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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方 2012-09-11 参与过“五区公投”和近期议会“拉布”的政团如人民力量、社民联和工党等取得十席，不但成为新一届立法会里面的主要力量，更代表着反对派势力的目标从议席数量到破坏议会秩序的转变。 观察一：四六比定律失效 香港的传统智慧认为，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基本支持者人数为四六比。建制派基层协调能力强，能充分动员己方基本支持者出来投票，而反对派的支持者则按议题投票，所以投票率高一般对反对派有利。2012年立法会选举的投票率接近53%，是回归以来第二高，与2003年七一游行后的2004年立法会选举的55%基本接近。 另外，以所谓“钟摆理论”（即由于香港人追求政治力量平衡，建制派和反对派任何一方得利后，下一次选举则成绩较差）来看，今年亦应该是反对派的“主场”。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建制派在地区直选中共获得77.2万票，反对派只获得101.5万票，得票比约为3比4。在新增“超级区议会”的功能组别选举中，建制派获得78.4万票，反对派则获80.7万票，得票比近1比1。由此，四六比的“定律”再没有参考价值。 在地区选举中，建制派能以3比4的票数，获得17比18的议席，背后有成功的协调工作，但也不乏运气成分和对手的失误。反对派的主要失误包括民主党名单过度分拆（新界东李永达、陈树英是明显例子）、反对派政党间互不配票（公民党明显取得过多选票）、激进反对派分拆名单（如果社民连和人民力量合作，至少能得5席甚至6席，而不是现在的4席）。而建制派在新界东协调不成功，则是整个选举工程的败笔。观察二：本土意识取代大中华情怀 由于建制派缺乏操作议题的能力，反对派主导的议题成为了选举期间的主要议题。从反对新界东北发展到反对深圳非户籍居民“一签多行”再到反对双非儿童享受香港公民权利等多个议题之中，反国民教育最终跑出，主导了整个选举。值得注意的是，这几个议题的共同之处是其极端本土化特色，并带有新保守主义色彩。 过去，港人在反对中国的执政党的同时仍带着大中华情怀，希望建设民主中国。今天，随着相关议题消退，连带着其载体民主党失势，大中华情怀正被本土意识取代，反对派意识形态急速往全面反共反华倾斜。 反国教议题吸引了不少平常不关心政治的港人投身其中，也激起了建制派群众的反弹，却并未有效转化为反对派的选举动员，令反对派在选举上没占什么便宜。但是，社会运动和议会/政党政治的互动能量非常大，建制派没有合适的方式介入这种模式，陷于被动。而社会运动虽然和反对派政党有很深的关系，但并不是单纯为后者服务，两者保持着微妙的张力。社会运动方式的兴起，透过“拉布”等议会抗争方式介入主流政治，已经彻底改变了反对派的论述、意识形态以及行动的逻辑与符号。观察三：反对派趋于激进 建制派虽然取得大量议席，但第一大党民建联的政治面目越来越模糊；工联会独立参选成绩不俗，证明基层路线是未来的空间；把自由党继续归类为建制派，成绩单自然好看，但其中也不乏风险和代价。总的来说，建制派各候选人在选战中，都未能就国民教育等反共反华议题作出站稳原则的有力论述，甚至还附和对手观点以求自保。 反对派中，代表理性沟通、承认中央主权、具有中国情怀的民主党失去了领导地位，选票带给反对派一个清晰信号：此路不通。相反，参与过“五区公投”和近期议会“拉布”的政团如人民力量、社民联和工党等取得十多席，在各区不是最高票当选，就是在反对派候选人中得最高票。新界东人民力量和社民连候选人同时当选，充分展示了激进反对派支持者数量之高。以前说支持激进派的只是一小撮人，现在形势明显已产生变化。 五区直选登记选民有347万人，“超级区议会”登记选民则有322万人，两者大致相当。如此，下表比较两个界别的的票数字，能看见反对派在超级区议会的票出现显著缺口。表一：地区直选与“超级区议会”得票分布 　 地区直选 超级区议会 建制派 772,487 784,392 反对派 1,015,334 807,480...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9-07 国内政策是美国大选的关键。世界的风向已经变化，欧债危机还在发酵，全球气候正在变暖，虽然美国武器仍然卖得很好，但普通美国人更关心的是他们的工作和债务。 8月28日，随着共和党全国大会的召开，美国2012年的总统大选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生在密歇根州、组织过犹他州冬奥会、曾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Mitt Romney），以2,061张党代表票（超过提名所需的1144张）成功获得党内正式提名。他和他的竞选搭档保罗·瑞安（Paul Ryan）将在今年11月和现任总统奥巴马角逐第五十七届美国总统席位。 前美国国会议员阿图尔·戴维斯（Artur Davis）原为民主党新星，现是共和党骨干，在大会发言里指责奥巴马总统四年前用“美好的词句”蒙骗选民，如今在支持者中已失去了往日的光环，“谁都认为奥巴马政府正在毁坏三年来的经济复苏。现在，我们应该让国家改变方向”。戴维斯称赞共和党提名了六十年来最有经验的总统候选人罗姆尼。