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全浩 2011-06-13 对香港来说，无论是从减排方面，或是从供电稳定性方面考虑，增加核电的比例是相对可行的选择。 为了降低香港碳强度及温室气体排放，去年港府发表《香港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及行动纲领》的咨询文件。港府考虑到不同能源特质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锐意降低煤在发电组合中的比例，并提高天然气及核电的比重。预计到2020年，煤占香港整体发电组合的比例将大幅调低至少于10%；天然气及核电的比例，将分别增至40%和50%；可再生能源则上升到3—4%。   天然气发电难以确保供电稳定   香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是发电、交通运输及其他能源使用。2008年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7％、18％及7％，与能源有关的排放量占总数高达92％。由此可见，从能源界别特别是发电方面着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最有效的减排策略。   电力于香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自上世纪50年代，香港每一年所使用的能源，有一半以上用作发电。2009年，高达70.9%的煤、天然气及石油产品是作发电之用，换言之，约70%香港所用的能源乃供发电之用。即使是终端能源使用方面，电力仍持最大份额，占48.7%；石油产品和煤气则分别占42.4%及8.9%。   根据2009年的数据，现时香港两家电力公司的发电燃料组合中，燃煤所占的比重最高，约54%；其次天然气及核电各占23%，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几乎是零。   由于港府计划10 年后将核电的输入由现时的23%大幅调升至50%。在可见的将来，核电在能源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将远远超过现在。此决定已令社会各界人士热烈关注核电发展的若干层面。   香港自1994 年已从大亚湾引入核电，供电情况一直维持安全稳定。目前，大亚湾核电站大约年生产140 亿度电，其中七成供应香港。值得一提的是，输入核电后，香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由1993 年的43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显著下降至1994 年的34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估计，核电的输入每年大大减少香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750 万吨，同时也大幅降低氧化氮、氧化硫及悬浮粒子的排放。...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5-09 六大产业要想成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港府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模式，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和思路，而不是像现在“零零碎碎”地拿出一点资金和土地来，对产业中的某些环节提供一些局部性的支持。 港府在2月公布了今年的财政预算案，但由此引发了一场“派钱”风波，令今年社会对财政预算案的讨论几乎都集中在港府是否应当“派钱”给市民这一问题上，而对预算案中的一些关乎香港经济长远发展，尤其是产业结构多元化的问题和政策，却没有给予足够多的关注和讨论。 2009年，港府为了避免香港经济过分集中在金融、地产等行业，促进产业多元化，推出了包括教育、医疗、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在内的六大优势产业作为香港重点发展的产业。不过在2010年的财政预算案中，港府并没有对如何支持六大产业发展作系统地陈述，而同年的施政报告也只有一句话笼统的表述：“继续关注六大产业的发展”。今年是港府第一次在财政预算案中以比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六大优势产业的发展。 应该说香港政府确实做了努力来推进这六大产业，并在预算案中有所体现。但相关的业界人士读完财政预算案后，普遍的回应是政府做得不够，预算案中关于六大产业发展的部份更像是“对过去的总结”，而不是“前瞻性的政策”。因此，有必要检讨一下政府对六大产业的支持方式和策略。 港府现有政策工具成效有限 港府过去长期奉行“大市场、小政府”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一般不会为特定产业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和提供政策支持。“六大优势产业”的提出，本身已经标志着港府思路的一个重大转变。但由于港府过往不论从官员对产业的认识程度还是政府的组织运作体系上，都缺乏系统地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经验，因此目前对六大产业的支持，大多还停留在比较初步的阶段。 现在港府在支持六大产业发展方面，主要是依靠两个政策工具：一个是批出一些土地，主要用于发展医疗和教育等产业发展；另一个是设立一些政府资助基金，来支持六大产业的发展。但是，这两个政策工具在操作上都有一定缺陷，令他们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有限。 首先，港府在提供土地和基金支持的时候，基本是抱着“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坐等”心态，而不是类似新加坡和中国大陆政府那样，积极地寻找潜在的机会进行招商引资，建立“官、产、研、学”的一条龙合作组织和体系，主动为业界提供全面的支持。 其次，香港政府在基金支持的审批上，沿用了官僚体制的审批模式，对申请的程序和文书要求非常繁琐，而且对申请者自己所须提供的配对资金也有比较高的要求，未能贴近产业发展的规律、业界申请者的实际需求和财务状况。这令很多基金并没有得到很好使用。例如，港府去年为支持科技研发拨出了一笔两亿港元资金，但一年时间只批出了500万港元给申请者。照此模式和速度，这笔资金需要40年才能使用完。 再者，港府在土地和资金上支持的数量和力度，与周边城市和地区，包括新加坡、台湾、深圳等相比，明显逊色。比如，香港八所大学的土地和学生宿位都普遍存在不足的情况，对招收非本地生构成严重限制，但港府给予支持就不多。 在对科技研发的资金支持方面，香港也向来为人诟病。香港最近甚至出现香港几所主要大学的工学院院长联名上书政府，要求增加科研拨款的情况。