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08-24 基于中庸之道，未来香港既要反对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偏见，也要努力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从而让基层受惠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维护政治正确底线。 政治正确指的是对自然人、法人的言辞、行为和政策施加的限制，它规定不得损害、歧视、冒犯社会上的特定群体，从而保护这些社群成员的利益和尊严，促进社会成员的平等。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社会面临的问题是过度的政治正确，而在香港，现实问题是政治正确规范被严重破坏（比如称内地为“支那”、称内地人为“蝗虫”或者“强国人”、称新冠肺炎为“武汉肺炎”等等），地方认同政治猖獗，“违法达义”谬论当道，针对特定社群的歧视广泛存在而且有扩大的趋势，互联网则充当了这一现象扩大的重要推手。政治正确是自欧洲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现代文明发展进步的产物，它诞生于理性的思想和学术界，然后逐步传播到社会和政界，基本上维持了理性的逻辑，但是香港网络环境根本就缺乏这一历史形成的理性氛围，难以服从政治正确的规范。由于香港网络世界完全没有监管，匿名网民可以肆意妄为，传统的言论自由理念，可以被他们利用来散布地方政治认同情绪，甚至达到其它不法目的。在香港社会部落化的大背景下，情绪化的网民可以公然违背最基本的政治正确原则，以认同政治的名义轻易掀起社群歧视、暴力攻击的狂欢，催生恶劣的社会暴政。由于政治正确的缺位，进步和解放政治被整个香港社会遗忘，“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香港极少得到支持。互联网被用来促进本土化在传统和现代社会中，掌权者都是有形而可以辨认的，即使相隔千里之遥，我们至少也知道掌权者的居所。然而，在互联网时代，操纵权力的人完全是隐形的，或者以网上某个戴上面具的身份出现。互联网时代的权力可以来源于看不见、摸不着的数据，几乎只需要虚拟活动就可以实现。这大大改变了后现代社会的权力形态。信息和资本通过互联网进行的跨国界流动瓦解了现代社会秩序。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有机的政治地理现象，有着以等级划分的社会秩序，成员通过生产、交换、消费、服务等活动建立起相互依赖的关系纽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构成现代性典型特征的信息和资本成为可以任意流动的因素，生产、交换、服务等都可以在境外完成。信息流动不受国界的束缚，社会和政治事件在网上复制、传播并全球蔓延，如果遇到特殊事件，比如大家都关注的种族、环境问题等，由此而生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危机就会通过网络加速扩大。美国黑人弗洛伊德之死引发的全球种族抗议运动就是明证。传统和现代社会的有机结构，都存在一个中心，但是后现代社会则去除中心，呈现发散的不稳定状态。政治人物、政府机构、舆论领袖、网络红人、资本、企业等都可以成为要素流动的主要载体，包括信息、思想、财富、知名度和权力。政府继续在互联网时代扮演掌权者的角色，但是控制能力和地位已大打折扣。社会不再围绕政府运作，而是以多中心的方式运行，即使美国也面临同样的情况，美国总统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可以被企业限制。由于具有隐形、流动和去中心化的特征，互联网特别适合被用来低成本地推进基于身份政治的反政府本土化运动，因此网络信息就被那些认同本土利益的香港反对派选择性采集和重构，形成部落的自我强化和复制机制。香港反对派长期致力于塑造所谓的国际公民，一方面，他们把西方话语凌驾于中国传统和大陆话语之上，引导利益向西方靠拢和集聚；另一方面，他们的国际经验和眼光其实有限。缺乏西方社会在地生活经验的反对派，拒绝西方话语中损害反对派自身利益的进步内容，包括反对社群歧视的政治正确理念，这对香港网络生态造成致命性影响。香港社交媒体的大量内容被反对派诱导和干预，沦为仇中反中的舆论平台。互联网认同政治催生多数人暴政互联网上基于认同政治的霸凌会导致多数人暴政。古典的言论自由理论是时代的产物，主要目的是为了约束国家权力，防止权力滥用。这一原则并没有预见到互联网的出现以及网上部落对不同意见的压制和迫害。实际上，在香港这样一个部落社会里，非政府行为主体比政府更能对少数人制造迫害，因为非组织化的迫害，比如在私人企业、家庭、学校、社团等机构那里，往往无章可循，负责人几乎可以任意作为。在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诞生后，个体的话语权被大幅扩大，已经超出了传统民主体制设计的框架。非政府行为主体新部落普遍出现，互联网推送算法诞生，更是加剧了社会舆论圈子化，那些持少数意见的人士总是处于舆论的下风，要么被侮辱和欺压，要么被禁止发言甚至被驱逐出群。这种做法，本质上是反民主的，因为民主不能剥夺少数人的自由；同时也是反智的，因为它抑制个性和独创性，不利于社会对真理和真实的探索。在连登、高登、立场新闻等网络社区出现的这种社会暴政，压抑市民的生活起居与身心状态，是比国家暴政更恶劣的暴政形式。与现实世界一样，在网络世界的社会暴政下，个体的心灵、人格、尊严容易受到冲击。在网络上如果不随大流，拒绝跟从多数人的情绪，那么个体就会受到低级嘲弄或者更严重的惩罚。网络社会暴政所造成的影响，会催化、刺激和放大现实世界的暴力。拒绝政治正确的民粹力量在网络上制定规划，在街头付诸行动，既可以攻击建制的政府力量，也可以攻击企业、社团和个人。这就是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真实写照。在戴耀廷“违法达义”口号的煽动下，香港出现了极端的社会暴政——私刑。这一违反政治正确的论述催化了新部落文化中非理性的暴力因素，那些敢于恪尽职守、坚持理性、发出不同声音的人士，包括警察、官员、爱国议员、爱国市民甚至敢言游客等成为被非法攻击的对象。网络可以把罪犯的角色分解，操控者和实施者由不同人担任，这种模式允许和纵容了网络空间在私刑中扮演的角色。社交媒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使不法分子影响力倍增，令他们以幕后黑手的角色、以煽动和操控他人犯罪的方式对异见者私下施加惩罚。在某种意义上讲，香港出现的网络私刑就是一种新型游击战。在作战结构中的操纵者，是幕后策划人，通常属于反对派或建制中的两面人；网络上的煽动者是指挥员，大多属于“和理非”；而街头暴恐分子是战斗员，属于“勇武”。反对过度政治正确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精神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诞生与发展，是政治正确的指导性原则，也是未来科学与文明拓展的根基。香港反修例这样情绪化的社会运动能够暂时改变社会运行的轨迹，甚至有着修正理性世界缺陷的作用，但是不可能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总方向。公开、真实、真诚、正当的沟通仍然是未来世界的主流，理性、妥协、折衷、共情和共识是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政治正确出现偏差，并不能否定政治正确本身，更不能否定理性精神。解决有关政治正确沟通障碍的出路依然是沟通本身，但需要新的哲学特别是方法论。这实际上有助于为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范式提供一个形成能动化社会行动的可能选择。然而，过度政治正确导致政治审查，侵犯公民的权利，无视社群差异，妨碍社会健康成长。政治正确的极端化带来僵硬的教条，损害宽容的讨论环境，让正常的社会沟通无法进行。有些对策建议，不是通过政治正确细节的调整去纠正沟通中的错误行为，而是禁止讨论本身。这种政策一旦付诸实施，自然是根除了新部落滋生繁衍的巢穴，但也侵害建议者本身以及普通市民的权利，更重要的是，禁言会彻底摧毁沟通理性，阻碍社会的长远进步。在科学、教育、文创、传统媒体、社交媒体等话语空间，言论自由是创造力的保证。如果行为人的创造活动被自我审查的焦虑抑制，或者被政府不合法的权力压制，那么社会的创新能力将被全面扼杀，这无疑令香港陷入“揽炒”的旋涡。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制度建设确立政治正确原则。针对民粹及由此而来的歧视问题，学界和政界都倾向于个案单独处理方案，而忽视香港的结构性问题。香港接连发生极具破坏性的骚乱，对待暴乱分子，目前的应对仍然局限于警察个别抓捕和司法个别判决，很少有人愿意从建立政治正确制度规范上去思考对策。从制度上确立政治正确原则，并不是要像欧美那样追求过度正确，从而导致摧毁新规范的合法性，而是要从话语、价值观和权益方面综合施策，依靠组合拳进行政治改良。在确保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如果制度性的政治正确建立起来，那么纠察机制就会形成，言论自由的边界就会清楚地确立，网络话语就会在言论自由的滥用和过度政治正确之间找到平衡，沟通理性就会得到尊重，而一些零星的个案，反而会获得灵活甚至宽大处理。第二，通过法治建设维护政治正确原则。禁止持不同政见者发言或纵容针对特定社群的网络暴力泛滥成灾，都不是良好的政策。以强力对付暴力是必要的，但不是长久之计，更深远的影响力来自于理性的沟通环境，因此为建立政治正确而对舆论特别是社交媒体进行适当立法规管是合情合理也必要的。在网络话语冲突中，缺乏政治正确法规的制约，政府简单的强力和网民的过度激进形成互相支持的共生关系。政府在监管方面拥有优势，而网民在此起彼伏的网络内容方面占据优势，二者短期利益最大化在于彼此都走向极端，而不是在中间达成妥协。网民的武器在于通过包括谣言、夸张、民粹等网络话语散布恐惧、制造混乱和动荡，如此，他们既能达到自己的政治、经济或者社会目的，又能保护自己的安全，随时可以全身而退。政府中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会以网民的激进话语或行为作为理由，推行强力政策。在这种局面中，得益者是政府和网民中的有心人，而受损的是普罗大众。第三，通过教育渠道普及政治正确观念。社会暴政在网络上的泛滥，表面上是技术发展中出现的现象，本质上还是教育体制和内容出了问题。在政府干预中，更应该考虑从教育领域着手，培养市民的理性精神，提升市民的判别水平。政治正确的主张是社会进步的体现，但是在落地的过程中，它变得不真实、不真诚、不符合实际情况，引发一系列新的问题，导致社会舆论走向反面。年轻人普遍对政治正确怀抱敌意，成为不受约束、非理性的民粹主义的俘虏。这种现实不是通过强调政治正确原则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改变的，而需要改善教育的内容，晓之以理。政府首先应该明确提供教育指引，引导市民拒绝政治不正确的话语和价值观。在实施国安法之后，低调推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现实做法是确保文明的底线，通过教育让香港舆论至少达到哈贝马斯沟通理性中真实、真诚和正当三原则的要求。第四，以中庸之道落实政治正确原则。中国的崛起，当然要依靠制造业特别是核心科技这种硬实力，也就是坊间传言的大秦帝国模式，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有自己的文化创新，既要有新的理论体系，也要有新的沟通话语。新儒家是这一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的核心精神中庸之道是沟通理性落地成为实践的现实途径。作为新儒家核心内容的中庸之道，实际上可以用来改善西方的社会和舆论生态。政治正确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后欧美进步知识分子对身份政治的批评和反抗，但是主流的政治正确潮流忽视了阶级冲突和贫富差距，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资本利益引导的方向，成为不良资本控制社会的帮凶，从而瓦解了知识分子与劳动者的联盟。