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September 201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0-09-29 如果从分析日本政坛变化的视角来看这次钓鱼岛撞船事件，我们可以注意到,日本政坛出现了“教科书政治家”。对他们来说所谓政治，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应该是像教科书那样的，如果不对头的话，那也绝不是教科书的错误，而是现实错了。 日本政府最近在钓鱼岛水域的表现是很反常的。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抗议，不断扩大事态，非法扣押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十天后于9月19日居然宣布再延长十天，直到24日才宣布释放詹其雄。 前原主导钓鱼岛撞船事件 从表面上看，这些事件都与一个叫做前原诚司的人有关，此人在2005年5月以后当过大概半年的民主党代表。去年民主党执政之后此人担任国土交通相，这次在钓鱼岛海域抓捕中国渔船的海上保安厅正是在他管辖之下的水上警察。事发之后，此人坚持“东海不存在领土问题，钓鱼岛是日本领土，要根据日本国内法律严肃处理中国船长”的立场。本次菅直人组成改造内阁之后，前原诚司改任外务大臣，延长拘留期限和起诉船长都是他上任外相之后的作为。 日本并不是什么严格的三权分立国家，政治家们并不把所谓“三权分立”的原则看作金科玉律。日本的举动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政府行为，特别是现在的民主党在夺取政权时所打的旗号就是“政治主导”，所以基本上可以认定这是一起政治主导的事件，绝不是现在日本政府想刻意打扮的仅仅是警察或司法案件。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就是现外相前原诚司。 但也不能从本次事件中简单地推导出前原诚司是反华、仇华或者是在搞什么军国主义。前原诚司在担任国交相的时候在扩大中国游客来日旅游和增加中日之间班机数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在渔船问题上前原诚司所持的观点十分简单：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因此日本有权按国内法规严肃处理，决不让步。 前原闯祸后为何人气不减 可以把前原诚司看成一个现象，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前原诚司现象”的出现表明日本政界人物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外国人在观察前原诚司的履历时会感到很不理解，这位前原在担任民主党代表的时候曾经干过一件让民主党无地自容的事，因此不得不辞去党代表的职务。 2006年2月，民主党一个叫永田寿康的议员，指控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在小泉解散众议院搞“邮政选举”的时候接受了名噪一时的明星企业家堀江贵文三千万日元。永田寿康还拿出了送钱的电子邮件和武部勤儿子的银行账号作为证据。 前原没有认真核对这些资料就在国会上捅了出去，结果事实是这些所谓的证据全是乌有。结果永田寿康辞去议员的职务，前原诚司辞去党代表职务，永田寿康后来自杀。 一个已退休的自民党议员对这件事的评论代表了一般日本人的看法：“年轻，没经验，又在在野党，没拿过贿赂——有从银行走钱拿贿赂的吗？等着警察上门还是怎么着？” 日本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轻结果，重过程”，虽然前原诚司干的这件事让民主党很没面子，但前原诚司还是很认真地在干，所以是可以原谅的。这就是前原诚司在闯出那么大的祸之后还有人气、还有人支持的原因。 日本出现“教科书政治家” 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一般都被视为僵硬，当年麦克阿瑟用“日本人只有12岁”来形容日本的思维方式。回过头看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的中日交流史就会发现，实际上即使是一些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刻意要使中华亡国灭种，但日本特有的思维方式使他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仔细研究日本人的主张就会发现，日本人主张的每一句话实际上多少都有点道理，但是全盘地看，要么前提就是错的，要么侧重面是错的。日本人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错误，因为日本人有一种不讲逻辑、混淆主次的倾向，每次都是碰了壁之后才发现自己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主张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错了。 太平洋战争的失败，使得当时的日本人认识到了日本式思维方式的缺陷，因此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人还是能够全面地分析形势，找到最适合日本的行动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自民党内能够存在一个从田中角荣经竹下登一直连绵下来主张日中友好的势力。 这个连绵四十年不断的势力的最后传人是民主党的小泽一郎，更年轻的政治家中已经没有能够柔软地去思考、去观察、去分析的人物了。那些战后出生，和经济高度成长期同时生长的前原诚司这一代人实际上完全是日本式的思维方法，把他们叫做“教科书政治家”并不错。对他们来说所谓政治，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应该是像教科书那样的，如果不对头的话，那也绝不是教科书的错误，而是现实错了。民主党这一点尤为突出，从去年9月份开始执政之后，无论内政外交的任何大小问题都是根据同样的思路，在“胡闹，失败，再胡闹，再失败”这个怪圈里转不出来，内政的儿童津贴也好，外交的普天间美军陆战队基地也好，都是一个路子。 “前原现象”的出现本身很值得注意，因为和前原诚司持同种思维方式的日本政治家肯定会越来越多，中国对日政策的做法必须有所改变。  

