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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和谊 2012-11-03 “桑迪”飓风袭击美国，灾情惨烈，也袭向美国政坛，成为“十月惊奇”。气候变化议题重新得到美国舆论关注，并很可能在多哈举行的cop18继续发酵。美国畅销书中所描绘的中美气候谈判角力，或会在多哈真实上演。 热带飓风“桑迪”（Sandy）一路横扫加勒比海地区、大西洋中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0月29日下午7时登陆美国东海岸，从弗罗里达州到新英格兰至少24个州受到影响，其中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最为严重。 “桑迪”灾情犹如美国灾难大片《后天》的现实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美国东部地区至少已造成90人死亡。巨灾风险评估公司（Eqecat）预计此次飓风带来的损失约为300亿到500亿美元，可能将美国本季度的经济增速拖慢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桑迪”可能成为美国近年来破坏力仅次于“卡特里娜”（Katrina）的大飓风。 正值美国大选的最后关头，“桑迪”突如其来，更袭向美国政坛，成为“十月惊奇”。奥巴马宣布暂停选举造势活动，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救援第一”。他指挥抗震减灾，更亲自到新泽西州探望民众。作为“救灾总统”，令他获得了更多的媒体曝光度，也为他赢得了赞誉。大选之前的胶着之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变。10月31日盖洛普民调显示，54%的选民认为奥巴马可以连任，只有34%的选民认为罗姆尼会胜出。身为共和党人的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转而支持奥巴马。 飓风“桑迪”引发美国舆论对气候问题的重新关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是时候关注气候变化了吧？”一文中批评这个议题在总统辩论中被冷落。他指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何能够降低气候变化的危害。比如，在一些遭受飓风‘桑迪’袭击的沿海地区，可能就不要进行重建了。” 气候谈判不仅是西方媒体关注的话题，也是西方社会畅销书的题材之一。马修·葛拉斯（Matthew Glass）所著《末日战争：最后通牒》一书描述了2032年美国新总统上任之际，即面对着毁灭性的气候灾难来袭。为了“挽救”世界于即倒，美国极力向“气候谈判最大对手、最大的污染国”中国施压，以迫使中国在短期内大幅减排。书中所想象的气候谈判中美角力这一幕，可能不久将会在多哈真实上演。 本月底，联合国气候谈判（COP18）将在多哈举行。“桑迪”所造成的灾难，不会令美国反思自己的减排责任，只会把气候灾难的责任更多地推向中国。美国必会在此次会议上以“桑迪”为噱头，积极推动取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让他们与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减排承诺。届时，如果中国仍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美国必将把阻碍气候谈判的罪名推给中国，使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可以预见，此次COP18，中国必将遭遇巨大的谈判压力。 气候谈判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谈判会场正是各国争取排放空间的战场。排放空间受限，意味着未来的发展空间被挤压。争取排放空间，即是为子孙后代争取发展空间。气候谈判更涉及未来游戏规则的制订，意味着世界秩序的重构。桑迪狂袭，而多哈将迎来令人堪忧的气候谈判。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2-11-01 “特惠长者津贴”这一德政的触礁，警示港府即使占据道德高地，也必须尊重制度、规则，讲究政治技巧，在民生政策方面加强政策咨询，特别是与持份者协商，通过一个个政策的咨询、磋商，不断累积互信，逐步建立执政联盟的良性互动。 2012年10月31日晚，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委会就长者生活津贴计划（“特惠长者津贴”）的拨款申请加开了两节特别会议，但经过逾四个小时的讨论后，未能进入投票程序。财委会主席张宇人宣布下次会议将11月16日举行，这意味着最快要到16日才能再次审议相关拨款申请。 “特惠长者津贴”拨款申请，是新成立的立会和新政府之间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政策，并非争议较大的政治议题，而是令香港长者普遍受惠的德政，却为何一样在立法会触礁？ 这次交锋，没有胜者。主责推行“特惠长者津贴”方案的港府官员表示失望，而议员则对港府的手法颇多诟病，批评政府预留给议员的审议时间太少、议案尚在审议当中即播出推销议案的电视广告等等。另外，有议员和舆论批评港府官员态度强硬，在政策上毫无调整协商空间，也没有准备预备方案。 港府在这个议题上的强硬，有迹可循。百日施政几无蜜月期可言，新政府当下急于扭转民望低迷之势。树威立望，由民生问题切入是明智的选择。第一，解决民生问题能够占领道德高地，社会争议小，获得立法会通过的几率高。第二，梁之所以在本届特首选举成功当选，与社会期望他能改变香港贫富差距加剧情况是息息相关的。解决民生问题，即是竞选承诺的兑现。第三，从大势看，香港社会向左转的迹象非常清晰，整体舆论更强调公平、关怀弱势，过去几年对“地产霸权”的批评尤其高唱入云。 但是，恰恰因为整个社会普遍向左转，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表，更需要在民生方面得分，争取利益。如是，行政与立法之间形成争夺民意之势。此中的政治博弈，看似简单，其实复杂。虽然双方立场一致，只在政策细节上讨价还价，容易达成共识、妥协，但恰恰在细节上，更讲究政治技巧。 在此次“特惠长者津贴”的政策博弈中，令人瞩目的是建制派议员对港策的批评。港府在立法会需要建制派的保驾护航，但建制派议员须直接面对民意，否则将在下次立法会选举中被选票所惩罚。民意与政策之间的张力，即呈现于港府与建制派议员之间。倘若港府政策缺乏对民意的及时回应，缺乏回旋余地，势必对建制派议员形成压力。 香港行政、立法关系结构性紧张，非一日之寒。“特惠长者津贴”这一德政的触礁，警示港府不能挟民意而强为，即使占据道德高地，也必须尊重制度、规则，讲究政治技巧。港府应从事件中汲取教训，在民生政策方面加强政策咨询，特别是与持份者协商，通过一个个政策的咨询、磋商，不断累积互信，逐步建立执政联盟的良性互动。 （天大研究院研究助理何龙对此文亦有贡献）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11-01 在最后一次大选辩论中，尽管中国议题成为焦点，但奥巴马和罗姆尼都是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希望中国能够遵守各种规则。这次大选，是冷战结束后，涉及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最彻底淡出的一次。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举世瞩目的两个大国，连美国大选和中共十八大前后都相差不到两天时间。两国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世界的大趋势是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国家的规模相对缩小，但大国与强国之中，中美两国反其道而行之，这两个国家总的趋势不是分裂变小，而是越来越大。拿人口数量来说，在世界上经济实力排前几十位的国家的总人口几乎都在下降，唯独中美两国不降反升。 