虽然今年的预算案提出为国家重点实验室在香港的12间伙伴实验室提供每年每间200万港元的资助，但这只是杯水车薪，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教育医疗须以本地需求为先 这六大产业要想成功，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港府对这些产业的发展模式，需要有一个整体的框架和思路，而不是像现在“零零碎碎”地拿出一点资金和土地来，对产业中的某些环节提供一些局部性的支持。 六大产业中的教育和医疗，不同于普通的商业性产业，他们是首先要保障本地市民需求的公共服务行业，只有在充分保证本地需求且有供应剩余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业化。这就要求政府对未来医生、护士、教师的培养和供应数量有一个规划（尤其是专业准入门槛较高的医生的数量），否则会出现面向非本地居民的商业服务和面向本地市民的公共服务争夺资源的情况。 在香港的医疗行业中，现在已经出现面向本地市民公共服务为主的香港公营医疗系统医生流失和短缺的现象。这对香港未来医疗产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警讯。香港只有两所大学有医学院，而医生的培养周期又比较长，使得中短期内显著增加医生供应量的可能性不大。香港在推进医疗产业化中，必须对产业未来发展的规模做出估算，通盘考虑医生和护士的供应数量。 香港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行业，因为有与国际接轨课程设置、办学理念和管理模式，对周边地区尤其是内地的学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教育和医疗一样，作为公共服务行业首先必须满足本地的需求。香港的高等教育现在主要依靠公立大学，现在本港有八所本地公立大学，每年招收本科生数目约15,000人，只占本地相关年龄段总人数的18%，比例偏低，尚不能完全满足本地学生的需求。而香港公立大学目前非本地学生比例为10.9%，远低于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发展教育产业、吸引留学生的国家。而且香港公立大学的扩张受到政府拨款、校园土地和学生宿位的种种限制。因此近期内香港公立大学很难有巨大的规模扩展计划。现在港府虽然做出了要支持私立大学发展的决定，但政府除了预留几块土地之外，缺乏对私立大学的统筹支持和整体定位，使得私立大学发展缓慢，难以和公立大学竞争。这不免使人担心私立大学的发展会重蹈“副学士”发展计划的覆辙。 港府须助业界把握内地市场 而检测和认证、环保、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等产业，香港本地市场都比较狭小，政府能否全面分析香港在各个产业的优势和劣势，有针对性地帮助业界把握中国大陆巨大市场，成为这些产业成功与否的关键。 以检测和认证产业为例，香港在这个行业的优势和劣势都比较明显。香港检测和认证产业在国际上具有比较好的声誉，而内地在过去的数年中，由于在玩具、食品等行业的产品质量出现一系列问题，因此内地质量检测的声誉受到一定影响，这有助于香港向内地推广自己的产品检测和认证服务。但与此同时，香港目前检测和认证产业的规模比较小，没有形成集群效应。而检测和认证行业的一个特点是，这个行业需要以制造业作为基础，而香港本身没有什么制造业，关键在于能否争取在中国大陆加工的产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认可和使用香港的检测和认证标准。而这些争取国家认可的工作，不是业界自己可以办到的，需要香港政府积极向国家争取。香港政府在这方面还需要多加努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5-09 广东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规模扩张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广东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一些居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会为香港带来全新的机会。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香港各界对国家的“十二五”规划进行了不少讨论。除了要积极配合国家的“十二五”规划之外，香港还值得多研究广东省的“十二五”规划。因为广东和香港唇齿相依，其未来五年的发展，会给香港带来很多新的机会和空间。   香港需要主动了解广东发展   过去的三十年，广东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省份。香港在广东这三十年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示范和促进作用。1978年，广东的人均生产总值还略低于当时中国大陆的平均水平。而到了1989年，广东已经跃居为大陆经济规模第一的省份。现在广东的经济规模占全国的十分之一强。广东与香港的经济关系，也由过去广东接受香港辐射为主，变为各有优势、互相促进。   随着广东“十二五”规划的实施，广东不论在经济规模还是在产业层次上都会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广东2010年的经济规模是4.5万亿人民币，大约是香港的3倍。现在大陆大多数省份每年的名义经济增长速度都在百分之十几，也就是五年左右可以翻一番。这意味着广东五年之后的经济总量可能会达到9万亿人民币，如果按照今天的汇率计算，比2009年西方七国集团中加拿大的经济总量还要大一些。而对于香港来说，与广东经济规模差距的迅速扩大，为粤港合作提出了新的挑战。2003年广东经济规模刚刚超过香港，到2010年，香港只有广东的33%。因此，香港要以更积极的心态，主动了解广东发展的动向，才能避免被边缘化。   广东产业结构升级方兴未艾   从香港的角度看，广东在“十二五”期间的发展，不仅仅在于其经济规模扩张会带来更大的市场，更为重要的是，广东产业结构的全面升级和一些居于世界前沿的新兴产业从无到有的突破性发展，会为香港带来全新的机会。   广东产业结构过去给人的印象，大多集中在以轻工业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业。其实早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广东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已经做了很多的努力，并取得明显成果。2010年，广东轻重工业的比重已经变为40:60，以面向内销市场为主的汽车、石化、机械等重工业的比重显著超越了轻工业。   广东的“十二五”规划把进一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尤其强调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世界级规模的先进制造业集聚区；另一方面是提早谋划布局，把握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机会，培育具有世界前沿水平的新兴产业。   在发展先进制造业集聚区方面，广东选择重点发展资金技术密集、产业关联度高、带动性强的机械装备、汽车、石化、造船等行业。   