2010-09-25 军事透明化对外有助于加强军事互信，减少不必要的猜忌和摩擦，对内则有助于推进我国军事力量的改革和发展。军事透明化不应再成为西方国家指责我国的一个借口，而应该成为我国表达和平意愿、展示大国自信的平台和窗口。 美国国防部不久前公布了2010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报告称，美国对中国军事透明度不足感到担忧。此言一出，立刻在网上引起热议，许多网友指责这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又一体现。然而，在全世界追求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军事透明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军方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从公布年度国防预算到军方将领的频繁出访，中国军队都展示出走向世界的坚定与自信，因此军事透明化不应再成为西方国家指责我国的一个借口，而应该成为我国表达和平意愿、展示大国自信的平台和窗口。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至少可以从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来看待军事透明化对于我国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对外角度来看，军事透明化有助于我国加强对外军事互信，减少不必要的猜忌和摩擦。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军事不透明的原因是要隐藏实力。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的前提假设错了。它预设的前提是战争一触即发，所以我们要隐藏实力以期在战争开始后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所以中国军队的作用恰恰在于通过展示自身军力来表达和平的善意，同时也可以震慑潜在对手，维护周边稳定。此外，从近期各大军事展会上中国的踊跃参展可以看出，中国也希望在国际市场上全力推销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因此，军事透明化不仅有利于我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还能帮助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挣些外汇，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从对内角度来看，军事透明化对于推进我国军事力量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度中国对外公布的国防费预算为5321.15亿元，对于这5000多个亿究竟怎么个用法，别说外国人，就连我们中国老百姓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没办法对中国军方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评价。如果我们的军费投入比别人少，资金使用效率又不一定比别人高，那么军事实力的相对增长又从何谈起呢？ 在这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向美国学习。美国2010年军费预算高达7000多亿美元，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军队用钱大手大脚。事实上，美国军方很多武器项目的研发都是由民间中小企业来完成的，而且这些项目的初始研发费用一般来说都是由企业自己承担。只有当企业拿出较为成熟的研发项目并被美国军方看中，美国政府才会拨付一定的款项支持企业的继续研发。美国最新的“混沌”超机动无人平台的研发过程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来自民间、极富创意的项目在一个公开而透明的平台上相互竞争，择优劣汰，美国军方在受到监督的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由市场的创新与活力，以最低的成本完成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 同时，由于军事透明度高，美军几乎所有项目的招标、实施都受到外界的监督和审核，稍不注意就遭到舆论、议会的批评指责。也正是由于这些批评指责，美国军方才会中规中矩、精打细算，果断下马“科曼奇”武装侦察直升机、“十字军战士”自行火炮等一批耗资巨大同时不符合新时代背景的项目，而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无人机、防雷车、个人防护装备等迫切需要的、与士兵生命息息相关的项目中。这样就能够促使美军与时俱进，避免一些无谓的浪费。 国内这方面的工作似乎远远不够。近期，国内某军事杂志在对比大陆和台湾的轮式装甲车时有这样一段评价：台湾的轮式装甲车不仅要面临底盘裂痕的技术问题，还要通过低效率的官僚系统与冗长采购程序的折腾，真正形成战斗力还需时日，而大陆的新式轮式战车已经装备了快速反应部队，各种衍生型也会陆续问世。这段话看似说明大陆的装备采购效率更高。但仔细想一想，台湾的轮式战车之所以“处境艰难”恰恰是因为其整个采购程序都暴露在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之下，整个项目在研发费用、技术缺陷、单车造价、后勤维修等方面不断受到各方的批评质疑。反观大陆，别说是整个项目的研发程序和费用，就连单车造价外界都一无所知。 因此，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实现中国军事透明化对于中国军队来说都是只赚不赔的。     ■杨一星

2010-09-25 中国政府显然是下了决心，要在能源问题上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中国政府重视节能与环保后，一些涉及能源与有损环保的外资企业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海外尤其是欧洲、澳洲的环保与节能相关企业则可以寻获新的机会。 据人民网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日前对话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施瓦布引用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平衡能源供应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呢？” 温总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以“不强调”的语气先提醒大家注意中国的人均能耗仍然是非常低的，很多乡村还缺少照明的电源，指出西方国家过去二三百年的耗能发展。