表”，必须求助于精英阶层中的政客才能实现自己的主张，这明显是与虎谋皮，因为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特别是金融精英是共谋者。精英贪得无厌，经济增长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扩大，人类显然不可能终止于这样的自由民主主义制度。一个更良好的制度应该建构各阶层友好合作的社会，把企业家的创新与冒险精神、专业人士的民主与理性精神和弱势群体对平等的追求相结合。 由于受制于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欧洲大陆的经济状况并不比英美国家好多少，虽然其金融监管要严于英美国家，而且欧洲还面临另外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南欧国家的主权债务。欧洲的福利制度发展到今天，在社会上出现了一大批不事生产的慵懒阶层（中国的此类人群主要是数目惊人的公务员，欧洲则主要是所谓的“穷人”），国家不得不依靠举债来养活这一庞大的人群，而在国家财政难以为继之后，成本大多转嫁给中产阶层。结果，人们一方面看到贝卢斯科尼之流的穷奢极欲和失业者的逍遥，另一方面则目睹中产阶层的艰辛和福利下降。 自邓公推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主动加入国际劳动分工，依靠廉价劳动力这一比较优势，迅速提升了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一成就来之不易，举世瞩目，可总体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依附性增长。中国特有的土地公有制和相对高效的人治制度配合并支持了资本和信息全球化进程，但中国并未创造出普世性的社会模式，中国的生产组织形式无法在它国复制。由于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迥然不同，政府没有维护市场中立原则，民营企业被排斥在许多行业之外，没有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由于没有完善的法制，从数量和规模上来看，中国在数年前进入有史以来最腐败的时代，贪官自己贪，清官家人贪，政客被大众所憎恶，严重侵蚀了执政党的合法性。同样由于法制不健全的原因，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成了政客及其家族在光天化日之下掠夺大众财富的遮羞布。这也是笔者一贯主张司法改革先于国企私有化的原因。中西各方的应对 西方和中国面临不同的危机和问题，反应也不尽相同。各国都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不过迄今为止收效甚微。就西方而言，目前付诸实施的政策是加强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或大幅减少福利开支，让金融工具、市场体系和政府监管都服务于高效的生产与交换以及资源的良性配置。中国现阶段的情况比较微妙。一方面，重庆事件表明社会各阶层对改革的共识正逐渐消亡，国家似乎危机重重；另一方面，正所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又面临空前的发展机遇，冥冥中获得了为全球开创出新型普世性制度的潜力。 本次西方金融危机直接源于受美国政府推动的房地产泡沫。在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后房地产成为美国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大量抵押贷款公司和商业银行把各自放出去的次贷，打包后在房利美和房地美公司主导的房地产贷款二级市场销售，“两房”则将买来的次贷资产证券化，其后以次债的形式卖给华尔街投资银行、海外投资机构、各国央行、商业银行等，而华尔街的投行则基于次债推出新的衍生产品。为避开房利美和房地美可能无力偿付其债券所带来的风险，市场还推出信用违约互换这样几乎不受什么监管的产品。此外，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也没有纳入政府有效治理的范围。 资产证券化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生利手段之一。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其过度膨胀使得次贷危机的烈度超出大多数专业人士和学者的估计。此举问题多多，不一而足，包括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被操纵、次贷证券化标准过低、衍生品高杠杆低保证金、信用评级草率、产品介绍模糊、风险披露不够等。针对金融市场的新格局，美国的监管制度没有与时俱进，存在严重的立法和司法供给滞后现象。 这些监管层面的缺陷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决策者们开始亡羊补牢。金融改革的核心在于保持金融业稳定，确保市场不因局部的波动而产生体系崩溃，保证国民经济的总体稳定。2010年美国颁布《多德-弗兰克法案》，将大金融机构运作、抵押货款发放、信用评级、并购和各种衍生工具的交易等，都列入监管之列。然而，该法案并未解决金融利益集团的暴利问题，所以西方的学界已经更进一步，开始反思自由民主主义的缺陷。前不久OECD的研究指出，美国的最富阶层得到了过去三十年收入增长的绝大部分。人们抨击银行家、企业高管、投行交易员、体育及娱乐明星等的暴利收入，认为资本主义损害了大多数人的福利，主张劳动者应该得到合理的收入。不过，在政策层面，由于体制的制约，西方国家很难真正限制精英阶层的权益。 针对主权债务危机，欧盟的决策层一方面坚持大欧洲理想，力保本来就存在设计缺陷的欧元的生存；另一方面普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减少福利支出。从一开始，大欧洲政策主要由精英推动，而中产阶级和下层普遍持茫然和跟随态度。主权债务危机出现以后，中下层利益普遍受损，从而滋生了强烈的市场保护主义情绪，主张本国国民机会优先政策，反对全球化，排斥外来移民，排斥非欧盟企业。中下层对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现象的反感增加了政治的不稳定性。法国社会党在选举中击败萨科奇，实际上昭示了欧洲社会的分裂。 由于福利国家制度的存在，本次经济大危机没有导致赤贫阶层的出现，总体失业率远低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因为年轻人群出现的高失业率，在南欧和英国都出现了社会骚乱，但总体局势并没有失控。人们普遍抱怨的是不公平，而不是基本生存权的丧失。 在中国，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腐败，各家各派都试图提出自己的方案。改革大业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临近十八大的时候，我们又无法逃避地面临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已经形成了特有的“中国模式”，在新权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以权力与资本结盟为基础，维护“当权派”即政客、资本阶层、上层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概念与西方不同。在西方，该用语指的是从事理论研究的社会成员，而中国许多自封的知识分子其实都属于技术人员、专业人士、文字写手甚或只是受高等教育者）的利益，坚持工人和农民的低收入，人为制造收入两极分化，整个国家变成一个高企业利润、低人力成本的工业化托拉斯，实现GDP的高速增长。笔者承认这是历史的选择，不过认为这种战略是不可持续的，因为它造成社会阶层的对立，维护秩序的成本过于高昂，背离了邓公有关改革开放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理念，也异于何新基于民族国家体系框架的国家主义思想（最明显的是外资与中国政客和国企的勾结）。近年来有些地方政府试图打击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其实是想走出这一困境，但是正如文革一样，主政者看到了问题，开错了药方。中西方案的不足 眼下西方和中国考虑的方案都存在不足。西方目前的经济危机显示的并非经济的周期性调整，而是一种极其深刻的困境。