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伍俊飞 2012-12-06 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蒙古靠近美国和西欧列强，加入有实力和影响的地区性安全组织，正符合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教导。 在辛亥革命之后的乱局中，被分裂主义势力绑架的外蒙勾结沙俄及其后的苏联，由自治而逐步走向建国独立，并于1946年1月获得中华民国的正式承认。这段历史是中国激进民族主义者心中永远的伤痛。基于此背景，有论者对蒙古国日前加入欧安会的举动过分解读，属情理之中，但实有杯弓蛇影之嫌。 欧安会是冷战的产物，其初衷在于为东西两大阵营提供一个加强沟通的平台。不同于北约组织，欧安会只是一个军事和政治协商机构，不受任何军事协定约束，称欧安会为一家来去自由的俱乐部并不为过。即便如此，由于蒙古孤悬东北亚，入会一事也颇费周折。 作为欧安会重要成员，俄罗斯对蒙古投靠欧安会早有异议。该国代表指出，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在地理上只针对北美和东至乌拉尔山脉的欧洲地区，以及原属前苏联的五个中亚国家。除此而外，欧安会现有军控协议也并不覆盖东北亚。蒙古入会，倘其它小国争相效尤，最初的赫尔辛基协议框架恐不堪重负。试想若同处欧亚大陆的阿富汗或伊拉克提出申请，欧安会当何以处之？ 目前看来，蒙古成为欧安组织成员乃各取所需。不属国际博弈主力的欧安会可借此收人望，拓疆土，彰显了自身的价值，在全球外交舞台的地位大为提升，也更淡化了跨大西洋的色彩，终于坐实其欧亚组织的身份。蒙古则欣见其“第三邻国”外交谋划再下一城，让中俄日美刮目相看，加大其国际运作的砝码。 欧安会秉持功能主义政策，这无疑有助于蒙古政府提高治理国家的能力。长期以来，欧安会成员国在边界管理、军控、反恐、警察、移民、教育、选举等领域相互交流与合作，积累了大量经验和专门知识。对蒙古而言，这显然是一个低成本的学习管道。 这一外交动作的背后，最根本的还是一个小国的利益计算。蒙古夹在中俄两个大国之间，生存空间极为有限。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蒙古靠近美国和西欧列强，加入有实力和影响的地区性安全组织，正符合孙子“上兵伐谋，其次伐交”的教导。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主导的国际规范以承天应民为旗号，席卷全球各地，颇有顺之者昌、逆之则亡的声势。大国企图以此减小全球治理的成本，而小国则冀望借此约束大国，故而推波助澜，乐见其成。欧洲小国成为最早的弄潮儿，积极推广国际规范，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拓展外交空间，保护并扩大自己的权益。那些在西方受训的蒙古政客们自然清楚其间奥妙，有意狐假虎威，借力打力，以小博大，升级为指点中俄的玩家。此前乌兰巴托市长有关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即是明证之一。 迄今为止，俄罗斯新闻界的反应比较尴尬，许多论者把矛头指向美国。俄罗斯之声中文网指出：“华盛顿曾对蒙古的申请大搞院外活动，为了欧安组织成员国能够尽快审视其申请，美国真可谓是煞费苦心。” 蒙古是上合组织观察员，俄罗斯是否会视其为美国在上合的特洛伊木马呢？ 鉴于奥巴马所谓亚洲再平衡战略，中国自然明白美国的算盘，但并未就此与其正面冲突。漠北曾是中国历朝百战之地，那里的风吹草动都难逃解放军的法眼。只不过基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北京自有足够的信心通过经济一体化来化解蒙古的躁动。 当年的元朝，其兴也勃，其亡也速，原因在于蒙古民族缺乏软实力，容易受到外来价值观的左右。蒙古加入欧安会传递的最强烈信号是，当今的中国软实力已处于谷底，对曾经的附属国毫无吸引力。长此以往，周边小国恐怕会完全拥抱所谓的“国际规范”，配合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政策，挟西规以令中华，执政党将不胜其扰。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12-06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诸多问题，但如果深究每一个问题，都同“腐败”分不开。反腐败已经成为体制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新一代领导集体肩上最重的担子。 在中国大陆一些研究机构与媒体的民意测验与测评中，反腐几乎都是广大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历届中国政府的政府工作报告与党的会议，反腐始终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关注的焦点。可见，反腐早已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从1992年到2012年的二十年间，“腐败可能引致亡党亡国”的类似语句，反复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报告与讲话中。无论从语气上还是出现频率上，都可看出，反腐早就成为中国执政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然而，我们也看到，虽然中国执政者反腐决心与日俱增，反腐力度有增无减，但腐败势头依然没有扭转，在某些领域，权力寻租反而愈演愈烈。有研究人员从国际各大媒体与Google 搜索数据发现，过去二十年，因腐败而被查出与依法惩办的中国高级官员数量超过了全球所有国家加起来被惩处的腐败官员数量总和。每隔几年，就会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级的官员因自己或家属的贪污腐败而落马。更令人担忧的是，腐败已经渐渐“常态化”与“制度化”，一种堪称“腐败文化”的腐朽没落的东西逐步成形。 