随即，温总理说，“中国必须走节能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节能和环保，这应该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应付能源需求的不断扩张，我们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既有节能环保又有创新和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和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温总理还补充道：“我们在产业发展当中，要注重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发展，这就在于减少现有能源的消耗。” 温总理在指出中美差别之后，不回避问题的务实态度，赢得了西方人士的赞赏。但他们同时指出，说比做容易。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应该不只是说说，而是代表了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中国政府显然是下了决心，要在能源问题上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 美国媒体人麦克说，中国政府以前一听到人家说能源问题，就会指责西方已经“破坏”了两百多年的能源，现在轮到中国来消耗了。然而，这次温家宝总理虽然也提到了这一现象，可他的讲话更显示中国政府不但务实面对这个问题，而且要动真格的。这位对中国比较了解的媒体人说，这个连西方也没法解决的问题，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找到新的路子。中国政府在“令行禁止”方面的能力一向是有目共睹的，是否能够在能源与环保上显示一次中国特色的“高效率”，值得关注。 中国一位关心能源问题的作者在网络上写到，温总理近日多次强调要重视节能与环保，彰显了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当然，还需要看看中国政府具体推出什么政策。他还补充说，中国政府在制定决策时几乎不受来自议会的羁绊，这是西方推行节能与环保新政时遇到的最大“麻烦”。中国政府应该不难推出能源与环保的新思路与新政策。 更引起西方媒体和商界关注的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在9月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主要任务和扶持政策，其中，节能环保产业排在第一位。 在华投资多年的澳洲华裔商人林先生说，中国政府重视节能与环保后，一些涉及能源与有损环保的外资企业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海外尤其是欧洲、澳洲的环保与节能相关企业则可以寻获新的机会。他表示，自己的企业无涉能源与环保，将不会受到影响，但他也会看看有什么好的项目，不排除随时“转向”。他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未来一、二十年里还会向好。“这里，”他说，“充满了机会”。■易衡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09-25 政治版块的移动，社会改革的启动，两地融合的提速，香港未来变化可能呈现的新局已经若隐若现。传统的管治思维、发展模式或许需要一次范式转移，香港应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宏观的高度来审视香港的未来发展，用全新的战略思维来推进香港经济结构的重整与公平和谐社会的构建，从而稳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中秋节前夕，菲律宾政府通过中国驻菲大使馆正式向中方递交了“823香港游客马尼拉遇袭惨剧”的调查报告。港府通过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收到这份报告后，随即发表五点声明予以回应。翻开报纸，思绪仿佛被扯回惨剧当天，被重新拉入电视直播的场景之中……惨剧发生后，在过去近一个月时间里，香港人集体展现出来的关爱、团结、坚强，无不令人动容、感叹。尤其是8月29日的八万人大游行，黑衣素服，默默无言哀悼死者，平和理性展现港人愤慨。而这次游行，给我们观察香港时局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口，因为这是香港回归以来第一次“不分党派、不分阶层”的大游行，是“民心一致”的第一次。 立法会新一年的会期尚未展开，香港的时政新闻缺少焦点，在淡季中沉浮，整个社会仿佛在凝神等待新施政报告的公布。但是从看似平淡无奇的时局中，我们似能找到香港局势未来发展变化的一些脉络…… 政治版块移动 从去年底到今年６月，从公民党与社民连结盟推动所谓的“五区总辞”闹剧，到2012政改方案得到超过2／3立法会议员支持而获得通过，香港政治形势的发展可以说是波诡云谲，峰回路转。政改方案得以通过，令香港的民主进程向前迈进一步，为下一步的本地立法以及理性讨论普选路线图等政制问题打下基础，同时避免了政局出现动荡，舒缓了港府的压力，减少了社会的戾气，更压缩了激进势力进一步壮大的空间。 政改方案的通过是历史性的，民主党积极与中央政府沟通同样是历史性的。民主党的转变，特别是学者在推动制定改良方案和对话中发挥积极、良性作用，代表着理性声音在香港社会的逐渐上升，“破冰之旅”可视之为香港社会精英对中国崛起、国力日隆的正面回应。从坚决不参加“五区总辞”闹剧到坚持与中央政府对话、沟通，民主党的政策转向，标志着温和反对派与激进反对派的分道扬镳。香港的政治生态由此改写，从传统的建制派对反对派“四六开”，正在向建制派、温和反对派、激进反对派的“四三三”转变，政治版块开始移动。 此次通过的政改方案中，焦点在于2012年立法会选举新增的五席“超级区议员”。后年的立法会选举共新增十个席位，其中五席地区直选，另外五个功能组别席位先由民选区议员提名，再交全港300多万登记选民投票产生。后者正是香港政坛在后政改时期所热议的“超级区议员”，其出现必将改变区议会整体生态：选举议题从过去关注街坊福利等社区事务转向全港性、政治性事务，参选人从过去植根社区、服务社区的社区精英转向拥有全港知名度的城中政治明星，过去不关心、不参与的中产阶层或会更为积极地在区议会选举中投票。可以预见，“超级区议员”的出现，势必令香港2011年的下一届区议会选举形势前所未有之激烈。目前立法会各个政党陆续就选举方案提出意见，也有部分政治明星透出有意参选的风向，显示“超级区议员”的选举开始迈向倒数。 2012年的特首选举同样惹人关注。