他说：在2008年至2011年间我们吸取教训，2012年要纠正错误。戴维斯的话在共和党大会上很具代表性。当然，反对和嘲讽罗姆尼的声音在大会内外也很尖锐。越来越多的选民认识到真正受益于共和党执政的人是占人口1％的富人和大公司高层。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中产阶级所受打击最大。失业问题让普通美国人最有切肤之痛，美国社会的神经绷得很紧，枪击案频频发生，绝大部分的美国人对目前的经济状况持悲观态度。经济问题必然成为这届美国总统选举的焦点，而创造就业机会则是恢复经济的关键。 皮尤研究中心今年6月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美国人对政府的经济政策重点依然观点不一：48％的人认为应将重点放在促进消费以带动经济复苏，47％的人则认为减少预算赤字是优先事项。四年以来只有约11％的美国人认为目前的经济情况是好的或很好的，更多的人认为经济现状一般（47％）或不好（42％）。在2月和3月，44％人认为一年后的经济会比今天好，在6月，这一比例下降到了34％。所以，人们对经济的悲观看法越来越占上风。 8月27日《华盛顿邮报》和ABC新闻的民调显示，在共和党大会前夕，罗姆尼以47％的支持率领先奥巴马的46％。众所周知，党代会通常会帮助被提名的候选人获得民意支持率的“凸点”或“反弹”。从1964至2008年的总统选举来看，这一“凸点”通常意味着五至六个百分点的增幅，因为大会的新闻报道主要都集中在总统候选人身上且基本是对候选人的利好消息。2004年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反弹基本是零，而1992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的反弹是十四个百分点。所以，罗姆尼一个百分点的领先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反弹的幅度实在太小。 有两个因素影响反弹的幅度。一个是在公众期望中，候选人所做的事是否足够出色。因此，一位候选人所从事工作的出色程度及对政治经济的评估应该通过党代会有较客观的反映。第二个因素是开大会的时机和宣传力度。传统上，先开党代会的政党如果并非当政者，其候选人往往会有较大的民意支持度的反弹，因为挑战者不如现任那样众所周知，选民对挑战者还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反弹”意味着升起来，然后再降下来，所以反弹的持续性十分重要。真实的反弹支持率应把大会带来的暂时利好水份剔除掉。 盖洛普公司在8月20日至22日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多达58％的美国人认为奥巴马会赢得选举，只有36％认为罗姆尼会当选。盖洛普民调还显示，美国人对奥巴马赢得选举的期望值，自五月以来基本没变。虽然罗姆尼在经济能力上以52％领先奥巴马的43％，但奥巴马的优点是他的亲和力，他受喜爱的程度是54％，大大高于罗姆尼的31％。细究亲和力所涵盖的范围，它既关乎人格魅力，也关乎政治品质。盖洛普提供了以下相关的具体数据：   奥巴马在上面四个项目中以两位数的差值领先于罗姆尼。这对一个公众人物来说非常重要。5月以来，盖洛普对亲和力做过三次调查，尽管奥巴马的领先优势缩小了一些，但罗姆尼始终没能赶上。 罗姆尼可能是自尼克松总统以来最没有思想的候选人。自参加竞选以来，罗姆尼快速地改变自已的政治立场，从健保到妇女问题，从军事到外交，这种改变让人觉得此人毫无主见，就像一个牵线木偶。所以，连他的一些坚定支持者也认为他将输给奥巴马。没有思想还不仅仅是罗姆尼一人的问题，整个共和党基本上都如此，也难怪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Barbara Bush）直言：“这是我见过的最烂的选举”。除了缺乏思想以外，缺乏多样性和包容性也是罗姆尼的致命伤，这可能是由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保守理念决定的。 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Jeb Bush）说过，在二十一世纪共和党必须更加多样化和更具包容性。共和党需要找到新兴的代表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声音来表达二十一世纪的政治理念。最重要的是，他建议共和党要改变姿态和方法去解决有关妇女、非洲裔美国人，特别是拉美裔人的问题，从而避免在相关的美国政治景观中，成为一个人数越来越少的白色盎格鲁—撒克逊男人俱乐部。布什观察目前共和党竞选活动的角度是对的，最近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可以为证：在白人男性中，罗姆尼有50％的支持率，奥巴马只有42％。这是罗姆尼唯一领先奥巴马的调查项目。 在妇女中，奥巴马对罗姆尼是50％对42％的支持率。四年前奥巴马就赢得了妇女的选票，奥巴马的竞选班子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罗姆尼正在发动一场“对妇女的战争”（剥夺妇女权力和权利）。罗姆尼团队则反击说，是奥巴马对妇女发动战争，奥巴马的政策损害了经济复苏，也就等于伤害了妇女。