平权运动主要关心消除美国大小社群的“身份”，主要追求公民名义上的平等，而不是通过改革政策解决少数群体特别是黑人的贫困问题，这实际上降低了政治正确的公信力，导致政治正确被妖魔化。香港的政治正确建设，不能重蹈美国的覆辙。基于中庸之道，未来香港既要反对基于身份认同的社会偏见，也要努力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弱势群体的贫困问题，从而让基层受惠于香港的经济发展，从根本上维护政治正确底线。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06-26 在香港反修例风波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界人士。一场没有公开领导者的动乱为何能够长期持续？这场社会动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黑暴分子特别针对讲普通话的大陆人？如果我们从新部落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就能找到答案并加深对变迁中香港社会的认识。 在香港反修例风波中，有几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各界人士。首先，一场没有公开领导者的动乱为何能够长期持续？其次，这场社会动乱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第三，为什么黑暴分子特别针对讲普通话的大陆人？这几个问题其实也涉及西方人常常对香港社会提出的疑问：为什么大量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在法律上具备“香港人”身份的大陆人不被香港社会尤其是政界视为“真香港人”？如果我们从新部落主义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问题，就能找到答案并加深对变迁中香港社会的认识。超越个体主义的新部落社会新部落是指在特定的实际或虚拟空间，通过排外的亲密社区交往，不断强化共同自我情绪的社会群体。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菲索利（Michel Maffesoli）是第一位提出“新部落主义”概念的学者。他认为，由于个体主义和市场理性主义的主宰，温馨的友谊和紧密的社区纽带在大众社会成为稀有品，建立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现代大众社会普遍瓦解，人类社会将回首历史，从遥远的过去寻找提升生活品质和情趣的组织原则，超越原子化的个体主义，建构新部落社会。许多后现代主义者认为，随着个体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家庭、工作机构、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中传统社会关系正在持续瓦解。马菲索利则以不同的眼光观察到，后现代社会的特定时空里面，大量的小规模社会群体正在崛起。他以“新部落”这个概念来解释社会中的去个体化现象。新部落具有流动性大、周期性聚散的特点，成员常年一窝蜂地集合，也一窝蜂地散开，而且经常在不同部落之间游移。后现代社会区别于理性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从个体主义走向小圈子主义，个体自然的社会性大为增强，相互之间的有机联系呈几何级数增长。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个体的社会环境，使个体的社会联系不再局限于地域，而是在虚拟空间中拥有海量的交往机会。这些机会不仅来自于其它个体，更来自于无数微型、小型虚拟社区即部落。这些虚拟部落帮助个体摆脱孤立状态，为个体的角色多元化提供了条件，可以让个体方便地体验不同的社会角色，丰富和趣味化人生经验，这是互联网时代的标志。新部落让个体的自由表现欲望和对团体归属的自然渴求实现了对立统一。非理性的新部落社会新部落主义是逆全球化的产物。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互联网科技、4G和5G通讯、资本自由流动等弱化了民族国家的边界，但是正如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所言，经济理性主义驱动的全球化加深了贫富分化，使大多数人陷入相对贫困，而且加剧了文明的冲突，他们转而倾向于回到能够满足自己原始欲望和使自己感到舒适的小圈子，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乐趣和感性生活质量，对宏大的社会问题采取了漠视态度，这就催生了一个个新部落。全球化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活型态，地理意义上的社区越来越缺乏志同道合者，人们反而在虚拟的网络上找到与自己有相同感触的人群。传统的社区被信息时代超越地域概念的网络社区取代，人们在新型社区中找到自我认同与社群归属感，这是当今世界社会运动的新特征和新模式。这些社群包括情感连结的趣味社群、共创利益的互助社群、感同身受的价值观社群等。在这些网络社群中，趣味社群最具后现代的特性。趣味社群属于低物质欲望、希望享受高品质生活的人群，渴望在社会关系中表现自我，同时与他人分享经验和快乐。他们不关心宏大叙事，不重视理性思考和论述，更重视生活情境、美好家居、活在当下、建设本土。这种社会发展趋势，代表着理性化的社会正在向情绪化社会过渡。趣味社群的粘合剂是成员之间共同的自我情绪，他们都是基于类似的冲动，在特定时间和空间自愿加入社区。新部落主义的本质是非理性的，所以追求一种与众不同、特立独行的活力。群体的团结依靠成员的归属感，而后现代的新部落，其高度归属感来源于近乎夸张的超自然情绪表达甚至属灵支持。成员对此的共同体验就可以把部落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情绪体验是新部落重要的形成因素和融入机制。它可以制造深度沉浸或者集体狂欢，在成员间形成牢固的情感纽带，带动共同议题。在后现代社会，非理性的情绪甚至刺激能够得到鼓励，有效地促成并巩固社会建构。香港旧有部落形态香港总体上没有发生内地经过的历次革命运动，又是一个长期被英国殖民政府治理的移民社会，因此部落社会的色彩比较浓重。严格意义上讲，部落是一个政治单位，不过在现代社会中，它主要呈现为一个社会和经济单位。传统的部落基本上以血缘为基础，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氏族联合而成，是为促进成员团结而组成的政治和社会单位。传统部落成员大多来自于同一种族、氏族、居住地，拥有相同的宗教、文化、历史、语言等，在政治上有统一的领导，但是缺乏中央集权。现代部落与传统部落类似，但其功能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和经济领域。自港英时代起，香港政客与商人形成了紧密同盟，超级富豪全面影响香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这种状态在回归之后并无改变。商人阶层几乎在各方面影响香港市民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结构。英国人统治香港的时候，商人阶层被政府权力压制，回归之后，中央对香港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商人阶层在政治上迅速坐大，打破了政府与商界的权力平衡，形成一种类似于地产霸权的政商关系。这种结构催生出一种适合现代社会的部落体制。它就像一个大染缸，让所有市民深陷其中，知其腐而不自觉，更不能自拔。特殊利益集团在香港建立了一个“垂直关系链”，根据部落按血缘和等级分配原则，构建了一个政商共治、剥夺中产与基层的政治结构。该利益集团维护和促进家族的商业利益，阻挠科创企业的发展，拒绝市民的各种诉求，包括释放土地建公营房屋、提高最低工资、实行标准工时、实现全民退保等。这一落后的体制必然招致大众的反对，而政府的应对之策就是拿出巨额公帑，收买和安抚那些有影响力的分子，借助这些“大声公”压制上班族和基层的怒火。该利益集团与西方国家有着亲密感情和利益交叉，与西方保持良好关系是其家族家庭利益所在，因此私相授受是香港商界和官僚系统保持对西方影响力的方式。由于部落成员没有民族国家意识，不强调以民族主义来完成政治经济社会的一体化，因此他们更容易接纳外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愿意与外国人分享资源和利益。新部落推动香港本土化从新部落主义的视角观察香港的本土化运动，我们可以理解其深层次原因。超越传统英式个体主义后形成的小圈子，加上非理性的生活情趣追求，导致大量香港人对所在新部落的忠诚度远远高于对民族国家的认同，经常把本土利益与国家利益对立起来。对民族国家的否定导致新部落的认同聚焦在本土情绪或利益上，如此这些港人既无法拥有全局性的视野，也部分丧失个体的独立性。他们行动的驱动力更多来源于本土目标和议题，并以后现代主义的行事方式来表达。香港社会的激进分子在反修例风波中强调本土权利。他们反对中资企业以香港为平台推进海外扩张，反对中央对港实施全面管治权。比起参与这些国家大事，他们更关心街边的蔬菜店、咖啡馆、餐馆，还有社区的健身房、图书馆、公园等等。这些诉求缩短了香港个体主义文化下人与人之间的社交距离，社区里面的人们亲如“手足”。反修例风波中激进分子之间狭隘的团结互助精神得到提升。新部落概念不同于传统人类学意义上的部落，但是两者显著的相同点是非契约性的私人交往关系。它不同于工作关系、法律关系，强调亲情、感情纽带、一致对外和内部团结。在街头暴乱中，“手足”之间互帮互助，团结一致地排挤甚至殴打讲普通话的大陆人。抱团、互助和排外成为反修例“手足”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加强了“手足”之间的亲密联系，提升了本土归属感。黄色经济圈是在反修例风波中由部分文人发动的经济本土化运动。它成为香港反对派用来打击中资、扩大自身经济影响力的武器。黄色经济圈的本质是反中共、反大陆、支持本土的商业部落，是本地商家排挤中资竞争对手、扩大利润的一种操作方法。本地小商家一直受到本地大商家和中资企业的冲击，而黄色经济圈则以血缘、本土、相同价值观的名义来拉近自身与顾客的距离，也实现与本地财阀的利益和解。这种出现在基层水平的利益再分配，扩大了本地财阀在基层的联系，实现了垂直结构在不同等级上的横向延伸，巩固了既有的等级秩序，形成小商家与财阀的部落联盟。新部落凸显部分港人的面具人格新部落主义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反修例风波中黑暴分子甚至普通示威者的蒙面行为。新部落行为，无论小圈子活动，抑或基于原始欲望的非理性生活方式，都与香港社会台面上的现代性规范不相容，于是黑暴分子和许多普通示威者都不以真实面目示人，纷纷以面罩、口罩蒙面，目的是隐藏身份，避免极端行为给自己的工作和公开的生活带来负面影响。这在世界社会运动中确实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新部落概念超越了传统的个体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成员可以用面具来应对台上台下不同场景。戴上面具的社会成员，没有否定个体主义，但是又在戴上面具后在小圈子里进行欲望驱动的角色扮演，与圈内人建立一种亲密社会关系，排挤圈外人，获得一种私密的集体性情感满足。社会成员可以有不同的面具，而戴上哪一种面具取决于不同的社会场景。在某些场合，个人会隐藏真实的自我，戴上与特定群体共同情绪相称的面具，并且根据这个面具的逻辑去扮演社会角色。如果真实的自我情绪与某个特定群体的共同情绪契合，形成强大的集体驱动力，那么个体就会高度认同这一群体，轻松愉快地融入其中，完成从个体到部落成员的转换过程。一些香港政府官员和公务员显露新部落特征，呈现明显的面具人格。他们在西方人面前说和做是一套，普遍展示符合现代性的规范；在中联办、港澳办官员面前说和做是一套，一般展示对“一国”的支持；而对圈内则又是另一套，基本沿用历史上传统部落的交往方式。通过面具的保护，在香港的新部落中，君子协定或者口头协议具有约束力，并被广泛接受，导致香港的政策制定过程类似于中东阿拉伯王室与商人之间在台下的讨价还价。在香港和中东阿拉伯社会，我们发现部落与现代性可以良好共存，其主要的手段就是面具化治理。它以部落治理的方式，容纳多元文化，并巧妙地在不同文化圈之间设立防火墙。