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11-23 治理既得利益集团的前提是执政党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壮大及其对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改革产生的危害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同既得利益集团进行切割。没有这种认识和决心，对既得利益集团的治理只会隔靴搔痒，不会有成效。 利益集团是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但近年来，这一名词却成为大众话语的一个流行话题，无论是一般民众，还是专家学者，抑或政府官员，每每谈起中国改革的止步不前，无不把它归咎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但对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具体所指，大家却又语焉不详或欲言又止。笔者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固然说明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势力太强大，但亦愈加反衬出，对于这个问题不能再回避了。 判断既得利益集团的三个标准 要弄清谁是中国改革的真正既得利益集团，首先要对利益集团的概念进行界定并确立判断标准。经济学一般把利益集团视为“一个由拥有某些共同目标并试图影响公共政策的个体构成的组织实体”。按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所阐述的观点，利益集团的产生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二是存在“选择性刺激”。人数少意味着单人影响力相对提高，个人行动向集体行动的过渡成本降低；选择性刺激则意味着集体行动的产生具有激励机制。 既得利益集团也称特殊利益集团，是利益集团中集体行动能力非常强的群体，奥尔森把它叫做“分利联盟”，意即指在社会总利益中为本集团争取更多更大利益份额而采取集体行动的利益集团。在奥尔森看来，政治的、部门或行业的、地区的以及“阶级”的群体，都可组成“分利联盟”。 不过，当我们把奥尔森的“分利联盟”概念移植到中国，用来指称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或既得利益集团时则要注意，奥尔森的“分利联盟”或者既得利益集团是在西方利益集团发展相对成熟的环境里产生的。中国这些年来虽然利益集团的发育很快，利益集团也初具雏形，但并没有像前者那样具有明确的集团意识指向和集体行动的主张，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化体系，因此利益集团对国家政策的影响是以一种隐秘的形式进行。这是两者的不同之处。 尽管如此，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是具有利益集团的一般特点，它包含这样几层意思：一是既得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非常的或不正常的利益”；二是既得利益的核心是物质利益，另外还有权力、名誉、地位等，权力的背后意味着利益；三是既得利益主体是一定数量的人群，可称之为既得利益者、既得利益群体或既得利益集团。由此，可将既得利益集团表述为：对公共权力和资源享有支配权的部分人或社会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或者利益联盟。 从上述分析看，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具有以下一些特征：一是群体的狭隘性，这只是一小群掌握权力和资源的权贵，不代表社会大多数；二是形态的模糊性，如前所述，这一小群权贵虽然从实质上构成了一个集团，但并没有一个确定的主张，也不是一个明确的组织，如果不深入其中，很难见其真面目；三是获利的非正常性，利益集团财富的获得并非通过诚实劳动、守法经营而致富，而多是通过寻租、官倒、垄断、侵吞国有资产等非正常手段取得；四是行为的表面合法性，除了一些违法行为外，利益集团对公共资源的占有从形式上看具有一种合法性，一般是运用权力并通过对组织、制度、政策进行影响、干预，维护或获取他们特有的共同利益，故其一切活动都有法律、制度层面的“形式合理性”，并为了显示这种合法性，往往将小集团的利益置换成社会的共同利益；五是利益的排他性，由于社会总体资源的有限，利益集团只热衷于在集团内部分配和共享权力与利益，排斥其他社会成员的介入和分享；六是权力的至上性，中国的利益集团以权力为核心，按照权力的大小和亲疏远近来分配和占有社会的公共资源与利益。 据此，笔者提出判断既得利益集团的三个标准。其一，他们攫取了来自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收益，并且将继续从改革开放中攫取更多收益；其二，进一步的社会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会损害其利益，因而他们对限权的政治改革持消极态度；其三，他们也有很大的能量阻扰改革的进行，或者将改革从有形化为无形，或者将改革带来的危机和不利转嫁出去。一个集团如果同时符合这三条标准，可以称之既得利益集团。 中国的七类既得利益集团 尽管多数学者和官员只是笼统地谈论既得利益集团，但也有研究者试图为他们归类，如有将既得利益集团分成垄断国企利益集团、政府部门利益集团、官商勾结利益集团、身份血缘利益集团等几大类；有将既得利益集团分成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包括房地产商、矿主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在内的民营企业家，以及包括政府官僚和国企官僚的腐败官僚；也有将既得利益集团分成垄断行业的部分企业高管、少数党政领导干部、某些有背景的民营企业家等。 虽然这几类既得利益集团的划分在内在逻辑上有些混乱，也不科学，但总的来说，它们把几个重要的利益集团都囊括进来了。按照笔者前述的利益集团划分标准，尤其从其与权力的结合程度及对公共资源实际占有的程度来看，大致可把既得利益集团界定为以下七类： 一类是中央部委特别是有很大审批和管制权的部门，即所谓的强力政府部门及其官员。中国不是一般的政府主导的国家，还是一个集权制国家，社会的权力集中到政府，基层政府的权力集中到上一级政府，全国的权力集中在中央。但政府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真正负责管理的是政府的各个组成部门。所以，集中到政府的权力其实被分割到各个部门，而部门的权力又掌握在政策制定者和具体操作者手中。由于这些年来强调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与社会管理，在这一名义下，中央各部门特别是直接负有宏观调控和社会管理之责的部门，管制权和资源配置权越来越大，他们在对经济的调控和社会管理中形成了独特的部门和个人利益，寻租和腐败充斥其中。比如，发改委前些年一个被法办的小小的民航处处长，就能令某省的省长等候其“接见”，盖因这位处长掌控着全国的机场建设和航线审批权。 第二类是地方政府及其相关官员。中央部委虽然位高权重，尚有一定约束，相比之下，地方尤其是省以下的各级地方政府，实质性的约束力更弱，有些连形式上的制约都没有，这无疑使得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特别是党政领导，在发展经济的冲动下，更易把权力腐败化、资本化。这些年来，在招商引资、城市化、土地买卖、房地产发展等体现地方政府政绩和利益的活动中，很多党政领导把自己掌握的公权力市场化，通过各种途径设租、寻租，轻易获得超常规利益，造成一部分国家财富以各种渠道或公开或秘密地变成了自己的财富。近年曝出的一些大案要案，受贿金额动辄几千万上亿，多数都发生在地方。地方官僚集团还在房地产调控、高耗能产业发展、食品安全整顿、高速公路收费清理等几乎各个方面，都形成了一个个与全国利益有别的独属于地方小集团的利益。 第三类是国有垄断企业特别是央企和地方重要国企及其高管。政府对经济的主导主要是通过国企尤其是央企体现出来的。央企和重要的地方国企凭借国家和地方赋予的政治特权、经济特权与金融特权，获取超额利润。它们对重要公共资源的占用和支配权，把本应归社会共享的成果变成企业利益，还利用对公权力的影响力，使政策向自身倾斜。垄断国企和行业还包括银行、金融机构等，它们千方百计不让其它社会资本进入，甚至就业也只对本企业或行业的子女开放。因此，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甚至世袭的、阻碍收入公平分配的利益群体。 第四类是跨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即俗称的“洋买办”。跨国资本也是中国30余年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但它们非中国资本，这里存而不论。不过，跨国资本之所以能在中国市场受益巨大，原因之一是有一个为自身利益而出卖国家利益的“洋买办”，他们早年通过官倒或价格双轨制起家，后来多数在国外金融财团、中外合资的金融企业、跨国公司等任职，通过与国内高层的亲朋关系，充当外国机构的代理。改革开放前这些高层保有政治上的特殊地位，现在他们同时取得了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权力与资本结合，也就改变着自身的性质：权力依靠资本自肥，而会主动为资本服务；资本利用权力，直到直接掌握权力。“洋买办”近年在国内资本市场攻城略地，他们是国企改革和国内资本增值的主要分肥者。 第五类是房地产开发商。之所以要单独把房地产开发商拿出来，是因为在近年来房价的疯狂上涨中，开发商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食利者角色。房地产是一个与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紧密结合的行业。无论从地方财税、GDP增长还是就业来看，房地产在多数地方都是支柱产业，没有房地产提供的财税和土地收入，一些地方政府恐怕连生存都成问题。正因为此，开发商也就有挟持政府的力量。在国家的多次房地产调控中，房地产商都联手上书，改变国家调控的方向和内容。因而，房地产也是寻租和腐败发生最多的领域之一，很多政府官员都倒在房地产上。另外，房地产也成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渠道，产生了国内最多的富豪。 