在妇女问题上，奥巴马和罗姆尼是很不同的。 2014年如果美国全面实施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法案，妇女投保人数会增加数百万。但是，如果罗姆尼成功地废除该法律，将取消使妇女受益的补贴和保险的覆盖面，也将减除对保险公司的许多要求，包括预防服务，如乳房X光检查、产前保健和癌症筛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2-09-06 中国在南太的出现是地缘政治与中国海洋战略发展的必然，也是美国不得不接受的结果。但是探索出一个能平衡两国需求的模式，还需通过长期的战略博弈来实现。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8月30日出席在库克群岛首都举行的第四十三届太平洋岛国论坛（Pacific Islands Forum）。这是美国国务卿首次出席该论坛，也是美国国务卿首次访问该国，因而引起各界对中美太平洋博弈的各种猜测。 太平洋岛国论坛是南太平洋国家加强区域合作、协调对外政策的政府间合作组织，成员国包括太平洋三大岛群，即密克罗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玻利尼西亚中的十四个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近两年来，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回归，参加太平洋岛国论坛的美国官员级别和代表团阵容也不断提高和扩大。希拉里此行向南太平洋承诺3,2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无疑是希望重新叩开太平洋岛国的大门。 南太国家自1994年后再未获得任何美国经济援助，此次的“慷慨”不过是杯水车薪，也证明了美国的经援完全是基于战略考虑的。除北马里亚纳群岛以外，三大岛群从来就不在美国的战略版图上。二战期间，为阻击日本的南下战略，美国才进入该地区。而冷战中的美苏对抗都集中于北太平洋，中南太平洋岛群不存在任何战略价值。如今希拉里唐突与会，无疑是针对中国在此区域不断扩大的影响力。 美国通过《2003年自由结盟盟约修正法》（COMPACT OF FREE ASSOCIATION AMENDMENTS ACT OF 2003），延续了其对自由结盟盟约国的控制。美国还承诺以2023年前每年分别向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和马绍尔群岛提供9,300万美元和5,8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换取继续使用夸贾林环礁核试验场及两国实质上的军事及政治附庸。虽然南太目前的地缘格局仍然受自由结盟盟约的左右，但中国已在自由结盟盟约国范围内展开一系列外交斡旋。 三大岛群海域中岛屿环礁密布，水下地形及水文环境复杂，由东向西延伸近万公里，可以成为中国海军力量深入太平洋东部的依托。虽然中美尚无可能在太平洋进行正面军事对抗，但这并不妨碍中国通过外交手段在太平洋岛国中寻求突破美国战略包围的出口。 中国在南太的出现是地缘政治与中国海洋战略发展的必然，也是美国不得不接受的结果。希拉里在此届论坛上不止一次地重申今年2月习近平副主席访美时所提出的“太平洋足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也说明美国已接受中国在太平洋的出现，正积极寻求与中国和谐分享太平洋的模式。但是探索出一个能平衡两国需求的模式，还需通过长期的战略博弈来实现。南太外交角力的开始，说明中美太平洋战略博弈已经拉开了序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 念 2012-09-03 中不正式建交对不丹有利，但由于印度对不丹拥有强大影响力，中不边界问题也牵涉到印度的战略利益，受到种种因素制约，中不要在短期内正式建交并不乐观。 今年6月，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期间会见了不丹首相吉格梅·廷莱（Jigme Thinley）。温总理表示，中国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不丹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早日划定两国边界。中不政府首脑这次会晤以及关于建交的言论 立即引起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印度的密切关注。 笔者认为，中不正式建交对不丹有利，但由于印度对不丹拥有强大影响力，中不边界问题也牵涉到印度的战略利益，受到种种因素制约，中不要在短期内正式建交并不乐观。中不正式建交对不丹有利 从经济、贸易及国际影响力三个方面来看，中不建交都对不丹有利。首先，中不正式建交将会加速中国在不丹投资，助力不丹的经济改革。事实上，近年来不丹国内 的经济改革已经开始启动，不丹急需外国的投资与技术来推动本国的经济改革。