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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纪硕鸣 2011-04-07 马英九走在和平和武力的边缘，自然是想以软硬两手来对付大陆。但事实上，除了追求和平，除了软实力的比拼，台湾根本无法在军力上胜出。如今，北京再以军事互信表达善意，马英九是否也该重新作出审视呢？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刚发布的“2010国防白皮书”指出，两岸可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提出这一问题，表示了北京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信心及最终和平统一的信心，也再次向海峡对岸发出两岸是同胞而非敌人、共同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的信息。这让正积极向美国要求军购、至今仍坚持把对岸视为假想敌的台湾当局颇为尴尬。 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大校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明确表述：我们总的想法是，两岸的中国人应当尽力避免骨肉同胞同室操戈、兵戎相见的局面，应当在和平的环境下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我们一直强调，大陆的军事部署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有关军事部署的问题，可以在两岸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时候加以讨论。 不过，就在白皮书发布的前两天，马英九接见来台访问的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马再度强调希望美国出售F-16C/D战机的立场。他表示，台湾不会和大陆进行军备竞赛，但维持和平所需的自我防卫力量仍然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需要继续向美国采购防卫性武器，包括F-16C/D等等，主要目的是要让我们的人民有安全的感觉，并且能够在有信心的情况下，跟大陆继续进行各种议题的协商……”。 虽然马英九说，台湾采购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主要是汰旧换新，让台军对可能的外界威胁具有阻吓力，但他不忘强调，“在有信心的情况下，跟大陆继续进行各种议题的协商。”这表明，台湾军购的目的不完全是军事意义上的，还有政治意义上的。说白了，台湾当局是想以军力来同北京叫板，来维护两岸的现状。 事实上，北京建立军事互信的表态很明确：北京与台湾是同胞，不是敌人；是两岸和平的共同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但台湾至今仍没有放弃将中国大陆视作有严重威胁的假想敌，无论出于是军事还是政治目的，投巨资军购就是为了对付来自大陆的“威胁”。但现状是，大陆已经明确作出“不威胁”的表态，台湾又该何去何从呢？ 马英九经常指出，台湾希望追求和平、避免战争，但是台军也要做好防卫的工作，达到有效阻吓的目标。问题是，北京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出两岸军事互信的善意，也表达了飞弹并非为对付台湾。马英九却是要以不断军购来“追求和平、避免战争”，不免让人想不明白。 过去，每次北京的国防白皮书提及两岸关系，都被视为两岸关系紧张或和缓的指标。自国民党重返执政以来，不断扩大两岸经济交流，实现两岸三通，签订ECFA等问题相继解决，使两岸关系正循着共同期盼的“和平发展”方向发展。故近年北京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对两岸关系减少了批判，而释出较多的善意。 面对北京不断的善意，在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上，马英九表示，逐步走向和平与繁荣的成果来之不易，“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谋求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但在不同的场合，马英九也认为，军售可以让台更有安全感和自信心，从而能与大陆进行更多互动，有助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还特别强调“增强军力是两岸和平的后盾”。只是，台湾在军力上和中国大陆差很大一截，台湾要买多少武器才能阻遏大陆呢？ 马英九走在和平和武力的边缘，自然是想以软硬两手来对付大陆。但事实上，除了追求和平，除了软实力的比拼，台湾根本无法在军力上胜出。如今，北京再以军事互信表达善意，马英九是否也该重新作出审视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4-07 “十二五”（2011-2015）规划提出了“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香港有必要去了解国家中长期规划，掌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把握机遇，提升香港自身的竞争力和经济结构。