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0-12-02 香港政府应该有一个长远和清晰的土地和房屋政策，而不仅仅只是针对目前短期的楼市泡沫采取一些短期性政策。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房屋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能否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相继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大量热钱进入国际市场。由于亚洲等地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受金融海啸影响较小，两年来经济保持稳定较快发展，使得大部分热钱都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使得这些地区资产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香港楼价两年急升47％ 令形势更为严峻的是，今年11月美国正式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说2008年美国实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在紧急情况下针对美国信贷危机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的话，这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是把这种非常手段变为一种常态化的刺激经济增长和缓解美国失业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这种政策工具的常态化，意味着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将进一步贬值，而更多的热钱流向新兴市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资产泡沫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在这次G20国际峰会上遭到强烈批评的原因。 香港作为一个和外部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在美国货币“洪水”冲击下，资产价格尤其是楼市的价格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连特首曾荫权也指出，目前宏观环境极不正常，是他公职生涯中前所未见的。 截至今年10月底，楼价在过去20个月已经急升47%，1000 平方呎（1平方呎约为0.09平方米）或以上大单位房价已较97年夏天香港地产泡沫最高峰的时候高出9%，700 至1000 平方呎以下的中型单位房价亦只比历史最高位低5%。金管局提交给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文件中显示的结论也基本相同。另外，金管局最新资料显示，楼按平均按揭贷款额已达250 万元，贷款人选用的供款期平均长达275 个月，即23 年才供完，为1998 年6 月以来最长年期。香港民众供楼负担沉重，为蜗居做房奴，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晰显现出来。更有投资银行预测，从现在到2012年，香港的楼价还要升40%。 此次楼市价格快速上涨，除了资金过多等因素，主要是这几年来，政府土地供应严重不足所致。今年以来，虽然香港政府推出一系列打击短期炒楼的措施，但未能起到冷却楼市的效果，其中主要的关键是，港府并未真正以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来理顺楼市。 香港政府虽然推出了帮助没有资格申请公屋、又买不起私人楼宇的夹心阶层置业的“置安心”计划，但这个计划只规划了5000套住房单位，而且每年只供应1000个单位，对香港整体楼市的需求量来说，供应量远远不够。而且首批1000个单位预计要到2014年才可以使用，可谓“远水救不了近火”。 高楼价阻遏经济转型 现在香港社会上关于复建居屋以及通过恢复定期拍卖土地来增加房屋供应量的呼声很高，香港政府应该认真考虑这些建议。除此之外，香港政府应该有一个长远和清晰的土地和房屋政策，而不仅仅只是针对目前短期的楼市泡沫采取一些短期性政策。因为对香港这个土地面积相对狭小的国际大都市来说，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房屋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能否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温家宝总理曾多次指出，香港要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需要解决好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里面主要包含香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所面临的两个重大结构性问题。 在经济上，香港的产业结构越来越向金融、地产以及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等行业集中。特区政府在过去十多年曾经做过很多努力，试图让香港的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包括培育科技资讯产业、“数码港”计划、“中药港”计划，近年又计划发展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以及教育服务这六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成效不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过高的地产价格和房屋租金，不利于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初期利润率可能不太高的新兴产业发展。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家更不愿意将资金投入这些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而宁愿以周期较短的“钱生钱”的模式来进行金融投资和地产炒卖。其结果是只有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地产以及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适合在这种高地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从香港零售业模式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高房价高租金的经济环境的影响。过去香港有很多有特色的个体经营的餐馆、书店、小商铺，都因为租金不断上涨的原因而结业，只有大规模的连锁商铺、超市和快餐店才可以生存下去。即使是些大规模的连锁快餐店，由于使用的员工较多，面对商铺租金不断上涨的压力，也只有通过尽量压低人工价格，来维持利润率。这也是香港为什么近年在讨论最低工资立法的时候，快餐饮食业的企业家最为抵制的原因。...