不丹“研究与分析所”（Research & Analysis House）研究员古皮拉尔·阿查里雅（Gopilal Acharya）认为，一些不丹人看到了经济机会，尤其是外国直接投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一些不丹人甚至还说不丹也应该像亚洲、非洲那些国家一样，从中国 崛起中获益。其次，中不建交可进一步推动中不贸易，惠及两国国民。不丹工商联合会副会长对笔者表示，因为目前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商品都要经过加尔各答港，增 加了从中国进口商品的成本。中不建交势必会改变这一情况。再次，不丹近年来一直试图融入国际社会，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不丹希望成为 2013至2014年的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而在这一点上，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显然有能力帮助不丹来努力实现这一愿望。印度在不丹具压倒性影响力 但是，由于不丹与印度的特殊关系及其所处的战略地位，中不建交不可能不受到印度因素的制约。 由于不丹地缘战略地位特殊，印度一直将其看成自己的门户，也是最紧密的盟友。印度在不丹有着压倒性的影响力，向不丹提供防务支持，不丹则要接受印度的外交 指导。印度在不丹北部部分地区仍保留军队，应对中国的可能威胁。目前，印度的不丹政策是以往互惠主义方式与现在“软实力”方式的不均匀混合。互惠主义方式 强调不丹对于印度国防安全的敏感性，“软实力”方式更加强调文化交流，如尼赫鲁—旺楚克文化中心的建立以及每年的印度—不丹‘山回声’文化节等等。事实 上，印度的这些转变间接增强了印不之间的联系。 不丹政府已经清楚地表明，其与印度的关系是其国家利益的一部分。不丹不允许其媒体批评印度及其政局，关于印度与不丹关系的新闻和评论更为敏感。不丹作出任何有关加强中不关系的举动事实上都不得不考虑印度的感受，尤其是在中印政治互信不足的背景下。印度关注中不边界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2-09-03 做强政府不是回到过去全能政府的形态，而是在需要政府充分发挥作用的领域来强化政府的能力建设。政府应给予社会组织必要的培育、扶持和规范，以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实现良好的社会治理。 在社会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凸显，群体事件不断发生，干群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探索、改革与创新将会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也应是中国政府当前的一项主要任务。现在的问题在于，在社会建设和管理方面，中国应该寻找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理论界提出了四种模式：强政府与弱社会、强政府与强社会、弱政府与强社会，以及弱政府与弱社会。西方国家一般是弱政府与强社会，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弱政府与弱社会，中国则被认为是强政府与弱社会。其中，最不好的是弱政府与弱社会，而弱政府与强社会则是学者们最为认可的模式，也是很多人力主中国应该实行的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是根据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而概括出来的，但就中国当下的情形而言，却未必适合。要建立合乎中国国情的社会管理模式，不是强政府与弱社会，也不是弱政府与强社会，而只能是强政府与强社会。理论上讲，它也是最优的社会管理模式。强政府是大国的历史选择 创新社会管理，推进社会建设，做大做强社会是普遍共识，而且从各国实践来看，唯有社会强大，社会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完善，公民意识发达，公民参与积极，才有一个和谐稳定的发展，也对政府是一个有效的规范和制约。 问题在于，在社会管理中如何看待政府的作用，把政府摆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换言之，我们需要在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中建立一个强政府还是弱政府，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在本文，大和强、小和弱的意思一样）。许多学者基于西方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基础，主张中国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建立一个小政府，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管得越少就能让社会的自治机制发展起来。弱政府和强社会的组合，是中国社会建设的发展方向。 