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中国经济规模在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而到2015年，即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以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所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等的一举一动，对国际市场和各国经济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与内地联系非常紧密的香港，更有必要去了解国家中长期规划，掌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把握机遇，提升香港自身的竞争力和经济结构。今年3月，国家将正式颁布“十二五”规划，值得香港各界认真研究和积极参与。 新定位带来新机遇 香港回归后，由于实行“一国两制”，与内地的经济运作体制不同。因此，国家制定“十五”（2000-2005）计划的时候，并没有把香港包含进去。但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香港方面希望纳入国家五年规划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十一五”（2006-2010）规划制订的时候，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到了香港的角色。但由于两地体制的不同，香港在“十一五”规划草拟阶段参与较少，“十一五”规划只是笼统地提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但在具体产业规划和实施上，香港的参与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而国家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广泛征求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在不久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2011-2015）规划的建议中，则提出了“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十一五”规划相比，这个表述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了以大珠三角为核心的粤港澳区域合作与发展；二是从“十一五”规划中的“保持”香港三大中心的地位变为“巩固和提升”香港三大中心地位。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用词改变，其后面反映的是，随着国家经济的进步和内地各经济区域产业的提升，香港不能静态地固守原有的一些优势，而要紧密配合国家的发展规划，发展出自身的新的竞争力。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几条思想主线特别值得香港关注。这里面包括扩大内需、推进城镇化、改善民生和调整产业结构。这几点都可以为香港带来新的机遇，香港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协助国家达致这些长远的策略目标。 深挖内地消费需求 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独立章节进行论述，并提出了相对具体的政策措施和目标。这显示了中国落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由以往依靠出口转移到发展内需市场上。香港在内地投资的企业，过去大多集中在“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对内地的内需市场并不太熟悉。在珠三角的境外投资企业中，港资企业对开拓内需市场、实现产业升级方面，也不如台资、日资、韩资企业来得积极。香港的产业界、政府和研究机构可以携起手来，投入更多资源，帮助香港企业开拓内地市场。 国家现在正在以逐步提升居民收入的办法来扩大内需。随着内地居民收入提高，很多新的消费习惯和热点也因此发展起来，为香港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比如说，现在很多内地市民开始有饮红酒的习惯。在过去的五年里，内地红酒消费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世界年平均增长率的8倍。香港如今正在取代纽约，成为世界最大的红酒拍卖中心。这里面除了香港取消红酒税这个直接的诱因外，内地快速的市场增长和未来巨大的潜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内地像红酒这样新的消费热点还很多，香港人如果认真发掘内地消费市场的需求，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商机。 城镇化方面，中国正迅速完善城镇体系，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市镇为基础的格局逐步形成。