两国最大的相同之处则是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在美国，称之为“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人坚持认为自己的国家具有独特的国家起源、文教背景、历史进展以及突出的政策与宗教体制，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在中国，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能够把世界其他国家反复证明了的水火不容的玩艺弄在一起，还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绩。笔者到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很少发现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与民众会在讲话与交谈中，动不动就像中美两国人那样认为自己与其他国家不同。从这个角度审视，未来的世界格局将由中美两国引导与主导，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美两国合则双赢，且对世界也是利好消息。但不排除这两国在未来发生冲突。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不但关系到两国关系本身与中国周边安全，而是对世界局势都至关重要的。要知道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首先要搞清楚中美关系从何处来。梳理中美关系四十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关系虽然起伏跌宕，但合作、发展是主线。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在于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屡次导致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少数民族与周边领土纠纷等问题，最深层的原因都在于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之争。至于经济等表面看上去纷纷扰扰的诸多问题，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虽无法彻底解决，但也不会恶化到影响两国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地步。 从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选择了中国农历大年初一访问美国，戴上牛仔帽刮起了“邓旋风”，赢得美国人一片好评，到今年初习近平访美取得成功，我们看到了两者访美的相似之处，也看出三十多年的中美关系虽有起伏，偶有冲突，但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美国方面看呢，如果拿美国大选中候选人挑起的中国议题来做一些比较，就不难发现美国对华政策也具有连续性，而且，在经过不少弯路后，又在向小平开创的中美之路回归。 1992年，冷战结束后的第一次美国大选，是对中国指责最严厉的一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猛烈攻击老布什总统“拥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他扬言要“打败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所有暴君”。老布什成为三十多年来唯一没有连任的美国总统，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克林顿上台伊始，也算是很强硬了一阵子，尤其是2006年台海危机，中美两国差点擦枪走火，但到了他执政的最后几年，克林顿“突然”同北京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个不清不楚的“战略伙伴”被小布什抓住了把柄，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是“战略竞争者”。小布什击败克林顿的副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入主白宫，也算是为父亲只当了一任总统而“报仇雪耻”了。 小布什上台后对中国摆出了一副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但这一切都被“911恐怖袭击”改变，接下来他主导的中美两国关系比克林顿时期走得更近，导致2008年大选黑马奥巴马在竞选中也多次拿中国人权状况说事,并暗中组织了一班试图“和平演变”中国的智囊班子。从对中国强硬来说，年轻气盛的奥巴马一度超过了当年克林顿的架势，2009年到中国大谈自由与民主，他的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冷战后少有的对华强硬派人物。但他上台伊始，美国持续遭受金融危机的袭击，他如果想连任，在国际上最需要的就是中国的合作与帮助。 奥巴马和罗姆尼在这次大选中虽然动不动就提到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一次大选辩论中，尽管中国议题成为焦点，但他们都是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希望中国能够遵守各种规则。这次大选，是冷战结束后，涉及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最彻底淡出的一次。北京值得为此高兴。 从1992年到2012年，几经折腾，美国的政客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敌人是恐怖分子与贪婪的华尔街，以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而不是在反恐上站在他们一边、在金融危机中到世界各地救火的北京。美国总统们更是心照不宣：能在任内改变中国，自然会名垂千古，但如果改变不了中国，却又同北京结下了梁子，他们可能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住处——无法连任而不得不从白宫搬家。 从北京方面来说，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教训与经验。首先，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力增强是保证中美关系正常的关键；你有钱有势，局势又稳定，美国不会找麻烦，可一旦你出现了问题，第一个站出来——不是出手相救而是出脚相踩的一定是美国。所以，与其寻求美国人的支持，不如把自己的民生安顿好。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主要来说，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发展与改革，而不是取决于美国人。 其次，处理好自己的内政，才能保证外交顺利。台湾问题曾经是中美之间的头号麻烦，但胡温这届改弦易辙，从“促统”转到“反独”，明显加速了两岸的整合。目前台湾问题不再是中美之间的“麻烦制造者”，美国手里也失去了一个筹码。中国领导人见到外国人就表扬或者恳求人家“坚持一个中国”的做法应该收起来了，那是中国内政，没必要见到外国人就拿出台湾问题给对方当成外交筹码。其实，总结北京处理台湾问题的模式，完全可以用来处理好西藏等少数民族问题，甚至中国周边的问题。 最后还不得不再老生常谈，中国有一个高山没有翻过，那就是没有克服自身制度与体制的弊端。中国据说是唯一没有被打断过的古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很多时候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一次一次都因为政治制度与体制问题被打回原形，恶性循环至今。现在是中国翻过这座大山最好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且不要把逐渐理顺的中美关系作为一个不思改革与进取的借口，中国的制度变革与体制改革不是做给外国人看的，更不应在西方的压力下进行，中国政治改革是顺应时代，也是顺应中国大多数人意愿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2-10-31 如果日本政府可以购买，当然也可以出售，如此将产权行为回归产权行为，是否给予某种“减国有化”的印象，从而化解僵局？