不过，以为资本主义自诞生以来就一直是小政府或弱政府，信守亚当·斯密的小政府主张，恐怕亦不符合历史。诚然，西方的主流思想，包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至今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华盛顿共识”，在多数时候不主张大政府，反对政府过多地介入和干预市场，严守政府的边界。但从实际发展来看，尽管政府作用的范围受到严格约束，其职能和边界还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日益扩大和扩张，大国尤其如此。今天西方国家的政府，普遍比亚当·斯密时期管的事情以及介入经济的程度要多和深。 事实或许是，亚当·斯密所提出的、被西方学者奉为经典的“小政府、大社会”构想，只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实现过。这是因为在中小企业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早期，市场的盲目性和周期性的危机并不明显，直到十九世纪中后期和二十世纪初，随着市场的扩大和垄断的加强，市场的盲目性才带来了频繁出现的经济危机。垄断资本把持公共资源，水、电、煤等公共产品价格暴涨，引起公众的强烈不满，要求政府干预的呼声十分强烈。在这一形势下，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得不成立专职机构，增加国家投资，控制公共产品的价格。可以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前，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一些大国，政府由于管理的事务少，规模一直不大，从而呈现出“大国小政府”格局。 但三十年代资本主义的大危机改变了这一格局。“罗斯福新政”及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取的凯恩斯经济主张，加大了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调控和干预作用，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政府部门普遍增加，“大国大政府”的格局于是基本形成。这种情况直到七、八十年代政府财政支出过大，经济发展缓慢再次出现时，美国等国才重新走向自由主义发展道路，减少国家的干预和调控，重新评估市场的作用和价值。[1] 但以减少政府管制和再私有化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道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酿成了目前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迫使西方国家不得不又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收紧对金融的监管。 当前这场已经发生了四年仍看不到结束迹象的危机充分说明，政府的过度退出和能力削弱并不能自发创造出一个运行完善的市场经济，而只能导致市场的无序运转。其实，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主导时期，西方国家政府的功能和作用虽有所收缩，但规模并未缩小，普遍加强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 当前西方国家，凡属于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都有相应的机构和人员负责。例如英国的外交部有公务员9,800多人，内政部有2.9万人，环境事务部有3.2万人，卫生和社会保障部9.5万人，就业部有5万人。美国联邦政府（包括国会）有公务员280万人，州和地方政府1,300多万人，合计1,600多万人，约占总人口的5.5%，是世界上机构最庞大、人员最多的政府之一。[2] 从后发资本主义国家如东亚国家来看，也印证了这点。所谓“东亚模式”，本质上就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发展模式。之所以现代国家的政府规模普遍比过去要大，管的事要多，根源是现代社会的运行更复杂，人们的权利和福利要求比过去更高。 中国自然也不能背离这一发展趋势，而且中国还有自己独特的国情和历史传统。从历史看，自秦统一中国以来，就奉行强政府的主张，尽管在古代，由于疆域的广阔和治理条件的限制，以及政府职能的相对单一，强政府的主张在历史的多数时候并未变成现实的强控制；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则延续至今，并在计划时代，不仅是作为一种理念而且也成为一种事实。渐进式的改革道路不可避免地又形成了发展的路径依赖，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国家－弱社会”的管理格局及其制度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目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所承袭和保留。 