这种设计引入了具有强大自生长力量的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特殊利益集团创造巨额财富。当西方游客穿行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之间，无法想象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新型部落社会。因势利导，瓦解新部落传统部落的消亡源于阶级的出现、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作为治理冲突工具的国家机器的诞生。若要破除新部落的影响，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历史经验仍然值得借鉴。在阶级调和成为香港社会发展的基本共识后，我们能推出的政策只有发动国家机器，落实和加强中央权力。首先，通过建立和落实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牢牢树立中央在香港的权威，打破部落割据的局面。回归20多年来，香港社会秩序混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央权力虚弱。香港地方政府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迟迟未能就涉及国家安全的《基本法》第23条立法。根据英国思想家霍布斯的理论，秩序先于民主，安全先于选举，只有一个强大的利维坦即中央政权，才能保护全体人民不受无法无天的暴徒袭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直接就香港的国家安全问题实施立法，这是树立中央权威、重建香港社会秩序的重大步骤。然而，魔鬼在于细节，人大常委会在制定细则时，宜在香港派驻隶属中央的国安干警、法官、检察官，这样中央的权威才不会被本地部落架空和虚化。其次，采纳“五湖四海”、任人唯贤的选人用人原则，考虑社群人口比例，鼓励自由竞争，适当掺沙子，突出行政、立法和司法等公权力的代表性，杜绝部落垄断权力的腐败政风。香港是一个多元移民社会，人口结构比较复杂。据香港政府统计，自回归以来，截至2018年底，已有约150万名内地人在香港生活，占香港人口的20%。除此之外，香港有8%非华裔人口，主要来自东南亚、南亚和欧美日。由于部落对权力的绝对控制，香港的权力和利益分配基本上以家族、派系、地域、方言划线，亲疏有别，拉帮结派，占山为王。在粤语方言社群之外，香港还有大量爱国爱港、埋头苦干、敢于担当、胸有惊雷、腹藏良谋的优秀人才，受制于不合理的部落藩篱，无法进入香港的权力核心。香港宜以贯彻落实国安法为契机，消除用人的部落痼疾，广开进贤之路，放眼所有社群，唯贤是举，让各类治世能人都能脱颖而出，投入到香港蝶变重生、再次腾飞的事业中来。第三，普及中文标准语，以此为载体根除新部落党同伐异、排挤大陆人的不当做法。部落化的方言，被成员用来展示和行使社会与政治权力。人口占多数的部落往往通过神圣化、政治化自己的方言来垄断资源和权力。只要使用方言的部落掌控了某个地方政治决策的权力，操国家标准语人群照样遭到歧视和排挤。从中央与地方关系来看，方言的强势代表中央权力弱，标准语的强势代表中央权力强。语言的主导地位，并非源于标准语或方言本身的优劣，而取决于央地权力博弈的结果。在现代民族国家，标准语之所以成为标准语，就在于中央拥有强大的权力，并且有意志在地方展示和落实自己的权力，让地方通过语言的取舍来表示服从。在香港回归之后，中央没有明确要求本地政府落实普通话和简体字在政府、立法、司法、教育等领域的官方主流地位。这一政策的恶果在反修例活动中得到彰显，许多操普通话的游客被殴打和攻击，而中央的权力在反对派甚至建制派那里被藐视。普通话没有成为香港的主流官方语言，导致教育界不但难以通过简体字去客观认识内地，反而充斥着来自英文教育和文化领域的仇华反华内容。公务员事务局法定语文事务部、律政司双语法制委员会、教育局下辖语常会，应尽早规定所有香港政府公文、司法和立法文件以及学校相关教材必须全部有国家标准语版本，真正落实《基本法》规定的“两文三语”。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澜昌 2020-04-24 新冠肺炎发生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应对基本合格，大体上控制住疫情的传播管道，尚无大规模社区爆发。对于疫情带来的次生性经济和民生问题，港府的应对也中规中矩。可惜的是，港府没有展示更大的胆识和魄力，将危机转化为新的发展机遇。 新冠肺炎发生以来，香港特区政府应对基本合格，大体上控制住疫情的传播管道，尚无大规模社区爆发，而发生的个案也远低于同类城市以及非典时期的香港。对于疫情带来的次生性经济和民生问题，港府的应对也中规中矩。可惜的是，港府没有展示更大的胆识和魄力，将危机转化为新的发展机遇。疫情在去年暴乱之后接踵而来，失业问题进一步恶化，房屋问题重新浮现，政府应该喊出“开工、开工、再开工”的口号，在开发土地及建造公营房屋这个关键点上着力，既纾解失业压力，又缓释社会基层尤其是青年人因“上楼难”和“置业难”而长期积累的强烈怨气，从而把应对疫情和化解香港社会的结构性矛盾结合起来。派糖不如兴建公屋2019年发生黑色暴乱后，港府本来应该学习“六七事件”后英国殖民政府实行的十年建屋计划，推出类似震撼性的举措，重新提高施政威信。然而，一遇到土地房屋问题，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就手软，顾虑重重，新财政预算案发表前后主要官员对此都没有太多谈及。2020-21年度《财政预算案》公布多项派糖方案，包括向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发放一万港元现金；宽减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宽免住宅物业全年差饷等，涉及900多亿元。预算案还推出12项“撑企业、保就业”措施，包括特惠低息贷款、宽减百分百利得税等，共计183亿元。也就是说，政府在抗疫临时措施上立马就花了过千亿元。至于土地房屋问题，预算案只是寥寥几笔带过。政府希望“明日大屿”的几亿港元拨款早日通过，以及“会尽快争取拨款开展龙鼓滩填海计划及重新规划屯门西的研究，共涉及约440公顷土地，以发展工业及住宅等用途”。这些都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举措。面对解开香港当下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危机的关键钥匙，港府怎能这样掉以轻心呢？特区政府去年不恰当地推出修例案，被境内外强大的反对势力抓住机会，掀起一系列合法与暴力抗争，使香港一直陷于管治危机之中，政府的威信跌入回归以来历届政府的最低位。故此，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不派糖是过不了关的。然而，如果香港有一个强势政府，尽管坐拥近万亿的财政储备，其实还是不应该采取如此下策。现在将本可专门建设几项重大工程而有良好社会效益的资源分散使用了，等于将钱撒进了大海。虽然某些经济学家说，派钱可以刺激疫中及疫后消费，但实际上香港绝大多数市民不缺这点零花钱，派糖消费的效益远不如集中做大型基建投资。派糖只是一个政治决策而不是经济决策，得来的掌声只是临时的，失去投资时机则可能带来无尽遗憾。港府恰恰就是缺乏新的产业政策，缺乏大手笔的土地房屋政策。港府面临多方面挑战香港遭到多重不利因素叠加打击，未来经济形势恶劣，这已是社会各界共识。第一，黑色骚乱已使香港去年下半年出现负增长，财政年度更是十多年来首次出现赤字。香港在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榜上25年来首次失去全球首位，最新排名跌至次席。第二，新冠疫情持续，外国输入接踵而来，对本港经济的打击比2003年非典时更为严重，多个行业的中小企业正承受生意断崖式下跌的压力，面临资金链断裂的危机。各方预料经济恢复也比2003年困难得多。第三，最新失业率已恶化至3.7%，创下逾九年来的最高纪录，其中与消费及旅游相关行业的失业率升至6.1%，为十年来新高，预计仍会持续攀升。香港总就业人数从2018年底的387.26万人，降至去年9至11月的383.06万人，锐减4.2万人，加上每个月新增逾3,300就业人口，估计去年首十个月流失了逾7.5万个就业机会。在因多重因素造成的经济衰退期，这批失业人口难以在短期内找到养家糊口的机会，失业很可能长期化。最可怕的是，不断攀升的失业率造成各种社会问题，与仍在继续的暴乱及9月立法会选战纠缠在一起，势必形成更大的反政府动能。反修例运动以意识形态分界，反政府的为黄色人士，支持政府的为蓝色人士。然而，疫情造成的经济和失业打击不分黄蓝，会有不少蓝色的老板和基层员工，都会卷入倒闭和失业大潮中。多数基层和中产家庭的资产负债表都会面临巨大的调整压力，并投射给政府和建制阵营，转化为政治压力，也就会有人加入到反政府行列，甚至可能变为街头的新生力量，从而削弱建制派的力量而影响立法会的席位之争。另一方面，新毕业的大学生面临就业问题，他们原来就强烈反对政府，若然不能迅速找到工作，街头抗争自然成为他们的选择。所以，失业问题也如房屋问题一样，最终成为政治问题。兴建公屋刻不容缓问题是如何做？政府的救济和派糖，都是杯水车薪；对老板进行道德喊话，呼吁劳资合作，共度时艰，作用会有，但是绝对有限。至为关键的是，政府要有为，要扬弃过去“小政府”观念，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香港在大型基建投入方面还存在空间，而最大的项目则是趁机上马大量公营房屋工程。最有震撼效果的，如同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的十年建屋计划一样，自然就是当下拍板收回土地，兴建包括廉租屋和居屋在内的公营房屋。这样做一举两得，首先创造就业机会，缓解当前失业问题；其次，也回到解决香港“上楼难”和“置业难”结构性矛盾的轨道上。“上楼难”和“置业难”，是引发去年反政府运动的基础性原因之一。香港置业之难冠绝全球，“需不吃不喝20年”。去年6月12日，也就是在示威者发起再一波冲击之日，是最新一期居屋申请的截止日。入夜之后依然有数十人排队，晚上7时截止申请最后5分钟还有两人在关上玻璃门前1分钟飞奔赶到，最终成功交表，有一人则迟了半分钟而吃闭门羹。政府当天累计收到近30万份申请，比上一期多出8.8%，再创新高。这一期居屋合共4,871伙，中签几率是1.6%，如同买六合彩。至于公屋轮候则再创新高，约有15.02万宗一般公屋申请，非长者一人申请个案约11.75万，两者合计达26.77万宗。一般申请者的平均轮候时间由去年5.3年增至5.5年，政府“3年上楼”目标早成泡影。“26万人排队上楼”以及“30万人递表抽居屋”，这些状况显示出港人无法量度的怨言、不满以至愤懑和戾气，他们中有大量年轻人，是数十万示威者中最激进的分子。粉岭高球场是当前最佳抓手做面包要有面粉，盖房要有土地，但当下政府没有建屋的土地，地从何来一直困扰特区政府。最近政府公布多项新界觅地建屋计划，但都是五六年之后才能落地，始终远水不解近渴，唯粉岭高球场可即收即开工。政府接纳土地小组的建议，仅发展32公顷粉岭高球场，其余140公顷不收回。实际上，如果政府现在宣布收回整个粉岭高球场用地，合共172公顷土地，全部用来建公营房屋，其中出租公屋可以达七成或八成，各种类型的居屋达二成或三成。那么，这必定是疫情中送给香港市民最大、最好的礼物有专家认为，粉岭高球场172公顷土地，可提供近5到7万个单位住房，投资不到1,000亿，政府若把派糖的钱用在这上面，工人马上有工开，排队人士很快就可上楼，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政治效益同时拉抬，政府威望立马上升。有人担心目前经济下行，楼价受压，因此不能重犯2003年“八万五”计划的错误。然而，粉岭高球场建的是公屋，对私楼市场影响有限。再者，当前香港楼价依然是高得不可承受，“上楼难”和“置业难”未有丝毫改变，而增加就业任务也迫在眉睫。可惜，特区政府可能还是当断不断。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德钦 徐东鹏 2020-04-09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19年2月印发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澳门未来发展金融业的方向，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意在通过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交易所来实现与相邻地区错位发展。 