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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1-28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越南对华软平衡政策的军事与经济目标相互冲突。北京的军事行动必然伴随经济制裁。越南与中国存在密切的经济交往，制裁将沉重打击越南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结构，急剧降低民众的生活质量。 日前，越南总理阮晋勇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双方决定加强经济与安全合作，携手面对与中国的领土纠纷问题。法新社的报道指出，日越双方已经同意促进彼此战略伙伴关系，并协力在“区域和平与安全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 在奉行权威主义并严控新闻报道的越南，当地媒体刻意低调处理双方会谈的安全主题，但河内在领土问题上的对华强硬姿态仍然见诸报端，天鹅绒手套下的铁手掌若隐若现。在1月1日生效的《越南海洋法》中，河内亦早已公然声称对中国的南沙和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和管辖权。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始，越南奉行对华软平衡（soft balancing）政策。该政策不同于传统的平衡、搭车和骑墙政策，以非正式同盟和秉持有限安全合作为主要特征，题中之意在于既采用搭车策略，深化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享受中国崛起的红利，同时又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经济、外交和非正式军事关系，其中美国、日本、印度、俄罗斯、东盟（亚细安）等是重点对象。 值得关注的是，在对华软平衡框架内，近年来为引入区外力量来牵制中国，力阻中国收复落在越南手中的领土，越南有意在军事领域扩大与美国、日本和印度的合作，与其建立针对特定冲突的临时性同盟关系。越南领导人实际上视美国为在东南亚制约中国的平衡者，计划一旦与中国开战，就把美越合作升级为同盟关系。 越南与中国俱为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其意识形态师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亦大同小异。不幸的是，源于部分越南人极端的历史观，河内对中国在21世纪的崛起持负面看法，认为日益强大的中国会限制越南的利益扩张，北京会以单方意志收回已被越方占领的南海诸岛。对华软平衡政策的现实目标之一就是守卫越南的既得领土利益。 然而，河内对华政策存在几大硬伤。首先，非正式军事同盟的弱点是难于应付棘手的突发军事状况和对手主导的速战速决战争。非正式军事同盟成功运作的前提是，一方在遭受军事打击之后仍然有力量组织防御，另一方则在完成必要的政治、法律和军事程序后在战争中后期介入冲突，施加援手。越南面临的严峻局面在于，如果解放军发动闪电战，并见好就收，那么越南军队根本没有把冲突演变成持久战的机会，而决策过程缓慢的美国惟有望洋兴叹。 即使战况走向解放军愿望的反面，两军进入胶着状态，美国是否最终介入还存在一个大大的问号。只要中国坚持对美有效威慑，确保打击美国本土的实力，那么华盛顿其实不敢贸然卷入中越争执。毕竟，美国不想在美元储备和结算货币地位、大规模武器扩散、美国国债等领域彻底失去中国的支撑。纵使华盛顿决定参战，中国导弹部队以逸待劳，锋不可挡，那么美军也断不会占到便宜。 其次，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越南对华软平衡政策的军事与经济目标相互冲突。北京的军事行动必然伴随经济制裁。越南与中国存在密切的经济交往，制裁将沉重打击越南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结构，急剧降低民众的生活质量。 中国已连续七年成为越南第一大贸易伙伴，目前是越南煤炭、大米、电脑、天然橡胶、电子产品及零配件等商品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双方贸易不平衡的状况也正得到明显改善。2012年上半年，中国从越南的进口同比增长58.6%，远高于中国对越出口10.6%的增速。中国商品帮助越南降低通货膨胀率 中国产品价廉物美，让越南消费者得到实惠，增加了实际收入。随着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规模的扩大，越南等东盟国家可从中国得到便宜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比如价格较低的摩托车和汽车等，使当地的商家大受裨益。 从中国输入的商品对越南降低通货膨胀率至关重要。由于竞争激烈，即使中国企业提高了生产效率，员工工资和企业利润也难于同步增长，因为其利益被大规模转移到国外，使境外消费者和商家受益，越南自不例外。彭博社在1月2日报道，越南总理阮晋勇表示，今年越南的通货膨胀率依然会居高不下。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进口商品，将是越南经济复兴计划中无法舍弃的选择。 再次，软平衡政策无法掩盖越南的金融软肋。越南金融市场规模不大，但开放急于求成，利用外资过度，易于受到境外资本的洗劫，其中自然包括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金融机构。越南证券市场成立于2000年，现有胡志明和河内两大证券交易所。短短的12年之内，其市场规模已扩大50倍，2011年市值已占越南GDP的27%，上市公司数量达到近800家。 2006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越南就开始放开资本项目的境外直接投资，外资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上限放宽到49%，因此外资蜂拥而入，迅速推高了越南的资产价格，形成大面积泡沫。受制于现有国际规范，越南金融市场几乎无力阻挡境外资本的蓄意冲击。 最后，对华软平衡政策置越南于政权倾覆的险地。越南的政治体制与西方不同，虽然美国和欧盟乐见越南对华持强硬态度，但也不时批评越南镇压民主异见人士的政策和行动。越南的西式民主化符合华盛顿的根本利益，其反政府力量一直得到西方国家的庇护。与中国的疏远导致越南失去一个具有相近意识形态大国的屏护，为颜色革命敞开了大门。 同时，涉外军事冲突会让越南民族分裂势力趁虚而入。越南的分离主义势力主要包括致力于西原地区独立建国的“福尔罗”集团、“赫蒙族独立运动”以及下高棉分离主义者。长期反对越南主体民族京族统治的“福尔罗”组织，其武装力量在1992年宣布解体，但他们的首领移居美国，在西方某些政府机构和财团的支持下，继续从事其西原独立事业。如果中越兵戎相见，以今日世界大势来看，持不同价值观的越南少数民族力量则定然崛起，国家的统一局面恐付之东流。 由于越南对华软平衡政策先天不足，北京可以选择多种反制措施，而且几乎都立于不败之地。倘若钓鱼岛争执进入长期摩擦态势，那么，解放军声东击南，在与美日同盟正面较量之前先解决侧翼干扰，不失为改善中国周边安全的一种稳妥做法。解放军踏上钓鱼岛的道路经过越南，未尝不可！ 来源：2013年1月28日《联合早报》 