除此之外，中国面临的以下问题使我们不得不需要一个强政府，以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强有力的主导作用： 一是中国还面临着繁重的发展任务。虽然我们在经济总量上已跃居全球第二，但人均收入不高，排名靠后，中国要巩固已有的发展成果，必须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从而需要政府继续发挥相应作用。否则，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的双重竞争压力中，很难取胜。另一方面，在国内也存在地区之间的竞争压力，客观上也促使政府不得不强化自身的职能和作用。 二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压力。改革以来，中国政府侧重于推动经济增长，在收入分配和基本公共服务上着力不多，致使这方面的问题越积越严重，影响到社会的和谐发展。现在需要把过去的欠账一并补偿，建立一个惠及全体国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网络，从而无疑对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能力提出了挑战，需要政府强化这方面的职能。 三是中国市场成熟度低于发达国家，政府还存在一个培育市场和强化管理的任务。此外，社会经济的发展会出现许多新的事物，例如，网络的出现和介入人们的日常生活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政府要应对这个新趋势就需要增加机构和人员，以处理与此相关的问题。 四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国家边界利益日益扩大，并更深地卷入全球事务，这也需要中国扩张这方面的政府职能。 此外，中国还面临着分离势力的干扰，从而不得不加强这方面的功能与支出。 总之，作为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国情复杂，地区差异大，特别是现阶段正处于体制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有关法律和制度又不完善，这决定了我们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不能走小政府、弱政府之路，必须发挥政府强有力的作用。辩证看中国政府的强弱问题 解决了强政府的逻辑前提后，接下来我们需要考察现实中的中国政府是强政府还是弱政府？假如是前者，就没有必要再来加强政府建设，要做的只是完善管理；假如是后者，则存在一个建设强政府的任务。...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09-03 制度维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制度维稳，才能解决公正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压制，又或者金钱收买下的暂时稳定。 过去三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是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及长期稳定的国内环境下才实现的。可以这样说，没有长期的稳定，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长期的经济增长，民众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也无从说起。从这个意义上说，稳定对于当今中国社会发展、民生安康来说，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也是过去十年，中央政府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形势的发展，维稳的手段也应该根据形势与各地特点与时俱进。最近，从中央到地方，多位领导提出了维稳的一些新思路，是值得重视的。我们看到，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些地方政府与执法部门在维稳过程中，忽视了维稳的方式方法以及追求稳定的最终目标。这些维稳新思路，尤其来得及时和重要。 首先，要转变对“稳定”与“维稳”存在的一些片面看法。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朱明国日前在广东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大会上说：一些地方和领导干部片面理解“稳定压倒一切”，认为平安就是“不出事”。对群体性事件应对失当，要么乱扣帽子、加剧冲突，要么丧失原则、一味妥协。这种逻辑下的维稳，不是权利维稳，而是权力维稳，不是动态维稳，而是静态维稳，不是和谐维稳，而是强制维稳。 沙漠地区是不需要“维稳”的。