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窦靖波 2013-03-21 香港是一个带有鲜明移民特征的城市，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持开放是其活力来源，但是陆港矛盾由社会经济问题逐渐变得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已经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形象和竞争力，再加上政策制订上的短视，治丝益棼，反而令矛盾更加尖锐。 3月1日起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实施限制携带奶粉出境的规定，试图缓解因内地人来港抢购奶粉而造成的奶粉荒，平息本地民怨。这项政策不但引起内地部分年轻父母的不满，也招致一些自由市场主义者的批评。两地因奶粉造成的矛盾与冲突，表面上是争夺资源的社会经济矛盾，但是在香港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已经由简单的情绪化对抗，上纲上线演变成为意识形态化的反中国大陆运动的一部分。 实际上，近两年香港与内地出现的各种矛盾冲突中，从2011年底反对双非婴儿到2012年春节两地网民互骂，再到去年下半年的打击水货客行动，都可以发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种意识形态化的影子。两地融合变为政治不正确 作为一个移民城市，香港新老移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一直存在，尤其是在每一波大的移民潮到来之际，矛盾更为明显、激烈。但这些矛盾基本上都是在香港狭小地域内展开的生活空间、生存空间之争，是本地人因生活受到大量外地人冲击而出现的一种本能的情绪化反应，随着香港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新移民逐渐融入，这种对抗情绪很容易就消退了。 2010年初的香港“反高铁”运动由环境保育、本土化运动人士所主导，其主要方向是反全球化，但其中已开始带有一些反大陆化的色彩，反对与中国内地的融合，试图让香港在经济上独立发展。但整体来说，2011年之前，要求两地融合发展仍是香港的主流方向、主流论述。当时谈论两地融合主要从经济互惠互利上考虑，即使涉及政治、社会层面，多数港人也认为，香港会以自己的制度优势带动内地社会进步，这一方面体现香港社会积极进步的一面，另一方面也体现港人对本身制度优势保持自信。 自2011年下半年特首选举展开后，不仅亲共反共的政治议题白热化，原本较为情绪化的社会议题也经常被上纲上线，越来越泛政治化，矛盾激化时更呈现明显的意识形态化色彩，被一些力量借来反对两地融合、反对中国大陆。 2012年中香港出现反对“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运动，成为梁振英政府上任以来的第一大考验，也让有关粤港合作、深港融合议题在香港变为政治不正确。实际上，港府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经开始探讨新界东北的策略性增长潜力。“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将成为香港未来公共住房的主要来源，对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大有助益，而为了解决居民在区内的就业问题，商业区和商业住宅区也必不可少。但反对者对这些合理因素统统视而不见，将此计划简单标签为“新界东北兴建富豪双非城计划”，并捆绑上梁振英近年推进深港合作、开发新界北的动议，试图抹黑梁振英，这就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泛政治化撕裂香港社会 在其他社会文化领域，泛政治化现象也比比皆是。例如部分商家为方便内地游客而制作简体字告示、招牌，惹来部分人士发起反“残体字”运动等。一些香港知识分子还引经据典，为反大陆化提供了另类“依据”，近年一直鼓吹香港本土意识的陈云在香港媒体上连续著文分析诸多所谓“语言文字入侵”现象，批评九七后香港公共传播语言在“与北京看齐”。 对于语言文字使用中出现的各种现象，知识分子感觉敏锐，可以提出来探讨，但是上纲上线到“与北京看齐”，实在有点唯恐天下不乱。香港知识分子中一直存在“恐共”、“反共”情结，近来有人甚至把简化字看作共产主义革命的产物，却全然不知简化字运动从清末即已开始。 与过去那种为反共而反共的意识形态化不同，现在的香港已经发展为由于不喜欢中国内地而“仇中”甚至“反中”，从反共到反对中国政府，从仇视内地人到仇视带有中国内地特征的一切。长此下去，带有中国内地背景、特征的人，都会成为一个特别标签，成为一种“原罪”。 情绪化的适当发泄有利于释放社会压力，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但随着陆港矛盾冲突逐渐增多，社会经济问题变得泛政治化，越来越意识形态化，不仅造成两地民众的对立，也会加剧整个香港社会的撕裂。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社会就是典型的例子，岛内政治势力为了赢得选举而操纵族群议题，硬是把整个社会撕裂成“蓝”、“绿”两大阵营，连一个家庭内部也会为挺“蓝”或挺“绿”而发生冲突。 更令人忧虑的是，港府在重大议题上的决策也容易被民粹所绑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反对双非婴儿运动。不可否认，双非婴儿的确影响到港人一些切身利益，如挤占医院床位，分摊港人社会福利等。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人有不满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双非婴儿问题闹得沸沸扬扬之际，从民间到媒体、政府都没有认真思考过：当初为何放开内地人来港产子？原因其实摆在那里，就是因为香港社会面临人口老龄化危机，要补充新鲜血液，而让内地富有阶层来港生子，为私家医院创造收入，从短期到长期都是对香港都是有利的。之所以出现影响港人利益的问题，显然是政府当初制定政策时配套措施没有跟上，没有考虑相应的医院床位乃至学校学位的配备，政策制定者的短视由此可见一斑。民怨四起之后，港府一刀切停止内地人来港产子，政策缺少延续性，一些私家医院无所适从，也令港府公信力受损。此次限带奶粉出境政策也同样存在一些可以商榷之处。政府决策不能简单地迎合民粹，而应着手就两地融合建立正确的论述，以疏导民情，从而掌握施政的主动。举重若轻化解陆港矛盾 香港是一个带有鲜明移民特征的城市，在自身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保持开放是其活力来源，但是陆港矛盾由社会经济问题逐渐变得泛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已经严重损害了香港的形象和竞争力，再加上政策制订上的短视，治丝益棼，反而令矛盾更加尖锐。可以预见，未来几年，香港社会生态与政治运动将更加复杂多变，港府施政难免捉襟见肘。陆港矛盾冲突有走极端的倾向，这对缓和香港现阶段社会矛盾非常不利，也不利于港府施政，应该引起北京的重视。 对于“反大陆”的倾向，北京一方面要区别对待，区分哪些是情绪化的反应，哪些是别有用心的煽风点火，另一方面要举重若轻，不要把所有问题都上纲上线，即使是尖锐的批评者也要有包容态度，而不能动辄从意识形态上或动机背景去讨伐批判，要看批评是否在理，是否可以进一步沟通。 与香港社会的沟通，需要善用具有独立性的民间组织、香港学者，建立信任基础。对于他们所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批评建议，不仅要听取，更要以实际行动来回应。香港较为温和的学者陈健民最近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近年与北京来的学者颇多沟通，但有感于这些沟通毫无作用，也并未影响北京对港在政治方面的决策，他表示“对中央的心已死”，并全面停止与中央的对话。北京应从陈健民的转变上汲取教训，不要把可以团结、统战、沟通的对象推到另一边去。因此，在对待两地矛盾冲突上，北京不能无所作为，但也不可强有作为。 对于两地融合，北京决策时需要力避单向度的思维。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的进一步融合会拉大社会的贫富差距，因为大商家能从中受益，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却被挤占。分配问题一旦恶化，会助长本土意识，加剧陆港矛盾，近期香港舆论浮现对于自由行政策的各种批评已可见一斑。因此，北京在推动两地经济融合，谋划挺港经济政策，需要多维度思考，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多元因素，注重平衡香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 《港澳观察》2013年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2-12-27 翻查中共十六次、十七次、十八次党代会报告，从文本比较来看，十八大报告对于港澳事务的表述比以前更为丰富、细腻，许多段落不再仅仅是愿景，更多的是操作性较强的指导性意见。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公布之后，引起香港社会高度关注，尤其是涉及港澳事务的论述。翻查中共十六次、十七次、十八次党代会报告，从文本比较来看，十八大报告对于港澳事务的表述比以前更为丰富、细腻，许多段落不再仅仅是愿景，更多的是操作性较强的指导性意见。丰富“一国两制”内涵   对于“一国两制”的理解，三份党代会报告均有提及。十六大报告出台时香港回归五年，因此如此表述：“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丰富了‘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方针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十七大报告出台时香港回归十年，当时中国国内外经济形势都比较复杂，香港经济前景不太明朗，因此中央政府改用较为保守的语言强调“一国两制”：“我们将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严格按照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办事”。此中透出的信息是，香港政府和中央政府一起合作实现香港的繁荣和发展。 