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21 随着香港公布第三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有1.7%，香港经济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衰退的边沿。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香港的金融、旅游、房地产、物流四大支柱行业受到全面影响，经济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冲击，已是不争事实。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面对整体经济的下滑，香港特区政府能否化险为夷？香港的社会矛盾会否加深？香港的长远竞争力会否受到影响？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会如何发展：从长期看香港是北京的财富还是包袱？ 随着香港公布第三季度的GDP增长率只有1.7%，香港经济的一只脚已经踏进了衰退的边沿。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香港的金融、旅游、房地产、物流四大支柱行业受到全面影响，经济面临周期性和结构性冲击，已是不争事实。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是，面对整体经济的下滑，香港特区政府能否化险为夷？香港的社会矛盾会否加深？香港的长远竞争力会否受到影响？香港与内地的关系会如何发展：从长期看香港是北京的财富还是包袱？ 香港的政治局势是复杂的，香港特区政府及其主要官员的民望不断下挫，让人们对上述问题愈加担忧。随着曾荫权进入第二任期，他与民众的“蜜月期”早结束，西方民主轮替政治的影响与殖民地传统思维的绞缠，不可避免地令曾荫权过早地成为施政上的“跛脚鸭”。一方面，特区政府在去年推出的大型基建项目受到立法会的挑战，迟迟无法上马；另一方面，试图在委任副局长和政治助理方面另辟蹊径的做法又受到民意的反弹，一切事情似乎都令曾荫权动辄得咎。在这种状况下，港府能否有效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海啸？特别是温总理在俄罗斯高调谈论中央高度关注香港经济，更令香港耳语满天飞，左、中、右三方都做出了对曾荫权不利的解读，也希望在未来的特区政府全力布局中先行卡位。在这种趋势下，北京方面尤其需要对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施政方向、香港与内地的长期关系有清醒的判断。 首先，香港经济将面临金融海啸在实体经济方面的巨大冲击。香港的金融、地产已经快速下滑，旅游、物流即将进入寒冬。但是，如果全球经济不进入大萧条、全球化进程不大幅度逆转、各国不采取贸易保护的孤立主义政策，香港经济就会像1998年后那样找到新的定位，并且通过市场机制适应并形成与内地的新关系，就会再次发挥自己管制少、开放度高、市场灵活的特点。因此，中央对香港政策的原则应该是，继续发挥香港作为中国开放经济防火墙的作用，在对外开放方面做出新的尝试。如果说在金融海啸前，香港在全球金融中心的位置排在纽约、伦敦之后的第三位，那么金融海啸的尘埃落定后，背靠内地的香港完全可以有条件成为中国的国际金融中心，至少与纽约、伦敦平起平坐。当然，这种前景能否实现，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央如何用香港。 其次，香港特区政府目前的主要官员，从特首到财政司长、从金管局总裁到特首办主任，完整经历过1998年金融海啸与索罗斯的对抗，在危急关头他们敢于打破“市场至上”的教条直接入市，既挽救了香港经济又赚到了利润。在全世界范围，很少有政府又如此多的高级官员，既经历过金融危机的冲击且能全身而退，而且目前他们还在权力的巅峰。因此，香港政府对金融海啸的基本判断是“危中有机”，成立的是“机遇委员会”来抗击和应对金融海啸，该委员会的职责是“及时评估形势，筹谋应对之道，以及捕捉新的机遇，从而提高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中央应该放手让香港特区政府高级官员施政，尽力帮助他们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尤其是要约束那些号称在北京有关系的香港人士的“放话”。其目标就是要令香港成为金融海啸后国际金融新体系和新市场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第三，为了社会稳定，香港政府不得不投入巨大的精力，去处理“雷曼迷你债券”等事务。其实，该事件的主要投资者是富人，如今在部分立法会议员的串联下，结合部分中老年投资人，该事件越闹越大。这个事件，一方面反映出在民意上处于下风的特区政府凡事讨好民意的心态，而罔顾了“投资有风险，输者自负”的原则。另一方面，如果这些事情越来越多，势必会牵扯更多的精力。因此，对于类似事件，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等报纸应该予以客观报道，并在社论上订出基调，必要时也可请中联办官员或其他官员（如央行）发表看法。 第四，挽救香港经济下滑的当务之急，是配合国内的刺激投资计划，迅速启动香港内部和跨境的基建项目。港珠澳大桥、深港机场铁路、穗深港客运铁路专线，完全可以在粤港联手下迅速启动，而香港内部的西九龙文化中心等大型的基建项目，也可以趁这个时机排除内部的反对声音迅速开工。这些跨境项目，既能够对抗经济下滑，缓解失业率上升，又能够从长远加强香港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联系，中央的对港决策机构一定要抓紧时机，赶快督促相关部门落实。 回归十年来，港人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实现了从“地理”回归到“心理”回归的过渡，在这次金融海啸的冲击下，如果中央政府能够及时形成兼顾短期和长期的香港政策，香港经济就完全可以走出危机，并在新的全球竞争中形成新的定位，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新一轮的发展。
港澳观察