问题的焦点是：谁提出来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一；如何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二；如何使日本政府同意转卖，此其三。 日本政府以购买的方式将钓鱼台（钓鱼岛）“国有化”，透过产权影射主权，以至于对同样提出主权主张的北京与台北，就构成了侵犯，酿成今天的僵局。现在日本政府拒绝采取“去国有化”的弥补措施，担心如此会影射放弃主权，进而引起日本国内政治动荡，因此问题似乎不能化解。但试问，如果日本政府可以购买，当然也可以出售，如此将产权行为回归产权行为，是否给予某种“减国有化”的印象，从而化解僵局？ 因此问题的焦点是：谁提出来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一；如何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二；如何使日本政府同意转卖，此其三。宜兰县购买钓鱼岛产权？ 立即而明显的答案是，基于日台亲善的背景，由台湾出面购买较为合适，因为钓鱼台附近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作业渔场，且钓鱼台在历史上属于琉球南岛归属台湾辖区。台湾购买的好处因而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对渔民的一种合理照顾，且不直接涉及中日之间反帝民族主义与右翼军国主义的对抗。但是，台北向东京买地的行为，有可能被台北解释成是东京承认台湾的主权，而东京也必有挑拨于两岸之间的心理，则是台湾出面买地的坏处。 准此，为避免“台独”利用机会继续制造东海争议，破坏两岸和解，则台湾买地之举可进一步修正为宜兰县政府买地。此为更合理之买主，不但是因为县政府仍为公法人，故可以容许各方自说自话为某种影射主权的行为，但其为地方政府之地位至明，便又不至于被扩大成是台湾的独立主权含意。由宜兰县政府透过日本设在台湾的交流协会转达并安排，允为适当之买主。 但是，日本政府目前不可能放弃产权，似又是日本政治的常识，则所谓购地，只能是购买部分产权，或极小部分产权，亦即属于象征性购买，如同所谓共有公寓般，公寓之土地产权可归于个别公寓主之集合所共有。设若日本政府出售十分之一产权，即形同进行“减国有化”的某种步骤，但仍然是最大地主，因此在观感上或法律上，东京没有推翻自我宣称的主权主张。如此，宜兰县政府拥有部分产权，台北可以藉此影射分享主权，而北京也可透过“九二共识”藉以影射主权。 最后，日本政府既然自认拥有全部产权，为什么要同意出售其中部分，来容许外界进行与日本主权宣告相反的诠释？这点确实为较大难题，因为涉及的是日本人的政治文化与近代史。盖自“马关条约”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本还不曾有和平让出过其所巧取豪夺的任何非传统土地。故要能和平共享钓鱼台产权，因而有赖掌握日本政治文化，并能以日本之道还治日本。而在东亚范围内，能体会甚至内化日本政治文化最深的，莫过于台湾人。中日政治文化之异同 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一旦成为台面人物，就会丧失让步的心智慧力，这也限制了其政府在钓鱼台问题上让步。因此，每回日本政府派出代表，绝不可能是要讨论如何解除“国有化”，而只是希望取得对方谅解。假如日本诚意再强一点的话，就是向对方表达忏悔，说是造成对方的困扰。一旦表达了忏悔，无非是在追求能维系好双方关系，请对方务必同意不追究，渡过目前危机，但也将因而形同双方仍同属一个更大群体的情感，则日本方面便欠对方一个重大恩情。 在中国文化里，缺乏可以了解这种日本式妥协文化的基础。对中国人而言，在台面上谈国家民族之类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时，必须名正言顺，因此只有一种应然的秩序。如果不能恢复这样的秩序，就必须有人被牺牲。权力强大的时候，就牺牲对方，比如惩越战争的目的，只是惩罚对方以正名，而不是占地；权力弱的时候，就牺牲自己人，比如八国联军时，先斩杀反战朝臣后才匆匆逃去。断断不能说因为对方表达了忏悔，就让错误的秩序继续存在下去，而宁可玉石俱焚。 但中国政治文化的弹性在于，只要能得到名份，就什么都可以谈了。故一旦钓鱼台的名份归属于中国，其他所有的好处可以退让而不计较。换言之，日本必须要进行某种“去国有化”的过程，如此中国必然可以容忍日本继续实质控制钓鱼台。但如果日本不能采取某种即使只是象征性地“去国有化”政策，中国唯有不断派遣船舰出没钓鱼台附近海面。矛盾的是，日本的代表请求谅解，与中国方面的不能谅解，同样是要恢复两国同属东亚的群性。以日本之道还治日本 如果以日本的文化还治日本，会是如何？试想北京明白告诉日本的代表，甚至派代表到东京，表示中国已经决定要取回钓鱼台的主权，且会不惜采取任何方法，包括战争，也不惜耗费多少岁月，请日本见谅，并对因此而可能带来的伤害，向日方先行表达歉意。如果日方愿意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改弦更张，而进行钓鱼台的“去国有化”，中国势必会对因此而给日方带来的诸多不方便，表达十三亿总谢恩，会是如何？ 十三亿七千万的总谢恩，重量远远超过一亿三千万的总忏悔，因此日本就有了“去国有化”的正当理由。但是，中国政治文化里没有这种谢恩／忏悔文化。毕竟这是日本式的语言，也是日本式的决裂，不是中国式的，纵使能真正给日本带来震撼，并给东京有所改弦更张的下台阶，北京也不可能会这么做。 不过，台湾有这样的日本文化，而且民进党最是经典的保留了这样的政治文化。民进党人一旦做了决定，不论其政治层次之高低，从不在乎党内如何反对。这般的一意孤行者众多，常见各级民进党人自己闷着头做了痛苦的决定后，采取以忏悔来逼迫对手让步的风格，如蔡英文请托苏贞昌，完全是日本式的忏悔；但在被人请托时，则常采取中国式的那种绝不谅解的玉石俱焚风格，如苏贞昌拒绝蔡英文。 则台北何不以日治日、以中化中？如果台北向北京表达在“九二共识”下，透过宜兰县在钓鱼台让日本“去国有化”，则不违反北京的大是大非；然后由宜兰县派代表向东京请求谅解，说县府已经决定与东京合购钓鱼台，请东京务必同意。严重一点，还可以表示宜兰已经不能退让，非买不可，不然渔民将继续抗争，或过去对日本赈灾的钱要退回，若因此造成东京困扰，一定自我忏悔云云。如此迫使东京在情感上要选择是否要与台湾决裂，或是要让台湾欠恩。 迫使日本政府在情感上接受宜兰县合购钓鱼台，不但可以让三方根据自己的法理化解问题，在事实上也犹如日中台主权共享，完成两岸都主张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愿望。台北若藉此学习到以化解争议为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一味想要回避大陆，对未来两岸关系更是正面意义。至于东京，拒绝十三亿七千万总谢恩的后果严重，而将台湾从日本亲善的范围切除也对日本人是重大情感打击，且看东京如何调整。 《台湾观察》2012年10月期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10-30 说穿了美国两党的对华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谁上台都一样，都是接触和遏制。关键是中国如何提高内功，成为一个美国尊敬的对手。 10月22日晚，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在佛罗里达州的林恩大学进行了第三场（也是最后一场）辩论。辩论的主题是外交政策，议题包括美国的全球角色、阿富汗战争和巴基斯坦问题、美以关系及伊核问题、中东变革与恐怖主义、以及中国崛起和明日世界。尼尔森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约5920万电视观众收看了这场辩论，这一数字反映了选民对选举的关注程度日益高涨。奥巴马在这场辩论中的表现堪称美国政治辩论的经典，语言诙谐而不失犀利，思路显得冷静又不乏坚定。美国多家主要媒体的即时民调显示，奥巴马以较大优势赢得了这场“终极辩论”。 从美国人的角度看，虽然经济是今年大选的首要议题，但外交政策和国内问题关系密切，尤其是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利益不容挑战，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要永远领导世界。