相比之下，十八大报告对“一国两制”的阐述最为丰富和细腻：“香港、澳门回归以来，走上了同祖国内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宽广道路，‘一国两制’实践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中央政府对香港、澳门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根本宗旨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必须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发挥祖国内地坚强后盾作用和提高港澳自身竞争力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这段话有多层含义。一是强调香港和内地是互补关系。从经济层面来说，香港对内地的经济作用是巨大的。改革开放早期，香港对内地投资一度是内地经济的火车头，同时也是内地对外贸易的桥头堡。在过去的十五年中，香港对内地的经济贡献逐步从资金输入转向经验分享，此方面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另一方面，内地也一直是香港的重要经济伙伴，特别是香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及应对非典时期经济低迷时，内地与香港的伙伴关系越显重要。因此上述报告强调了双方的互惠关系，在此基础上双方都将有宽广的道路。二是国家主权、安全等利益与香港自身利益的互相协调与尊重。“一国原则”和“两制差异”是并列的，而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香港高度自治权也是互补的。此报告特别强调两者不可偏废。 对于报告文本的理解，涉及内地思维与香港思维的文化差异。传统上来说，两个事物可以互相包容、互相补充；但部分港人却认为，两者必有优劣、高低之分，要么“一国”大于“两制”，要么“两制”大于“一国”。确实，在严重冲突的情况下，两者是有优先次序。但正如报告所强调，在正常情形下，维护中央权威、坚持一国原则与地方自治、尊重两制是互为补充。 十八大报告中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香港民主的表述。十六大报告未提及此事项，十七大报告则在提及支持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时，认为“要着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进民主”。十八大的表述是中央政府“坚定支持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依法施政，带领香港、澳门各界人士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切实有效改善民生、循序渐进推进民主、包容共济促进和谐”。可以看出，十八大的表述更加精确。就香港的民主而言，中央政府的立场是支持和肯定的。实施过程希望是“循序渐进”的，而不是一步到位。 此中争议同样反映两地思维和制度发展的差异。部分港人认为“循序渐进”给中央政府一些斟酌空间，因此在特定情形下，中央政府可能会减少支持力度。其实，内地近年来许多重要公共政策都是由点到面、先试验再推广的“循序渐进”改革，目的是降低各种改革的震荡和负面效应。这套思路同样适用于香港的民主化进程。应对外部势力干预 “港独”近期成为香港社会关注的议题。香港一些媒体认为中央也在强调“港独”问题的严重性。有学者认为，胡锦涛在谈及香港时较含蓄地回应了“港独”问题。也有论者认为，胡锦涛讲话“绵里藏针”，希望通过十八大报告给香港“去大陆化”画上句号。 十七大报告首次出现对“外部势力”的表述（见表一）：“积极支持香港、澳门开展对外交往，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澳门事务”。十八大报告的表述则为“促进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在爱国爱港、爱国爱澳旗帜下的大团结，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干预港澳事务”。对中共文件有些了解的人士可看出两者有一定区别。十七大报告强调的是香港与中国之外国家和地区的交往，在此基础上，中国反对外部势力干预（比如美国和英国势力对香港事务的干预）。十八大报告则表达两层含义：一是香港人要有大团结，也就是香港人内部要强调爱国爱港。此内容针对的是无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下的内部争议问题；二是要防范和遏制香港之外的国家和地区的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十七大报告用词是“坚决反对”，表明的是一种态度；十八大报告用的是“防范和遏制”，更代表一种行动层面上的应对策略。 表一  党代会关于港澳议题的表述 与十七大报告不同，十八大报告透出的明确信息是，港人内部团结很重要。中央希望港人可以减少内部争议，集中精力发展民生及经济事项。 有必要指出的是，两地人思维习惯不同，对同样表达可能产生不同理解。比如“团结”在内地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其目的是解决集体决策和行动的问题。受儒家传统及现政权意识形态的影响，团结意味着在集体决策之中可以争议、争论，不过决策一旦做出，要一致行动以实现设定的目标。而香港社会中西兼容，对团结一词会有不同解释，有部分人士把团结理解为“被团结”，即强制下的“团结”。中央越提团结、和谐，部分人士越会认为这是强制要求港人服从一个声音。 香港内部的争议、香港和内地人士之间的争议，有政治制度、教育背景、文化传承等多种因素发挥作用。香港回归祖国以来，这些争议越来越多，就像人与人相处，友谊并不完全随着交往年份增长而增长。基于近年的事态发展，十八大报告作出了明确的回应。也可以说，中央“含蓄”回应了香港和内地的矛盾，并要求港人保持内部团结。但是，笔者不认为这是对“港独”的正面回应。“港独”在香港的根基较浅，严正回应往往适得其反（可能出现所谓“自我实现的预言”），把十八大报告中关于防范外部势力的表述理解为中央关注“港独”不见得是恰当的。对香港管治形势的启示 香港社会之所以对于十八大报告文本有较多不同的解释，除了两地制度、文化差异外，也反映香港社会的“深层次矛盾”。 香港的贫富差距、房屋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上一届行政长官曾荫权回顾任内事务也承认在这方面有改进空间。民生政策的失败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在生活无望的情形下，民众会变得更加不安和挑剔。 在经济优势逆转之下，奶粉和孕妇床位之争引发香港人和内地人的矛盾，目前房屋议题更激化两者矛盾。数据表明，香港大量房屋由没有居住需求的内地人购入。部分港人认为，内地人炒高了他们的住房价格，因此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在陆港矛盾问题上，特区政府的作为值得反思。矛盾浮现之初，特区政府几乎没有任何举措，甚至连道德说教都没有。之前已有香港人和内地人的矛盾，上任政府的六千元现金计划更是在香港本地制造了香港永久居民和香港居民（大多数为中国人）之间的矛盾。许多国家和地区对持工作签证的人士会发给一定期限的居留证件，而此证件是与社会福利挂钩的。澳门特区政府向民众派现金，尽管数额不同，体现贡献不一，却不会是永久居民有份，而非永久居民的份额为零。金额高低本身并不重要，关键是居港人士在六千元计划中感受到严重的不公正待遇。 现任特区政府试图扭转此态势，行政长官梁振英不久前在立法会上关于香港和内地关系的解释就是其中的一个步骤。不过，要改变局势却有待时日。在全球经济形势不明朗的今天，人们的经济处境常常易受外界影响。香港作为高度开放的经济体，面对不确定性的机率更高，因此人们出现焦躁情绪可以理解。但是当正常的民众诉求无法得到政府及时回应，民粹主义已逐步扎根，并影响到政府和民间的关系，令特区政府施政举步维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璐 2012-11-06 政府需要增加其思考和辩论的能力，扩大其“脑力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从而提升在社会上争夺话语权的能力，更好地应对拥有庞大“脑力资源”的反对力量。 自今年3月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以来，香港政治形势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政府架构重组受挫、官员丑闻不断，后又出现“反国教”浪潮、新界东北规划争议。新一届特区政府未能如愿地交出“百日新政”的成绩单，反而处境被动，民意下滑。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局面？这种状况预示着新班子未来怎样的施政走向？以下提出几点观察，谨供思考。新班子上场遭遇重重危机 2012年特首选举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未来五年是香港实施“双普选”的冲刺阶段，更是进一步扩大和团结爱国力量的关键时刻。考虑到新一届特首任务艰巨，需要较高的民望和社会支持来解决深层次问题，同时也为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积累经验，中央同意两位建制派人士竞争特首，并要求他们做到“君子之争”。结果，这场特首选举却变成了“泥浆摔角”，负面新闻不断，撕裂了建制派，致使香港政治生态愈发复杂，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仍在发酵，阻碍着政府有效施政。1.建制派内部矛盾公开化，施政失去平衡空间 “双英对决”使整个建制派卷入其中，成为了对立的两个阵营。梁为了争取民意，狠批“地产霸权”，提出“稳中求变”，以迎合中下阶层的要求。这使得工商界尤其是大财团，对梁充满戒心，害怕利益受损，担心梁的民粹倾向，而民众则提高了对梁打破经济垄断的期望。工商界与基层关系的完全对立，使本届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协调方面的回旋空间更小。目前劳工界正在推动的“最低工资”和“标准工时”，都成了政府的“烫手山芋”，左右不能讨好；要求设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压力升温，新一轮的政治较量正蓄势待发。更值得关注的是，建制内矛盾充分暴露并公开化，不仅削弱了建制派与反对派对抗的实力，也减少了政府的支持者，从近期各种争议中建制派重量级人物很少公开“挺梁”可见一斑。2.新班子的诚信及能力受到质疑，社会处处设防 选举期间的负面消息使梁的形象受损，未上场已经遍体鳞伤。7月1日他正式就职，“西九风波”疑虑还未消除，又传出大宅僭建等诚信问题。梁振英处理个人“丑闻”的手法，进一步损害了港人对他的信任。新班子刚上场，先是多名局长卷入僭建风波，旋即又出现“行会”召集人林焕光有意放弃职务、发展局局长麦齐光涉嫌贪污被捕、新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涉嫌经营“㓥房”等危机，令新政府的公信力大受打击。 