天大研究院 2013-01-28 中国新领导集体上任伊始点燃的“三把火”深得民心，不但照亮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点燃普通民众心中的“中国梦”。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等中国新领导人履新不到一个月，就引起海内外媒体广泛关注，也受到普通民众与网友的如潮好评。有外媒解读，中国新领导集体上任伊始点燃的“三把火”深得民心，不但照亮中华民族的复兴之路，也点燃普通民众心中的“中国梦”。中国新领导集体的言行大大出于海内外观察家们的意料，他们越来越多地感觉到，中国新领导人是“有备而来”，不但会继续沿着前面三代领导人开创的中国特色道路大步前进，而且一定会有所创新，有所开拓，大有作为。习近平总书记带来的执政新气象，预示着中华民族的复兴之梦不再遥不可及，民众有理由也有信心对他们抱有极大的期盼。“空谈误国”：从“说话”开始的新一届领导人 说什么很重要，如何说同样重要。新领导人从上任到现在，短短一个月，没什么高谈阔论，每次讲话与发言，几乎都是从简洁、平实的“说话”入手。一亮相、一开口，就让民众感觉到，这届领导班子摈弃了官话、大话和空话。他们不但自己做到了，还向党内发出明确信号：改变从“说话”做起。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干”就是要从说实话，说真话，说老百姓听得懂的“人话”开始。 李克强在十八大后国务院一次重要会议上，很不客气地让干部放下稿子，只谈问题。王岐山在防腐反腐座谈会上直言不讳地指出专家是在念稿子，没有展开来谈。一位专家开口就是“尊敬的王书记”，就被王岐山打断，他请大家少说客套话。刘云山日前赴北京市西城区调研座谈。他引用李瑞环文集典故批评空谈误国：神农架野猪横行，有人把狮子、老虎等猛兽声音录下来，放出去。刚开始，野猪还真怕，但不久野猪又回来了，因为它们发现只有声音，没有危险。乡亲们感慨，看来唱高调、说空话连野猪都骗不了。 长期以来，一些官员就是用连野猪也骗不了的高调与空话糊弄民众。各级干部还有专家学者，能够做到不照搬稿子，能够做到不说套话、官话、大话、假话与空话吗？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由于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僵化，中国从官场到民间，几乎都失去了“说话”的能力。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经济已处于崩溃边缘，超过一半的国民吃不饱穿不暖，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官民却说着同一种“假大空”语言。邓小平的拨乱反正就是从改变“说话”方式开始的，从而也开始了他提倡的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三十多年的繁荣昌盛。他摈弃距离人民生活十万八千里的官话、空话与假话，说出“白猫黑猫”、“摸石头过河”等一系列平常人都能理解的话，但一针见血，紧紧攫住了国人的心。 三十多年过去了，也许不是所有民众都清楚邓小平理论的博大精深与长远意义，但有几个中国人不记得他老人家的“白猫黑猫”与“摸着石头过河”？正是这样普普通通的话语，奠定了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正是这样普普通通的比喻，中国共产党摸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这三块巨石，开创并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如果说习近平视察广东是循着邓公的足迹，那么外界早就观察到，习总的“说话”方式也与邓公有极相似的地方。习总公开亮相时的脱稿发言，轻松自如，却又字字点到根子上；语言严谨朴实，通俗易懂，却又句句在理，滴水不漏。习总谈宪法，简单两句话，却说得很到位。他在深圳谈坚持改革开放，继续追寻“富国富民”，遣词造句更是别具匠心。大家都知道，一般的说法是“强国富民”，但习总强调的是“富国”而不是“强国”，中国富了，一定会强，然而，地球上不是所有的强国都是富国。例如朝鲜能够发射少数强国才拥有的卫星，不可谓不“强”，但它离“富”还很遥远。习总接见二炮部队官兵和考察广州战区时，清清楚楚宣示了中国的国家意志，以及中国将会从“富”变“强”的必然性。尤其是不转弯抹角，一句“要准备打仗”，一目了然地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与意志。 言为心声。在如何说话、如何与世界接轨、如何同民众沟通上，新一届领导人烧了第一把火，为各级官员树立了榜样，也使得新一届领导人获得了广泛的赞誉与肯定。“实干兴邦”：从老百姓最关心的事入手 从“说话”入手，当然不能只是“说话”，哪怕说的都是实话。新一届领导集体之所以在短期内引起广泛好评，是因为他们不张扬、不宣传的实干，是因为他们以身作则，说到做到。正如王岐山在会上所说，不但要“新官上任三把火”，还要“润物细无声”。新一届领导集体的实干从哪里开始？只要对中国民情民意有所了解就不难找到答案。新一届领导集体正是顺应民意，从民众最关心的问题入手！ 民众最关心什么？民众最痛恨腐败，憎恨贪污；民众对社会不公、司法不公不满，对冤假错案心有余悸；民众对那些高高在上，既脱离民众也脱离实际的官员深恶痛绝；民众鄙视那些不敢到群众中去的官员，他们说是下基层却戒备森严，迎来送往劳民伤财不说，还要下属组织民众“热烈欢迎”。这些都是民众最关心的。 我们看到，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后反腐力度加大，贪官纷纷落马。据媒体盘点，十八大后已经有12位官员落入法网。重庆等地加速纠正一批冤假错案，村官任建宇被释放。反腐倡廉，网络很给力，劳教制度被网民们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多少都受到新任领导人言行的鼓舞。 2012年12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这八项规定，正是民众最关心的内容，也绝不是中央第一次提出，为何群众之前的反映并不积极？因为这样的规定重在执行。 事实胜于雄辩。12月8日，习近平来到深圳市莲花山，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港媒与外媒最先发现这次出访有些不同寻常：不但没有封锁道路，甚至连习总所到之处也没有实行清场，习总献花篮时周围有300多位游客，习总向他们打招呼，离开时还打开没有贴上黑膜的车窗向民众挥手示意。日本《读卖新闻》这样评论道：中共的习近平新体制开始努力改善自身形象。西班牙《阿贝赛报》写道：更为平易近人的习近平希望密切联系群众，以赢得对腐败和官僚作风不满的舆论支持。 习总显然不但赢得媒体，也赢得普通民众的喝彩。几乎与习近平的访问与讲话同步，网友已经对习总做出了高度评价，并提出更多期待与希望。毫不夸张地说，在过去几个星期，习总是中国网络上“人气”上升最快的网友。习总少说多做，言行如一，以身作则，这种工作作风的改变，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却给民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带来更多的希望。 中华民族复兴的三块“基石”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近平说到“中国梦”时，是这样定义的：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他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 如何实现中国梦？习近平在向邓小平雕像敬献花篮时表示，党中央作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要有新开拓。 继承与开拓，就是习总书记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梦的答案。继承的是邓小平思想、“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十八大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施芝鸿在河南郑州宣讲十八大精神时提到，过去三十多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得力于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因为中共根据中国国情，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摸出了三个非常重要的“石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这三块重要石头就是中国复兴的三块理论基石。没有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探索出的这三个重要基石，就没有中国的今天，也就无从实现中国梦与民族复兴。 30多年前，邓小平为中国制定了改革开放的总方向；30多年后回头看，邓小平制定的方向依然是正确的道路。从这方面来说，邓小平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江泽民执政的上世纪90年代，中国在国际上面临严峻形势，国内经济形势不稳，姓资姓社之争又扰乱着人们思想。邓小平南巡奠定了经济发展的基调与继续改革开放的大方向，而拥有国际视野、性格开朗的江泽民使出浑身解数，拓展中国国际生存空间，与美国周旋，与世界互动，为中国争取最大利益。