在西方现行多党代议制度下，即使加强监管，金融利益集团也不会放弃“输赢通吃”的特权地位，而超级富豪即使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会凭借巨额资本获得暴利。民主的本意是大众对特权阶层进行制约，可如今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大众无力约束金融精英的腐败，因为他们不能直接介入政策制定，因为他们被素质低下、道德沦丧的议会成员所代表。也就是说，当前西方自由民主主义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民主不够和普世不够问题。 西方的左派代表社会下层的利益，长期要求政府为下层输送福利，养活一批数量庞大而无心学习、无意工作的懒惰寄生虫；西方的右派执政以资本阶层为核心基础，保护依靠遗产和资本获取暴利而对社会贡献甚微的人群。西方曾出现所谓“第三条道路”思潮，比如英国的“布莱尔主义”，试图兼顾中产与下层的利益，但其政策仍然没有把分配制度建立在成员的社会贡献基础之上，而是鼓励中产拼命工作，鼓励资本阶层多赚钱，然后以税收来剪羊毛。这种政策根本不可持续，因为中产阶层几乎疲于奔命，怨声载道，无力承担超过其负荷的责任；资本阶层则抱怨经营成本太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大举将资本投到海外；而政府在财政收入不足时，只好大举借贷，以此确保经济增长。最后的结局自然就是国家债务危机。 中国要彻底否定文革，但是我们也不能回避文革试图要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当权派”对权力、财富、机会等资源的垄断所造成的社会不公正和非正义，那就是自私的精英阶层损害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并阻碍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正是由于这种土壤的存在，毛泽东才有机会依靠工农对特权阶层的不满来发动文革。毛泽东拥有当时中国最多的权力、财富等资源，却鼓动下层民众去打倒自己有钱有势的同事，更使文革缺乏合法性。 民粹主义的文革诉诸工农对当权派的暴力造反运动，而新时代下的极左冲动则显示普罗大众有意以不循程序的方式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打击，两者都排斥法治，崇尚人治。它们都看到了问题，但其解决问题的手段不讲规则，与民主和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当前中国极右派的方案不尊重政权的延续性与合法性，不尊重儒家珍视经济平等的传统，不尊重墨学主张机会平等的传统，排斥司法优先的路径，无视弱势群体的悲惨生活，实际上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代言人。极左极右模式之外的其它路线基本上没有方向感，在治理政治腐败方面见效甚微，有关政治改革的口号和激动人心的宣誓经常见诸于报端，却几乎都流于空谈，只打雷不下雨，有言语无行动，甚至给人以叶公好龙的感觉，而时间的流逝只会使改革的成本持续攀高。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刘吉 2012-07-30 未来十年中国怎么办？除了要吸取上述世界各国两难的教益外，最重要的还是按邓小平教导：一切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世界先进发达国家都面对结构性两难问题，不正是中国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吗？ 一、两难的世界 我们正处在一个艰难的世界，而且是越来越严峻的两难的世界。 从全球讲，大多数人口仍处在贫困与愚昧之中，迫切要求和平发展，要求尽快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方面不足十五亿人口享受现代文明的先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科业化（知识化）时代，在他们几百年工业化进程中对全球资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现在强烈要求高标准的生态环境保护。这就是一个全球两难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二十一世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全球化也是“双面刃”：不参与全球化，就会被边缘化，不能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巨大效益，失去和平发展的历史机遇；参与全球化，面对先进发达国家在资本、科技、人才、管理以及国际游戏规则等巨大优势，在竞争中“优胜劣汰”，世界更加两级分化。这又是一个全球两难问题。 除了种种全球化两难外，不同国家还有着各自不同的两难。1.美国 美国是当代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成为富有的经济发达国家，当然有其自然的、历史的、制度的各种原因，此处不作分析，但成为超级大国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红利”和战后冷战的形势，建立起两个霸权：(1) 军事霸权：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先进军事装备，以及高于世界军费总和的天文数字的军费开支，保持着强大军事威慑力量和霸权；(2) 金融霸权：先是布雷顿森林条约确定美元唯一地与黄金等价的地位，使美元成为唯一的国际货币，继而当国际美元保有量超过其黄金兑换能力时，1973年又单方面霸道地宣布美元与金本位脱钩，从而美国更可以无限制地印发美钞，美国既不必兑换黄金硬通货，又不会通货膨胀，而让全世界为她承担了通胀风险。正是这两个霸权，美国从全世界廉价地掠夺了她发展需要的八十种战略资源的七十九种，如美国消费世界石油的26%之巨；美国许多产品曾经垄断世界市场，如汽车曾达60%-80%，从而取得了超额的霸权垄断利润。正是这样造就美国超级繁荣的社会、超前消费的生活方式和超高规模的赤字预算如此“三超”水平。然而，随着冷战结束，世界进入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不仅欧、日经济复兴，而且先有亚洲几小龙几小虎、后有中国改革开放、今日有金砖五国，发展中国家经济崛起。从而使美国经济垄断丧失，从当年巨大债权国沦为巨大债务国境况！诚然美国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以上种种，特别这次美国经济危机揭示了美国结构性的“两难”难题：如果停止搞霸权主义，就无法获得巨额的世界资源和“霸权利润”，也就无法维持美国“三超”的高水平生活方式，国内矛盾必将立即尖锐化，失去稳定和繁荣；如果继续搞霸权主义，违反世界和平发展的历史潮流，必将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日益强烈的反对和孤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美国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决不可搞霸权，霸权时代已经永远一去不复返了。 2.欧洲 近代以来，欧洲一直引领人类前进。欧洲的繁荣虽然有着血腥的炮舰殖民掠夺的历史，它毕竟是工业革命和工业社会的发源地。欧洲还是近代文明包括人文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的发源地，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后两种渊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潮都有着飞跃的发展。在西欧、北欧，工人运动高涨，取得完全的选举权，从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不断执政，甚至长期执政（如瑞典），加上科学技术革命和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社会主义因素不可抗拒地在资本主义社会母体内诞生并不断增长。时至今日，在欧洲按照马克思主义当年定义的资本主义，实际上如马克思主义的预言正在或已经消亡，德国自称社会市场经济，法国自称混合经济，特别北欧可以说已是“北欧特色的社会主义”了。欧洲本可以也应该继续引领人类前进，但是债务危机打破了人们的迷梦！