政府在“反国教”风潮让步后，特首推行政策和政治判断的能力也受到极大的质疑。不少人认为，他的班底也缺乏素质高、公信力强和有经验的人才，遇事进退失据。这些怀疑近期逐渐发展成对梁执政“动机”的怀疑，认为他急于处理民生问题，无非是为了讨好民意，从而完成中央交代的“政治任务”。这种状况若不得到迅速改变，新班子将举步维艰。3.内地与香港矛盾突出，港人对中央的信任降低     近年来，港人与内地居民的交往中出现了一些摩擦事件，例如内地人来香港抢购奶粉，内地孕妇来港分娩令本港产科床位及医护人手紧张，本港奢饰品零售店禁止港人却容许内地顾客拍照，引发港人成为二等公民的感慨以及孔庆东的激烈言论等等。同时，近年成倍增长的内地“个人游”旅客到港消闲购物，不仅改变了本港的经济文化生态，也使得基础设施和服务出现高负荷运转的问题，影响了本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对内地不满的情绪在香港蔓延开来。部分港人甚至“标签”特区政府规划署关于环珠江口湾区建设的规划是“香港被内地规划”，以及发动游行反对“粤港跨境自驾游计划”。这些不满情绪的滋长，使新班子无法以推动香港与内地进一步合作作为经济政策的亮点，对两地均有害而无益。另外，在本届特首竞选中，不少港人质疑中央插手选举，媒体也大肆加以报道，影响了港人对中央的信任，更触发部分港人直接与中央对抗的言行。近期，从“七一”游行到“反国教”的社会波动中，都可感受到这种不满的情绪。 4.激进势力冒起，行政立法关系难驾驭 9月9日第五届立法会选举的结果显示，虽然建制和泛民两大阵营大的政治版图未变，但是新的政治图谱却未必有利于政府施政。举其大者，如人民力量和“社民连”大胜，泛民激进左翼抬头，其政治影响足以牵动温和派向左转，加上民粹主义盛行，建制派出于选票的考虑，也会在民生的议题上左倾，从而劫持政府的民生政策；再如，反对派的三位超级区议会议员共赢得八十万张选票，他们对政府施政和政策的取态，会产生挟民意以令政府的政治效果；第三，自由党这次由三席增加到五席，成为建制阵营的关键少数，实力不容忽视。自由党属“深唐”阵营，过去对政府的支持反复无常，其能否短期内放下对梁的成见，将考验政府的智慧。 总之，本届议会党派林立，政治光谱进一步拉宽，增加了政府沟通、游说、箍票的工作的难度。同时，立法会中语言暴力已成常态，未来若“拉布”常态化，党派间关系会更为紧张，行政与立法关系实难乐观。5.媒体政党化，理性讨论空间缩小 香港媒体近年已成为实际主导香港政治的主要力量。它们不仅持续创造社会议题，而且还常常设定和左右政府的政策议程，呼风唤雨，是监督和评判政府的主力。本次特首竞选中，传媒更是发挥了挖掘隐私、发布民调、引导民情、监督参选人的作用，使原本就非常商业化和日益民粹化的报章杂志纷纷归边站队，政党化倾向明显。这些报刊消息片面，选择性报道情况日甚，同时打压不同政见者，压缩了社会理性讨论的空间。这种状况并未因特首选举结束而有所改变，反而成为扩大官民矛盾和政治动员的工具。政府对此束手无策，缺乏正面回应，致使政府威望和公信力日渐削弱。6.公民社会参与政治较量，激化官民矛盾 近年，公民社会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较量中，其表现形式就是各种社会运动，虽没有固定的组织，但是参与的人数却一次比一次多，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这次“反国教”运动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从街头抗议发展到绝食和包围政府总部，成功地迫使政府让步，大大地鼓励了公民的街头抗争。今后公民社会有可能成为立法会之外，影响政府推行政策的又一政治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多是青年人。他们在价值观上更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普选，更有反共情绪和“本土意识”。在未来政改和重大政策的讨论中，政党动员学生以公民抗争的形式参与较量的可能性非常高。 以上简述了新班子施政所处的客观环境，这些因素影响着政府施政的效率和威望，自然值得注意。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政府所遇到的困难都不是新问题，而是上两任特首也同样面对的老问题。董建华和曾荫权没能解决它们，并非其能力有限，而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源于巨大和宏观的外围形势的变迁，要认真处理会涉及到香港政治和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改动的余地不大。例如，行政与立法的“有权无票”和“有票无权”的制度错配，自回归以来就是香港管治的难题。又例如，因贫富悬殊扩大所激化的阶级矛盾，绝对不是香港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有限职能政府所能“解决”的。 这种状况不禁使人想起，半个世纪前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讲的一段话：“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水平。”换言之，观察一个政府，我们不应只停留在对其体制的分析上，而是应该更多的关注政府管治本身，即其解决和处理具体问题的执政能力和管治水平，毕竟事在人为。这就将我们的注意力由管治的外在环境转到政府内在的能力上来。政治能量和管治意志有待加强 本届政府上任以来，迎难而上，提出一些惠民的政策，得到社会很好的反馈。特别是这次应对南丫岛海面撞船悲剧，特区政府反应迅速，显示了较好的危机处理能力，赢得了市民的掌声。但是，新班子上任推行的大部分都是上届政府已经铺垫好的政策，都不涉及实质的利益和政制问题，再加上立法会休会，本应是积累政治资本、树立管治权威的最好时机，却施政有失方寸，动辄得咎。究其关键原因是特区政府核心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能力和水平都需要大幅提高。 从管治实际运作的层面，特首如若有效地运用行政权力，必须做到如下两点：第一，整合精英，构建政治权威；第二，稳固公众民望平台，使民意成为执政的后盾。用通俗的话讲，政府首先要有“猛人”，其次要有强势的话语权，显示领导力、统筹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民意成为政府推行政策的后盾，阻吓反对力量。1.整合政治精英，增加政治能量 特首选举结束后，中央和特区政府都意识到，首要的任务是建制派的“大和解”，新特首应尽可能地缓解双方的矛盾，做好弥补、修复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政府职位委任权，将原唐营的传统精英笼络到本届政府中增加自己的政治能量，建立起政治威望。但是，从政府组阁和行政会成员任命的情况看，新特首似并未能利用好这两个机会来整合政治精英，向唐营释放出弥补裂痕的善意。 港大民调显示，与董建华和曾荫权两届政府相比，梁振英团队的整体认受性要低许多，市民普遍认为梁无法找到更好的人才进入政府，同时用人唯亲，对新班子信心大打折扣。代表工商界利益的建制派，对新政府也抱着怀疑、冷眼旁观的态度。爱国力量则抱怨梁刻意拉拢一些民主派和亲西方人士“入阁”，实属敌友不分。这种状况若不改变，新政府仅靠民建联和工联会的支持，难以推动未来的各项政策，更遑论开拓新的局面。2.提高领导和沟通说服能力，展现管治意志...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10-19 中国除了以广西作为发展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主要平台之外，还可以考虑将香港作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战略基点。 在美国“重返亚洲”和中日就钓鱼岛主权的斗争升级的情况下，如何在周边地区营造出一个有利于中国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课题。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困境与挑战 与东盟的关系是中国外交上的重要一环。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冷战时期，美国一直在经营其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和亚洲一些国家结成了各种联盟关系。较之中国，美国和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制度化水平更高。冷战给中国和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留下的遗产是负面的，一些国家甚至对中国抱有很深的疑虑。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互相调适的阶段。东盟各国采取现实主义的务实外交政策，把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一个机会，调整自己和中国的关系；同时，中国也把和东南亚国家关系的重心放在经贸关系上，以由浅及深、先经后政的方式逐步推进与东盟各国的关系。正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这种互相调适，双方关系才获得了快速的进展，并通过各种区域的和国际的、双边的和多边的途径使得双方关系趋于制度化。这一点显著表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成立以及中国与东盟之间其它种种10+1机制的产生和发展。 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一步巩固，东盟已超越日本，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是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仍受到一些困难和挑战。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是美国加快重返亚洲的战略部署。自美国宣告结束伊拉克战争后，逐步把战略重心移至亚洲。它除了加强军事影响力，如与亚洲传统盟友日本、韩国等进行军事演习外，还逐步扩大其经济影响力。2011年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上，美国便向各成员积极倡议《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希望藉此巩固美国在亚洲的经济地位，并制衡中国在区内的经济影响力。这些举动都令亚洲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可能对中国加强与东盟的合作以至企业“走出去”带来负面影响。 