最终，中国加入WTO，为这个世纪前十年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其所包涵的深邃思想与理论资源，迟早会为提高中共执政能力、促成社会和平转型做出无法取代的贡献。 胡温执政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十年。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地位大幅飙升，奥运会与世博会成功举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值得一提的是，胡温执政期间，台海关系大大改善；中国成为互联网大国，网络问政与网络民意表达蔚然成风，形成前无古人的社会气象。出身于草根、生长于民间的胡温这一代领导人，在改变GDP...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红梅 2013-01-17 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殷切劝导下，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有减无增，不过，他们已经承诺的资助资金倒是并不吝啬，这张“大饼”越画越大。 减排目标：发达国家空洞化“京都协议书” “化石奖”又颁给了美国！每天傍晚颁发的“化石奖”成了多哈气候大会的一道风景。由民间环境组织组成的“气候行动网络”评出的“化石奖”，颁发给那些减排不力的国家，目的是向气候谈判中的阻碍者施压，使他们早日承担应有的责任，共同参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美国在多哈气候大会上多次被授予“化石奖”,其劣迹包括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回避减排义务、在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方面反应冷淡等等。 然而，在气候谈判上，美国并不孤立。它有一批号称“伞形集团”的小兄弟，即俄罗斯、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从地图上看，他们的分布很像一把撑开的“伞”，所以把他们叫做“伞形集团”。 谈判中，“伞形集团”各国都在跟着它们的“老大”美国跑，纷纷表示不接受《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谈判首日，“伞形集团”国家集体领得“化石奖”。 欧盟虽然也一贯把美国奉为“老大哥”，但是，在气候问题上，它们希望重新坐回“老大”这把金交椅。一是欧盟想借气候表现他们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二是欧盟在低碳技术方面全球领先；三是欧洲人们的环保意识等都很先进。因此，在过去的20年里，欧盟一直高举应对气候变化的大旗。但是，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欧盟在多哈会议上的表现不佳。金融危机之后，老百姓的就业问题、吃饭问题迫在眉睫，各国不愿意因为气候变化问题而影响本国的经济状况。因此，在提及《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欧盟承担怎样的减排义务时，欧盟一改往日“雄心勃勃”的姿态，低调、低调、再低调。 美国、“伞形集团”中的主要国家、欧盟，看上去他们对《京都议定书》的态度各不相同，有往“天”上拉的，如欧盟；有往“水”下拽的，如美国；有在“地面”上扯的，如“伞形集团”中的那些小兄弟，但是实质上，它们的用心完全是一致的，就是让《京都议定书》这辆车不可能再往前开，让《京都议定书》第二期成为一个有名无实的“空壳”。资金支持：发达国家口惠而实不至 在多哈，许多发展中国家代表气愤地说，他们并未获得发达国家的资金支持，发达国家的资金承诺掺了水，“快速启动资金”是玩数字游戏，“绿色气候基金”无人认捐。 每年谈判的焦点，除了减排目标，就是资金支持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发展新能源、开展节能减排、实现低碳发展，还要应对气候灾害，资金是至关重要的因素。 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之前会每年拨款1000亿美元作为“绿色气候基金”。在2010-2012年期间拨付首笔300亿美元作为“快速启动资金”，以帮助贫穷国家适应气候变化和低碳发展。新西兰等国在多哈声称，这笔钱已有320亿美元到位。这个数字由于透明度不足、重复计算严重、以低息贷款形式发放等，被指责存在着大量的水分。 发达国家不愿掏钱，发展中国家钱不好要。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要发达国家拿出更多的钱，谈判难度可想而知。在谈判各执一方的情况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亲自到会呼吁，美国和欧盟应在应对气候变化中起到带头作用。发达国家有资源、有技术，而气候变化大部分是由发达国家工业化进程引起的，他们应该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发展中国家没有这种能力。 但是，在联合国秘书长的殷切劝导下，发达国家的减排目标有减无增，不过，他们已经承诺的资助资金倒是并不吝啬，这张“大饼”越画越大。 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三 相关链接：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一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二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四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五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3-01-15 中国在西部不仅要稳，更要拓，但拓并不是西进。中国可尝试通过将巴基斯坦、印度吸纳入上海合作组织，以打通西北、西南间联系，整体上加强中国西部稳定。中国应审慎南进，充分考虑每个举措对相关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并对随之而来的局势变迁进行战略预判。 中共十八大后中国战略界关于战略抉择的大辩论更趋激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中国国际关系学界代表人物王缉思认为中国应该西进，进行战略再平衡，而军方将领杨毅、罗援等则主张南进。 笔者认为西进和南进的观点均有待商榷。 先说西进的观点。自美国施行重返亚太战略以来，中美在东亚地区竞争确实加剧，但是否出现零和格局？是否几乎不存在你赢我也赢的双赢格局？现状并非如此。 事实上，中美在东亚地区事务方面仍存在合作空间。虽然美国近期“公开要求”韩国加入美国全球导弹防御系统，并商议构筑朝鲜发射导弹前对其进行打击的“杀伤链(kill chain)体系”等强硬措施，但美国并不希望朝鲜局势失控。一旦半岛爆发冲突，如果美国介入，则将直接与中国进行军事对抗，这是美国不愿看到的；如果美国不介入，其在东亚苦心经营的东亚版“北约”将立即分崩离析，围堵中国的战略目标功亏一篑。更为严重的是，韩国和日本将重新评估安全环境，尤其是日本可能会借此再次重整军备并快速研制核武器，从而导致整个东亚地区核军备竞赛公开化，成为世界战争导火索。这与美国维持东亚地区战略平衡，最大限度制衡中国的战略目标相悖。不论是出于维护周边局势稳定，还是为经济发展营造和平环境，中国都不希望朝鲜局势失控。因此，中美在维护朝鲜局势不失控有共同利益，虽然双方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并不一致。在钓鱼岛问题上，虽然美国希望维持中日间低烈度紧张，但并不希望出现中日因此发生冲突而美国可能被迫卷入的糟糕局面。中国近期也呼吁中美加强合作，坚决遏制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这显示中美在管控钓鱼岛局势进一步恶化方面有共同利益。 在西进过程中与美国加强合作并不符合中国国家利益。首先，俄罗斯在中国西北邻国地区具有优势地位，美国一直试图扩大在该地区影响力，尽量压缩中俄战略活动空间。