除了我们熟知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外，“十二五”期间还规划了十多个以大中城市为核心、城际快速交通网络为纽带的都市群。这些都市群，每个都有几千万人口，相对于上海或者广州这些市场竞争已经很激烈的城市，这些新兴的都市群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非常值得香港企业去开拓。 输出城市管理经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的城镇化预计会超过50%。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正式踏入城市社会。城镇化不仅带来消费需求，而且带来很多城市管理的需求，包括地铁、机场等的营运。比如说地铁，内地现在已经有超过30个城市在兴建地铁，其规模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香港在地铁和机场营运方面都有成功向内地城市输出管理的经验，未来香港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树立在这方面的品牌和形象，在内地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寻找更多的机会。 改善民生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要主题。国家正在着力解决国民的切身问题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双协调。香港在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经验。例如，香港的慈善事业发展成熟，当中的一些慈善组织管理制度包括以法例规限慈善组织的服务对象、目标；要求公开经费来源，帐目受到监管等，香港可向国家推广有关经验。另外，香港建立了多个专业行业，从业员的专业精神和服务水平享誉全球。香港可就此向国家建议成立专业团体去监督专业人员的入职、考核、守则、培训等，以及如何倡导专业价值观、伦理精神等。还有，香港推动公共房屋的经验，为基层提供安乐窝和向上流动的希望，值得向内地建议。 寻求创新产业突破 “十二五”规划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主线是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规划中特别把产业结构调整放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进行阐述，认为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时机，结合世界一些新兴产业正在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使中国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取得全球领先地位。这些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对国家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节能环保技术、新一代资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个产业，已被国家确立为发展重点，相关的产业规划即将出台。 香港近年也想积极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并将其列为未来六大优势产业之一。但香港本身市场狭小，加上土地和人工成本昂贵，想靠一己之力来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往往事倍功半。而内地现在对新兴科技产业在资金、政策上的扶持力度，连欧美国家都叹为观止，加上内地具有市场规模大和人才汇聚的优势。香港想要在创新科技产业上取得一席之地，一定要多了解内地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动态并与之相配合，发挥香港人善于把握市场机会的特点，取得两地协同效应，才能在创新科技的产业化上有所突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1-04-06 “财政预算案风波”打击了市民对咨询机制的信心，凸显出港府管治中政策制订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次风波令社会反思政务官治港模式应否长久维持。香港必须开创新的管治模式，例如港府要加强与政治联盟的联系，在政策方针和内容上更多吸纳政治联盟的意见，以换取其支持。 “财政预算案风波”打击了市民对咨询机制的信心，凸显出港府管治中政策制订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次风波令社会反思政务官治港模式应否长久维持。 2月23日，财政司司长公布2011-2012年度财政预算案。结果，预算案受到不少抨击，当中以注资在职人士的强积金户口措施最为惹火，不少政团包括建制派要求调整预算案内容。就在3月6日反对派举办游行前夕，港府公布新措施，包括向全港18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派发6,000港元，此举暂时平息了社会的不满。 但是，并不代表事件已经终结。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对财政预算案的即日调查显示，被访者对预算案的满意率只有27.3%，不满率达35.3%。