第六类是大的民营企业和民营资本，包括民营房产商、煤老板等实业资本家和金融资本家，他们是目前富豪榜的主要成员。在他们的发迹过程中，少不了寻求权力的庇护。其实，权力和资本的结合不分性质，只问大小。资本在做大后，很少没有与权力结合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主导市场的社会，用钱来换取安全和更多发展的资源与机会，就成了很多民营企业家的必然选择。 最后一类，是依附于上述各类利益集团之上的部分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主要在体制内供职，也包括一些所谓体制外学者。专家学者掌握着知识资源和专业权力，包括舆论和话语权力，他们通过为其他利益集团提供服务的方式，主要是提供理论的指导、政策的咨询，以及对财富“合法性”的论证来进行利益输送。比如，一些经济学者、法学专家、行业协会领导以及媒体高层，与政府和资本的关系非常密切，成为后者的座上宾，他们往往身兼多个政府和企业的顾问，在多家上市公司中任独立董事，以自己的影响力为这些政府和企业游说和谋利；一些专家学者受雇于政府部门和企业，包括跨国公司，在他们的资助下从事研究，名为其提供政策咨询，实是他们想借助专家学者的研究影响国家决策；一些媒体充当利益集团的喉舌。更有一些专家学者（主要是某些名家）与政府官员、企业高官，组成某些排他性的小团体，结成隐秘的利益联盟。 上述七类人还可以进一步把他们归类，分为权贵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一、二、三类，其组成人员是政府官员和国企高官；金融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四类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洋买办”、民营金融资本家；实业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五类一部分和第六类一部分，其组成人员是从事实业的民营企业家；知识资本利益集团，包括前述的第七类，其组成人员是专家学者和专业人士。他们基本囊括了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是中国前30年改革最大的受益者。 尽管和社会大众相比，既得利益集团的人数不多，但由于他们掌握着社会的实际控制权和几乎各方面的公共资源，因而能量非常大，能把有利于社会大众的改革举措消解，或者变通执行，或者直接将本部门、本行业、本阶层的利益打包，以改革的名义，让全社会买单。这些既得利益集团才是中国改革的最大反对力量，虽然他们往往以“改革者”的面目出现。...
admin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11-18 此次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关于银行业改革建议并未动摇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基础，改革新政的推行将有助于逐渐提升英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并可能在长期之内成为强化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推动力。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和一些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对以往的监管模式和监管实践进行总结与反思，纷纷推行新的监管理念和监管举措。为增强银行业的稳定性，保护消费者和纳税人的利益，在英国政府的倡导下，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ICB）于2010年6月成立，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为评估英国银行业的状况并且推进银行业改革。2011年4月，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发布了英国银行业改革建议的中期报告，确立了英国银行业改革的方向。本文试对英国银行业的新变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进行初步的探讨。 英国推出银行业改革新政的背景 与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金融监管机构相对中立的改革动因不同，许多国家的金融监管当局则是直接以本国实际情况为出发点来推进银行业改革。英国推行银行业改革新政，其背后有深层次的原因。 1、银行经营管理存在诸多弊端 长期以来，英国银行业的经营管理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例如银行业过高的经营杠杆率、混业经营模式下不同业务缺乏必要的隔离、高奖金麻醉下管理层风险意识淡薄等等。这些弊端为英国银行在金融危机之中的糟糕表现埋下了隐患，导致其在危机来临时毫无防备能力。这种状况客观要求英国监管当局对症下药，通过推行具有针对性的改革方案，彻底消除银行业的自身弊端，促进银行业稳健性的不断提升。 2、国际金融危机重创英国银行业 尽管英国并非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和重灾区，但英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部分银行遭受挤兑风潮甚至濒临破产，银行业的功能严重弱化，政府不得不注入大量资金进行救助，以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 国际金融危机暴发以后,英国政府出资收购了北岩银行（Northern Rock）100%的股权、苏格兰皇家银行（Royal Bank of Scotland，RBS）83%的股权，以及劳埃德银行（Lloyds）的41%股权，并通过特别流动性计划为巴克莱（Barclays）和汇丰（HSBC Holdings）等大型银行提供了大量的应急资金支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测，英国政府在金融危机中的对银行业救助的成本将达到1320亿英镑，占英国GDP的9.1%。1 巨大的救助成本严重损害了普通纳税人的利益，也更加坚定了英国政府推进银行业改革新政的决心。 3、顺应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趋势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蔓延反映了原有金融监管模式的不足，凸显了改革金融监管模式的必要性。国际金融危机暴发后，巴塞尔委员会制定并出台了新一代资本协议(巴塞尔Ⅲ)，主要在强化资本监管和流动性风险管理方面设定了新的要求和方法，并且为实施新资本协议制定出较为详细的时间表。美国金融监管当局则颁布了《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在限制单个商业银行规模和限制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自营交易两个方面制定了较为严格的规定。其他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瑞士、意大利等也分别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加快了金融监管改革的步伐。 在国际金融监管机构和各国纷纷改革金融监管模式的背景下，英国金融监管当局也顺应国际金融改革的新趋势，根据英国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进行金融监管的必要变革。 英国银行业改革新政的主要内容 英国银行业独立委员会秉承提升银行业稳健性、保护纳税人及消费者利益的基本职能，主要从四个方面提出了对英国银行业改革的建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占阳 2011-11-15 中国现在急需更高层次的理论才能指导未来，但任何现成的理论又都不够用，这就需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大框架内展开创造性的大综合，并在综合的基础上继续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效应对目前已经非常严峻的大挑战。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其局限性，关键就是肯定“八大”路线，也就是仍然肯定“三大改造”。但是，根据笔者的考证，这并不是小平同志的本意。实际上，那时他在心里已经否定“八大”路线了。小平早在1977年、甚至可能是早在1975年，就已重新肯定“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和否定“三大改造”了，表述方式是把社会主义时期的起点上溯到1949年。后来这类论述就更多。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最开始的思路就是回到新民主主义去，只是把“新民主主义”叫做“社会主义”，后来又叫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刘少奇更是早在“文革”前就已婉转地否定了“三大改造”。 现在非公经济已占到65％以上，再肯定“三大改造”无疑是倒退。小平所说的“照搬苏联模式”实际指的就是“三大改造”，至少在经济领域是这样。所以小平南方谈话只讲两个革命，一个是推翻三座大山，一个是改革开放，已经把那个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从革命序列中剔出去了。小平的意思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直接导致社会主义，《共同纲领》规定的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改革开放就是对于“三大改造”造成的僵化体制的革命。这才是邓小平理论的本意。现在已应明确这一点，不能再肯定“三大改造”了，否则就会后患无穷。 历史上的两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笔者经过系统的历史考证，发现实际有两个“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一个是延安时期的国共合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它在建国后修改《毛选》时被刻意掩饰掉了。