如果在该地区中美加强合作，相当于帮助美国扩大其影响力，一方面引起俄罗斯强烈不满，破坏中俄联合制衡美国大格局；另一方面也压缩中国的战略生存空间。其次，中国西北邻国地区宗教冲突严重，恐怖主义势力横行，反美情绪浓重，一旦中美加强合作，难免会引火上身，令恐怖主义袭击的苗头转向中国。再次，美国正试图通过扶植印度、日本在阿富汗的影响力，来阻止中国在该国扩大影响力。中国相应加强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合作关系，借助其传统影响力尽量维护中国在阿富汗的利益。因此，中美在阿富汗问题上竞争远大于合作。 对于南进观点，笔者也持异议。首先，中国西部地区安全形势严峻，既有恐怖势力、分裂势力的干扰，又有久拖不决的中印边界问题。因此，中国在西部不仅要稳，更要拓，但拓并不是西进。笔者认为，中国在西北部，可借助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与俄罗斯的协调，稳步推进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借助经济纽带来强化、推动中国与该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合作，尽量维护中国西北部的稳定。在西南部，中国可以通过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同时维持中印关系，以保持局势稳定。中国可尝试通过将巴基斯坦、印度吸纳入上海合作组织，以打通西北、西南间联系，整体上加强中国西部稳定。中国目前正在推进的喀什-中亚-南亚经济圈以及中巴铁路等都有这种战略考虑。 笔者认为，中国应该谨慎南进。近期南海争端、钓鱼岛争端日益恶化，凸显中国海洋领土争端严峻性。因此，中国决策者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采取南进的发展战略很有必要。但中国南进以寻求建立海洋强国的愿望势必遭到美、日、俄、印等国阻扰，这是决策者需要权衡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中国采取强硬方式南进，美日等国必将强硬以对。中国从海洋弱国迈向海洋强国，注定并非易事。中国应审慎南进，充分考虑每个举措对相关国家所产生的影响，并对随之而来的局势变迁进行战略预判。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3-01-14 奥巴马日前签署“201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规定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美国此举旨在运用“巧实力”，抑华抚日，以低成本方式掌握东亚事务主导权。不过，奥巴马政府围绕钓鱼岛争执的东亚政策很有可能弄巧成拙。 奥巴马日前签署“2013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规定钓鱼岛防卫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美国此举旨在运用“巧实力”，抑华抚日，以低成本方式掌握东亚事务主导权。 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的“巧实力”概念，核心在于夯实美国军事霸权和国际规范控制权，灵活投射硬实力和软实力，达到二者互为犄角、取长补短的效果。在经济力量相对衰落的大背景下，美国依靠军事优势、规则标准和联盟战略来谋取红利，维护自己的全球老大地位，显然符合其工商业立国的逻辑。 从投入产出的角度来看，奥巴马政府避免单独与中国正面冲突，为日本右翼撑腰打气，鼓励日本增加国防开支、整军备武，的确属于老谋深算的选择。美国动嘴不动钱，通过对《日美安保条约》的重新解释，就把东亚防务更多负担推卸给日本；同时，中日对立引发中国威胁论，刺激亚洲国家购买美制武器，能促进美国军工集团的利益，扩大就业，拉动内需。 日本迅速跟随奥巴马的指挥棒起舞。路透社在元月4日援引日本媒体报道，安倍政府正考虑将年度防务费用增加2％，这样其每年国防支出会超过534亿美元。这将是日本11年来首次增加国防预算。《日本经济新闻》同日报道，安倍政府已经开始与美国探讨自卫队的新角色，准备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与美军的合作。说到底，上述两大政策的矛头就是指向中国。 在相当程度上，当前美国的东亚政策是“百年战争”后英国对欧陆均势外交战略的翻版。历史上的大英帝国努力维护欧陆强国对峙的局面，不允许任何一国独大，伦敦因而得以周旋于欧洲诸国之间，灵活发挥杠杆作用，主导欧洲和世界事务超过三百五十年。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单边使用武力屡屡得手，但反恐战争和肇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美国大伤元气，加之中国乘机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山姆大叔的世界警察地位眼看不保。华盛顿退而求其次，有意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仲裁者”与“平衡者”，于是在亚洲离强合弱思路的出台就顺理成章。 不过，奥巴马政府围绕钓鱼岛争执的东亚政策很有可能弄巧成拙。首先，日本无疑是一个麻烦的伙伴。日本右翼其实明白自己在美国借刀杀人计中扮演的角色，他们顺势而为的原因在于，其长期目标是修改和平宪法、建立国防军和拥有核武器。对美而言，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承受之重。日本恃强凌弱、反噬恩主的历史美国人岂能不察？ 其次，中国可称兵法鼻祖，在博弈中视机动和主动权为根本，不会被美国人所调动。只要北京坚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和“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 的原则，那么近期内，美国和日本不仅在钓鱼岛附近找不到解放军，恐怕还要操心后院和侧翼的利益和安全了。在经济和信息全球化的时代，后院和侧翼的概念自有新意。前者为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利益、互联网和通讯安全，后者则指反美的国际组织和民族国家。 不管西方舆论赞同与否，中国政府与军方都务必研究非对称博弈理论，并尽快贯彻与落实。一言以蔽之，此理论的实质就是避实就虚，集中局部优势兵力，攻击对手致命弱点。中国没有必要陷入当年苏联针对美国的全面对抗模式，而是要瞄准对手的软肋和死穴，发展高性价比的武器和手段，有选择性地在军事、信息、电磁、太空、经济、能源、金融等领域狙击对手。实际上，在网络攻击和反卫星武器等方面，中国已初步建立了威慑力量。 如果北京下定决心收复钓鱼岛，那么新世纪版的大包抄大迂回战术将是良好的选择。阿桑奇领导的“维基解密”与各国政府之间力量悬殊的斗争案例，完全可以成为借鉴。 来源：2013年1月10日《联合早报》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12-27 明年美国的日子不好过，美国所有阶层的所得税率、个人财产、资本所得和股息税等都将提高，政府和个人都将面临财政紧缩的局面。 现在美国最知名的政治短语是“财政悬崖”，随着新年的临近，媒体和网络使用该词的频率将越来越高。今年2月29日在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听证会期间，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n S. Bernanke）首次使用了该词汇，以形容 2013年1月1日这一特定的时间节点和美国财政的微妙关系。到这一天，从小布什政府延续至今的减税政策将到期；去年8月，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陷入谈判僵局，对今后十年减赤方案并没达成一致。当时约定，如到2013年元旦，仍未达共识，国会的自动减赤机制就会启动，预计十年内将削减政府开支1.2万亿美元。所以在这一天来临之前，民主、共和两党必须协商出政府预算方案。不然，政府财政就会出大乱子，经济将陷入新的衰退，势必触发又一轮经济危机。伯南克11月20日公开讲话中，使用的还是“财政悬崖”一词，足见形势严峻，尽管他拒绝对此术语是否合适发表评论。 