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5-06-18 面对现时的政改困局，各方的焦点是政改未通过之后，香港的政局应该如何走下去，以及该事件对其后区议会、立法会选举的冲击。 5月31日，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与泛民议员会面，并在会议中一再强调，香港的特首普选制度要将与中央政府对抗的“死硬派”排除在外，泛民议员随即表示坚决反对。这样，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的改革方案，在立法会中极有可能无法得到三分之二议员支持，从而被正式否决。早在此次会面之前，香港各界对是次会面已不抱期望，并认为是各自表达立场的一场“公关秀”。所以，面对现时的政改困局，各方的焦点，并非如何促成政改通过，而是政改未通过之后，香港的政局应该如何走下去，以及该事件对其后区议会、立法会选举的冲击。大型群众运动碎片化 民阵早前宣称，将在政改表决之日发动10万人围堵政总。此举明显是挟去年占中运动的余威，认为可以再次发起大型群众运动。不过，若我们小心分析，便会发现这种宣称可能是姿态多于实际，即使再有大型群众运动，也并非以一致行为冲击政府，而是进一步碎片化，基本会以“游击战”为主。 去年的占领运动，除了史无前例之外，更重要的是揭示了青年人对港府的不信任与距离，以及一种冲击公权力、以自我为中心和“没有总领袖”的新社会运动模式。这种模式由于没有组织性约制，所以“易聚、易散”，持久力成疑，极易过度消耗公民社会的力量。去年79日的占领，耗用民间对反对派的捐助以数百万元港元计；到12月初，街上的占领人数已不足数百。近期，学联在各高校丢掉半壁江山，便是占领运动式微的证明。 在前后不足半年的时间之内，公民社会的力量还处在调适过程中，根本就难以发起另一次大型占领运动。此外，政改表决之日与11月区议会选举时间间隔不足半年。反对派各政党现在正忙于重整旗鼓，备战年底以基层工作决胜负的区议会选举。若现在再栽进一场完全没有成效，又丢了地区根据地的运动，无疑就等同于政治自杀。 我们从民协冯检基自去年占领运动之后，极速把“饭盒会”召集人职务让予公民党梁家杰便可得知端倪。冯检基每天都在金钟与“学字堆”（学联及学民思潮）开会，完全放弃了深水埗丽阁选区的工作，而被建制派支持的谢晓虹逼到进亦忧、退亦忧之境。冯检基一直以地区工作扎实见称，他尚且如此，其他“口号第一”的反对派议员，又怎可能掉以轻心呢？所以，从政治利益考虑，即使反对派已有足够的实力，也会在稍后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区议会选举中，以保障现时仅有的100席区议员成果，而非提前在政改表决之时，便乱石投林，浪费资源。要知道香港主流民意的温度，是极难维持半年或以上的。 反对派“伞兵”参选恐昙花一现 反对派以固本为主，大型占领又未见卷土重来的可能性，但我们仍需关注由占领运动衍生出来的空降“伞兵”在年底区议会选举中的意义。这群新人是以“被时代选中”、香港民主由我而起的姿态，参与年底的区议会选举的。从江山代有人才出的角度来看，香港的政制发展，无论反对派，或是建制阵营，都理应如此。不过从实际的选举安排来看，这群热血有余的年青人，不但难以取得议席，更有可能拖了反对派后腿，昙花一现。 首先，在占领运动期间，他们没有在广场人潮高峰期，做好分区选民登记，只一味迷恋在广场的浪漫，而平白浪费了区议会选举中最关键的组织工作。若当时，他们能够以全港18区为蓝本，利用“社工复兴运动”及从事小区发展的社工进行分区组织，相信今天的力量将不容小觑。 其次，他们没有了解参与占领运动年青人的心态。年青人除了对香港民主发展有热切要求之外，同时亦存在着一种“好奇、好玩”的越轨行为心态，原因在于若非占领运动爆发，他们绝对不可能在合法情况下占据香港的交通枢纽要道。然而，这种心态并不代表他们有成熟的政治取向。若“伞兵”以这种群众基础去衡量区议会的参选胜算，结果将会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毕竟，4年任期的承诺，所付出的勇气与毅力，将远较79日的占领运动成本为高。 第三，“伞兵”对虚拟世界存在迷恋及过分信任。笔者曾与一些有意参与本年区议会选举的“伞兵”交流，发现他们有一条以脸书上的“赞好”数字来推算得票率的公式。这明显与我们传统上以“人盯人”策略为主的拉票方式大为不同，可信度亦低，原因是脸书上的“赞好”，并没有地域上的限制，即使“赞好”过千，也难以推论是集中在那一个选区当中。 第四，在分区部署上，“伞兵”们没有做好分析。在资源匮乏、时间不足情况下，应集中力量攻坚，或以“联防”的方式，让选民有推陈出新的爆炸性感觉。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大埔区的民主党党团。民主党在最高峰时拥有三分之一的议席，有能力在区议会主席的选任上左右大局，可如今却只剩下一席，而脱胎自民主党的新民主同盟（怡富选区任启邦、富明新选区关永业）却一直守得固若金汤。民建联内部评估需合最少5位区议员之力，才能有效动摇任、关二人。任、关二人的选区就在隔邻，他们就是以联防的策略，向选民“循环”提供服务，让选民误以为不断有新的地区服务出炉。 这种既省时、又省力的地区工作策略，“伞兵”们好像完全没有领悟，反而盲目地把“连任两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作为进击目标，于是便产生“东出一个、西出一个”的情况，根本就难以集中力量。即使稍有组织，例如“我们是未来计划”团体，只是相对集中力量在沙田区，也犯了不知彼、不知己的错误。 回想2011年区议会选举，人民力量大举派出46人参选，表面上追击民主党，实际上是在地区进行有系统整合，让参选人得票数集中在一个选区，多夺一席立法会议席。新界东的陈志全便是在此部署之下，成功跻身立法会。 相反“我们是未来计划”只因沙田区有多名公民力量议员多次连任而押宝，却没想过公民力量与新民党缔结联盟，在新民党强、公民力量弱的情况下，公民力量在沙田区是生死一战，绝对不是可选之区。相反，在民建联的根据地屯门区，有多名“连任两届、自动当选的建制派”议员不得民心，地方矛盾非常严重，即便是该区的建制派人士，对民建联议员亦有微言，如此缺乏支持及后防的选区，“我们是未来计划”却没有察觉。 根据以上几点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伞兵”在香港的参政议政路上，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亦难以在2015区议会选举中取得议席。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积极建立与青年人有效沟通的渠道。要知道，从“思政筑觉”、“杏林觉醒”等新兴组织的名称及构成来看，当前青年人参政议政的组织模式，已经出现“非传统”的新常态。区议会选举对“伞兵”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但这种新常态，配合全港性选举，例如超级区议会议席争夺，黄之锋之流极有可能乘势而起，所以这才是建制派工作的重点。 关于青年领袖的培养，鉴于去年占领运动的冲击，笔者认为他们最好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与社福界尤其是青年服务团体保持良好关系；第二，激进青年对其不要太过反感；第三，引用安子介先生的名言，“粉红色就好了，不要太红。”
