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灵敏 2014-08-21 大陆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和提升要得到台湾民意的支持。对台政策须有所调整，由高度重视与台湾的大企业、政治精英的交流，扩展到与台湾社会基层尤其是青年人的沟通。 6月25日到28日，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张志军应邀到访台湾。这是1949年两岸分裂之后，大陆对台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首次踏上宝岛，代表着两岸之间官方接触的正常化、制度化和常态化。从访问的过程来看，此行也是大陆共产党和台湾民进党正常交流的开始，对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意义重大。民共良性互动 今年2月，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委王郁琦首访大陆，今次张志军回访，本来定于4、5月间，但是3月中台湾发生了由反《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演化成的“太阳花学运”，张志军因而押后了行程。一如王郁琦访问南京而非北京，张志军今次避免访问台北，只在桃园机场附近的酒店与王郁琦会晤，回避了访问“首都”及领导人接见身份等敏感政治问题，把此行定位为多走多看，了解基层民情的亲善之旅。 从整个行程看，抗议者虽然如影随形，酿成了零星冲突，也造成张志军临时取消高雄前镇渔港、台中雾峰林家花园与鹿港天后宫的参访行程，但与2008年围攻张铭清和陈云林的阵势相比已经温和了很多。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则对张志军几乎“每日一评”，先是对陆委会主委王郁琦谈到台湾两千三百万人自己决定命运说，张志军表示能理解，蔡英文认为张“立场有一定程度退让”；张志军说中国无意吃掉台湾经济，蔡又表示是“表达一种善意”。“张蔡会”虽然没有实现，但张志军和高雄市长陈菊的对话，是张志军访台的最大亮点。张志军固然放下了身段，而民进党这回的身段也软得出奇，民共两党关系由当初的不共戴天走到今天，这背后是民进党近年来的路线转变。 2012年台湾“总统大选”中，蔡英文不愿承认“九二共识”，又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两岸政策，得不到中间选民特别是经济选民的支持，最后以6%的得票比例小负马英九。面对败选的结果，民进党开始意识到在两岸经济加速融合的时代，两岸关系的主动权已经回到大陆的手上，对这一关系的诠释和处理能力将决定民进党的成败，顽固坚持“台独”政纲将难以得到足够选票，就算当选都难借大陆之力改善台湾经济民生。民进党要重返执政，就不能再让大陆成为绿营当家的阻力，不能再让国民党垄断对大陆的话语与代表权。因此，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必须要变。 2012年5月接替蔡英文出任民进党主席的苏贞昌，并没有深刻反省民进党的两岸政策，相反却向“独派”不断靠拢。2014年5月，蔡英文以绝对优势再次当选新一届民进党主席后，在两岸政策上使出了新手笔。先是派台南市长赖清德登陆访问，赖坚定的“台独”主张与绿营最后一位登陆首长的身份，充分展现了民进党推动两岸交流的善意。在大陆期间，赖清德提出以“了解、理解、谅解、和解”面对两岸关系，得到了蔡英文和民进党中央的加持与背书。不宜夸大张志军访台成果 此次民进党对张志军访台释出了较大的善意，是其改善民共关系的新举措。在目前马英九民望低迷的情况下，显然是有意向台湾人民传达“我准备好了，要重返执政”的信息。到目前为止，民进党的转变仍然是初步的、策略性的，要从根本上转变既有政策立场，短期内仍困难重重，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的掣肘，因此对此次访问的成果，不宜评价过高。对台海关系的未来，也不应有过于不切实际的期待。 民进党的“台独”立场，目前并无任何松动的可能。尽管蔡英文在两岸政策上较之前的苏贞昌更为灵活，身段也更为柔软，但这并不表明蔡英文要彻底放弃“台独”党纲。“台独”在绿营内根深蒂固，在年底七合一选举近在眼前的情况下，蔡英文如果完全放弃台独，政治风险会相当大。因此，蔡英文更可能会先巩固自己在绿营内部的权力与地位，巩固绿营基本盘，而不是另辟蹊径，对民进党进行彻底的改造。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民进党的政策调整更多只会是因应岛内政治选举而进行的策略调整，而并非全局性、根本性的战略调整。 民进党的政治策略开始从操弄族群和统独之争，转向打分配和贫富差距牌，以突显马英九“执政无能”，而这种转向对大陆并不有利，因为大陆是全球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来看，台湾的得分一直在0.35左右徘徊，表面看起来并不大，不过富人的财富累积更加快速，低收入群众的财富增加缓慢，甚至没有增加，形成贫富差距增幅持续扩大的态势。从1998年到2010年，台湾收入最高5%家庭与收入最低5%的家庭的收入差距已经从32倍迅速扩张到66倍，呈现急剧增大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早在2008年民进党败选之后，不少少壮派就曾掀起一阵“二次党外”运动，认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代表着庞大的利益集团，因此民进党应该站在受薪阶级、传统农工阶级及白领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走“中间偏左”的进步路线，才能抗衡国民党的一党独大。蔡英文于2008至2012年担任民进党主席期间，也努力把民进党描绘成最重视社会公平分配的政党，指责国民党只在乎经济增长，特别是有利于大资本家的经济增长。这样一来，从2010年反ECFA到2014年反服贸，在民进党的支持下，弱势产业崩盘、失业危机、阶级矛盾、陆资陆劳危及“国家安全”等话语被不断大肆渲染，有可能成为今后台湾政治选举和社会运动中对大陆不利的议题。对台政策要重视基层和青年 这些年来，北京不断对台湾释放经济上的善意，造就了旺旺、鸿海、鼎新等台湾大财团的成功，但台湾普通民众特别是青年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得到明显的改善。在民进党新一轮的操弄下，大陆可能会被抹黑为只和大资本家和既得利益者站在一起。这非但不会增加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向心力，反而会离间彼此之间的感情。 目前台湾劳工阶层的工资收入偏低，2010年平均实质薪资只有4.3万元新台币，不如12年前的水平。台湾约80%的劳工月收入在3.3万新台币以下。大学生的起薪也从1990年代的3万新台币以上降低到目前的2.2万左右。台湾《天下》杂志的调查显示，受访民众认为台湾贫富差距严重的人数比例从2005年的77%上升到2010年的95%，比例非常惊人。 “太阳花学运”是由林飞帆、陈为廷为首的青年学生主导的，这些人冒起于2008年反陈云林访台而起的“野草莓学运”，之后又经历2012年的“反媒体垄断”、“反旺中”运动的历练，其影响力在今年的“反服贸”运动中达到高峰。从林、陈两人试图到香港参加“占中”的行动看，这些思想激进、不受约束的年轻人未来会更加激进，做很多政客所不敢做的事情，并影响和激励更多对前途感到茫然的青年加入，这将是未来两岸关系最大的隐忧之一。 大陆必须深刻地意识到两岸关系的稳定和提升要得到台湾民意的支持。对台政策须有所调整，由高度重视与台湾的大企业、政治精英的交流，扩展到与台湾社会基层尤其是青年人的沟通。从直航、“三通”开始，两岸社会各个阶层具备了更好的条件来全面交流，因此大陆把对台政策的重心往下移，现在已经有了现实的基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毛启蒙 2014-07-25 “两岸一家亲”是“共圆中国梦”的坚实基石，体现了习近平履新后对台政策的新动向，刚柔相济，情理结合，以民为本，宣示了大陆方面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寻求和增进两岸民众共同利益的极大诚意和坚定信心。 今年2月和5月，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分别会见了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释出了习近平履新以来清晰的对台政策话语。其中，“两岸一家亲”是继“一中框架”后再次引起外界广泛关注的政策表述，得到了台湾方面较为积极的回应。在台湾地区发生以“反服贸”为议题的“三月学潮”背景下，“两岸一家亲”的提出，既体现了习近平对台政策亲民心、接地气的新“作风”，又展现了十八大以来对台政策更加自信、包容和柔性的趋向。