其中，在机械装备行业中，广东配合国家发展趋势和国家大型企业的布局，重点发展广州南沙的大型核电设备基地，将生产二代半和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第三代核电装置，比日本福岛核电站使用的第二代早期核电装置的安全系数要高很多。同时，配合国家清洁能源的发展，在中山建立大型风力发电装备基地。此外，应对国家高速铁路和城市地铁快速发展的需求，在江门新会建立城际快速火车动车组生产基地、在番禺建立国产地铁的生产基地。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方 2011-05-01 要改善劳资关系、重构工作安排以增加生活方式选择、促进社会和谐，香港有关的制度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010年7月17日凌晨6时半，经过马拉松式辩论，《最低工资条例》以45票赞成、1票反对，在香港特区立法会三读通过。2011年1月5日，立法会通过附属法案，确定《最低工资条例》实施日期为2011年5月1日，第一个最低工资水平为每小时28元(港币，下同)，该水平每两年将至少检讨一次。         5月1日《最低工资条例》正式实施，掀开香港历史上重要的一页。但是，由于立法规定尚有改善空间，各方当前共识程度较低，最低工资推行过程中，香港社会难免出现阵痛。   香港社会争议不断       设立最低工资会否增加工人失业、破坏经济竞争力等问题在香港本地已争论多年，国外研究的结果也莫衷一是。近两年，当立法已成必然事实之后，香港社会在最低工资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几点分歧：         第一，最低工资的合法性。有反对最低工资者指出，《基本法》第五条保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港府法律意见则认为，香港于1940年已通过《行业委员会条例》 ，该条例赋予行政长官制定最低工资的权力，所以最低工资法例属于原有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部分。         第二，最低工资的参照水平。劳方一般要求最低工资水平应足以让工人及其家属维持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所谓的“家庭工资”，在香港适用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七条中亦清楚列明。资方及港府却认为，“不同家庭的人数和需要可以有很大的差异，整体家庭开支因而差别甚大”，把最低工资的目的视为抽象的“防止个别雇员工资过低”。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4-07 “十二五”（2011-2015）规划提出了“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香港有必要去了解国家中长期规划，掌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把握机遇，提升香港自身的竞争力和经济结构。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中国经济规模在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而到2015年，即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以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所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等的一举一动，对国际市场和各国经济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与内地联系非常紧密的香港，更有必要去了解国家中长期规划，掌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把握机遇，提升香港自身的竞争力和经济结构。今年3月，国家将正式颁布“十二五”规划，值得香港各界认真研究和积极参与。 新定位带来新机遇 香港回归后，由于实行“一国两制”，与内地的经济运作体制不同。因此，国家制定“十五”（2000-2005）计划的时候，并没有把香港包含进去。但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香港方面希望纳入国家五年规划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十一五”（2006-2010）规划制订的时候，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到了香港的角色。但由于两地体制的不同，香港在“十一五”规划草拟阶段参与较少，“十一五”规划只是笼统地提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但在具体产业规划和实施上，香港的参与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而国家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广泛征求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在不久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2011-2015）规划的建议中，则提出了“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十一五”规划相比，这个表述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了以大珠三角为核心的粤港澳区域合作与发展；二是从“十一五”规划中的“保持”香港三大中心的地位变为“巩固和提升”香港三大中心地位。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用词改变，其后面反映的是，随着国家经济的进步和内地各经济区域产业的提升，香港不能静态地固守原有的一些优势，而要紧密配合国家的发展规划，发展出自身的新的竞争力。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几条思想主线特别值得香港关注。这里面包括扩大内需、推进城镇化、改善民生和调整产业结构。这几点都可以为香港带来新的机遇，香港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协助国家达致这些长远的策略目标。 深挖内地消费需求 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独立章节进行论述，并提出了相对具体的政策措施和目标。这显示了中国落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由以往依靠出口转移到发展内需市场上。香港在内地投资的企业，过去大多集中在“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对内地的内需市场并不太熟悉。在珠三角的境外投资企业中，港资企业对开拓内需市场、实现产业升级方面，也不如台资、日资、韩资企业来得积极。