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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季鲁 2011-05-13 刚刚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的洛桑·桑盖，连西藏都从未去过，要带领这些印度出生的“流亡二代”去寻找民族归属和未来的生存之路只恐怕是更为艰难的任务。 4月27日，42岁的藏族学者洛桑·桑盖当选为西藏流亡政府的噶伦赤巴（即“内阁总理”），成为西藏流亡政府新一代领导人。与其前任桑东仁波切不同，洛桑·桑盖将具有更大的政治权利。就在前不久的3月10日，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宣布将卸除其政治领导人地位，仅保留宗教上的精神领袖地位，将政治权利移交给新的政府首长。如此权利交替显然是为顺应达赖的“中间路线”在策略及手段上的变化，而洛桑·桑盖与众不同的上任就必须引起足够的关注和警惕。   早在2010年10月的预选中，洛桑·桑盖就成为最热门的候选人。他出生于印度大吉岭，是第二代流亡藏民，以文学士、法学士学位毕业于德里大学。1995年他赴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先后获法学硕士、博士学位，是哈佛大学的首位藏人法学博士。毕业后他继续长期在哈佛法学院东亚法学研究项目任研究员。在政治上，洛桑·桑盖在德里大学就读期间（1988年到1991年）曾率西藏青年大会（“藏青会”）成员围攻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并在1992年当选“藏青会”最年轻的中央执行委员。这样一个有着学术及政治双重光环，“流亡二代”的身份背景，具备法律知识及政治头脑的年轻领袖无疑是丹增嘉措政治路线的理想托付者。   在2010年7月，洛桑·桑盖就规划过噶伦赤巴的新角色，“首要的责任，就是解决中国占领的问题…其次，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提高西藏政府的位置…第三,…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第四…（针对中国）制定长期和短期的战略计划和政策…最后…确保流亡在亚洲和西方藏人的福祉。更重要的是，鼓励我们的青年积极与西藏政府互动，并参与西藏运动” 。   分析以上洛桑·桑盖对于噶伦赤巴新角色的六项规划，不难发现其不仅以“藏独”作为其纲领，更有直接行动的规划，还不忘发动更多的“流亡二代”参与“藏独”。其中，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及“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的意味颇为深长。一个流亡了半个多世纪的政府还能在国际社会获得多少官方的支持和同情？！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无非就是向对中国有战略企图的国家靠拢，试图通过成为他国战略砝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人们很容易明白，当这个在美国生活了15年的美国公民，提出所谓的“国际社会的支持”到底意味着什么。至于“争取印度人民的支持”就是更加有趣的命题。因为印度总理辛格去年已向温家宝总理承诺，不支持任何人在印度进行分裂中国的行为。随着中印两国关系的发展，将迫使印度必须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对待西藏流亡政府。这意味着，西藏流亡政府未来的命运和流亡藏人在印度的生存前景都将充满了疑问。   另一方面，丹增嘉措的自然寿命也即将走到尽头。他正面临着作为摄政的政治生命与作为活佛的宗教生命之间的博弈：要使宗教生命永存，就必须使用金瓶求签来轮回，从对宗教的信仰与寄托来看，达赖不可能背离宗教带给他的一切，否则就背离了所有信徒和所有藏民；而要使政治生命留存于印度，即死后依然有人继承其政治路线，就很可能要放弃金瓶求签，当然也随即就背离了宗教上的一切。因此，他不断寻求新的道路来突破这个困境。前几年，他试图立第十七世噶玛巴大宝法王乌金听列多杰为摄政的继承者。然而，这无法突破宗教的限制，最终不了了之。如今，他以退休这样一个看似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背离宗教赋予达赖的政治使命。   在这个背景下，洛桑·桑盖所扮演的角色也就不言而喻了。丹增嘉措在其就任的仅仅一个月前正式宣布卸任政治领袖的决定，既反应了洛桑·桑盖的地位，某种程度上也反应出丹增嘉措此时对“政治赌博”所感到的焦虑与不安。丹增嘉措走出这一步就无法回头，放弃了政治地位，也就是放弃了“政教合一”，其实已背离了“达赖喇嘛”这个活佛所承载的意义。把政治地位易主，只做精神领袖，无非是用貌似顺应时代的、符合民主的手段来让各地信徒继续追随他，背离宗教的同时继续利用宗教的名义完成政治地位的传承。   洛桑•桑盖以精神领袖或国王的统治已经过时来评价丹增嘉措的退休，不过是在粉饰他的就任，试图说服流亡藏人走一条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道路，画出一张新的大饼来延续流亡政府本就难有所作为的领导，同时也为丹增嘉措背离宗教做开脱。作为一名在人权法及国际公法方面颇有成就的学者，洛桑·桑盖似乎更应该理性的考虑如何改善十几万流亡藏民的生活处境，以及为他们寻找除“难民”之外更好的国籍身份。但是，作为一个美国公民或者印度公民，他连西藏都从未去过，要带领这些印度出生的“流亡二代”去寻找民族归属和未来的生存之路只恐怕是更为艰难的任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5-12 中产阶级是带动社会消费的领头羊和主力军，是一个活跃而稳定的消费群体。中产阶级的消费起来了，将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投资转向消费就有实质性的内容。当中产阶级发展壮大后，中国将能进入一个长治久安的发展环境。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使它在培育中产阶级方面，是其他税种所不具备或不可替代的。 4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公布了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短短几天时间，已收到17万条意见。