债务危机揭示了欧洲结构性的“两难”问题。欧洲首创社会劳动保障，依法保障劳动者利益这无疑是人类历史性的进步，可是欧洲更超越一步，从泛化人文主义的“人权”理念出发，认为只要是人，都应有权共享人类创造的文明和财富，从而提出社会福利理念并演化为福利社会的理想。加上资本主义多党（两党）竞选的议会民主机制，争相许诺选民的社会福利，越来越抬高社会福利水平。当代欧洲各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什么事都不干每月都可以获得1,000欧元或更多福利的现象。这样越来越高的福利，已经超过了社会生产力创造的价值，只能靠发行越来越多的国债来弥补，以致达到今日无力偿还的地步，债务引发的经济危机就是不可避免了。另外，这样高额的社会福利必然造就懒汉，今日各国都有约10%的人一辈子不劳而获，他们实际上是剥削者，严重地束缚了欧洲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经济进一步增长。占人口10%的劳动岗位没人干，必然引入外来移民，特别是伊斯兰文化的移民难以融入欧洲社会，其第二、三代移民又享受欧洲民主和福利，于是移民冲突和极右翼崛起也日益成为欧洲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了。总之，欧洲面临结构性的“两难”：不改变当今如此高额社会福利，就无法解决越来越严重的债务危机和移民冲突问题；可是要改变高额社会福利和移民状况又谈何容易，劳动者（特别弱势劳动者）已经获得的既得利益是不可侵犯的，谁侵犯谁就失去选票而无法执政，乃至引发社会动乱。 欧洲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要不断健全和提高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千万不能搞全民的社会福利和福利社会。 3.日本 日本是一个自然资源贫困的岛国，1868年明治维新后提出“脱亚入欧”战略。一方面学习西方发展资本主义，另方面是尾随西方列强，在亚洲称霸。首先侵占朝鲜半岛，1895年甲午战争打败中国，中国人每人半两白银的赔款，完成了她工业化的原始资本积累。沿着军国主义道路，与德意结盟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又发动珍珠港事件侵犯美国，终于以彻底失败画了一个历史句号。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立下一部“和平宪法”，但在美国冷战的军事保护下，军国主义没有彻底清算，相反利用朝鲜战争和战后广大殖民地争取民族独立战争的机遇，依靠工业化的底子和国际廉价资源，完成了“贸易立国”、“技术立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日本可以说不了”，又在重温亚洲霸权旧梦。但是世界进入和平发展时代，特别是又触动世界霸主美国的利益，结果在世界人民反对下，特别是在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打压下，签订“广场协议”，日本经济陷入20多年长期低迷而难以自拔。今日朝鲜半岛和中国已非当日衰弱的封建王朝，东南亚新兴独立国家也今非昔比，虽然日本有一股军国主义势力总在蠢蠢欲动，但想走战前军国主义道路摆脱经济低迷断无可能。由于在高新技术上竞争不过欧美，在一般技术和产品上又碰到亚洲和世界新兴国家的强大竞争，日本再走战后靠美国军事战略庇护和廉价世界资源道路实现新的高速发展也不可能了。 当今日本是真正地碰到历史性难题。日本面对了两难选择：继续“脱亚入欧”的地区霸权老路已到山穷水尽，不论是复兴军国主义，还是依赖美国和平取得经济霸权都走不通；彻底以平等一员回归亚洲，共建共赢的亚洲共同体，就要彻底清算军国主义以获得亚洲人民信任，就要彻底抛弃几百年“脱亚入欧”形成的种种历史负担（包括社会心理负担），就要彻底摆脱追随美国霸主，摆脱美国控制，这又谈何容易？ 日本难题给中国的教益是：绝不能依附美国霸主，也永远不做地区霸主，融入世界首先融入亚洲，与亚洲各国平等合作共同发展。 4.发展中国家 拉美发展导致出现“拉美陷阱”这样一个经济学术语。亚洲发展又出了个“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都是当代后现代化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发展中一个两难陷阱。 拉美由于未直接受到二次大战的破坏，一直是美国后院按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制度发展，战后拉美国家经济状况是令人瞩目的，像阿根廷当年人均GDP已达7,000美元，居世界第六位。战后世界总形势是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崛起，又是西方自由选举民主制度大发展，于是左翼政党上台，左翼基本政策是：反美的民族主义，批判自由主义经济，实行国有化；给工人农民广大草根劳动者更高收入和更多的社会福利。于是外国资本（外企）和私有资本（私企）外逃，经济发展停顿乃至倒退，而劳动者超前获得超出其劳动价值的收入又造成通胀，结果陷入滞胀，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均下降，加上左翼领导人多出身底层，一旦掌权贪污腐败丑闻不断等等，于是左翼政党下台。右翼政党重新上台后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新引入外资，进行非国有化，发展私有经济等等，经济上去了，人民生活也改善了，但同时贫富差距拉大，失业率增加等等，右翼政党再次竞选失败，左翼政党重新上台……如此左右折腾，人均GDP增长缓慢，甚至停顿下降，形成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一个“陷阱”。在亚洲新兴发展国家也不同程度下出现这个问题，被称为“中等收入陷阱”。国家要得到发展，人类实践证明市场经济最有效，同时人们收入差距也拉大。当生活处于不得温饱阶段人们拼命努力改变自己和家庭的状况，无暇旁顾，拼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而当人们获得中等收入水平时，吃饱了，穿暖了，也有些文化了，在一个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工人也多是刚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一、二代农民工。许多知识分子也刚从农民中诞生。总之，工业化未完成还是农业社会主导的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占人口大多数的工农草根劳动者开始对分配差距敏感了，而长期农业社会封建“士大夫”传统，也使某些“公共知识分子”愤起“为民请愿”，从而使经济发展优先变成尽力解决社会矛盾了，平均主义的“公平”、“共享”成为社会主流意识。 于是，一方面，要按照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行工业化，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就必须承受相当长时期分配差距拉大的阵痛，而这在当代发展中国家，农民还占人口大多数，农业还未被市场经济改造，发展与分配的矛盾是难以闯过的关口；另方面，在蛋糕尚未做到足够大，就把分蛋糕当作社会主题，必然是农业社会的反市场经济和平均主义分配思想占得上风，一个好端端的蓬勃发展的经济就不可避免地停滞下来。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两难。 发展中国家的“拉美陷阱”、“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的教益是：中国必须坚定地进行市场经济改革，避开或超越“中等收入陷阱”。...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7-26 胡锦涛主席在香港明确指出“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论点，体现了中央与时俱进，针对香港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对港工作的思维和策略。 