当时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背景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合作后国民党就向共产党提了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现在合作抗战，战后再接着打内战？共产党回答说：我们不仅现在合作抗战，而且将来还要合作建国。这就是王明主导的1937年12月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后来毛泽东就沿着这个思路提出了关于国共两党合作建国的理论学说，这就是原版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也是最开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二是建国前后提出的第二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这种理论论述的已经不是国共合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是中共一党执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了。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前后，毛泽东即开始酝酿这种新理论，到1948年的九月会议时，即已初步形成了。它的新内容主要就是“社会主义因素主导论”，这是延安时期所没有的。毛泽东据此私下里认为这种社会实际已是初级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因为“质为主要方面所规定”，“主要方面即主导方面”，所以社会主义因素为主导方面的社会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无需社会主义经济占多数。但他又说“还是叫做新民主主义比较好”，但这实际已是一种策略性的提法了。这时实际也已开始出现“左”的倾向了。这就是这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真相。这也表明，毛、邓都认为《共同纲领》就是社会主义。 延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民主性没有问题，至少在制度设计上没问题。当时国共两党的争论焦点实际是搞总统制还是搞议会制。国民党主张搞总统制，共产党主张搞议会制。搞总统制就不能搞联合政府，搞议会制才能搞联合政府，这就是其中的奥妙所在。中共当时设计了一个“新民主主义联合政府制”。《论联合政府》中建国后被删去的一段话解释了这种制度的内涵，这就是：无论是共产党成为议会中的多数党还是成为少数党，它都应当参加政府，成为联合政府的一员，因为中国离开了代表人民的共产党就办不成事。民主党派当时接受了这种制度设计。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标准是共产党参加政权，所以毛泽东甚至讲到过“新民主主义的意大利”。联合政府制与自由竞选不矛盾，因为要进入议会和成为议会多数党就要靠竞选。1946年政协会后，中共中央曾有内部文件表示对于赢得竞选很有信心，这是当时的心里话。 第二种“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当然也讲民主，但因在制度设计上没有解决好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所以就在实践中变成了新权威主义。刘少奇曾在1951年力主搞好选举，提出“选举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原动力”，但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被迫检讨，民主革命也到此中断。邓小平后来提出搞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实现民主化，实际就是要继续推进民主革命。但必须解决好一党执政与自由竞选的关系问题，否则就会寸步难行。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精华与局限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有哪些精华？ 一是对于私有制和资本主义毫不避讳，而且肯定得非常充分和明确。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合作社也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社，中国应该让资本主义有一个广大的发展，应当是重点发展民营经济而不是重点发展国营经济，应当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发展商品经济，不应触动私有制。这个说得非常透。 二是认为在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基础上也可以实现民生幸福，即实现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共同富裕。这就跟《资本论》很不一样了。《资本论》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导致两极分化。毛泽东则说我国通过实行劳资合作、劳资两利、扶助中农等等政策就能使私有制下的商品经济导致共同富裕。建国初期他和刘少奇还曾认为可以通过税收实现社会主义。这些都是当时很先进的思想，在国际上也是很先进的思想。这是一个很大的理论创新。从今天的观点看，就是提出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 三是延安时期对于自由、民主、宪政讲得很透彻，是党史上讲得最透彻的时期。即使是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这些论述的基本精神也仍然是适用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等等则在民主论述方面比延安时期差远了。这里当然有环境限制的因素。邓小平也是从延安时期走过来的，而且当时是政委，当然熟悉当时党的民主理论和论述。而且从笔者的仔细研究看，邓小平所设想的政改目标也仍然是最终实现宪政民主，只是他不便于把话说透而已。但他不便说透的话可以由延安时期的毛泽东、《解放日报》等等来说透。中共急需恢复自己的民主理念、民主精神、民主传统和民主形象。此点至关重要，足以决定生死存亡。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完全可以在这里大放光芒。笔者认为，有三个毛泽东思想：延安时期的、西柏坡时期的和“三大改造”及其以后的。在宪政民主问题上，延安时期的毛泽东思想最有价值。但我们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化解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矛盾，这样才能实现这种继承。 四是以阶级合作、劳资合作为主线，整个社会都是阶级合作的社会，并使阶级斗争限制在保障阶级合作的限度内。指出劳资双方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这当然也是一大亮点。 五是普世价值与阶级社会相统一。一方面承认新民主主义社会仍然是阶级社会，另一方面又主张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这里的关键是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四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可以实现普世价值，而不是只有到共产主义阶段才能实现普世价值。这就超越了传统的阶级价值论，也是一大理论亮点。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主要有六种局限性。 一是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必要性、必然性和长期性缺乏足够的认识，理论基础比较脆弱，策略因素参杂其中。毛以策略性为主，刘以理论性为主，所以毛转弯后，毛、刘的分歧就出来了。周、邓也是以理论性为主，在毛转弯后仍然坚持，结果遭毛严厉指责，被迫放弃。策略性为主是不对的。 二是误认为苏联模式那一套就是社会主义，主张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前途就是实现苏联模式。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三是误认为苏联模式蒸蒸日上，“西方资本主义”日薄西山，所以现在已是前者取代后者的历史时代了。这显然是说反了。 四是囿于传统的理论概念，仍然认为私有制、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公有制、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范畴，又不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普选制就是社会主义首要政治制度的思想，因而仍然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视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的社会，没有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人民性本身就已是它的社会主义方面了，没有认识到发达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社会了，因而也没有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实质上已是属于“市场社会主义论”范畴的新理论了。这样，虽然提出了一套很好的制度设计，却又不大珍惜它，认为苏联那一套才是最好的，前途就是照搬苏联模式。...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11-14 从“占领华尔街”的游行队伍到许多媒体的访谈节目，都体现出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正逐渐成为选战的主基调。