天大研究院 2010-11-12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香港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从产业政策、交通基建、区域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参与。这样，才能在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找到自己新的角色，避免被边缘化的危机。 十月份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于国家即将推行的“十二五”规划，香港应当扮演一个更积极的角色，不但对香港本身开拓新的商业机会有巨大好处，而且也能对国家的开放和改革作出更大的贡献，从而提升香港在国家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地位。 战略眼光慎思香港未来定位 香港人过去对内地政府为发展经济而制定的各种规划和发展战略的认知颇为有限。比如说，前一段由国务院颁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珠三角规划》”），引发香港各界关注，但很多人都只关心其中有无对香港有好处的内容，而未能从国家宏观战略布局来看待这份《珠三角规划》后面的政治经济含义。 其实就在《珠三角规划》颁布的前后，国家先后公布了有关长三角、福建海西经济区、江苏沿海地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辽宁沿海经济带、广西北部湾等区域规划纲要，未来还有几个区域规划纲要会陆续批复。如此密集地颁布地区性的发展纲要，其后面体现了国家发展区域经济的战略意图：就是中国未来将发展出十几到二十个经济增长的核心区域，每个区域将形成有几千万人口的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们每个区域的经济规模将来都可以相当于一个韩国。 多中心、多增长极的发展战略蓝图勾勒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香港需要认真考虑自身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作用。虽然未来国家会逐渐重视多中心发展，但珠三角仍具备雄厚实力，仍是国家第一层次的三大战略区域(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之一，在中国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对广东来说，《珠三角规划》有着更深的一层含义。它是贯彻实现广东产业升级换代、“腾笼换鸟”和再次争做改革开放“排头兵”思路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也与中央扩大内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相吻合。而在这个纲要的实施过程中，香港会面临很多新的挑战和机遇。香港如果不主动应对，将来恐怕会真有被“边缘化”的危机。 香港一贯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发展模式，政府没有制定规划的传统。但是着眼长远，只有同内地紧密互动，香港才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而紧密互动，则需要主动参与国家发展最重要的“五年规划”。五年前，国家制定“十一五”规划的时候，就考虑到香港的地位，在规划中提出要维护和巩固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地位。虽然香港从国家规划的宏观层面得到了这“三个中心”的“头衔”，但是香港的作用在具体的产业和基建规划上却没能够体现出来。而实际上，过往五年，香港在金融、贸易、航运方面的角色其实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甚至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所以，在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香港应该更加积极主动，从产业政策、交通基建、区域经济等各方面全方位参与，并在国家下一步的改革开放策略中扮演一个更清晰的角色。 金融业力推人民币“离岸中心” 在金融方面，香港现在常常担心来自上海的竞争。但这种担心的背后，其实是香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能不能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现在有关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呼声很高，但香港应该想清楚这个人民币“离岸中心”目标和功能究竟是什么，这样才能在国家的金融规划中有一个清晰的定位。 中国内地金融业的改革发展到今日，第一步商业银行的改革与上市已经基本完成。但人民币的汇率和利率的定价机制还没有完全市场化，这也是未来中国内地金融业改革和发展中所要解决的问题。过去中国内地搞价格改革，为了避免一下子全面放开引起剧烈震荡，常用一种“双轨制”的定价策略，即把市场分割为两部份，让国家管理的价格和市场价格存在于两个市场，待时机成熟才并轨为市场价格。如1994年人民币的汇价并轨之前，就存在“官方定价”（1美元兑5.2人民币）和“外汇调剂市场价格”（1美元兑8.7人民币）。 因此，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功用远不止是一个简单的人民币集散和清算的场所，它对国家的意义在于，可以通过在香港建立人民币汇率远期交易市场和同业拆息市场，与上海有管理的“在岸市场”形成一个人民币汇率和利率的“双轨制”价格机制，为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定价的最终市场化铺路。 航运业贸易业应该扬己之长 在航运方面，香港戴了多年的“世界第一货柜港”桂冠已不复存在。与华南地区的其他港口，如深圳盐田和蛇口港、广州南沙港相比，香港葵涌港在成本方面的劣势明显。而原来在通关效率和航线密度方面的优势，随着珠三角各港口的进步，亦不再明显。香港航运业未来的优势，在于航运服务业，这其中包括航运交易、船舶注册、船舶融资、海事保险、海事法律、海事仲裁等等。所以香港不应当以己之短，与珠三角其他港口硬撼货柜码头业务，而应当以己之长，争取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把香港定位于类似伦敦的“航运服务业中心”，并利用国家作为世界贸易航运大国的地位，来支持香港航运服务业的发展。 在国际贸易方面，随着国家的全面开放和两岸三通，香港作为转口贸易中介地位的相对下降是不争的事实。但香港应该把握亚太区内一个以中国大陆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正在逐渐形成的机遇。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和台湾签了ECFA，也和东盟签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也在密锣紧鼓的酝酿当中。这不仅意味着一个和欧盟、北美规模相当的新贸易区形成，而且会改变过去亚太区出口高度依赖欧美消费市场的局面。香港应该利用其熟悉中国内地市场，又在传统上与东南亚及日韩等国均有密切联系的优势，争取国家在规划上让香港扮演一个亚太区内经贸整合枢纽的角色。 香港只有抓住国家“十二五”规划的良机，让国家赋予香港更加清晰的定位。这样，香港才能在国家的快速发展和国际格局的变化中找到自己新的角色，避免被边缘化的危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邹崇铭 2010-11-03 2010年10月，特区政府食物卫生局公布《医保计划，由我抉择》的新医疗保险方案，这已是近二十年来香港第六次公布类似的咨询文件。 2010年10月，特区政府食物卫生局公布《医保计划，由我抉择》的新医疗保险方案，这已是近二十年来香港第六次公布类似的咨询文件。因此，在详细介绍最新的医保方案前，实在有必要简略回顾一下历史，看看这条漫长的改革之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新医保方案未雨绸缪方向正确 目前统筹香港医疗服务的医院管理局，正式成立于1990年。早在医管局成立之初，政府已不但锐意令它在行政管理上独立，同时亦期望它能逐步在财政上走向自主。因此，不同时期的卫生官员，均试图推出不同的医疗融资方案（详见附录），期望在公帑以外引入新的融资方式，扩大香港医疗体系的收入来源。可惜的是，历次改革皆因种种原因无疾而终。 自2010年中立法会通过政改方案后，困扰多年的政治争议终于暂时放下，公众的注意力开始转向民生议题，并期望曾班子在任期内多有作为。新医保方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推出，在时机上应是较为合适的。 若从咨询文件的定位和取向来看，促进经济能力较佳的市民通过自愿供款和购买医保，在医疗服务上获得更多选择，纾缓公私营医疗失衡的问题，并为长远人口老化的压力未雨绸缪，显然是较为恰当的。港府并一早为此预留500亿元储备进行资助，启动医疗改革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私营医疗是否足够攸关改革成败 由于长期以来与卫生官员接触较多，因此早在咨询文件推出前，笔者已有较多机会参与讨论和提出意见。