满意率减去不满率，净满意率为-8%。回归以来，只有2003 年进行的同类调查出现净满意率为负数的结果。 必须指出，2003 年与今年的政府财政和社会状况有根本性的分别。2003 年，受金融风暴打击，香港经济低迷，失业率超过8%，港府出现连续五年的财赤，必须削减开支，包括下调社会保障援助、调高利得税税率、削减公务员薪酬及资助机构薪酬资助，触动各个阶层的利益。市民对预算案的净满意率出现负数，实在难以避免。但是，今年香港经济走出金融海啸的阴霾，快速复苏，失业率只有 3.8%。港府坐拥超过900 亿港元的盈余，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注资在职人士的强积金户口、额外发放综援、代缴公屋两个月租金等。这些措施令不少市民受惠，但预算案仍引来广泛批评。就此，港府必须检讨整个政策制定过程，而注资在职人士的强积金户口措施可为切入点。 检讨内部政策讨论机制 首先，政府内部的政策讨论机制必须作出改善。注资措施推出后，人数超过12 万的长俸制公务员未能受惠，引来社会猛烈批评。政治任命官员中，不少是公务员出身，其工作伙伴亦离不开公务员。很难想象，政府内部讨论有关措施时，未有任何官员提出公务员的可能反弹。若然真的没有，这反映了港府事前考虑未够周详；若然真的有，但是不获采纳，则反映了政治领导层未能充分把握最亲密的工作伙伴的动向。无论是以上任何一个情况，港府领导层都必须加强与公务员之间的联系。 另外，港府在政策讨论过程中，必须参考海内外经验，加强政策研究工作。类似的注资措施早在澳门推出。澳门2011 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公布，向每个合资格居民的中央储蓄制度户口注资。该措施的确对预备人口老化有一定作用，但是澳门社会有不少反响，包括批评远水不能救近火，未能纾解民困。结果，事件在社会上不断发酵，打击了澳门特区政府的民望。港府只要参考澳门社会的反应，便可能重新考虑是否推出注资措施，或作更合适的安排。 同时，政府必须加强与判断民情专家的沟通。注资措施并不能惠及教师和公务员。就政治现实看，教师和公务员人数众多，代表其利益的工会是香港社会里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的。判断民情专家必然会实时警告，注资措施的政治风险有多大。必须强调，这里并不是指在社会有需要时，也不应触动教师和公务员的利益，亦不是指政府应该放弃原则，肆意作出民粹政策。只是若然能及早预计两大群体的反应，港府可更从容地面对社会的质疑。 谨慎处理派钱措施细节 预算案受到不少抨击后，3月2日，政府宣布向全港18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派发6,000港元。虽然大多数市民暂时沉醉在派钱的兴奋之中，参与游行的人数比预期低，但是舆论上对政府的抨击从未停止。派钱的最大问题是，冲击了市民对咨询机制的信心。 预算案经半年时间咨询，吸纳主要政团、商会、学界等意见。高层官员尤其是财政司司长多次反复表示不会无针对性地派钱。结果，政府在不足一个星期内，在欠缺派钱方法、配套措施等周详计划下，推出香港开埠以来首次政府直接派钱予市民的措施。而且，有关措施是无针对性的，只要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便能受惠。这令不少市民感到愕然，究竟咨询程序是否有效，甚至是否需要？究竟政府的公共财政理念是审慎理财，还是有钱就派？ 更重要是，市民会质疑政府是否了解市民的想法。对于不少香港人来说，希望港府推出措施纾解民困，并推动香港长远发展。虽然注资强积金户口的措施，市民不能实时受惠，但是政府仍可坚守立场，指这有助纾缓香港人口老化下公共财政的压力。同时，港府绝对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包括退税、复建居屋等作回应。现在，派钱虽然可以远超市民期望，带来一剎那的兴奋，但是不久后市民清醒过来，加上舆论的猛烈批评，政府实在难以招架。尤其严重的问题是，部分中产阶层人士会质疑，政府作为香港公共财政的看门人，怎能慷他人之慨，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而且，有关措施令部分本来有机会受益的在职人士，变成一无所获；亦令部分较具争议的群体，由无变有。受影响的人士包括内地来港新移民、18岁以下已离校工作的年轻人、仍未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外地专才、居住在外地的香港永久居民等。若然港府以为这些群体的组织动员力不足，所以可以忽略其利益，便大错特错。因为派钱措施一次过挑动内地人与香港人的矛盾、世代之间的矛盾、外地居住与本港居住的香港人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将会在舆论里不断发酵，结果最终是打击政府管治威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1-04-05 欧盟的共同外交要在国际外交中立足，首先面对的挑战就是能否超越其成员国的外交政策以实现其“超国家”的功能，美国主动向北约移交指挥权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欧盟这一需求。 3月24日，利比亚的内战硝烟弥漫之中，北约全面接管了多国部队联合军事行动的指挥权。观察家们对于美国此次移交指挥权有着诸多分析，但是人们似乎忽略了，此次空袭利比亚，恰恰给予里斯本条约后的欧盟一次作为新型的外交主体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亮相的机遇。 