香港的产业界、政府和研究机构可以携起手来，投入更多资源，帮助香港企业开拓内地市场。 国家现在正在以逐步提升居民收入的办法来扩大内需。随着内地居民收入提高，很多新的消费习惯和热点也因此发展起来，为香港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比如说，现在很多内地市民开始有饮红酒的习惯。在过去的五年里，内地红酒消费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世界年平均增长率的8倍。香港如今正在取代纽约，成为世界最大的红酒拍卖中心。这里面除了香港取消红酒税这个直接的诱因外，内地快速的市场增长和未来巨大的潜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内地像红酒这样新的消费热点还很多，香港人如果认真发掘内地消费市场的需求，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商机。 城镇化方面，中国正迅速完善城镇体系，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市镇为基础的格局逐步形成。除了我们熟知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外，“十二五”期间还规划了十多个以大中城市为核心、城际快速交通网络为纽带的都市群。这些都市群，每个都有几千万人口，相对于上海或者广州这些市场竞争已经很激烈的城市，这些新兴的都市群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非常值得香港企业去开拓。 输出城市管理经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的城镇化预计会超过50%。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正式踏入城市社会。城镇化不仅带来消费需求，而且带来很多城市管理的需求，包括地铁、机场等的营运。比如说地铁，内地现在已经有超过30个城市在兴建地铁，其规模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香港在地铁和机场营运方面都有成功向内地城市输出管理的经验，未来香港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树立在这方面的品牌和形象，在内地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寻找更多的机会。 改善民生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要主题。国家正在着力解决国民的切身问题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双协调。香港在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经验。例如，香港的慈善事业发展成熟，当中的一些慈善组织管理制度包括以法例规限慈善组织的服务对象、目标；要求公开经费来源，帐目受到监管等，香港可向国家推广有关经验。另外，香港建立了多个专业行业，从业员的专业精神和服务水平享誉全球。香港可就此向国家建议成立专业团体去监督专业人员的入职、考核、守则、培训等，以及如何倡导专业价值观、伦理精神等。还有，香港推动公共房屋的经验，为基层提供安乐窝和向上流动的希望，值得向内地建议。 寻求创新产业突破 “十二五”规划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主线是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规划中特别把产业结构调整放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进行阐述，认为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时机，结合世界一些新兴产业正在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使中国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取得全球领先地位。这些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对国家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节能环保技术、新一代资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个产业，已被国家确立为发展重点，相关的产业规划即将出台。 香港近年也想积极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并将其列为未来六大优势产业之一。但香港本身市场狭小，加上土地和人工成本昂贵，想靠一己之力来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往往事倍功半。而内地现在对新兴科技产业在资金、政策上的扶持力度，连欧美国家都叹为观止，加上内地具有市场规模大和人才汇聚的优势。香港想要在创新科技产业上取得一席之地，一定要多了解内地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动态并与之相配合，发挥香港人善于把握市场机会的特点，取得两地协同效应，才能在创新科技的产业化上有所突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1-04-06 “财政预算案风波”打击了市民对咨询机制的信心，凸显出港府管治中政策制订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次风波令社会反思政务官治港模式应否长久维持。香港必须开创新的管治模式，例如港府要加强与政治联盟的联系，在政策方针和内容上更多吸纳政治联盟的意见，以换取其支持。 “财政预算案风波”打击了市民对咨询机制的信心，凸显出港府管治中政策制订方面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次风波令社会反思政务官治港模式应否长久维持。 2月23日，财政司司长公布2011-2012年度财政预算案。结果，预算案受到不少抨击，当中以注资在职人士的强积金户口措施最为惹火，不少政团包括建制派要求调整预算案内容。就在3月6日反对派举办游行前夕，港府公布新措施，包括向全港18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派发6,000港元，此举暂时平息了社会的不满。 但是，并不代表事件已经终结。根据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对财政预算案的即日调查显示，被访者对预算案的满意率只有27.3%，不满率达35.3%。满意率减去不满率，净满意率为-8%。回归以来，只有2003 年进行的同类调查出现净满意率为负数的结果。 必须指出，2003 年与今年的政府财政和社会状况有根本性的分别。2003 年，受金融风暴打击，香港经济低迷，失业率超过8%，港府出现连续五年的财赤，必须削减开支，包括下调社会保障援助、调高利得税税率、削减公务员薪酬及资助机构薪酬资助，触动各个阶层的利益。