2019年是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中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有力推进澳门金融发展的政策和规划。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于2019年2月印发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支持澳门发展租赁等特色金融业务，探索与邻近地区错位发展，研究在澳门建立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市场、绿色金融平台、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此纲要明确了澳门未来发展金融业的方向，服务于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意在通过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交易所来实现与相邻地区错位发展。此外，澳门作为中葡国家重要的交流平台，也将承接中国与葡语国家的金融服务，打造中国-葡语国家金融服务平台。因此，澳门发展金融业，不仅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具有深远意义，而且也是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的重要支撑。借助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机遇，充分用实用足中央给予澳门的政策，打造以人民币结算的澳门证券交易所势在必行。澳门具备设立证券交易所的条件澳门回归祖国以来，始终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切实提升了自身发展实力，有效实现了长期繁荣稳定，这为澳门发展证券交易所奠定了良好基础。社会稳定，央地关系和谐。澳门特别行政区认真落实《澳门基本法》，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实现“澳人治澳”。相较于回归之前，澳门的社会治安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澳门一直强调爱国教育，区内上下爱国爱澳，齐心协力为建设澳门出力。此外，澳门积极响应和支持中央的“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国家双向开放的重要桥头堡，发挥得天独厚的优势，正在努力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优质企业参与澳门发展。澳门因此深受中央政府的信任，被誉为“一国两制”发展的成功典范。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央政府的支持，加上特区政府依法施政，投资者可以有保障地在澳门开展业务，这为澳门经济发展提供沃土，更为澳门证券交易所的设立提供良好政治基础。经济蓬勃发展，注重适度多元。进入21世纪后，澳门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澳门陆地面积仅为32.9平方公里，相较于粤港澳大湾区其它三个核心城市广州（7,374平方公里）、深圳（1,997.4平方公里）、香港（1,106.34平方公里），澳门确属弹丸之地。从人口密度来看，澳门每平方公里容纳2.03万人，在美国福布斯杂志全球人口最稠密城市排行榜中，澳门在全球排名第三。就是这样一个陆地面积小、人口密度大的都会，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显示，人均GDP从1999年刚回归的1.55万美元上升到8.64万美元，远超深圳的2.86万美元、广州的2.35万美元和香港的4.87万美元。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澳门人均GDP排名仅次于卡塔尔，位居全球第二位。澳门经济飞速增长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澳门支柱产业单一，这也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2006年，国家“十一五规划”明确表述了澳门特区未来的经济发展定位是“支持澳门发展旅游等服务业，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2011年，“十二五规划”关于澳门的内容提出“支持港澳培育新兴产业支持澳门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加快发展休闲旅游、会展商务、中医药、教育服务、文化创意等产业”；2016年，“十三五规划”提出支持港澳提升经济竞争力，“支持澳门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积极发展会展商贸等产业，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可持续发展”。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2018年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统计指标体系分析报告》指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初见成效。2018年金融业占总行业增长比例达到6.61%,会展业达到0.81%。在澳门的新兴产业中，金融业的占比是最高的，这从侧面反映出，澳门在经济适当多元化的进程中，金融行业占据重要地位，因此，澳门证券交易所的建立符合澳门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并且将会加快经济适当多元化发展的脚步。文化中西交汇，具有鲜明特色。作为一个将中文和葡萄牙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城市，澳门在文化上高度开放。澳门不仅保留了大量极具历史特色的建筑，还在中西文化交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而葡语系有九个主权国家和包含澳门在内的三个地区。葡萄牙和巴西作为实力较强的国家，其背后是泛欧交易所和巴西交易所，有合计超过1,800多家上市企业。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的重要平台，与葡语国家拥有共同的官方语言，这也是公司考虑在此上市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中西文化融合也是澳门这座城市在未来建设证券交易所时特有的优势。中国各地证券交易所定位中国目前已经拥有五家证券交易所，包括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香港证券交易所和台湾证券交易所，它们分别具有不同的历史和定位。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定位是致力于服务中小微企业，其业务包括企业挂牌，公开转让股份，进行股权融资、债权融资、资产重组等。新三板以解决融资难、融资贵为目标，提升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增加市场流动性，完善和发挥新三板服务创新型民营中小微企业的功能。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以国民经济支柱企业、重点企业为对象，其证券交易品种包含股票、债券、基金和衍生品四大类，并且拥有较为完善的市场结构。作为改革开放的金融发展典型，上交所肩负着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时代重任。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以建设中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使命，全力支持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推进自主创新国家战略实施。其证券交易品种包括股票、债券和基金三大类。深交所主要促进科技创新企业、民营企业、成长型企业做大做强，期望全力打造国际领先的创新资本中心，并且在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中发挥更大作用。香港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打造全球金融中心，服务于全世界，主要从事证券市场和衍生市场的相关交易。香港作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在连接中国与环球资本中扮演关键角色，有健全的司法制度，奉行国际标准与惯例，使得机构投资者和散户活跃参与。台湾证券交易所的定位是促使证券市场商品多样化，并提供投资人合理避险管道，积极开发新商品。其核心业务包含股票、债券换股权利证书、可转换公司债、受益凭证、认购（售）权证、ETF、ETN、台湾存托凭证及受益证券（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等。台湾是亚太运输枢纽，为全球科技产业重镇，具备坚实的产业聚落，以金融体系稳定与优质人力资源作为后盾，创造出卓越的投资优势，有助于吸引国际资金投资。澳门证券交易所应错位发展如果澳门成立证券交易所，则应该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与相关地区错位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澳门自身证券交易所业务的发展，还能完善中国金融市场的不足，因此澳门证券交易所应明确定位，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专注高新科创企业，打造中国的“纳斯达克”。美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把高新科创企业划分为若干子市场，其中包含全球精选市场、全球市场和小型资本市场。针对多层级划分的企业，纳斯达克制定了不同的上市初始条件，规定企业除了持续上市要求外，还应满足其中规定的最低要求，否则摘牌处理。这种多级划分的形式，既规范了市场，又能最大程度满足各类高新科创企业的上市需求。毗邻澳门的广东省是我国经济重镇，2019年其GDP高达10.77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6.2%，经济总量继续领跑全国。同年8月，由广东省省长马兴瑞为组长的“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领导小组”成立，积极培育高新科创企业，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做贡献，将有效提升广东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目前，广东省有4.5万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但只有600多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数量只占省内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的1.3%左右。澳门证券交易所如果打造以人民币为主、面向全国特别是广东省中小创企业的直接融资离岸金融市场，那么不仅可以错位发展，还能以纳斯达克为榜样，为广东中小创企业提供良好的境外融资渠道，解决这部分极具潜力的公司面临的融资难题。利用自身优势，吸引葡语系国家企业来澳上市。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的交流平台，一直与葡语系国家保持紧密联系。