2009年12月1日，欧盟宪法性质的《里斯本条约》正式生效，标志着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 (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 结束了以“跨政府”形式而存在的历史，正式开始发挥“超国家”的外交功能。虽然其决议仍需欧盟理事会“全体一致”的表决，与一个真正的“超国家”外交平台尚有距离，但这是使欧盟成为国际政治力量的重要环节。各成员国对于自身与欧盟的关系还需要通过更多实践以检验得失，而此次多国对利比亚的空袭无疑是里斯本条约之后的欧盟所面对的第一次考验；同时也是一次机遇。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欧盟事实上的外交部长）凯瑟琳·阿什顿女士强调:虽然“不同的成员国对军事行动有不同的看法，但在其它方面意见是一致的”1。此语很好的反应出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目前的外交方式：欧盟各成员国对国际事务可以采取一致态度或联合行动两种手段。 因为缺乏条约基础，因此针对利比亚的联合军事行动不可能由欧盟执行；体现欧盟军事能力的共同外交与安全体系下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 (Commo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CSDP) 还处于融合初期；同时还受到北约的制约。即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针对当时未来的欧盟与北约关系提出过“三D原则”：1，（欧盟）不重复北约实际已完成的工作；2，（欧盟）不降低北约和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力；3，不歧视非欧盟的北约成员国（1,no duplication of...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1-04-04 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坐标，就是人民在内心深处信服、遵守和依赖这个国家的一套管理模式，也就是整个社会在一套平衡的规则之下有序地平稳运行。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超高速发展，财富的积累令世人咋舌，GDP已经排名世界第二，再加上中国这些年一直是美国的最大债主，这些都确实让人觉得中国很厉害，以致不少中国人的言行举止看上去很有自信。尤其是网上的某些言论，更是让人觉得如今的中国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但是，深层观察这些所谓的“自信”，其实还缺乏内在的定力，还有相当大浮躁的成分。从人们内心的感受来看，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自信心还远远谈不上根深蒂固。 我们经常看到，在某些特定的时空，中国人极度自信，可是在其他时候，这种自信却很容易转变为自卑、无奈和愤世嫉俗；在无关个人权益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会说场面话，表示相信中国大有希望，但遇到攸关个人利益的问题时，他们又立即变得消极和迷茫；当中美或中日之间发生各种摩擦的时候，中国人的表现都是爱国的，极力维护国家的利益和声誉，但在平时，人们反而更欣赏美国和日本的社会环境。类似这样自相矛盾的表现，折射出中国人对自己和国家的未来都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感。 有钱人或者中产以上的人们，大多都很崇洋，包括崇尚美国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他们或多或少地都认为在美国生活也许更安全，因此一般都把财富转移到国外。再比如子女的教育，有钱、有势、有门道的家长，基本上都设法把子女送到国外，中国本身的教育体制绝非是他们的首选。 这些现象非常令人担忧。把自己的前途特别是把子女的前途与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说明这个社会必定存在着太多深层次的问题。其一，国民对现状不满；其二，国民不能预知国家的演变方向；其三，国民没有机会和权利去决定国家的命运。人们从国家的发展中得到好处时，却反而对这个国家缺乏信心，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事实，值得整个社会去反思。 中国人对现状的不满，并非是因为衣食住行没有保障，相反，很多人之所以快速地积累了大量财富，就是因为中国的发展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机会。中国人对现状的不满，是对整个社会秩序的不满，包括社会管理方式的进步不大，包括个人权益缺乏无人可以轻易剥夺的保障。 因此，中国现在面对的最大问题之一，并非是过于自信，而恰恰是缺乏自信。当中国人显得自信乃至自大的时候，背后其实存在着很多泡沫。这种精神状态与百多年来中国的曲折历史是有关的。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再到五四运动，中国就一直有这种矛盾的心态。这种心态来自于内外压力和对这些压力的抗争，一方面期待着在世界上出人头地，一方面在遇到外来欺侮和内部压抑的时候感到沮丧和无力。 