在刚刚结束的十八大中，前任总书记胡锦涛再次提到腐败可能导致亡党亡国，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笔者认为，腐败所造成的更严重恶果，恐怕是对社会的危害，对国民人心的侵蚀，对人性的扭曲。这种危害恐怕持续更久，造成的破坏也更加难以恢复。在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腐败不除，不但难以抵达目的地，很可能让经济发展前功尽弃，中国再次回到原点。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邓小平南巡以后的二十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这不但是世界各国都承认并羡慕的，也是每一位中国人都切切实实感受到的。然而，为何在这种情况下，对改革开放的异议声不断？相当数量民众的幸福感反而有所降低？社会焦虑有增无减，移民浪潮有增无减？群众包括党内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国所选择的道路忧心忡忡，缺乏自信呢？笔者认为，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社会不公与贫富差距，而隐藏在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背后的始作俑者，却是腐败。 中国并不是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相比香港地区，中国大陆的贫富差距也相对较小。更何况中国的贫富差距主要表现在城乡差距，有其地理、人口与历史的客观原因。然而，由于贪污腐败与权力寻租日益普遍并常态化，扩大了利益集团与普通民众之间的鸿沟，使得民众越来越坚信，特权、权力寻租与贪污腐败是贫富差距的最大甚至唯一的原因。 从长远来讲，中国今后出现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被相当一部分民众转移到对贪污腐败的不满与愤怒上来，这是对和谐社会最大的潜在威胁。回看近年来中国各地发生的越来越多的小规模突发事件，几乎全部由地方官员与利益集团的腐败而引发。仅仅由此，我们几乎就可以得出结论：维稳的关键在于遏制贪污腐败的蔓延，防止腐败对老百姓的侵害。当贪污腐败得到有效遏制，中国民众也才能理性地看待由于历史与现实而造成的贫富差距。 社会不公背后的那只最大“黑手”，同样是腐败。笔者曾在与亲朋好友及网友交谈中，多次貌似随意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和人打官司，你首先要去做的是什么？令人惊讶的是，问了二十位，几乎都回答：“赶紧找人啊！”没有“人”该怎么办？通过关系或者熟人去找“人”——这个“人”就是公检法内部的人，或者能够影响公检法的那些有点权势的人。笔者并不认为公检法真的如此腐败，也不认为“找人”真能影响中国所有地方的司法公正。可是，这种调查得出的结果几乎都是如此一致，不能不让人心寒，让人痛心。民众对权、钱侵蚀法律，法律面前不能做到人人平等的愤恨，使得他们毫不犹豫地甚至不顾事实地一致认为，腐败是造成社会不公的最大也是唯一原因。在这种社会氛围下，腐败不除，公正谈何容易？ 腐败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水平低下的最主要原因，腐败也正在侵蚀中国社会与人心。常常有人对比中外修建一条高速公路（或者高铁），权力寻租与腐败造成的高成本与质量问题。这确实是个大问题，尤其是高成本而造成的质量问题。但相比于这类腐败案件对整个社会规则与道德水准的破坏，恐怕还算是可以控制，也不那么严重。 例如，中美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都需要招标公司承建。美国按照达标标准选择，中国可能按照哪位与领导关系亲近、哪位请客送礼到位来选择。从结果来看，两条高速公路可能都能够如期建好，如果那位请客送礼的中国承包商不是那么贪得无厌，甚至还有一定“良心”与“责任心”，不去偷工减料，中美两条高速公路很可能一样好用与耐用。可见问题不一定出在经济发展与发展质量问题上，而是这种腐败模式对人心与人性的腐蚀，对中国整体道德观念与法治的侵害。有权有势者的腐败，让民众不再认为遵纪守法与勤奋努力是发财致富的条件，而是靠歪门邪道、溜须拍马、走后门，大家都去走邪路，这个社会能好吗？这个国家能好吗？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面临诸多问题，但如果深究每一个问题，都同“腐败”分不开。当越来越多的民众说到上法庭就要找关系，想起经济发展就联想到裙带关系与不正之风，谈起贫富不均就想到利益集团与贪污腐败，法治一定会遭到侵蚀，社会规则一定会遭到破坏，道德水平注定会滑落，社会公正自然就成问题。中国目前面临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一定要靠发展与坚持不懈地改革开放来解决，但如果对腐败问题掉以轻心，以为单单靠发展就能解决腐败问题，那就可能出现前后三任总书记所警示的，腐败最终导致亡党亡国。 反腐败已经成为体制内外有识之士的共识，也是新一代领导集体肩上最重的担子。那么，如何反腐败？习总书记说的“打铁还需自身硬”，笔者认为是一针见血的。 如果说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在于腐败，那么要消除腐败只能在执政者自己身上找根源。制度反腐是亟待加强的一个方面。从近期传出的“表哥”干部到动辄几十套房产、上亿财产来历不明的党政干部来看，本届政府尽快实施“阳光法案”将会大幅消除干部腐败，重新树立党在人民中的威望。公务人员财产“阳光法案”，是反腐败利器。政府公务人员在就任前公示个人财产状况，已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世界上第一部有关财产申报的法律，是188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2007年1月26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上任伊始即公布自己和夫人的财产状况，成为第一位根据联合国相关规定对外界公布财产状况的联合国秘书长。