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之际，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三日，其中的重头戏无疑是他于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大会暨第四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体现了中央根据香港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提出的指导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基本思想。里面有很多新意和非常有针对性的要点，值得认真研究和解读。但遗憾的是，香港的媒体对此篇讲话的报道和评论普遍缺乏深度。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认真研究一下这篇讲话，才能准确认知和把握中央对港指导思想脉络的发展。 这篇讲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主席第一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前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把“一国两制”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是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使命。” 过去中央领导人有关香港的讲话，往往强调“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而这次讲话中明确指出“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论点，体现了中央与时俱进，针对香港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对港工作的思维和策略。政治生态与制度设计的矛盾 “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来的, 并依此制定了指导香港九七之后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法》。“一国两制”理论，经过十五年的实践，整体上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不但打破了很多人在九七前对香港的悲观预测，而且从香港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中的地位来看，回归后十五年，香港的影响力整体是上升的。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基本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起草的，很多制度设计是基于当时的香港政治环境。在港英管治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香港实行的是港督集权式的“行政主导”，当时的立法局只是一个较为松散、以议员个人而非政党为基础的参政议政机构。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和行政效率，当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们在设计香港的政治体制时，吸收了香港原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体现了“行政主导”的精神，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内容、新的特点。 按照《基本法》的设计，在行政与立法关系上，行政权处于优势地位。首先，总体上确立了行政长官在香港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规定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及特区政府的首长，既代表特别行政区，又领导特区政府。其次，行政参与立法程序；在各项议题的设定上，行政权优先，政府提出的议案优先列入议程；凡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及政府运作的法案、议案只能由政府提出，立法会议员不能提出；立法会议员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议案，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行政长官在任内依职权可解散立法会，以及否决立法会通过的法案等。 同时，在当时的构想中，并不主张香港发展“政党政治”。《基本法》条文中只有“政治性组织或团体”的表述，而有意不写入“政党”一词，同时行政长官及行政机关也不得有政党背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亲建制的政治组织如“民建联”、“工联会”等，都刻意避开“政党”的字眼。 此外，当时普遍认为香港公务员团队高效、专业、廉洁，只要稳住这批公务员团队，尤其是处于领导层面的六百多个政务官（AO），行政长官就能通过这批公务员顺利施政。而对后来出现的行政长官与公务员团队之间的磨合，以及过去港英体制下公务员善于依据程序执行政策而不善于做长远的战略谋划等问题估计不足。 在港英管治的末期，尤其是在彭定康当政的时期，有意推行所谓的“民主化”，令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急剧变化。虽然回归后，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调整，但随着各级选举的扩大和政党的快速发展，香港的政治生态已经没有可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局面，而当初构想中的“行政主导”和不搞“政党政治”都没有按原来的设想充分实现。行政长官与公务员的关系，公务员团队自身的一些弱点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在回归后的政治实践中，应该说《基本法》立法原意的“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相互配合”的模式并没有实现。相反，行政与立法之间摩擦不断，出现配合不足、制衡有余、行政权力弱化的局面。而在“普选”目标下，立法会选举产生的安排，为“政党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空间，造就了行政和立法在“政党政治”上的二分局面。这就意味着虽然有亲政府的建制派政党，但政府缺少政党的无条件全力支撑，施政必然会受到来自政党化了的立法会的掣肘。 而香港公务员队伍中传统政务官的职责，是执行上级制订的政策，处事时着眼于程序和成本效益，按照政府的法规和先例办事，政治历练比西方选举社会的政治人物少。西方政治人物，经过选举洗礼，深明联系民众的重要性，培养了较良好的政治公关和风险管理能力，懂得掌握民意和领导民意，并学会和善于与传媒合作。此外，香港政府的人才来源主要是从公务员内部晋升，这种制度不利招揽具市场经验的业界专才进入高层或引进新思维。政府高层缺乏专业知识、市场经验及人际网络，在经济、金融、科技创新和创意产业等领域的长远战略规划上的不足表现得最明显。 虽然在2002年港府实行“政治问责制”之后，政府开始从外部引入人才担任司局长等政治任命的职位，但引入的这些政治人才数量有限，发挥的作用也不太明显，跟公务员团队之间的磨合也未如理想。加上香港的政治生态渐趋恶劣，令很多关心社会的商界人士不敢加入政府成为问责团队的一员。 如何有效理顺行政立法关系 在这样的新形势和新背景下，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央提出，中央和香港都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胡锦涛在讲话中，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香港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胡锦涛将其放在这次讲话中对香港的“四点希望”的第一点。而五年前，胡锦涛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讲话中，也提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但放在当时谈及的“四点经验”的最后一点。