两岸关系发展的“新作风” 习近平总书记2月会见连战时强调“两岸同胞一家亲，谁也不能割断我们的血脉”，并设家乡陕西菜家宴款待连战夫妇；5月会见宋楚瑜再次强调，只要我们都从“两岸一家亲”的理念出发，将心比心，以诚相待，就没有什么心结不能化解，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习连会”和“习宋会”可谓渗透着浓浓的家庭亲情和血脉情谊，既与习近平主政风格一脉相承，也体现了大陆方面对台政策的“新作风”。 “两岸一家亲”体现了正视两岸关系现实基础上更大的包容性和柔和性。回顾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取得的历史性转折与发展，“一中框架”提供了两岸协商对话、商签ECFA等一系列经济法律合作协议的共识基础。5年多来，随着两岸关系进入深水区，如何缓解两岸在政治定位、身份认同等敏感议题上的纠葛，则成为巩固两岸关系的紧要任务。“两岸一家亲”的政策表述则提供了立足“一中框架”，建构“情”、“理”结合的两岸关系新走向。 “两岸一家亲”因应了当前两岸关系的基本形势，描画了未来一段时期大陆对台政策的规划蓝图。古语说，“家和万事兴”、“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处理家庭和事业关系的辩证逻辑和传统智慧，体现中国人历来把家庭和睦作为人生成就的基础和前提。习近平在台湾地区发生“三月学潮”前后两次谈到“两岸一家亲”，前后既有继承，又有发展：“继承”的是十八大以后大陆方面对台湾民意的关切体认，特别是在两岸经济合作取得积极进展的背景下，如何使经济合作绩效惠及更多台湾民众特别是中小企业和基层民众；“发展”在于针对台湾岛内“三月学潮”事件，习近平以“四不原则”强化表达致力于增进台湾民众福祉的信心，体现大陆方面预见、正视和理解两岸关系中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和暂时困难，但以“两岸一家亲”为基础，致力于增进两岸人民共同福祉、促进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努力绝不言弃，表现出基于血脉亲情的善意包容和极大诚意。对当前两岸关系的科学研判 从今年2月“习连会”上的“习四点”到3个月后“习宋会”上的“四不原则”，从肯定式表述到否定式表述，微妙的表述差异实则既再次宣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坚定信心，也表明了大陆方面对当前两岸关系现实形势的准确把握。 “两岸一家亲”的提出离不开对两岸关系深层次问题的关切与体认。2008年5月以来，两岸关系取得了历史性转折与发展，两岸经贸往来日益密切，可以说既合台湾推动产业升级、加速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之“时势”，又顺台湾民众改善民生福祉、增加就业机会之“民心”。 然而，掩蔽于两岸经济关系“蜜月”背后的种种迹象表明，阻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因素仍然存在，“三月学潮”的发生进一步使得相关负面因素显现出来：一是“台独”势力活动出现了长期化经营、年轻化影响、草根化扩散、社会化动员的新特征，反“独”任务依然任重而道远；二是台湾民众认同结构的分裂性、历史悲情的固化性、对既有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的保守性，导致两岸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仍比较薄弱，特别是“三月学潮”中处于前台的青年学生对未来缺乏信心；三是台湾岛内政党政治围绕“统独”议题的操弄博弈，后“三月学潮”时期两岸协商谈判的制度机制面临考验，皆加剧了两岸关系中的集体焦虑感。 因此，无论是“习连会”提出的“习四点”，还是“习宋会”的“四不原则”，既是大陆方面对两岸相关方面集体焦虑和关切的回应，也反映出大陆方面对两岸关系中深层次问题的科学研判。如习近平在同连战会见时所说，熨平心里创伤需要亲情，解决现实问题需要真情，我们有耐心，更有信心。5月会见宋楚瑜时进一步提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大局稳定，经得起风浪考验。两岸关系风风雨雨几十年，总体趋势是向前发展的，这是历史的必然。习近平与连宋前后两段话情理结合，既讲求亲情联系，又正视现实情势，感性与理性相结合，向外界宣示，大陆方面以亲情情谊团结台湾同胞共圆中国梦、化解两岸关系深层次症结的意志，不会因任何阻碍而改变。“三月学潮”后两岸关系主要方向 “习宋会”相对“习连会”而言，具有因应台湾地区“三月学潮”更强的针对性，除围绕“两岸一家亲”提出“四不原则”外，还专门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了几点意见，一是积极创造条件，扩大两岸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接触面，面对面沟通，心与心交流，拉近心理距离；二是深入了解台湾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的现实需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照顾弱势群体，使更多台湾民众在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中受益；三是要多想些办法，多创造些条件，让青少年多来往、多交流，感悟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潮流，以后能够担当起开拓两岸关系、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可以说，这三点具体意见宣示了后“三月学潮”时期大陆方面对台政策的若干主要方向。 其一，“两岸一家亲”的关键在于提升两岸民众交流的质量。两岸实现全面“三通”以来，经贸、文化、旅游等民间往来日益密切，但“三月学潮”的发生揭示了两岸经济热络关系背后，仍然存在深层次的相互理解与认同的偏差甚至冲突。因此，习近平两度提出“两岸一家亲”正是要将两岸民间关系再提升一个层次，在两岸关系中强化“家”、“亲情”、“血脉”等因素，从而把“一中框架”真正和两岸民众的感情纽带连接起来。 其二，“两岸一家亲”的重点在于扩大两岸经济合作绩效辐射面。“两岸一家亲”的提出，是大陆方面因应当前两岸局势，把两岸经济合作进一步拓展到两岸民众共同利益中来，以“家”的表述向台湾民众传递善意，即两岸经济合作绩效与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是高度一致、不可分割的，真诚希望并愿意为满足台湾民众现实需要、增加基层民众收益而付出不懈努力。 其三，“两岸一家亲”的未来在于两岸青少年同担重任。台湾“三月学潮”以学生在前台，以“反服贸”为议题，反映了台湾青少年世代对两岸关系发展和未来的茫然。习近平在与宋楚瑜会谈时专门提出创造条件促进两岸青少年交流，也是大陆方面向台湾青少年传递善意，表达大陆方面对台湾青少年疑惧两岸关系未来发展、关切既有民主制度、生活方式和政治社会权利的理解，宣示了大陆方面携手台湾青少年共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动邀约。 “两岸一家亲”是“共圆中国梦”的坚实基石，“共圆中国梦”是“两岸一家亲”的共同理想，体现了习近平履新后对台政策的新动向，刚柔相济，情理结合，以民为本，宣示了大陆方面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寻求和增进两岸民众共同利益的极大诚意和坚定信心。同时，“两岸一家亲”的提出，也展现了大陆方面对两岸关系现实形势的科学研判，特别是两岸经济合作背后深层次议题的准确把握和冷静分析，将成为巩固和发展两岸关系的政策主轴和基本话语。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4-06-25 蔡英文有机会再一次领导民进党，无疑将给民进党内改革、2016总统大选及之后的两岸发展打上自己的烙印。 在台湾，由马英九领导的国民党政府长处积弱，在各大民意调查中，一年多来持续落后于民进党。早前，台湾就两岸服贸争议而引起的占领立法院事件，进一步显示，马英九在岛内、党内均处于弱势。各项分析显示，台湾年底的“七合一”选举，国民党可能会受到“鞭炮效应”的影响，遭受惨败；若国民党在立法院中失去过半数优势，及六都中只能守住北部三个重镇，即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园市，台湾实际上已经再一次变天。在这个条件之下，民进党改选后的党主席，形同下一任台湾总统了。 早前，民进党进入了党主席的提名期，苏贞昌、谢长廷（苏谢）及蔡英文先后宣布参选。当时，笔者已经在香港的报章中分析过谢长廷参选，意在以一个大家都遵守的游戏规则，“处理”苏贞昌，扫除蔡英文执政的最大障碍。结果在截止报名前一日，苏贞昌、谢长廷先后宣布退选，蔡英文成了民进党内唯一主要候选人，重掌党印只是“走程序”的问题。 蔡英文有机会再一次领导民进党，无疑将给民进党内改革、2016总统大选及之后的两岸发展打上自己的烙印。民进党可能转而选择温和的两岸政策 随着苏谢退选，对民进党最大的象征意义是“四大天王”时代正式告终，而最大的政治意义是“七合一”与总统大选，将会是第一次没有“天王”参与的选举。