因此，外交政策十分重要，它关乎民意、利益和国家前途。它是美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哪一个政党可以问鼎白宫。从中国人的角度看，当历史的大幕缓缓拉开时，中国又一次站到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央，中国崛起成为辩论的压轴戏。不管美国政客喜欢与否，两党候选人都回避不了中国。罗姆尼的外交短板 外交问题牵涉面广，由于总统竞选已经历时一年多，选民对两党候选人的立场已有相当了解。但是，辩论对争取中间摇摆选民有很大影响，许多选民会在最后一刻做出决定。罗姆尼的外交短板，使他在辩论中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他的策略是设法使辩论跑题，从外交转入内政。他要强调他不断重复的观点，即奥巴马已经贻误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国际局势也是一团槽。但是，奥巴马有政绩在手，并且咬定罗姆尼是个唯利是图的生意人，也没有外交经验，所以他在辩论中更有攻击性。 辩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美国驻利比亚领事馆遭袭，有四人丧生，其中包括美国大使。在那儿到底发生了什么？ 罗姆尼的发言先是祝贺奥巴马除掉了本·拉登，并且对基地组织紧追不舍。但他又说：“我们不能仅靠‘杀’出乱局”。罗姆尼例举了“阿拉伯之春”以来，许多国家发生了一系列令人不安的事件，认为这是美国中东政策的失败。他说：“中东这一地区的发展与我们的期望是背道而驰的”。针对罗姆尼的指责，奥巴马的回答是：“罗姆尼州长，我很高兴你承认我们在打击基地组织方面取得的成就，但我要告诉你，你的战略计划并未切中问题的要害，并不能保证美国人的安全，也不能充分利用我们在中东建立起的优势”。罗姆尼反驳道：“我的策略非常简单，竭尽所能追击和消灭坏人。最重要的是让穆斯林世界自己能够抵制极端主义。为了帮助穆斯林世界抵制极端主义，我们可以采取四种措施。一是发展经济。给予穆斯林国家外援，投入外资，协调我们的盟友，给予他们更多的经济发展。二是更好的教育。三是男女平等。四是法制，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公民社会。”而奥巴马批评罗姆尼在中东问题的言辞前后不一致，即几个月前罗姆尼说美国最大的地缘威胁是俄罗斯，而不是基地组织。罗姆尼似乎要采用20世纪80年代的外交政策。在这一回合，奥巴马有理有据，攻防兼备，占了上风。罗姆尼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上，只是干巴巴地指责。 奥巴马还批评共和党对中东问题缺乏想法，让美国回到废弃了很久的冷战立场。当罗姆尼表示美国海军的船舶数量在减少时，奥巴马反唇相讥：“州长，我们的马匹和刺刀数量也在减少”。在这里，奥巴马借力打力，既讽刺罗姆尼的世界观陈旧落伍，也嘲笑了罗姆尼对现代军事缺乏常规知识。奥巴马向美国民众暗示，罗姆尼难以胜任三军统帅的职务。奥巴马还强调，自他上任以来，美国的军费投入超过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等10个国家的总和。美国不应该继续加大军费投入。 在以色列问题上，奥巴马反攻为守，他批评罗姆尼在访问以色列时筹款：“当我作为候选人去以色列时，我没有考虑接受捐赠。我没有参加募捐活动。我去了大屠杀纪念馆，大屠杀纪念馆提醒我，什么是邪恶的本质，以及为什么我们与以色列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 这个回合，罗姆尼虽打着反恐、爱国、保护美国人的旗号，拼命鼓吹增加军费，但结果落了个“马匹和刺刀”的笑柄。奥巴马的绝妙回应，不仅引发现场观众哄堂大笑，而且迅速成为网络热词。客观地说，作为现任美军统帅的奥巴马，处在民族主义和右翼政治势力包围圈中，能够公开说出美国不应再增加军费，是要有一定政治勇气的。所以，在美国奥巴马一直被视为“鸽派”，也就没有什么奇怪了。另外，奥巴马在辩论中一再保证和以色列休戚与共，使他能较好地改善和以色列与犹太人的关系。中国议题先扬后抑 在论及中国议题时，奥巴马和罗姆尼比以往表现出更大的一致性。以前的“出言不逊”被代之以“先扬后抑”，这显然是出于竞选方面的考虑。用中国说事既可转移美国社会的矛盾，也可展现他们对美国中下层民众疾苦的关心。对罗姆尼来说，缓和以前对中国极端强硬的态度有助于他争取温和派选民。在美国政客口中，中国是美国内政问题的替罪羊，是美国病的原因。他们都同意中国可以成为美国的合作伙伴，但是，他们都异口同声地指责中国在就业、贸易、汇率和知识产权等方面没有遵守游戏规则。 主持人询问两位候选人，美国在国家安全上未来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奥巴马首先发言指出，恐怖主义网络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安全威胁。之后，他话锋一转指出，中国既是对手，也是国际社会潜在的合作伙伴。奥巴马说：“我们坚持，中国应像别的国家一样遵守同样的规则。我知道，美国人看到工作被移往海外，在贸易中企业和工人没有得到公平的竞争环境。所以我设置了一个贸易专案组去处理这些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的对华贸易诉讼比小布什两个任期还多。我们几乎赢得了所有提交的案子。”就保护美国就业，奥巴马举了美国钢铁销往中国和对中国产轮胎实施反倾销两个例子。奥巴马警告：“如果我们不具备世界上最好的教育系统，如果我们不继续将资金投入到研究和创造伟大企业的技术中去，我们将在竞争中失败。不幸的是，罗姆尼州长的预算和建议不会让我们做出这些投资。” 罗姆尼在谈及中国时表示：“中国和美国在一些方面有着共同利益，那就是中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世界。中国不希望战争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不希望看到世界陷入分裂和混乱，因为中国必须生产商品和让人民就业；中国每年有二千万人从农村到城市找工作，所以中国希望经济环境好，世界市场自由开放。美国和中国可以是伙伴，而不必成为任何形式的对手。美国和中国可以一起合作，只要中国是负责任的。现在，中国人看到的事实是我们欠他们一万亿美元，还欠其他人约十六万亿美元；他们看到的是我们决定削减约一万亿美元的军费开支。连现任国防部长都表示，这一万亿美元的削减对美国军队是毁灭性的。如果我是总统，美国将非常强大。我们也将确保我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对我们有利。年复一年，我看到公司倒闭和人们失业，因为中国并没有遵守相同的规则。一方面，他们人为地控制其币值。另一方面，中国拥有自己的商品价格，这意味着我们的商品没有竞争力，结果一定是我们失去就业岗位。他们为此作了一些改进，但他们需要做得更多。这就是为什么我将在上台的第一天就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这使我们能够用关税来平衡他们利用汇率取得的优势。他们偷了我们的知识产权，我们的专利，我们的设计，我们的技术，侵入我们的电脑，仿造我们的商品。他们须要明白，我们想要与他们做生意，我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世界，我们喜欢自由企业，但他们一定要遵守游戏规则。” 当辩论主持人问罗姆尼如何在上任第一天就和中国进行贸易战时，他答道：“很清楚谁都不希望贸易战。现在就存在着贸易战，我们看不到它，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他们赢了。我们与中国有巨大的贸易赤字，情况一年比一年更糟。因此，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不能任其发展，不断丧失就业机会。我们必须对我们的中国朋友说，我们理解你们正在大力发展，但事态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你们不能一直压低你们的币值，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假冒我们的产品，销售到世界各地，甚至到美国。我希望与中国有很好的关系。