可惜的是，仔细分析最终推出的新医保方案的具体建议和细节，还是让我感到相当意外。尽管不少细节上的严重漏洞或许能成功避过公众的视线，但恰恰是细节，往往足以左右一项改革的成败。 意外之一是整份咨询文件的根本思维模式。它并非“纾缓公私营医疗失衡”，增加投保市民的服务选择，反而是笔者所一直忧虑的：“推动私营医疗发展”。两种思维模式看来虽然很相似，却“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试想，日后参加自愿医保计划的市民，若按照咨询文件的建议，便只能脱离公营体系，选择私家医院服务。如此“钱跟病人走”便变成了“钱跟私家医院走”，病人的选择是大幅减少而非增多了。 在咨询文件推出前，政府花了大量精力和保险业讨价还价，并且列出一个巨细无遗的保险计划。但对于投保人日后转用私家医院，最终能够获得什么“货色”的服务，其实是没有任何把握的。咨询文件建议的套餐式收费，一直未能获得私家医院的支持，日后到底有多少医院愿意提供该等套餐，尚是未知之数。因此咨询文件只能反复强调（第5.2段）：“已知的现有私家医院重建计划，以及规划中的新私家医院发展计划，包括在预留的四幅土地兴建私家医院的计划，足可应付预计医保计划带来的私家医院服务需求量。” 幸而，咨询文件末端的第5.9段，还是在这个问题上留下脚注：“如私营界别未能以具竞争力的质素和收费提供足够的私营医疗服务，我们在现阶段不会排除任何可行的方案，包括︰利用现由医管局提供的私营服务的可行性，但须确保其提供的公营医疗服务不受影响；成立公营机构，代表购有医疗保险的消费者为私营医疗服务订定基准和购买私营医疗服务；又或由政府以套餐式收费提供可供选择和具质素保证的医疗服务，藉以为私营医疗服务提供具竞争力的基准……”笔者相信，这段文字才是决定医保成败的关键。 港府应考虑提供“第二安全网” 意外之二是政府至今仍然没有厘清，假如投保人日后仍选择公立服务的话，保险公司是否需要承担赔付的责任。试想，投保人日后仍然选用公立服务，他们固然和其它市民一样，只需支付极低廉的医疗费用，但保险公司又是否有需要赔付医管局的成本开支呢？假如大部分投保人认为只是区区数百元，便懒得向保险公司索偿，又或避免因索偿而失去保费回赠的话，如此岂不等于投保人既享受新计划的资助，同时仍能享用极低廉的公营服务？岂不等于政府补贴保险公司，后者却不一定需要作出赔偿，反而可以稳赚保费？ 事实上，在2008年的咨询文件中，已订明“参加者可选用公立医院提供的私家服务，或与其它没有投保的病人一样，经轮候和分流机制使用一般的公营医疗服务。前者现时是收取十足成本的费用。如选择后者，参加者只需以用者付费方式，缴付公立医院服务的标准收费，而保险将就适用的保障上限，支付其使用公营服务的成本费用。”（第13.2e段）新的咨询文件在这方面只字不提，实在是一种倒退，对基层市民亦构成不公平。 意外之三是港府并没有承诺为投保人“包底”。也就是说，当投保人一旦不幸患上重病，在悉数花光保险索偿的上限后，他便会被私家医院“扫地出门”，唯一可做的就是回到公立医院重新排队。医疗保险保额和保障不足的问题，乃是绝大部分市民关注的核心问题，咨询文件对此却全无着墨。 事实上，在港府2008年的《掌握健康，掌握人生》咨询文件中，已提出“第二安全网”的概念，订明“当个别参加者使用医疗服务的费用已超逾其保险保障上限时，仍可以较低费用使用公营医疗界别的私家服务……为那些通过辅助融资安排为个人医疗所需作了较大承担，但不幸用尽其保障限额的参加者提供额外选择，届时他们除可重回基本安全网接受一般公营医疗服务外，亦可以比正常费用较低的收费，使用由公营医疗界别提供的更多选择及更佳设备的私家服务。”（第13.2g段）新的咨询文件在这方面亦是一个倒退。 笔者相信，其实只要港府能借鉴新加坡的保健基金(Medifund)，为保险计划提供“第二安全网”，通过服务而非现金对计划进行资助，便已是对投保人最佳的保证，根本不需要对保费进行补贴。根据新的咨询文件附带的研究报告指出，为高风险群体提供的“包底”开支，未来廿五年大概只需数千万至十多亿元不等，只占500亿储备的一小部分。以设立“第二安全网”作为吸引投保人的措施，将远比保费补贴更加有效和实惠，500亿储备确实大可省回，用在其它社会更为需要的公共服务之上。     附录： 香港医疗改革回顾 1985...

天大研究院 2010-10-06 香港可以也有必要在中央政府管理下在对外事务方面有所作为。“菲律宾人质事件”中可以看出香港在对外关系的机制存在进一步改变和完善的余地。香港未来想在对外事务上有更大影响力，要抓住中国崛起这个大势，善用国家外交力量这个平台。 “菲律宾胁持香港人质事件”引发了很多关于香港在对外关系的能力和权限的讨论。《基本法》对香港的“外交事务的管理”和“对外事务的处理”做了区分和界定。《基本法》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而“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香港“可在经济、贸易、金融、航运、通讯、旅游、文化、体育等领域以‘中国香港’的名义，单独地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关系，签订和履行有关协议”。香港当然可以也有必要在中央政府管理下在对外事务方面有所作为。 处理对外关系不能单枪匹马 在处理对外关系上，最终还是凭实力说话的，香港本身只是一个城市型的小经济体，单枪匹马很难有大的作为。 香港在这方面有过教训。在体育事务方面，香港一直是有相当的独立自主权。2000年，香港与卡塔尔的多哈竞争2006年亚运会的主办权。由于投票前香港被视为热门城市，香港对自己的实力估计过高，又对国际政治的复杂性估计不足，无法防备卡塔尔利用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结果以6票对22票惨败于多哈。如果香港事前能善用中国的外交力量，做更多的幕后游说工作，至少就不会败得这样惨烈。 在这次的菲律宾人质事件中，菲律宾总统阿奎诺三世既不接听也不回复香港特首曾荫权的电话。有个别评论员归咎于两人级别不对等。其实，这其中的关键是菲律宾总统对此事件以及后来结局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如果当时不是香港的游客被胁持，而是其他小国诸如马尔代夫的游客被胁持，阿奎诺三世恐怕也不会立刻接听马尔代夫总统打来的电话。但后来阿奎诺三世的态度突然有了大转变，对曾荫权特首前倨后恭，还想派副总统与部长来北京和香港解释。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中国政府的强力介入，菲律宾政府毕竟不敢怠慢中国这样的大国。这里面香港政府与国家外交力量的沟通与合作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香港对外事务需要战略规划 中国近年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高。现在，中国的GDP总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影响力已胜出英、法、德等西方国家。近年来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大大提高，以至有西方媒体以“纽伦港”并称，很大程度上就是把握住了中国经济崛起的机遇。香港未来想在对外事务上有更大影响力，也要抓住中国崛起这个机会。 从香港自身的发展来看，香港需要和国家紧密配合，在对外事务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免在亚洲新一轮政治经济整合以及内地大城市的快速发展中被边缘化。从全球层面上说，香港希望成为国际上最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并在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尤其是利用世界贸易组织等平台，努力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发展，并大力拓展香港的对外贸易和海外投资利益；从地区层面来说，香港需要增强其在周边地区和台湾的软实力，更多参与到地区一体化进程之中，推广香港的文化价值，成为本地区最重要的枢纽城市之一；从国家层次来看，香港需要保持作为“一国两制”下一个特别行政区的特点，保持对内地城市的竞争力，提升香港在内地的形象，加强和内地的互补合作与互动交流，以“内交”推动外交。 这次在菲律宾发生的香港人质事件是一次偶发事件，但从中可以看出香港在对外关系的机制存在进一步改变和完善的余地。目前香港的对外事务缺乏总体和全面的战略规划。在对外交往上主要停留在日常事务和操作层面，很多情况下是一种被动式的应对，没有考虑未来形势发展和升级的需要，缺乏统筹和远见。 