目前世界主要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了“阳光法案”。 早在1987年，时任全国人大秘书长王汉斌提出：“我国对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建立申报财产制度问题，需在其他有关法律中研究解决。”这是现存文字纪录中最早关于财产申报制度的。1988年，国务院监察部会同法制局起草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但是，直到1995年，财产申报制度才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后来一直到2006年，各种有关财产申报制度仍在完善之中。这些制度存在三个问题：一是一直在试点之中，顾虑较多；二是实行层级较低，没有从高层入手，而是由高层负责督促中低层执行；三是基本处于内部进行中，没有对外公开，缺乏外部监督与制约。 正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失去了整整二十年实施“阳光法案”的机会。由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党政官员收入大幅增加，其中灰色收入也相应增加。客观地说，现在实行“阳光法案”要比二十年前困难更大，阻力更多。纵观各国实行“阳光法案”的历史，也有一个过程，但这个过程应该是积极进取，而不是消极等待。今天实行“阳光法案”要比五年后、十年后容易很多。相比而言，如何实施符合中国国情与特色的“阳光法案”并不是很难决定的，难的是高层下定决心，一定要实行“阳光法案”，遏制腐败蔓延。 毫无疑问，“阳光法案”实施的最大困难在于利益集团的阻扰。不过，从最近包括俞正声、汪洋、张春贤等多位执政党高级官员公开对“阳光法案”表态来看，已经讨论多年并在内部实行了申报制，民众无时无刻不在期待的“阳光法案”有可能被提上全面实行的议事日程。 其实，早在1988年，现任总书记习近平还在任福建省宁德市委书记时就告诫干部：“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习近平上任后强调“打铁还须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更让民众对中央打击腐败的力度和广度充满期待。民众对新任总书记与领导班子的期待，足以让他们克服利益集团设置的任何障碍。可见，目前推行“阳光法案”可谓天时地利，利益集团恐怕也无法阻挡。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2012-11-30 多哈谈判一开幕，发达国家即联合扮出“无心恋战”的可怜相。中国和基础四国应看到，发达国家默契配合，正采取欲扬先抑、用“可怜”换取国际社会同情的谈判策略。 联合国气候大会，即近年如火如荼进行的国际气候谈判，11月26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如期拉开帷幕。近200个国家的谈判代表团、1000多个非政府组织观察团和数千名记者云集海湾，将共同关注决定人类前途的国际气候公约问题。 序幕刚刚拉开，尚未短兵相接，却在国际媒体上呈现“无心恋战”的场面。 11月26日路透社报道指出“欧债危机使欧盟无力主导气候谈判”。其主要证据来自欧盟气候行动专员赫泽高的三次受挫：一、力图保持欧洲在全球气候谈判先导地位的努力在国内外受挫；二、碳排放立法的努力受到部分欧盟成员国、重工业游说团体以及欧盟执委支持者的瓦解；三、屈服于国际压力而暂停航空税。赫泽高低调出场，是否真的一改欧盟的国际气候谈判主帅地位？ 其次，“桑迪”过后的美国，毫无振奋精神做出减排承诺的决心，多哈的开幕序曲难寻美国痛改前非的迹象。要么否认气候变化、要么把阻碍减排的舆论引向中国和印度这些发展中大国，仍是美国国内舆论的一贯态度。 此外，加拿大、日本紧跟美国，游离到《京都议定书》之外。德班协议签订次日，加拿大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不仅不打算承担《京都》二期减排任务，《京都》一期没完成的“家庭作业”也拒绝完成。日本由于福岛核电站问题，《京都》一期减排任务难以完成，干脆也不再承担二期任务。而他们却也像美国一样振振有辞，不忘将阻碍减排的责任推给中国。 “伞形集团”的小兄弟澳大利亚倒是有些与众不同，开幕当天即提交参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条件和目标。“小兄弟”打算承担的减排义务大小暂且不表，完成任务的先决条件是“到2015年，德班平台要持续进展，达成包括所有国家减排承诺的协议”。引申一下，如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仍然坚持公约现有的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而没有承担法定的减排义务，就不能怪“小兄弟”不完成京都二期的“作业”了。 虽然多哈谈判一开幕，发达国家即联合扮出“无心恋战”的可怜相，但是中国和基础四国应该看到，发达国家之间的默契配合，说明他们正采取欲扬先抑、用“可怜”换取国际社会同情的谈判策略。中方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根本战略，放缓进攻节奏，注意谈判艺术，沉着冷静应对，同时高度提防发达国家联手施压，对华形成包抄围攻之势。 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一 相关链接：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二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三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四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五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中斌 2012-11-29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新时期要重新界定国家安全概念，确立高边疆时代的大国战略，维护高边疆的立体安全和综合安全。 