二是由于历史原因，部分东盟成员国在政治上对中国存有一定戒心。2011年，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在领土问题上出现颇大争议。虽然各国都从大局着想，尽力化解政治分歧，但是有关事件再次突显了中国加强与东盟的合作存在的困难。影响所及，一些经贸关系，例如以中国政府或中国国有企业身份参与的投资项目，都容易引起争议。香港可作为与东盟关系的战略基点 现在中国和东盟之间一个制度化的战略交往平台，是每年在广西南宁举行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广西与越南毗邻，在边贸发展上有一定优势，但这个平台也有一定的局限性——除了边贸以外，广西与东盟中影响力最大的几个国家，包括印尼、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等，经贸往来有限。加之广西自身的经济发展程度，与东盟中的不少国家大致处于同一阶段，竞争关系多于互补关系。因此，中国除了以广西作为发展与东盟国家经贸关系的主要平台之外，还可以考虑将香港作为中国与东盟关系的一个战略基点。 历史上，香港与东南亚地区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移居东南亚的华人都与香港保持密切联系，如部分亲人仍在港定居，或利用香港作为中国与东南亚贸易的中介地等。长期以来，香港政局和商业环境稳定，也成为东南亚居民融资、贸易、旅游等的重要选择地之一。而香港有一批较早进入东南亚地区发展的政商人士，其知识、经验等对内地商界有很大的参考作用。 不仅如此，与东南亚当地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华人巨贾和财团，比如马来西亚的郭鹤年、印尼的林绍良、泰国的陈有庆、新加坡的黄志祥，都和香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香港可以成为联系东盟国家政商界的一个得天独厚的平台。 同时，香港的经济结构，尤其在金融、法律、会计等生产性服务业方面的优势，令香港经济与除新加坡之外的其它东盟国家具有高度的互补性。东盟各国也非常愿意以香港作为企业融资、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平台。 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在一国前提下，其制度又与国际接轨，因此由香港注册的企业牵头的项目较易让东盟成员国接受。另外，中国内地可凭借香港的服务业以大展拳脚，加快推动内地企业对东盟国家投资的进程。五项措施加强香港战略角色 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应考虑进一步加强香港在东盟事务上的角色。就近期而言，可以迅速开展以下几项工作： 第一，尽快启动香港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建议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商务部等与特区政府协商，尽快启动香港加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谈判。此举可创造“三赢”的局面：中国大陆的企业可借助香港的东南亚网络，减少进入东盟时遇到的各种障碍；东盟的企业也可借助香港对内地市场的熟悉，开拓内地的庞大市场；对香港而言，虽然香港大部份制造业北移，短期而言获益可能有限，但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进一步扩大和加深，香港的服务业将有更大发展空间。 第二，不少内地企业家进入东南亚地区投资，都面对着不熟悉当地行业、劳工、制度、社会状况等困境。建议中央政府加强利用香港各界与东南亚地区的联系，以及其香港工商界人士对该地区的知识、经验等，鼓励香港各界如行业协会牵头组织考察团、培训团等，加强内地商界对东南亚地区的了解。 第三，香港有不少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学，中央政府可鼓励这些大学与东南亚地区的大学合办研讨会、课程、交换生计划等，让香港以至内地的学生可以加深了解东南亚各国的制度、风俗、语言等，为国家培育更多精通东南亚地区的人才。 第四，利用香港的名义加大对东盟成员国的投资。建议中央政府及国有企业加强利用香港平台，例如设立香港注册公司，以增加对东盟成员国的投资。此举有助减少有关投资可能引发东盟成员国在政治上的反弹，有利加快落实国家的“走出去”战略。 第五，签证政策上做出便利化安排。由于历史原因，香港对东南亚部分“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签证较为严格。建议外交部与特区政府讨论和研究，定期评估东盟成员国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的状况，进一步简化东盟成员国的国民申办来港签证的办法，最终达至免签证待遇。 《港澳观察》2012年9月期相关链接：香港在国家东亚战略中的作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郑赤琰 2012-10-12 建制派的多数优势已然出现险情，而反对派的激情不断高涨。一旦出现立法会无法有效支持港府执政的格局，行政主导立法的现有政治制度或被瘫痪，出现政制危机当可预期。 香港今年9月9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出现以下情况，值得关注。一是反对派各政党发生内讧，在选举过程中不但不能像以往那样协调合作，反而是互相抹黑，席位争夺激烈，选后仍然互相攻击；二是建制派同样出现板块移动，不但内部各政党不和，地区直选和功能组别选举都出现内斗，连派系内选民也出现分化。这种政治板块的移动将对香港政治发展产生相当严重的影响，既不利于政治安定发展，也会进一步冲击行政与立法关系。反对派内斗令民主党泡沫化 在区议会、立法会选举过程中，过去一直是由民主党来主导其他反对派政党的参选。尽管选前彼此之间会因争夺席位多少与选区分配而出现种种不快，但经过协调而有所决定后，仍能在选举工程上彼此呼应，还常见互相帮忙拉票的现象。即便公民党在成功反对《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后正式组党，也仍然奉民主党为盟主。但是，自“社民连”成立后，其以激进的立场，开始批判反对派在政改进程中废除功能组别选举与推动特首直选不力，并通过策划“五区补选”来冲击立法会选举制度。由于民主党认为此举不具建设性而拒绝参与，但公民党全程予以配合，于是反对派便出现以温和的民主党为一派、以激进的“社民连”和公民党为另一派的新格局，内部开始出现明显裂痕。“社民连”和公民党极力推动“五区补选”，民主党则表现较克制，即使被骂成“出卖民主”，仍然不为所动。在推动政改的立场上，两派也开始分道扬镳。“社民连”和公民党坚持反对2010政改方案，但民主党采取务实态度，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进行协商并在立法会投票中支持这一方案，避免了政改方案原地踏步。正是根据这一政改方案，本届立会选举议席增至七十席，其中增加五个地区直选议席和五个全港普选的“超级区议员议席”。 本届立会选举是2010政改方案通过后首次举行的立会选举。民主党被“社民连”、公民党视为“民主叛徒”，而由“社民连”分裂出去的、以黄毓民为首的“人民力量”，主张以更激烈的方式来破坏香港现有政制，对民主党的挞伐更是不遗余力。公民党虽在批判用词上较为含蓄，但其选举文宣更具煽动力，标榜自己抗共最坚决，同时配合反国民教育的群众运动，高调指斥国民教育为“洗脑”教育、“赤化”香港。面对如此选举文宣，民主党进退两难，于是本着“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态度，以为可以取得固有选民的理解与支持。可是选举结果却令民主党十分难堪，不仅只获得六个议席，跌到历史低谷，从而失去主导反对派的地位，而且在五个地区直选的选区中竟有一区（新界西）全部落空，而该区在过去两届立会选举中还是该党的强区。 民主党之所以出现如此窘境，主因之一是公民党派出其主力余若薇由港岛转降新界西。该区原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的地盘，何本届转战超级区议员议席，留下该党弱势候选人坐镇。公民党正是看准这一点，以强对弱，打击民主党。结果，虽然余本人并未入闸，却成功令其爱徒郭家麒当选，也实现了挫败民主党之愿。在九龙西、港岛区、新界东等选区，也都出现了类似双方激烈交手的现象。 公民党此次在五个地区直选的选区各得一席，加上功能组别一席，议席已与民主党看齐，再加上代表激进反对派的“人民力量”、“社民联”的议席和选票都出现明显增长，反对派内部势力之间的此消彼长，已然十分清晰。 综观今届立会选举，泛民一分为二，双方政治取态迥异，彼此猜疑，互不信任。民主党希望走“务实”路线，通过取得建制与反对两派政治共识来化解两派僵持的政局。公民党、“人民力量”等认为，通过与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协商不可能保证会有“双普选”，而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争取到他们想要的民主。因此，他们断然指责民主党太天真、太幼稚，一口咬定民主党“已上当”。他们的策略是通过立会选举挫败民主党，从而迫使其再度分裂，以致泡沫化。选后何俊仁已引咎辞去党主席一职，民主党内要推出一个能驾驭危机的能人，仍有待磨合。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会否趁机排挤务实一派而重夺民主党领导权，从而把民主党与公民党等重新整合。否则，民主党便只能坚持其“务实”路线，等待公民党、“人民力量”等激进反对派势力得不到务实选民的支持而出现挫败后，再伺机还击。建制派同现政治板块移动 本届立会选举之前，建制派政党主要由民建联与自由党所组成，再配以工联会及功能组别的个别议员，在区议会与立法会的选举中一直能够较好地进行协调。但是本届选举却出现了令人关注的板块移动。 首先是乡议局领导的乡事票出现游离情况，特别是在新界东的两大票仓上水和八乡。因为港府处理僭建问题失当，损害了原居民的利益，获得乡民支持的乡长纷纷出来声讨港府，还批评乡议局无法有效照顾到他们的利益。上水的侯志强与八乡的梁福之公开带领乡民自行选举候选人，不再受乡议局的政见影响，再加上有乡村领袖自行参选，进一步分散了乡事票。选举结果显示，自由党的田北俊因为获得侯志强的公开支持而得到为数不下万票的乡事选民支持，成功当选。当区乡民偏离按照乡议局总体利益投票的传统，不但让自由党赢得该区一席，甚至连累民建联与其他建制派独立候选人如庞爱兰等败选，而激进反对派候选人在该区也最吃得开。新界西也出现类似情况，乡事票分散令建制派选情乏善可陈，而激进反对派却声势大增。传统建制派铁票被松动所造成的影响，不可谓不大。 自由党的表现，是令建制派政治板块出现移动而造成选情有异于往年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该党一向被视为建制派，在今年特首选举过程中，该党合力支持的唐英年败选，因而与当选的梁振英不和，不仅选前公开反梁，选后亦然。