因此，面对变化中的国际形势，为了满足香港自身发展的要求和为国家外交作出更大的贡献，必须从战略高度对香港的对外事务进行规划，以创新的精神提升香港在对外事务方面的优势和潜力。 五方面提升香港国际影响力 具体而言，香港至少可以在五个方面更好地应用国家的外交平台，提升香港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一，港府可以通过外交部驻港公署，与国家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这样不仅在遇到类似人质危机的紧急事件时，可以迅速地合作处理，而且可以让香港居民在外国遇到刑事或民事纠纷，或身处困境的时候，能得到及时的领事救助。 香港居民虽然很多持有外国护照或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这些国家往往并不能对持有它们国家护照的香港居民提供有效的领事帮助。以这次人质事件为例，其中五名香港人质是加拿大公民，而其他人质也大多有英国海外公民护照。但在关键的时候，这些国家并没有为他们提供有效帮助，只有中国的外交机构提供了及时的援助。如果香港通过国家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建立制度化的合作关系，为海外香港公民提供全面的帮助和保护，能大大增强香港人对国家的认同感。 第二，香港和外国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不多。原因是香港已经是高度开放的零关税自由港，可以再让的东西几乎没有。如果和外国谈判自由贸易协定，基本是需要外国单方面让步，因此外国也没有意愿和香港谈。但国家现在正积极和不少国家进行或者酝酿自由贸易谈判。香港应该积极和国家商务部及外交部沟通，争取国家在谈判中把香港转口的货品也考虑进去，让香港也能享受国家自由贸易协定的成果。 第三，香港在文化、体育、航运、航空等领域有独立自主的地位，但是如果想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也要多争取国家的支持。 以航运业为例，“中国香港”在国际上是一个独立的船舶注册地。国家为了支持香港作为国际船舶注册中心，允许中国内地的船舶以“第二注册地”的方式在香港注册，大大提高了香港作为国际船舶注册中心的地位和声望。很多与中国有频繁业务往来的外国船公司也因此将香港作为船舶注册地。 在体育方面，香港目前有申办2023年亚运会的意向。如果决定申办，一定需要更多地借助国家的外交力量，才能提高申办成功的机会。 第四，随着国家的崛起，中国人在国际组织和机构中出任领导和高管的机会越来越多，需求也越来越大。未来主要的国际组织，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至少需要有中国人出任副职的领导人。 香港作为国际都市，在各个领域国际经验丰富的人才比较多。香港可以主动为国家提供一些在各领域可供挑选的香港人才清单和资讯，让国家多了解他们，以便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派上用场。陈冯富珍出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香港在这方面可以为国家贡献更多的人才。 第五，在对外事务上，不仅国家可以帮香港，香港也可以帮国家。比如，香港有些商人在美国、日本等国有很多政商人脉网络，可以帮助国家做一些正式外交渠道不一定能做到的事情。这方面，香港是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董建华、冯国经等人，已经积极参与到国家的正式外交和“第二管道”的民间外交中来。国家的外交机构可以和香港的政、商界多沟通，充分挖掘这方面的资源和网络的潜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0-10-06 特区政府2010-2011年度施政报告将把重点放在房屋、医疗、收入补贴、社会福利等民生问题，尝试在市民心目中重划官商关系，纾缓社会矛盾。 特区政府将于十月份公布2010-2011年度施政报告。行政长官曾荫权已表明，施政报告的重点是从房屋、医疗、收入补贴、社会福利等方面入手，应付贫富差距问题，全力处理民生事务。 港府的施政方向与民意趋向是一致的。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调查显示，自从2006年起，市民对民生环境满意度的下降趋势明显，由2006年年中的56.7%（回归以来的最高点），下降至2010年年中的28.1%。同时，市民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度亦超越经济问题，有上升趋势。满意度的下降和关注度的上升与楼价高企、金融海啸冲击等原因息息相关。社会期待港府推出更多纾解民困的措施。 民众期望“更有为”的政府 时至今日，自力更生仍为香港社会的主流观念。与此同时，民众对港府在多个领域扮演更多角色和发挥更多作用的期望渐高，包括期望港府在公共领域提供更多制度性保障。 二战之后，香港市民大多抱着“难民”心态，对殖民政府没有太大期望，加上传统华人社会的观念，遇上问题时大多依靠家人、亲戚、朋友的资源网络解决，市民都甚少利用公共领域的资源和机制解决问题。当然，以家庭为中心的资源网络未能长期地有效解决生活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两次大型冲突正是例子。殖民政府面对这些冲突，开始推出一系列房屋、医疗、教育等政策，提供社会福利网，但同时，多次表明“积极不干预”的政策思维，以抵御社会各界增加福利的要求。当时，香港经济正值起飞，虽然工厂北移，制造业收缩，但是服务业扩张，产生了不少中上层职位，市民都感到只要努力便可爬上社会阶梯，社会对经济发展充满乐观情绪。因此，社会对殖民政府在经济、民生等问题上的角色，没有太大期望，反而看重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我改善机会。 但是回归以来，市民的心态正在变化，渐渐要求“更有为”的政府。首先，以往市民寻求家庭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法，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过去十多年，香港家庭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港家庭、“一孩”家庭、孤立于社会的独居老人、来港定居的内地家庭等渐多，以家庭为中心的资源网络受到动摇，并产生了更多的青年吸毒、卖淫、自杀、犯罪、家庭暴力等个案，冲击港府多个政策范畴。 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如金融风暴、“非典”病疫、金融海啸等都令社会对经济发展的乐观情绪大大消减，负资产、失业等问题困扰不少市民。同时，香港回归国家，港人当家作主，市民对特区政府的要求高于殖民政府，希望在困难时获得更大的支持。 贫富差距扩大响起管治警号 在贫富差距扩大的情况下，一个“更有为”的政府是必须的。 香港的贫富差距扩大是不争的事实，坚尼系数的高企是一例证。经济情况逐渐好转，基层市民仍感到分享不了经济增长的成果。根据统计处的数字，以十等分组别的方式，分析主要职业的每月收入中位数。1996年至2006年间，属于最低三个组别的在职者收入中位数不是下降就是维持不变，反而最高的第十组却是众多组别中增加幅度最高。解决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也是社会共识。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在今年八月初的调查显示，最多受访者认为香港最亟需处理的社会问题是贫富悬殊问题。 贫富差距扩大渐渐激起市民对工商界与港府的不满。回归前，不少香港人都视成功商人为学习对象，佩服其白手兴家的能力。而且，市民都对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感到忧虑，大家都自觉同坐一条船，同舟共济。殖民政府亦能在市民心目中扮演超然的裁判者角色。更重要是经济迅速发展足以掩盖社会矛盾，一般市民都从商业活动中获益，对政府怨言较少。香港顺利回归后，情况却出现根本改变。从数码港事件、红湾半岛事件以至退休高官出任工商界高层，市民渐渐感到港府已不是超然的裁判者，其政策向工商界尤其是地产商的利益倾斜。 阶层矛盾越来越尖锐，每当遇上重大事件，这股不满的能量便实时爆发。例如，今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便以反特权为号召，吸引了大批市民尤其年青人参与，更爆发了多宗官民冲突。立法会的功能组别被刻意“打造”成工商界的特权象征，一句“左手投票、右手分红”口号尽显市民心目中港府与功能组别的“合作”关系。 