许多选民表示，不管对候选人有何不同意见，至少将投票反对愚蠢的战争。 奥巴马总统终于宣布，今年年底从伊拉克全部撤出美军，共和党马上群起而攻之，批评奥巴马此举意在明年竞选连任。他们真健忘，奥巴马之所以能上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承诺将会很快结束小布什发动的两场战争。 受困于前任共和党总统留下的那个烂摊子、欲振乏力的经济、你死我活的两党政治以及非常有限的政策调整空间，奥巴马的民意满意度已经下降了很多。奥巴马此时这样做，或许有竞选方面的考量。但假如共和党总统在台上，也会这样做。毕竟美国人民已经极其厌倦无休无止的海外战争，尤其在金融危机越来越深重的形势之下。 反战成为主流民意 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弊端通过政客们无休无止的恶斗，已暴露无遗。无怪乎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的选举制度不合理，完全忽略了中间选民的意愿。无党无派的中间选民人数庞大，他们不可能有候选人，他们的政治主张被两党政治扼杀。实际上，美国的民主非常有限，大选被金钱所绑架，候选人上台要大笔花钱，上台后自然要“还钱”—回报捐助和支持过他的利益集团。 所以，头脑清醒的美国人会说，民主党和共和党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他们与华尔街财阀和军工业巨头睡同一张床。美国并没有所谓的“金融危机”，美国只有“消费危机”。只要把美国的军队送回家，钱就有了，就可以有钱解决美国的国内问题。 最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中领先的罗姆尼，他对大企业和大富豪减税的立场，如何使他能找到钱，再去扩大美国的海外军事行动？现在看来，他是一位非常危险的候选人。他除了继续消耗美国国力，掠夺别国资源外，别无它长。美国在国防上的花费，已经超过地球上所有国家的总和。如果以罗姆尼为代表的鹰派势力在明年大选中顺利登场，那么这绝非美国人民之福，更不是世界人民之福。罗姆尼这种战争倾向，是共和党右翼的典型症状。不管他用如何漂亮的词藻加以包装，或者用耸人听闻的危言蛊惑民众，他的言论已经引起美国社会的警觉。从“占领华尔街”的游行队伍到许多媒体的访谈节目，都体现出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正逐渐成为选战的主基调。许多选民表示，不管对候选人有何不同意见，至少将投票反对愚蠢的战争。还有选民表示：为什么媒体没有指出罗姆尼和切尼之间的密切关系？除了站在切尼的立场上，罗姆尼不会有别的新东西。选择罗姆尼事实上是让切尼重新掌权，他将带来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使美国在国际上蒙受更多的耻辱…… 但是，反战这一主流民意，不管是在竞选过程中还是在媒体的宣传里，要么是被刻意淡化了，要么是被更严重的问题所遮掩了。实际上，美国选民左、中、右的划分，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战争的立场，而不仅仅是党派。选民对战争的看法，有的只停留在认识上，有的带有宗教情结，有的则带着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更有的直接是利益相关者。战争问题总是贯穿美国的政治生活，在竞选的大气候下，即使在辩论别的题目，仍然隐隐约约地飘着它的影子。随着选战的深入，反战问题会越来越敏感。事实上，战争跟经济的关系密切，无法回避。二战以来，美国史就是战争史，一直打到今天，还没有停下来。美国通过战争，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至于像吸毒那样已经成瘾。 对美国全球领导作用和全球利益的竞选辩论，两党都力争保持政治正确。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9月在对两党外交政策精英的讲话中宣称“一个新的美国时刻”来到了，并重申美国领导世界的责任。而罗姆尼在他的外国政策演说中提出所谓的“一个新美国世纪”，重申美国的全球领导，并表示“美国不是几个注定平等的全球超级大国之一”。 极右支持美国扩军 罗姆尼最近在一所军校的外交政策讲话显示，继续支持美国全球军事力量的扩张和投放，将成为共和党候选人重要和敏感的议题。具体而言，他们对奥巴马的外援、多边组织、人道主义干预和与伊朗的外交接触，均持怀疑态度。罗姆尼不仅反对进一步削减国防开支，而且还主张增加军费。即使在共和党内部，显然也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削减国防，但罗姆尼已经选择了增加国防开支的极右翼这一边。其次，他呼吁审查美国的阿富汗战略，以模糊他自己从该国加快或减慢撤军的立场。罗姆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大批共和党人对阿富汗战争感到厌倦。但是，不管是倾向于解决国内经济问题，还是倾向于强硬的国际干涉，共和党内各派都对1945年以来美国全球作用的式微感到不满。在任何情况下，共和党内真正的孤立主义派都是少数。据皮尤研究中心调查，61％的共和党人和倾向共和党的独立人士赞成保持国防开支在目前的水平上，19％的人希望增加。“茶党”的支持者和其他共和党人的数字大致相等。显然，大多数共和党人希望美军留在阿富汗。 对保守的共和党人来讲，罗姆尼更像1992年的老布什，而不是1980年的里根。而2010年后的共和党潮流，大多数是倾向小政府的保守派，希望的是回到1980年，而不是1992年。然而，不应忘记，这两届选举共和党皆因中间偏右的独立候选人出线而获得巨大的成功。共和党最终很可能会选罗姆尼作总统候选人。 罗姆尼投身政坛以来，一直玩着政治游戏，很难让人知道他的真实立场。他曾经选择温和立场，现在则强烈反堕胎；他签署了马萨诸塞州个人强制医疗保健法案，但他现在转而反对奥巴马的医疗改革计划，而该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基于马萨诸塞州的医疗保健法案。同今天民主党的策略一样，他堵住了营业税漏洞，提高了营业税。谈到外交政策，罗姆尼过去赞同多边主义和运用“软实力”来解决国际争端，颇似同样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2004年所提出的政策。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今他已完成向激进右翼的华丽转身。尽管共和党右翼可能对罗姆尼的表现还有些怀疑，但共和党人一定不会考虑独立候选人，因为他们的唯一目标是致力于击败奥巴马。 美国选民厌倦战争 新美国基金会经济增长计划政策主任、《美国战略之路：美国外交政策和美国生活方式》作者迈克尔•林德（Michael Lind）指出：“罗姆尼在军校的外交政策讲话，几乎足以毁掉他作为一个有眼光候选人的声誉。民意调查显示，选民整体上厌倦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亚三场战争……而罗姆尼名单上有各种规模的敌人，大的如中国、小的如古巴和委内瑞拉、以及中的如伊朗。他的讲话似乎倒退到‘911’后散播恐慌的小布什时代了。罗姆尼的新保守主义讲话，透露一旦他当选，他的所为将两倍于小布什”。 美国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依靠宣传造势：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竞选演说以及他们如何使现代美国更好》一书的作者迈克尔•科翰（Michael A. Cohen）认为：“据芝加哥全球事务理事会对外交政策公众态度的年度调查，选民希望美国介入国际事务，但更希望美国的参与有更多的选择性，用更少的战争，并与他国分享负担。只有不到10％的人希望美国在解决国际问题上，继续做杰出的世界领袖。显然，美国人民和其民选领导人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脱节”。 得克萨斯州农机大学布什政府和公共服务学校教授、《和平的幻想：从1940年到现在的美国大战略》作者克里斯托弗•莱恩说：“首先，伊拉克和阿富汗已经成为美国的英国布尔（Boer）战争：昂贵的失败导致‘帝国过度扩张’和加快国家衰亡。第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衰落论者的警告被证明是正确的。贸易和国际收支赤字以及掏空美国制造业的外包，像白蚁一样蛀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最后，众多预测者都认同，在今后十年的某个时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美国，全球力量从西转向东，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将让位给几个平等的大国”。他又说：“通过对基本外交政策的辩论，纠正僵化的思维，我们已经晚了一步。虽然没有人愿意考虑美国的衰落，历史上没有任何强权能够永远保持第一，美国也不例外”。克里斯托弗承认美国这个帝国因扩张过度而走向衰落，一系列错误做法掏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单极超级大国不可能永远存在，可谓勇气可嘉。但是民主、共和两党政客不会赞成他的说法，尤其是共和党。他们为了挽救江河日下的帝国，即使发动战争也在所不惜，现在就忙于推出他们今后八到十二年的代表。...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11-10 互联网已经是中央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一条有效沟通桥梁，最高当局利用网络民意及时掌控局势，对下面的官员进行制衡，消解不稳定因素于萌芽状态。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起源于美国的互联网，可以说是人类在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而且促进了人类精神文化活动的延伸，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 二十一世纪，在相距互联网的诞生地美国万里之外的中国，由互联网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些年，中国政府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制定、完善和修正，以及反腐败、司法监督都跟互联网息息相关。