12月9日，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博纳（John Boehner），提议今后十年增税1.4万亿美元，比最初的方案减少2,000亿美元。博纳稍后提出了共和党的新提案，并认为达成协议是有希望的。他说，如果奥巴马总统反对共和党人的计划，他有义务提出新的具体计划。他的发言人也说，共和党正等待总统奥巴马批准开支削减的幅度，这是奥巴马对美国人承诺“平衡”的一部分。白宫新闻秘书杰伊•卡尼（Jay Carney）12月11日说：“总统不同于任何其他的谈判方，他已提出了详细的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的建议”。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里德（Harry Reid）却不看好两党在短时间内能达成一致。 博纳没有说明他和他的团队是否正在考虑改变共和党的谈判立场。共和党一直在拒绝奥巴马明年对2％最富有美国人的增税要求。博纳和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均对奥巴马削减开支的详细计划穷追猛打。麦康奈尔在参议院说，总统奥巴马似乎认为，如果他谈的都是税收，所有的报导也都关于税收，我们其余的人会奇迹般地忘记政府开支已完全失控，而他自己则是坚持收支平衡的。 “财政悬崖”的解决方案无非是增税和减赤，也就是所谓的开源和节流。共和党的原方案是，未来十年增加8,000亿美元收入，削减1.4万亿美元开支，共计2.2万亿美元；民主党的原方案是，未来十年增加1.6万亿美元收入，同时减少4,000亿美元福利开支，共计2万亿美元。虽然每一方都指责对方的方案过于模糊，但双方也一直在努力达成一项协议。共和党人对奥巴马削减开支的细节紧追不舍，奥巴马则批评共和党没有对增加政府收入给出具体措施。但是，妥协的迹象还是有的，奥巴马并没有如往常一样，批评共和党人因反对向富人增税而以大部分美国人作“人质”，也暗示愿意满足共和党人要求削减福利计划的要求。奥巴马和博纳放缓语调，称正尝试就“财政悬崖”解决方案达成一致。两院部分共和党的“反叛”议员也通过联署，敦促博纳给予总统奥巴马想要的税率，以便集中精力谈判削减政府开支事宜。 时间过得飞快，美国离“财政悬崖”已越来越近，两党不妥协的后果就是掉下去，一起完蛋。奥巴马能否“悬崖勒马”，取决于美国传统的“妥协政治”。现在看来，立场先软化的可能是共和党人，他们将不得不同意提高税率，以换取民主党人砍掉更多的联邦开支。共和党的政治资本（美国民众的信任度和支持率）正在不断下降。最新的皮尤民意调查数据表明，处理“财政悬崖”问题，民主党获得55%的肯定，38%的否定；共和党获得32%的肯定，57%的否定。所以，如果共和党再硬撑下去，以后的选票将会更少。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说，从世界其它地区看来，美国在所谓的“财政悬崖”辩论中“群龙无首”。其实我们不难从乱像中看出问题的本质,“财政悬崖”的出现和解决都和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危机有关。这个国家有如此优越的地理、自然、人口和科技条件，再怎么不济，也不至于弄得寅吃卯粮。但事实上这个金元帝国已被挖空，资源和舆论都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国库空虚，政客空谈。自由选举本是好事，却被金钱控制。那些选举资金主要来自低税率和高军费。此外，美国华尔街的贪婪和福利制度的滥用也造成财政形势的进一步恶化。《福布斯》杂志一位撰稿人发现一种被称为“死亡螺旋状态”的现象，美国已有11个州属于此类状态。这些州私营部门员工所交之税要供养超过本部门人数的公职人员，包括政府工作人员、领社会福利金的人员或领养老金的人员。如加利福尼亚州的“领取者”和“生产者”的比率已大于1。若一家软件公司拥有员工100人，它还要养活另外139个“领取者”。在这种恶性循环下，纵有金山，也被吃空。据华尔街日报测算，将医疗保险的资格年龄从65岁提高67岁，在2020年可以节省300亿美元（占当年预算赤字的2.7%），但它还是远不能抵消赤字。所以，美国财政困难之大，可以说是积重难返。 今天美国虽还未坠入“财政悬崖”，但由于解决方案没能出台，造成的不确定感和悲观气氛，已经影响企业投资和招工，进一步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和极大的社会问题。目前还没有可以避免经济衰退的工具，短期和长期的“避免掉崖”政策有待制定，问题是美国那么多的利益集团能够团结一致吗？那些金主又是如何想的？奥巴马之所以赢得选举，对手的失招和言行不一帮了不少忙，多数选民没有把经济困境完全归罪于他。即使如此，“财政悬崖”会使政府财政紧缩，必然会减少企业和个人的支出，影响经济的恢复。面对共和党人居多的众院，奥巴马任何新经济政策获得通过都非常困难。 明年美国的日子不好过，美国所有阶层的所得税率、个人财产、资本所得和股息税等都将提高，政府和个人都将面临财政紧缩的局面。别看美国大选时政客们口若悬河，他们描绘的愿景和实际做法永远是两码事。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或者说羊毛出在羊身上，都符合今日美国现状。共和党让工薪阶级多交税，让极富有阶级少交税的路已经不通；民主党搞大政府奖懒罚勤的福利路线也走不下去了；老百姓普遍没有积蓄，一有风吹草动，就让政府救助，随着国家财政的枯竭，显然也不行了。美国现在真有许多力不从心的地方，剩下的选择不多，无非就是印钱和圈钱。第三轮量化宽松以后，就是第四轮量化宽松；货币贬值以后，就是通货膨胀；制造热点以后，就是转移危机甚至挑起战争。只要可以救急，都可能发生。美国已经在世界各地装上许多引信，至于要点燃哪个点，还得看美国得需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2-12-27 翻查中共十六次、十七次、十八次党代会报告，从文本比较来看，十八大报告对于港澳事务的表述比以前更为丰富、细腻，许多段落不再仅仅是愿景，更多的是操作性较强的指导性意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公布之后，引起香港社会高度关注，尤其是涉及港澳事务的论述。翻查中共十六次、十七次、十八次党代会报告，从文本比较来看，十八大报告对于港澳事务的表述比以前更为丰富、细腻，许多段落不再仅仅是愿景，更多的是操作性较强的指导性意见。丰富“一国两制”内涵   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三份党代会报告均有提及。十六大报告出台时香港回归五年，因此如此表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十七大报告出台时香港回归十年，当时中国国内外经济形势都比较复杂，香港经济前景不太明朗，因此中央政府改用较为保守的语言强调“一国两制”：“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此中透出的信息是，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一起合作实现香港的繁荣和发展。 相比之下，十八大报告对“一国两制”的阐述最为丰富和细腻：“香港、澳门回归以来，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这段话有多层含义。一是强调香港和内地是互补关系。从经济层面来说，香港对内地的经济作用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早期，香港对内地投资一度是内地经济的火车头，同时也是内地对外贸易的桥头堡。在过去的十五年中，香港对内地的经济贡献逐步从资金输入转向经验分享，此方面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另一方面，内地也一直是香港的重要经济伙伴，特别是香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应对非典时期经济低迷时，内地与香港的伙伴关系越显重要。因此上述报告强调了双方的互惠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都将有宽广的道路。二是国家主权、安全等利益与香港自身利益的互相协调与尊重。“一国原则”和“两制差异”是并列的，而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权也是互补的。此报告特别强调两者不可偏废。 对于报告文本的理解，涉及内地思维与香港思维的文化差异。传统上来说，两个事物可以互相包容、互相补充；但部分港人却认为，两者必有优劣、高低之分，要么“一国”大于“两制”，要么“两制”大于“一国”。