一直到当代，每当中国有所进步、有所成绩时，中国都要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展示，希望得到外部世界的认可和平等对待。中国以举国之力举办北京奥运会和上海世博会，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这种心态在起作用。用外在的形式来体现和衬托自信，其实依然是一种自卑。当然，外在的形式也能体现中国自强不息的内在价值。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外在的形式贵在自我创造，否则就没有属于自己的内涵。 中国现在的问题，在于一味借用别人的外在形式来填补和掩饰自己内在的不足。这是历史的延续，并非今天才有。从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内在价值日益空洞化，先是打倒孔家店，放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再创造，随之便是误入歧途的西化。在某些时候，这些努力看上去是成功了，但肌肉炼成时，内心却越来越怀疑自己，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精神坐标。 所谓精神坐标，听起来很玄妙，其实不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精神坐标，就是人民在内心深处信服、遵守和依赖这个国家的一套管理模式，也就是整个社会在一套平衡的规则之下有序地平稳运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曾经有一套超稳定的社会架构，虽然朝代更迭，但运行模式却是一脉相承。只是到了近代，这种曾经长期绵延的社会架构被自己、也被西方所打破，结果失去了自我。 因此，要讲大国心态，首先必须找回失去的自己。若在自我迷失中强身健体，那就不可能重塑自己的灵魂，就只能把自己的生存维系于他人的气脉之上。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03-31 中国政府应把稳定物价尤其是稳定食品物价作为大事来管，应把健全社会食品保障体系作为大事来抓。只有这样，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一个基本条件。这个世界上既然有石油武器、金融武器、核武器，就会有粮食武器。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对此也应有鲜明的认识与充分的准备。 2011年的春天来到了，世界却仍深陷在金融危机的寒冷之中。大洋彼岸的美国债台高筑，联邦政府的负债率并不比希腊、爱尔兰低多少。位于曼哈顿第六大道上的“国家债务钟”纪录着美国负债总额，并换算出每个美国家庭所负担的债务量。债务钟上的数字一直在变化，如今它已经超过了14万亿美元。而经历了30多年全球罕见的超高速经济增长的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道亮丽风景线，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更见证了东方巨龙的飞跃。 无论是艰困还是顺利，世界的金融大潮总是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的经济版图。中美两国政府在克服时艰时所采取的具体对策可以不同，但关注民生则是所有政府施政纲领重心所在。“民以食为天”，古今中外道理是一样的。无论是衰退还是繁荣，在金融危机之下，普通老百姓会更看紧自己的钱袋，更关心柴米油盐。不管统计数字多么令人眼花缭乱，人们都会更关注牵系着千家万户一日三餐的食品现实。 “食品券”解决穷人吃饭问题 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估计有450万美国人在官方认可的贫困线（四口之家年收入少于21,756美元）以下挨饿1 。但是，美国良好的社会福利制度很大程度上确保了贫困家庭的食品之需，缓解了金融危机的冲击。在美国为快速刺激经济所投入的资金中，每花9美元，其中5美元就用于贫困家庭的食品消费。 40多年来，美国的“食品券计划”——现在已正式命名为“补充营养援助计划”（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SNAP），让食品摆上数以万计美国穷人的餐桌，成为联邦政府援助低收入家庭和个人购买健康所需食物的重要政策工具。根据CNNMoney.com 报道，美国2010年领取“食品券”的人口比2009年增加了16%，达到4300万人，这意味着平均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人领取“食品券”。在田纳西州、密西西比州、新墨西哥州和俄勒冈州，这个比例达到约五分之一，华盛顿特区则是全美最高的，有21.5％的人口以此为生。2 美国人持着“食品券”就可到超市去买食品，它等价于货币。领“食品券”的，不必是美国公民，只要有绿卡、在美国生活满5年并已接受过其他的补助即可。对孩童来说，不管国籍，都有资格领取。 在波士顿中国城附近，笔者见到政府设立的一家专供穷人吃饭的“饭馆”，到吃饭时间就有人排着队等候免费餐。这也许会让懒汉们钻空子。但是，这样的救助对于稳定社会，在政治上是可取的，在成本上是划算的，在人道上是应该的。 当然，在美国两党政治中，有关保持或减少“食品券”拨款的斗争在两院从来没有消停过。众议院共和党的预算提案是要把“食品券”削减到2007年的水平。