更大问题是，市民对现状不满，不少人感到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需要用制度以外的方式改变现状。根据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的调查显示，2010年有25.9%的受访者同意以激烈方法要求政府响应诉求，比2008年的21.4%上升了4.5个百分点。若以2009年的成年人口估计，即有约150万人认同激烈的抗争方法。虽然受访者对激烈抗争方法的定义未必相同，但是有关趋势却是一个警号，值得港府重视。 不少工商界领袖感到社会“仇富”情绪升温，要求港府妥善处理有关问题，以免影响营商环境。例如，自由党前主席田北俊近日便在报章撰文表示，贫富差距扩大是港府“孤寒成性”，拒绝向民间“放水”。这显示了部份工商界领袖欲将矛头转移至政府的倾向。但是，他们必须理解到，令市民反感的是政府与工商界之间的关系，工商界难以独善其身。 施政报告致力纾缓社会矛盾 综合以上分析，施政报告势将推出更多民生政策，尝试在市民心目中重划官商关系，纾缓社会矛盾。由于社会现时对官商关系异常敏感，所以施政报告除了对内地、对台湾等经贸合作外，大多不会触动本地的利商政策，包括降低利得税，以免引起更大的社会矛盾。 房屋政策方面，行政长官已表明在施政报告处理市民置业困难的问题。一直以来，港府都有参与房地产市场，包括兴建公屋、夹屋、居屋，只是参与程度的深浅问题。自2003年起，港府叫停大部份资助市民置业的措施，只向低收入或亟需照顾的人士提供协助（公务员除外），确保社会的最低居住保障。但是，近年楼价急升，要求港府更多参与房地产市场的呼声渐高。今年九月份港府已完成资助市民自置居所的公众咨询。就咨询文件的内容以及近日相关的报导来看，港府正研究提供资助房屋或置业贷款的形式、具体方法、目标群体等。虽然不能不切实际地认为港府会放弃市场主导的原则，但可以预计，港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角色将会更为积极，将会为中下层人士提供更多置业的支持。若措施恰当，不仅有助消弭民众对港府向地产商倾斜的不良印象，还有助启动社会向上流动。 香港在职贫穷问题严重，不少基层劳工的工资水平只是仅够支持生活，但是他们却不希望或不合资格向港府求助。针对有关问题，港府已就最低工资立法，施政报告将很大机会交待最低工资水平。以往港府大多以不干预自由市场为理由，拒绝提供更多长期影响整个社会的劳工保障措施。最低工资的立法标志着港府对劳资关系的取态转变。更多支持基层劳工的中长期措施如扩大交通津贴等，将有望在施政报告推出。 至于长者福利方面，港府一直为有需要的长者提供综援和生果金，维持社会的安全网。虽然社会仍重视孝道，强调子女对父母有供养责任，但是相比以往，象征性意义较浓，实质性支持减少。随着香港家庭发生深刻变化，孤立于社会的独居长者、中港家庭等渐多，以及越来越多儿女期望政府可以分担其供养父母的负担，港府在长者福利上需要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可以预计，施政报告将会针对长者到内地退休、医疗、院舍服务等提供更多支持。 税制改革问题愈见迫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0-09-05 如果香港能够把握好亚太区域经贸整合的这个机会,利用好其熟悉中国内地市场，又在传统上与东南亚及日韩等国均有密切联系的优势，就可以成为整个区域内最重要的商业营运中心和贸易枢纽之一。 2010年8月, 台湾立法机构正式通过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不仅标志台海两岸的经贸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且也意味着两岸三地的大中华经济圈的整合进一步加强。对于香港来说，有必要检讨一下如何改善现有与内地的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合作关系的安排》）合作模式，以应对区域经贸新格局形成之后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CEPA成效受限制度成本 2003年，正当香港经济在沙士（非典型肺炎）过后陷入一片惨淡之时，中央给了香港“内地旅客自由行”和CEPA两个大礼。“自由行”对香港经济的贡献有目共睹，但CEPA对港人北上开拓内地市场的作用却一直未尽如人意。CEPA实行之后，每年都会签署一个补充协议，以进一步对香港开放内地市场。至今已签订了六项补充协议，但其中的亮点不多。作为港人强项的法律、医疗、建筑、展览等行业的人才北上，基本上没有很大的突破。 CEPA之所以成效有限，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不管是CEPA还是ECFA，其本质都是不同关税区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的安排。对制造业的货品来说，通过关税减免的安排，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比如台湾优势产业电子、石化等产业的产品，通过ECFA就很容易进入中国内地。然而，香港的优势产业恰恰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但服务业的开放受到两地不同的法律制度、审批程序、资格认定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等因素影响，难度要大得多。虽然CEPA也给予以香港为原产地的货品零关税的优惠，但由于香港已经没有太多的制造业，能取得以香港为原产地认证的货物金额，比起香港与内地之间每年数以千亿美金计的贸易额，实在是微不足道。 而内地对于服务业项目的审批主管权，很多是掌握在中央相关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手上，并不是代表内地与香港签署CEPA的商务部所能完全掌控的。这种情况导致相关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时间长，且手续费用不菲，从而使得有志北上拓业的香港服务业人才需要面对“大门开了，小门不开”的情况。如港商要在内地申办一个合资医院，不仅要经过市、省、中央一级的卫生部门批准，还要经过市、省、中央一级的主管外经贸的部门审批。此外，还要经过医院所在地的国土、消防、环保等部门审批。各个部门的审批都办好，至少要二、三年时间。法律服务方面，即使港商只是在内地申办一个联营法律事务所，也要一级级报到司法部及商务部审批。 在CEPA下，内地政府各部门对港资项目的审批管理，既不同于内地本土项目，也不同于其他外资项目。但在相关部委和地方政府层面，CEPA的具体操作方式及办事程序仍未完全确立。由于各个地方政策不一，解释各异，造成港人依CEPA协议进军内地市场的制度成本剧升，实际运作过程相当繁复，港人的投资热情也因此锐减。 内地政府热情显著减低 中央为了鼓励港人“个体户”北上创业，还在CEPA中特别规定了港人在内地可以当个体工商户，广东各地也相继出现了为这些港人“个体户”所建的“香港城”商场。但根据CEPA规定，凡是内地“香港城”的租户与商场签订的租赁合同都必须写明售卖香港货品。尽管专门销售香港商品的“香港城”、“香港街”、“零关税销售特区”等商业宣传口号在广东许多地方不断进入人们的视线，但最关键的内容落实方面却根本不到位。例如，许多“香港城”存在的同一问题是，规模过小，品种单调、贫乏，产品的种类、数量及档次都远远达不到人们期望的要求。即使是在东莞市常平镇这样一个香港人聚集的地方建立的CEPA“香港城”，商场内也仅有5个香港个体户，原产地香港的零关税产品所占比例很小，一些内地产品竟公然挂上“零关税”旗号冒充港货，导致“香港城”货不对办，经营陷入困境。 而内地地方政府，尤其是广东省，本希望通过CEFA引入高水平的香港公司，能提升当地的服务业水平，实现产业升级换代。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发现，香港在金融、会计等行业的大型企业其实都是外国公司，他们无需通过CEPA也可进入内地市场。而CEPA逐渐变成内地政府单方面向香港的中小型服务业企业让利和开放市场的行为，对地方经济结构提升的贡献有限。因此内地的地方政府对CEPA的热情也大大减低。 先行先试突破现有框架 在当前的形势下，香港需要突破CEPA的现有框架，与内地建立超越一般自由贸易协议的更紧密关系。这方面可以选择以广东为突破口。现时，广东省也积极想打“香港牌”，以争取中央给予更多的改革试点政策。粤港两地可以共同向中央争取更大的先行先试的权力，不需要通过每年一签的CEPA补充协议，而是争取中央给予一个大的框架性授权，让广东和香港协商合作的领域和方向，而且对粤港协商所产生的协议，国家做一次综合性认可，而不需要再通过各个部委审批。