确实，在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两者是有优先次序。但正如报告所强调，在正常情形下，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一国原则与地方自治、尊重两制是互为补充。 十八大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香港民主的表述。十六大报告未提及此事项，十七大报告则在提及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时，认为“要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十八大的表述是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带领香港、澳门各界人士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可以看出，十八大的表述更加精确。就香港的民主而言，中央政府的立场是支持和肯定的。实施过程希望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一步到位。 此中争议同样反映两地思维和制度发展的差异。部分港人认为“循序渐进”给中央政府一些斟酌空间，因此在特定情形下，中央政府可能会减少支持力度。其实，内地近年来许多重要公共政策都是由点到面、先试验再推广的“循序渐进”改革，目的是降低各种改革的震荡和负面效应。这套思路同样适用于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应对外部势力干预 “港独”近期成为香港社会关注的议题。香港一些媒体认为中央也在强调“港独”问题的严重性。有学者认为，胡锦涛在谈及香港时较含蓄地回应了“港独”问题。也有论者认为，胡锦涛讲话“绵里藏针”，希望通过十八大报告给香港“去大陆化”画上句号。 十七大报告首次出现对“外部势力”的表述（见表一）：“积极支持香港、澳门开展对外交往，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澳门事务”。十八大报告的表述则为“促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大团结，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对中共文件有些了解的人士可看出两者有一定区别。十七大报告强调的是香港与中国之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在此基础上，中国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比如美国和英国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十八大报告则表达两层含义：一是香港人要有大团结，也就是香港人内部要强调爱国爱港。此内容针对的是无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下的内部争议问题；二是要防范和遏制香港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十七大报告用词是“坚决反对”，表明的是一种态度；十八大报告用的是“防范和遏制”，更代表一种行动层面上的应对策略。 表一  党代会关于港澳议题的表述 与十七大报告不同，十八大报告透出的明确信息是，港人内部团结很重要。中央希望港人可以减少内部争议，集中精力发展民生及经济事项。 有必要指出的是，两地人思维习惯不同，对同样表达可能产生不同理解。比如“团结”在内地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其目的是解决集体决策和行动的问题。受儒家传统及现政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团结意味着在集体决策之中可以争议、争论，不过决策一旦做出，要一致行动以实现设定的目标。而香港社会中西兼容，对团结一词会有不同解释，有部分人士把团结理解为“被团结”，即强制下的“团结”。中央越提团结、和谐，部分人士越会认为这是强制要求港人服从一个声音。 香港内部的争议、香港和内地人士之间的争议，有政治制度、教育背景、文化传承等多种因素发挥作用。香港回归祖国以来，这些争议越来越多，就像人与人相处，友谊并不完全随着交往年份增长而增长。基于近年的事态发展，十八大报告作出了明确的回应。也可以说，中央“含蓄”回应了香港和内地的矛盾，并要求港人保持内部团结。但是，笔者不认为这是对“港独”的正面回应。“港独”在香港的根基较浅，严正回应往往适得其反（可能出现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把十八大报告中关于防范外部势力的表述理解为中央关注“港独”不见得是恰当的。对香港管治形势的启示 香港社会之所以对于十八大报告文本有较多不同的解释，除了两地制度、文化差异外，也反映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香港的贫富差距、房屋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上一届行政长官曾荫权回顾任内事务也承认在这方面有改进空间。民生政策的失败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生活无望的情形下，民众会变得更加不安和挑剔。 在经济优势逆转之下，奶粉和孕妇床位之争引发香港人和内地人的矛盾，目前房屋议题更激化两者矛盾。数据表明，香港大量房屋由没有居住需求的内地人购入。部分港人认为，内地人炒高了他们的住房价格，因此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在陆港矛盾问题上，特区政府的作为值得反思。矛盾浮现之初，特区政府几乎没有任何举措，甚至连道德说教都没有。之前已有香港人和内地人的矛盾，上任政府的六千元现金计划更是在香港本地制造了香港永久居民和香港居民（大多数为中国人）之间的矛盾。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持工作签证的人士会发给一定期限的居留证件，而此证件是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澳门特区政府向民众派现金，尽管数额不同，体现贡献不一，却不会是永久居民有份，而非永久居民的份额为零。金额高低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居港人士在六千元计划中感受到严重的不公正待遇。 现任特区政府试图扭转此态势，行政长官梁振英不久前在立法会上关于香港和内地关系的解释就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不过，要改变局势却有待时日。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的今天，人们的经济处境常常易受外界影响。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机率更高，因此人们出现焦躁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当正常的民众诉求无法得到政府及时回应，民粹主义已逐步扎根，并影响到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令特区政府施政举步维艰。...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2-12-24 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无论是从崛起的现实需要，还是从人类未来演进的理性选择来看，中国都有责任建构一种新型的普世价值观体系，既为自己艰难的崛起塑造合法性，又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从而赢得全球民众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赞同。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反对极左和极右路线，主张坚持符合中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围绕执政党意识形态和改革路径等方面的争论暂时划上休止符。