民进党的四大天王，虽然在2012年总统大选之前，曾经被称为“前四大天王”，但所谓的“后四大天王”根本未成气候，而四人之中，苏谢二人及其派系一直拥兵自重，在民进党内左右大局。 由于苏谢二人从前同属“福利国联线”，亦是民进党的创党元老，所以对民进党的“台独纲领”有一种放不下的历史包袱。苏谢二人的退选，正好让民进党的改革，尤其在“冻独”议题上，释出了空间。就在台湾学运结束后不久，谢长廷在台湾维新影子政府网站，发表了一篇名为“太阳花运动刺激民进党的改革”文章。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指出“民主制度形式化”，无法有效反映民意。又指：“民进党将会成为民主世界中最进步的政党，同时也显现台湾的民主不是只有投票的形式，人民将有更多元的管道表达自己的声音。” 谢长廷的意思，明显就是知道透过选举投票，民进党应该可以重夺大宝，但民众最关心的“两岸议题”，却难以在投票的意向中反映；而民进党的死门，就是缺了一个“中国论述”。在2012总统大选后，不少分析指出蔡英文败选，正是由于没有为“两岸关系”定调。当时，蔡英文有可能是受制于党内元老的影响，而难以说个明白。现在苏谢既去，谢长廷还愿意以他的剩余价值，就一些敏感议题，为蔡英文作试金石。党团总召柯建铭，亦多次在党内抛出“冻独”议题测试水温，便知道民进党为蔡英文准备了一个没有顾虑的未来。民进党为了重新执政，响应民意，必然会制定一套比较温和两岸政策。例如在“三不”议题上，将政策修改为“不改变台海的情况下，不会‘实时’推动台独”，保留与大陆谈判的空间。蔡英文有望进驻总统府 面对下一次台湾总统大选，大陆必须当下就认定蔡英文将会是未来五至七年的唯一谈判对手；而最快的情况，有可能是在年底“七合一”选举之后便会发生。民进党明白只有“力”用中国，台湾的经济才能够有新的增长点，这逼使蔡英文的“台独修正主义”得到充实，就是在台独的底线下，酝酿出“两府论”。虽然这个说法尚未正式浮上水面，却有条件补了“台湾共识”的缺口。 加上“两府论”是现在台湾的实际政治情况，台湾不少以“在地人”为主的务实本土派，比较容易接受这个主张。在眼下蓝绿板块清楚的台湾政坛，只要把务实本土派的5-7%票源抢到手，民进党便已经可以进驻总统府。 相反，大陆亦要以“风物长宜放眼量”的态度看待国民党，在经济上让国民党发挥牵制民进党的角色；要知道国民党若能稳守“北部三都”，国民党最少便占有700万人口的选区。哪怕国民党丢了总统宝座，国民党的基本盘仍算稳健，加上台湾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部，亲蓝营的企业，不少均有投资在大陆。只要国共两党在增加就业及台湾经济增长点两方面，继续合作，让台湾民众感受到切身的好处。国民党不但有能力在之后的选举中作出反扑，亦会令民进党执政时期坐立不安，不敢肆意炒作台独议题，以免影响两岸经贸之间的合作。 台海关系基调不变  大陆以两步曲应对 台湾再一次变天，对台海之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最大的原因是，台湾当局现在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包括政治、经济、族群、南北之间冲突等岛内多元矛盾；以台湾政府现在高达14兆台币的负债及国军战斗力薄弱的情况，台湾根本就不可能再在台海之间制造事端。 加上，陈水扁一朝，民进党被美国指为“麻烦制造者”，早前学生占领立法院事件，美国亦罕有地表态抨击民进党在幕后的支持。这不但会造成台湾与美国之间的隔阂，亦会构成民进党重新执政时的心魔，心里清楚台海万一出现危机，美国极有可能只会“出口术”。 相反，台湾变天之后，在钓鱼台、南海主权等问题上，亦碍于能力有限，无力争夺，基本调子不可能大变。万一出现“中、美、日”就钓鱼台的纠纷、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就南海主权的争议时，台湾可能基于“台湾关系法”需要在姿态上站在美国一边。不过实际上的支持将会非常有限，尤其现在的民进党，对美国售台的残旧军备相当不满，民众对美国亦无好感，民进党没有理由把自己的政权，放在国际纠纷的赌盘上。这种民间的不满感，大陆其实可以任其在台湾岛内尽情发酵，同时要让民进党在中、美之间感到“左右为难”。这不但是从经济上拖民进党后腿，亦要从军事上令“台湾关系法”失去作用。 若要达到这个目的，大陆方面可以考虑两步曲。第一，就是给马英九政府施压，逼使他在余下的任期内与大陆签定“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战争状态。只要台湾处于非战争状态，美国协防台湾的调便不再动听。第二，就是在台湾变天之后，与民进党政府签定“军事互信、互表中立”的协议，把台湾从美国的“不沉航母”与岛链中枢变成中国的太平洋南向出口。这两项协议需要尽快分阶段签定，否则日后大陆当局，还拿什么去跟民进党博弈呢？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4-05-21 在两岸功能主义统合陷入僵局的情势下，大陆政府不能因噎废食，改弦易辙，而是要在追求经济利益之外，努力与台湾社会建构共同的价值规范结构。 为了达成和平统一台湾的目标，北京长期坚持对台湾让利，海峡两岸经贸关系的实质就是大陆单方的不对称开放。在投资、贸易、人员流动等诸多方面，大陆对台湾的开放程度远远高于台湾，台湾经济特别是广大台商受益匪浅。这种以单方让利格局为特征的功能主义统合路线深化了两岸经济相互依存，稳定了台海政治关系与安全局势，但时至今日，其局限性也逐渐凸显，集中表现在台湾社会中下层对两岸统合的强烈抵触。台湾中产阶层和青年学生拒绝《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即是明证。两岸携手推出升级版的功能主义统合路线迫在眉睫。功能主义统合路线 功能主义统合路线将政治与经济剥离，区别对待高阶与低阶政治，从容易达成共赢的经济领域着手，逐步建立经济相互依存，步步逼近最终的政治统合目标。这种功能性的合作是基于两岸共同的长远利益做出的现实而理性的选择，它可以把统合力量从政客、知识分子和官僚机构的范围扩大到企业家、高管和大型企业当中，扩大统合的社会基础。 人们对共同体的忠诚其实源于各种分散的渠道，基于此，两岸新共同体的建构应求助于多元的认同培育。如果建成一个跨越两岸边界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组织网络，如果两岸民众在这些领域的观念和价值逐步趋同，大陆和台湾社会的成员就会更积极地支持和推动一体化进程。新共同体需要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可，而这种认可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尤其得益于一个学习的过程。就此而言，当前功能主义统合路线贡献卓著，在经济与社会交往中习得的团队与合作精神可以转移，被重新塑造为对新共同体的忠诚。 欧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颇具说服力。鉴于国防、外交等政治敏感领域合作面临主权让渡难题，战后西欧国家首先启动煤炭、钢铁工业领域的合作，组建煤钢共同体，并将这些领域的一体化成果转化为各成员国共赢的利益，从而加速推动了其它领域的统合。肇始于经济领域，欧洲一体化先后经历了关税同盟、共同农业政策、统一大市场以及货币联盟等阶段，其经济和社会一体化进程为政治统合层层铺垫，如今民众普遍接受了“欧盟公民”这一新身份，欧盟事实上已演变为一个准国家。 两岸功能主义统合下一步棋可顺势落子两岸间细致的机制安排。功能决定组织的形式，决定机构的框架，机构服务于功能目标。两岸经济、社会和技术合作等功能内容要求一体化的形式与时俱进。操作性强的方略是建立多种具有专业任务和行业权力的社团机构，执行各式各样非政治的角色和功能。两岸广泛设立跨界机构，使它们在诸如工程、医疗、金融、法律、会计、通讯、运输、演艺、美术、出版、媒体等特定领域拥有一定权力。这种专业社团机构将会比政治对话机构更迅速、更有效地引导跨界融合。专业社团鼓励成员相互合作和参与协调，会逐渐加强跨界筹划。跨界的权力一旦形成，权力就失去与特定地域之间的传统关联，社会成员的认同就会随之嬗变，两岸在其它领域就能更容易达成共识。台海关系遭遇瓶颈 以经贸合作为主轴的两岸功能主义统合进程在2013年开始减速。2010年台海两岸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并计划就后续四大单项协议（货物贸易协议、服务贸易协议、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开始磋商；2012年，两岸共完成18项双边经贸协议，其中包括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货币清算合作备忘录。然而，2013年形势逆转，由于台湾独派政治势力的阻挠，以及岛内中产阶层和青年学生的不理解，当年6月签署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直到年终也未能完成立法程序。 “大陆让利模式”业已陷入瓶颈，其负面作用为人诟病，并被岛内独派势力放大。