在此次立会选举中，该党在文宣中公开表明，其在最关键的危险关头会凭良心守护香港的核心价值。这与反对派宣布维护民主核心价值的政纲何其相似。选举结果显示，在地区直选部分自由党只有田北俊当选，而刘健仪在港岛虽败犹荣，在功能组别部分仍旧获取四席。 另外，在功能组别的选举中，建筑、测量与都市规划界和工程界两个组别出现建制派内斗的情况。上届两位建制派议员刘秀成和何钟泰不愿退场，遭到另外两名均属建制派的参选人挑战。选举结果揭晓，刘与何皆告败选，但相关界别的选民已现分裂。令人关切的是，功能界别的选民板块是否也出现偏离其一向紧贴港府与中央、守护建制的传统立场，今后立法会建制派的功能组别议席是否仍能为政府护航？政治板块移动的政治影响 上述政治板块移动产生的政治影响，不容轻视。首当其冲的问题是，香港的政治安全发展将会受到影响。 建制派与反对派所形成的两个对立阵营，过去仍能在现有立法与行政架构下运作，没有出现以激烈的政治手段去干扰行政与立法关系的情况，因而令到政制尚能平稳运作，并未出现脱轨与失序的严重情况。但是，目前泛民内部出现严重分裂，彼此不仅不能共事，还有意要斗倒对方，政局已然出现失序的危机。 尤其是激进反对派所采用激烈的政治手段，不惜推倒体制，以非常手段来瘫痪港府运作。公民党、“人民力量”与“社民联”已声言任何不经他们认可的立法和政策，他们都会用任何抗争的手段去反对。他们针对体制设计的漏洞，曾采用过“五区补选”与议会“拉布”的激烈抗争手段来冲击体制，打击港府有效执政，而在他们高调参与组织的群众运动也都出现更多更为激烈的手段。在近期发生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他们占领“政府总部”，以绝食手段煽动激情抗争，并在立会选后深入到各大专院校、中小学，开展“反洗脑”的黑丝带抗争运动，绝食行动也会在校园此起彼落，一波又一波展开。类似这种激烈的斗争手段正在不断升级与扩大，最近更扩展到“光复上水”等群众运动，更出现示威人士公开追打水客、抢夺水货的打斗事件。反对派以所谓“反赤化”、“反对卖港”为口号，来分化陆港两地民众的交流，埋下陆港两地民众仇视的种子。这种激烈的抗争行动，实有害于特区有效管治，长此下去不堪设想。 更令人担心的是，在反对派四分五裂的同时，建制派又出现民建联与自由党无法协作的情况。一方面是激进反对派得势，另一方面是建制派无法团结一致，如此局面实难打造一个安定发展的政局，如此乱象也不可能在一时之间得以纠正。 政治板块移动所产生的第二个问题是政制有效运作将可能受到冲击。 在建制派议员占立会多数的情况下，他们会在立法会为港府护航，保证政制有效运作。但是，目前建制派的多数优势已然出现险情，而反对派的激情不断高涨，未来可能不断在立法会“拉布”，瘫痪、阻碍立法与通过重大提案。本来已不团结的建制派议员受到“拉布”折磨，再加上议会外不断出现的激烈群众抗争，能否为立法会把关成为大问题。一旦出现立法会无法有效支持港府执政的格局，行政主导立法的现有政治制度或被瘫痪，出现政制危机当可预期。应对政治板块移动之策 根据当前这种政治力量板块的移动，需要调整策略，以避免政局失序。 第一，要加强建制派政党的整合。自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后，建制派政党已发展成为行政会议的执政同盟，也是维持香港政局稳定的主力。因此，整合建制派各党使其能合作无间，是最有效的防止板块无序移动的良方。 建制派整合的首要工作是让各党之间有清晰的分工。民建联与自由党过去各有一定的角色设定，前者重在发展基层与社区选举工作，后者强于工商界、地产界等的功能组别选举。由于功能组别选举可能被废弃，如何从功能组别向地区直选转型令自由党为之焦灼，并开始争夺建制派其他的选民“饼块”，与民建联之争尤为尖锐。要杜绝这种纷争，必须加强各党之间的协调，让大家清楚彼此的政治角色何在。自由党未来的发展，应继续扩大其在工商界等传统功能组别选民板块中的优势，以取得足够选票当选。 第二，要加强与温和反对派的沟通。从回归以来，历经三届政府，特首及其领导的行政会议始终无法和反对派各党派进行正常沟通。2010年政改方案之所以得以通过，与民主党坚持走务实路线有密切关系。港府应把握机会，鼓励民主党继续走务实路线，在政策成形前与该党进行咨商，让该党多参与众多公共机构的运作，甚至行政会议也要设法说服其加入。包括中央官员，也应打破与该党成员不会面的僵局。作为反对派最大的一个政党，只要民主党能壮大，其他激进反对派政党的发展自然相应受到制约。未来只要特区政府施政得法，选民将会决定他们的兴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国凯 2012-08-07 香港回归后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施政不善或“香港没有政治人才”，不如说是由于英治香港的逻辑与特区香港的逻辑存在着根本上的冲突与矛盾。 亟待构建新的“香港论述” 回归十五年来，香港各种社会矛盾越演越烈，问题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发展至不同利益集团的泥浆摔跤。贫富悬殊的问题还可以透过收入的二次分配来缓解，而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代表他们的精英之间的决裂，迫使我们在分析和处理香港问题时必须使用一套全新的视角。 简单的说，香港亟待一套新的论述来回应以上的问题。论述，并不是简单的公关手段，不是政治化妆师指鹿为马的技艺。相反，一套论述能决定我们思考问题的框架，引导我们的行为。如此，论述必须要建基于现实的基础上，但“现实”的可塑性是非常高的。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言”跟“行”必须合一；第二，思想的体系必须能自圆其说，呈现出内部的一致性；第三，一套论述必须和其他论述竞争，所以论述的内容必须对世界思想潮流时刻保持关注。 在每一个时空下，不同的论述都在竞争，但在大部分时间下，均有一个主导性的论述能获得较大多数居民的认同，这个论述就是社会稳定的根基。这套论述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其重要性在有一人一票选举的国家和地区尤为重要。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撕裂，根源就是因为人民缺乏一套共享的论述，其呈现的表征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国民身份，大家对非我宗教、种族群体掌权感到猜疑。 如此看来，香港回归后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施政不善或“香港没有政治人才”，不如说是由于英治香港的逻辑与特区香港的逻辑存在着根本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甚少这样理解这个问题，遑论着手处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狮子山精神”就是在英治香港逻辑下发展的一套论述。它的核心精神与其说是“自力更生、多劳多得”，不如说是“独善其身、过得比大陆好”。“狮子山精神”之所以成立，有赖于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的阶段、有赖于英美与中国跟世界体系互动的不同方式。一切发展到今天，香港人还想抱着“狮子山精神”， 不问国家、不问政治（不是香港本地示威的小政治），继续在全国里面当人上人，当然是不可能的。 良药苦口，崩溃中的“狮子山精神”向“新香港论述”发展的过程，将是痛苦的。但只有经历痛苦，更长久的平和才会来临。只要我们言行合一、坚守原则，痛苦可以相对短暂。“新香港论述”必须是辩证的，否则我们必然会把“两制”之间的矛盾、“中国模式”跟“普世价值”之间的矛盾等视为不可解决。胡主席讲话提出四个“不能偏废” 胡锦涛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新香港论述”的构建指明了重要的方向，值得认真思考。胡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标。为此，必须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等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这样的提法，港人或会感到陌生，而讲话的官方英文翻译用到了平衡（balance）一词，则非常直接明确，不容误解。 要“平衡”的，分别是这四点：“坚持‘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 与“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与“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与“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把这些因素放到天枰的两端，代表着思考香港事务的最新思维。而这样的思维无疑是比以前更进一步，更科学、更正确。 胡主席的四点各自都是一篇文章，但其中第一和第三点尤其重要。 第一点，即平衡“坚持‘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提醒我们必须辩证地理解“一国两制”。问题不在于“一国”是否在“两制”之上，因为在当下“一国”就是“两制”，“两制”就是“一国”。真正的问题在于“两制”不是为差异而差异，它们的差异也不是固定的、本质化的。相反，今天的差异，是为了在明天得到扬弃。大陆和香港都在发展，也必须发展；明天的香港不会是今天的大陆，明天的大陆也不会是今天的香港。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一国”和“两制”的辩证统一，明白国家领导人当年不提前收回香港以“充分打算，长期利用”，以及使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深意。 由此，就着香港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当下迫切的国民教育争议，香港人既要学习国情，从而理解内地制度的合理性，亦可以对内地不合理的地方抱批判性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国民教育必须把香港人从“大香港主义”中解放出来——没有谦卑，又何来尊重？！就此，我们必须引导学生批判殖民地历史、反思港人过去从大陆获取的超额利润。 就着第三点，即“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与“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的平衡，以前有关“一国两制”的论述，董建华一句名言可以概括，就是“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在这个论述之下，中国和香港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是丝毫没有矛盾的。