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洪雯 2015-05-07 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其目标不能仅仅是帮助香港企业获得内地的市场和相对低廉的生产腹地。策略上，还应该通过帮助企业获得内地更大的市场，来推动香港本土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多元化发展。 香港特区政府与国家商务部近日就基本实现广东与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签署了协议。这意味着香港服务业将获取巨大的发展空间。不过，值得关注的是，在香港目前并未能培育起新经济增长点的情况下，作为核心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加速进入内地，对香港可能是双刃剑，特区政府需在发展策略和政策上有所部署。 服务业加速进入内地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服务业就已开始进入内地。不过，当时制造业是香港在内地投资的主体，服务业投资主要集中于消费性服务业，如酒店、飞机餐饮服务等。由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市场体制、人才和营商环境的要求较高，而内地服务业发展程度低、市场不开放、体制不完善，香港本土和外资服务业企业往往以香港为基地，离岸为进入内地的港企及亚洲区域提供服务，香港因此成为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枢纽。 随着服务业跨境转移和价值链重组的国际趋势，以及内地整体经济发展及营商环境的提升，香港在内地的服务业投入不断增加。上世纪90年代，香港在内地的服务业投资开始扩展到电力、集装箱码头、物流服务、房地产及相关服务、商贸零售等多种行业。近十多年，随着香港回归、CEPA的签署，香港在内地的服务业投资进入加速期，占香港在内地投资总额的比例逐年上升，估计目前已达40%左右。 服务业进入内地可能产生四种效应 产业的移出，对企业和整体经济两个层面的影响可以非常不同，甚至效果相反。企业无疑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但对整体经济而言却是利弊共存。香港服务业加速进入内地，可能为香港整体经济带来四种不同效应： 第一,“扩大”效应。对香港而言，理想状态是香港企业进入内地，在内地接单，将部分工序（尤其是高端工序）转由香港的办公室进行处理，将经济活动引来香港，使香港能充分利用内地开放带来的“扩大”效应。例如，检测认证企业进入内地后，在内地接单，将产品带回香港进行检测及认证，以获得“香港认证”的优势。这种方式将扩大香港检测认证产业的服务市场，对香港整体经济有莫大益处。 第二,“脱钩”效应。香港企业进入内地后，其在香港和内地两边的业务各自运作，互不影响。例如，香港某些金融机构进入内地后，在内地的账户与在香港的账户完全分开，各自独立运作，新增内地业务主要由在内地聘请的职员负责，香港继续开展以往的业务，两地业务几乎互不干扰。“脱钩”效应虽然未能为香港带来额外就业，但能增强企业竞争力，还能间接地为香港带来更多经济活动，因此对香港整体经济也有益。 第三“迁移”效应。以往，从香港迁移入内地的港企是香港服务业的重要需求来源，香港服务业离岸为在内地的港企提供服务。为贴近服务对象、减低成本，一个可见的趋势是，越来越多港企将原本在香港提供的业务迁移到内地，在岸为内地港企及内地市场提供服务，即发生“迁移”效应。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港口码头运输服务。香港集装箱码头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投资于内地，并直接推动了香港港口集装箱吞吐量转移至内地其它港口。对投资内地的香港企业而言，这无疑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对香港的整体就业，尤其是中、低技能的码头处理及运输工人岗位来说，这一变化无疑是负面的。近年，这种“迁移”效应开始影响本港中低增值、乃至中高增值工序业务，导致香港中层、中低层、乃至中高层就业流失。 第四“替代”效应。最极端的情况下，香港企业将整个业务全体转移内地，从内地为香港及整个亚太区域服务，即“替代”效应。例如，有香港本地会计师事务所原本在香港为内地港企服务，现已完全撤销香港的办公室，整体搬入内地，聘用内地员工，贴身为内地港企服务。另一个可见的趋势是，早期转入内地的港资制造业与香港之间的产业联系正不断减弱，这一转变无疑将影响深远。 服务业转移趋势对就业结构的影响 上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大规模转移入内地时，香港找到了新的产业增长点，即服务业飞速发展，因此香港虽然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过程，但并未出现大量失业。然而，近十多年来，香港服务业加快进入内地的同时，本港并未能培育起新的增长点。若生产性服务业收缩，将导致中层、中下层职位流失，给本土中产和基层劳动力的就业带来一定的风险。即使产业不完全迁移，而是走向高端化，虽会增加对高技能职位的需求，但数量亦会有限。而同时，消费性服务业扩张，则引致下层就业增加。在此消彼长的趋势下，香港的就业结构可能进一步两级分化：就业集中于高端的精英阶层和为游客服务的低端阶层，形成中间凹陷的M型社会。事实上，这一趋势已开始浮现。 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应采取的策略及政策 国家进一步改革和开放是大势所趋，在这样的背景下，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其目标不能仅仅是帮助香港企业获得内地的市场和相对低廉的生产腹地。策略上，还应该通过帮助企业获得内地更大的市场，来推动香港本土产业结构的提升和多元化发展，巩固和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扩大”效应，避免“迁移”和“替代”效应。基于这一发展思路，特提出以下六个方面的建议： 一，加强本港制度建设。特区政府应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内地城市所不能提供的营商环境和优势，从而吸引企业将总部、高端环节及为海外服务的业务留在香港。 二，增加经济流量，强化枢纽功能。国家正推动企业和人民币“走出去”，若香港成为中国企业海外营运的平台，能将经济活动吸引来香港，这将有助于强化香港的服务业产业链，并提供就业机会。 三，加强人才培育。若香港拥有充足的、高素质、高诚信的人才，将会使供应链上的某些高增值环节难以迁离本港，亦能加强港人的竞争力，避免高端工作被外来人口挤占，防止本地人口“向下流”。 四，培育经济的新增长点，包括大力发展互联网经济及相关服务、强化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服务业、适度发展制造业，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引擎，推动产业结构的适度多元发展。 五，稳固在珠三角的“枢纽”地位，并积极开拓亚洲发展腹地。香港必须通过不断的产业提升，走在珠三角城市前面，才能保持自身在大珠三角范围内的“枢纽”功能。