市民对预算案的净满意率出现负数，实在难以避免。但是，今年香港经济走出金融海啸的阴霾，快速复苏，失业率只有 3.8%。港府坐拥超过900 亿港元的盈余，推行一系列措施，包括注资在职人士的强积金户口、额外发放综援、代缴公屋两个月租金等。这些措施令不少市民受惠，但预算案仍引来广泛批评。就此，港府必须检讨整个政策制定过程，而注资在职人士的强积金户口措施可为切入点。 检讨内部政策讨论机制 首先，政府内部的政策讨论机制必须作出改善。注资措施推出后，人数超过12 万的长俸制公务员未能受惠，引来社会猛烈批评。政治任命官员中，不少是公务员出身，其工作伙伴亦离不开公务员。很难想象，政府内部讨论有关措施时，未有任何官员提出公务员的可能反弹。若然真的没有，这反映了港府事前考虑未够周详；若然真的有，但是不获采纳，则反映了政治领导层未能充分把握最亲密的工作伙伴的动向。无论是以上任何一个情况，港府领导层都必须加强与公务员之间的联系。 另外，港府在政策讨论过程中，必须参考海内外经验，加强政策研究工作。类似的注资措施早在澳门推出。澳门2011 年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公布，向每个合资格居民的中央储蓄制度户口注资。该措施的确对预备人口老化有一定作用，但是澳门社会有不少反响，包括批评远水不能救近火，未能纾解民困。结果，事件在社会上不断发酵，打击了澳门特区政府的民望。港府只要参考澳门社会的反应，便可能重新考虑是否推出注资措施，或作更合适的安排。 同时，政府必须加强与判断民情专家的沟通。注资措施并不能惠及教师和公务员。就政治现实看，教师和公务员人数众多，代表其利益的工会是香港社会里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的。判断民情专家必然会实时警告，注资措施的政治风险有多大。必须强调，这里并不是指在社会有需要时，也不应触动教师和公务员的利益，亦不是指政府应该放弃原则，肆意作出民粹政策。只是若然能及早预计两大群体的反应，港府可更从容地面对社会的质疑。 谨慎处理派钱措施细节 预算案受到不少抨击后，3月2日，政府宣布向全港18岁或以上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证的市民派发6,000港元。虽然大多数市民暂时沉醉在派钱的兴奋之中，参与游行的人数比预期低，但是舆论上对政府的抨击从未停止。派钱的最大问题是，冲击了市民对咨询机制的信心。 预算案经半年时间咨询，吸纳主要政团、商会、学界等意见。高层官员尤其是财政司司长多次反复表示不会无针对性地派钱。结果，政府在不足一个星期内，在欠缺派钱方法、配套措施等周详计划下，推出香港开埠以来首次政府直接派钱予市民的措施。而且，有关措施是无针对性的，只要18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居民便能受惠。这令不少市民感到愕然，究竟咨询程序是否有效，甚至是否需要？究竟政府的公共财政理念是审慎理财，还是有钱就派？ 更重要是，市民会质疑政府是否了解市民的想法。对于不少香港人来说，希望港府推出措施纾解民困，并推动香港长远发展。虽然注资强积金户口的措施，市民不能实时受惠，但是政府仍可坚守立场，指这有助纾缓香港人口老化下公共财政的压力。同时，港府绝对可以通过其他措施，包括退税、复建居屋等作回应。现在，派钱虽然可以远超市民期望，带来一剎那的兴奋，但是不久后市民清醒过来，加上舆论的猛烈批评，政府实在难以招架。尤其严重的问题是，部分中产阶层人士会质疑，政府作为香港公共财政的看门人，怎能慷他人之慨，浪费纳税人的血汗钱？ 而且，有关措施令部分本来有机会受益的在职人士，变成一无所获；亦令部分较具争议的群体，由无变有。受影响的人士包括内地来港新移民、18岁以下已离校工作的年轻人、仍未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外地专才、居住在外地的香港永久居民等。若然港府以为这些群体的组织动员力不足，所以可以忽略其利益，便大错特错。因为派钱措施一次过挑动内地人与香港人的矛盾、世代之间的矛盾、外地居住与本港居住的香港人的矛盾等。这些矛盾将会在舆论里不断发酵，结果最终是打击政府管治威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狄旸 2011-03-09 香港在内地企业“走出去”及拓展中国对外关系，提升国家形象方面，都能以其独特的地位发挥重要作用，而主动服务于国家“走出去”战略，也有助推动香港自身的经济增长。 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家实力大增。中国在新形势下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这其中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涵，一是内地企业“走出去”；二是国家积极发展、拓展对外关系，提升国家形象。在这两方面，香港都能以其独特的地位发挥重要作用，而主动服务于国家“走出去”战略，也有助推动香港自身的经济增长；在国家层面，善用香港的融资平台和法律服务体系等，可为内地企业发展海外市场服务，善用香港商界在国际上建立的广泛网络，可开拓外交薄弱地带，均有助于推进“走出去”战略。 香港融资平台支持内企“走出去” 世界经济复苏，国家鼓励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到国外投资，为我国经济以及金融海啸之后的世界经济增添新活力。但是，相对于吸引外资来讲，内地企业在境外投资上整体还欠缺经验，亟需疏通投资渠道、理顺在境外国家投资环境中的各种关系。 香港拥有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是亚洲最国际化的都市，低税率、完善的基建及经贸配套设施，再加上健全的法律制度，使得数以千计的内地企业因在港设立公司而受惠。截至2010年底，内地企业对香港直接投资达近2000亿美元，约占内地全部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六成。根据香港贸发局研究，66.8%的受访内地企业其当前的发展战略，就是拓展海外市场；15.2% 的受访公司已经在香港设有办事处或委托业务代理；58.9%表示未来两年内会到香港设办事处或委托代理，主要期望在香港建立海外市场及销售网络，并透过香港物色境外投资及业务合作伙伴。这说明香港服务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角色，已经被广大内地企业肯定。前不久的“两地企业携手‘走出去’高峰论坛”，国家商务部副部长陈健表示，香港已经成为内地企业最重要的目标市场和最理想的“走出去”服务平台。 内地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首先要解决的是融资问题，而香港是优质的融资平台。香港很多国际银行可以为内地企业提供融资渠道，其海外经营网点可以成为内地企业的海外平台。同时，香港很多国际银行都与欧美大行有紧密合作关系，可以将辐射面进一步扩大到欧美地区。 香港金融机构能够为内地企业提供以下多种具体的金融服务。第一是跨境贷款。香港的金融机构可以通过贷款帮助需在海外设立工厂或者进行并购的内地企业在港子公司解决资金问题；第二是出口信贷。香港金融机构可以为企业提供出口信贷，使得内地企业的客户能通过出口信贷获得所需资金；第三是内保外贷。