作为金砖四国的葡语国家巴西，拥有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其业务包含股票、债券和金融衍生工具，是巴西金融市场仅有的一个交易所，因此巴西的优质公司上市选择仅此一家。对澳门证券交易所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因为澳门背靠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比巴西拥有更加广阔的融资资源。作为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葡萄牙经济水平较高，葡萄牙证券交易所被泛欧证券交易所收购，触角深入欧盟金融市场核心区域。巴西证券期货交易所和泛欧证券交易所，共有超过1,800家上市公司，并且部分葡语系国家还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关项目大多以人民币结算。假设以人民币计价的澳门证券交易所建立，除了可以为这些企业提供二次上市的机会，还可以就此与相关国家达成合作，吸收部分优质公司在澳门首次上市发行，为葡语系国家提供新的金融融资服务，吸引葡语系国家离岸人民币存款投资，使得中葡平台的发展更加深入。这无疑将增强中葡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由此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推动特色金融业务发展，提供综合金融服务。2015年底以来，澳门金融管理局已经增加“融资租赁”和“财富管理”两类业务的统计。截至2018年底，澳门共有十家银行报告有未偿还的融资租赁相关贷款，贷款余额和待收租金按年提升19.9%达到181亿元。财富管理业务主要为客户提供投资建议、产品推荐和财务方案等。2018年底，澳门共计六家银行提供该项业务，投资组合市值达1,984亿元，年增长11.9%。因此，融资租赁和财富管理是澳门金融市场发展的助力。债券是澳门证券交易所可以大力发展的业务之一。目前澳门债券市场处于持续发展之中，内地的一些公司已在澳门发行公募债券，例如2018年中国银行澳门分行发行首笔40亿元的离岸人民币债券；2019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在澳门发行20亿国债；2019年12月，珠海华发集团成功发行上市澳门首单2亿美元的公募公司债券。这些都代表澳门具有良好的债券募资能力，未来的澳门证券交易所将会有利于优质公司规范且高效地募集资金，助力企业快速发展。为澳门本地企业融资提供便利。澳门孕育了一批有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例如南光集团、澳门中银等，它们可以通过改制成为独立法人企业，将来在澳门证券交易所上市。澳门是全球最大的博彩中心，尽管本地部分博彩企业已在香港上市，但势必会回归澳门进行二次上市交易，为澳门金融发展贡献力量。澳门目前在法律制度、资金进出自由度和税务方面都有很大优势。在中央相关政策资源的倾斜下，澳门证券交易所能够把握自身优势，错位发展，既为本地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高新科创企业服务，又为葡语系国家来华投资服务，可以成为一个专门服务于粤港澳大湾区并兼顾葡语国家企业且以人民币计价结算的证券交易所。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董 禹 2020-03-16 过去半年来，随着反修例风波所引发的一系列暴力抗争运动，香港社会被不断撕裂。以沈旭晖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更是基于政治立场提出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黄色经济圈”概念，企图将“颜色革命”从街头延伸到商业和经济领域，进一步激化香港的社会矛盾。 过去半年来，随着反修例风波所引发的一系列暴力抗争运动，香港社会被不断撕裂。以沈旭晖为代表的部分学者更是基于政治立场提出了具有民粹主义性质的“黄色经济圈”概念，企图将“颜色革命”从街头延伸到商业和经济领域，进一步激化香港的社会矛盾。尽管“勇武派”的暴力行为有所降温，然而力捧“黄店”、打砸“蓝店”和“红店”（即“亲中”、“撑警”或有中国大陆背景的商家）的分裂主义行径正在香港社会中蔓延，并成为社会运动的一种新常态。“黄色经济圈”是一场闹剧第一，“黄色经济圈”本质上是建立在违背平等互利自由贸易原则上的“乌托邦”运动。贸易以自愿和互利为基础，参与贸易的双方通过资源交换满足各自所需。在香港这个成熟的市场中，有且只有通过自由贸易才能优化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保证供求双方的利益最大化。给商家贴标签、绑架消费者、令其被迫选边站的做法，在短期内也许会增加个别“黄店”的营收。然而从长远看，这种恶性的内部循环将会导致整个香港市场的活力下降、效率降低，将来不论是“黄丝”还是“蓝丝”，都会成为受害者。近期，已有不少“黄店”因无法抵抗经济不景气的压力，纷纷陷入倒闭潮，“黄色经济圈”泡沫陆续破裂。策划并发起“黄色经济圈”的学者意在制裁“蓝店”和“红店”，但只有在政府自上而下发起的基础上，经济制裁才有可能在短期内对被打压者造成重击。“黄色经济圈”这种由民间自行发起，以政治立场为由侵犯他人合法市场权益的行径，实际上是一种打压、欺凌和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导致资源分配紊乱，将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第二，“黄色经济圈”没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香港的农业早已无法自给自足，目前主要依靠大陆来满足对农产品的日常需求；而工业更是屡屡错失发展良机，严重空心化，因此“黄色经济圈”想要与大陆完全割席几乎是异想天开。“黄色经济圈”的始作俑者沈旭晖最近提出要弱化“黄蓝”对立，“充分合理”地利用“蓝”资源，使其服务于“黄色经济圈”的发展和壮大。这似乎意味着，在利益面前“黄蓝”无法根本对立，界限可以变得模糊甚至能够随意跨越，这种混乱的逻辑使“黄色经济圈”注定成为笑柄。香港的消费者也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对“黄店”形成绝对的忠诚。实际上，忠诚度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因素，随时可能流失。对于商家而言，消费者信任是其成功的基石，而商家的品质则是消费者忠诚的基础。目前被列在“黄店”名单上商家多为势单力薄的本地小规模企业，如未来需求量骤增，其产品和服务的品质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充分保障。经过时间的洗礼，“黄丝”会逐渐恢复理智，之后恐将做出新的选择。第三，“黄色经济圈”已沦为敛财的幌子。“星火同盟”因涉嫌洗钱，其账户存款被冻结，于是一些别有用心的学者和政客打起“黄色经济圈”的主意，以支持示威活动及被捕人士为由，试图寻求新的资金来源。另一方面，部分暴徒通过非法众筹、强迫交“保护费”、发“抗争币”等方式趁乱大肆敛财，让“黄丝”和“黄店”的利益均受到了严重损害，并引发了内讧。政治绑架令经济陷入衰退台湾曾为四小龙之首，但长期的党派斗争导致岛内经济一直停滞不前。韩国瑜在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中提出“经济最重要，不要搞意识形态”，将台湾民众的视线重新拉回到经济上，并顺利高票当选高雄市长。然而好景不长，在2020年1月11日刚刚结束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蔡英文重打政治牌，以保护台湾的“自由民主”作为竞选筹码，利用各种执政资源创造“恐中”“反中”氛围，最终以创造历史的高票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显然，蔡英文通过操纵意识形态，利用香港反修例风波，成功保住了其“总统”权位和既得利益。民进党此番大胜，将使两岸关系继续僵持无解，而失去了大陆的市场及相关支持，台湾经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难有大的起色。所谓“黄色经济圈”，无非也是想利用政治来绑架经济。如果不加以警惕，香港也极有可能重蹈台湾的覆辙。在全球经济放缓、中美贸易战持续的大背景下，港府于2019年初公布的财政预算案预测全年经济增长2%至3%。然而，暴力活动的负面影响使香港经济状况急转直下，2019年11月港府对当年GDP实际增长的预测下调至-1.3%，这是香港经济自2009年以来首次出现年度负增长。如果2020年社会失序持续，消费和旅游业将萎靡不振，而不稳定的外部环境也将严重影响境内外投资者的信心，香港的经济前景将越发黯淡。冲破“黄色经济圈”，港府应有所作为第一，尽快扭转香港社会的泛政治化倾向。从2014年的“占中”到2019年的“反修例”，香港已经逐渐沦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政治城市”，过去多年累积的核心竞争力被严重侵蚀。尤其是年轻一代港人受到教育和网络新媒体的影响，已彻底被不合香港社情的西方价值观洗脑，完全不在乎经济下行的风险。香港除了内忧还有外患。作为反修例骚乱的幕后黑手之一，台湾当局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目前的台湾社会，政治已凌驾于经济甚至是司法之上。从蔡英文近一年多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为了选举，一切事务都可以被政治化。港人福祉、台湾民众利益、台湾社会的未来和前景，在选举面前都是可利用的炒作素材和与各方势力交换的筹码。港府应在新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下，改变施政思路，转变工作方式，在关注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同时，尽快扭转本地泛政治化倾向，保持香港长期稳定和繁荣。第二，重塑理性和谐的社会气氛。只有深入剖析产生社会分裂、出现不满情绪的根本原因，重新审视港府在民众中的形象，通过有效的传播方式促进“蓝丝”和“黄丝”的沟通与互动，这样才能对症下药，促进社会团结与和解，减少社会对立与冲突。此外，在充分了解香港青年人的新需求、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基础上，港府应该为广大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逐步提升他们对内地、对国家和对自身身份的认同。第三，坚守“一国两制”，谨防境外势力。部分西方国家试图利用香港牵制中国大陆发展的意图已表现得十分明显，但种种迹象表明，外国势力似乎并无意挑战“一国两制”的底线，毕竟只有维持现状才能让他们在香港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得到充分的保障。然而，为了限制中国的高速发展，国外势力必须在整个香港社会创造“恐中反共”的氛围，在意识形态上造成内地与香港的对立，使香港服务大陆的“中介”价值无法充分体现，从而为内地的发展制造阻碍。如何扭转这种局面，让香港成为“一国两制”最好的范例，并以此助力台海两岸和平统一，这是摆在港府面前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雷鼎鸣 2020-02-24 香港经济在2019年开局时已显露不妙迹象，当时最大的困扰因素是中美贸易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科技战。一旦中美贸易战拖延时日，香港进口与出口二者皆损，比起大陆或美国，本港受到的影响更大。 香港经济进入技术性衰退香港经济在2019年开局时已显露不妙迹象，当时最大的困扰因素是中美贸易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科技战。香港GDP最大的板块是进出口贸易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物流业（去年约占GDP的21.5%），而进出口贸易中，转口贸易更是重中之重。