与此同时，香港应积极强化作为亚洲经贸枢纽和服务平台的功能，在亚洲范围内拓展我们的实体基础。 六，研究及调整人口和福利政策。目前，香港与内地之间人口流动的状态是流入以基层为主，流出以中、高技能人士为主，这加剧了香港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因此，调整人口和福利政策，吸引更多专才来港，以平衡低技能人士大量流入并固化在香港的趋势，是香港未来必须探讨的问题。...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5-04-01 澳门应着手研究在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下，应如何发挥自身的区域优势，运用中央给予澳门的优惠政策，并把握广东自贸区的发展机遇，积极参与大珠三角重点合作区建设，有效地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自2002年赌权开放后，澳门博彩收益长时间持续高速增长。踏入2014年，澳门博彩业迎来不少冲击，收益开始出现大幅下滑，至2005年初，下滑趋势仍在持续。今年以来，澳门不时传出赌厅结业消息，博彩中介人数目明显下降，博彩业职位空缺也大减。 博彩收益持续下跌 2015年2月澳门的博彩收入为195.4亿澳门元（约合24.4亿美元），前所未有地按年跌幅近半（48.6%）。这不仅是澳门博彩收益连续第九个月下跌，更创下有史以来最差纪录。澳门博彩业收益之所以会急速持续下滑，可归纳为一揽子因素几乎同时出现的影响。这也凸显了澳门经济主要依靠于单一的博彩业，而博彩业则很容易受到外围因素的影响。 据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14年第四季的数据显示，受博彩业毛收入显著下降和旅客消费减弱影响，第四季度本地生产总值同比收缩17.2%。其中，澳门博彩服务出口继第三季度同比下滑12.3%后，第四季度继续下跌28.9%。澳门经济主要是靠博彩业来支撑，因此，整体经济表现受博彩业收益下跌的影响很大。 首先，来澳旅客措施收紧。从2014年7月1日起，内地边检对持内地护照赴澳门人士的相关政策收紧，持护照和他国签证过境必须同时持有去第三目的地的机票，而且在澳逗留时间由7天缩短至5天；如违反过境规定没有前往目的地，离澳后60日内再来澳只能逗留1日。这就限制了来澳游客人数。 其次，进入澳门的博彩资金受堵截。从2014年7月1日起，澳门限制在赌场内的珠宝店及其他奢侈品店使用银联卡，并禁止银联卡用于博彩直接支付。借助银行卡进入澳门的博彩资金受堵截，这是对非法现金转移的控制，同时也影响了澳门的博彩收益。 第三，其他因素包括澳门周边国家及地区纷纷开赌，分薄了澳门的博彩收益；澳门于2014年底开始在赌场全面禁烟，一些宾厅的“豪客”转而前往其他非禁止吸烟的地区(据称，“贵宾厅”当中，有约七成“豪客”有吸烟习惯)消费，从而影响澳门赌场贵宾厅的生意，等等。 第四，2014年下半年，内地接连出台打击地下钱庄、收紧洗黑钱等一系列政策措施，显示出巨大的威慑作用，尤其对内地各级官员、公职人员、国企老总心理震慑力巨大。绝大多数内地富人也不敢再一掷千金，在澳门赌场里炫富。 博彩业独大的负面影响 澳门博彩业多年以来发展迅速，但也引发了一连串的负面影响。1. 就业市场结构严重失衡。 澳门博彩业快速发展，娱乐场、赌台数目大增，使相关从业人员大量增加，博彩业从业人员的薪酬也比以往更加优厚。澳门本来就人口偏少，劳动力比较紧缺，加上博彩业薪酬较高，因而吸引大量人力进入，客观上令其它行业的中小企业请人更困难，导致就业结构严重失衡。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是，博彩业往往需要在短时期内吸引大量的劳动力以配合快速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博彩业首先降低了准入门坎，降低从业员的年龄、学历要求；其次，相应提高博彩业从业员的工资，从而吸引其他行业人员进入博彩业。2. 青少年教育受严重冲击。 博彩业的高速发展为在校学习的青少年学生创造了一批“低技能、高工资”的就业岗位。由于无需获得优秀学业成绩也可以获得高回报，致使一些学生选择辍学而进入赌场工作，结果导致了澳门青少年辍学率的上升。此外，也有许多澳门年轻人放弃高等教育机会，转而投身博彩行业并满足于其提供的相对高薪待遇。这不利于整个社会的人才成长，对澳门人口素质的提升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3. 小区赌博化严重。 娱乐场所在澳门遍地开花，其中不少是建在民居附近。客观上，澳门居民现时有更多机会和渠道接触赌博，从而使他们更容易染上赌博习惯。在一定程度上，越来越多澳门居民已有了一定的赌博习惯，对赌博行为开始持宽容的态度，对赌博罪恶感也正在下降。 4. 外资博彩业占有率大增。 外资进入澳门博彩业以来发展迅速，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威尼斯人集团旗下的金沙公司。2004年5月金沙赌场开业后，就以其设备先进、管理高效以及品牌优势，很快抢占澳门市场，争得一席之地。2014年4月25日，金沙中国公布季度业绩，营业收入净额增至7.52亿美元，创下季度业绩的历史新高。金沙中国首次成为澳门博彩业“一哥”，市场占有率高达23.2%。...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2-23 中文和葡萄牙文均为澳门特区的官方语言，澳门也因此拥有大批精通中国和葡语系国家文化习俗、法律、以及财会知识等的人才，并积累起成熟的商贸网络和广泛人脉资源。随着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合作日趋密切，澳门在其中的“金钥匙”地位势必不断加强。 澳门回归15周年，保持繁荣稳定，成功实践“一国两制”。与此同时，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间的经贸合作服务平台，其作用得到不断优化，收获丰硕。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澳门，对澳门的发展定位作出指示，并就澳门发挥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合作的“金钥匙”作用表示鼓励。习近平还建议澳门人学好葡语，参与到把澳门打造成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联系平台的事业中去。 中国经济发展迅猛，国际地位日益提升。“金砖五国”中的巴西和其他葡语系国家近年也致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们都有强烈意愿，希望搭上中国经济的“快车”。澳门作为中国“一国两制”的实践地，本身在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诸多独特优势，自然而然成为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合作的“金钥匙”。澳门的 “金钥匙”作用 中央政府特别安排在澳门举办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自2003年至今共召开四届，每次都发表经贸合作行动纲领，突出澳门作用。