中国可以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们可以在一个不公平的基础上糊弄我们，并窃取我们的就业机会。” 奥巴马马上反驳罗姆尼：“是的，你熟悉把工作转往海外，因为你投资的公司就是向海外输送就业机会。当然，自由市场也正是像你说的那样运作的。但如果对于汽车行业，我们听你的建议（注：底特律是美国汽车工业的集中地区。罗姆尼建议对开不出支票的汽车公司实行有管理的破产），我们会购买来自中国的汽车，而不是向中国出售汽车。如果我们接受你的建议改变税法，公司的海外利润不用向美国政府交税，而国内的公司都必须交税。按照你的建议，现在估计创造了80万个就业机会，问题是它们不在这里，而是在像中国那样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投资于教育和基础研究，那么我们将失去像清洁能源这样的技术。从我成为总统以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增加了一倍，同时人民币兑美元创自1993年中国汇改来的最高点。我们相信，中国可以成为合作伙伴，但我们也发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即美国是一个太平洋大国，我们将在那里继续存在。我们也正在与该地区其他国家进行事务合作，例如，共同确保海运航道和贸易安全。我们还与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使中国开始感到更大的压力，从而满足基本的国际标准。这是我们已经在该地区展示的领导能力，我们将继续显示这样的领导能力。” 从辩论中不难听出，两位总统候选人把美国经济危机全部推到中国头上。实际上资本主义步入金融帝国主义后，它的体制性问题是无法自行克服的，这才是当前世界金融危机的根源。华尔街在美国，不在中国。次贷危机是华尔街的杰作，不是“中国制造”。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也都是美国公司，是它们将华尔街的金融产品包括次贷产品，哄抬为3A级，丧心病狂地圈钱，捣乱了全世界正常的金融秩序。美国政府负有监管这些公司之责，所以也有不可逃避的责任。所谓中美贸易不公平，人民币汇率不公平,实际上是很不负责任的说法。美国政客，不管是共和党的还是民主党的，都不敢触及一个敏感的问题，那就是谁把美国工厂搬到了国外？为什么要搬到国外？如果不是中国或印度强迫美国资本家搬的，那么为什么又要反咬一口呢？美国资本家，包括罗姆尼对中国投资，不就是为了利润，不就是为了少交美国政府的税吗？当美国资本家在中国捞了一桶桶金的时候，中国赚的只是低附加值的劳务费。美国资本家不但拿了绝大部分的生产利润，还拿了更大部分的设计、运输、仓储、营销、市场、维修等环节的利润，两位候选人还说不公平，那么到底如何才算是公平呢？ 说到汇率，美国才是汇率操纵国。美国的货币是世界货币，美国有这个条件操纵货币汇率。美国的量化宽松I、量化宽松II、量化宽松III，就是没有实物作后盾，成千亿地印发美元。美国就是这样把通货膨胀送往世界各地，破坏别国的金融，操纵别国货币汇率。美国制定的许多游戏规则，包括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可以带头违规，一会儿用反倾销大棒，阻止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一会儿用国家安全大棒，阻止中国公司投资美国。中国的某些精英们还天真地把中国的市场全部向美国敞开，结果许多重要的产业链全部掌握在美国手里。人们要问，美国政府那么大把花钱，军费开支超过10个主要国家之和，除了借的以外，它的钱不都是自己生产出来的吗？自己违反了游戏规则，还说中国不照游戏规则做，美国是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什么是美国霸权？这就是美国霸权。中国精英可得好好学学要学学奥巴马和罗姆尼的滔滔不绝和振振有词，不要半通不通地说什么与国际接轨，美国的轨有时候和中国不一样。美国的国会、白宫和智库、媒体发出美国的声音，中国的人大、国务院和智库、媒体也须发出理直气壮的中国声音，别让美国政客的那套诡辩论冠冕堂皇地流行。官话、套话、大话、狠话全不管用，中国要站在理论高地上，天下谬论自难成立。 罗姆尼没有什么外交经验，但他急着想上位。他仍宣称在上台的第一天将把中国打成汇率操纵国。如果他那么做，中美贸易战就会开打。结果是两国都会出现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上升，也一定会造成美国的通货膨胀和高利率。首先，中国的货币早就升值了很多。不少国家，包括瑞士及以色列等国，都通过政府行为对本国货币汇率进行干预。美国从未将这些国家列为“汇率操纵国”。其次，他把中国贴上标签，会触犯商界在中国的利益，甚至影响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公司在中国平台生产的产品。美国得不偿失，将付出沉重的代价。 这一次竞选总统大辩论，对中国还是有些启发的。笔者甚至想，中国的政治精英为何不可学学美国人，也搞个对外政策辩论呢？对应当前中国的大国地位，中国的外交战略如何转型，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中国面前。两党对华政策基本一致 美国大选投票日在即，奥巴马和罗姆尼正穿梭于各个关键州城镇拉票。美国的“蓝州”和“红州”出现翻盘的机会很小，所以摇摆州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在九个摇摆州中，拥有18张选举人票的俄亥俄州当仁不让地成为最主要的战场州。奥巴马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等州拥有较大优势，在俄亥俄州只领先罗姆尼约5个百分点，而且优势正在缩小。在历史上，没有一位入主白宫的共和党候选人失掉过俄亥俄州，所以争夺将十分激烈。罗姆尼必须赢得佛罗里达州、佛吉尼亚州和俄亥俄州，而奥巴马只要拿下俄亥俄州。俄亥俄州的经济恢复得较好，这有利于奥巴马。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一方有把握可以赢得最后胜利。笔者的看法还是奥巴马胜率高一点点，胜就胜在外交上。 假定罗姆尼上台，美国在两年内发起战争的可能性很大，经济恢复得越不好，打仗的可能性越大。实际上罗姆尼已经在辩论时已经说过了。可以是美国直接发动战争，也可以是用代理人打仗，战争既可达到地域政治的目的，还可刺激军工生产和军火卖买。当今世界的许多热点地区，美国已经做好发动战争的铺垫，包括舆论准备，美国在这些方面十分内行。美国的军工集团最怕天下太平，生产过剩。共和党与军工集团渊源最深，许多共和党大佬在军工企业任职，再到政府部门从政，已经形成了一种传统。历史经验表明，共和党比民主党善于外交和战争。罗姆尼的顾问班子基本上都是小布什政府里的鹰派人物，所以他对战争的思想准备应该不成问题。罗姆尼好像服用过小布什政府副总统切尼的类固醇，否则他不会在竞选中迅速变成极右，不断地要求增加军费。 假定奥巴马继续在台上，他则会比现在更加偏右。一则是美国朝野认为应该对中国强硬的已达相当高的比例，这对他是个不小的压力。这种压力在不久的将来还看不到有缓解的可能。越是经济不好，美国的保守势力越蠢蠢欲动。美国人从来都是从外部世界找原因、找出路的；再则是因为他的“重返亚洲”政策较为成功，口里说是亚太地区是经济最活跃的地区，所以美国要重返，实际上美国干的全是军事上布点的事，更紧地包围中国。日本更加依赖美国，日本更加听指挥，中国和日本已卷入很深的领土纠纷，韩国和朝鲜的对峙更加紧张，菲律宾重新让美国使用军事基地，美国在越南、澳大利亚、印度、缅甸等国家都有新的斩获。这些进展对美国都有好处，所以奥巴马会沿着这条道走下去。当年古巴导弹危机，把民主党总统肯尼迪逼上山，今天中国家门口比当年肯尼迪面对的武器多得多，美国放出了胜负手，日本就是打头阵的，就看中国如何办。...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10-22 谢长廷的一小步是否可以转化为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转型的一大步，这是谢长廷登陆之后两岸三党甚至美国都很关切的议题。 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这次登陆，被视为民进党与共产党交流的“破冰之旅”。谢长廷的一小步是否可以转化为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转型的一大步，更或者是民共交流未来只要复制谢长廷模式就可以建立长期管道，这是谢长廷登陆之后两岸三党甚至美国都很关切的议题。