在十八届一中全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新任总书记习近平以朴实自信的就职演说，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拉开帷幕。可以预见的是，执政党将拒绝休克疗法，继续以渐进方式稳步推进改革。针对已经基本达成共识的改革方案，政府会付诸行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并认真贯彻落实，不再流于形式，空喊口号；针对政改这类尚未形成共识的全球性问题，政府会未雨绸缪，促进沟通，开展理论准备工作，推动理论探讨与创新，从而为第五代领导集体和十年后出现的下一代领导层在意识形态、政党制度和选举制度等“软性”建设领域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习近平在就职演说中视民族复兴和中国崛起为己任，而完成此使命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在全球范围重建中华民族软实力。在伦敦奥运会期间，中国体育的成功遭到西方阵营和媒体的强烈排斥，中国运动员遭受无端歧视和莫须有指责，这让许多笃信奥运精神的国人极度失望甚至愤怒。从根本上来讲，这只是从一个侧面清楚地表明，单纯在经济和军事上崛起的中国并未得到世界的普遍认同。 笔者反对中国通过全面战争来实现国家总体崛起的目标，反对中国完全以单方意志来获得其它民族的认同——德国和日本在近现代的历史已经表明此路不通，也不完全认可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有关中国不会和平崛起的观点。如果中国要获得雄厚的软实力，就需要建构一种针对西方意识形态弱点的更普世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既为自己艰难的崛起塑造合法性，又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指出方向，从而赢得全球民众在理智和情感上的赞同。中国须建构新型普世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在今年7月期《天大报告》的《中道治理：应对世界性乱局》一文中，笔者认为，超越左右的市场化贡献主义体制是中国和西方各自走出当前政经困局的可行方案，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洗礼的中国具备最好的条件向这一中道治理模式过渡。该体制与执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理念一脉相承，致力于追求发展、公平和正义，而该体制的社会基础其实来自于执政党的核心依靠力量——工人和农民，只不过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他们变成了新型的工农阶层即中产阶层。 当前中国和西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迄今为止，西方仍未走出因利益集团肆意掠夺而爆发的经济危机。主流学界和政界都没能预见的体系性崩溃让人们如梦初醒，开始质疑现行的自由民主主义价值，呼唤新的意识形态文本。既有意识形态文本没有给予庞大中产阶级足够权益，却为贪婪的高管和银行家以及懒惰的无业人员获取与其贡献不成比例的分配提供了合法性。中产阶级热切期望出现一种能表达自己利益的新生价值体系，但既有的自由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呼声。就人口的绝大多数而言，西方现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民主程度和普世程度并不够高。 如果决意采纳新体制，那么我们就需要构建新价值观来说服广大社会成员，以得到他们鼎力支持。作为一种彰显中产阶层利益并致力于钳制特殊利益集团的模式，市场化贡献主义必然需要更民主更普世的意识形态作为其支撑，它必须容纳自由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坚持市场择优和按贡献来分配的社会原则，选择反利益集团和反特权的路线，并且崇尚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 把这些思想流派演绎成合乎逻辑的全新体系并非易事。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实变迁呼唤新的范式对其进行解释，而眼下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所面临的困境也需要新的范畴和理论来开出药方。与此同时，我们迫切需要对中西方经典文本进行历时性研讨，将传播学中的框架理论移植到意识形态研究领域，通过反思、明辨、筛选与过滤等方法，重构全新社会范式的范畴体系。以《周易》“体”“象”观审视中外文明 就中国的古典资源而言，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一个无法略去的原创范畴和理论体系。《周易》的主旨在于讲述独一的终极本体即“太极”以及它在不同时间和空间所衍生出来世间万象的框架。《周易》除了给予历代思想家以丰富的启示外，它所蕴含的时位观更形成中国人务实灵活态度的源泉。 曾经有一位英国同事问笔者：为什么中国在近代最积弱的时候并没有像印度那样整体上成为西方的殖民地，也没有像日本那样被外国接管主权？笔者解释道，这部分得益于《周易》所教导的时位观。我们的先辈接受了这种宝贵思想，在中华民族和文明生死存亡之际，忍辱负重，让渡部分利益（包括屈节割让台湾、香港等地区），以空间换时间，从而有机会学习敌人的长处，发现敌人的软肋，在时遇变更后最终实现强弱互换、富国强兵的目标。中国历史上一劳永逸地解决匈奴和突厥问题，近代国共合作反击日本侵略，基本上都遵循这一思路。 支承上述时位观的是《周易》独特的本体论，即“一体万象，诸象互动”。《周易》认为，天地万象同根同源，都是在不同时空条件下对独一本体的展示。如果从“一体万象，诸象互动”的角度来审视中外价值观的冲突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近代洋务派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其后出现的“西体中用”、“全盘西化”以及“中西互为体用”等学说，都存在致命缺陷。中华文明与源于古中东和北非文明的西方文化，以及各种各样的宗教（不包括推行活人崇拜的邪灵组织）和信仰，都只是万千表象中的一段风景而已，都只是从不同角度演绎和表现独一本体，自身都不可能具备本体属性。体用之说，即便是“中体西用”，即便是杜维明的“认同”和“适应”解读，都未能走出决定论的窠臼，无法摆脱经验生活中对中西知识强分高低的取向，事实上都误导了莘莘学子，结果造成中国崇洋媚外的文化痼疾，“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各种激进主义思潮皆滥觞于此。 中国向西方学习，本应是与西方平等交往和沟通，到如今却成了顶礼膜拜，大多数高端技术都由西人创造，国人模仿；大多数行业都由西人制定规则，国人遵守；重要的全球事务都由西人领导，国人跟从。此弊不除，国家永无出头之日。如果中国立志打破现在的被动局面，那么我们就要回到《周易》的“体”“象”观，直接与终极本体“太极”沟通，以太极为师，以太极控万象，借助万象之相互转化来获取稀缺的资源。植根《周易》构建新价值体系 借助社会范式理论和框架理论，我们可以整理以周易为源头的国学资源，救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一种以中产阶层利益为核心的价值体系。自春秋战国到人民共和国成立，小农经济在中国一直占据主体地位。这一经济形态在本质上构成一种农业文明的中产社会，而儒家和墨家都是服务于该中产社会的意识形态。西方已有的个体主义、专业精神和平民精神是中产阶层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而周易哲学所蕴含并被中国古代社会所实践的价值体系，包括中道开放精神、反代办的崇圣实学和经济与机会平等观念，恰恰是西方自由民主主义所缺乏的。1.中道开放精神 中道和开放的理念贯穿《周易》文本始终。中道天然地具有开放性。根据《周易》的思想，万象在中道为吉，但象毕竟为象，不是本体，其状态并不恒定，总是处于开放状态，而其发展和状态一旦突破中间的吉态，必然向两极发展，走向自身反面。《周易》认为，极端情况不会稳定，在开放状态下，万象又会趋向中道或另一极端。 