新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国家安全概念有了进一步明细划分，例如有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之分。传统安全主要包括领土领海安全、国家统一以及军事安全能力与维护等；非传统安全则包括经济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反恐等等。与传统安全相比，新安全观有明显外延和拓展。 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在新时期要重新界定国家安全概念，确立高边疆时代的大国战略，维护高边疆的立体安全和综合安全。这种安全观，是包括大陆安全、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网络安全以及极地安全等等方面的立体安全观。 中国既是一个大陆国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保护海洋国土和海洋权益的重要性日益突显。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建立海洋强国，这是综合概念，包括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国土维护、海洋安全利益保障等内容。 推而广之，中国也应享有和维护应有的太空权益，确立太空安全战略。美国、前苏联早已进军太空并取得辉煌成就，俄罗斯继承前苏联太空发展成就和轨迹，目前在太空拓展中仍具重要地位，太空探索技术、航天技术依然先进。欧洲国家和印度也纷纷进军太空。新时期中国应维护自身的太空权益，推动和平开发和利用太空，造福国民和全人类，这是中国的大国责任之一。 网络空间安全涉及微观安全、信息安全，同样是国家安全重要组成部分。美国最早提出网络战并建立指挥和领导体系，中国虽不主张网络战，但绝不允许网络安全、信息安全受到挑战和侵犯。中国应尽早应对信息化时代的国家安全，面对网络中看不见的激战，必须未雨绸缪、提前应对。 百年前，人类探险家发起对北极点、南极点的不懈探险，多人为此付出生命。今天，人类活动已经遍布两大极地，到达、穿越南极、北极早已不是梦。正因为如此，极地权益划分、发展与合作问题也被提上国际议程。极地是全世界共同权益，并非仅为临近国家所有。推动南北极地成为造福全人类的新地标，中国应在其中担负重要责任，发挥重要作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2-11-2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11月21日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明确中国未来改革方向、思路和措施，让外界看到中国改革的希望。 中共十八大结束后，海内外普遍关注新一届领导人在改革方面会是什么样的方向，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的改革到底希望在哪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11月21日在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明确中国未来改革方向、思路和措施，让外界看到中国改革的希望。 首先，李克强在讲话中强调，除了依然存在的人口红利之外，“改革还是最大的红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意味着中国为了会继续坚持改革，而且不断地深化，会把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社会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点。 其次，李克强在讲话中表明，中国下一步的改革是要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这是很多人所关心的问题。当前改革之所以停滞不前，或者难以跃过一些障碍，主要问题在于利益格局很难改变。李克强讲话点明中国改革这一方向，即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调整利益预期。 李克强指出，要打破固有的利益格局，不仅要有政治胆识和勇气，同时还需要智慧和系统的知识。这是对改革提出专业的要求。另外，李克强此次讲话还有一个重要提法，即“改革既要有顶层的设计，又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大家过去都在呼吁改革要有顶层设计，必须从上至下，由国家制订方针政策，然后才可以落实。其实，中国过去几十年很多改革都是从基层开始的，然后中央政府把它总结成一个主要的改革思路。李克强的讲话，意味着中国未来可能仍会延续这一做法，尊重人民群众的创造性。 同时，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改革阻力，李克强指出中国“要更加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使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应有的利益。”这一取向，意味着今后的改革会更为注重社会公平问题。