两岸贸易的增长导致台湾产业空心化，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到大陆，中产阶层就业机会缩减，收入增加前景渺茫；随着大陆产业升级步伐加快，两岸产业从过去互补大于竞争变成激烈博弈，台湾中小企业倍受冲击；两岸贸易壁垒的消除为台湾农业、工业和部分服务业增加了市场，刺激台商在大陆持续投资，但劳动力流动存在障碍，台湾中产阶层无缘分享利益，离心倾向蔓延；两岸人均收入差距逐年缩小，台湾中下层对大陆民众的优越感流失，产生沮丧和焦躁情绪。 就经贸合作本身而言，双方贸易严重不平衡被台独力量视为中共的算计，而大陆的单边让利亦几近极限；大陆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眼下也进入转换增长结构的关键阶段，越来越多的大陆企业开始占领产业链高端，台商在大陆的超高利润已成昨日黄花。两岸经贸关系固然深化发展，可台湾经济乏善可陈，长期处于低迷状态，此亦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台海关系受挫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治冲突。如果台湾不放弃对民族国家地位的坚持，那么功能主义统合到一定阶段搁浅就势属必然。目前，两岸政治与经济互动功能的界限越来越不明显，经济政治化、政治经济化的趋势从量变走向质变，功能主义的技术性标签受到民进党及其支持者的攻讦。困境在于，我们的确难以把经济与社会事项同政治任务截然分开。对于两岸一体化进程来说，政治影响和政治压力始终起着临门一脚的作用。由文化创意产业入手构建共同价值规范 在两岸功能主义统合陷入僵局的情势下，大陆政府不能因噎废食，改弦易辙，而是要在追求经济利益之外，努力与台湾社会建构共同的价值规范结构。价值观影响人们对法治、秩序、平等、自由、公正、自治等范畴的看法，影响人们对善恶、福利、职责、信用等概念的认识，影响人们对文化创新、交流和多样性的态度。共同的价值规范结构限定行为者的行动范围，形塑大众认同的合法行为规范，可以将经济和社会合作的成果外溢到政治领域，襄助两岸解决政治冲突。在市场化的知识经济时代，共同价值观的形成依赖于文化、创意、产业、商业的有机融合，即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不管服贸争议结果如何，大陆都需要反客为主，深耕文化创意产业，由此突破和平统一进程停滞不前的局面。 文化创意产业既包括传统的文化娱乐、媒体出版、广电音像、美术演艺、摄影雕塑、建筑设计、产品博览、网络游戏等，也包括市场调查、市场推广、产品设计、公共关系、活动策划、服装设计、广告企划、品牌维护等。两岸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具有先天的基础与优势。共同的语言文字、文化源头和风土人情是两岸创意产业取之不尽的创作资源，近似的社会审美习惯、受众消费偏好和集体心理意识是拓展产业的便利市场资源，可以对两岸统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高度发达的文化创意产业，占据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带来高附加值，为中产阶层创造就业机会，打造经济发展新高地。将文化引入产业和商业，在产品和服务中植入文化元素，是产业升级换代的普遍途径，可以显著提高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如果文化与产业和商业水乳交融，价值观就能渗透到大众生活的每个角落，无形中左右社会成员决策规划的态度。大陆和台湾可以借鉴西方推广普世价值的做法，抓住中华文化的精髓，培养自己的J•K•罗琳、迈克尔•杰克逊、毕加索等，建设东亚好莱坞、西区、百老汇、WPP集团等，通过商业手法来塑造和传播中华价值观。对两岸而言，通过产业和商业运作来构建共同价值观，潜移默化，有润物细无声之效，远胜于简单而枯燥的政治说教，更何况大陆的文宣严重脱离社会现实。 一些具体举措值得考虑：设立跨界专业机构，强化营运策略形成企业力量，创造产业价值；共同发掘中华文化元素独特性，联手推出产品和节目，共创市场价值；整合两岸文创类高校教育资源，协作培养文创类专业人才；两岸产业发展规划对接，建成匹敌欧美巨擘的文创企业；发展重点影视产业，在东亚文化市场掀起“汉潮”，平息日剧韩剧热潮；实施网络游戏和数码出版带动战略，在东亚市场建立信息技术强势地位 ；培育和推广两岸民众喜闻乐见的爱国影视和娱乐明星；加强创意、设计知识产权保护，活跃知识产权交易，保护和扩大文化消费市场；鼓励文创类中小微企业成长，引导金融业支持产业创新；建设面向世界的产品营销和品牌塑造市场体系，提高中华制造的附加值，广泛占领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 美国立国时间较短，但它迅速成长为价值观强国。美国通过文化创意产业，把价值观融入其制造和服务品牌，树立全球道德权威，获得许多国家和民众的认同，确立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大陆可以走美国人的路，最后让美国人只走他们自己的路。这就需要携手台湾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超越政治和经济利益的冲突，求得两岸社会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共同高扬中华价值观，与西方文明碰撞交流，赢得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同。此举既有利于两岸经济的结构转型，又能为功能主义统合注入新的活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靖 2014-03-31 台海两岸政治谈判不仅必要，而且双方都已无法回避。然而两岸社会与政治发展状况不同，两岸政治谈判对话，单单依靠双方的共同目标，并不能长期坚持，还必须要满足双方内部的需求。 2014年2月11日，台湾方面大陆委员会负责人王郁琦在南京与中国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举行会谈，开启了两岸当局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第一次正式对话，是两岸落实“九二共识”、确立一中原则的公开表态。台海两岸政治谈判不仅必要，而且双方都已无法回避。然而两岸社会与政治发展状况不同，两岸政治谈判对话，单单依靠双方的共同目标，并不能长期坚持，还必须要满足双方内部的需求。                                       台湾内部的政治需求 对北京而言，在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定调后，大陆官方就可以进行对台政治谈判。对于大陆内部而言，追求主权领土完整，是再正确不过的事情，相较于台湾的政治情势，要单纯许多。 从台湾的角度来看，台湾内部有统、独、维持现状这三大派别，其中采取维持现状观点的人士只是不愿对敏感的统独议题表态，并非没有态度。台海现状其实一直是动态的。1949年国民党政府溃逃的状况，与1996年台湾总统直选的情势，完全不一样；2000年民进党执政的状态，与2008年国民党重新执政的环境，差别明显，而2014年的各方博弈格局则呈现更大的不同。 两岸进行政治谈判前，国民党智库以及党内政界人士都趋向这样的看法，即必须在台湾内部达成普遍的共识，认为两岸政治谈判于己无损，可以继续推进。而这种信心的培养，需要非常细腻的安排与规划，否则独派人士就会随意指责谈判“丧权辱国”，政治谈判还没有进行到关键议题，可能就半途而废。 面对与大陆的政治对话，“中华民国”这四个字被台湾奉为图腾，其最核心的意义，就是在要求大陆正视“中华民国”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外，还在于台湾方面对大陆公开提出“中华民国”，建构双方对等谈判的机制，满足台湾内部的政治需求。                                                             “中华民国”这一概念，有内外不同的用法，就两岸政治谈判而言，台湾方面承受岛内很大的舆情和民情压力，如果不能抛出“中华民国”，两岸对话可能就被认为不能对等，会在岛内反对力量的牵制杯葛下无法继续下去。                             王郁琦在大陆南京中山陵，讲出“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主要是说给岛内的台湾人听，而不是要刻意与大陆当局抗争平等。王的谈话是要证明他来到大陆，没有出卖“中华民国”，仍心系“中华民国”。                  王郁琦言出必“中华民国”，其主要目在于以务实态度满足台湾岛内的政治需求、平息岛内的质疑声浪，争取两岸对等只是副产品。 就算北京与台北方面对两岸统一有共识，但是台湾与大陆的社会发展程度不一致，如果在高层共识之外，不能让台湾民众认可统一，谈判也是无以为继。统一之前的安排与铺陈，其难度并不亚于统一后对双方力量的政治安排。王张会加强两岸互信 在台湾政界，国民党阵营内马英九与王金平虽是权力斗争的死对头，但两人都乐见两岸关系改善，民进党也不敢否认两岸关系改善可以对台湾带来的益处。