互联网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既发现了一个个的问题，引发起一次次的危机，另一方面也汇聚了民意，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场，对政府行为进行质疑和监督。正是网民的监督和舆论的力量，使得政府和执政者能够正视、面对失误，并及时做出修正，避免更多的错误出现，也挽回了政府的公信力。 互联网给了广大的民众一个对社会不满和矛盾积累的宣泄口，正是有了互联网这个宣泄渠道，使得社会的各种矛盾不至于积累到火山爆发的那一天，客观上避免了更大的动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互联网无疑是舒缓了官民之间那根拉得紧紧的、随时有可能断掉的弦。在这个敏感的社会转型期，互联网帮助中国政府度过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弥补了现行体制造成的上下不通、民意无法表达的缺陷。 盘点近期发生的一些危机事件，从广州新塘大墩村群体事件、郭美美炫富事件到温州动车事故、大连市民抗议PX项目事件，几乎都无法绕开互联网。本文通过对这些事件进行梳理、分析，旨在借此观察和找出事件中的共性，从而感知高层对民意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评估危机处理的得失，以便为未来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一些参考。 广州新塘“6·11”事件与城市务工者权益维护 广州新塘“6·11”事件是一起社会管理失当引发的群体事件。事件源于四川籍孕妇王联梅在广州增城新塘镇大敦村农家福超市门口摆摊，阻塞通道。该村治保会工作人员见状后，要求其不要再在此处乱摆乱卖，双方因此发生肢体冲突。冲突中，孕妇倒地受伤，现场引发人群围观。冲突事件由围观人群通过手机信息、网络微博等渠道迅速传播出去。次日，“孕妇老公被打死”等谣言四起，冲突事件升级。大批四川籍民工涌向事发地，骚乱围观参与人数一度过万，骚乱人群损坏车辆、银行柜员机，袭击公安民警，并一度危及附近“凤凰城”等楼盘的居民财产安全。骚乱事件持续4天，经广州市委市政府一系列措施并行处理，新塘开始逐渐恢复平静，事件平息。 “6·11”事件后，广东省政府深刻反省了在社会管理上的不足，急切寻求破解外来人口管理难问题的策略。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在关于加强和改善外来务工人员服务管理工作座谈会上直指事件原因是社会管理服务滞后，要求改善并增强外来工的归属感和幸福感。此后，广东省广州市政府迅速出台一系列方案措施，包括设立社会工作委员会机构，社区成立专门为外来工服务的组织，并吸收外来务工人员进入社会参与社会管理事务，将“本地人管理模式”转变为“本地人与外地人共同管理模式”，外来工积分入户，流动人口同城同待遇等等政策。 表1：“6·11” 事件经过与政府的危机处理方法和措施 时间 事件的现实发展 网络、媒体的传播作用 政府因应措施 6月10日晚上 事发。 现场围观群众通过各种信息工具用文字和图片、视频的方式把事件通过微博第一时间发布到网上，并被网民疯狂转播。 初始，治安执法人员态度傲慢，出言不逊，激化了矛盾。在愤怒的群众自发的围观声援之下政府基层官员出面处理问题，处理方法仅限于招救护车送受伤者到医院治疗。 6月11日 大批外来工聚集事发地，引起骚乱，一些不法分子趁机打砸抢。 事件通过网络传播，有打死人等谣言出现，并且迅速以讹传讹。...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1-11-09 此次美国总统大选将决定美国国内政治版图，重新确定美国的前进方向，未来八到十二年美国的国运、美国和世界的关系都和这场总统选举紧紧联系在一起。 第57届美国总统大选将于2012年11月6日举行，现任民主党总统奥巴马将与尚未定论的共和党候选人最后对决。此次美国总统大选将决定美国国内政治版图，重新确定美国的前进方向，未来八到十二年美国的国运、美国和世界的关系都和这场总统选举紧紧联系在一起。 全美性的预选将从2012年2月6日起在爱荷华州开始，至6月5日在蒙大拿州、新墨西哥州和南达科他州结束。最终，预选将以2012年8月27日至30日共和党大会、2012年9月3日至6日民主党大会的举行而达到高潮。 美国当前政经形势严峻 三年时间、两次货币宽松政策共2.3万亿美元的刺激，美国经济仍旧沉疴难起。目前金融危机日益深化，国家信用下降，政府债务恶化，靠超发“宽松货币”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美国已有1400万失业人口，全美平均失业率居高不下，官方数字已达9.1%，但如果包括领完失业救济金仍找不到工作的人，还远不止此数。社会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25年前，美国12%的财富掌握在1%的人手中；如今，1%的人掌握了全美25%的财富。 以华尔街为首的国际金融寡头，高度垄断美国的政治、经济、舆论和意识形态，支配着国家政策和资源。政府无力解决自由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民众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两党斗争更为极端和赤裸裸，政客们整天吵来骂去，把美国式民主制度的坏处发挥到了极致，都想把对立面的事情搞砸，拿美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做赌注、谋私利。近年兴起的“茶党”和“占领华尔街”运动，加深了民主、共和两党支持者的鸿沟。 以抗议华尔街的贪婪和特权、高失业率以及社会财富分配不公为主要诉求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已席卷美国许多城市，演变成手中不掌握财富的美国民众向政府及整个权贵阶层抗争的民粹运动。美国《华盛顿邮报》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联合所做的最新民调显示，高达七成美国受访者厌恶华尔街金融机构，68%对当今美国政府没有好感，53%不喜欢主流媒体。 旷日持久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除了让军火商大发利市外，损耗了美国的元气，也给别国的基础设施和人民生活造成极大的破坏。塔利班在阿富汗日益坐大，本来认为不成问题的胜利已变得遥遥无期。“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使美国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曾经默认的独裁盟友埃及、突尼斯和也门都已面貌全非。如今，美国在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盟友，都正面临着颠覆性的变化。 形势如此严峻，使明年的大选非比寻常。总统候选人的立场涉及美国公共政策的方方面面，财政预算、赤字、经济、贸易、税收、就业、教育、能源、环境、卫生保健、社会保障、国家安全、外交等等议题，都将是此次总统大选的焦点。在保守的共和党内，移民、堕胎、枪支管制、毒品、同性恋等，更是敏感话题。我们不妨先了解一下共和党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在几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 共和党主要候选人立场 前马萨诸塞州州长罗姆尼（Mitt Romney）被美国舆论视为共和党2012年总统候选人提名的领跑者。他信仰摩门教，毕业于哈佛大学，长期从事风险投资。因为拥有金融背景，罗姆尼被认为是最适合的总统候选人，能够解决美国当前经济困难和联邦预算赤字。罗姆尼自称是一名财政保守派、一个务实和成功的商人、里根经济学的支持者。他毕竟是商人出身，为人精明、圆滑、趋利，也善于适应形势，调整立场。 今年早些时候，他推出新著《没有道歉：美国伟大的案例》，很快成为畅销书。照罗姆尼的说法，此书的标题是回应奥巴马总统在国外为美国行为道歉的发言，如奥巴马总统2010年夏天在开罗对穆斯林世界的和解演说。罗姆尼这本书用了几个章节的篇幅，批评了奥巴马总统的经济政策，包括2009年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及医疗政策。罗姆尼的一位发言人说：“这本书不仅仅只是批判奥巴马总统，还具有前瞻性”。 小布什总统和2008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的前顾问马克•麦金农（Mark McKinnon）说，“罗姆尼处理事情很谨慎、有条理，我想他很明白游戏规则，会仔细校准自己的做法，直至2012年大选”。 得克萨斯州州长佩里（James Richard Perry），是历史上任期最长的得克萨斯州州长。曾是空军上尉的佩里，为人真率、刚强、敢为。他被视为民族主义者、著名的社会和财政保守分子。他在爱荷华州民意测验中领先后即全身心地投入竞选，其动向已成美国媒体焦点，并被视为罗姆尼的有力挑战者之一。 佩里在竞选过程中行情时起时落，主要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够重塑自己在独立选民和心怀不满的民主党人中的形象。特别是，他对堕胎、枪支、移民、同性婚姻和死刑等几个爆炸性问题的强硬立场，势必在保守势力之外激起反弹。由于反小布什情绪仍然弥漫在美国社会，而佩里被认为与小布什总统十分相似，这也将成为套在他脖子上的一个重负。尽管这样，佩里所具有的典型的共和党保守派形象，很可能成为他在非常时期最强的卖点，尤其是共和党人越来越忧虑奥巴马连任的形势下。 让我们比较一下罗姆尼和佩里的主要观点。 美国经济...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胡慈贯 2011-11-08 宋楚瑜参选当然会让明年一月的台湾总统大选更加扑朔迷离，由于蓝绿差距本来有限，马英九的选情将会更加紧绷。 台湾是个民主的社会，参政、议政已是基本民（人）权，任何人只要能够满足法律规定的积极要件，如满四十岁以上，为中华民国国民，获得政党提名，缴纳一定数额的保证金，或有一定的民众联署也可以独立参选，没有消极的限制条件，也不管这些参选者到底是想要为民服务或趁机打打知名度，或只是单纯的想要表达看法或根本就是想要借机捞钱，任何人都有参选的权利，外界高兴与否、这些人是否能够选得上都不重要，大家都得尊重。这就是民主，只有认了。 话说宋楚瑜参选的议题已在台湾各界沸沸扬扬地闹了近三个多月，最初大家还虽然对其动机与作法有点纳闷，但社会上多少还有点理解的同情，但如今看来宋似乎已经吃了秤锤铁了心，宁可搞个玉石俱焚、两败俱伤也要玩到底了。妥协时机已过，现在再来分析他为什么参选，会不会在最后关头退选，为什么找个没人认识的林瑞雄当他的副手搭档，国亲两党应当如何整合，马英九是否应该释出更多的善意已无实质意义。