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每届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现任特首曾荫权五年任期已过三年且不能连任，2012年7月1日第四任特首将正式登场，距离新旧特首交棒的时间已不足两年。特首曾荫权近日在一场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会上，主动回应社会上有关言论，强调不做“看守政府”，不做“五分之三”的特首。对于港府在“积极处理有迫切性的民生问题”方面的作为，社会舆论拭目以待。但是，不可否认，随着行政长官选举的日益邻近，社会各界会更越来越关注特首参选人的施政纲领，从政坛到传媒都难免出现一些微妙的变化。 社会改革起步 后政改时期，港府的施政重心正转向“迫切性的民生问题”。曾荫权就即将发表的新施政报告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港府未来重点解决房屋、养老和扶贫三大范畴社会问题。在特首的政策宣示下，近期以来，香港各界正围绕着房屋、扶贫政策的取向展开讨论。香港的社会改革排入日程表，显示港府正着手破解香港深层次的社会矛盾。 在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的洗礼之后，香港经济维持增长，失业率持续下降，加上过去多年，港府均以民生为虑，屡屡“派糖”纾缓民困。按照传统管治智慧，社会矛盾理当日益缓和，但是香港民间社会抗争活动依旧不断，“八十后”在反高铁事件中的表现更让社会震惊，港府施政举步维艰，动辄得咎。是市民未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是社会的向上流动性被阻断？ 统计显示，香港回归以来，GDP增长了约四成，但市民个人收入中位数却由10500港元下降至9500港元，反映绝大部分基层市民未能分享社会经济增长的成果。香港专业及资深行政人员协会一项最新调查显示，1976年至1990年间出生的“第四代香港人”受访者中，逾9 成在过去5年没有获得工作职位的晋升，仅有5.6%称有过职位晋升的向上社会流动。 “仇富”或许并非香港社会的真命题，但是贫富差距太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怨气增加，却是不争的事实，不容当政者轻视。坚尼系数高达零点五三，显示贫富悬殊日趋严重。而香港自身传统的地产创富发展模式下，政府收入过于依靠卖地，地产商影响力无远弗届，渗透社会各个角落，楼价日高，矛盾日生，令“官商勾结”的指责大行其道，日复一日地出现在报端。 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无法解决经济转型问题，带香港走出困境，也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环境保护、文化保育等一系列挑战。过去依靠行政手段来“派糖”，收效有限，无助凝聚民心，无助缓解矛盾。香港要真正解决社会民生问题，须有系统的新思维，转变发展模式，调整经济结构，同时在社会政策方面必须要以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来弥补市场经济“无形之手”失灵之处，就房屋、医疗、福利、教育、退休保障等各个社会政策上展开长远规划，共同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这意味香港的发展必然从突显效率到重视公平，从创富向均富转变，社会政策进一步向基层市民倾斜，覆盖面更广。有观察家将这一转变概括为“香港向左转”。 香港实施社会改革，不仅需要化解、缓和社会阶层之间过往种种矛盾，更要直面当前复杂的经济局势。一方面，美国继续实施货币宽松政策，热钱流入进一步推高楼股两市，虚火上升；另一方面通胀压力越来越大，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愈见艰难，各项开支“涨”声又起，怨气载道。如是局面，对港府的管治智慧更是考验。 经济融合提速 在完成相关程序之后，《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在9月12日正式生效，标志着两岸经贸关系迈入互利双赢、合作发展的“ECFA时代”。大中华经济圈正加快整合成型，置身其间，香港的机遇与挑战同在。 放眼东亚，年初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自由贸易区启动，如今ECFA生效，而韩国方面正要求加快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一个以中国内地为核心的东亚自由经贸区正在加快整合。北望神州，广西开发北部湾经济区面向东盟，福建的“海西”概念获得台商响应……在前三十年开放的基础上，中国新一轮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国民待遇，消除外商在“自主创新”、政府采购及“知识产权”等方面的疑虑，让他们更好地融入中国经济，而这轮开放更带动内需市场的启动，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塑造中国崛起的新动力。毋庸置疑，香港必须在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大格局中来谋求自身的转型、发展与突破。 香港是在“十一五”规划中首次纳入国家发展大局，今年是内地“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十二五”规划将在明年启动，其中香港如何定位，如何把握机遇，如何配合国家发展，颇令各界关注。 粤港合作的升级深化当是题中应有之义。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机制化后，似乎慢慢淡出了媒体的焦点，其实两地之间的合作始终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中。粤港合作，不再满足于个别领域的互利双赢，而在寻求一种具备战略高度的宏观的整合。粤港两地今年4月签订《粤港合作框架协议》，以把《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宏观政策转化为有利两地发展的具体措施。两地还正致力争取把框架协议中有关粤港合作的政策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9月16日在广州举行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第十三次会议上，双方就《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的落实安排达成共识，广东省长黄华华与曾荫权均亲自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