新党虽小，却是最坚定地支持统一，有一定指标意义；亲民党仅靠宋楚瑜一人苦撑，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已经式微；台联更只是极端少数，没有政治上的显著意义，但通过以小搏大的杯葛，只要在民进党默许下，亦可能成为民进党的马前卒，牵制国民党推动的两岸对话。 两岸政治谈判，从过去辜汪会谈、焦唐会，一路走来，到现在的王张会，已经累积了许多信心与基础。外界称两岸目前已经走到关系发展的深水区，必须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指目前的状况。在全球政治发展当中，两岸政治会谈没有任何前例可以依循，必须靠自己的智慧，探索出可行的方向。 从过去发展经验看来，两岸官方代表能够见面至关重要，其主要宗旨在于积累双方善意与互动的经验，透过频密的互动，找到下一步关系发展的基础或步骤。王张会，对于大陆来说，是台湾往前走了一步；对台湾而言，是看到大陆方面释放的弹性。两岸对话若要继续向前，则要在弹性之外，还要设法加上许多想象和创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国深 王贞威 2014-02-28 在两岸关系主导权掌握在大陆手中的形势下，我方不必过度与民进党在“台独”问题上进行政治攻防，要以更大的包容力进一步做好民进党务实派的工作。 去年12月26日，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召柯建民在该党最后一场“华山会议”上提出“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岛内外各方的关注。虽然有人质疑柯建铭在深陷“关说案”的情况下，抛出这一震撼弹有转移话题，为自己脱身之嫌，但理性的观察者不得不分析民进党“冻独”的可能性以及一旦“冻独”会对两岸三党（国、共、民）的互动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国台办发言人范丽青对“冻独”主张做出了积极回应，认为“民进党内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冻结‘台独’党纲的主张，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如果冻结‘台独’党纲能成为民进党的共识，将是民进党朝正确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 民进党内的一些务实学者也在呼应“冻结台独党纲”甚至于废除“台独党纲”，如政治大学国发所所长童振源提出以“中华民国决议文”取代“台独党纲”等等。“冻独”主张提出的时空环境 经历2008年以及2012年两次总统大选的失败，尤其是意识到2012年选举投票前拒绝承认“九二共识”成为压垮民进党的最后一根稻草，民进党不得不思考如何跟大陆建立良好的关系，以使台湾中间选民相信其有能力处理两岸关系，进而迈过通向执政的最后一里路。民进党内各个派系跃跃欲试，积极布局，希望在两岸交流中能把握先机。谢长廷积极宣传自己的“宪法各表”主张，并多次访问大陆，与大陆相关决策和智囊机构进行交流。蔡英文也在今年一月份派出核心幕僚率团访问大陆。与此同时，2014年5月，民进党将举行党主席选举，也将面临年底“七合一选举”的考验。2016年的“总统大选”，民进党能否执政依然是很大的未知数。 当前两岸关系发展的大环境和国际格局已发生深刻变化。大陆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在全球范围内有较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台湾的发展离不开大陆，更难以避免大陆的影响。自2008年以来，两岸各领域交流更为紧密。台湾社会的“两岸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大量的陆客、陆生在台湾参访、求学、交流，大陆已成为台湾最大的外部影响因素。越来越多的两岸婚姻和更为便捷的两岸人员、物资往来为两岸关系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都不得不面对两岸关系的新现实，并采取积极的因应措施，与大陆建立良好的交往关系。敌对思维在两岸的市场逐渐缩小，合作双赢逐渐成为主流。所以，此时提出“冻独”主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虽然命运多舛，但议题的提出还是有助于民进党逐步调整其两岸政策，有助于弱化“台独基本教义派”在陆生陆配权益、两岸人员交流等事项上的破坏性力量。“冻独”的可能性及时机点 1月份，民进党“中国事务委员会”通过“2014对中政策检讨纪要”，提出将以“积极凝聚台湾内部的共识”作为两岸对话基础。“冻结台独党纲”提议和“宪政共识”等主张，都被删除或无法获得通过。其主要原因在于，离2016年总统大选，尚有一段时间，而5月份由党员直接投票的党主席选举才是当前党内各派势力面临的首要问题。而党员作为民进党的核心支持者，其意识形态还是以“台独”为主，如果苏贞昌现在也主张“冻独”将不利于其5月份的主席连任。加之，当前国民党马英九当局执政无方，民意支持率跌至1成左右，给民进党带来自己很可能重新执政的幻象。而且，年底的“七合一选举”是地方选举，选民主要考量在于候选人的执政能力、个人形象和政策论述能力等等，两岸关系的因素很小。所以当前，对民进党来说，处理“台独党纲”并不是最为紧要的事情。 然而长期来看，民进党“冻独”存在较大的可能性。首先，“冻独”并不是放弃“台独党纲”和“台独主张”，只是暂时冻结，可以视两岸关系发展情况随时解冻，因此，对党内“基本教义派”来说有一定程度的说服和安抚作用。其次，党内各派势力均已认知到实现“法理台独”的不可能性，而台湾已经“事实独立”的想法已成为党内的主流，如苏贞昌就明确提出，台湾已经独立，没有冻结不冻结台独党纲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即使“冻独”，对民进党来说，也只是对已存事实的进一步承认而已。最后，从战略上看，民进党始终有很大的现实压力，必须和中共建立起正常党际交往关系，如果不对“台独”党纲做处理，民进党就无法树立起负责任政党的形象。 一旦民进党“冻独”，民共两党关系将走出正常化和党际交流的重要一步，但目前来看，时机尚不成熟。如前所述，民进党“冻独”的压力尚未达到一定程度，而且现在虽然没有党对党的正式交流，但两党之间各层次的交流已然展开，民进党执政县市也积极参与两岸民间和经贸往来。在今年年底“七合一选举”中，如果在马英九当局民意支持继续低迷的情况下，民进党仍未取得预定的目标（苏贞昌提出，六都赢三都以上，县市长过半，县市议员、乡镇长、代表、村里长席次增加的选举目标），其两岸政策将面临大幅调整的压力。在党内2016年大选候选人确定之后，候选人极有可能会提出“冻独”的选举主张，也会推动落实“冻独”，并承诺当选后将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确定的“宪政秩序”执政，并延续两岸已签订的相关协议。反过来，民进党如果在“七合一选举”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就会认为其当前政策已获得选民较大程度的认可，即使其领导人公开表明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行事，“冻独”的议题也将会延后。 虽然基于政治利益考量，民进党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采取“冻独”或类似的政策，但要民进党彻底放弃“台独党纲”的可能性不大。放弃“台独”这一神主牌对民进党来说有极大的政治风险。首先，放弃台独主张将使得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与国民党趋同，会丧失一部分铁杆“台独”分子的支持，但又未必能获得一些浅蓝选民的支持；其次，“台独”是民进党的立党根基，一旦放弃形同放弃核心价值，核心价值的改变将使得党的凝聚力大大降低；第三，在台湾已经可以公开主张共产主义的政治环境下，“台独”主张会被视为言论自由的体现，民进党很难背负“践踏言论自由”的骂名；最后，经过李扁二十余年的执政，“台湾主体意识”已成为台湾人的主导性意识形态，对大陆的他群认知区隔越来越明显，这也增强了民进党坚守“台独”立场的底气。大陆因应之策 很明显，大陆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中，已逐渐把握主动；在国、共、民三党互动结构中，也已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居于三者关系的核心。大陆目前有资源、有能力，更有信心下好这盘棋。 首先，大陆应继续着力保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态势，维持好国共两党的友好关系，让国民党继续享有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红利，相对地给民进党造成更大的自我反省压力。一旦民进党启动“冻独”政治程序，岛内国民两党的政治生态就有可能朝良性方向发展，国民党拥有的和平发展红利可能被民进党分享，国民党可能被迫更为积极地推动国共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不排除在政治对话上采取更为大胆的动作，以便保持其在两岸关系领域的优势地位。 