笔者认为，他既然要选，就该让他玩个过瘾，这既是他的权利，大家必须予以尊重，也是他自己所做的选择，他必须承担一切的后果。如果马英九因此落败，也是国运如此。天要下雨，又能如何？ 宋楚瑜口口声声他热爱的国民党，但远的有他和李登辉连手斗垮非主流，把林洋港、关中、詹春柏等扫地出门，逼出新国民党连线与新党；中的有和陈水扁勾搭，要担任两岸特使传话，让人疵议；近的有痛骂马英九缺乏执政能力，说是问题出在国会、出在领导，要在台湾推动“茉莉花革命”，批评所谓的“金马体制”，纵容子弟兵攻击马英九政府是祸国殃民、黑金沸腾，连儿皇帝都已出口。他自己还不惜和魔鬼打交道，不断接受十几年来不断对其攻击、诬蔑的绿色媒体如“民视”、“三立”及《自由时报》的专访，相互利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把马英九拉下马来，看来即使让绿营得利也在所不惜。愤怒果然让人盲目。 退一万步说，即使宋楚瑜及亲民党当前对马英九个人及其政府的批评或有部分不是全然没有道理，但宋的许多用语已经到了情绪性、人身攻击的地步，一直诉说个人的小恩小怨，不是喋喋不休地骂人，大家都对不起他，就是遥想当年省长时期要五毛给一块的神勇，要大家感怀他的治绩，投票给他。严格说来，目前他对马政府及“金马体制”的批评，强调自己对国民党的情结其实都是个借口，想为自己的参选找到合理性。讲穿了，没有这些借口，他还是会找其他的理由来强化自己参选的正当性。或许参选搅局本身就是最大的目的。 其实，宋楚瑜的立场和言辞反复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他先说要达到一百万人联署才要参选，后来居然又说这是国民党设下的圈套；他口口声声要跨越蓝绿，但却又自承对国民党仍有情感；他曾宣布“有条件”参加大选，但又说参不参选要视乎能否取得超过百万人联署以及财政支持。宋楚瑜说，不担心背负分裂泛蓝的罪名，但又说不让绿营渔翁得利，他还质疑自己若不参选，马英九总统也未必一定连任。宋楚瑜认为自己并非全无胜算，甚至建议马英九若果不希望有三组人参选，可以重新调整，他乐意配合，言外之意是要马英九退选让他来担任蓝军共主。天下岂有比这更荒唐的人和主张？ 宋楚瑜参选当然会让明年一月的台湾总统大选更加扑朔迷离，由于蓝绿差距本来有限，马英九的选情将会更加紧绷。笔者月前访美，许多美方重量级学者及专家都对宋的表现大感不解，甚至不以为然。有人认为，其毫无胜选可能，在台湾政治市场上只是个受损的商品，对马的伤害有限。但也有人认为，其蓄意扮演破坏者（spoiler）的角色，应有其他不可告人的动机和目的，质疑应与李登辉的“弃马保台”之说和“第三势力”脱不了关系。某些关心他动向的人甚至表示，难道他没有想过，自己将来在台湾社会及两岸关系上的可能定位及未来自处之道。对此，不但没人能有答案，恐怕宋楚瑜自己也还没搞清楚。 中国大陆有关方面虽然不能对此公开表示任何看法，但是北京希望两岸关系有序发展的基本立场众所皆知。如果因为宋的参选，使得本来就已紧绷的选情出现更大的变量，马英九因而落败的可能性大增，此时合理的分析是，北京应该会，或已经透过适当的管道，对相关人士表达关切，希望一切适可而止，不要最后搞到两败俱伤、鱼死网破的最坏情况。 果不其然，宋楚瑜后来自己证实，北京确实透过管道传话，而一向主张中华民国已经灭亡的李敖则公开说出，大陆方面曾托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转请宋楚瑜不要参选。除此而外，宋楚瑜还几次故弄玄虚地表示，有蓝营大老私下对其参选行为鼓励甚多，会在适当时机出面力挺。前者，虽经各界比对连、宋见面时程，认为并不合理，也相信以连的格局不致于担任传话的角色，但笔者相信，北京方面对于宋楚瑜的参选搅乱一池春水，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必然不会全然坐视不问，问题只在方法和时机罢了；后者，则经连战、吴伯雄等人以行动加以驳斥，显见蓝营内部整合应已完成。未来就看宋要如何在凄风苦雨中力求自处了。 这里，笔者再引述新加坡前内阁资政李光耀本月七日的一次谈话内容。李资政也说，他对亲民党宋楚瑜的参选感到最为不解，他甚至引用台湾的民调数字说明，“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认为可以追上另外两人，他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夺去马英九的选票，比夺走蔡英文的票来得多。”现在是每个人都可看出宋楚瑜绝无胜算，但就是当事人及其少数徒众能够睁眼说瞎话，大言不惭地说要赢得大位，争取执政，实在让人无言以对。 用共产党的话来说，不打没把握的仗；用一般人的想法，不打输不起的仗。宋楚瑜居然胆敢打一场稳输不赢，甚至输不起的选战，实在让一般正常人百思不得其解，只能说他太过自我膨账。用他自己过去的话来说，恐怕他真是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对手、错估了形势。如今宋的副手神龙见首不见尾闭关不出，全台各地联署并不顺利，不要说一百万人的联署，现在似乎要达到近二十六万人的法定门坎都有问题，还要靠绿营的捐输联署，而宋的民调不但未见起色，还有下滑的现象。如果宋要坚持玩到最后，马英九的选情一定受到冲击，但受害最大的恐怕还是宋楚瑜自己。 但是宋现已骑虎难下，他现在如果宣布退选，不但其政治人格立刻毁灭，他的亲民党恐怕也要一起陪葬，他所提名参选的立法委员均将无所依附。大家一同落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究竟要如何向参加联署的支持者交待？当前情况是，即使坐轿子的宋楚瑜想下来，抬轿的人恐怕也未必同意。不知大家以为然否？ 说实在的，马英九的执政不全然让人满意，民进党的激进作法让人不够放心，但宋自己的参选却更是让许多人感到痛心。虽说参选是宋的权利，亲民党可以有自己的盘算，政治上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或朋友，但宋楚瑜一贯给人的感觉就是机关算尽，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可以成友，这种凡事都以政治利益或权谋为考虑的作法，究竟是要如何取信于一般民众，赢得朋友的钦佩、敌人的尊重？至少直到目前为止，相对于绿营的蔡英文，宋阵营就还没有对其执政理念提出明确的说法，对两岸关系也没有任何着墨，谈到只是过去的政绩及对马政府的不满，这样岂是正道？ 目前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宋楚瑜参选也笃定不会当选。既然宋说他是不计个人毁誉，誓言救民于倒悬，与其继续让其上下其手，待价而沽，咱们不如就来个一了百了，让台湾选民做个选择，看看他到底还有多少能量。人啊，就怕有太大的自我，就怕被权力欲望蒙蔽了心智与判断，就怕自以为天纵英明、舍我其谁。不知咱们中国古话中有谓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是否真有几分道理？ 《台湾观察》2011年10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1-11-07 迄今为止，蔡英文忙于清扫过去，给了马英九可乘之机，他所提的和平协议无非就是在压迫蔡英文，表面上他因为提出统派可接受的这项主张，而将自己暴露在民进党的攻击之下，实际上是凸显蔡英文没有行动能力，没有远景，所以当选后只可能是不可测的麻烦制造者。 马英九提出两岸之间将来可以签署和平协议，让两岸和平交流加以制度化。民进党立刻批评是在启动统一过程。马英九虽然被批评，未必不高兴，因为他本来提出和平协议的目的，就是选举动员，区隔自己与绿营的差别，唤起蓝营选民的热情。实际上，蓝营选民是在被他大吃豆腐，因他并无意真正推动和平协议，所以他才说要以台湾有共识为前提，而民进党批评和平协议是统一的步骤，就刚好帮助他剎车。可以说，马英九如今靠的，就是民进党对未来的恐惧与排斥，使得他自己在北京面前看起来如此可亲。 马英九与蔡英文在两岸定位上的立场日益缩小，这点蔡英文受到极大压力。她愈是要把马英九讲成是统派，是不忠于台湾的卖台分子，就愈把民进党逼往墙角。其结果，蔡英文竞选政纲中对两岸关系的处理，捉襟见肘，造成她无法提出未来的远景。 蔡英文主张摆脱过去历史，但没有历史，怎知道将来呢？她要摆脱的，当然不只是民进党自己过去执政时期不光荣的历史，更是中华民国自辛亥建国以来的发展历史。至今蔡英文对执政后如何面对大陆，讲不清楚，或她虽然认为自己讲清楚了，外界仍然无法掌握她的意思，其原因恰恰在于，她没有历史可谈，也就没有将来可预期。她于是只能谈马英九的历史，企图把马英九锁在历史里。马英九如果继续效法她逃避历史，就更会引诱她大谈马英九的历史。 蔡英文日前宣告她自己的竞选主轴时，表示她“选总统只有一个心愿，那就是解决台湾的问题。”她并说，“我们可以包容国民党，可以包容中华民国政府，因为都是包容在台湾的观念里”，是故，“现在中华民国政府不是外来的政府，而是一个现在台湾的政府”。因此她宣告，“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这是中华民国的新生”。她说当前问题所在是，“现在执政者一直留在过去中华民国的历史，漠视台湾主权的主张，觉得可以不注意中国现在对台湾主权的威胁”。 蔡英文重申对“台独”的主张不意外，但如今她已愿意赦免中华民国不再是外来政权，则可能引人注目。但最令人好奇的是，她怎么判断马英九还留在过去历史里呢？这判断当然不是根据马英九所作所为，或所言所行得出的，因为马英九也认识到北京对台湾的主权主张，所以提出了“不统”、“不独”与“不武”的“三不”政策，借着“三通”来巩固“三不”。蔡英文充其量可说，马英九的“三不”与“三通”政策不足以保卫台湾主权，还会有害，但绝对得不出他留在过去历史里的结论。所以长期以来蔡英文的包容论，不包括对马英九的包容，她对马英九绝无“和而不同”的可能性。 蔡英文没有意识到她自己对马英九的看法，实质上仍停留在血缘论里，因而是不折不扣的旧历史。亦即，不论马英九对两岸关系与大陆的看法如何与“台独”趋同，只是在言词上减少冲撞北京，在政策上不再试图仰赖台北没有实力主导的对华战略围堵，转而追求在北京、东京与华府之间左右逢源，蔡英文却把政策的差异，视为国家认同的检查，认为政策不同，就是留在过去历史的证据。何况，马英九的“三不”及“三通”，与蔡英文提倡的“和而不同，和而求同”两大原则，实无二致。 问题症结因而不在于过去的历史，而是在于将来的历史，试问马英九与蔡英文二位，他们所谓的中华民国，其将来的发展何在？马英九近来多次论及国家根本大法，这似乎给了个模糊方向。马英九参与制订的增修条文，开宗明义就说是为因应国家统一前的需要。换言之，根本大法自我缩限在台湾之余，并没有放弃将来完成一个中国的国家定位。蔡英文当然是要完全放弃将来还有一个中国，但是她能不能说，新生的中华民国若将来有迈向一个中国的可能，就算留在历史里？ 李光耀说，“台独”没有国家会支持，两岸迟早要统一。但是，即使是统一，也不可能统一在中央计划或一党独裁的旧体制里，或国共的内战余荫里，这点反而北京各界最能体认。