天大研究院研究助理 何龙 2012-11-21 正确的对华政策可以减轻中国的担忧，同时也可保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随着中国崛起，美国最好的选择是自我克制，而非危言耸听。” 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和中国高层领导换届备受世界关注，凸显出守成美国和崛起中国对于全球事务的重要意义。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向，更对世界和平与繁荣起着决定性作用。 自2010年奥巴马推行“重返亚洲”政策以来，亚洲局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这一政策是推进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还是给亚太地区带来更多的动荡？这一政策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陆伯彬（Robert Ross）对“重返亚洲”政策施行以来亚太地区局变化进行了仔细观察和深入分析，在最新一期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重返亚洲”政策之误》一文，直斥奥巴马“重返亚洲”政策失误之处，并提出美国对华政策最优选择。 在陆伯彬看来，奥巴马政府采取的“重返亚洲”政策是基于对中国领导层的误解。他认为，制定这一政策的依据是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崛起的中国将危及美国利益和区域稳定。但种种事实表明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并不足以撼动美国的海洋霸主地位，更不能打破地区均势。而中国之所以在世界面前展现一个更强势的形象，主要是为了避免其执政合法性遭到怀疑。陆伯彬希望美国不要夸大中国的实力，丢弃以往的接触政策。 陆伯彬认为，美国应对中国崛起的策略早已存在，美国与亚洲地区的海洋盟友加强防务关系保证国家安全也无可厚非。但美国直接卷入中国领土争端并增加在中国边界区域的军事存在无疑让中国感到威胁。“从这个角度看，‘重返亚洲’政策只会加重中国的不安、逼迫其变得更加强势，以致降低区域稳定、减少中美合作可能性。”处于急剧恶化的战略环境，中国不再像过去一样只是口头还击，而是采取了切实措施来应对“重返亚洲”政策。 事实证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政策并没有促进区域稳定，反而增加了冲突的可能。陆伯彬指出，美国在中国周边的一系列举动让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长期以来的战略接触政策。美国对中国争议领土的言行也让中国政府坚信，只有采取强硬的姿态才能保证中国的自身安全。“‘重返亚洲’政策激发了中国的斗志，磨灭了其对合作的信心。” 陆伯彬认为，“重返亚洲”政策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并且代价还在不断增大。随着中国对美国增加区域军事存在的回击和区域内民族主义紧张情绪的上涨，区域战争的爆发不无可能。为了避免战争，他建议：“在今后的几年中，美国应重塑亚洲政策，恢复以往的共识：增加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存在对美国的安全并非必不可少，美国应避免卷入该区域复杂的领土争端。即使美国减少在中国边界区域的军事存在或退出区域领海争端，凭借海军在亚洲海域的霸主地位，美国依旧可以让该区域盟国相信其制衡中国的决心。” 陆伯彬强调，正确的对华政策可以减轻中国的担忧，同时也可保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随着中国崛起，美国最好的选择是自我克制，而非危言耸听。” 相关文章：中国如何改写南海被动局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2-11-21 如何界定自身的国际责任，如何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维持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将是中国未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随着中国崛起态势日益显现，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舞台发挥更积极作用期待很高。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将坚持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笔者认为，“更加”一词显示中国新一代领导者积极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承担起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而不是西方国家所批评的只享受权利的“搭便车”国家。但是，如何界定自身的国际责任，如何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维持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将是中国未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近年来，中国确实加大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不仅积极参与一些国际性会议，关注国际性、地区性热点，还在一些国际性、地区性组织的运行中发挥关键作用。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认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做得不够，批评中国充分享受国际制度所带来的便利却并未积极履行自身的义务。 夸大自身的国际责任或者弱化自身的国际责任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像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去参与国际事务。