其次，大陆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必对民进党“冻独”和“弃独”寄予厚望。如前所述即使民进党某一天“冻结台独党纲”，但其彻底放弃“台独”的可能性不大。我方依然要胡萝卜和大棒两种工具辩证使用。对民进党党内积极务实派善意回应，给予鼓励，并与之正面交流。对于保守顽固分子仍然要给予其压力，使其进一步认清对抗和敌对的思维没有出路。民进党“冻独”或“不冻独”，短期内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影响有限。两岸关系的结构性问题在于，历经六十余年的分离和隔绝后，两岸政治、社会等领域的意识和认同产生较大的差异，两岸的社会发展模式有较大的不同。弥合这些差异需要两岸进一步的交流和沟通，关键并不在于民进党的“台独”主张。 再次，大陆仍要积极发展自身，深化改革，形塑较强的价值论述和社会发展能力，这是实现两岸关系发展的根本保障。民进党是否调整以及如何调整其两岸政策取决于党内各派的力量对比，取决于国共民三党的互动进程，取决于中美台三方的关系建构。在中美建构新型大国关系的背景下，对美国而言，台湾的战略地位会有下降趋势，民进党激进举动的空间将大大压缩。与此同时，由国共两党积极参与建构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程会带给台湾老百姓更多的福祉和实惠，国共两党友好关系的提升，反过来会加大民进党和大陆发展关系的压力，提高其自寻台阶、拥抱大陆的可能性。总之，对于在国际格局以及两岸关系发展中越来越把握主动的大陆来说，发展自身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最后，大陆方面要以更大的包容力进一步做好民进党务实派的工作。在两岸关系主导权掌握在我方手中的形势下，我方不必过度与民进党在“台独”问题上进行政治攻防，更多地以“狗吠火车”看待民进党的“台独”党纲即可。我们要继续对民进党“台独基本教义派”保持强大的政治压力，同时也要包容民进党内的务实派人士，不和他们纠缠“台独”议题，因为他们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台独分子”。不纠缠“台独”，是为了做务实派的工作，也是为了不让“基本教义派”借力使力，最终让他们的危害极小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潘国平 邓文晓 2014-01-27 东海形势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这就要求台湾秉持正确的战略判断，不可丧失民族立场做出有违民族大义之事。 11月23日，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台湾方面坚持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高度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在认清历史发展趋势中把握两岸关系前途，对此举给予了实际配合。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台独”分子借此兴风作浪，在日本误导国际舆论、制造地区紧张气氛的不负责任言论鼓动下，在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混淆是非，民进党领导人不止一次对大陆提出抗议，同时声称东海防空识别区不利于两岸关系，要求中国撤销相关决定。因此，还原被扭曲真相，进而对东海防空识别区形成正确客观的理解实属必要。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有理有据 1944年《国际民用航空公约》规定，国家有权制定他国航空器进入本国空间的条件及程序，任何外国航空器未经主权国家允许，不得进入该国领空。对于进入领空前的航空器虽无明文规定，但鉴于航空器自身飞行速度快、容易威胁领空所在国陆地或国防安全的特点，在领空外合理区域内对其进行一定的识别和预警完全必要。 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体现了《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合理行使的自卫权。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一国在发生武力攻击时可行使自卫权。然而，“发生武力攻击”绝不等于武力攻击发生之后，如果采用了后一种解释，不仅会对遭受攻击的国家带来严重的损害，更无法保护该国国民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因此，当国家有确切证据表明这种攻击已明显迫近并即将带来重大危险时，为实现国家的自我保护，应允许其采取必要的预防性自卫措施。因此，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对任何意图侵入我国领空以及危害国防安全的航空器进行事先的识别和处置，不仅是对预防性自卫理念的贯彻，更是与《联合国宪章》所确立的基本原则相一致。 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也是国际习惯做法。根据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1款（五）项规定，国际习惯是“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国际习惯的形成必须具备两个要素：相关实践通例的存在和法律确信。前者是指各国对某一行为有长期、重复的实践；后者是指该实践作为通例被各国接受为法律规则。它要求一个作为通例的制度在空间上有较广泛的国家采用，在数量上有多次不断的实践。防空识别区经过60多年的发展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已然成为国际法的渊源，可以为中国所采纳。 至于个别国家所谓中国防空识别区与其防空识别区部分重叠，侵害其领土主权和空中管制权的说法，国际社会无法认可。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并不意味着中国领空的扩大，也不意味着中国主权向外延伸，更不会影响他国航空器正当飞行权利的行使。作为主权国家，中国为强化国家安全、维护国家主权和权益而采取的自主防卫措施，没有侵犯任何国家的合法权益，各国应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给予应有的理解和尊重。他国干涉无理 中国政府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希望相关国家予以尊重。美日拒绝承认中国东海防空识别区，美日战机反而比以前更频繁、更大规模地现身东海空域，故意挑衅中国的领土主权。日本就此提出抗议，声称这一做法将加剧东亚不稳定局势，“破坏了东海现状”。美军两架B－52远程战略轰炸机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并且飞越中日有争议的东海岛屿。最近美日要求中国撤销防空识别区的言论更是甚嚣尘上。划不划防空识别区，在多大范围内划定防空识别区本是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项，哪容其他国家说三道四，这种肆意干涉别国内政的做法理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 反观日本自身设定的防空识别区，在法律依据不够充分的情形下已存在50多年。日本的防空识别区是一个巨大的五边形，其最西端距离中国浙江省东海海岸线仅130公里，最南部与台湾地区的“防空识别区”呈重叠状态。2010年日本防卫省宣布，把原止于国土最西端的与那国岛上空的“防空识别圈”扩大至该岛以西台湾一侧海域的上空，而且跨越日本主张的东海中间线，将中间线以西的属于我国的东海油气田空域全部囊括其中。日本甚至将我国领土钓鱼岛作为领空划入其防空识别区范围之内。 毫无疑问，日本将防空识别区划得如此宽广，深入邻国的专属经济区，包含我国钓鱼岛，这是无法被国际社会所认可的。如今日本不但不对自己的做法进行反思，反而对有理有据的东海防空识别区加以指责与干涉，这种允许自己胡作非为，却干涉他国合法行动的作法是一种典型的强盗逻辑。东海防空识别区符合两岸人民共同利益 首先，东海防空识别区不是禁飞区，而是一个合作区、缓冲区，不影响正常航班的飞行，更不会对台湾同胞带来利益损害。东海方向航路密集，飞行繁忙，设立防空识别区要求台湾航空器通报飞行计划和相关信息，对于保障空中飞行安全、避免误解误判有益无害。虽然如此，美国仍借机拉拢包括台湾在内的地区或国家，构筑对中国的包围圈。这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部分环节，也是《美日安保条约》倒行逆施的体现。美国企图利用中国公布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举措，试图搅混南海，制造区域安全的混乱和复杂局面，以便从中渔利。