企业母公司在内地，香港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母公司人民币资金的信用保证在海外进行发放外汇贷款；第四是跨境并购融资，包括新建子公司和通过并购拓展海外业务。通过香港金融机构，内地企业可以安全、便捷地并购海外现存企业，香港金融机构可对并购资金需求提供贷款。当然，香港作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融资平台，还有更多香港有能力提供的金融服务尚未被开发。 香港法律服务协助内企“走出去” 内地企业“走出去”会涉及跨区域法律咨询。由于法律制度不同，内地企业直接投资英、美、澳、加有一定风险，而香港与它们沿袭同一英美法系，因此可以成为内地企业“走出去”的理想跳板。 香港律师业多年来建立了优良的专业服务传统。除了香港本土法律服务外，香港律师熟悉市场机制、金融、跨地域投资、国际商贸、仲裁、诉讼等法律服务事宜，积累了丰富实战经验，能为内地企业拓展新市场、新业务，引进新资金、客源、人才、技术等提供帮助。大部份香港律师语言能力过硬，能为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具体服务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内地企业办理香港或海外公司注册手续，协助开设香港银行户口，经营生意、投资。除受监管行业外，成立香港公司的过程简单、便捷，无须审批。在香港注册公司只需要最少一名股东及董事，且股东或董事没有国籍限制，也无须在港居住，但须委任香港人或香港公司担任公司法定秘书。在这方面，香港的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就可以发挥作用，协助内地“走出去”的企业办理企业注册手续。此外，香港律师也熟悉海外公司的注册、许可及运作程序，可向内地提供相关服务。 第二，内地公司上市后，香港律师的专业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因香港与内地法律体系不同，香港律师可持续协助内地企业了解香港法律及监管规则，利用其专业声誉，增进国际投资者对企业的信心及支持。很多香港律师目前已拥有“中国委托公证人”资格。在民商事宜上，这些律师可协助企业提供可靠和有效的证明，为企业“把好关”，为两地的商贸和民间交往提供便利。 第三，香港律师能为内地企业提供相关税务计划，使其获得《税务双边协议》的税务优待。内地与香港税率有异。在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香港公司可成为内地母公司的货品及利润的“中转平台”，协助内地企业减低税务责任，助其进行合法利润转移。在合法将内地企业的利润地转移到香港公司后，内地母公司可以享受低税率。在与海外商贸往来中，内地企业可以首先与香港公司签订《进出口合同》将货品作进出口，并且通过香港公司与海外公司签订《买卖合同》，将货品销往海外市场。 第四，在涉外交易中，设定仲裁条款解决纷争是内地企业“走出去”遇到的重要障碍。特别在涉及英美法系国家的仲裁纷争问题上，香港可以成为国际仲裁中心，在内地企业同境外客户之间起协调沟通作用。香港仲裁以尊重“当事人自决”为原则，法院极少插手。此外，香港仲裁裁决亦可以按照“纽约公约”在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是内地法律系统所没有的优势。 第五，香港律师可以提供知识产权管理服务。由于长年来已经获得良好国际声誉，因此通过香港管理知识产权，相对来讲容易获得海外合作伙伴的信任，为内地企业“走出去”赢得打造声誉的关键性订单，同时也使得内地企业的品牌推广更加顺畅。香港律师可以协助内地企业产品在海外市场取得品牌的商标许可，使其知识产权得到保障。 第六，香港律师可协助内地企业预防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应诉外国反倾销起诉。在内地很多企业还处于国际分工链末端的时候，容易让别国在倾销、补贴上有可乘之机。有关反倾销、反补贴的诉讼亟需经验丰富且有良好国际声誉的律师协助。在这方面，香港律师熟悉市场运作，有能力为客户提供预建立生产成本、销售市场价格等各方面纪录，特别善于应对欧美法系国家提出的反倾销起诉，作出及时应诉。在相关领域，香港律师也可连手外国律师共同提出抗辩。 协助国家开拓外交薄弱地带 除了利用独特作用协助内地企业“走出去”外，香港还可以在民间外交上大有作为，帮助树立国家形象，协助国家开拓和巩固外交薄弱地带。 香港商人在多年的经商过程中，积累了遍及世界、十分宝贵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可以帮助国家开展民间外交，帮助国家发展外交薄弱地域或者尚未建交国家的关系。比如，长年来，香港同加勒比海地区以及南太平洋岛国都保持稳定而良好的商贸关系，而这两个地域目前正是中国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开拓的外交地带。与其它地区相比，中国政府同加勒比海地区的关系还比较疏远，而同南太平洋一些岛国尚未建交。对于这些通过正规外交渠道不便疏通、发展关系的地区，香港的独特优势就十分明显了。香港可以利用自己已经积累的关系在国家和这些地区之间起桥梁作用，平日互通友善，或者在必要时刻传递关键信息。从民间外交的角度上讲，有时通过非正式渠道传递信息的效果甚至胜于正式渠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1-01-12 澳门社会各界对《施政报告》的关注，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而是其中的种种承诺能否得以落实。《施政报告》更提出了外人不可能感觉到的，对澳门特区政府管治牵一发以动全身的（公务员）“中央招聘制”。 11月16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发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2011财政年度施政报告》，大多数香港传媒一如既往地以“大香港主义”的观点，就澳门特区政府“继续派钱”的措施大做文章，借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之名去批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可是，如果从大多数澳门市民的角度出发，最令大家担心的，不仅仅是这份报告提出一些只是“治标不治本”的短期措施，还有外人不可能感觉到的，对澳门特区政府管治牵一发以动全身的（公务员）“中央招聘制”。 规划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发展蓝图 比起今年年初崔世安特首公布的第一份《施政报告》，刚刚发表的这份最新《施政报告》，的确是有一些进步的。 