一旦中美贸易战拖延时日，香港进口与出口二者皆损，比起大陆或美国，本港受到的影响更大，因为后两者的GDP只受贸易顺逆差的影响，亦即出口值减去进口值。中美贸易战在2018年春天已拉开帷幕，此后好坏消息交替，市场反反覆覆。恒生指数相对于GDP，是一种领先指数，可粗略地预示未来实体经济的走势。在2018年1月份，恒生指数创下33,154高点，而到了2019年1月初，恒生指数总共下跌24%。在6月中以前，香港的暴乱尚未发生，恒生指数的变化只是贸易战的表现，而非暴乱。我们若要估算第一阶段贸易战的影响，可比较2018年股市峰值和2019年动乱发生之前的4月份峰值，从中可得知恒指总共下跌了9%，这其实就是贸易战对股市的影响结果。恒指是一领先指数，随后的实体经济，同样也有变化。香港GDP在2018年获得3%的增长，2019年第一季度GDP经季节性调整后比上一季度增长了1.3%，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则下降了0.5%，第三季度已受到下半年暴乱的影响，GDP比第二季度又再跌了3.2%，香港经济正式进入了技术性衰退。香港出口与投资都有明显收缩。2019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实质出口降低3.7%，实质投资下挫7%；到了第二季度，出口下降幅度加剧，比去年同期跌了5.4%，实质投资缩减10.8%。楼价方面，2018年5月底，贸易战影响未浮现前，中原地产楼价指数是180，到了2019年1月初，该指数已跌至172，但香港楼价高企的主要原因是供应短缺，这一因素力量强劲，到了6月底，指数又被推高至190点，香港经济虽然有下行压力，但是楼价不易出现断崖式下跌。港元安稳如山在5月左右，有些国际炒家扬言港元危如累卵，其根据是之前的一段时期，香港各银行在金管局开设户口的总存款，亦即俗称的总体结余（aggregate balance）大量流出。根据这些炒家的认知，当总体结余归零时，香港便再无外汇储备，港元便再也撑不下去，联系汇率也就寿终正寝。此种认知错在不懂香港联系汇率的机制及资金进出香港的历史。从2018年3月美国加息前到2019年5月，香港银行总体结余的确从1,797亿港元下降至543亿，跌幅达七成，但这其实并不构成问题。原因是自1998年9月开始，联系汇率的机制早已改变，量度资金进出的数据，只可能是包含了流通钞票、总体结余及外汇基金票据在内的货币基础（monetary base），而货币基础在上述同一时段虽然下降了6.1%，但其后又再回升，而且这次之所以下降，其实是因为金管局刻意为之。从2008年9月金融海啸开始，因美国实施了量化宽松的政策，大量资金涌入香港，到2018年3月共达等同1,389万亿港元的外汇，若这笔钱不作处理，会造成香港极严重的通胀。金管局除了不断用外汇基金票据此等发债的方法吸走这笔资金外，亦很想这笔本以为是热钱的资金早日自动离开，因此在美国加息后，香港故意不跟随，亦乐见部分资金离开。香港外汇储备今天有近4万亿美元，流走1,000亿，不可能构成港元危机，鼓动市场沽空港元的国际炒家，若按自己的建议去做，必有重大损失。在此之后，网上亦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谣言，说有人用了5,000亿美元去沽空港元，这些说法全无事实根据，与香港金融现实完全不符，港元市场至今仍风平浪静。暴乱把香港经济推向负增长2019年下半年香港经济情况又有重大变化，贸易战的困扰已为市场消化，但暴乱从7月1日暴徒攻入立法会拉开序幕，持续至年底仍未止息。我们不妨先用恒指这一领先指数去评估情况。从暴乱前只反映贸易战影响的4月8日阶段性高峰到12月中旬，恒指再下挫8%左右，这等于香港股市总市值的账面财富蒸发了1万亿港元左右，比香港一年的GDP还要多。若非在港上市的股票中业务不太受香港社会影响的内地企业较多，恒指下降幅度会更大。股市的下挫，也的确反映了香港经济面临严峻的局面。第三季度香港实质出口量比去年同期下跌7.1%，实质投资收缩了16.3%，连一向较为稳定的实质私人消费也跌了3.4%，必需品的食物消费下降了7.8%，非本地居民的实质消费更急跌了31.7%。此种低处未算低的情况，在10月份依然持续，当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比去年同期仍有24.3%的跌幅。楼市也顶不住下行压力，12月初的中原地产指数已从6月底的191回落至179。财政司司长也多番指出，今年全年经济很大可能出现负增长，香港政府会出现财政赤字。香港经济较少出现负增长和财政赤字，就连有非典困扰的2003年，香港的GDP增长也有3.2%（过去最惨重一次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有5%的负增长），而明年有大概率继续出现负增长。中美贸易战若无重大转机，香港自身的负面因素将无法被抵消。法治与年轻人生产力受损什么因素对香港经济破坏最大？街头暴乱对零售及旅游业固然有很大的冲击，重建香港的公共设施及受到破坏的店铺，表面上有助提供就业，支持GDP，但这只是花力气去修补过去受到的破坏而已，对市民的福祉并无提升。不过，上面所述的负面影响，还远远比不上法治及年轻人生产力受到的损害。香港人素来重视法治，亦视守法为理所当然，但几年前所谓的“违法达义”口号出现后，法治已现裂痕。2019年下半年的动乱中，年轻人无法无天，到处封路纵火，甚至公然焚烧途人及掟砖杀害路过长者。警方在两所大学中搜出未及使用的汽油弹竟有八千之数，若非警方及时破获一些藏械案及瓦解一些炸弹制造工厂，情况恐怕更严重。正常的投资者怎可能对港不起戒心？中央政府宣布将深圳设为“先行示范区”，这是十分合理的B计划。本来大湾区的发展可以香港为核心，但现在香港风险急增，不可能太倚靠它了。香港未来的发展，亦相当大程度不能充分利用大湾区这一拥有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年轻人生产力受到侵蚀的问题甚至比法治受损更严重。年轻人在规划人生时，本可将时间精力投资在有建设性的生产活动之上，而非学习如何斗争及破坏。然而，当他们走上后一条道路时，斗争手法越来越熟练，其所得的报酬日渐提升，他们便更难重回生产建设之路。这些年轻人的活动对一己之私也许有回报，但对社会产值及财富却无助益。任何地方经济的创新及发展都需年轻人的参与，香港在这方面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助力，前景堪忧！法治及年轻人生产力受损，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非短期全部可体现，因此香港经济败坏的速度未必很快。若无重大不可预见的转机出现，香港经济将会慢慢地走下坡路，这一趋势不易逆转。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19-12-30 在违法占中运动后，香港有很多评论认为建制派已失去年轻人支持，但笔者却持不同看法。建制派失去的，不仅仅是青年，而是香港的公民社会。作为公民参与的重要部分，历史上不少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都是由这些组织团体推动，并慢慢汇聚成有生命力的公民社会。 在违法占中运动后，香港有很多评论认为建制派已失去年轻人支持，但笔者却持不同看法。建制派失去的，不仅仅是青年，而是香港的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有很多不同的定义，笔者所指的是由共同价值观结合的组织，即透过各自联系建立社会资本、进一步转化及孕育出政治气氛进而推动社会改变的团体所组成的有机体。作为公民参与的重要部分，历史上不少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都是由这些组织团体推动，并慢慢汇聚成有生命力的公民社会。爱国爱港阵营与公民社会的矛盾世界各地的公民社会，大多由年轻人推动，因为他们不是既得利益者，对推动社会改革有较大作用。现时建制派不受年轻人欢迎，不是因为建制派亲大陆，而是因为建制派欠缺针对香港问题的论述，根本未能与当下的公民社会产生互动，更遑论有任何合作。今天我们常说建制派失去青年，根本上是一种误判。现时问题是建制派要无条件支持政府，而青年一代大部分人则是积极参与公民社会，向政府施压。建制派失去的是公民社会，而非仅仅是青年一代。现时香港面临的不是建制派与青年之间，也不是政府与青年之间，而是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在回归后没有得到纾缓，反而是通过一波又一波社运掀起一次又一次反政府运动。当然，其中也夹杂着很多其它元素，但政府及社会之间的矛盾是关键之处。回归多年，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中央投入那么多资源，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仍未能改善，导致青年人对政府及建制派仍缺乏认同，甚至产生厌恶及憎恨的心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两地文化及结构不同，因此有关部门经常在分析及落药时出现问题。最主要的不同其实在于两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有很大差异。在内地，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执政党领导政府，政府针对市场实行宏观调控，相对而言公民社会处于弱势，也甚少有国际联系。这就是中国公务员所在的环境，行政手段基本上能压倒一切。然而在香港，我们一直说“小政府、大市场”，却还少算了一样，那就是非常发达且国际化的公民社会。这个公民社会由不同的非政府组织组成，拥抱不同的理念——有的争取不同的社会诉求，有的为社会不同层面出力，有的是全球性非政府组织的亚洲或香港支部。这些组织不一定都反政府，却会针对现时社会问题作出一定响应及提出要求，因此政府和公民社会往往在某些方面会出现对立。因此，当内地公务员到香港调研或者任职时，很多未能明白这个结构环境的不同。由内地只有一个执政党、大政府、政府宏观调控市场以及弱公民社会的环境，一下子来到香港这个小政府、大市场、超活跃国际公民社会的环境，有很多情况未必能够在短时间内理解，他们很容易出现误判及开错药的情况。看到人心依然未回归，我们必须要承认，过去22年的治港方略并没有成功，甚至可以说是失败的。以立法建立健康的公民社会环境既然如此，那么香港面临的一个根本问题是，爱国爱港阵营该如何面对活跃的公民社会？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通过两方面去努力。第一是利用立法去改善香港的社会环境，第二是处理爱国爱港阵营内部的关系。这两步并不能马上处理好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却是必要的准备功夫。立法并不是要限制香港公民社会的发展，而是要导正香港的客观环境，帮助我们重新建立健康的公民社会环境。首先是互联网保护法，又或“假新闻”法，类似于新加坡今年刚推出的针对互联网上假新闻的法律。在由逃犯条例修订所引起的一连串社会运动中，反对派利用互联网不断传播假新闻，煽动仇恨及恐惧，导致社会充满不信任。获得正确的信息是公民应有的权利，也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杜绝网上的假新闻。香港可以参考新加坡制定的有关法律，构建健康的信息环境及公民社会。这是建制与公民社会建立良好关系的第一步，否则无论投入多少资源，建制派都会被造谣传谣的反对派抹黑，事倍功半。其次是参考美国相关法律，订立外国代理人法。虽然公民社会的特性就是国际化，但国际化界线应仅限于信息交流及互相学习，而并非以国际化及自由之名干预它国内政。美国早已制定外国代理人法，以防外国组织渗透及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可惜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国家及港府却始终未就这方面研究立法，导致外国许多机构可随意干涉及影响香港的社会运动。如果外国势力能够不受法律限制地继续操纵香港的公民社会，那么爱国爱港阵营与之角力就很难有良好成果。厘清爱国爱港阵营内部关系在管治香港时，爱国爱港阵营内部有几组关系要处理好。虽然有时候模糊可以带来灵活性，但现时香港显然需要的是规范。中联办、香港特区政府及建制派政团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很清晰地确立下来。