台北对于台湾独立有看法，对于中国统一也应该要有看法。台湾与两岸关系的将来，岂能只局限在“台独史观”所谓的历史里停滞不前？尤其是，今天统一史观正在从历史走向将来，往全球化与文化复兴的双重潮流中思索方向，遇到的拉扯力量，当然是帝国主义与区域性的国族主义在掣肘。台湾两党身在其中，似乎正是这两股力量，一股走向将来，一股留在过去。妙的是，其中留在过去的，还以为自己摆脱了过去。 对马英九的中华民国而言，起码模模糊糊让将来存在这样的可能性，如今需要的，是他说出气魄来。故当下蔡英文这么问他，你同不同意中华民国等于台湾？马英九得堂堂正正回答：中华民国现在已等于台湾，但将来未必仅止于此，有朝一日，可以“和而求同”，按照宪法来光复大陆。在蔡英文的史观里，与大陆增进任何关系就是回到历史，所以台湾与大陆不能有将来。马英九可与蔡英文不同之处，就是他可认识到，大陆正在从历史走向将来，台湾也必须从历史走向将来。 马英九在选前三个月提出了和平协议的可能性，给人立刻产生一种面对未来的印象，这恰恰是蔡英文做不到的。迄今为止，蔡英文忙于清扫过去，给了马英九可乘之机，他所提的和平协议无非就是在压迫蔡英文，表面上他因为提出统派可接受的这项主张，而将自己暴露在民进党的攻击之下，实际上是凸显蔡英文没有行动能力，没有远景，所以当选后只可能是不可测的麻烦制造者。所以，蔡英文若想要提出台湾将来的愿景，就不能对台湾的过去，还抱持着只有自己是主人，可以片面决定包容谁，排斥谁。 《台湾观察》2011年10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平 2011-11-04 自从“超级区议员”体制成立后，区议员可间接选举多位立法会议员。在此情况之下，选民对候选人的要求不再只着眼地区事务。这对以往只着重地区事务的旧式实干型地区工作人士将带来新冲击。 香港将于11月6日举行九七回归以来的第四届区议会选举。相比往年，本届区议会选民投票选出来的区议员，将首次有机会于明年参选或投票选出立法会的“超级区议会”议席，或者参与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于多了这一层政治意义，今年区议会选举的战情也成为历来最激烈的一届。展望未来，建制派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地区工作，以及吸引年轻选民，为日后的区议会选举做好准备。 反对派选情不乐观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10月中旬刊登的宪报显示，本届区议会选举共接获915个有效提名。全港18区的412个选区中，有76名候选人自动当选，其余839名候选人将竞逐336个议席。在18区中，以油尖旺区竞争最为激烈，51名候选人竞逐16个议席，平均逾3人竞逐一个席位。 究竟本届区议会的选举结果如何，只有等待投票揭盅才有答案。但按照目前形势来看，若无意外，“泛民”的选情并不乐观，建制人士很有可能胜出。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大原因。 第一，在过去的区议会选举中，泛民主派均有透过协调基制而参选。但在今次区议会选举中，民主党被人民力量狙击，使建制派有机会从中得益。譬如，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挑战同是立法会议员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出选屯门乐翠选区的无党派沈锦添或者会因而受惠。又如海怡西选区，人民力量林雨阳与已退出社民连的季诗杰同时出选，夹击民主党冯炜光，或者会令新民党施俊辉渔人得利。 第二，被视为“泛民”第二大势力的公民党，在区议会选举中一向依靠推销政治明星来取胜。但本届区选开始前，公民党却接连卷入港珠澳大桥环评、外佣争居港权两宗司法复核案件中，被许多人斥责出卖港人利益。故预计公民党在本次选举中的选情并不乐观。 五项因素值得关注 相比往年，今年的区议会选举选情激烈，出现十分不同的氛围。以下几方面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区选议题的政治化。香港区议会自1981年成立以来，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区议会的功能，主要是就地区性问题和对该区有所影响的政府政策，进行讨论及提供意见，充当选民或政府的“传声筒”。不过，自从“超级区议员”体制成立后，区议员可间接选举多位立法会议员。在此情况之下，选民对候选人的要求不再只着眼地区事务。这对以往只着重地区事务的旧式实干型地区工作人士将带来新冲击。事实上，今年有不少候选人都专攻全港性议题，包括关注土地权益、促开放大气电波等。 第二，民主党的选情。去年，公民党和社民连发起“公投”运动，但民主党却支持政改建议方案。民主党的决定对其自身有利有弊。一方面，该党30名成员包括七位创党成员宣布退党，部分自立门户，成立新政团“新民主同盟”，这大大打击了民主党的实力。另外，其它“泛民”政团如人民力量指摘民主党出卖民主，在区议会选举狙击民主党，要对方“票债票偿”。但另一方面，政改建议方案被立法会通过后，民主党的支持度一度急升，部分政治立场偏向中间的选民改而支持该政党。民主党既与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协商，又站在“泛民”的立场抨击政府，这样的取态能否扩大其票源，在是次区议会选举里值得留意。若然该党综合当选率、总得票等数据有良好表现，这可能鼓舞该党领导层坚持“又倾又砌”（又谈又打）的立场。 第三，更多激进泛民政团的诞生。本次区选出现前所未有、最多“泛民”候选人互撼的局面，且还是在多达76名建制派候选人自动当选的情况下发生。其中，人民力量拒绝“参与”泛民的协调机制，以及狙击民主党和民协，意味着激进民主派与温和民主派正式分裂，专门吸收思想较激进的选民支持。换言之，日后打着激进民主派旗号的政党政团，在选举上参与协调的机会很微，“泛民”互撼的情况只会有增无减。 在激进民主派杯葛协调机制的情况下，民主党和民协的地区工作者日后便要同时面对建制派和激进民主派的竞争，下马机会大增。这将会鼓励更多民主派人士加入或组成新的激进民主团体去参选，如民间电台和土地正义联盟，以争取政治本钱。“泛民”势力版图会逐渐洗牌。 第四，年青选民人数及投票率的不断上升。互联网发展兴盛，加上通讯媒介发达，勇于接受新科技的年轻人比以前更容易接触社会政治话题，新一代年轻人也更加关心政治。根据临时选民登记册显示，政治取态未明的18至20岁的“90后”登记青年选民，较2007年区议会选举激增一倍至14.4万人。一方面，他们对于地区事务的期待标准与他们的父母大有差别，这群人如何影响政党布阵和选举结局，将是特区下一阶段何去何从的关键指标。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达，也令新一代更易宣传和鼓励亲朋认知自己的政见和投票取向。争取年轻人选票，随时得到带动数张选票支持自己的效果。 第五，免费报的影响。在区议会选举前夕，壹传媒集团突然宣布推出免费报章《爽报》。姑且不论黎智英是否企图借此控制香港区选的主动权，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是，《爽报》肯定会成为偏帮“泛民”的选战武器。这正如2007年《苹果日报》为陈方安生印制大量“告急号外”谷票，今次《爽报》也有可能为“泛民”候选人的“告急号外”或“配票呼吁”。 建制派的选举策略 第一，继续加强地区工作。根据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教授王家英研究2007年区议会选举投票行为后所得的结论，区议会候选人能否当选，往往与其在地区上的表现，包括有没有做好地区工作有关。至于政治牌，除非正值政治敏感时期，像2003年有“沙士”（非典）和七一效应，才会让“泛民”可以获得较好成绩。否则，要在区议会选举中胜出，候选人便要靠做好地区服务。换言之，加强地区工作，处处为居民着想，仍是建制派未来工作的优先重点。 第二，转变宣传策略。大致而言，建制派以往的地区工作都做得很好，在提供地区服务的资源与素质方面，一向比民主派有优势。不过，随着区选议题走向政治化，这些优势将会减弱。展望未来，建制派人士应一改以往只提供地区服务，令服务使用者的街坊支持他们的作风，改而宣传地区服务素质是如何影响小区的环境与居民生活素质，令不管是否直接获益的选民，也会支持提供良好地区服务的建制派候选人。 第三，发挥政治立场优势。一直以来，“泛民”在选举期间，都喜欢使用“不热心支持民主”、“拖慢民主进程”等罪名，丑化建制派。建制派候选人往往被民主派在选举话题上牵着鼻子走，只讨论政治立场，建制派本身的优势却被忽略。其实，建制派也应该利用本身政治立场优势去反击，而不是捱打。建制派最鲜明的优势及特点是爱国爱港，爱国爱港即乐意与祖国接轨，利用大陆的经济优势去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带领人民改善生活条件与环境。相比之下，很多“泛民”候选人都不大支持甚至反对一些与内地融合的政策，如在西九建高铁，筑港珠澳大桥等，这绝非爱国爱港阵营所为。建制派应利用简单易明的爱国爱港与否概念去令市民认清建制派与“泛民”的分别，让市民容易选择应把选票投给谁。 第四，致力吸收新支持者。除了工联会，其它建制派政党一向甚少举办兴趣班去吸引市民。既然建制派在金钱和资源有较大优势，日后应该鼓励建制派不同政团于每选区举办为该区而设的兴趣班，接触更多群众，令政治冷感的市民主动认识到建制派政党，从而培育一批新的潜在支持者。另外，如上所述，随着网络越来越发达，年轻人对区议会选举的兴趣也日益增加。由于区选候选人只要稳持几百票就有胜算，青年选民的投票倾向极有可能左右选区结果。既然年轻人更热心时政与投票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建制派未来应加强年轻人工作。除了继续在互联网上进行文宣以争取支持，也可以在中学、大专院校的学系成立卫星组织，有系统地吸纳新一代支持和巩固联系，化联系为支持选票。 第五，鼓励建制派内部良性竞争。建制派由于协调功夫到家，在区议会选举中出现像“泛民”那样互撼情况的机会甚低，但这同时也令一早划分好山头的建制政党缺乏竞争，削弱要求进步的推动力。针对这种现象，建制派有必要考虑容许在非选举时期，每个选区皆可有数名建制派地区人士在同一地区提供地区服务，如走跨阶层路线的民建联成员一位，走基层路线的工联会成员一位，走中产路线的经济动力成员一位。三位或更多建制派成员同时服务一个小区，在选举前才凭着服务口碑、成绩甚至设立初选机制，令最优秀者代表建制派出选，以确保参选者的素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萧功秦 2011-11-03 让自治的公民社团在国家与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个体之间起到沟通、协商与调解矛盾的作用，应该是中国大陆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关键。