各级官员应该认识到，一个地区是否有群体性事件发生，不应该作为对当地官员评判的唯一标准。因此可以说，“一票否决制”也存在弊端。考核各地官员政绩的权力掌握在上级手里，有些官员眼睛和心思都在上面，这客观上造成一些官员一看到有“群体事件”发生，不管三七二十一，首先想到了压制，压制了民众不说，还要去压制媒体，压制的目的只有一个：别让上级领导看到，更不能引起他们的关注。只要对过去五年发生的较大规模“群体事件”做简单疏理就不难发现，凡是造成全国性影响的群体性事件，几乎都存在当地官员压制群众与媒体的情况。当今互联网信息时代，为了控制事态而去压制媒体，结果适得其反，反而令事态失控，让一件小冲突酿成大事件。 我们应该认识到，一个地区的稳定并不是靠“不出事”来维系的。正好相反，经济发展较快、社会转型明显以及官员更积极地参与了改革的地区，“出事率”反而相对较高。要用发展的眼光、科学的眼光来看待“出事”，只有这样，各地官员才能认真对待事件，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做到既不“乱扣帽子、加剧冲突”，也避免“丧失原则、一味妥协”。 第二，由权力维稳转向权利维稳。由出现事件就第一时间派出军警，使用权力确保“稳定”，到第一时间就追查不稳定的源头，以确保人民群众的“权利”得到保护、不受侵害。 我们看到，在错误理解“稳定压倒一切”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当局一见到有疑似“群体事件”，就不问青红皂白，立马派出强力部门，有些甚至根本没有搞清楚民众的要求与呼声。其实，很多“维稳”事件并不涉及政府与公权力，政府如果公正公平地介入，原本可以圆满收场，可是，却因为我们一些地方官员太相信权力的作用，动不动就动用权力，结果把事件闹大。例如前几年发生的民工讨要拖欠工资事件，政府并不是利益一方，可常常因为“维稳”而在处理的过程中站在了民工对立的一边。其实，有民众因为拖欠工资而上街，政府部门不是要去对付这些上街的民工，而是应该去追查老板们为什么没有发工资；有民众的房子被拆迁，警察应该先调查一下是否有强拆情况存在、是否合法，而不是首先把被害者控制起来；有官员贪污腐败了而造成民怨沸腾，政府首先应该清查是否真有贪污腐败，而不是先把民众控制起来，把全部精力用在追查“谣言”，因为这样做会在客观上给民众一个印象：政府在对付他们。 2010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课题组完成一份名为《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的报告明确提出：维权才是维稳的治本之道。老百姓的权利得到了维护，政府自然就无须去维稳。而老百姓的权利靠谁来维护？当然主要是靠政府、靠国家。在每年十万起群体事件中，不排除有少数属于故意闹事、危害社会治安的违法犯罪事件，但绝大多数都是因为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与自身权利受到了侵害，又没有相关的渠道表达与申诉，在这种情况下，才出现了以“闹事”的方式谋求权利。如果各地领导干部能够认清发生在自己辖区群体事件的本质，则不难处理，更不会造成事态扩大。 第三，依法维稳、法治维稳。公安部长孟建柱在公安干部大会上讲话时加重语气强调，各级公安干警要依法维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也强调了执法部门要依法执法的观念。 维护稳定并不都是公安干警等执法部门的事，但我们看到，一些地方政府在“维稳”上过份依赖公安干警，给公安部门造成很大的压力。一些地方领导与执法部门甚至为了快速平息事态，采取了有违法治甚至知法犯法的办法去维护稳定。我们知道，知法犯法与执法犯法，对国家与社会造成的负面后果往往比“群体事件”严重得多。 第四，也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制度维稳是最终的解决办法。只有制度维稳，才能解决公正公平，才能真正实现和谐的稳定，而不是靠权力压制，又或者金钱收买下的暂时稳定。 《环球时报》日前发表的一篇名为《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的社评指出，决策再也不能仅仅是“领导拍板”了，民众对决策的参与必须真正得到保障，再不能是走过场。一些老百姓上街，是因为不相信当地政府，不相信按正常渠道能解决问题。而什邡和启东的这两个项目这么轻率地下马，在暗示民间不信任是对的。政府必须从正确决策、加强与民众沟通做起，这是遇到抗议时敢于坚持的前提。 什邡—启东模式必须打破。但如何打破？是靠强力的压制还是靠制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制度维稳，就是要老百姓参与国家治理，利益诉求的法治渠道畅通，各级官员要对辖区民众负责，倾听民意，而不是唯上命是从。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自传《我的生活》中讲述了这样一段经历。那一年，克林顿竞选总统已胜券在握，他的竞选车队经过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子。这个小镇子的居民实在太少，团队没有安排在这里停留造势。当车队经过镇子旁的大路时，路边远远有几十个民众在那里等待。克林顿忙了一天，已经累坏了，车队继续前进，不准备停下来。