考虑到中国目前的国力，中国只能有选择的参与某些国际事务。 衡量标准有两点。一是关乎全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也就是涉及全球共同利益的稳妥，中国应该积极参与。比如说，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世界粮食安全问题、联合国改革、跨界走私等问题上，中国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树立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 二是涉及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如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增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组织中的地位等问题，中国应该积极参与。这既是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是维护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十八大报告强调“中国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再次明确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但是，在扩大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难免会遭遇与不干涉他国内政外交原则相抵触的困境。中国可以通过联合国、一些地区组织、跨地区的多边组织来介入一些国际、地区热点问题，这并不违反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外交原则。但是，当联合国、地区组织、跨地区多边组织不能解决问题时（这一可能性非常大），中国又该如何应对呢？这或许是中国未来国际战略需要认真思量的问题。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 骏 2012-11-20 中共十八大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承上启下的一次会议，也是在中国面临更复杂更严峻的国内国外环境下召开的一次大会。 中共十八大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是承上启下的一次会议，也是在中国面临更复杂更严峻的国内国外环境下召开的一次大会。这次会议总结过往经验与教训，厘清当前形势，指出未来方向，制定发展计划。笔者认为，四个关键词值得一提：“特色”、“道路”、“自信”与“团结”。“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十八大提出了“三个自信”，具有极其明确的针对性。过去三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遇到的问题也凸显出来，各种社会思潮包括对改革的反思也热烈起来，其中不乏对中国所选道路与社会制度的质疑，不但给社会，也在中共党内造成了一些波动。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尤其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中国政治与军事影响力大幅度攀升，中国的经济实力跃升至世界第二，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胡温执政十年，取消农业税，关心弱势群体，逐步建立健全福利保障与医疗保险。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报道，2003年的中国，中国有近八亿农民没有医保，也没有低保，仅仅十年不到，中国的医保与低保覆盖了整个农村地区。从没有任何福利保障到全民覆盖，英国与法国都走了将近一百年，中国只用了十年。虽然低保与医保的力度还有待提高，但相比于人均GDP同等国家，中国也是遥遥领先。 过去十年，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高，中美关系有了进一步改善。尤其是台海两岸关系，也得到了大大的改善。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基本建成，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短短十年不到，传播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地设立。这一切都是有目共睹的。中国执政者没有理由不自信。正是带着这种自信，中共十八大报告承诺，到2020年中国国民收入将要翻一番。这种自信，恐怕是任何其他国家的执政者都没有的，这种承诺也不会出现在其他国家执政者的宣言中。 “打铁还需自身硬” 然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自豪而不自满。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国力大增，但中国民众在世界上依然处于人均收入较低的行列。即便与台湾、香港的中国人，还有新加坡与世界各地的华人相比，大陆的中国人生活水平仍然相差很大。更应该看到，伴随着经济发展，贪污腐败屡禁不止，社会道德有滑落趋势，贫富差距继续扩大，民众要求社会公正、公平的呼声越来越高。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中国社会能否继续保持稳定，经济能否不受打扰地持续发展，都成为执政党最应关注的问题。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进一步健全执政理论，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习近平总书记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打铁还需自身硬。”