第一是中联办与建制派的关系。二者究竟是上下级关系，还是合作关系﹖在这次风波中，中联办希望建制派全力支持逃犯条例修订，结果港府却撤回，引发建制派内部有关问责的争论。第二是中联办及港府之间的关系。中联办应林郑要求，表态支持逃犯条例修订，这说明港府能够要求中联办协助，但反过来却不行。是因为机制上中联办有责任支持港府，港府却没有责任支持中联办？中联办是中央派驻香港的代表机构，那它是代表中央还是只是地方政府的助理？在“一国两制”框架之下，中联办与港府的关系很微妙，但这种模糊关系在现时环境下却并没有正面意义，因此明确界定二者关系就变得很迫切。第三当然就是港府与建制派的关系。现时特首只把建制派视为举手机器，有需要时就叫中联办“按掣”，无需要时就随时出卖。在逃犯条例修订开始到区议会选举这半年期间，此种情况已不只一次出现。政府不断利用建制派而建制派不断被出卖，这种畸形关系注定不会长久。如何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重新将政府及建制的关系变为双赢的长远关系，这是未来爱国阵营必须要思考的问题。以上的三组关系对香港的管治极其重要，也关系到香港爱国爱港阵营与公民社会的矛盾。中联办、特区政府及建制派政团三者在面对香港的公民社会时，究竟各自应该负责什么工作？正如以上所言，政府的工作应该是立法并营造良好健康的公民社会发展环境；中联办的任务是通过调查研究进行各类宏观调控工作；而各个建制政团则立足实际工作，在微观层面上与公民社会进行建设性交流及合作。三者的关系应该是互相合作的多赢关系，而非个别利用的短期关系。处理好与公民社会的关系只是良好管治的一环，但香港的公民社会极其活跃及国际化，爱国爱港阵营应该梳理好内部关系，分工合作，实现与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否则在管治上只会继续陷入被动的局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澜昌 2019-12-11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社会评价不高，满意度仅为二成多。此结果实属预料之中。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新一份《施政报告》，社会评价不高，满意度仅为二成多。此结果实属预料之中。第一，六月以来的黑衣暴乱固然令特区政府宣布撤回“逃犯修例”，但是他们争夺管治权的图谋还在继续，出于为反对而反对的原因，他们也不会给林郑打高分。第二，中间派市民近五个月来受社会动乱影响甚深，无法正常上班和生活，对政府有怨气，而《施政报告》并未能展示有效措施令其恢复信心，所以他们也倍感失望。第三，建制派本来就不满于特区政府的软弱，认为政府向黑衣暴徒投降，止暴制乱不力，打击暴徒手软，不能保护建制派议员办事处和亲大陆的商铺，迟迟不能以强力恢复秩序，并指责政府在区议会选举中偏袒反对派，所以也不会对《施政报告》给予好评。未能重振市民信心《施政报告》出台的前后两个周末，香港街头都相继发生打砸烧的暴乱行为。市民迫切希望政府拿出有力措施，使香港尽快恢复正常秩序，可《施政报告》只是笼统表示，“在过去四个月发生了超过400 场示威、游行和集会，往往都演变成暴力抗争，导致超过1,100人受伤，及超过 2,200人被捕。少数暴徒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攻击和破坏，并以‘起底’、‘私了’对待持不同意见的人士，令香港陷入了混乱和恐慌。”应对措施方面，《施政报告》只是一句带过，“特区政府除了竭力制止违法行为、支持警队执法、确保各个部门和公营机构尽力应对以减少对市民的影响外，亦会尽一切努力尝试以其它行动与社会一起走出困局。”报告不但没有严厉打击暴乱活动的举措，反而强调那些对镇暴没有正面作用而只是显示政府官员没有立场的对话。这不但令一般市民失望，也让站在一线的警队灰心。只字不提《禁蒙面法》在《施政报告》出台前不久，特区政府终于公布了《禁蒙面法》，这为镇暴多提供一个有力手段，暴徒们自然极力反对。实行《禁蒙面法》后，他们当然不会自动屈服，当然要反抗，但这不能说明该法无效。事实上，许多西方国家早就实行该法，而且收到非常好的实效。香港当下实行该法，重要的是政府和警队需要有一定的力量来执法，要研究当前执法遇到的问题，例如，如何划清一些灰色地带的界限，制定执法细则，分清宽严尺度。报告完全不提这一法律，不仅令警队无所适从，而且令建制派认为政府又要当缩头乌龟。此举只会让暴徒和反对派有恃无恐，气焰越发嚣张。回避当前暴乱性质《施政报告》既不敢批评反对派的犯罪行为，也不敢批评美国及台独等势力的干预，甚至不敢提及修改《逃犯条例》的初心是为送陈同佳回台湾受审，使得这一届政府仅有的一点道德高地都完全丧失。这次动乱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反修例，而是反共、反中，谋求港独和“颜色革命”。虽然相当多的反对派不一定都有此要求，但是暴乱者的口号是赤裸裸的，毫不掩饰，如“天灭中共”、“滚回支那”等等。至于砸中联办，侮辱国旗，侮辱国家领导人，砸中资商铺，更是铁证如山，但是报告对此视而不见。特区政府既不能保证亲大陆的商铺有安全的营商环境，也不能保证中国银行的柜员机不被砸坏，更不能保证中联办等代表国家的机构不受侵犯，那么特区政府凭什么去落实“一国两制”？不敢处理治安问题《施政报告》表示，稍后会邀请一些社会领袖、专家、学者，深入独立地检视香港的社会矛盾和须正视的深层次问题。这些根本性问题的确需要深入探究，尤其因为香港社会多元化，要求得共识不容易。这次动乱，有人说根本原因是经济问题，有人说是政治问题，有人说是两者的结合，总之见仁见智。然而，在有些问题上各方已经达成共识。例如，有人侮辱国旗和国歌，殴打讲普通话的游客，用“支那人”谩骂大陆人，各方都认为港府必须首先处理这些基本社会治安问题。当前香港秩序还没有恢复正常，可是《施政报告》不敢指出棘手问题，或视而不见，或绥靖暴徒。如果连这样的基本治安问题都不敢碰，那如何去研究和解决深层次问题？更不要说改造香港的上层建筑、推动去殖民化、培育爱国主义精神了。此外，普选问题、23条立法问题，虽然目前还不宜摆上政府议事日程，但是由于事关香港未来前途，政府是否应该明确告知市民，它们属于还没有落实的《基本法》条文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无力举办公平的区议会选举特区政府就候选人资格问题缩骨，不敢对DQ港独拍板，而是推给基层选举主任去决定。这是特区政府最受批评的地方。本来，暴乱已经严重侵蚀区议会公平安全的选举环境，建制派的办事处被砸，标语被撕，助选人员被打，建制派要求押后选举，特区政府担心被再度围攻，推说没有法律基础延后，事实上引用《紧急法》是可以这样做的，但是政府显然没有这样的胆识，也没有这样的责任感，完全不考虑建制派的输赢，只求不要再有生事的借口。对于“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一港独行动纲领口号，特区政府不敢明确反对，而是推给基层选举主任去判断，这令许多建制派不齿。事实上，当前主张“港独”及为美国而战的人士，甚至暴乱分子，都想在区议会选举中摘桃子，收割动乱成果。特区政府的应对策略是避免激起政治纷争，但其回避和绥靖的态度，不但伤害了建制派，实际上也不利于特区政府往后的施政，拨乱反正更无从谈起。特区政府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含糊其词，实有负中央嘱托。“派糖”无助于解决民生问题“派糖”是港英政府留下的施政手段，以小恩小惠去平息市民的不满。在当前局势下，特区政府将重点放在这方面无可厚非，但是撒面粉一样的“派糖”，既没有提高政府威信，也无助于解决实际民生问题。第一，反对派预先已表明会在立法会闹事，林郑提前做好了录像宣读报告的准备，但反对派的破坏还是得逞。如果特区政府略有政治智慧，完全可以利用这次“派糖”陷反对派于“不义”，使市民大众认清他们的丑恶面目，并明白他们的恶行直接损害市民的切身利益，可是特区政府依然采取逃避、躲藏的策略，主动放弃管治权。第二，“派糖”分散使用财力，处处洒毛毛雨，处处不解渴。市民大众最为关心的全民退休保障问题，完全不予涉及。由于在重大利益问题上没有重大“惊喜”，当然无法得到市民的喝彩。第三，香港民生问题的关键，涉及特区政府如何做好“二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这是香港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特区政府没有以暴乱为契机，推出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举措，既错过一个得分的环节，也失去了政府及早着手改革弊政的时机。土地房屋政策无亮点土地供应短缺，楼价世界最高，置业困难，向上流动无望，累积社会严重不满，这导致年轻人成为此次反政府及暴乱的基本力量。因此，部分地产商已主动捐献新界农地，对于政府收地开发的措施也不再强烈反对。应该肯定的是，政府已经意识到过去施政不力，故此在这份《施政报告》中对此着墨较多，也提供了方方面面的措施。有舆论批评政府为托市而放宽价值800万港元以下楼宇按揭，或造成负资产风险，这其实有失公平。因为这的确为一些有能力供楼而首期不足的年轻中产提供了机会，至于供楼风险，购买者应该自己对市场走向作出判断，不能苛求政府包打天下。然而，为什么市民还是没有大声鼓掌呢？问题有三：第一，《施政报告》没有提出令社会大为惊喜的政策，例如当前公屋上楼需5.5年期，报告未能提出缩短上楼时间的举措，实际上连提前上楼的希望也未能给市民。第二，长期困扰香港的收地建楼官僚程序，导致土地房屋供应不足的难题不能快速解决。这份报告对此完全没有涉及，而明日大屿填海计划是十多年后可望不可及的“梦想”。第三，对于一些明显向基层市民倾斜的举措，政府还是不敢施行，例如完全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用来建公营房屋，既可表明政府短期可缩短上楼时间的决心，也可表明政府向基层市民倾斜的理念，可是政府还是不敢碰。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人都呼吁政府在土地房屋问题上要有石破惊天的大动作，如此才能重建政府权威。1967年香港乱局后，港英政府大刀阔斧地推出十年建屋计划，大大缓解社会矛盾，可相较之下，特区政府还是像小脚女人，裹足不前，没有令人眼前一亮的新政策。从国际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调整香港管治这次暴乱事实上已经折射出特区政府的两大症结：第一，不能摆脱地产商等既得利益集团的约束，集中表现在二次分配和土地房屋政策上。第二，政府管治效率低下，既表现在止暴制乱不力，令社会动乱时间拖延，暴乱的波及面广泛，又表现在土地房屋问题悬而未决，令问题积重难返。这都已经令政府认受性流失殆尽。至于青年教育、教师队伍、法律队伍、传媒等问题，凡涉及到“去殖民化”等站在一国立场的认识与行动，目前看来都没有摆上政府的议事日程。因此，各方要求更换港府官员的呼声此起彼伏，指出当前的班子不利于香港拨乱反正，不利于“一国两制”沿着正确健康的轨道走下去。然而，官员是否下台，主要的判断指标应该是止暴制乱的成效。如果街头逐步平静，那么市民会继续支持政府，尽管这班人马的施政主要是应付式的守成。更重要的是，解决深层次问题不在香港公务员能力范围之内，它是一个重新思考“一国两制”实施方略的系统工程，需要中央从国际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谋定而后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9-11-07 面对香港的骚乱，澳门社会上下一致反对和拒绝参与骚乱，发出了“一起守护澳门”的理性声音，维护了澳门的安定与繁荣。澳门社会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 澳门与香港地理位置相邻，生活方式相近，同属中央政府管辖和授权、实施“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面对香港的骚乱甚至部分港人的挑唆，澳门社会上下一致反对和拒绝参与骚乱，发出了“一起守护澳门”的理性声音，维护了澳门的安定与繁荣。澳门社会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是完全“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为什么一衣带水的两个城市却对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骚乱有着截然不同的认识和态度，这值得我们深刻剖析，以完善“一国两制”的科学发展。