这体现了中央现在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胡锦涛特别指出，新一届香港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准确把握社情民意，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稳妥解决民生问题和其他社会矛盾，更加注重机会公平，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加关心年轻一代，使全体市民共享发展成果。这说明中央高度关注香港的社会公平问题，尤其是避免反对派利用香港近几年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满情绪增加的社会氛围来兴风作浪。 胡锦涛特别指出，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人士要以大局为重，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齐心支持新一届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共同增强香港社会凝聚力。这既是对反对派所说，更是对建制派所说。尤其是建制派在此次特首选举中出现分裂，少数建制派议员在日前立法会表决有关政府架构重组议案时出现“倒戈”，导致议案未能通过。 如何令各界人士，包括一些大财团、部分建制派议员真正支持新一届政府有效施政，是摆在中央、中央驻港机构和特区政府的重大课题。而长远来说，如何有效理顺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解决好建制派政党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中央和香港需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无论香港将来的普选制度如何设计，香港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逐渐走向民主化已经是大的趋势。香港政制上的发展阶段类似台湾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情况。虽然中央对香港的控制能力要比对台湾强很多，但如何在这个政制发展过程中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避免劣质化、暴力化的民主出现，仍然是中央和香港政府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关乎全局性的问题。如何解决港府有效施政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07-19 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中国不仅在发达的美欧国家要和反对派交往，在与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也不能回避与当事国的反对派建立适当而正常的交往，否则难免受到当事国政治多变的影响而难以与其维持稳定关系。 自1949年以来，在不同的世界格局中，中国采取了不同的外交政策。新中国建立初期，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于和世界各国建立正常的外交互认；在东西冷战期间，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在建立与第三世界的新兴国家的外交互援；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为改革开放政策服务，其外交关系主要专注在对外开发经贸市场，引进外来投资与科技；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国力全面崛起，无论是贸易、金融、工业、市场、物流、科技、安全、教育等等，对世界已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后的外交关系肯定又会是另有一番运筹。 与过去比较，大体上，冷战时期的国际关系处于东西意识形态的鸿沟，外交政策敌友分明，彼此交往亲疏有别。而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格局趋向区域整合，全球化不断深化。处此情况下，中国的外交政策如何定位？如何调整外交关系？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中国与邦交国反对派的交往问题。从长期观察来看，中国与邦交国交往时，可能是基于“不干预内政”的考量（此为中国宣称国际交往应互相遵守的五大原则之一），与执政党及其政府领袖的来往没有特别的顾忌，与其反对派的交往则自律甚严。对于西方政治开放的发达国家，由于其实行自由竞争，政党交替执政司空见惯，中国外交人员与反对派交往，也很容易正常化。可是对待发展中国家却不然，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治相对不稳定，也相对地不那么开放，政府与反对派（包括反对党）的政争做不到开放式的自由竞争，往往流于暴力相向，政权交替取决于武力。处此情况下，中国为了避嫌“干预内政”，只能遵守外交守则，只和官方打交道，对其反对派“敬而远之”，不敢有所来往。 在二十一世纪这个国际关系相对较为开放的全球化时代，如果还是坚守不和邦交国反对派交往的做法，各种不利于国家利益的情况便会浮现出来。例如，与该国邦交倒退后要重新努力修复；被西方势力离间而遭排斥；在地的国民安全与投资保障饱受威胁或损失而难以展开外交交涉，前此发展出来的人际脉络前功尽弃，在地的战略部署也受到破坏，等等。这样的实例不少，且以利比亚和缅甸为例加以说明。 利比亚变天的教训 首先看利比亚。尽管卡扎菲政府采取强势统治，利比亚仍然长期存在着与其对峙的反对派势力。因为双方的紧张关系，令该国政权无法实现和平交替。中国面对这一格局，基于“不干预内政”的自律，同时也因为利比亚政府厉行孤立反对势力的严密监视，只和官方维持着正式的外交来往，不和反对派交往。 欧美国家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则相对灵活得多。以美国为例，即使在里根总统公开出兵攻击卡扎菲期间，美国国会听证会也揭发里根通过自己好友私下秘密和卡扎菲沟通，同时美国还扶持该国的反对派，里外夹击，唯求卡氏政府停止反美、反以色列，停止支持巴解组织骑劫飞机和发展恐怖组织。结果卡氏就范，美国军事施压解除。但美欧对于卡氏政权仍然不放手，不断与其反对派交往，鼓励其壮大，以平衡该国正反势力，听命于美欧，逐步走向政权开放的自由选举制度。美欧强势推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而且用人权来作政治包装，并借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作平台，藉此把自己置于“道德高地”。这一套外交政策令美国放胆公开同时和邦交国的正反两派打交道而脸不改色。到最后，眼见利国正反两派无法展开和平竞争而走向暴力相对，美欧不但不罢手，反而在联合国通过“禁飞令”，不许卡氏政府采用战机攻击反对派，同时也加紧对反对派展开军事支援。美欧此阶段的外交对策是支持反对派去推翻卡氏政权，期望反对派建立一个可和欧美合作、开展政治改革的政府。 由美欧所演示的这一套对利比亚外交政策，可以清楚看到他们不但敢和反对派交往，同时也敢向政府施压，不断采取平衡对待的游戏规则，谁对美欧利益有利就扶持谁，唯求保证自己有胜算。反观中国对利比亚的外交政策，和美欧截然不同。当美欧不断对该国反对派公开支援时，中国仍公开宣明遵守“不干预内政”原则，坚持只与政府打交道，不与反对派沟通。到了联合国通过“禁飞令”，反对派一面倒倒向美欧，中国已经进退两难：眼见卡氏已四面楚歌，却不能出手相救；眼见反对派胜券在握，却又碍于复杂的外交感受，无法主动与之接触。 在利比亚变局中，中国不仅在外交与经贸投资上吃了亏，与中东许多反对卡氏政权的国家的外交关系也变得尴尬。从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政治法则来看待这一案例，中国不与反对派交往的外交政策，是否应该做出检讨呢？ 缅甸变局带来的困扰 我们再看缅甸。缅甸自1947年独立建国以来，因其殖民地背景和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相似，加上该国崇奉社会主义制度，也曾积极参与第三世界不结盟活动，诸多因素促成中缅外交关系长期友好。 在缅甸政府饱受美欧国家经济制裁与政治孤立的境遇中，中国对缅政府不离不弃，对缅甸经贸投资有加无减，即使美欧政府施压要中国同步做出政经制裁，也都不为所动。