在去年11月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澳门要成为双语信息共享平台以及葡语国家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论坛与会国经贸合作会展中心。2003年内地与澳门签署“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后，许多葡语系国家看中“澳门制造”产品进入内地享受零关税的优势，谋篇布局。而江苏等内地省份也已多次通过澳门这个平台强化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合作，以及文化等领域的交流。 回归以来，澳门已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人均GDP去年列亚洲第二。目前，中文和葡萄牙文均为澳门特区的官方语言，澳门也因此拥有大批精通中国和葡语系国家文化习俗、法律、以及财会知识等的人才，并积累起成熟的商贸网络和广泛人脉资源。随着中国与葡语系国家的合作日趋密切，澳门在其中的“金钥匙”地位势必不断加强。1. 澳门作为经贸交往的“金钥匙” 澳门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经贸联系，是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正式成员，与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了贸易往来。在市场进入、补贴和反倾销政策、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动植物检疫、纺织品出口、通讯服务、金融保险服务、专门人才服务、知识产权转让等方面，与世界贸易组织的118个成员国和地区已达成多种协议，享有20多个国家的贸易优惠待遇。同时，澳门在世贸组织中还拥有独立关税区的地位。 澳门长期实行自由经济政策和免税、低税政策，许多国际金融机构选择在澳门设立分支机构和办事处，方便企业的贸易结算、融资借贷和资金调拨等，这使澳门得以成为环球金融商贸网络中的重要一环。在澳门，企业经营、资产买卖自由，无论本地或者外来投资者均享受平等待遇，受到法律保障。中小企业在这样一个市场体制比较完善、商业运作透明度高、业务运作相对规范的环境下经营，以不高的成本即可获取许多商业运作所必需的资源，而且还可避免政治风险、减少法律风险等宏观因素的影响，从而使企业在澳门的营商成本大大降低。2. 澳门作为文化交往的“金钥匙” 澳门既有中国文化传统，也随处可见葡萄牙文化的影响，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优势突出。，澳门在参与全球化竞争与合作中，如能充分发挥多元历史文化和自由港基本制度两大优势，就能够成为中国面向葡语系国家的开放门户。 汉语和葡语同为澳门的官方语言和文字，澳门存在中葡双语文化环境，是亚洲惟一以葡语为官方语言的地区。澳门的葡文教育和有关课程相当普及，葡文报刊、电台、电视台齐全，是面向亚洲的葡语人才培养基地。澳门企业家一般对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的文化、市场都有相当的了解；而且，澳门在各个行业都有相当的葡语人才，可助力中国内地与葡语系国家的经贸交流，增进双方在社会政治、文化上的了解。而且，澳门具有金融网络优势，能够提供包括会议展览、金融、离岸贸易以及法律、会计、市场推广、咨询等专业服务。 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也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支持。中国内地是澳门最主要的原材料和劳动力供应地，又是澳门的最大市场。目前，中国内地资本活跃于澳门经济的各个领域，已成为支持澳门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澳门作为“金钥匙”的优化建议 1. 加强中葡论坛的发展 中葡论坛部长级会议是中国与葡语国家加强互利合作，共同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各种挑战，实现共同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因而具有吸引力和影响力。首届中葡论坛在澳门召开时，论坛有8个兄弟国家的部长级经贸官员及超过400位企业家参加。至2013年11月，中葡论坛已在澳门举办了4次部长级会议，制定了4个《经贸合作行动纲领》，在几十个领域开展后续工作。在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与会各方还研究和探讨了在澳门建立一个平台及3个中心，即建立中国与葡语国家双语人才、企业合作和交流互动信息共享平台，论坛与会国中小企业商贸服务中心，与会国经贸合作会展中心和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 中葡论坛的规模正不断扩大，意味着“人气升、财气大、前途好”。中葡论坛多年来的实践已证明，从整体上和长远来看，中葡论坛的创立与实践，不仅有利于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有助于澳门未来“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定位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利于推动中国对外关系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外交战略构想的实现。2. 强化“金钥匙”的服务平台功能 澳门拥有中西方文化交融的优势，有完善的基础设施、完备的金融服务体系和自由开放的商业环境，也拥有中葡双语专业人才，对促进中葡经贸合作可以起到重要作用。随着中葡合作领域逐步从经贸、投资向教育、金融、旅游、运输、通信、文化、广播影视、体育、卫生、科技、土地规划等领域延伸，澳门合作平台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强化多种服务功能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全球使用葡语的人口总数超过2亿，其组织除中葡论坛外，还有葡语世界、葡语国家共同体、非洲葡语国家、葡语都市联盟、葡语大学协会、葡语系奥林匹克委员会总会等组织，形成了一个以葡语为基础的联系网络。因此，澳门作为葡语世界的一员，应参加其他组织的活动，而中国也可以通过澳门这个合作平台在这些组织中发挥影响力。3. 政府应重视宣传论坛，并加大对葡语系国家的市场调硏 中葡论坛每隔几年才举办一次会议，澳门特区政府及澳门媒体对中葡论坛重要意义的宣传显得不足。我们认为，澳门特区应对中葡论坛的重要意义有更深刻认识，应会采取切实措施，加大力度，继续宣传论坛的重要性以及广阔的美好前景。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未来中葡论坛的发展，始终离不开政府与媒体的支持。...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11-25 市场期待有关监管部门适时完善有关细节，使关注沪港市场的投资者能在更清晰政策下不断寻找新的获利良机。 “沪港通”开通后，为香港和上海两地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投资增长空间。这不仅为香港市场的投资者直接打开了内地A股市场的一道大门，而且也为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扫除了税务政策方面的一些灰色障碍。 “沪港通”开通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和中国证监会联合公布“沪港通”下投资的税务安排，宣布境外投资者通过“沪港通”取得的A股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将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以及自11月17日起，QFII和RQFII取得来源于A股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将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这便明确了投资者的税收政策问题。 一、 投资A股三年内免征所得税 根据有关“沪港通”交易税务方面的安排，包括企业和个人在内的香港市场投资者自11月17日起，通过“沪港通”投资A股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将暂免征收所得税。 香港投资者投资A股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仍需征收10%的预提所得税，如果可享受更低的税收协议优惠税率，可向支付股息红利的企业的主管税务机构申请退税。 内地个人投资者通过“沪港通”买卖香港股票取得的转让差价所得，三年内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但获得的股息红利需按照20%的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为QFII/RQFII扫除税务不确定性 在“沪港通”税务安排颁布之前很少有QFII就股票转让所得实际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但出于谨慎性考虑，普遍做法是在QFII账户中对QFII买卖A股所得预提10%的税款。由于相关税收法规未对QFII/RQFII取得源于中国境内的股票等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提供明确指引，导致在所得税方面存在争议。 按照11月17日“沪港通”下投资的税务规定，QFII和RQFII来源于中国境内股票性投资所得，将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中国监管部门的这一决定，解决了为海外投资者引入QFII制度以来一直未能明确的税务安排，使相关处理方法更为清晰。 三、其他待明确的税务安排 “沪港通”是海外投资者第一个可以不用任何事前批准，同时没有额度限制的投资内地股票市场的渠道。根据相关规定，投资者通过QFII和RQFII买卖A股的差价收入，可按“沪港通”的政策规定免征营业税。 不过“沪港通”的税务安排还有少数有待明确的细节。如在营业税方面，虽然通过沪港通和QFII/RQFII进行投资A股的营业税问题已经明确，但期货和其他金融产品的营业税仍待进一步澄清。同时，“沪港通”的税务安排也未对债券和非权益性投资资产转让所得是否征税进行说明。市场期待有关监管部门适时完善有关细节，使关注沪港市场的投资者能在更清晰政策下不断寻找新的获利良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4-11-14 深化香港在前海改革与发展中的角色，不仅是对香港的支持，对广东乃至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也有重大的促进作用。前海在制度创新上获得新的突破，可以起到全国示范作用，为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战略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珠三角地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区，在改革开放的大局中一直起着突出的带动作用，在贯彻“一国两制”、保持港澳地区长期稳定繁荣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近年，港澳两地产业结构单一、贫富差距扩大等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尤其是香港，经济社会矛盾和政治矛盾交织在一起，加上外部势力的影响，这些矛盾如果得不到有效缓解，会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因此，积极探索如何发挥“一国两制”的优势，发挥广东在港澳发展中的支持作用，协助港澳解决深层次矛盾，成为新时期粤港两地面临的重要课题。 前海的战略定位 前海是广东深圳推出的新时期对接香港最重要的平台。“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位于深圳西部的珠江沿岸，面积15平方公里。前海的战略定位为粤港现代服务业创新合作示范区，主要承担四方面的功能：第一，现代服务业体制机制创新区；第二，现代服务业发展集聚区；第三，香港与内地紧密合作的先导区；第四，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的引领区。 习近平担任总书记后，在外地考察的第一站就到了深圳前海，显示了中央对前海的战略考量。习近平对前海发挥对接香港的杠杆作用，协助香港解决结构和空间上的压力与矛盾，寄予了厚望。 应该说，前海深港现代服务合作区的概念从2009年提出到现在，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距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求，以及香港各界的期望，还有一定的距离和落差。这里既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两地体制衔接上的困难。 在与香港合作方面，前海确实已经做了不少努力，包括积极推动香港专业人士到前海执业；策划建设深港青年创新创业基地，搭建深港青年成长平台；扩大面向香港企业出让土地的规模和比例，实行“港人港资港服务”；与香港多个政府及社会组织建立了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并开始试点在港的离岸人民币以银行贷款的形式进入前海用于建设发展。 面临的五大问题 虽然前海这一粤港合作新平台的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其在自身定位、整体统筹、改革创新模式，尤其是与香港的合作模式及衔接机制上，还面临着不少问题和困难。主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在与香港进行制度性衔接方面，前海目前还缺乏整体统筹和规划。