民众对个税改革的高度关注和参与，正是公民意识的体现。而今次征求意见，公众最关注的是个税免征额调高至3000元是否合理、级次级距调整是否加重中等收入人群负担等关乎民生利益的问题。   现行个税难以实现税负公平   个税设置除了为国家筹集财政收入外，主要是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国外常把个税称为“罗宾汉税种”，也就是说，个税在体现社会公平的同时带有更多“劫富济贫”的色彩。因此，在多数发达国家，个税主要是根据个人的年收入来课税，并且实行累进税率，收入越高，纳税越多。比如，美国高收入者就是该国个税纳税的主体。据统计，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群体所缴纳的税款每年占到美国全部个人税收总额的60％以上，是美国税收最重要来源。   中国恰好相反，中低收入者已成为个税的主要负担群体。1994年中国设立个税时免征额是 800元，不过那时实行低工资，这一免征额是相当高的水平，所以可把个税看作是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城镇职工的收入普遍提高，个税也先后于2006年、2008年两次上调，目前起征点在2000元。2010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大约为2754元左右，个税免征额与劳动报酬的比率在0.72：1，免征额的提高低于工薪阶层的劳动报酬增长，使得本来应免缴个税的中低收入劳动者被推入了纳税者行列，成为个税的主要来源。统计表明，在我国个税纳税人中，中低收入家庭人数最多，约为3亿人；在全部个税收入中，65％来源于中低收入家庭。这也是人们对此次个税改革反响强烈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现行个税实行的是分类征收办法，将个人所得分为11个应税项目，并相应规定了每个应税项目的适用税率、费用扣除标准及计税办法。这种税制已难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除了免征额过低外，亦不能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容易造成所得来源多且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反而不用交税或交较少的税，而所得来源少且收入相对集中的人却要多交税的现象。因为，高收入者可通过税前列支收入、股票利息和红利、期权和股份的再分配、公款负担个人高消费和购保险、现金交易等多种手段“合理避税”。   我国现行个税对工资薪金所得适用九级超额累进税率，并对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适用五级超额累进税率，且最高边际税率均为45%，这在世界上都少见。累进税率级数过多，最高边际税率过高，既加重了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也助长了高收入者的逃税动机。   建议免征额提高至4000元   个税改革已是大势所趋。从财政部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提交的改革方案看，今次改革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将现行免征额提高到3000元，二是将现在的工薪所得九级累进税率减为七级，取消15%和40%两档税率，扩大5%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并扩大最高税率45%的覆盖范围。经测算，调整后月入1.9万元为个税负担增减的临界点，在这以下都能享受到减税的好处；工薪所得纳税人占全部工薪收入人群的比重，也将由目前的28%下降到12%左右。   客观而言，免征额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提高的幅度已达50%。按照这一免征额，再扣除各项保险，月薪4000元基本不用交个税，月薪5000元所交个税也不会超过100元。以中国目前多数城镇职工的工资水平，即使在京、沪这样的大城市，中低工薪者基本可以不交税或只交少量的税。   总的来看，按照这一方案实行，中低工薪者的税负会有所减轻，高工薪所得者的税负将会提高，个税调节收入差距的目标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从民众的反应来看，该方案与多数人的期望还是有一定差距，说明该方案对现行个税的缺陷改进不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5-11 第三次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5月9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中美双方在一个新高平台上展开的对话。中美之间，从第一阶段的单纯经济对话，到第二阶段战略为先、经济并重的双重对话，目前进入一个军方参与的新阶段：战略-经济-安全（军事合作）三合一的第三阶段。 第三次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5月9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中美双方在一个新高平台上展开的对话。中美之间，从第一阶段的单纯经济对话，到第二阶段战略为先、经济并重的双重对话，目前进入一个军方参与的新阶段：战略-经济-安全（军事合作）三合一的第三阶段。   部分评论家认为，中美只是对话，没有实质意义，这是片面的。中美之间共有36个部会（中方20个，美方16个）参加的会谈，每次都对上次会谈双方达成共识的内容进行落实和检讨，怎能仅仅是谈话沟通而已？怎能仅仅是避免误判？双方兴师动众，当然是寻求互利互信的合作，否则双方高层人士的时间资本、智力资本和策划资本，岂不都白白耗费？   据笔者了解，军方高层人士首次参与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一会议的新程序、新方式最初是由美国海军智库策划的并由国防部长盖茨提出来，被助理国务卿坎贝尔称为具有创新意义。笔者个人认为，不仅有创新意义，还有创新价值。   此次参加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美军高官是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威拉德上将。