如今，我们要平衡“香港好”与“中国好”，两者“不能偏废”，这个理解意义是重大的。 讲话中尤为科学的做法，就是把香港的局部利益再细分为“社会各界利益”。因此，港人并不是同质化的、铁板一块的，他们其中一些界别和阶层的利益跟国家整体利益较为一致，是统战工作的正确对象、是执政联盟和政治人才培养的正确对象。同时，胡主席的提法亦没有把“国家整体利益”绝对化，这样兼顾整体和局部，能有效回应“本土”的利益诉求，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新香港论述”必须兼顾的四个关系 就着“新香港论述”的建设，笔者按胡主席此次讲话的精神更深入地思考“一国两制”，尝试把胡主席的四点“不能偏废”整理为以下“新香港论述”必须面对和兼顾的四个关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作与斗争的关系；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高度自治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就这四个关系，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与具体建议。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2-07-26 胡锦涛主席在香港明确指出“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论点，体现了中央与时俱进，针对香港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对港工作的思维和策略。 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之际，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港三日，其中的重头戏无疑是他于7月1日在庆祝香港回归十五周年大会暨第四届特区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这篇讲话，体现了中央根据香港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提出的指导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基本思想。里面有很多新意和非常有针对性的要点，值得认真研究和解读。但遗憾的是，香港的媒体对此篇讲话的报道和评论普遍缺乏深度。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应该认真研究一下这篇讲话，才能准确认知和把握中央对港指导思想脉络的发展。 这篇讲话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胡锦涛主席第一次公开提出：“‘一国两制’事业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拓前进。”、“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理论和实践。在已经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把“一国两制”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是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使命。” 过去中央领导人有关香港的讲话，往往强调“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而这次讲话中明确指出“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论点，体现了中央与时俱进，针对香港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调整对港工作的思维和策略。政治生态与制度设计的矛盾 “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提出来的, 并依此制定了指导香港九七之后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基本法》。“一国两制”理论，经过十五年的实践，整体上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不但打破了很多人在九七前对香港的悲观预测，而且从香港在国际经济和国际金融中的地位来看，回归后十五年，香港的影响力整体是上升的。 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基本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时起草的，很多制度设计是基于当时的香港政治环境。在港英管治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香港实行的是港督集权式的“行政主导”，当时的立法局只是一个较为松散、以议员个人而非政党为基础的参政议政机构。为了保持香港的稳定和行政效率，当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们在设计香港的政治体制时，吸收了香港原政治体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体现了“行政主导”的精神，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内容、新的特点。 按照《基本法》的设计，在行政与立法关系上，行政权处于优势地位。首先，总体上确立了行政长官在香港政治生活中的主导地位，规定行政长官是香港特区及特区政府的首长，既代表特别行政区，又领导特区政府。其次，行政参与立法程序；在各项议题的设定上，行政权优先，政府提出的议案优先列入议程；凡涉及公共开支、政治体制及政府运作的法案、议案只能由政府提出，立法会议员不能提出；立法会议员提出涉及政府政策的法案、议案，在提出前必须得到行政长官的书面同意；行政长官在任内依职权可解散立法会，以及否决立法会通过的法案等。 同时，在当时的构想中，并不主张香港发展“政党政治”。《基本法》条文中只有“政治性组织或团体”的表述，而有意不写入“政党”一词，同时行政长官及行政机关也不得有政党背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亲建制的政治组织如“民建联”、“工联会”等，都刻意避开“政党”的字眼。 此外，当时普遍认为香港公务员团队高效、专业、廉洁，只要稳住这批公务员团队，尤其是处于领导层面的六百多个政务官（AO），行政长官就能通过这批公务员顺利施政。而对后来出现的行政长官与公务员团队之间的磨合，以及过去港英体制下公务员善于依据程序执行政策而不善于做长远的战略谋划等问题估计不足。 在港英管治的末期，尤其是在彭定康当政的时期，有意推行所谓的“民主化”，令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了急剧变化。虽然回归后，做了一些拨乱反正的调整，但随着各级选举的扩大和政党的快速发展，香港的政治生态已经没有可能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局面，而当初构想中的“行政主导”和不搞“政党政治”都没有按原来的设想充分实现。行政长官与公务员的关系，公务员团队自身的一些弱点等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 在回归后的政治实践中，应该说《基本法》立法原意的“行政主导，行政与立法相互配合”的模式并没有实现。相反，行政与立法之间摩擦不断，出现配合不足、制衡有余、行政权力弱化的局面。而在“普选”目标下，立法会选举产生的安排，为“政党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制度空间，造就了行政和立法在“政党政治”上的二分局面。这就意味着虽然有亲政府的建制派政党，但政府缺少政党的无条件全力支撑，施政必然会受到来自政党化了的立法会的掣肘。 而香港公务员队伍中传统政务官的职责，是执行上级制订的政策，处事时着眼于程序和成本效益，按照政府的法规和先例办事，政治历练比西方选举社会的政治人物少。西方政治人物，经过选举洗礼，深明联系民众的重要性，培养了较良好的政治公关和风险管理能力，懂得掌握民意和领导民意，并学会和善于与传媒合作。此外，香港政府的人才来源主要是从公务员内部晋升，这种制度不利招揽具市场经验的业界专才进入高层或引进新思维。政府高层缺乏专业知识、市场经验及人际网络，在经济、金融、科技创新和创意产业等领域的长远战略规划上的不足表现得最明显。 虽然在2002年港府实行“政治问责制”之后，政府开始从外部引入人才担任司局长等政治任命的职位，但引入的这些政治人才数量有限，发挥的作用也不太明显，跟公务员团队之间的磨合也未如理想。加上香港的政治生态渐趋恶劣，令很多关心社会的商界人士不敢加入政府成为问责团队的一员。 如何有效理顺行政立法关系 在这样的新形势和新背景下，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央提出，中央和香港都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而且胡锦涛在讲话中，非常有针对性地提出香港要重点解决的几个问题，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胡锦涛将其放在这次讲话中对香港的“四点希望”的第一点。而五年前，胡锦涛在香港回归十周年的讲话中，也提到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但放在当时谈及的“四点经验”的最后一点。这体现了中央现在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胡锦涛特别指出，新一届香港政府要坚持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准确把握社情民意，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积极稳妥解决民生问题和其他社会矛盾，更加注重机会公平，更加关注弱势群体，更加关心年轻一代，使全体市民共享发展成果。这说明中央高度关注香港的社会公平问题，尤其是避免反对派利用香港近几年来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不满情绪增加的社会氛围来兴风作浪。 胡锦涛特别指出，香港社会各阶层各界别人士要以大局为重，在爱国爱港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齐心支持新一届政府依法有效施政，共同增强香港社会凝聚力。这既是对反对派所说，更是对建制派所说。尤其是建制派在此次特首选举中出现分裂，少数建制派议员在日前立法会表决有关政府架构重组议案时出现“倒戈”，导致议案未能通过。 