“谢长廷模式”难以复制 必须看到，“谢长廷模式”对民进党其他“天王”来说是很难复制的，如果大陆对其他“天王”都以谢长廷为模式，来进行民共交流，对大陆来说是有潜在风险的。 谢长廷与其他天王尤其是党内还被认为有未来性的苏贞昌和蔡英文，有三个比较不同的特质。 第一，谢长廷在论述两岸事务上愿意长期耕耘，即使高雄市长任内赴厦门参访被陈水扁阻止，基本教义派也对其怒吼不断，但他仍然陆续提出“宪法一中”、“宪法重迭共识”或者“宪法共识”等。 这次访问大陆，他可以重复这些主张而不被质疑，就是因为这都是他长期提过的，并非新闻。在台湾讲多了，在大陆讲出来时就很自然。试问如果现今换成蔡英文或者苏贞昌，他们能谈什么呢？难道纯粹旅游观光，又或者是硬对硬谈“台独”党纲对“一中”吗? 第二，谢长廷身段柔软，好像台湾一种打地鼠的电动玩具，从洞里冒出来被打下去之后，又会转到别的洞口出来。这些年的“宪法一中”、“宪法各表”及“宪法共识”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被打下去后又提出来的。加上他本身有派系实力支持，被打下去之后，有智慧也有力量支持他再上来。 由于他的实力庞大，像绿营的电视媒体“三立”和“民视”，老板阶层都与他关系良好，过去微批“宪法共识”，如今在外界要求转型大势之下，出现了肯定但保守的声音，加上适时出现六成多支持谢访大陆的民调，让民进党内即使心里不十分服气，也不敢多加批评。 同时，谢在党内也尽一切地说明，例如本来发言都蛮吃味的苏贞昌，在10月9日与其见面两小时，出来之后肯定谢辛苦了，甚至说以后可以按照这种模式进行。谢苏两人是死敌，从某种角度看，如果苏贞昌聪明就该坐收渔翁之利，但苏在谢出发及刚回来时，发言并不客气，也许是因为他背着党的包袱。但苏谢会后这番发言，代表苏是想通了，也愿意以党主席身份沾光。 根据随行的民进党前秘书长李应元所言，谢长廷与苏贞昌谈时完全没有保留，与王毅、戴秉国和陈云林谈了什么，甚至沟通管道如何，知无不言，才得到苏的肯定。从目前看来，谢长廷这次登陆是成功的“破冰之旅”，党内杂音如姚嘉文等固然有，但苏肯定之后，这种杂音已不足惧，并逐渐减少。 第三，和苏贞昌、蔡英文不同的是，谢长廷不再有选举的压力。即使摊开过去选举历史，他也很少像陈水扁那样容易回到基本教义派取暖。毕竟政治人物一面临选举，行为难测度很高，大陆接待起来风险难免会增加，例如陈菊等。 谢长廷没有选举压力，又视两岸为舞台，他的两岸主张的变动度就相对地减弱，对大陆来说风险性相对地降低。所以这次谢长廷回到台湾之后，李应元说，谢长廷不会变来变去，因为他没有公职。 这三点代表谢长廷这次的交流模式成功，有其非常个人化特质的因素存在。如果大陆把这次谢长廷交流模式视为固定方式，不再以细致化、制度性地加以规范，面对其他“天王”时会有可能较高及不测的风险。尤其是苏贞昌个性多变，没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也常常屈服于选举压力，与其交流会成为陈菊或者谢长廷，很难预测。再如谢长廷初时愿意以调酒大赛这种议题试水温，但苏贞昌的个性可能就会因被批评位阶矮化而不愿意。后续交流须增加稳定性 不论如何，面对民进党派系共治的结构，大陆如果单做谢的关系，无法扩大民共交流的范围和整体性，因此必须要兼顾苏贞昌等不同派系的人。当大家都有吃饼的期待时，才不会反对第一个先吃饼的人。 只是在继续发饼时，建立一些规范会比较好，因拿饼的人姿势或者吃相不同，就会摇晃敏感的民共交流神经。同时，为了降低双方的风险，让民共交流的路可以走得更长一点，一定要有一些手法细致的安排和设计才行。 至于如何设计或安排，大致可以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与民进党内有希望取胜2016年总统大位者或者有实力的派系建立联络，按照他们各自的需求和个人条件，建立不同的沟通管道。这样一来，大陆可以掌控党内不同派系的人，对各个人物也比较方便及安心，尤其是与苏贞昌和蔡英文亟须建立沟通管道。 但这样的方式，就会出现上述所说的风险，交流成功的变量增加很多。由于这些政治人物有不同个性，或者因应当时的政治需要，随时会有意外。 另一种方式就是以谢长廷为唯一的对口单位。因为谢长廷行为惯性比较高，操作起来意外少。但是这会产生另外的问题，就是对苏或者其他政治人物而言可能无法服众，也很难避免谢存有私心而偏袒蔡英文等，造成很大的混乱。 不过，如果依照大陆对谢的善意及互动的良好模式，跟谢谈条件，给他一些“独家代理”的条件，同时要求他在两岸这一块平衡对待苏蔡两人。由于新潮流系已另有管道，而且其与谢的仇可能比苏谢更深，所以这一方法只适用在苏或蔡身上。也就是说，如果苏蔡愿意，也循着谢长廷这次建立的管道进行登陆，在登陆的细节上让谢有适度参与和建议，以期让未来苏蔡登陆的表现都能不出意外，双方可以互利。 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就需要苏贞昌把“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一职释出给谢，谢自然有角色为苏蔡登陆提供意见。这次民进党内虽然很多人没有出言批评，但私下并不看好谢这次之行，并认为谢会因此而被苏排除掉“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的位子，像柯建铭方面就有类似的声音。 现在苏的确是表示要延后成立，但这倒不必以恶意相看。其实，在当下是有必要的。民共交流就是要有一种节拍，热冷冷冷、热冷冷、热冷、热，就是说谢大陆之行成功，苏贞昌愿意帮其背书或者共享其成，也需要冷一下，以让基本教义派党员比较安心，以及有时间来调整心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2-10-20 印度洋安全问题、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问题、边界问题、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的举动、中印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等是印度学者最为关注的双边问题，其中尤以印度洋安全问题最为突出。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50年后的今天，战争的硝烟虽已消散，但是围绕着中印之间的龙象斗，相关的讨论近年来却在国际间越来越炽热。在中国崛起和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中印之间的战略互信建设存在着哪些障碍？ 今年1月17日，中印两国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建立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的协定》。双方还尝试提出一套加强中印边境地区双方军事人员和机构间交流与合作的方式方法，试图通过加强边界地区人员、机构的合作来维持边界现状，并尽可能淡化边界地区的敌对情绪，为今后边界问题的解决奠定合作基础。但是，总体而言，印度对边界问题的立场是采取一切措施巩固自身的既占优势，同时尽量维持边境地区的稳定局势。从长远来看，随着中印崛起态势的日益显现，双方的国家综合实力都将大幅上升，两国之间的实力差距也将逐步缩小，这将使得两国在边界问题上的立场更为固化，妥协的空间也将日益缩小。 中国国防部长梁光烈于9月2日至6日访问了印度，这是八年来中国防长首次访问印度，受到印度智库极大关注。印度三大知名智库“印度观察家基金会”（ORF）、“印度国防战略研究所”（IDSA）、“南亚分析集团”（SAAG）都发表文章解读了此访的战略意义，并由此来分析、展望中印战略互信未来的发展。印度智库的观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口，来分析建立中印战略互信的障碍。 整体而言，印度智库认为此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印军事交流，缓和了中印关系，有助于中印之间信任赤字的削减。而印度洋安全问题、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关系问题、边界问题、中国在巴控克什米尔的举动、中印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等是印度学者最为关注的双边问题，其中尤以印度洋安全问题最为突出。 印度智库对中国在印度洋相关海域的活动一直持极为警惕的态度。