最新《施政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澳门特区政府“将继续从广大居民的切身需要和长远利益出发，广泛听取意见，优化民生素质，确保社会祥和穏定，扩展产业适度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规划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蓝图，致力实现澳门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试图通过发展“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途径，达成近年来多位中央领导人曾明白宣示的“产业适度多元化”目标，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除此之外，“施政报告”中提出的种种承诺，包括建设优质城巿生活，人文建设，经济适度多元，人力资源，支持中小企业，税项减免、经济补贴及津贴措施，提升生活素质，可持续发展，科学施政和制度化建设等等，都的确是“回顾过去，放眼未来”，如果能在崔世安的任期内一一达成，对大多数澳门居民来说，当然是件好事。 在“税项减免、经济补贴及津贴措施方面”，向每个合资格的中央储蓄制度户口注资6,000元；向每名永久居民发放现金4,000元，非永久居民每人2,400元；调低房屋税税率等等措施，即使不少市民都明白这是短期措施，但是，大多数市民也是乐意接受的。 社会各界关注施政承诺如何落实 因此，澳门社会各界对《施政报告》的关注，不仅仅是内容本身，而是《施政报告》中的种种承诺能否得以落实。 澳门文化评论员李展鹏在一个研讨会上表示，本来他一直都反对“现金分享计划”，但是，领了三年现金之后，今年突然少了两千元可领，他亦忽然觉得心中有气。这种情绪不单只是来自非理性的情感，也来自理性的思维。因为，只要反省过去几年澳门出现过的种种严重社会问题，包括楼价高涨、通胀不止、交通挤塞等等，除了派钱之外，澳门特区政府其实都没有给市民什么真正可以感受到的好处，让他们可以分享到过去几年澳门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庞大利益。 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兼课程主任林玉凤则表示，对一些重大的政策变化，不管在报告内或在报告外的特首记者会上，都没有好好的说明或澄清，例如，为什么今年“现金分享计划”会自6000元下降至4000元，连一个理由都没有提过。 林玉凤教授指出，这份“施政报告”有着不少矛盾冲突、思路不清的地方，施政目标和手段之间未有逻辑因果关系，有时让人无法理解某些项目会落在某项分类之上。例如，在如何落实“致力深化人文建设”上，其中一项将要执行的工作竟然是“为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将举办系列活动，以各种纪念形式展示孙中山先生在澳门时期的主要活动”（《施政报告》第20页）。在落实“文化领域”的“塔石广场大楼：塔石创意中心”的工作内容里，则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改建工程至中心开幕”（第90页）；某些其它项目的工作流程（从开展到完成），更是不清不楚。 在某些项目的相关性方面，笔者注意到，在“经济适度多元”的类别内，如果要完成“配合《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落实特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发展定位，加强与泛珠三角，尤其是粤港的紧密合作，促进粤澳的产业经贸合作、重点规划协调、大型基建对接、社会民生互惠”等等目标，澳门与广东（珠海）之间推行更方便的通关措施（包括硬件和软件）应是不可或缺的。 可是，同一类别的内文中，竟然对此不置一词。一定要仔细地看完“施政报告”的全文，才会发现，有关落实上述目标的措施，包括“优化出入境口岸和客运码头的设施，增建电子自助过关系统，完善周边道路交通配套，开展与邻近地区之间的陆路跨界交通衔接工作”，竟在“建设优质城市生活”类别的内文里面。 “中央招聘制”威胁公务员既得利益 不过，对为数约两万人的澳门特区政府合约或非合约公务员来说，崔世安特首如果真的落实“中央招聘制”，那才是对他们当中不少中高级公务员的最大威胁。 与香港早在港英政府年代便实行“中央招聘制”为主的“公务员入职晋升制度”不同，澳葡当局和澳门特区政府从来都未实行过“中央招聘制”。对澳葡当局来说，这当然是为葡萄牙人（特别是澳门土生葡人Flihos da Terra）在澳门谋利而度身订做的长期措施，特区政府成立后不但完全继承了这套早已不合时宜的制度，甚至将其负面效果“发扬光大”，令社会怨气累积得更加厉害。 为何如此表述呢？因为，除了一些需要大量人手、流动率亦偏高的单位（如纪律部队里的治安警察、狱警），让一般无人脉关系可依靠的平民百姓有机会获得聘用之外，数量有限的一些“笋位”（好职位）往往都是通过“小范围”的“内部招考”而录取的，其直接表现必然是“亲疏有别”。于是，政府内部，不管大小部门，都充斥着“用人惟亲，近亲繁殖”的情况，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相对上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机制，让有能有德的应征者可以更多地获得录取。社会上早已对此批评多时。 更令不少澳门市民火气大增的是，“小范围内部招考”的影响比较微弱，因为知者不多，考者更少，得罪的人亦少。但是，特区政府成立后，为了追上国际水平，不少公务员空缺都是公开登报招聘和考试的。于是，不少报刊公开招聘某个“长俸公务员”的职位，便吸引了数以百计的年轻人或中年人去应考。可是，当应考者打开考卷，竟然发觉里面尽是“今年是第几届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之类的“烂问题”。更气人的是，这个“长俸公务员”职位的发榜结果，竟然是在该单位早已工作了一段日子的一位“合约公务员”，其背景亦照例是局长或副局长的亲戚朋友或其子女。每次都是有一定“人脉关系”的“特权人士”才会捞到“笋位”。澳门特区政府每举行一次公开考试，便至少得罪好几百人；一年考十次试，便至少得罪好几千人；特区政府成立十年以来，久而久之，得罪的人数以万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1-10 珠海无论是在与香港的地缘联系上，还是在国家和珠三角改革开放的战略布局中，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香港与珠海应在政府沟通机制的合作及金融创新方面积极探索新的合作空间。 2010年是珠海经济特区成立30周年。在过去的30年，珠海市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为今天美丽的海滨城市。但是大多数香港人对珠海的了解并不深，还仅仅停留在休闲度假地的印象中。其实在最近几年，珠海无论是在与香港的地缘联系上，还是在国家和珠三角改革开放的战略布局中，都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值得香港的政府和商界密切关注。 三大机遇改写港珠地缘经济格局 香港过去与珠海的联系不是特别密切，除了因为两地没有直接的陆路联系通道之外，还和历史上珠海在经济总量上较小、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力较弱有关系。 改革开放早期，以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带动的珠江两岸同时起步。但后来两个城市差距逐渐拉大。1980年的时候，两个城市的经济总量几乎相当；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珠海一年的GDP大约相当于深圳一个季度的GDP；而到了2008年前后，珠海一年的GDP大约只相当于深圳一个半月的GDP。