而10年前，海军从兰德公司等一流智库延揽了包括乔纳森波拉克博士(Dr. Jonathan Pollack)等人，进入美国海军智库系统。5年前，美国海军智库开始策划中美在太平洋领域的全面合作规划。他们的系统研究，不仅坚持美国传统的亚太战略和长远的战略利益，而且努力适应新形势。由于海军智库对中国历史和当下中国政治的深入了解，同时由于他们对中华民族文化和中国人总体的好感，他们的建言具有双重色彩：一方面，在中美关系上展现鹰派的实力；另一方面，在中美合作中采纳鸽派的立场。他们对美国各军种的将军群体中最具有国际视野的海军决策将领们具有巨大影响力，而美国海军的战略即决定着美国的战略。   此次中美战略—经济—军事三合一会谈的创新价值在于：中美商务负责人、外交负责人、军方负责人交集性的会谈将有利于加强服务于中美经济发展的军事合作。这体现出中美两国不仅意识到，而且开始采取行动，将军事安全的战略合作和经济互利结合在一起。   中美对话将会探讨新老区域安全，探讨新的反恐合作，探讨中美海军在太平洋海域的共同责任，有利于中美在太平洋海域的交通航道、资源开发、安全战略、军事演习的综合性合作。良好的开端将会创造可观的前景，中美海军加强合作，不仅为中美经济利益服务，更为双方战略利益服务。在这种合作中，既有利于中国建立深海海军，也有利于美国海军在太平洋海域以及全球海域整体战略的巩固和拓展。

天大研究院 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 2011-05-11 从拉登死后中美学界、媒体和民间的反应来看，政府主导的中美关系，还需要有更多民众的理解与参与。在学界与民间存在的这种怀疑与误解，很可能会把中美关系引导向另外一个轨道。如何利用公共外交，加强两国民间交流，加深两国民众之间的互信与理解，已经成为中美关系中不应被忽视的一面。 美国击毙基地恐怖组织头子本·拉登，为轰轰烈烈的十年反恐暂时划上一个句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5月2日认为“这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重要事件和积极进展。”在5月3日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再次表态：“恐怖主义是国际社会公敌。中国历来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积极参与国际反恐合作。国际社会应进一步加强协作，采取综合手段标本兼治，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事实证明，在中国新疆制造恐怖事件的东突就和本·拉登有联系，部分东突恐怖分子是在拉登的基地得到培训的。在理解与合作的基础上，展开全球性的打击恐怖主义，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有利于营造北京一贯主张的相互合作、共同发展的国际格局。   拉登之死折射中美民间猜疑   但就在美国击毙拉登、反恐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从中美两国也传出了一些令人深思的信息。从网上看，有不少网友认为，美国反恐取得阶段性胜利，压力大减，将会“腾出手来”对付下一个目标，去“没事找事”，去制造“麻烦”，而这下一个目标从伊朗到北朝鲜各有不同，但令人惊讶的是，很多网友却认为，中国最终将会是美国的“目标”。新浪一位网友撰文指出：没有本·拉登这个防火墙，美国将会加大力度与频率来骚扰中国。另外一位国际关系学院的博士网友认为，美国不会让自己过上没有敌人的日子，那样会让一直在内斗与外斗中成长起来的美国走向疲软的。   与这些网友遥相呼应的，还有一些专家学者。香港著名学者丁学良在北京的一次演讲中说：“（十年前）纽约和华盛顿遭受基地组织的突然袭击，一下子改变了国际形势的大局面。美国政府顿时把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它头号敌人的座位上挪下来，换上激进的伊斯兰恐怖主义组织。这实在是太幸运了……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从9·11到现在为止的将近十年的时间里，美国为了对付恐怖主义这个来无踪去无影的敌人，为了对付基地组织、塔利班、东南亚较不出名的那些小组织，为了打伊拉克和阿富汗，花了多少资源！倘若没有发生9·11事件，美国政府把用于对付恐怖主义威胁的经费的三分之一，拿来对付原本被他们视为头号潜在敌人的中国身上，这个压力将会有多大？”去年11月22日天大研究院网站的“天大聚焦”栏目发表的《美国何以选择此时重返亚洲》一文也认为，反恐压力大大减轻的美国，开始向中国周边地区渗透，符合美国的一贯战略构想。   美国《华尔街日报》3日也发表文章称，“9·11”事件是中美关系的转折点，拉登之死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文章指出,“9·11”之前两国被深刻的战略不信任和人权问题分歧所困扰，但“9·11”之后，反恐成为美国政府的最优先政策。报道还指出，最近奥巴马政府提高了批评中国人权问题的嗓门，“华盛顿的优先政策开始转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3日发表题为“该从反恐斗争中转身”的评论文章，称反恐战争该结束了，提醒奥巴马政府该将注意力转向崛起的中国和动乱中的阿拉伯世界。   与这种外媒报道、网络上传来的声音以及专家学者的看法相呼应的，还有另外一则令人不安的信息：在西方各地民众大肆举行庆祝击毙恐怖头子本·拉登的活动的同时，中国互联网上出现了大批同情、悼念本·拉登的帖子。有代表性的是凤凰网的一个民意调查，目前已经有近50万人参加。在“你如何看待美军击毙本·拉登”下面，选择“高兴，恐怖主义头子终于被打死了”的有8万多人，占总数的18％；选择“伤心，反美斗士倒下了”的有28万多人，占到了60％。这个调查是公开的网络调查，考虑到有近50万的网民参加，应该有一定的代表性。   从网友和专家的观点，从外媒的报道，从网络民意调查，这些透露的信息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虽然中美两国政府在双边关系上，始终坚持原则，并朝向正确方向发展，但从专家学者到民间，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怀疑甚至对立的情绪依然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   这种对立当然不是空穴来风。从美国方面来说，冷战结束后一边独大，对中国从人权到贸易，都指手画脚，而且在中国周边积极部署与渗透，又始终散播“中国威胁论”的调子。