共和党研究委员会提出，作为“福利改革”立法的一部分，要把四口之家每月294美元的食品券减去59美元。该研究委员会获得三分之二的众议院多数支持，是保守派的大本营，由大部分的“赤字削减狂躁症”和极端分子操纵。共和党人估计，通过削减社会福利方案的方方面面，在十年里可以节省1.4万亿美元，但仍能帮助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家庭。即使在2010年民主党人控制众议院时期，为了保持“食品券”的拨款，也试图与其他势力集团进行政治交易。目前，这种恶性政治更为严重，当局甚至推出一个粗暴的规定，即如果一个家庭有一名罢工者，将会被拒发放“食品券”。 美国视粮食为战略武器 笔者从1986年到美国，发觉这些年来美国的食品价格基本上没多大变动。美国中小学都向学生提供早饭和午饭，两顿饭都按照孩子的营养所需配置，仅收1美元。即使在中国国内，1美元也不算什么钱。但是，在美国许多咖啡馆，1美元已能喝到很好的咖啡。麦当劳套餐的价格仅几美元，汉堡包和薯条的份量还比中国多，而且饮料是随便喝的。到一般中餐馆点鱼、虾、肉等四个菜的四人午餐，也仅40美元左右。一个三口之家，如果不上餐馆，一个月购买食品的开销平均大约在300美元左右。相比于美国，目前中国的食品物价还是相当高的。中国一个三口之家，如果不上餐馆，参照美国家庭的伙食水平来生活，一个月花3000元人民币可能都还不够。 美国人能够吃到最便宜、最丰富、最安全的食品。究其原因，既与美国优越的自然环境、发达的农业科技和严格的食品监督分不开，更重要的是美国朝野对食品问题的重视。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就意识到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粮食在战时可以成为武器。他于1917年指定专人负责独立的美国食品管理局，确保民众和同盟国有充足的粮食供应，减少海外供应，不让敌国获得美国的粮食。“粮食将赢得战争”是当时的口号。在口号后面还有许多配套政策，比如对农场主保证价格公平，鼓励民众改变饮食习惯等3。 笔者认为，美国有很深的国家意识把粮食当作战略武器。既然是战略武器，那么就会相当重视，就会该出手时就出手。联系到中国的食用油上下游产业已被美国悄悄控制（可能不仅食用油一项），许多生物资源也已被美国制药公司垄断，转基因的美国种子正在吞噬和剿灭中国的传统优秀物种……再联系到中国是一个地少人多的国家，全球气候又不正常，灾害频发，吃饭问题在中国是最大的问题。谁也养不了巨大的中国人口，吃饭问题还得靠中国自己解决。如果粮食的主动权不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将引起严重的后果。 美国也曾发生罐头或肉类被召回的事件，但为数不多，且赔偿极重。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直属美国健康及人类服务部管辖的联邦政府机构。顾名思义，其主要职能是负责对美国国内生产及进口的食品、膳食补充剂、药品、疫苗、生物医药制剂、血液制剂、医学设备、放射性设备、兽药和化妆品进行监督管理，同时也负责执行公共健康法案(the Public Health Service...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1-03-31 管治当局需要未雨绸缪，及早着手应对可能出现的“反核”社运。应对当有新思维，既要加强港府内部的协调、联动，又要加强与北京、广东的沟通与互动，并在整体框架下思考社运的特点，谋划对策，争取掌握议题的主动权，引导社会理性讨论，避免“反核”发酵、政治化。 3月11日，日本东北遭遇地震、海啸和核事故的“复合式超级灾难”，举世震惊。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核泄露事故，为继美国三里岛、前苏联切尔诺贝利之后的第三起核灾。灾难当前，足为殷鉴。各国政府开始着手检讨核能发展方向，评估自身核安全，中国暂停审批新的核电项目，德国宣布关闭老旧核能反应堆。与此同时，全球各地的民间“反核”、“停核”之声再起。 这是全球化时代的核危机，亦是核危机的全球化。际此信息时代，拜媒体24小时不间断跟踪报道与互联网快捷传播之赐，全球民众得以第一次通过电视画面直击核危机，第一时间同步“围观”核危机，而对核辐射的惊惧，势必比以往产生更大的心理震撼力。过去的“反核”浪潮多集中于欧美发达国家，但是此次在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等地也出现了“反核”示威。“反核”也并非单纯的环保运动、社会运动，台湾3月20日的“反核”游行实际上被绿营所绑架，成为蓝绿之间攻防的政治议题，近期内会继续发酵。 铜山西崩，洛钟东应。福岛“核危机”发生后，香港民众同样感受到巨大的心理冲击，从“抢购日本奶粉潮”到“抢盐闹剧”，惊魂连连，民众信心之脆弱可见一斑。所幸闹剧迅即平息，社会秩序整体波澜不兴。检讨港府此次应对日本“复合式灾难”的表现，可以说反应迅速，措施得力，部门协调有度，信息发布畅顺，其中每天下午四点半的港府新闻发布会尤其可圈可点。相信在随后的民调中，港府的支持度会从“预算案风波”的低谷中有所回升。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反核”在港尚未形成气候，仅仅有零星的抗议，3月20日的烛光晚会只有500名左右市民参加。但是，“反核”之风已在孕育。从公开的报道可见，绿色和平组织承认正在部署全球“反核”，而其香港支部更计划“吸纳更多的社运青年加入反核行列”（香港《明报》3月20日）。3月29日，在绿色和平组织的发起下，一个名为“大亚湾民间监察会”的组织宣告成立。香港不少媒体的关注焦点逐渐从报道福岛核危机，转向聚焦香港核安全，从核危机应变计划到核废料的处理等等，审视各个环节，一一加以剖析。