与此同时，美欧不断公开支援缅甸的反对派，尤其对昂山素姬所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更是用尽办法加以援手。例如，推动诺贝尔奖委员会颁发“和平奖”予昂山素姬，以提高她的国际知名度，增加其对反对派的领导地位，甚至还对区域组织施加压力，威胁东盟开除缅甸的会员资格，否则东盟整体会受缅甸政府所累而被美欧制裁。 在美欧长期展开外交攻势与声援下，缅甸执政的军人势力与反对势力终于在近期达成妥协，新任的政府首长同意开放选举，让反对派参选。昂山素姬不仅成功当选议会席位，还获准与其政党展开国际访问，并在挪威出席特别大会补领21年前的“诺贝尔和平奖”。美欧则恢复与缅甸政府外交来往，解除对缅甸的政经制裁。经过如此的外交运作，美欧一举赢得了缅甸朝野的外交情谊。 而中国此刻的外交感受非常复杂。中国目前须面对缅甸现政府重新考虑此前已同意的中缅合作开发海港计划，水力发电厂计划也已叫停。未来一旦昂山素姬当选执政，中国还要面对她是否能在中西之间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变数。以美国如此高调展开争取东盟而疏远中国的外交战略来估计，即使昂山素姬愿意维持为时已久的中缅友谊，但她所领导的反对党由于长期受到美欧宣传与支援的影响，一直负面看待缅政府以及任何过去支持缅政府的国家，并不容易转变过来。一旦缅甸出现政权易手，而令缅甸的外交政策从亲中反美转而反中亲美，势必将令中国外交关系在中国西南与东盟内部遭遇新增的不合作或麻烦，原有对缅甸的经贸投资和战略合作都会生变。如果实施与反对派交往的外交政策，所有这些变数都可早作防范。 不必回避与反对派交往 类似利比亚与缅甸这样疏远当事国反对派的案例，在中国对外关系记录并不少见。必须认识到，与二十世纪冷战时期与反对派不相往来的外交思维大相径庭，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外交关系要求我们和当事国的正反两派保持适当的交往。国际政治生态由过去的相对不开放发展到相对开放，容许各派政治势力自由竞逐执政权的新形势下，执政者打压反对派已难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自我辩解。因此，与当事国反对派交往已成外交常态，中国不妨对此议题作出深刻研讨和适当调整。 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中国不仅在发达的美欧国家要和反对派交往，在与亚、非、拉三大洲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正常关系，也不能回避与当事国的反对派建立适当而正常的交往，否则难免受到当事国政治多变的影响而难以与其维持稳定关系。中国的国力不断提升，也更有能力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美欧等西方集团能同时和邦交国的政府和反对派公开交往，中国没理由办不到。 只有自己不设限，方可打破交往的禁忌，灵活加以处理。就以昂山素姬为例，中方要不想令缅甸执政者尴尬，大可以具有建设性、调解性质的态度，先向当政者提出建议，分析由中方会见素姬的种种好处：打破政府和反对派的僵局，协助缓和反对派对立态度，伺机可调停双方以求对话，还可减少她一面倒倾向西方等等。类似这些好意，只要缅政府对中国有信任、有信心，不难跨出对话的第一步。 其次，要善于发挥区域组织或者第三国的作用。像这次美国之所以能打破与缅政府的僵局，便是美国驻新加坡大使通过新加坡外长的穿针引线，促成美缅大使在新加坡私会，最后成功化解美缅的敌视。东盟何尝不在主动与缅政府沟通，而且还赢得其信任，也开门让东盟代表会见素姬。如果中国能借重东盟的关系，也可通过区域组织的机会，营造缅内部正反两派的和解气氛，伺机而动。 此外，还要善用公共外交的力量。东南亚的海外华商一向与所在国政界关系密切，在与反对派交往中，他们的很多关系都可派上用场。...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7-13 中国要重视非洲资源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支撑作用，解决好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各自社会发展道路上实现共赢的关系，制定出和世界其它国家在获得非洲资源上既斗争又合作的方针和政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越来越面向世界，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原料和能源需求也更为迫切。任何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的矿物资源，对资源的争夺在人类历史上往往引发战争。当今的南海问题，既是主权斗争，也是资源斗争。 中国在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付出了资源大量被消耗和环境严重遭破坏的巨大代价。中国所需的许多重要矿物资源长期处于短缺；中国的粗放型经济对原料和能源的利用率相对先进国家的差距较大；中国花大量外汇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不但在价格上受国际垄断集团控制，而且在政治上也极不安全。这些问题日益尖锐突出，解决问题迫在眉睫。中国除了在地质勘探这一块要深化改革，调整政策，调动积极性，多找矿、找好矿以外，还必须走出国门，面向世界，协作开发，闯出一条快捷又有效的路子。 世界各国竞逐非洲资源 非洲大陆苍苍茫茫，物产丰富，是一块极其富饶的土地，也是一块饱受殖民掠夺的土地。西方曾经带给非洲的是血和火，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积累的第一桶金就是从海外殖民地搜刮来的。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非洲国家才摆脱被西方压迫和奴役的命运。 中国人民一直和非洲人民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就是友好的非洲国家全力支持的结果。中国人民长期以来也为非洲人民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提供了许多无私的援助，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中国国力提升的新形势下。中国免除了非洲几十个国家100亿美元的债务，充份体现了中非人民之间的兄弟友谊。因此，中国和非洲国家的贸易在政治上有着良好的先天条件。 但是，形势是不断变化的。新兴国家如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家对非洲资源的渴求也与日俱增。传统上的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有日本，如今改头换面，对非洲国家实施了种种新政策，施加着它们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表现在军事干涉、外交布局、智库谋划、资金调动、财经援助、舆论制造、市场组织、文化渗透、宗教宣传等许多方面。 由于非洲国家的政经和社会发展不平衡，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对非洲原材料和能源的争夺战，还处在战国阶段，排他性较强。人们不应该那么快就忘记了利比亚战争。西方国家之所以推翻卡扎菲，除了政治因素外，利比亚丰富的资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一石二鸟是西方惯用的手法，中国在利比亚有大量的投资，武力推翻卡扎菲政权顺便还可把中国挡在门外，法国公司甚至在战争结束前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利比亚反对派把大量的重建合同交给它们。还有苏丹，它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并和中国有着传统友谊，中国所进口的苏丹石油占石油进口总量的7%。但是美国插手苏丹内战，造成这个国家分裂成南北苏丹，现在冲突不断，经济和社会动荡，战火蔓延，油田被毁。这就是美国对南苏丹“军事援助”的结果，这是又一起直接通过武力干涉、破坏中国非洲利益的事件。 中美在苏丹的博弈，是双方在非洲博弈的一个缩影。随着中国深入非洲，美国和中国在非洲开发和获取资源上会有竞争，而美国政界中对中国与非洲的关系说三道四的也大有人在。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11年6月出访赞比亚时，把中国称作是“新殖民者”。