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的服役传达出中国致力于发展强大海洋军事力量的强烈信号。而印度洋对于中国的能源通道安全等国家利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中国海洋军事力量的强化将使中国未来具有在印度洋保护其国家利益的能力。此外，中国加强与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交往，努力强化其在印度洋周边海域的各种形式存在与印度抵制外来力量觊觎印度洋的战略考量相抵触，凸显出中印在海洋安全领域进行合作的困难。今后，中印应重点就如何加强中印海洋安全合作进行讨论。在双边层面，可先从印度洋联合搜救演习等基础海军演习着手，逐步扩大演习的规模、深度；建立中印海军军官交流机制，定期派遣军官交流学习；互派军舰进行访问，强化中印军事交流机制的持续性。在多边层面，可联合印度洋沿岸国家召开海洋安全合作会议、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尝试打造印度洋地区海上安全合作论坛机制等。 随着美国撤军阿富汗日期的临近，阿富汗未来的安全局势引起了印度的极大关注。印度与美国、日本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政策协商力度不断加强，印度还提出美印中三边对话来讨论阿富汗问题，显示出印度希望借助外来力量削弱巴基斯坦在阿富汗的传统影响力，扩大印度影响力的战略考虑。印度的这些举动引起了巴基斯坦的极度警惕，双方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矛盾已经愈发扩大化。鉴于中巴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印美日在阿富汗问题上的紧密合作，中国应重点强化与巴基斯坦的合作，而与印度的合作则应谨慎为之。 总体而言，对于中印战略互信的未来发展，印度智库并不乐观。中印战略利益区的重叠，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随着中印相继崛起，双方在战略利益重叠区内的冲突仍将持续，并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化。因此，中印应尽早建立防控利益冲突的机制，尽量规避风险。  

天大研究院研究助理 何龙 2012-10-19 “江南style”不可争议的红了，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也在不知不觉间让国际社会重新打量韩国的文化“软实力”。 人称“鸟叔”的韩国歌手朴载相凭借其新专辑《Psy 6甲》中的一首“江南style”不仅红遍大江南北，还赚得金银满钵。“江南style”上传到Youtube，不仅创造了Youtube上MV视屏点击率最快达到三亿大关的历史，还创造了点击率的吉尼斯世界记录，突破五亿大关在即。此歌攻破了英国单曲排行榜的榜首，过去五周也一直蝉联美国音乐榜的第二位，并且绝对有上升至榜首的潜力。世界各地就出现了“江南style”的各种版本，包括“伦敦style”、“中国style”、“香港style”等等，布兰妮、罗宾·威廉姆斯等大牌明星在美国的《艾伦秀》上也跟着“鸟叔”学骑马舞，连最近取得中网男单冠军的德约科维奇夺冠后也用骑马舞庆贺。 “江南style”何以能够如此爆红？有网友认为，“鸟叔”的走红得益于其低俗的搞笑成分。英国《卫报》的评论员将之归结于其对音乐“不严谨”的态度以及不在乎作品是否被别人模仿。而《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则表示，“江南style”用恶搞的方式讽刺韩国贫富差距拉大，引起了人们的共鸣。 不管如何，“江南style”不可争议的红了，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也在不知不觉间让国际社会重新打量韩国的文化“软实力”。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就开始大力发展旅游业，短短几十年时间已经成为了亚洲的旅游强国。本世纪初，韩剧风靡亚洲，影响所及，也带动了韩国旅游。“江南style”走红后即被韩国官方旅游机构韩国观光公社置于网站首页，成为政府推广旅游的又一“吉祥物”。韩国外交通商部公共外交大使马宁三表示：“虽然单靠一首歌曲无法打造韩国的文化品牌，但如果外国人对韩国歌手有更多的关注，渐渐地他们就会喜欢上韩国……如果他们喜欢韩国，他们就会购买更多的韩国商品。这就是我们试图推广的。” 从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成功“申遗”到“江南style”走红，在显示韩国文化“软实力”的不断提升。这对中国推动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和提升国际认同感有什么启示呢？ 笔者认为，首先，中国可借鉴韩国的“借势助推”法。韩国可将“江南style”用于助推旅游业，中国同样可以借着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势头助推中国文学在世界的影响。具体而言，可以鼓励中国文学作品的外译，因为有外语版本的中国文学作品是获得世界读者认同中国文学的基础，有了这个基础才有获得更多国际荣誉的可能。 其次，要对文化创作更宽容、包容。“江南style”的成功，既是民间创作智慧的展现，同时也离不开韩国政府对创作的包容。尽管被指低俗，被指恶搞，讽刺韩国社会现状的讽刺，但是韩国政府并没有去打压“江南style”。《纽约客》一篇题为《为何中国缺少自己的“江南style”》的评论文章转述韩国延世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韩研究专家鲁乐汉（John Delury）的分析。他指出：“韩国的喜剧作品中通常极具讽刺意味，拿政治、社会问题等开涮，颇为有趣。但在中国推广的大都是赞扬伟大的古典文化和经济发展，就显得不那么吸引人了。”的确如此，只有对文化创作持宽容、包容之心，在制度层面放宽对创作的管制，才能真正推动文化创新，中国的文化方可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认可。经过审批筛选的文章失去了多元化，而人类的好奇心正是源于事物的多元。 再次，借鉴韩国和西方国家的做法，不仅继续弘扬传统文化，更注重按照现代传播的特性来提升文化软实力。西方的圣诞节和万圣节已经传遍世界，即使许多人不知这些节日的内在含义，但却因为这些节日的盛大仪式而印象深刻。在中国，除了过年的节日氛围比较浓厚外，其它节日似乎并未受到重视，更别说传播到海外。政府应该善于从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中汲取资源，并以类似“舌尖上的中国”这样令人喜闻乐见的风格进行传播，让前来中国的游客不仅可以欣赏自然风光，还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10-19 中国除了以广西作为发展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主要平台之外，还可以考虑将香港作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战略基点。 在美国“重返亚洲”和中日就钓鱼岛主权的斗争升级的情况下，如何在周边地区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困境与挑战 与东盟的关系是中国外交上的重要一环。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在经营其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和亚洲一些国家结成了各种联盟关系。较之中国，美国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制度化水平更高。冷战给中国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留下的遗产是负面的，一些国家甚至对中国抱有很深的疑虑。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互相调适的阶段。