第一，澳门的回归基础与香港截然不同。回归前，澳门经济凋敝，连续出现负增长，市场萧条，失业恶化，尤其是社会治安混乱，恶性案件屡见不鲜，居民的生活受到严重影响。澳门社会都期盼着“回归”可以带来根本性改变。事实上，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回归后仅一年，澳门即扭转了经济负增长的局面，澳门治安也得到根本好转。澳门从此进入到经济发展、社会详和、人心归顺的“一国两制”践行期。2017年强台风“天鸽”侵袭澳门，解放军驻澳部队在澳门特区政府请求和中央政府依法批准下，紧急出动千人，连续三天三夜投入协助澳门的一线救灾工作。解放军不辞劳苦，与澳门市民在澳门街头并肩作战，守护澳门家园的情景深深烙印在每个澳门人的心中。澳门人民体会到祖国的“患难见真情，军民鱼水情”，也体会到祖国给予澳门的安全感，爱国情感油然而生。第二，澳门社会铭记“背靠祖国”才有经济发展奇迹。回归后，为支持澳门发展，中央政府全力在开放“自由行”、CEPA等各方面给予澳门发展所需的各项政策支持。在中央政策红利下，澳门博彩和旅游业得以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国际化都市。2006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首次超越香港，达2.98万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近年来，国家“十二五”、“十三五”规划和相关政策进一步支持澳门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发展，澳门的会展、金融、中医药和文创产业也渐有起色，推动澳门经济适度多元。2018年，澳门人均本地生产总值达8.26万美元，排位世界第三。面对经济的飞速增长，澳门始终记得，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全力支持和“一国两制”的科学实践，澳门不可能创造如此辉煌的奇迹。第三，澳门与香港具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爱国爱澳”是澳门的核心价值。新中国成立以来，澳门已经培养和孕育出很好的爱国爱澳氛围，在澳门几代人的努力下，潜移默化地将“爱国爱澳”这一核心价值牢牢地植根于澳门，为“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贯彻打下良好基础。首先，回归以来，澳门特区政府全面落实《澳门基本法》，注重爱国主义教育。《澳门基本法》第23条规定：“澳门特别行政区应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国、分裂国家、煽动叛乱、颠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窃取国家机密的行为，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澳门特区积极履行基本法赋予的宪制责任和神圣义务，弥补立法空白，全面承担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2009年2月25日，澳门特区立法会经细则性讨论和表决，高票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广大澳门市民在立法过程中所凝聚和展现出来的爱国爱澳情怀，成为澳门特区持续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财富。其次，澳门的爱国传统通过爱国社团不断传承，紧密连结了社会基层。无论是在澳葡政府时代，还是在回归后的特区政府施政下，澳门的社团反对殖民统治，拥护“一国两制”，代表基层反映社会民生问题，保障居民社会权益，帮助弱势群体，为政府和基层民众沟通发挥了桥梁作用，使澳门社会得以和谐稳定。同时，特区政府也积极通过与社团合作，在澳门社会开展《基本法》教育，进行爱国主义宣传；开展澳门和祖国内地的人文交流，深化社会基层对祖国的情感，将爱国爱澳的核心价值传承下去。第四，爱国教育和国情国史教育使青少年国家认同远优于香港。澳门一直以来重视青少年的爱国教育。首先，一系列法律法规为澳门特区开展国情国史教育及爱国爱澳教育奠定了制度基础。2006年，澳门特区政府修订了《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将“爱国爱澳”、培养对国家和澳门的责任感确定为教育总目标，从立法角度将民间的自觉行动转化为法律订定要求。2011年公布的《非高等教育十年规划（2011－2020）》也将“爱国爱澳”纳入教育方针和落实方案。其次，澳门特区中小学一直以来都较为重视国情国史教育的延续与发展。有教育学者认为“现在澳门传统的历史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比内地在某一程度上还要深厚和丰富”。虽然澳门在历史教育没有统一教材，允许学校根据需要选择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地的不同教材。2016年以来，澳门教育暨青年局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合作，开始编写专供澳门地区使用的教科书，在品德与公民的教材编写中，内地与澳门的老师专家都有参与，双方的观点也达成平衡。因此，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澳门学校选择使用。同时，在课堂外，澳门教育暨青年局推动了全澳学界升旗仪式、促进学校爱国爱澳教育资助等爱国爱澳教育的工作项目，帮助青少年了解国家发展，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第五，澳门青年的生存状态及对未来的预期与香港青年不同。2006年，澳门特区政府在《非高等教育制度纲要法》内，实施15年免费正规教育。澳门青年中学毕业升读大学的比例近年来始终高于九成以上。澳门社会失业率从2009年的3.5%下降至2018年的1.8%，就业不足率从1.8%下降至0.5。在充分就业环境下，澳门青年就业的选择空间和成长空间都相当可观。同时，青年就业收入也不断增加。2009年大学毕业的澳门青年薪酬约为8,000澳门币，而2018年这一数字则约为15,000澳门币。虽然面对不断高涨的楼价，澳门青年也有巨大的压力和无力感，但大部分青年仍相信可以通过努力改善生活和向上流动。研究调查显示，澳门青年普遍有强烈的社会安全感、幸福感、信任感和满意度，持续三年有超六成的澳门青年表示感受到较为强烈及以上的安全感。同时，在特区政府的引导和内地的交流中，越来越多的澳门青年也意识到祖国在科技等各方面的强大发展，个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澳门和祖国的发展与联系。在香港，特区政府未全面实行15年免费教育，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都非常市场化。基础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的分配较为不均，教育素质也难以看齐。香港青少年在接受基础教育时便因为这种不均，开始了社会阶层的分隔。虽然近年来，香港政府将本地青年接受专上（高等）教育的人数比例从早前的两成提升到七成左右，但是社会阶层固化并不再因教育而改善。近年香港经济过度依赖地产和金融，产业结构单一和空心化，新创造的高技术就业机会更加有限，使更多新毕业的香港青年只能流向低技术职位。虽然香港也实现了充分就业，但专上学历在职贫穷却增加。根据香港政府公布的数据，2017年全港贫穷率为20.1%，平均每五人一个穷人，九年来最高。当中2.7万人是具有专上教育程度的在职贫穷，半数是30岁以下的青年；儿童贫穷率也高达17.5%。社会阶层固化，低阶层青年即使努力工作也无力改变贫困，使他们丧失了希望。第六，特区政府落实“改善民生”为主的施政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澳门的社会矛盾。澳门在第一、二届特区政府的带领下，实现了澳门经济飞跃发展的神话，财政盈余也不断丰富。2008年，面对金融海啸的冲击和本地居民消费疲弱，时任澳门特区行政长官何厚铧提出“现金分享计划”，通过政府直接派钱，达到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协助澳门居民对抗通胀等目的，到2019年“现金分享计划”已连续进行12年。第三、四届澳门特区政府更逐渐把“改善民生”作为施政的主调之一，并进行落实。虽然澳门民众对楼价、医疗、交通等深层次问题也有诸多怨言，但澳门特区政府持续优化双层式社会保障、社会援助和社会福利构成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充实惠民措施。社会财富的二次福利分配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澳门社会发展的矛盾。目前，澳门社会保障覆盖全澳市民；经济援助、弱势家庭特别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经济困难学生等津贴逐年提升，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15年免费教育、非高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津贴也减轻学子和家庭的负担。以2019年为例，澳门特区政府对全澳门约67万居民的经济补贴和成果分享支出约为187.47亿澳门元。反观香港，其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特点是低水平、窄覆盖，强调为社会中最不能自助者，如最穷困、年老和伤残人士等提供帮助。到目前为止，香港还没有建立起全民退休保障制度，作为香港社会保障主体的综合保障援助金的领取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偏低，能够享受公屋福利的居民也局限于收入较低的居民。虽然香港经济因地产和金融行业而支撑，但其它行业的从业人员以及大部分青年并未能分享到香港发展的红利，反而因为地产和金融的拉升作用，生存状态日益下降。香港特区政府也未能在社会发展不均、贫富差距加大之下改进社会财富合理二次分配的福利制度，改善香港的民生状况。综上所述，虽然澳门与香港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别行政区，但回归20年来，澳门特区在传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重视历史教育和国家认同、落实“改善民生”、推动青年向上流动等方面都做出了很多努力，实现了澳门社会的安居乐业、稳定繁荣，成功的践行了“一国两制”的科学设计。虽然澳门在社会发展中也有许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但是社会大众普遍看好祖国和澳门的未来发展。相信抓紧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用好用足国家给予澳门的政策，可以成就澳门社会的繁荣和稳定，谱写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而香港的这场骚乱，暴露的是香港社会长时间未被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包括政府运作高度依赖土地财政以及相关税收；政府高层官员缺乏政治担当，习惯于不作为；产业结构单一，经济发展结构失衡；社会阶层固化，低阶层青年没有发展希望和空间；社会财富二次分配的福利制度不足等。而这些问题，正可以在国家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寻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希望香港社会可以尽快平息骚乱，以理性开放的态度，正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时代机遇，善用“一国两制”赋予的优势，分享祖国发展的百年机遇与成果，再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