如何令各界人士，包括一些大财团、部分建制派议员真正支持新一届政府有效施政，是摆在中央、中央驻港机构和特区政府的重大课题。而长远来说，如何有效理顺行政与立法的关系，解决好建制派政党与特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中央和香港需要解决的战略性问题。 无论香港将来的普选制度如何设计，香港民众对政治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逐渐走向民主化已经是大的趋势。香港政制上的发展阶段类似台湾上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情况。虽然中央对香港的控制能力要比对台湾强很多，但如何在这个政制发展过程中真正实现社会和谐稳定，避免劣质化、暴力化的民主出现，仍然是中央和香港政府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的、关乎全局性的问题。如何解决港府有效施政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大庆 2012-07-04 形成一种能够反映中长期发展要求的治港理念，不仅是对社会诉求的回应，也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可持续发展所需。 香港回归祖国已经十五年了。十五年来，香港经历了诸多挑战和考验，保持了经济社会的繁荣稳定。实践表明“一国两制”符合香港的实际情况，是行得通的。 香港正面临新的形势，一方面政制发展开始向普选过渡；另一方面，在全球经济复苏尚存重大隐忧的情况下，经济和民生发展的内在要求日趋迫切。与过去十五年相比，香港未来内在结构性变化和不确定因素将更为突出。如何在充满变数的形势中，保持经济社会的长期繁荣稳定已经成为现实的挑战。这涉及环境改善、制度变革和经济规划等中长期问题，特别是政经的协调发展。而这首先需要对香港外部环境的变化有深入的认识。   一、外部环境变化及对香港的影响 作为高度自由和国际化的经济体，香港对外部环境的依存度很高，外部环境的重大变化对香港经济循环和周期具有显著影响。1997年香港回归前的资金“外逃”；回归当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2003年的SARS冲击波；2008年至今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影响香港社会经济的实证性范例。如果说这些“事件”仅具有“波动性”的影响，那么一些趋势性变化对香港的影响将是深远的。1.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近期的调整 三十三年来，中国经济大体经历了文革后的恢复性发展、改革开放的“起飞”及成熟期调整的不同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时，虽然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起飞”的中段，作为一个大国，经济总量在国际上的排名，仍处于第二与第三集团之间。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并不处在一个量级。自2010年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后，中国经济开始进入“起飞”的后段，并逐步转入成熟发展时期。如果说在新世纪初外界还只是将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潜力的话，而十年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种发展将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显著提高了其综合实力，也改变了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之间的地位。 随着加入WTO，中国不仅成为这个组织新成员，而且积极推动了“全球化”进程，成为世界经济成长最强有力的引擎之一。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这一切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正逐渐从世界经济的“供给者”向“供需平衡者”转化。近年来，中国不仅致力于通过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扩展内需，而且积极扩大了进口，并罕见地出现了贸易逆差。外贸结构的变化导致了“传统”出口加工企业的急剧衰落。资源型产业、高端加工业、环境产业和服务业成为未来可持续经济发展唯一的选择。通货膨胀、债务、失业率的上升不仅是上一轮发展的代价，也是下一轮发展所面临的挑战。2.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及反复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同样使全球化受到挫折。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经济全球化开始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全球化不仅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增长，也引起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改变。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导致经济结构在国家和区域间的再次演变。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加工业从主要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了向发展中国家的再次转移；在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加工业开始迅速向主要“新兴国家”转移。这不仅导致资讯产业和服务业在这些国家的兴起，而且主导了全球资源的流向。“金砖四国”的崛起，既得益于本国经济的内在发展，也得益于这次产业转移。 但传统“自由贸易”基础上的全球化，并没有相应得到全球金融体系的正确回应，相反，以华尔街为源头的金融创新运动，不断脱离实体经济走向虚拟经济的自我循环，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空前挑战。同样，欧洲货币体系因为没有协调一致的财政原则和体系而导致了债务危机。美元和欧元体系所暴露出的问题与其说是政策失误，毋宁说反映了传统资本主义制度和世界经济体系所存在的严重缺陷。3.区域性不稳定局面的出现 危机引起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重心的转移和多极化趋势，令版块摩擦加剧。大国之间在东亚、中东和北非间的博弈造成了区域性的动荡和全球的不安。传统强国对新兴国家再度崛起的压抑和围堵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局势的紧张。经济利益的冲突正在演变为大国地缘政治的对抗和冲突。任何国家在解决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时，都不得不更加顾忌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甚至必须优先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本国（地区）的影响。毕竟，在未来世界新的秩序和格局中的地位，关系到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4.制度选择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经济全球化和权力格局的多极化，对各国和地区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原有的制度安排和发展策略适应这种变化吗？新的发展机遇是什么?前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明显的，几乎所有具备主导世界发展趋势能力的国家都在反思和调整自身的政策，甚至包括制度性的调整。针对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是模糊甚至是分歧的。发达国家在为过度金融化、证券化（虚拟经济的主要表现）付出代价后，选择了通过“贸易保护”的方式抵消和遏制新兴国家（特别是中国）巩固发展成果的努力，甚至摒弃“比较优势”原则，开始了振兴本国（地区）实体经济的努力。危机表明，资产“市值”所获得的“红利”，远不如实体经济的“利润”来得可靠。毕竟传统产业对于弥补债务和就业缺口来得更为直接和可持续。而危机给了传统强国进行“贸易保护”最好的“理由”和机遇。长期作为世界贸易中“卖家”的新兴国家可能需要通过社会改革完善制度建设和经济结构调整为新一轮增长构建“动力模式”。 从更加广泛的意义分析，由于在可见的将来，并不会出现足以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科技革命和进步，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模式可能主要来自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对于个别国家和地区而言，在世界格局变化中取得更为有利的贸易和金融地位，也将成为经济强大的推动力。5.环境变化对香港的影响 作为高度自由和国际化经济体，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对香港资本市场和实体经济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作为与中国内地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又具备在相当程度上对上述影响进行对冲的可能。这种对冲作用不仅表现在中国版块在资本市场上的稳定性，而且表现为对香港投资和消费需求不足的拉动和弥补。 中国内地经济调整带来的增速放缓可能对香港经济造成不利的影响，因为这种放缓并不必然会使发达经济体在所谓“贸易平衡”中受益，从而给香港带来“反向对冲”的好处。当然，中国进口的增加有可能给香港带来一些机会，但这并不确定，就像中国出口的持续扩张并不一定给香港带来同样的机会一样。 今天，离开与中国内地经济的联系，对于香港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这不仅是当前的一个基本事实，而且对香港的未来影响深远。