这也难怪会让中国民众有超过60％的人把拉登当成“反美英雄”，正如一位网友所言，他并不赞同拉登殃及无辜，但却欣赏他敢于反抗强权、抵抗美国。   我们应该看到的是，这些网友是在中国政府明确表态支持美国反恐，并对美军击毙拉登表示了谨慎的支持之后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网民是持和政府不同的立场来表达“反美”的，这就让那些所谓“他们是中国政府指示”的指控不攻自破。但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政府与社会就没有一点责任，长期有所偏颇的教育与宣传，让中国的青年人容易走极端。例如现在媒体一报道美国，基本上都是负面新闻，恰恰和美国媒体报道中国一样，走进了同一个死胡同（正是西方媒体对中方的负面报道，引发了2008年全球海外华人大游行）。   中美关系始终贯穿发展主线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5-09 广东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规模扩张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广东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一些居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会为香港带来全新的机会。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香港各界对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不少讨论。除了要积极配合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之外，香港还值得多研究广东省的“十二五”规划。因为广东和香港唇齿相依，其未来五年的发展，会给香港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和空间。   香港需要主动了解广东发展   过去的三十年，广东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省份。香港在广东这三十年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促进作用。1978年，广东的人均生产总值还略低于当时中国大陆的平均水平。而到了1989年，广东已经跃居为大陆经济规模第一的省份。现在广东的经济规模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强。广东与香港的经济关系，也由过去广东接受香港辐射为主，变为各有优势、互相促进。   随着广东“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广东不论在经济规模还是在产业层次上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广东2010年的经济规模是4.5万亿人民币，大约是香港的3倍。现在大陆大多数省份每年的名义经济增长速度都在百分之十几，也就是五年左右可以翻一番。这意味着广东五年之后的经济总量可能会达到9万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今天的汇率计算，比2009年西方七国集团中加拿大的经济总量还要大一些。而对于香港来说，与广东经济规模差距的迅速扩大，为粤港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2003年广东经济规模刚刚超过香港，到2010年，香港只有广东的33%。因此，香港要以更积极的心态，主动了解广东发展的动向，才能避免被边缘化。   广东产业结构升级方兴未艾   从香港的角度看，广东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规模扩张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广东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一些居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会为香港带来全新的机会。   广东产业结构过去给人的印象，大多集中在以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其实早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广东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并取得明显成果。2010年，广东轻重工业的比重已经变为40:60，以面向内销市场为主的汽车、石化、机械等重工业的比重显著超越了轻工业。   广东的“十二五”规划把进一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尤其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另一方面是提早谋划布局，把握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会，培育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新兴产业。   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聚区方面，广东选择重点发展资金技术密集、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机械装备、汽车、石化、造船等行业。   其中，在机械装备行业中，广东配合国家发展趋势和国家大型企业的布局，重点发展广州南沙的大型核电设备基地，将生产二代半和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第三代核电装置，比日本福岛核电站使用的第二代早期核电装置的安全系数要高很多。同时，配合国家清洁能源的发展，在中山建立大型风力发电装备基地。此外，应对国家高速铁路和城市地铁快速发展的需求，在江门新会建立城际快速火车动车组生产基地、在番禺建立国产地铁的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