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说，中国“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个国家与民族是否会走上邪路，与执政者举什么旗帜、奉行什么价值理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会否走弯路、岔路、歪路甚至邪路，也与中国执政党的自身建设与发展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要想保证中国不走邪路，必须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所提到的执政党责任，那就是对民族的责任，对人民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成执政党的“奋斗目标”，“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把人民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短短24个字，凝聚人类文明精华，也是中国人走过上下五千年曲折历史而最终寻得的正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决定我们前进的方向，是兴国之魂，在发展道路上，中国不完全照搬西方模式，但对富强、和谐、自由与民主的追求，将始终坚持不懈。 执政党如何把核心价值观落实到实处，关心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败，关系到中国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不但要领导中国人民把这些价值观变成信念与理想，更要首先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谨守这些信念，使之成为最高的执政目标与理想。 胡锦涛、习近平两任总书记都强调要坚持推进改革开放。从上到下，从体制内到体制外，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为什么要改革？改革的理念深植于一个负责任的执政党的价值理念与内心深处。怎么改革？改革就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落实贯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的目的只有一个：在中国实现富强、和谐、自由、法治与民主。 习近平总书记讲得好。他说：“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伍俊飞 2012-11-20 奥巴马连任后迅即出访东南亚三国，美国在亚太区限制中国的战略进一步清晰化，势必加剧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被动局面。中国只有主动建立清晰的东南亚总体战略框架，才能稳定东南亚，而首先则必须认清东盟国家的小国属性。 美国总统奥巴马连任伊始就于１１月１８日飞抵东南亚，开始访问泰国、缅甸、柬埔寨这三个与中国有传统友好合作关系的国家，并参加其后在金边举行的东亚系列峰会。奥巴马是首位出访缅甸和柬埔寨的美国总统，此访也是越战后美国总统首次对东南亚地区的全程访问。 奥巴马此行将其在亚太地区限制中国影响力的战略进一步清晰化。他积极推销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和《防扩散安全倡议》，前者旨在根据美国的意志构建亚太区域经济国际规范，后者主要目的是阻止反美小国或国际组织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随着奥巴马政府玩弄其“巧实力”逐渐娴熟，中国周边安全进入多事之秋。此前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小国在南海公然与中国对抗，充当美国新亚太政策的扈从。7月初，菲律宾总统府发言人陈显达更是嚣张地用汉语警告中国：“小心一点！”此举向世界媒体彰显了中国被南海周边小国欺凌的尴尬。 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情况下，稳定东南亚，避免多线作战，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必须面对的课题。长期以来，中国的东南亚政策缺乏核心思想，没有方向感，基本上属于一事一议的被动反应。从当前亚太形势来看，中国只有主动建立清晰的东南亚总体性政策框架，确立领导力，才能改变在南海的被动局面。要建立东南亚总体政策框架，中国首先要认清东盟国家的小国属性，理解当今世界小国战略生存之道。 具体而言，目前小国的外交选择主要包括与全球性大国准结盟、结盟或者直接寻求其保护；加入有实力和影响的地区性安全组织，从而求得集体合作安全；推广国际规范，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保护并扩大自己的权益；专注于一点或几点小众优势，充分发挥自己的独特卖点；在外交行动中尽量利用国际变迁或冲突的时间点，使自己的利益适时最大化。 东南亚国家对外行为并没有背离这些规律，而中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也要把握这些脉络。中国应细致研究东盟各国的小国特性，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特性，分别采取力制、利赢、规正和巧取等策略，与美国展开战略博弈，先着眼于令东盟国家在中美之间至少不选择与美国同处一个战壕，然后在将来某个时期以后首先关照中国在当地的利益。 相关链接：美《外交事务》批评“重返亚洲”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