这样才能突破CEPA现有模式，实现两地双赢。 同时，香港应该把握亚太区内一个以中国內地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正在逐渐形成的机遇。现在中国内地已经和台湾签了ECFA，也和东盟签定了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和韩国的自由贸易谈判也在密锣紧鼓的酝酿当中。这意味着一个和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规模相当的新贸易区正在形成。更重要的是，过去亚太地区内的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往往都是以欧美为最终目的地，亚太地区的经济体主要只是扮演了一个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工厂”角色。因此欧美消费市场稍有波动，对亚太地区经济的影响就很大，以至于有“欧美一打喷嚏，亚太就感冒”的说法。但现在随着亚太区域内部经贸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及中国內地内需市场的逐渐扩大，以亚太区域内部为最终消费市场的贸易比重正在不断扩大，这将逐步改变过去亚太区出口高度依赖欧美消费市场的局面。 对于香港来说，应该利用好其熟悉中国内地市场，又在传统上与东南亚及日韩等国均有密切联系的优势。如果香港能够把握好亚太区域经贸整合的这个机会，就可以成为整个区域内最重要的商业营运中心和贸易枢纽之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蒯辙元 2010-09-05 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签订了就人民币结算安排加强合作的补充备忘录。与此同时，央行还与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银香港签署了新修订的《香港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和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写下具有新里程碑意义的一页。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桥梁和平台作用因此大大增强，进而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近一个月以来，香港人民币业务突飞猛进发展，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工具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向亚洲，也向全世界展现了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 时隔一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在8月17日晚宣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重要举措：将允许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的债券市场进行试点，以及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交易。这无疑对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来说是一大喜讯，势将为香港人民币业务大发展提供先机，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 一般认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必须经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清算，二、以人民币进行金融交易计价，三、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显然，香港作为境外人民币结算清算中心、人民币交易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第一、第二阶段中其作用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可兑换前，其作用更为独特。 对香港近中期的发展而言，抓紧抓好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的历史机遇，必将巩固和壮大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可动摇的基础和地位。现今，全世界都看好中国强劲而快速的经济发展（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势不可挡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终势必与美元并驾齐驱，成为通用国际货币。因此，投资人民币如同投资美元一样，将成为未来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而且投资人民币从长远来看，比投资美元更安全、保险，更有利可图。与此同时，全世界也看到在人民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国际货币之前，在人民币资本账户未开放或完全开放之前，境外资本投资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交易，香港以其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地位，必将成为境外资本投资中国的首选。因为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人民币账户开设、人民币金融产品开发、 7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和香港金融管理局签订了就人民币结算安排加强合作的补充备忘录。与此同时，央行还与香港人民币业务清算行——中银香港签署了新修订的《香港人民币业务的清算协议》。香港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和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写下具有新里程碑意义的一页。人民币在国际化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香港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桥梁和平台作用因此大大增强，进而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近一个月以来，香港人民币业务突飞猛进发展，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工具雨后春笋般涌现，不仅向亚洲，也向全世界展现了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巨大发展潜力和广阔前景。 时隔一月，中国人民银行又在8月17日晚宣布加快人民币国际化步伐的重要举措：将允许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等三类机构运用人民币投资银行间的债券市场进行试点，以及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办人民币对马来西亚林吉特交易。这无疑对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来说是一大喜讯，势将为香港人民币业务大发展提供先机，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更加巩固 一般认为，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必须经历三个主要发展阶段：一、以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清算，二、以人民币进行金融交易计价，三、人民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显然，香港作为境外人民币结算清算中心、人民币交易市场，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第一、第二阶段中其作用更为重要，特别是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可兑换前，其作用更为独特。 