她就中国在非洲日益扩大的影响发表看法时警告非洲国家“当心那些只与精英打交道的合作者”。她还告诫非洲国家，可以从亚洲政府那里学到许多支持经济增长的办法，但“中国并不能成为非洲国家政治上的榜样”。希拉里的话正好反映出美国当局的双重标准。难道美国扶植的南苏丹就是好的政治榜样吗？ 美国评估中国在非洲的存在 实际上，美国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中美两国在非洲问题上并没有像“台湾问题”那样存在难以解决的结构性矛盾，关键在于双方要逐渐建立起互信，真正认识到保持非洲的稳定和发展有利于非洲向世界提供广阔的原料和市场。 今年3月29日，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The Corporate Council on Afric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海斯（Stephen Hayes）在美国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委员会所做的听证发言《中国在非洲的作用和影响评价》，让我们有机会从中观察，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在非洲的存在，美国如何扩大其在非洲的利益和影响。 美国非洲企业理事会成员在非洲的投资占美国在非洲私人投资总额的85%。2011年7月，该理事会组织邀请中国代表团访美，双方讨论非洲问题。2012年2月，该理事会派出代表团前往中国继续进行讨论。访问中国的代表团中除了美国企业的代表，还有该理事会董事会主席迈克尔•迪格纳穆（Michael Dignam），以及众议院“非洲、全球健康和人权”小组成员戴维•希恩（David Shinn）博士等。中国的对口机构是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Chinese Economic...

方文权 2012-07-10 正如习近平在华盛顿的演讲中所言：“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对我们两国利益至关重要，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至关重要。排除各种干扰坚持做朋友、做伙伴，是中美双方唯一正确的选项。”敢问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路在何方，就在落实这种战略共识的前进脚步之下！  中美关系四十年：一个旷世奇迹 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创造的经济腾飞的奇迹相媲美，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的四十年中美两国共同创造的中美关系更属一个旷世奇迹。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访华，当他走下飞机时，亲自到北京首都机场迎接的周恩来总理动情地对尼克松说，你的手伸过了世界上最辽阔的海洋，我们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举世公认，那次握手，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四十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副主席出访美国前，回答《华盛顿邮报》书面采访时指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 同样的太平洋，同样的两个国家，四十年前，几乎没有任何经贸往来与社会文化交流，而四十年后的今天，两国双边贸易额已由建交之初的25亿美元增至2011年的4,467亿美元；1972年时，中美两国几无人员交往，特殊情况下的访问不得不绕道第三国，而现在，中美两国每年人员往来超过300万人次。在人类历史上，两个大国的双边关系在短时间内实现如此迅猛发展，实在找不出第二例。中美关系已经成为当今最为重要的国际关系，对维护区域稳定与国际安全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让我们来回溯一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轨迹吧：1977年1月，重视中美关系的卡特入主白宫，国务卿万斯和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这两个“左膀右臂”协助他展开同中国谈判。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与周恩来的遗愿，同美国展开建交谈判。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在此之前的1978年12月14日，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发出访美邀请。卡特回忆，邓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即作出访美决定，让他很惊讶。 邓小平选择1979年1月28日中国农历羊年正月初一启程访美。大年初二，卡特总统在白宫致欢迎词时说：“昨天是旧历新年，是你们春节的开始，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是人们走亲串友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同样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在此之前，基辛格博士访问北京时，也当面对小平表示过，美国对中国欠了债，美国将依中国的条件实现关系正常化。 中美建交的过程并非一马平川，建交后的中美关系也非一帆风顺。但邓小平访美开启的中美“首脑外交”，为接下来十年的中美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1989年的政治风波使中美关系一度倒退，两国首脑互访中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1997年，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美国，重启两国“首脑外交”。时移势易，中美建交时两国共同的“麻烦制造者”苏联已不复存在，但当时的中美关系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与“和平演变”的阴影笼罩在太平洋上空；经贸纠纷继“最惠国待遇”问题后依然存在，而且随着贸易额的上升，有增无减；台湾李登辉在美国的默许下试踩“红线”，解放军在台湾海峡试射导弹；人权成为首要问题……在当时情形下，江泽民继承邓小平遗志，展现政治家的胆略与智慧，把中美关系重新拉回到合作互利的轨道上，中美共同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 2002年，中国两代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在同一年内都访问了华盛顿，完成了中国第三、第四代领导人在对美外交政策领域的传承交接，中美关系得以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从此，中美关系进入美国一心反恐、中国一心发展的新时期，两国之间虽然不时仍有磨擦，但对话大于对抗，利益大于分歧，合作大于冲突。 2011年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19日与奥巴马总统联合发表《中美联合声明》，承诺加强中美关系、促进高层交往、共同应对地区与全球挑战、建设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扩展人文交流，并在气候变化、能源和环境等领域里加强合作。这份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联合声明，是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江泽民同美国达成的一系列合作协议之后，最重要的一份文件。胡对美国成功进行的国事访问和双方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创了中美伙伴合作新局面。这次访问被称为中美关系新十年的“定调之旅”。 