无论如何，中国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中一个强大且极具成长性的力量，无论她今天如何的不成熟。因为这不仅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当香港谋求更加长期稳定的繁荣时，加深与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是有利的，甚至可能是唯一的选择。问题是，这似乎存在阻碍和分歧，并未形成香港社会的共识。 应该看到，自进入新世纪以来，香港参与内地经济的程度在下降，尽管原因很复杂，但这种情况需要得到改变。在国家方面，可能需要进一步明确香港在未来国家发展战略（甚至规划）中的定位和作用，而不是更多地强调其原有“中心”地位的不变，需要有更具有实质意义的跨区域、多领域的合作；在香港方面，则主动多方面调整与中央和内地的关系，走出某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改变过于机会主义的态度。这既包括制度安排方面，也包括发展战略的契合。 二、香港基本社会制度的巩固与发展 回归后，在“一国两制”和《基本法》的框架下，建立和发展与国家主体政治和经济的新型关系，是香港过去十五年发展变化的主轴，也是未来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基础和前提。而现状似乎并不如人意。 不论从历史变迁还是国际比较来看，“一国两制”都是一个制度的创新。1997年回归后，“一国两制”成为香港新的基本社会制度。虽然香港仍然保持资本主义不变，但这个“不变”是以“一国两制”为保障的。离开“一国两制”，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不变，就失去了宪制基础。所以，香港的基本社会制度是“一国两制”下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新制度，不是旧制度。“一国两制”有些像“国家资本主义”，即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两种制度各有依据，相容共存，互相支援。没有任何国家希望实行两种相互割裂、各自独立、完全没有关系的制度，更不想在一个国家中实行两种充满对立的制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庆成 2012-06-19 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不尽理想，社会上贫富悬殊加剧，“仇富”及“仇内”已达甚为严重的程度。新一届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倘若要解决上述四大难题，就不能不放弃以往的“积极不干预”的理念。 香港候任特首梁振英尚未上台，但近月来已遭遇诸多考验，当前最受关注的是他为筹组治港班子而提出的政府架构重组建议，备受反对派质疑及阻扰。“一叶知秋”，新一届特区政府的施政未来将面临严峻的挑战。 未来面对四大挑战 香港近年贫富悬殊的情况越来越严重。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的研究显示，若以全港收入中位数的一半作为贫穷线，香港的整体贫穷率高达18.1%。在15至24岁的年轻人中，贫穷率更达到20.1%。对此，香港社会早已形成了一股很大的怨气。在早前的特首选举中，民意之所以倾向梁振英，其实就是希望改变贫富悬殊、高房价生活压力的现状。 换言之，如何改善贫富悬殊问题，促进民生，将成为梁振英政府未来五年最大的考验，也是新一届特区政府执政的重中之重。在今次特首选举中，反对派代表何俊仁的民意支持度一直居三位候选人之尾，但他提出的“反对地产／金融霸权”口号，却引起不少港人共鸣。如果下届特区政府继续坐视不理贫富悬殊这个深层次矛盾，到2017年普选特首时，多数港人恐怕未必会投票给建制派候选人，而会倾向支持一个似乎可以解决民生深层次问题的反对派代表人物，这并不利于中央对香港的管治。 说起贫富悬殊情况，又不能不谈相关的财团垄断香港经济的老问题。特区政府一向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的积极不干预政策，结果造成香港经济长期以来由少数财团垄断的格局。以香港主要的公用服务业为例，除了嘉道理家族控股的中电控股外，其余公司大多由地产巨头控制。 财团垄断香港经济发展的结果是，虽然社会富裕了，但却趋向两极化，基层甚至是中产未必能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怨气日深。与此同时，财团与执政者又往往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些关系变得牢不可破的话，很容易产生流弊，包括影响政府施政。 大财团属意的唐英年在今次特首选举落败后，中电公司摆出强硬姿态，向港府提出加价，便被外界解读是香港大财团向信誓旦旦要为基层市民做事的梁振英示威。可以预见，如何处理好金融、地产等大型财团在香港的利益分配，对未来的梁班子将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经济转型步履滞缓，是梁振英政府上台后即将会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平心而论，香港政府过往并非没有重视这个问题，回归后董建华执政期间曾力图解决，积极发展高新产业，惟因经验未足及缺乏广泛支持以致后劲不继。2008年全球爆发金融海啸，港府明白到不可以完全依赖金融发展经济，于是在稳定金融业之余，提出发展六项优势产业，以推动香港经济多元化。可惜时隔四年，有关产业发展的进度依然相当缓慢。 在此情况之下，香港经济结构单薄问题始终未有解决，后遗症也一一浮现，这包括：香港正逐步滑向边缘化，周边地区的产业升级正加速赶超香港，拥有多年的全球货柜第一港桂冠旁落，GDP被新加坡超过且很快会被穗深超越。香港的区内国际中心龙头地位随之日渐损蚀。 新一届特区政府上台后，面对的第四个重大考验是如何处理好两地民众的关系。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香港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已经是大势所趋。但近年两地民众却经常出现矛盾及冲突，如香港孕妇多次上街游行反对内地孕妇涌港产子、内地人在港铁进食引发骂战等。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部分港人对内地人赴港抢资源愈发忧虑，另一方面也与双方地位的此消彼长有关。回归之前，香港享有亚洲四小龙的美誉，香港的生活模式也为许多内地民众所崇拜。但回归十五年以来，香港自身竞争力不进而退，其领头羊的角色已渐渐没落。相比之下，近年中国大陆经济却高速发展，GDP跃升世界第二位，富裕阶层日益增加。在这种形势变化之下，无疑加快促进了港人出现身份与角色的危机感，内地人一有赴港抢资源或者涉嫌侮辱港人的言行举止，往往会刺激到部分心灵弱小的港人，令两地民众冲突日益增加。长期下去，将会阻碍香港同内地交流与合作，以及港人的民心回归。 转变理念破解难题 综上所述，当前香港经济发展不尽理想，社会上贫富悬殊加剧，“仇富”及“仇内”已达甚为严重的程度。新一届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倘若要解决上述四大难题，就不能不放弃以往的“积极不干预”的理念。 首先，大部分服务业需要大学毕业程度并有专业资格的员工，要搞创意经济及知识经济，对人才的要求更高。然而，回归后，香港始终无法搞好教育改革。对此，新一届特区政府有必要加大教育方面的资源，鼓励港人增值。内地在这方面大可以加以配合。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去年访港时，已宣布容许港生以文凭试成绩报读内地大学，每年学费最高9000多元，相当于香港本地大学学费约两成。但问题是，随着人民币持续升值，以及内地食宿等生活开支日益增加，港生回内地升学的成本其实已与香港相差无几。内地政府应积极考虑向港生提供学费补贴或者奖学金，鼓励更多港生回内地升学，以全面推动香港走向知识经济，并加深港人对祖国认识，以获一举两得之效。 其次，为避免激化社会矛盾，顾及香港的长远利益，未来的香港利益格局势必重塑，政治免费午餐必须终结。在这方面，中央政府可以鼓励更多内地资金及企业南来，通过香港走向世界。在南下香港的过程中，不但可以为内地企业资金找寻出路，还可以在香港创造出更坚定的爱国财团阵营，以及增加内地企业在香港政治经济方面的发言权。 再次，在经济结构转型方面，香港在本地发展新兴产业时，经常面临着包括土地方面成本太高等方面的难题。香港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省两地，在这方面其实是可以发挥互补作用。总而言之，香港具备科研条件，又在管理、推广方面拥有优势，而内地则有土地及人力资源低廉之优势。换言之，内地政府可以推出相关的优惠政策措施，如提供税费、用地等优惠，支持香港高科技企业前来设点，结合内地作为生产基地，连手进行“产学研”合作，互补长短，亦令香港具有优势的专业服务得以在内地开拓市场，同时也可配合广东省以至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 此外，香港以金融服务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近年受惠内地经济发展，但许多中小企业却因为营商成本日渐高企，高租金经济环境而发展难以为继。然而，中小企是香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不少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对维持香港经济稳定增长有着相当贡献。对此，内地政府在协助香港打造成为海外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同时，也应该加强对香港中小企的扶助力度。内地政府尤其是广东省相关部门，应与特区政府加强联系，协助港商就拓展内销市场进行宣传工作，为港商和内地企业竞争提供一个更公开、公平和有效率的环境。 最后，如上所述，港人“仇内”情绪渐增，并非全无道理。如内地孕妇涌港产子令香港孕妇床位不足，未来又势令小学学位紧张；内地人来港买楼助推高楼价；钟表店、珠宝店等高档商店在旺区高价抢铺位，变相挤走日常消费的港人。生活上方方面面的紧张，令不少港人不安加深。 对于这些两地民众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矛盾，特区政府责无旁贷，须主动积极采取行动，缓解两地民众抢占公共资源的矛盾。内地在香港的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成立专门的网络小组，恒常到香港热门网络讨论区了解香港社会民情，再向中央政府汇报，以尽早发现问题，尽早平息两地之间的矛盾。而内地政府有关部门也应提醒赴港的内地旅客要注意言行举止，令港人减少对内地同胞的厌恶感。 《港澳观察》2012年5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