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了作为公民社会的社会中间组织在中国发展滞后的历史原因，并指出这种“强国家—弱社会”新权威主义体制，虽然在转型初期阶段发挥了独特的功效，但随着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与分殊化，越来越显示出结构性缺陷。当今中国诸多矛盾与困境均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本文还从公民社会具有多元社会所需要的整合功能、公民社会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衡作用、公民社会对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重要性以及公民社会作为社会文明进步的必要条件这四个方面，具体揭示了当今中国大陆重建公民社会的必要性，并指出：没有公民社会充分发育基础上的民主，将是民粹主义的陷阱。 最后，本文提出，中国可以借鉴大多数后发展国家成功采取的“法团主义”发展模式的路径，来发展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组织。只有当代中国人进一步阔视远想，勇于创新，才能把握机会，迎接这个大转型新阶段的来临。 中国大陆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百年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然而，近年来中国社会冲突却显现出越来越高频化的趋势。中国在进入转型中期以后，正在进入一个社会冲突与抗争事件的事故多发阶段。从发展社会学角度来看，如果社会利益的分化速度较快，表达不同社会群体利益的社会中间组织缺乏，而不同的利益群体无法通过社会中间组织与政府形成协商机制，不能有序地表达并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么，社会成员将作为游离态的“原子化”的个人会以“乌合之众”的方式，与政府直接发生冲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间组织的缺乏所造成沟通与协商的管道不畅达，是当今中国大陆群体性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 中国大陆正面对这种困局。仅仅是加大对强力部门的资金投入，采取刚性措施来维持稳定，那无疑是治标而不治本的办法。尤其是当社会上的抗争群体已经出现了非理性的情绪，其结果只会冤冤相报，恶性循环。治本的解决之道，就是要发展公民社会组织。公民社团作为公民自我组织的社会系统，它在国家之外，通过自我管理，来满足这些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交往与利益维护的需要。公民社团通过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关切和参与来表达、维护自身的利益，由此而形成和国家建制的对等监督力量，并形成对国家的制衡力量。 从社会自治这一角度而言，中国是世界上社会自治程度最低的国家，是公民社会最为缺乏的国家。中国大陆现在的许多基本矛盾与困境，与社会多元化与公民社会组织发育滞后的瓶颈状态有关。让自治的公民社团在国家与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社会个体之间起到沟通、协商与调解矛盾的作用，应该是中国大陆现代化制度建设的关键。 社会自主空间在中国逐渐消失 在中国传统帝制社会，宗法组织具有国家以外的社会自治组织的性质。宋以来的乡绅社会，以及宗族、行会、民间社团，固然不能等同于当今我们所谈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但两者都具有不受国家直接支配与控制的自主性，他们在传统社会也发挥着近似于中间组织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自二十世纪以来，中国进入近代化发展时期，在各时期的国家体制以外，也出现新兴的近代意义上的独立的社团组织，如工会、农会、企业家协会等社会的自主空间。换言之，社会中间组织的传统，从清末新政、辛亥革命后的议会政治时代、袁世凯与北洋的强人政治时代到国民党统治时代，社会中间组织的自治传统并没有中断过。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演变，如何导致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社会自主空间消失的？ 首先，从清末新政到北洋军政时代的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挫折与失败，导致中国这个巨型的、落后的大国，在王朝体系崩溃以后，在混战中日益走向军阀混战，走向碎片化状态。而要走向统一，需要一种可以形成强势国家的组织力量。一开始，国民党党国权威体制相对于北洋军政统治具有明显的组织与意识形态优势，但民国时代的中国是一种弱势国家与弱势社会的结合，国家之外的社会仍然有着其自然的成长空间，在这样的整合模式中，国家并非强势，社会也存在着传统中持续下来的自主性。 另一方面，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迫处于边缘状态的中共，在此后二十年中，在农村重新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中共革命在农村根据地的发展，形成一种以政权组织渗透社会以进行革命战争动员的体制模式，即通过组织严密的党的系统掌控政权机器，形成强有力的渗透社会的组织力量，通过从社会中获得源源不断的人力、财力与物力，形成强有力的革命战争机器。国民党面对中共这一直接继承苏俄列宁主义组织模式的强大政治对手，加上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矛盾严重，组织力与信仰力度相对不足，难以实行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终于在三年时间里不得不让位于组织力更强的中共。中共建国以后形成的全能主义体制，从历史上看，是对红色根据地时代的这种国家对社会的强势动员体制的自然延伸。 中共建国后，应该是走向新民主主义的大好机会，全面危机与碎片化已经克服，用邹谠的话来说，全面危机过去了，全能主义政治就失去了它的历史功能和任务1。 中共理应走向和平建设，如果在这时走向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选择，并发展健全市场经济与民主社会，这将意味着，国家与社会之间将会达到一种平衡协调关系。这将是一个健康发展的正常社会的必要条件。但中国并没有走向国家与社会平衡发展的道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由于冷战的大背景，由于斯大林式的牺牲农民来保证工业化的发展模式的示范作用，以及激进乌托邦的全能计划经济的建立，这些历史因素形成一种全能主义化的历史选择，这也可以解释为是对中共根据地革命时代以政权组织力量实现对社会动员模式的路径依赖。 中共从建国初开始，通过镇反、肃反、土改，在政治上强化了国家的威慑力量。国家通过一系列方针，在短短几年里完成了工业、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实现了国家对城乡经济资源的全面支配与控制，国家还通过建立城乡户口制度，使社会成员的流动受到更严密的控制。中国从一个国家与社会并存的社会结构，演变为“只有国家、没有社会”的体制。自主的社会与文化空间几乎完全消失。国家通过各级单位组织，形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庞大严密的组织系统。中共建国后的体制，在政治学上称之为全能主义（Totalitarian regime），不但独立的社会团体从此消失，而且社会成员也完全依附于国家体制。随着人民公社和单位体制的相继建立，国家的权力也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得以渗透到村庄和工厂层次。 如何评价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全面吞没社会的这一现象？一方面，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全面管控社会的体制由此形成。借助于这种体制，国家成功地消灭长期困扰中国社会的传染疾病，成功地治理了淮河，兴修了大规模的水利，为克服数千年来的自然灾害与发展农业提供了重要的条件。国家可以运用这一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来调集巨大的社会资源来进行重工业的投资与建设，为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这种革命全能主义体制在取缔了市场经济与自主社会系统的同时，也使强势国家不再受到社会力量的任何有效制衡。而这正是极左灾难得以产生并难以抑制的结构原因。从社会学角度而言，由于中国缺乏自主的公民社会组织对体制形成纠偏与制衡能力，全能主义体制一旦被专权者动员起来推行大跃进与文革乌托邦，整个社会就失去了缓冲、制衡与抑制灾难性政策的能力。1957年的反右斗争使体制外知识界的不同声音消失，1959年的庐山会议使党内与体制内的制衡机制消失，无论体制内与体制外，都不存在对执政者的权力制衡机制，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如果从更深层次进行反思，一个没有公民社会的体制，就是一个又一个错误政策得不到纠正、错误政策还会不断迭加的体制，是任何英明领导人都避免不了低级错误的体制。 中国形成“强国家—弱社会”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的后三十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邓小平的改革从经济起步，然后在经济领域放松、搞活，形成企业自主经营，民营企业大量出现，原来完全受指令控制的企业与劳动者，可以自由流动，这样，经济领域就出现了自主性。随着经济领域开始出现多元化，政府控制之外的文化与民间社团也开始出现。另一方面，社会与政治领域加强管控，在“六四风波”以后，当政者从政治稳定的需要考虑，对于社会多元化则采取限制与抑制的作用，社会自主空间进一步紧缩。小平南方讲话以后，经济自主化继续扩展，市场经济有了进一步的推动力，但社会与文化思想自主化没有相应发展起来。中国走上了新权威主义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