在自身定位时，对于中央希望前海充分发挥大珠三角地区“一国两制”的优势，为国家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承担试验田角色，同时帮助维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战略定位的高度认识得还不够。前海虽然制定了一些对香港的优惠和开放政策，但对如何能够真正起到协助港澳产业转型的战略目标，还理解得不够，也缺乏有针对性的措施和制度安排。 第二，前海一定程度上还延续着传统“开发区招商引资”和“政府卖地”的模式，也还存在一些急功近利的想法，追求中短期GDP目标和卖地收入。目前招商引资的成果，出现了内地企业的比重远大于港资企业的情况。 第三，前海在产业定位上，一定程度上还存在追求“大而全”的倾向。在产业规划上，提出要把金融、信息产业、科技产业、现代专业服务业等作为支柱行业，而在产业具体门类上如何细化，做出各自的产业特色方面，论证和研究得还不够。同时，在空间规划上，把建设中央商务区（CBD）作为规划的重点，过于偏重房地产的发展。 第四，在制度创新和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尝试上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应该说前海还是做了很多尝试，值得肯定，但在如何系统性地学习借鉴香港，尤其是香港在行政审批、市场监管、城市管理方面的经验，前海还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和实践。比如前海管理局学习了香港法定机构的形式，但实际运作起来却还是与香港的法定机构有一定的距离。 第五，在与香港的具体合作上，特别是与港企合作的具体模式、准入门槛设置等方面，可以说期望与现实之间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香港目前面临着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矛盾，包括经济结构偏窄偏单一，房价高涨，用于发展多元化产业乃至兴建市民住宅的土地空间都严重不足，中小企业营商成本不断上升，年轻一代很难找到一份合适对口并且有向上流动性的工作，社会整体贫富差距扩大等。中央设立前海合作新平台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其能够协助香港纾缓经济和社会结构中的深层次矛盾。 然而在具体合作的层面上，前海主要还是沿用传统招商引资模式，重点吸引大型企业，例如世界500强和香港几大地产商等等。而对如何与香港现有优势产业进行合理分工与互补、如何为香港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如何支持香港中小企业、如何为香港居民尤其是年轻人提供新型就业和创业机会研究得不够，也缺乏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前海与香港合作之间出现的困难，不仅仅是广东一方的问题，也与香港本身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局限性有很大关系。香港过去长期实行“小政府”的体制，没有政府或政府控制的机构直接对外直接投资或输出管理的经验。因此到目前为止，前海与香港仍然没有一个政府之间的合作模式，都是香港的企业或个人自己到前海寻找投资机会。除了少数香港大企业以外，占香港企业数量90%以上的中小企业普遍感觉靠他们单打独斗，很难在前海有立足之地。 中央政府批准设立前海试验区，不是将其视为一般的区域经济合作项目，而是从国家整体政治经济战略和维护香港繁荣稳定使命的高度来考虑的。因此在下一阶段进行整体规划和政策设计时，应明确将前海定位于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大局的第一线，作为香港产业发展空间的延伸，协助香港解决经济与社会深层次矛盾；同时前海作为国家新一轮改革开放整体战略的试验田，应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全国的开放和治理体系改革。三大政策建议 下一阶段推进前海与香港的对接工作，可以从两方面的顶层设计予以考虑： 一是将前海的改革发展与深化CEPA、内地与香港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统筹考虑。国家已经决定2015年基本实现香港和内地服务贸易自由化，广东也决定提前一年在2014年底率先基本实现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但目前具体的实施路径并不清晰。前海应该成为实现粤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主要抓手和突破口。...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1-10 政府和学联都应持互让互谅原则，作出适当让步，给对手下台阶，为“占中”寻求最好的退场机制、为尽快全面恢复香港的正常社会秩序、为在实质上推动特区的民主进程，创造积极、有建设性的条件。 香港持续超过一个月的“占中”运动影响经济民生。最近的一些民调和签名运动都显示出，越来越多市民认为占领人士应撤离。香港民意渐清晰，持续“占中”无实质作用、意义不大，示威者应考虑尽早退场。“占中”持续惹不满 11月初，香港理工大学就占领行动进行电话访问，调查结果显示，45.5%的受访者认为事件责任在“占中”组织者。对比上两次所作的调查，责任分配明显从政府一方，转移到“占中”人士，这与占中”行动对民生和市民日常生活影响增多，市民日渐不满有关。对于“占中”至今未退场，有近七成受访者认为，是因为参与者未达到目标，故此对“占中”持续不满。 调查显示，73.2%受访者认为现时“占中”应退场，不同意的只有26.8%。最多受访者支持退场的原因是“占中”影响经济及民生，占47.6%；亦有17.5%认为“占中”没实质作用，再占领意义不大。 此外，“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的签名运动在短时间内收集到高达183万人签名也显示民意持续发酵，不满情绪在增加。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到现在的阶段，即使民主派也希望尽早退场，但因担心会受政治连累，影响将来选情，所以不提撤离。刘兆佳表示，“占中”再拖下去，反对占领行动的民意会再增加，加上法庭已颁禁制令，更令人忧虑法治受影响。“占中”退场机制评析 学联和“占中”发起人曾提出多个可能的退场机制，其中得到较多讨论的包括议员辞职发动“变相公投”，以及解散立法会两大方向。另外，有评论认为，“占中”没有其他解决方法，只能等政府解决。这包括由政府主动清场或提出其他可行的政改方案。本文拟对有关社会讨论进行归纳，并分别作出评析。一、 “辞职公投”于事无补 由学联、学民思潮、占中三子、泛民主派及其它公民团体构建的五方平台，最近一直在讨论议员辞职公投的可能性。讨论的基础是以辞职公投作为退场机制，期望形成另一形式延续占领运动。有“占中”人士认为，现时占领运动正处于“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情况，“辞职公投”可以转移视线，延续抗争运动。但也有泛民议员对此观点表示质疑，认为“辞职公投”对延续抗争作用有限。 