对香港近中期的发展而言，抓紧抓好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的历史机遇，必将巩固和壮大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不可动摇的基础和地位。现今，全世界都看好中国强劲而快速的经济发展（今年第二季度中国GDP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势不可挡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最终势必与美元并驾齐驱，成为通用国际货币。因此，投资人民币如同投资美元一样，将成为未来世界金融发展的大趋势，而且投资人民币从长远来看，比投资美元更安全、保险，更有利可图。与此同时，全世界也看到在人民币尚未成为可自由兑换货币、国际货币之前，在人民币资本账户未开放或完全开放之前，境外资本投资人民币和进行人民币交易，香港以其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的独特地位，必将成为境外资本投资中国的首选。因为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在人民币账户开设、人民币金融产品开发、人民币兑换流通、人民币市场交易、人民币跨境结算清算等方面，必将成为亚洲和世界重要的人民币离岸结算中心、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人民币离岸大市场。而这也应是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的要务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首要解决出境人民币流通与交易 在当前一段时间内，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出境人民币的流通和交易问题，使需要人民币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融入人民币，拥有人民币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可以融出人民币，使持有人民币的金融机构和企业可获得相应的收益。这就要求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在人民币结算和人民币交易市场等方面，必须建立健全且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法规、机制和创新开发出足够多的人民币定价的金融产品和工具。这二者不但是绝对需要的，且须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当然，就前者而言，香港已具备了众多的优势，香港不仅以其自由港、低税率的贸易投资环境著称，而且在现代化的法律法规体系、高度市场化的商业规范、政商信息的高度透明和自由流通、先进的风险管理、国际化的多样金融产品，世界一流的银行结算清算系统、众多的国际银行金融机构、庞大的财经人才队伍和国际金融专业团体等方面，无疑为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奠定了良好而坚实的基础，但仍需配建和完善适合于离岸人民币结算清算和人民币市场交易的规制、体制和运行、监管的细则，以及健全的风险监测和防范机制。 就创新、开发合适的多种多样的人民币定价金融产品和工具而言，央行和金管局签订的合作备忘录，与人民币离岸清算行签署的清算协议，不仅为之扫清了障碍，而且为之铺平了道路。重要的是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在建设中应运用智慧、创造实践，加以落实、开拓和发展。令人高兴的是，香港的金融机构已经紧张而急切地行动起来了。为抢占商机，香港银行、保险、券商和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正紧锣密鼓地积极开发人民币各项银行、基金产品，已显示出香港人民币业务的核心战略正在逐步完善，经营战役正在逐步展开。 积极防范海外热钱大举涌入风险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而进，获利而退。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和人民币市场的开放，必然使看好中国经济增长和人民币升值的资本热钱涌进香港，并通过香港大举进入中国内地。因而，与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随之而来的热钱大量进入的风险，对香港、对中国内地来讲，都需要防备和应对。 对中国而言，香港建设离岸人民币中心，开展人民币离岸业务，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所需的，也是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头两个阶段进程中建立阻挡热钱大规模涌入的防火墙所需。对香港而言，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不仅是进一步巩固和壮大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繁荣香港金融业，而且也是为人民币国际化发展做贡献，为防范热钱大规模进入内地充当好风险防火墙做贡献。 当然，对香港和中国内地而言，还须密切合作，对在香港大规模开展人民币业务还可能出现的市场风险、人民币难以顺畅回流内地的风险等，加以切实有效的监测、监管和防范。这些都是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需要防患于未然，实时实地加以周全的考虑和及时谨慎的应对处理的大问题。 综观全局，展望未来，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建设恭逢中国包括港澳台经济发展的盛世，正当其时。这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充当排头兵、开路先锋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大发展，为香港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增添动力，加快速度，做出历史贡献。对于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建设中所存在的风险，也必须时刻怀有危机风险意识，进行科学监测，切实防范，全力应对，方能化险为夷，变危为机，立于不败之地。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贡钦 2010-07-29 近来，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是港人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其中的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之存在与废除，更是话题的焦点，民主派借此兴风作浪，建制派则也步步为营，双方僵持不下。但是，如果综观欧美国家议会制度设计，却可以发现，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存在，并非民主派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相反，功能组别议席的设计，不但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稳定，而且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各方利益，制衡民粹主义的偏激，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近来，香港政治制度改革是港人的热门话题之一，而其中的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议席之存在与废除，更是话题的焦点，民主派借此兴风作浪，建制派则也步步为营，双方僵持不下。