2009-01-21 前几年美元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在全球营造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香港更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东风，经济景气，股市飙升……但不到一年时间，从美国华尔街发飙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所过之处，泡沫散尽，东方之珠也黯然失色。 前几年美元泛滥所带来的资产泡沫，在全球营造了一片欣欣向荣的繁华景象，香港更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东风，经济景气，股市飙升……但不到一年时间，从美国华尔街发飙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所过之处，泡沫散尽，东方之珠也黯然失色。退潮之后才能看出暗礁险壑，才能看清谁在裸泳，现在金融危机的影响虽然未完全消除，但香港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在这次金融狂飙中显露无遗。对香港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香港已经暴露出经济结构上的致命内伤，但是这次危机的力度远比十年前猛烈，影响也更为深远，但是香港人的思维仍旧停留在十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成为香港经济转型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波金融海啸刮到香港，香港马上出现裁员减薪潮，而餐饮、旅游这些关系就业的服务业更面临倒闭困境，同时房地产价格急剧下调，中产和中低收入者同时感到严冬到来的寒意。更为严峻的是，在珠三角从事加工贸易的上万家港资企业面临倒闭困境，不良港商撩担子“走佬”也影响到内地社会的稳定。同时，因雷曼债券所引发的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争也备受关注，这个问题更是亚洲金融风暴所未出现过的。 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 无论是本港服务业的困难，还是内地港商的困境，都反映出香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那就是香港经济高度依赖金融、贸易、旅游以及房地产四大行业，其中控制土地这个生产要素的房地产行业畸形繁荣，更胁持了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导致香港经济在过去十年转型困难。亚洲金融风暴之后，特区政府一度试图发展资讯科技和高新技术产业，但当时推出的几大项目都搞成了房地产，最终要和毗邻的深圳去“互补”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效果还有待检验。 随着经济的起飞，房地产一般会随之发展，但是房地产如果开发过度会反过来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香港的房地产从五六十年代起步，到七十年代起飞，到八十年代主导经济发展，并推动了香港经济迅速从工业制造向金融贸易等服务业转型，但也正是从那时起埋下今日香港经济转型的诸多弊端： 一是地价不断上涨，逼迫制造业北上珠三角，造成香港工业空心化。工业空心化的后果是大量制造业工人“结构性”失业——失业人员需要再训练或是迁移才能找到工作，一般只能从事低端服务业，而一旦经济萧条他们便是首当其冲的牺牲者，结构性失业是香港的顽疾，二十年前如是，十年前如是，现在更如是。 二是中小企业难以扩展经营，香港有很多传统饮食都非常有特色，但是经营店面都很小，一旦房租上涨就会面临关门或者搬迁，因此更难有扩张的机会。曾与几个香港朋友在台北品尝各种风味小吃，这几位朋友都不禁伤感，说香港的老字号风味越来越少了，大排档越来越少了，街头摊贩也没有了，都是地产害的！香港的富豪十有八九出自房地产业，而不是其他行业，就可窥其中端倪。这些房地产富豪利用资金优势反过来从事餐饮、超市等民生行业，结果形成垄断局面，进一步掌控香港经济。 三是地价高企不利于进行科技创业、文化创意这些周期长、风险高产业的孵化。高新技术产业因为风险高，因此在创业初期都是希望成本低廉，香港的高地租自然不能满足这个条件（香港科技产业难以发展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后面再谈）。至于房地产过度发展对香港精神空间的蚕食，让香港文化创意产业至今也没有太大成效。在香港，读书人不免要为房间摆不下一张书桌而苦恼，为书架太小摆不了几本书而要割爱。在旺角，“二楼书店”已经名不符实，因为随着租金的上涨，早期还可以在二楼营业的书店也被迫往上搬，成为六楼、七楼书店。 急功近利观念陈旧 有人或许认为，畸形繁荣的房地产业绑架香港经济，造成香港经济转型困难可能言过其实，因为影响经济转型的因素很多。房地产行业畸形发展是其中重要的结构性因素，在香港还有一个观念性因素与之相辅相成，构成了产生这诸多问题并影响香港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的土壤。或许因为地狭人多、竞争激烈的原因，很多香港人急功近利，流行注重搵“快钱”的商业文化（也是市民文化），而对于长远投资、产业升级转型几乎没有概念。 与台商相比，可以明显发现港商的理念和行为差异。八十年代，台商晚于港商进入珠三角，刚开始也都是从事低端的“三来一补”加工业。但后来，大多数港商一直停留在简单的外包模式和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始设备生产商）模式，而台商则在90年代发展到有自主创新和创意的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始设计制造商)。比如台资的富士康虽然也是代工电子产品，但是其制造流程、工艺有很多他们自己的创新，其科技含量也不低。少数台商更从ODM发展到了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原始品牌制造商），但在这一块做得更好的是同为亚洲四小龙的韩国，比如三星、LG已经成为世界性品牌。 同比之下，六七十年代香港的服装加工、电子产品虽然在国际市场有一定竞争力，但是香港产业转型的结果是外迁到内地，而当时韩国这些制造业则是就地升级，服装制造业发展成为高档面料生产基地，电子产品现在则可以叫板日本。 港资企业对转型升级的麻木和忽视，在2000年以来导致其在珠三角的地位趋向边缘化。据说几年前东莞市政府开始制定产业升级政策时有这样的政策导向：“抓紧台资使放心，握紧日资不放松，引资欧美下狠功，观察港资行不行。”观察的结果自然是不行，以至于这两年在市场环境的急剧变化中纷纷谢幕退场。 港资企业三重三轻的教训 台湾、韩国能够实现转型，为什么香港不能？香港急功近利“赚快钱”的商业文化，导致港商既没有转型的动力，也没有这个能力。这种文化导致的结果就是港资企业三重三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