东盟各国采取现实主义的务实外交政策，把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一个机会，调整自己和中国的关系；同时，中国也把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心放在经贸关系上，以由浅及深、先经后政的方式逐步推进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正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这种互相调适，双方关系才获得了快速的进展，并通过各种区域的和国际的、双边的和多边的途径使得双方关系趋于制度化。这一点显著表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以及中国与东盟之间其它种种10+1机制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巩固，东盟已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仍受到一些困难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美国加快重返亚洲的战略部署。自美国宣告结束伊拉克战争后，逐步把战略重心移至亚洲。它除了加强军事影响力，如与亚洲传统盟友日本、韩国等进行军事演习外，还逐步扩大其经济影响力。2011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美国便向各成员积极倡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希望藉此巩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并制衡中国在区内的经济影响力。这些举动都令亚洲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可能对中国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以至企业“走出去”带来负面影响。 二是由于历史原因，部分东盟成员国在政治上对中国存有一定戒心。2011年，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领土问题上出现颇大争议。虽然各国都从大局着想，尽力化解政治分歧，但是有关事件再次突显了中国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存在的困难。影响所及，一些经贸关系，例如以中国政府或中国国有企业身份参与的投资项目，都容易引起争议。香港可作为与东盟关系的战略基点 现在中国和东盟之间一个制度化的战略交往平台，是每年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与越南毗邻，在边贸发展上有一定优势，但这个平台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边贸以外，广西与东盟中影响力最大的几个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经贸往来有限。加之广西自身的经济发展程度，与东盟中的不少国家大致处于同一阶段，竞争关系多于互补关系。因此，中国除了以广西作为发展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主要平台之外，还可以考虑将香港作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战略基点。 历史上，香港与东南亚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移居东南亚的华人都与香港保持密切联系，如部分亲人仍在港定居，或利用香港作为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中介地等。长期以来，香港政局和商业环境稳定，也成为东南亚居民融资、贸易、旅游等的重要选择地之一。而香港有一批较早进入东南亚地区发展的政商人士，其知识、经验等对内地商界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不仅如此，与东南亚当地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华人巨贾和财团，比如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尼的林绍良、泰国的陈有庆、新加坡的黄志祥，都和香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可以成为联系东盟国家政商界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平台。 同时，香港的经济结构，尤其在金融、法律、会计等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优势，令香港经济与除新加坡之外的其它东盟国家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东盟各国也非常愿意以香港作为企业融资、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平台。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在一国前提下，其制度又与国际接轨，因此由香港注册的企业牵头的项目较易让东盟成员国接受。另外，中国内地可凭借香港的服务业以大展拳脚，加快推动内地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的进程。五项措施加强香港战略角色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应考虑进一步加强香港在东盟事务上的角色。就近期而言，可以迅速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尽快启动香港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建议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商务部等与特区政府协商，尽快启动香港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此举可创造“三赢”的局面：中国大陆的企业可借助香港的东南亚网络，减少进入东盟时遇到的各种障碍；东盟的企业也可借助香港对内地市场的熟悉，开拓内地的庞大市场；对香港而言，虽然香港大部份制造业北移，短期而言获益可能有限，但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和加深，香港的服务业将有更大发展空间。 第二，不少内地企业家进入东南亚地区投资，都面对着不熟悉当地行业、劳工、制度、社会状况等困境。建议中央政府加强利用香港各界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以及其香港工商界人士对该地区的知识、经验等，鼓励香港各界如行业协会牵头组织考察团、培训团等，加强内地商界对东南亚地区的了解。 第三，香港有不少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学，中央政府可鼓励这些大学与东南亚地区的大学合办研讨会、课程、交换生计划等，让香港以至内地的学生可以加深了解东南亚各国的制度、风俗、语言等，为国家培育更多精通东南亚地区的人才。 第四，利用香港的名义加大对东盟成员国的投资。建议中央政府及国有企业加强利用香港平台，例如设立香港注册公司，以增加对东盟成员国的投资。此举有助减少有关投资可能引发东盟成员国在政治上的反弹，有利加快落实国家的“走出去”战略。 第五，签证政策上做出便利化安排。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对东南亚部分“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签证较为严格。建议外交部与特区政府讨论和研究，定期评估东盟成员国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的状况，进一步简化东盟成员国的国民申办来港签证的办法，最终达至免签证待遇。 《港澳观察》2012年9月期相关链接：香港在国家东亚战略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