但是，如果综观欧美国家议会制度设计，却可以发现，香港立法会功能组别的存在，并非民主派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相反，功能组别议席的设计，不但有利于香港社会的稳定，而且对于社会的公平正义，维护各方利益，制衡民粹主义的偏激，均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功能组别的由来与现状 香港回归前，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是委任议员，成员来自商界及专业界别的精英，是港英政府有效管治的招数。 香港的功能组别制度始于港英政府“后统治时期”，1984年7月18日，香港政府发表有关香港政治制度的咨询文件《代议政制绿皮书》，制定了立法会议员的选举模式，即24名议员分别由选举团和功能组别选出，每类各选12名。 香港回归后，功能组别制度沿用至今。目前，香港立法会共有60席，地区直选议席与功能组别议席各占30席。功能组别议席几乎覆盖了香港的各行各业，例如：乡议局、渔业界、保险界、航运交通界、教育界、法律界、会计界、医学界、卫生服务界、工程界、建筑、测量及都市规划界、劳工界、社会福利界、地产及建造界、旅游界、商界、工业界、金融界、金融服务界、纺织及制衣界、批发及零售界、资讯科技界、饮食界、区议会等，当选的议员以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为主。 相关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68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由选举产生。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规定，最终达至全部议员由普选产生的目标。立法会产生的具体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式由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式》规定。” 2、《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二: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式： “第三条2007年以后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表决程式 2007年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的产生办法和法案、议案的表决程式，如需对本附件的规定进行修改，须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行政长官同意，并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3、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香港2017年实行行政长官普选和2020年实行立法会普选的时间表。 《基本法》第68条和附件二以及人大常委会定的立法会普选时间表，确定了香港立法会的产生辨法和时间，虽没有关于功能组别存废的具体文字表述，但留下“经立法会全体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的法律空间，即可理解为，功能组别的存废，可运用这条法律条文来定夺。因此，功能组别的存废，将有一场激烈的争论。 功能组别存废争论的焦点 最近，香港特区政府就“2012年特首和立法会产生办法建议方案”发表声明，政改方案与2009年11月发表的政改咨询建议大致相若，即特首选举委员会人数由800人增至1,200人，立法会增加5个直选和5个区议会功能组别议席，新旧6席区议会以比例代表制产生。港府的政改方案和声明没有废除立法会选举中的功能组别，还增加功能组别议席，意味着2020年立法会普选将可能保留功能组别议席。 香港泛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发起“五区总辞”，以抗议特区政府的政改方案，要求2017年前普选行政长官和2020年前普选立法会议员并废除功能组别议席。 主张保留功能组别的认为，社会需要顾及商人及中产阶级的利益，引入各界的代表议事可以使议会议决更有广泛代表性。同时，功能组别亦吸引专业人士参政，提高议事的质素及政府议案通过的机会。 主张废除功能组别的认为，功能组别议席的设制违反全民民主和普选的原则，在讨论社会整体事务的议会里，功能组别未必能真正全面反映全体从事该行业的市民的意见。 主张保留功能组别，主要是从功利主义出发；主张废除功能组别，主要是从理想主义出发。功能组别，引发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和碰撞，需要香港全社会权衡利弊，进行抉择。...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07-29 香港的房屋政策充满着悖论。有人认为，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好之一，证据就是香港有近一半住宅由公共部门提供。而有人认为，香港的房屋政策是香港所有社会政策中最糟糕的一环。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而垄断的地产商又反对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利益的改革举措。而更重要的是，香港中产阶层的投资行为或多或少与房屋有关，因此，房地产市场的任何重要改革都可能引发社会分化以及政治争执。今日内地的房屋政策有部分直接引用香港的经验，基于内地人口众多、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因此，利弊可能都会放大。分析香港的房屋政策有助于内地解决房屋政策问题。   香港的房屋政策充满着悖论。有人认为，香港的公共房屋政策是亚洲、乃至全球最好之一，证据就是香港有近一半住宅由公共部门提供。而有人认为，香港的房屋政策是香港所有社会政策中最糟糕的一环。香港政府的财政收入高度依赖土地，而垄断的地产商又反对任何可能危及他们利益的改革举措。而更重要的是，香港中产阶层的投资行为或多或少与房屋有关，因此，房地产市场的任何重要改革都可能引发社会分化以及政治争执。今日内地的房屋政策有部分直接引用香港的经验，基于内地人口众多、社会结构更加复杂，因此，利弊可能都会放大。分析香港的房屋政策有助于内地解决房屋政策问题。 政府责任与自由市场 香港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之一，其政府对于自身职责的界定极为谨慎。2006年10月，著名经济学者Milton Friedman在《华尔街日报》撰文批评香港，称香港的“积极不干预”已名存实亡，这是香港的“悲哀”。其后，特首曾荫权专门回应此文，称香港的立场仍然没有变化。只不过，随着社会的变迁，香港政府的工作需要做出一些调整。港府虽然进取但会以捍卫市场经济为基本前提。 人们批评香港放弃自由市场的最大理据就是公共房屋制度。政府提供大量的公共资金投入房地产市场，一方面公共资源补贴了特定人群，而不是所有居民；另一方面公屋建设从某种程度上挤出了私人屋宇发展的空间。 1972年，香港公布了“10年建屋计划”。这个公共建屋计划一方面为香港市民提供廉价住宅，另一方面也为企业界分忧，原因在于，居民的住房已由政府解决，工人的工资就可以相对低一些，企业的成本也就降低了。10年建屋计划”总共解决了150万居民的住房问题。期间，香港的经济也突飞猛进。 与公屋相比，居屋（居者有其屋计划)是一种用公共资金进行补贴的住宅类型。在这个计划内，合资格内人士可以从政府处购得比市场低30%至40%的住宅。但是这类住宅的出售受到一定的限制。在1990年代中期，政府又推出“夹心阶层住屋”计划，这主要是满足那些收入已超出申请公屋、居屋条件的人群。 从表一可以看出，现在47.8%的香港居民居住在公屋及居屋内。这个比例虽然比前几年低一些，大体上一半左右人口居住公屋和居屋内。香港公屋的人均面积大约是12.4平方米，而十年前大约是9.8平方米。因此，住房条件也在改善当中。                  表一  香港住房类型分布     年份 1998 2003 2008 公屋及居屋 49.4% 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