部分时事评论员已开始在报端呼吁市民“反核”（王岸然《港人要站出来反核》，香港《信报》3月23日；黎广德《与核同眠要多安全才够安全？》，香港《明报》3月24日），部分政党不断举办小型的“反核”活动。 风起于青萍之末。虽然“反核”之风在港未成气候，但是在当今时局下，未来很有可能不断政治化，发酵为一场影响巨大的社会运动。 首先，“反核”在港不乏民意基础。从历史来看，距离香港仅50公里的大亚湾核电站（“大核”）兴建之时，曾遭遇百万港人签名反对。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全球核电产业迅猛发展，反核浪潮相对沉寂。但是，“大核”一旦出现任何小型故障，香港媒体例必重点报道，指责港府监管不力之声不绝。从社会组织来看，NGO组织在港一直表现活跃，世界性环保组织大都在香港设有分支机构，绿色和平组织的香港支部更是“反核”之中坚力量。从现实来看，一方面香港为核电所环绕，临近香港的广东核电项目包括已建成的“大核”、岭澳核电站与在建的陆丰、台山和阳江核电站；另一方面，香港的电力需求也越来越倚重核电，按港府环境局去年提出的规划，核电占香港电力供应的比例，将从目前的23%，到2020年增至50%。环保团体当时即对此表示反对。在福岛核危机的阴影下，民众必然更为忧心核安全，社会“反核”声浪势必更加强烈。 其次，香港当今政局不容乐观。从2008年5月扩大“问责制”引发政治风波以来，港府的民意支持度一直低迷，长期陷于管治困境。施政一旦出现瑕疵，反建制势力即抓住议题，迅速集结，对港府形成政治压力，酿就政治风波。今年2月，财政预算案公布后在香港社会引发轩然大波，政府民望再遭重挫。从今年年底开始，香港未来将接连面对五场选举，任何议题都有可能被政治化，被发酵、放大。 第三，社会运动在港方兴未艾。2003年的“保护维港”运动，可以说是个香港社会运动的一次转折性事件。自此以后，举凡涉及古迹保育、旧区重建、环境保护的议题，一再发酵为社会运动，当中不乏激进的社运人士与代表建制的警方发生肢体冲撞。从天星钟楼、皇后码头到高铁、菜园村，一次次的抗议事件，能量不断积累，香港社运实现了“范式转移”。 香港特区行政会议成员张炳良曾将之概括为“新冒起的‘身份政治’”。他指出，“文物环境保育意识的抬头，从深层次观察，乃根本性社会转变的冰山一角而已。转变源自香港由殖民地变为高度自治的特区，以及与此同时出现的九七前后的世代交替”。“体现本土认同及本土意识的往往是环绕发展及保育议题的事件，但是深层的条件却不止于保育事件，而是在脱殖走向自主过程中寻求身份定义的根本动力，而此动力也反映于对普选政治的追求”（张炳良《香港的“身份”迷思》，《本土论述2008》P81-82）。 在福岛“核危机”的阴影之下，港人必然更加关注自身的家园安全，“反核”更易引起共鸣，同时又契合香港知识阶层、中产阶层对只顾经济发展的“中环价值”之批判，加上部分港人对内地的有众多疑虑、不信任，有可能发酵成为新一轮的本土社会运动。 管治当局需要未雨绸缪，及早着手应对可能出现的“反核”社运。应对当有新思维，切忌孤立地就核论核，片面地就安全谈安全，而应该既要加强港府内部的协调、联动，又要加强与北京、广东的沟通与互动，并在整体框架下思考社运的特点，谋划对策，争取掌握议题的主动权，引导社会理性讨论，避免“反核”发酵、政治化。 第一，把握主流民意，占据道德高地。所有政府都必须以民为重，关心民众安危，唯此方能获得民意支持。民众忧虑核安全，希望核电机构提升风险应对能力，希望港府加强对邻近地区核电设施的安全监管，要求涉核事务提升透明度，而并非完全一味反对发展核电，这是当前民意的大方向。当此之际，如果仅由个别专家从科学角度解释核电安全，或者某个政策局长强调“大核”运作无碍等等，或会显得言不及意，与民意较疏离。而于适当时机，由港府高层主动宣示港府对本港核安全之关切，回应主流民意一致，效果或会更佳。 第二，加强政策研究，注重部门统筹。不能由单一的政策局孤立地、被动地回应媒体、议员、压力团体的质疑，而应该建立跨部门的协调机制，提高回应社会质疑的层级。保安局、环境局、政制及内地事务局、新闻处等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定期沟通，加强政策研究，包括核电发展规划、核危机应变计划、两地沟通机制、全民教育等等，不仅要快速回应媒体查询，更要及时主动发布措施。 第三，加强两地互动，强化沟通机制。核电设施均在香港以外的广东，又涉及央企，香港必须加强与内地的沟通。内地有关部门须从支持特区管治角度来理解港府的诉求与关切，在进一步加强自身管理的同时提升透明度，特别是加强与香港各界的互动，包括政府、议员、媒体、环保组织等等。可以说，内地核电机构的严格管理和透明开放，是对港府管治最大的支持。“大核”已在近日接待香港传媒的参观采访，快速回应了香港舆论，有助消除某些疑虑。长远而言，有关部门应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其人选不仅要深谙核能专业知识，更要对现代公众传播有深刻的理解与认识，特别要对可能引起公众关切的问题反应敏锐，第一时间站出来消除公众疑虑。另外，目前两地涉核的联络机制是否需要提高层级，也需要慎思。 第四，主动接触环团，影响意见领袖。港府要保持与环保团体的密切接触、沟通，即使是反对者的诉求，也要以开放的姿态认真予以倾听，同时要加强与社会意见领袖的互动，吸纳他们合理建言，争取他们的支持，借助他们的影响力来引导社会理性讨论核安全。善用学术平台、咨询平台、媒体平台，展开多方的对话，既教育民众，又化解环保团体和政治团体的压力。另外，香港的社运参与者多为年轻人，他们擅长使用Facebook等网络社交媒体来联络、发动，号召力巨大。因此，对于网络上的民意动向，港府也应保持高度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