在北京欢迎美国客人并参与庆贺中美交往四十周年活动之后，2012年2月14日情人节当天，习近平副主席应邀正式访美，他表示：此访旨在进一步落实胡锦涛主席同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中美联合声明》与各项协议。习近平此访受到美国朝野的热诚欢迎与周到安排，访问取得圆满成功。透过这次访问，特别是透过中美两国领导层在访问过程中对中美关系四十年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的盘点，全世界都看到了中美关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美关系现状：当代世界之幸 拥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中美两个大国，其双边关系既是当今世界最重要、也是二战结束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复杂的国与国关系。四十年的中美关系，虽然合作、互利与共同发展是主流，但经贸磨擦、亚太周边、人权、环境、台湾、宗教、涉藏等等问题，一直困扰着中美两国。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发展、国力增强、崛起势头日益强劲以后，“冷战思维”又在中美关系中死灰复燃。 基辛格博士在《外交》杂志撰文指出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在美国，一些战略思想家认为，中国政策追求两个长期目标：取代美国成为西太平洋地区的首要力量，以及将亚洲巩固成为一个顺从中国经济和外交政策利益的排他性集团；而在中国，则有部分人士将美国看作是一个决心挫败任何挑战者崛起的受伤的超级大国，中国是最无悬念的挑战者。无论中国多么迫切地想寻求合作，华盛顿的固定目标将是通过武力部署和条约承诺包围一个崛起的中国，从而阻止其扮演“中央王国”的历史角色。1 虽然持上述“冷战思维”的人士远非多数，也没有成为中美两国的主流思潮，但这种思维还是渗透到了两国关系的方方面面。华盛顿少数“鹰派”人士认为，中美之间迟早会有“不可避免的冲突”甚至“必有一战”；他们主张调整对华政策，在全球范围内对中国进行遏制与围堵，主张结成针对中国的所谓价值观同盟，以经济与军事力量以及政治影响力迫使中国走上“正途”。在这些人士的“冷战思维”中，似乎中美关系只能是零和游戏。他们认为中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还把中国等同于前苏联，认为只要中国不采取他们为之设计的政治制度与发展模式，中美之间的冲突只是迟早的事。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从所谓“历史经验”出发，把崛起的中国等同于两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历史上确实多次出现过列强之间的争斗，尤其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崛起大国同衰落大国之间的两次世界大战更是让人们记忆犹新。这些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军事与政治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必定会在全球体系中寻求更多的权力，分享更多的资源，这无疑会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构成威胁，对美国的战略安全构成挑战，而正在走向衰弱的美国，决不会不战而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以上看法、说法颇能迷惑一批人，但中国并不是前苏联，更不是纳粹德国。中国与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很不一样，中国没有兴趣从其他国家掠夺土地，没有强制要求邻国顺从，更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去颠覆别国政权；此外中国也没有传播危险的意识形态，而是自始至终办好自己的事情，关注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把中国同前苏联划等号的学者们认为，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执政理念就是要挑战美国、称霸世界。这源于他们对中国发展理念的不甚了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无知和偏见。众所周知，在1949年后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一度同前苏联走得比较近，但在执政理念与外交思想上却同前苏联保持了相当距离。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在外交上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坚持不结盟立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已经发生了和继续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国共产党已形成一套适合中国和平崛起、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新的执政理念和外交方针，并确立为基本国策，这是完全不同于前苏联那种僵化的意识形态、执政理念和同美国争霸世界的外交政策。 中国和纳粹德国更无任何相同之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生前反复强调：中国现在不称霸，即使将来发展起来了也不称霸，并强调要以此教育中国的子孙后代。不称霸盖源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以及近百年遭受列强欺凌的惨痛经历。中国人深知侵略之可恶、和平之可贵，也深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正如前中共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郑必坚在与外国友人交流时一再强调：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就是要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不称霸、不争霸、不当头、也不当附庸”，在国际事务中充分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2 而美国则不同。尚武精神是美国战略文化的核心。在美国，确实有相当一批人士依然相信武力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只有不忌惮使用武力，才可以达到目的。冷战结束后，国力和军力达到人类历史上最高点的美国，突然发现失去了敌人，这是美国二百三十多年历史上所没有的。巨人拔剑四顾茫然，于是开始到处寻找敌人。从南斯拉夫到非洲，从伊拉克到伊朗，从北朝鲜到委内瑞拉，这就是美国寻找敌人的轨迹。目前的世界格局依然是美国单极霸权“一国独大”，为了保持这个优势，防范中国坐大成为反美的大国，自然成为一部分美国人主张的战略目标。他们更愿意把中国当成潜在的或现实的“敌人”，把美国的失业高企和经济不景气等一概归咎于中国这个“敌人”。 其实，中国迄今为止的崛起充其量还只是经济的崛起，是政治影响力的崛起，在军事上，中国的力量同全球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是严重不对称的。至于军事透明，正如习近平访问五角大楼时所讲，军事透明包括军事能力和军事意图这两方面，中国的军事意图是透明的，那就是维护中国的和平发展、领土完整、主权与国家安全。 一个愿意在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框架下力促和平发展与改革，而不想当世界老大的中国，与一个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建立与维护者，而不甘心做世界老二的美国，同处于一个地球之上，实在是不应该成为敌人也不应该发生冲突的，更遑论“必有一战”。这乃是当今世界之大幸啊！难道不也是美国之大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