就在车辆驶近人群时，克林顿往那里看了一眼，他随即命令车队立即停下来。然后，他和夫人希拉里走下车，来到市民中间，一一回答民众的提问和质疑…… 克林顿为什么要下车？因为虽然那稀稀落落的民众歪歪斜斜地站在路边，他们中间却竖立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给我们八分钟，我们给你八年！”在这样一句简单的话语面前，傲慢的权力与权贵顷刻间低眉顺眼下来。 其实，中国的很多维稳事件，尤其是最近从什邡到启东的，如果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不那么傲慢，如果他们能够在做出决定前给民众“八分钟”倾听他们的意见，也许就不会酿出后来的“群体事件”。 《天大报告》2012年8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2-08-29 中国这次密集的导弹试射，引起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这可能不仅仅意味中国战略安全的巨大进步，也显示中国将有能力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核博弈。 据西方媒体报道，中国近来密集试射弹道导弹，分别于7月24日和8月20日从山西五寨导弹试验基地试射了一枚“东风－41”弹道导弹和一枚“东风－5A”弹道导弹，于8月16日从渤海海域试射了一枚“巨浪－2”潜射弹道导弹。中国这次密集的导弹试射，引起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这可能不仅仅意味中国战略安全的巨大进步，也显示中国将有能力更深入地参与全球核博弈。 根据《简氏防务周刊》的分析，“东风－41”和“巨浪－2”型导弹是中国新一代战略武器，采用固态推进剂，可携带多枚分弹头。根据美国智库国际评估与战略中心副总裁、中国军事事务专家理查德•费舍尔(Richard Fisher)的分析，此次试射的“东风－5”型弹道导弹可能是可携带多弹头的改进型。对于中国弹道导弹是否具备了“多弹头独立重返大气层载具”（MIRV，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etable re-entry vehicle）技术的讨论是美国高度关注此次导弹试射的主要原因。这项技术可有效地降低核弹头在重返阶段的被拦截机率，几乎是实施“第一次核打击”的必备技术。虽然中国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核政策，但是拥有此项技术，无疑能够更积极地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 目前美海军第七舰队已有六艘装备由“宙斯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和“标准－3”导弹构成的海基导弹拦截系统的战舰。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已有四艘“金刚”级驱逐舰具备该反导能力。美海军还计划在六年内将具备此能力的战舰从26艘增加至36艘，其中六成可能部署在亚太地区。而与此相匹配的X波段雷达，美军已在日本北部青森县设立了一座，目前正计划在日本南部某个岛屿上设置第二座，同时还在评估于菲律宾设置第三座。美国在太平洋西岸的导弹防御系统的雷达监视扇形和拦截弧形正在逐渐完成。 若中国实现MIRV技术，这将大幅增加日美两国导弹防御的不确定性，从而增加对拦截系统数量的要求，这或可迫使日美重新进行战略选择。日本目前拦截系统数量将无法保证其安全，而大量增加拦截系统既不符合其经济利益，也不能保证导弹防御的“投入产出比”。在日本重新考虑其战略处境的同时，东南亚诸国必然对美国推销的导弹防御系统产生后顾之忧。对于美国而言，如果在亚太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进程遭到破坏，同样由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设计的针对中国的“海空一体战”计划也将随之难以实现。一旦美军无法保护其在地区内各国驻地的安全，此计划中一系列针对中国的突袭方案也就无法实施。因此，美国也必须重新考虑对中国开战的可行性。 中国正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核博弈之中，在利用战略武器威慑可能针对中国的军事打击的同时，也可以遏制地区军力的不平衡发展，有效地阻止地区内的军备竞赛。而“094晋”级核潜艇装备的“巨浪－2”型潜射弹道导弹若使用MIRV技术，则可以保证中国在“第二次核打击”中有能力同敌对国家实施“互相确保摧毁”（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政策。这种能力将从根本上改变美俄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并深远地影响其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最终改变亚太地区的战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