有泛民人士认为，发动“辞职公投”能吸引的投票人数如低于早前民间公投的人数，日后泛民在议会的力量将会被削弱。此外，公投议题的设定并不容易，再加上建制派可以把补选推迟到政改方案表决之后，“辞职公投”对解决“占中”和政改于事无补。有建制派议员认为，即使有所谓“变相公投”，亦不能够改变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政改的决定。因此，“辞职公投”毫无用处。 “辞职公投”的想法自提出后，便不断遭到多方批评。除被认为是浪费公帑，于公益无补、于解决“占中”无用外，还有评论认为“辞职公投”在功能上相当于“民意调查”的替代品，意义不大。二、 解散立法会打乱政府施政 “占中”三子之一的戴耀廷认为，与政改“五部曲”相关的“法案”必是《基本法》第50条提述的“重要法案”。他建议行政长官明确表示，若有关政改法案未能在立法会获得三分二多数票通过，便应启动《基本法》第50条，解散立法会进行重选的程序。《基本法》相关条文提到，如重要法案未获立法会通过，行政长官可解散立法会，以让市民透过重选并就重要法案再表态，这是《基本法》的安排。 有意见认为，某项法案是否属于“重要法案”的前提是，判断其必须是制订或修改香港本地法例的法案。但在实际操作中，特区政府一直是以“议案”而非“法案”的形式处理政改问题。因此，《基本法》第50条有关“重要法案“的规定或不适用于政改的“议案”。此外，立法会议员一般意见认为，立法会本身在2016年即要改选，否决政改方案如真的发生，大致会在2015年初，距立法会改选太近，则解散立法会意义不大。此外，也会打乱政府施政。三、 其他方案评析 1. 武力清场机会不高 泛民找不到一个好的退场机制，于是有人寄望由政府出手清场。可是，民调显示市民对暴力相当反感，无论是政府武力清场，或示威者武力冲击警方，都不会得到市民支持。有意见认为，除非发展至严重暴乱和抢掠等情况出现，否则政府无需武力清场。从目前状况看，时间对政府有利，“占中”运动影响力将随时间推延而逐渐减弱相信到了适当时机，政府才会清场。 其实“占中”发展至今，一般市民已开始习惯，例如很多的士司机由当初的反对到现在的中立，甚至懂得如何避开“占领区”。在铜锣湾及旺角一带“占领区”的商铺续渐恢复营业，生意也在恢复。在此种情况下，政府暂无武力清场的必要。 2. “进京请愿”时机不合 “请愿”是公民基本权利，其行使应获保障，但学联这次计划的“进京请愿”时间适逢北京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期间，国家领导人要参与密集的国际政治经济会议，导致无暇顾及和处理学联“进京请愿”事项。...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0-24 在处理“占中”问题上，有报道指北京曾为特区政府订下“不妥协、不流血”的指导方针。因此，如要避免各种抗争事件的不断重演，特区政府只能在人大8.31决议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对话，解决目前的政治困局。 香港旺角最近爆发大规模警民冲突，其中一次更由深夜持续至凌晨。当时，数百人占领旺角多个交通要道，虽然警方曾一度成功清场，但清场当晚，即有数千人重新聚集，并重夺旺角多个重要路口和街道。在多次警民冲突中，警方曾使用胡椒喷雾和警棍驱赶示威者，最后在立法会议员的斡旋下，警察和集会人士各自后退，激烈的警民冲突才得以逐渐平息。 警民冲突基本矛盾在“政改” 冲突发生后，香港舆论对事件有连续讨论，并有分析指，是次警民冲突的基本矛盾在于政府没有让市民享有“真普选”。这是关乎香港的政制改革（“政改”）议题，“占中”示威者争取“真普选”的对手应该是香港特区政府，而不是警察。但这次“占中”运动中，警察却不断成为政治磨心，挟在政府与示威民众中间。 警民冲突基本矛盾还是在“政改”。“政改”问题若得不到解决，即使政府动用警察成功结束“占中”运动，但由于人心不服，民意并不会因此平息。相反，除了占领交通要道外，市民或会采用其他方法和新的形式，表现出对政府“不合作”的态度。因此，特区政府若想只用警察去处理示威活动，而不是解决“政改”的政治问题，日后的管治必将倍加困难，并有可能将面对议会内、外的阻力和“不合作”运动的升级。通过政治对话解决“占中”困局 香港近期发生的“公民抗命”是对政治事件的表态。解决政治事件所引起的危机，较为合理的做法是通过政治对话，由相关官员出面调停、解决。出动警察甚至是防暴队，常常只会激化社会矛盾，增加市民与警队、与政府的对立，这对解决政治危机帮助甚微。 在处理“占中”问题上，有报道指北京曾为特区政府订下“不妥协、不流血”的指导方针。因此，如要避免各种抗争事件的不断重演，特区政府只能在人大8.31决议的前提下，通过政治对话，解决目前的政治困局。 在此背景下，10月21日，政府与学联举行第一轮对话，政府对“占中”者的诉求作出四项响应，包括向国务院港澳办提交民情报告，以及设平台讨论2017年后的普选安排。可见在“政改”问题上，政府现时正作出让步，不过学联仍有不满，并未接受。 虽然香港特区政府尚末能解决“占中”的政治危机，且运动也有发生反复的可能性，但“对话”无疑已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政府和“占中”参与者应珍惜已有的对话基础，不断加强互信，争取在人大决议下，通过对话方式，寻求其他解决“占中”政治危机的可行“政改”方案。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0-14 警方与示威者接触时，应该作更多人性化的沟通才能有助于缓和彼此的矛盾。“占中”示威者，特别是学生们，也应放下对警方的偏见，不要敌视前线执法警务人员，减少攻击性或挑衅性语言的使用。双方应该实事求是，多作沟通，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香港“占中”运动至今已超过两星期，在这期间警民冲突不断。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简称监警会）曾就“占中”事件公布，至今收逾三百宗涉及警方处理“占中”的投诉。监警会拟成立专责小组跟进有关投诉。与此同时，泛民立法会议员亦要求立法会成立委员会调查警方在“占中”时的处理手法，包括是否使用过份武力；并追究下令发射催泪弹的负责人，要求其下台。催泪弹引发警民冲突 泛民议员批评警方是次处理“占中”冲突的手法，明显失责及偏颇，如使用催泪弹对人体的伤害、警告标语一旗两用；旺角示威者被殴至流血，在场警务人员没有实时上前制止等。泛民主派人士认为，政府下令使用催泪弹驱散和平“占中”示威者是引发警民冲突升级的罪魁祸首。 催泪弹将过往良好的警民互信关系撕裂。在9月28日“占中”的清场中警方两度向示威群众发射催泪弹，部份示威者因为吸入催泪气而不断咳嗽和泪水长流，身体出现各种不适。泛民主派议员和“占中”人士都一致遣责和质疑警方使用催泪弹的决定。发射催泪弹 由现场指挥官决定 催泪弹是世界各国各地防暴警察的标准装备之一，使用催泪弹作为非杀伤性武器驱散示威者是各地警方通常使用的做法。在西方很多国家，警察经常使用催泪弹、水炮等来对付示威者。例如，三年前发生在美国的“占领华尔街”事件，美国警方也曾施放了大量催泪弹驱赶人群。因此，当警方认为示威场面太大、群众太多、而事态发展不受控制时，在现场的指挥官使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是常规的做法。 在这次“占中”事件中，香港警方也曾出动防暴队。防暴队是可以随时动用身上的配备，这些配备便包括催泪弹。警方出动防暴队时，前线防暴警察已授权可以随时动用身上配备，使用防暴盾、警棍和催泪弹还是防暴配备的较低级数。