应该说，和深圳以及其它一些沿海先进城市相比，珠海在经济规模和对周边地区的引领带动作用上，表现不够突出。 这种差距主要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是地理区位条件。珠海的地理位置没有深圳好。珠海相邻的澳门城市由于体量较小，同珠海的产业联动比较低。相比之下，香港产业转移、资本输出对深圳的带动作用非常明显。第二个原因，是珠海历史上在产业定位和产业选择上有过摇摆，没有像珠三角其它一些城市那样，在一些核心产业形成大规模的集群效应。由于产业链不完整、缺乏上中下游完整的产业配套，在招商引资的吸引力上与珠三角邻近地区相比存在一定的劣势。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一两年里，珠海面临着三个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转折，为珠海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全新的机会。 第一个机遇来自于港珠澳大桥的建设。这意味着珠海成为继深圳之后，第二个与香港有直接陆路联系通道的中国内地城市，这对两地的交流无疑有巨大的促进作用。从旅途时间看，港珠澳大桥建成以后，从香港机场到达珠海的行车时间只要二三十分钟；从香港的商务中心区中环出发，到珠海的时间也在一小时以内，比起从香港这两处地点到深圳市区的行车时间还要短。这也意味着珠海将正式融入香港的一小时生活圈内。 港珠澳大桥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就是经过多年的协商之后，三地政府在大桥的建设模式上采用政府直接投资和银行贷款的方式相结合，而不是以商业投资的方式兴建，这使得未来过桥车辆的收费上相对比较便宜。这个举措对降低来往两地的交通成本、充分发挥大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有重大意义。 第二个机遇来自于国务院正式批准的《横琴总体发展规划》。这意味着横琴开发纳入国家战略。珠三角核心地区最后一块“处女地”横琴，经过多年的沉寂，终于进入了大开发阶段。 中央政府虽然在过去的两年里，密集颁布了十多个区域发展的规划纲要。但这些区域发展规划主要都是针对一些大范围的并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区域，例如长三角、珠三角、海峡西岸、北部湾等。而中央为了横琴这样一个面积相对较小而尚未开发的岛屿，专门发布了国家级的发展规划纲要，应该说是珠海得到的“殊荣”。 珠海的第三个机遇是在《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中，明确把珠海定位为珠三角西岸的中心城市，与广州、深圳并列成为珠三角的三个核心城市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广东省也曾经规划过以广州、深圳、珠海作为珠三角三个经济中心的“A”字型布局。但由于后来珠海的经济规模比较小，对周边地区的带动作用有限，“A”字型的经济布局没有真正形成。但在此次的《珠三角改革发展纲要》中，很强调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珠海被定位于珠三角西岸珠（海）中（山）江（门）的核心城市。随着城市间一体化格局的形成，珠中江三个城市合力抱团形成的城市群，无疑将改变珠三角西岸经济规模较小、辐射力较弱的局面。而珠海作为这个城市群的核心，在交通基建规划、产业布局上，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港珠官方沟通应建立“直通车”机制 面对珠海的快速变化与发展，香港方面应该认真研究，未雨绸缪，为横琴大开发和港珠澳大桥通车之后的地缘经济新格局做好准备。 在两地政府层面，应该积极探讨建立两地政府在工作层面的直接沟通机制。目前，珠海和澳门有合作专责小组的沟通机制，但珠海与香港之间却没有相应的直接机制。作为广东省辖下的一个市，珠海官方的任何想法，即使是一些具体操作层面事务，想要与香港官方合作，也必须首先申报给广东省政府，然后再由广东省政府和香港政府通过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来商讨，之后再反馈珠海。这样不仅费时费力，而且香港与珠海无法直接交流，影响了合作的效果。考虑到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后，珠海与香港的人流、物流往来必然大量增加，两地应该及时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大框架下，建立香港与珠海之间的专门工作协商小组，以提升两地协作的效率。 珠海在横琴岛的开发中，确立了“港澳优先”的原则，也就是对港澳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可以给予一些特别优惠的政策。考虑到澳门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来自香港的投资和产业转移对横琴具有重大的意义。对香港来讲，无论是现有的金融和专业服务等现有优势产业，还是构想中的六大新优势产业，横琴都是这些产业在内地市场上寻求突破值得一试的跳板。因为横琴是极少数已经获得国家授权、进行体制创新的新区之一，很多地方比深圳前海、广州南沙等新的开发区都走在前面。 因此，香港可以尝试把与深圳共同开发前海的模式运用到与珠海横琴的合作上来。现时在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架构下有一个“前海开发深港合作联合专责小组”专门推进港深在前海地区的合作。香港也可以和珠海在同样的架构下成立一个香港与珠海合作推进横琴开发的专责研究小组，研究出来的合作方案报给中央批准后实施。这样不仅可以为香港和珠海带来更有效的合作关系，还可以帮助国家在体制创新上有新突破。 港珠可携手创新境外人民币产品 除了在政府沟通机制的合作外，在金融创新方面，香港与珠海也应积极探索新的合作空间。香港现在正在努力发展人民币的离岸市场业务。但现在香港的人民币市场规模还比较小，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香港的人民币目前还不可以直接回流入内地进行投资，只能通过以中国银行香港分行作为清算行的方式转存入内地。这样香港的人民币储蓄和投资产品只能获得1%左右的利息回报率，大大影响了香港人民币业务的发展。香港金融主管部门正在和中国人民银行协商，寻求人民币投资的新渠道。而珠海现在也积极想在金融创新上有所作为。如果双方能携手，在风险可控和不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前提下，积极向国家主管部门争取发展境外人民币投资的新产品，比如在珠海横琴开发区成立境外人民币投资内地的产业基金，或者以珠海作为试点，允许来自香港的外商在对内地某些行业的直接投资中使用人民币。这不但将提高香港人民币投资产品的回报率，进一步促进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发展，也为珠海深化金融产业和提升相关产业起到很大助力作用，为两地的“双赢”创造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