日本同样采取挑唆、分化手段，意图破坏两岸关系，从中谋利，以扩大其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在此情形下，台湾应分清局势，从大局着眼，避免为美日火中取栗。 其次，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并非针对台湾，而是维护我国东海地区合法权益、保障国防安全的应有举措。中国选择在日本急于强化对钓鱼岛争端的军事和政治准备时节，公布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具有主动谋局造势的重大现实意义，是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的正义之举。另外，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范围来看，东海与南海的界限为广东南澳岛与台湾岛南端的鹅銮鼻的连线，而此次东海防空识别区的划界只将钓鱼岛划入其中，却避开与其极近的彭佳屿，这无一不体现对台湾的尊重和谦和。两岸在钓鱼岛问题上根本利益一致，1953年台湾划定防空识别区，近些年来台湾在维护钓鱼岛主权以及推动海外保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应成为深化互信、加强合作的契机，推动两岸实现共同维护领土完整、抵御他国觊觎的目标。此外，在领土上空划定防空识别区不仅是权利使然，更是对他国意图侵占我国领土的有力回应，不会对台湾构成威胁。 最后，尽管大陆在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之前没有通知台湾当局，即使与台湾地区的防空识别区范围存在一定交叉，但两岸完全可遵循“东海和平倡议”原则，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这不应成为阻碍两岸人民深化交流、密切合作之阻碍，更不能被某些国家所利用进而挑拨两岸人民感情。两岸本同根同源，血脉相连，在中华民族的利益面前，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即使存在分歧争端，仍须坦诚沟通，协商处理，如此方有利于台海的稳定、繁荣与发展，符合两岸人民共同利益，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福祉。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能够打破日本对钓鱼岛空域单方面声称权利的现状，可以加强对钓鱼岛的巡逻监视，构筑立体化保护体系。同时，它对于解放军冲破第一岛链，构建远洋安全有重大意义。两岸共建南海防空识别区 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只是维护我国合法权益的一个尝试，以此为开端，其后必将有大量政策和措施出台。相对于东海而言，南海争端日益升级，岛屿纠纷从未停息，南海九段线的合法性被他国质疑。因此，在借鉴东海防空识别区经验的基础之上，在合适时机推出我国南海防空识别区实属必要。 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并能充分发挥作用，首先要有能够涵盖南海全部海域的雷达辨识系统，其次战斗机需在很短的时间内飞临需要警戒的区域。南海海域辽阔，其周边国家情况复杂，现有陆基雷达无法涵盖南海区域。同时，由于机场的限制，战机只能涵盖到南海的北半部，这无疑都对南海防空识别区的设立带来限制。 目前可行的方法之一就是两岸建立军事互信，在南海进行局部的军事合作，太平岛可以设大型雷达站，大陆负责监管南海全部水域，台湾可协助防卫南海南半部，双方互补互利，共同维护国防利益。   回顾历史，日本曾利用两岸分治，公开违反《开罗宣言》，以战败国身份强占钓鱼岛列屿，同时琉球问题亦未按照国际法处理。如今，两岸关系日益升温，不应再让历史重演，更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明目张胆地侵犯我国主权。 东海形势错综复杂，风云变幻。这就要求台湾秉持正确的战略判断，不可丧失民族立场做出有违民族大义之事。现阶段，在强大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在不断的沟通与交流之后，关于东海防空识别区的争议渐趋平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向中国相关机构报备飞行计划。在此背景之下，台湾更应与大陆一道，与相关国家划清界限，远离其混淆视听的言论，共同致力于维护祖国海疆安全，促进两岸和平统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亚中 2013-12-20 中国大陆现已快速走向大国，更应该有心胸与气魄，为了整个中国的兴盛，可以用“中华卡”来凝聚全球华人与两岸的共同认同。 “身份”就是“认同”的具像表现，它是一种藉由所信奉的图腾、所使用的图案、文件，来反映自己的归属，它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凝聚全民共识所不可缺的成分。两岸和平发展期不仅要推动经贸、人员、文化的交流，也要探讨达成政治协议的具体内涵，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尝试在现有的两岸身份认同上再增加一个重迭认同。 图腾或名号的改变，往往象征一个精神或政治归属的改变。两岸和平发展期是统合期，是共同缔造期，还不到统一的阶段，因此，人们不容易接受一个新创造出来的集体身份认同目标。两岸和平发展期也不是一个永远维持分治现状的局面，因此，我们不应满足于现有的不同的身份认同目标，而应该共同创造一些能够让两岸人民逐渐增加彼此重迭认同的图腾、图案、文件。 要创造这些新的集体认同，须从传统的民族文化认同中找寻彼此的共通点，以作为两岸人民的集体认同，而且要不用弱化一方的“减法”，而是增加共同认同的“加法”。强化身份认同须告别“异己思维” 一国之内，最具有政治性身份认同文件是身份证，在国际间则是护照。国际社会中，有的国家只容许拥有单一护照，也有的国家许可多重护照，不过，《国际法》对于多重护照的优先适用性也有规范。另一个则是低于护照层级的是“永久居留证”，它提供居留者一些政治权益。 以港澳为例，基于政治、经济与生活的多重考虑，两个特区的居民很多人拥有其它国家的“护照”，也有人拥有在其它国家可以居留的“永久居留证”或是“长期居留证”。护照代表的是“国家认同”，持有者对护照国有权利与义务；“居留证”的位阶低一点，但是也可以享受部分权益，也必须尽一些义务。对于拥有护照的人，他认同这个国家，对于拥有长期居留证的人而言，虽然不认同所属的国家，但是愿意接受该政府的管辖。无论是“护照”或是“长期居留证”，均反映出了认同的选择。 目前两岸民众往来时不可以使用护照，因而发展出“台胞证”或“旅行证件”等文件。名称虽然不同，但是内在思维仍然是彼此为“异己关系”，它的存在反映拥有者的不同身份认同。例如，持“台胞证”进入大陆，仍需办理签注手续，并缴付一定金额，在大陆并无法享受某些程度的政治参与，享受政治上的权益。相对的，大陆同胞来台湾也是一样待遇。发行“中华卡”包容全球华人 两岸还停留在“身份证明”的传统思维，全世界的互动方式已悄悄改变。欧盟成员国的护照上，都已有了集体的共同身份标志。因应全球化的自由流动，某些国家间甚而采取互惠取消签证的需要。从这些角度来看，两岸必须要加紧脚步，不要再用“异己关系”的思维来处理两岸四地的身份认同问题。 在两岸和平发展期，两岸是否可以思考发行认同中华民族的“中华卡”（Chinese Identity Card，C Card）？目前两岸处于分治状态，各有在国际间的承认者，理论上“中华卡”应该由北京与台北两个政府共同同意后核发，可是目前的政治情势，台北方面可能并不会愿意参与这一历史任务。因此，北京政府可以考虑先行承担此一工作。 笔者的构想是：先成立“中华卡委员会”来承办此一工作，由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海外华人共同组成，用以强调“中华卡”之民族特性。“中华卡委员会”决策后委托北京政府相关单位处理行政事务。因此，在法律的意义上，北京政府是受全球华人委托后才执行。 任何海外华人，包括台湾、港澳的民众，都可以向“中华卡委员会”所委托的行政机构提出申请。拥有“中华卡”的民众可以出入中国大陆、港澳而不再需要额外的签证。 这张“中华卡”的功能取决于我们希望“中华卡”发挥什么效果。如果只是给全球中国人一个方便，那么它就像是一张“通行卡”，拥有它可以节省金钱与时间。如果希望“中华卡”是一张具有认同而且可以有权利关系的卡，那么它的功能就应该像是一张“长期居留权”的卡，类似美国的“绿卡”、加拿大的“枫叶卡”，凭借这一张“中华卡”，便拥有在中国大陆工作就业的权利。如果我们希望“中华卡”是一张不仅有认同，也可以政治参与的卡，那么这张“中华卡”的功能将介于“护照”与“长期居留证”之间的功能，可以为整个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 笔者的思维逻辑是：中国大陆目前正在和平崛起，在崛起的过程中，要用更大的格局来看待自己，简单地说，要把“中国”视同为全体中华民族的“中国”，而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要把全球华人都视为是“中国”的一员，而不仅仅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为唯一的成员。 