现场指挥官在场判断何时、如何和使用何种合适的武力以防“暴徒”的攻击。使用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是防暴队的常规训练之一。在一年前，香港警方就曾有演习，在出现“暴动”场面时，防暴警员会即时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群众。出动防暴队 不需特首批准 香港警察出动防暴队需要请示上级，但不需特首批准。前警务处长李少光在接受访问时称：警务处长有权出动防暴队，法例上毋须请示上级。至于何时出动防暴队，则由现场指挥官按现场情况，向警务处长请示。 据警方解释，9月28日的“占中”清场中，警方使用催泪弹的决定是前线指挥官在给予充分警告无效和别无选择之下作出的。催泪弹和胡椒喷雾，在警方动武等级上是同级的；不同的是：催泪弹可以在骚乱中，短时间内更有效驱散大量人群。所以，使用催泪弹，并不表示警方的武力升级。警方称，当日警方施放催泪弹驱散示威者是由于当时人群情绪亢奋，不断冲击警察防线，而警方须谨守防线，又不知道有多少属于激进分子，因此为安全起见而需要施发催泪弹。“占中”令警民关系恶化 “占中”持续，支持与反对“占中”人士的冲突不断出现。“占中”在9月28日发生后，香港研究协会于9月30至10月5日期间曾进行民调。结果显示，市民对“占中”发起人和示威人士的表现，以及特区政府、警队处理事件表现的评价，出现两极化的趋势。民调发现，各有约两成受访者分别给予政府0分及10分满分。民意出现两极化，社会相当撕裂。反映香港市民在“占中”事件的取态趋严重分歧，影响社会和谐。 在连串“占中”人士与警方和反”占中”人士的冲突事件后，警方就处理“占中”和反“占中”的执法尺度也引致社会大众争议，警民关系渐趋恶化，市民对警方的信任下降。有前线警员在执勤时无故被粗口辱骂；在社交网站上，近日亦有对警队的各种指控言论。互谅互让 修补警民关系 警察是政府在“占中”事件上接触民众的最前线人员。警方为了满足“占中”示威者的自由，容忍他们霸占交通要道，构成其他市民的不便，其他反“占中”市民会批评警方执法不当；反过来，如果警方执法过严，又会引来“占中”人士的责骂。警察在“占中”和反“占中”人士前，两面不讨好。所以，警方在处理应“占中”事件上，如何公平处理对“占中”和反“占中”双方面的投诉，并不容易。 值得庆幸的是，支持“占中”和反“占中”的人士，大多是理性。警方只要秉持专业操守，以和平、公正地的方式执法，通过调解去解决双方面的冲突，相信两方面的示威者能够继续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进行示威。 警方、“占中”和反“占中”人士，三方面也应互谅互让，自我克制。政府应该明白到这次“占中”是争取民主的群众运动，并不是针对警方。为免与“占中”人士冲突升温，警方对示威者态度应宽容些，言辞也要温和些。警方与示威者接触时，应该作更多人性化的沟通才能有助于缓和彼此的矛盾。 香港是多元化社会，警方与市民整体上关系仍然良好，只是与一小部份较激进的示威者存在冲突。同时我们相信，只有极小数的“占中”示威者是激进的，大部份都是和平理性，因此“占中”示威者，特别是学生们，也应放下对警方的偏见，不要敌视前线执法警务人员，减少攻击性或挑衅性语言的使用。双方应该实事求是，多作沟通，取得双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以互谅互让的原则，修补“占中”冲突所引致的警民互不信任情况。
天大研究院港澳研究小组 2014-10-07 “占中”如果持续和扩散，最终必会导致中央、港府、学生和市民的“四输”局面； “占中”若不尽早结束，最后只会变成一场没有赢家，只有输家的群众运动。 香港“占中”行动已持续超过一星期，到目前仍未有结束迹象。香港社会支持和反对“占中”的群众对立正在加剧，“占中”已造成香港社会的撕裂，并影响民生。“占中”引致社会撕裂 “占中”已为城中热门话题，传媒每天都不停报导，一般香港人都会与身边的人谈论“占中”。由于对“占中”意见的分歧，很多人都突然发觉自己对“占中”的立场原来与家人、朋友都有所不同。近日在社交网站如Facebook等，出现较多的在社交平台上留言，由于意见不合，把网友“unfriend”的情况（意指绝交，断绝网上联系）。 在社会上，有很多人由于对“占中”的意见分歧和占中立场的不同，与朋友和家人争论，最终不欢而散，一些人更因此而产生人际关系的问题。根据一些心理辅导热线的负责人反映，在求助个案中，有些人怕与家人或朋友说出自己对“占中”的观点，担心会因此吵架。有些由于家庭成员对“占中”立场不同而反目；也有一些情侣因“占中”的政见不合而闹分手；有些父子因“占中”立场不同而几乎大打出手；更有人因为担心穿错颜色衣服，怕被朋友孤立。 对于一周以来发生的社会撕裂现象，已有香港专家表示担忧，称“康复路漫长”。“占中”影响民生 金钟廊位于金钟地铁站上盖，该区是“占中”行动中心区。自9月28日以来，多个商场入口关闭，造成上班混乱。在铜锣湾一带，有百货商场要提早关店。在九龙旺角，多达20间珠宝金饰店曾需要暂停营业，多间连锁电子产品店亦延至中午才能开店，一些药房的生意下跌近半。有餐厅亦因生意额受影响而要停工、停业。受“占中”影响的地铁站，附近的商铺都受到影响，交通堵塞，货进不去。 在交通方面，香港岛共有270条路线巴士路线暂停开或改路，占整体路线的47%；另外，25条专线小巴受阻。九巴方面，共有43条巴士路线暂停，另有多线巴士改道，新巴及城巴亦有41条途经中区路线停驶，其余路线亦要改道或更改终站。 受“占中”影响，中国国家旅游局9月29日向全国旅行社发紧急通知，9月30日起严禁新增香港团。资深旅游业界人士分析，料黄金周整体访港陆客，将较去年跌最少三成。不少零售商户都因“占中”而暂停营业。维持营业的商户营业额也大幅减少。此外，教育局亦宣布9月29日至10月5日，湾仔区及中西区所有幼儿园、中小学及特殊学校停课。现时，在香港弥敦道、旺角及附近的“占中”和“反占中”抗议活动，已对当地的商店和上班人士构成很多不便和影响。“占中”引发流血冲突 香港“占中”运动于10月3日爆发严重流血冲突。 “反占中”市民与“占中”支持者大打出手。百余名警员到场隔离双方人士，但仍有人受伤。旺角一带，数百名“占中”示威者遭到数千名“反占中”民众包围，双方发生口角和冲突。“反占中”民众更扯下“占中”标语；也有个别“占中”示威者遭到殴打，场面混乱。更有大批“占中”支持者赶到旺角，高峰期双方人数多达近万人。坚持“占中” 没有赢家 “占中”的参与者主要是香港各阶层的年青人，尤其是在学的和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他们对特首梁振英不满、对人大政改决定不满、对社会贫富悬殊不满，他们对自身的前途也感到迷茫。这些年青人对社会现况的不满是可以理解。不过，这些人对社会求变心切，而社会改革通常都是欲速则不达。他们要求特首梁振英下台，希望推翻人大决定；这些要求，是不可能获特区和中央政府所接受。“占中”发展至今已开始有变质迹象，正由原初的“和平”发展至今的“暴力”，并且可能会愈发不受控制。“占中”若再出现更多的暴力事件，香港特区政府很可能无奈再出动防暴警察，驱散“占中”示威者，以维持社会秩序。 “占中”的冲突现时已导致多人受伤，对社会及民生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占中”如果持续和扩散，最终必会导致中央、港府、学生和市民的“四输”局面； “占中”若不尽早结束，最后只会变成一场没有赢家，只有输家的群众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