追求中常之道，内外协调，容纳不同意见，不趋极端，这样的思维方式使中华民族形成稳健务实的民族性格，也是中华文明数千年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之一。 针对中西各自面临的困局，我们亟需发扬中道开放精神。在中华文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盛行的排它性宗教信仰、左派政治、右派政治其实都不符合中道，因为它们都没有兼顾自己的对立面，不是一种适宜和恰当的表达与追求。 就政治而言，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是基于自身所在的社群提出政治观点，推出政策，实际上不太兼顾对立面的权益。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西方的多党代议制本来就是一种极端主义。左派和右派利益的平衡依靠政党轮流执政来实现，所以西方政治总是数年向左，数年向右，在这种轮换中，纳税人大量的财富被无端浪费。儒家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特殊形式的政党。如果在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里通过宪政实施儒家式一党直选制，让理性而务实的专业人士进入民主决策核心环节，任何政治观点和政策制定都兼顾所有社群，那么秩序和民主之间的平衡就能得以维持。 真正的普世必须做到开放与宽容，超越左右政见和宗教派别分歧。西方现有的普世价值特别是人权价值观的适用范围主要局限于西方文明甚至民族国家边界之内，尚未惠及境内的外来移民特别是有色人种，更没有覆盖亚非拉广大非西方文明国家和地区。在某种程度上，这诱发了西方少数民族中日益猖獗的极端主义思潮。《周易》的一体万象和万象平等的本体认识及其独特的中道开放精神，崇尚宽容价值，反对人对人的歧视，反对极端主义，应该成为新式普世价值的核心内容。2.反代办的崇圣实学 现代代议制起源于十三世纪的英国，基本上是贵族制约皇权的设计，下层民众只是这一贵族制度的间接受益者。该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在英国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有其深刻历史原因，因为早在撒克逊时期英国的自治传统就已成型，而英国的海外殖民扩张起到了为精英代议制“排毒”的作用，大量不满皇权与贵族的下层民众有空间远走他乡，拓殖海外，变成当地的“贵族”甚至奴隶主，从而使得新型的贵族制度不仅没有遭到下层反抗，反而成为下层在海外积极模仿的对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黄山枫 2012-12-21 联合国气候大会结束一周来，碳市场对其反应却很冷淡，碳价仍在低位徘徊甚至继续下跌。单独看国际碳市场的走势，似乎完全看不出这次国际气候谈判带来任何影响，一如会前各方的预期。 原定12月7日结束的多哈气候大会，经过连夜的磋商谈判，仍未达成一致，直到当地时间8日晚间，在大家耐心快被耗尽之际，大会主席操作了一个有争议的表决程序，才最终草草通过了一揽子决议。 这些决议统称为“多哈气候之门”（Doha Climate Gateway）。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无非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确定，这似乎是稳定目前处在崩溃边缘的国际碳市场的一针强心剂。然而，大会结束一周来，碳市场对其反应却很冷淡，碳价仍在低位徘徊甚至继续下跌。单独看国际碳市场的走势，似乎完全看不出这次国际气候谈判带来任何影响，一如会前各方的预期。 回顾本次大会的谈判历程，从一开始就不被各方看好，各国代表团在为期两周的会议中似乎都毫无雄心，一路拖延到最后，基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由于各方阵营观点分歧巨大，在谈判过程中更多呈现的是各方轮流出场，秀出本方观点，很少有激烈争辩的正面交锋。以77国集团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集团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并认为延续京都第二承诺期是一切后续谈判的前提；而发达国家则急于抛开“京都议定书”的束缚，试图将重点放在德班平台下新的国际约束机制的讨论上，该机制明确要求将所有国家包括在内，特别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最后通过的一揽子决议中，虽然承诺力度打了大大的折扣，但京都第二承诺期最终被确定下来；至于德班平台下新的国际协议，虽然没有实质的内容进展，但也给出了在2015年达成新的涉及所有国家有关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协议的最后期限。尽管各方对最终达成的这一揽子协议似乎都不满意，但这大概也是在目前如此巨大分歧之下所能做到的最大程度妥协了。因此，除了表示退出京都二期的俄罗斯、加拿大、日本和新西兰以及一直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的美国之外，欧盟、77国集团加中国、非洲国家、小岛屿国家等主要集团先后发言表示接受“并不满意”的大会案文。 “京都议定书”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延续第二承诺期到2020年为止。然而进一步看，目前承诺加入第二承诺期的国家只有欧盟、澳大利亚和少数几个发达国家，总排放量只占全球排放量的15%，这显然无法解决目前碳市场亟待解决的需求不足问题。由于前东欧国家经济下滑所带来的“热空气”（hot air）问题，包括欧盟在内的所有碳配额潜在买方都在修正案的政治声明中明确表示不会再购买第一承诺期结转的配量单位，这更加剧了碳市场竞相抛售的恐慌，导致碳价在目前几见谷底的情况下仍在不断下探。 放眼全球，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之下，碳市场的低迷并不奇怪。各国都在忙于应对本国的经济危机，全球碳市场很有可能会逐渐分化成以国家和地区为主的区域市场，而发达国家也会对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的碳信用作出越来越多的限制。中国应该看到，自2005年“京都议定书”生效以来，七年里中国所参与的其实仅仅只是国际碳市场的一小部分——“京都议定书”三种灵活机制之一的清洁发展机制（CDM）。CDM作为碳市场的供应链前端，即使项目业主的主动性再高，也难以形成真正的碳市场，因为需求端的建立至关重要。CDM执行理事会主席、清华大学教授段茂盛在此次多哈谈判一次边会中强调，目前CDM的问题并不在于供应过度，而在需求不足。 短期来看，京都第二承诺期的确定对未来一段时间中国CDM项目有一定的利好，但是长远来看，完全依赖国际市场势必行不通。尤其在德班平台确立的未来新的国际协议下，中国很难再避免承担减排义务，因此在现有的过渡阶段，在国内开展的一些自愿市场试点应当是有益的尝试。在多哈会议期间，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和深圳等国内几大环境气候交易所也都参与了很多相关边会的讨论，按照中国政府的指导方针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设想，大有跃跃一试的雄心。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艰难的国际谈判仍将继续，尤其在2015年之前的这段时间，对参与碳市场的各方是一段极具挑战的不确定期。如何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国际市场以及刚刚起步的国内市场中找到平衡，则是在未来碳市场保有立足之地的关键。（作者为联合国气候大会NGO观察员） 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二 相关链接：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一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三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四多哈国际气候谈判观察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