以台湾为例，目前持中华民国护照进入日本、英国、爱尔兰等国都不需要签证，但是进入北京却还须办台胞证并缴签证费用。北京自称代表中国，但是对于台湾人民的签证政策实在不够。台湾人民也许要问：为何去日本可以不要签证，去大陆却要签证而且还要收费？两岸认同就在这种不知不觉的行为中逐渐愈拉愈远。 大陆大，台湾小，大陆的工作机会多。做为一个大国，应该有更大的胸怀包容台湾与其它各地的华人子弟。北京如果愿意放大格局，将自己视为是全体中华民族的中国，只要任何愿意拿“中华卡”的华人，在安全考虑无虞后，均应该让他们有机会凭着“中华卡”自由进出中国大陆，并且在中国大陆享有工作权，持有“中华卡”的台湾民众，也可以在国际政府间组织中工作。探索全球华人的认同道路 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的思考。现代西方国家多有给外国人之长期居留卡，不论是“绿卡”或是“枫叶卡”，这些居留卡的发放，只是为了给外人的长期居留或入籍前的必要阶段，除非已经入籍，拥有这些居留卡并无政治参与权。“中华卡”可以将我们老祖宗的智慧落实，走一条自己的认同道路。未来持“中华卡”者，虽持他国护照，亦可为两岸政府合法贡献，不受“单一国籍”之限制，两岸政府如此可广纳天下英才，共同为中华民族而努力，这不是一个足资传颂的美谈吗？ “政治参与”可以强化人民对于国家认同，积极的认同者会积极地寻求政治参与，而且政治参与也象征了对于制度与国家的认同，这是政治学者普遍认知的事。因此，经由“中华卡”的方式，合法地推动两岸人民的共同政治参与，对于未来两岸的政治统合与政治统一将有很大帮助。另外，其它地区的华人参与，也等于为整个中国注入另一股活水，鲑鱼回流的故事在中国人政治领域上也可为事实，让全球华人为整个中国和平发展做出贡献。 有关政治参与在实践上可以从国际开始。例如，学有所长、业有专精的台湾人民与全球华人，只要持有“中华卡”，都可以在国际间经由北京授权委派代表整个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与活动，代表整个中国维护与争取利益。在这个思维下，即使这个人拿的是中华民国或菲律宾、马来西亚护照，只要他愿意，他都可以代表中国在联合国或其它国家、国际组织担任职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包淳亮 2013-11-25 只有在中国将中日军事平衡的隐含分界线，从东海中间线以西的日本“防空识别圈”推进到冲绳海沟，日本才会被迫接受冲绳海沟与中间线之间的共同开发。 评估“台日渔业协议”的影响，须从东海新形势入手，特别是从2012年9月以来中日围绕钓鱼岛的角力入手。中国崛起与东海新秩序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台湾称为“钓鱼台列屿”）问题是目前困扰中日关系的重大问题之一。 对中国而言，恢复对钓鱼岛的控制，绝非基于对经济利益的觊觎，也无关乎增进海权，而是基于二战结束前的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宣言所认可的权利，并且是恢复历史上中国在东亚“正常”地位过程中附带的必然。恢复对钓鱼岛的实质控制，是中国经济发展、海权扩张的必然结果，而不必然是手段或目的。对于相关海域利益的不当强调，无论是经济的或军事的，还是包装以石油安全或海权理论，都只会治丝益棼。 无论支持或反对日本钓鱼岛举措的学者，都指出追求“正常国家”是日本总体保守的政治界的核心关怀，修宪、建军是手段，钓鱼岛问题只是这个大战略下的小问题，与中国的有限冲突反而是达成目标的有效手段。日本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中西辉政在保守派刊物《SAPIO》2005年“领土战争”别册的开篇专论，就以“现在的领土危机是日本人重建国家观念的好机会”为题。 中日双方的目标都并非一劳永逸、非得此时此刻解决以求获得利益，摩擦本身彷佛就是目的。不过，在中国的威压之下，美国作为日本的盟国不能视若无睹，而疏导中国恢复性扩张所蕴含的能量，又是美国霸权护持的核心议题之一，因此中美两国必须建立彼此对钓鱼岛争议的谅解。 中国伴随经济成长的军事、战略与势力范围的扩张从整体上来说是服从于“和平崛起”的国家战略，并从更大层面上基于美国二战后所建立的联合国秩序的尊重。愈来愈多学者以及中国政府，都强调中美在处理钓鱼岛乃至于琉球问题时应回到“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国的立场，由此才能产生解决问题的基本谅解。如此一来，钓鱼岛争议的主要责任方就在于日本召唤扩张历史的所谓“正常国家”冲动，而日本的冲动是中美可以合作因应的。 为了唤醒美国与中国的同盟记忆，一场全球性的政治教育可能是必要的；八年前俄罗斯大规模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两年后中国或许更该大规模纪念反法西斯战争亚洲战场胜利70周年。中国空权必须东扩   具体到东海问题的利害，中国的底线是确定“中间线”以西的所有权利毫无疑义归属中国，而中日两国可就冲绳海沟以西与日本认定的东海中间线之间的利权进行协商。大陆之前多次表明愿与日本共同开发东海中间线以东到冲绳海沟之间的争议海域，甚至在2008年还曾允许日本企业参与中间线以西的春晓油气田的开发，但日本却得意宣称这是中间线以西的“共同开发”，滥用了中国的善意，致使合作失败。 时移势异，中国海上力量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扩增，中国未来在争议海域是否仍愿意考虑共同开发已成疑问。东海与钓鱼岛问题终将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而解决。不过，短期内日本尚难对此态势的转变有足够认可，中国的目标也只能放在确立中间线以西的完全权利上，而首先要处理的可以是日本的“防空识别圈”问题。 日本的防空识别圈（乃至于飞航情报区）比起两国的“中间线”还要偏西大约100公里，最近处距离中国浙江温岭仅约200公里。中国崛起以来的近十年中国军机乃理所当然地越过此线，于是被日本认为是“侵犯领空”。 就防空议题而言，中国的利益是将自己尚未提出、但未来可能宣告的某种“防空识别圈”，或者媒体常误用的所谓“领空”，向东扩大到与大陆架及专属经济区一致的冲绳海沟。只有在中国将中日军事平衡的隐含分界线，从东海中间线以西的日本“防空识别圈”推进到冲绳海沟，日本才会被迫接受冲绳海沟与中间线之间的共同开发。 长远来说，中国仍应以冲绳海沟作为防空界线，因为东海西侧是人口密集的大陆，而东侧是人口有限的琉球群岛，从安全的考虑来说，中国的需求比日本或琉球大得多。对于日本来说，只要航空识别圈后撤到中间线附近，就几乎能解决所谓的“中国侵入日本领空”问题，实现所谓优雅的战术性撤退，而近日签署的“台日渔业协议”就是先例。暂定措施水域亦应东扩   台日渔业协议的“暂定措施水域”渔场虽然是台湾与琉球渔民共享，但作业渔船长期以来都以台湾渔船为主，无怪乎日本能无视琉球渔民的可能反对，在中国大陆密集巡航钓鱼岛的压力下，就渔权问题与台湾达成协议。此举更多是日本中央政府对于东亚战略全局的思考，割舍的不过是事实上已成鸡肋的边陲地区少数渔民的利益，换得台湾渔船不进入钓鱼台列屿周边12海里以内的“搁置争议”，并降低与中国大陆在此一海域碰撞的可能。 目前日本已与两岸分别签署了渔业协议，范围也都包含了中间线两侧；由于钓鱼岛归属争议，两项渔业协议都包括了范围广大的“暂定措施水域”。中日“暂定措施水域”基本上是夹在浙江和琉球群岛之间的一条上宽下窄的梯形海域：北缘为北纬30度40分，南缘为北纬27度，东西两侧分别由两国领海基线向外推52海里。 2009年中国渔政部门许可在中日渔业协议“暂定措施水域”捕鱼作业的中国渔船有1.8万多艘，而日本到“暂定措施水域”作业的不过数百艘，可见日本在乎的并不是东海的渔业资源。事实上，日本渔业早已随着工资上扬、渔民老龄化等因素而衰微，因此也渐不再有必要与韩国、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争夺渔权，所争者乃为海域的管辖权。进一步言，日本的实际作为接近于在渔权、水下资源乃至于防空等事项上都坚持以东经125度30分为主的中间线为底线，因此虽然中日渔业协议允许中方船只进入整个“暂定措施水域”，但渔民越过中间线仍受到日本海监骚扰。 中国应将中日“暂定措施水域”改变为中间线以东至冲绳海沟之间海域，并尝试向日本购买此一水域属于日本的半数捕鱼权，既使管理更单纯，也可形成“共同开发”的新范例，对于未来水下资源的分享也具有示范意义。 在“台日渔业协议”签署后，中国也应在续订中日渔业协议时提出修正意见。中日之间的暂定措施水域的东南缘是在北纬27度、东经125度58.3点之点，而台日渔业协议的东北缘是在北纬27度、东经126度20分之点，中国大陆应与日本商讨将中日渔业协议暂定措施水域东扩至东经126度20分，与“台日渔业协议”的东缘一致，以此更贴近冲绳海沟底缘的中国大陆架与专属经济海域主张。台湾的自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