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平 2011-11-04 自从“超级区议员”体制成立后，区议员可间接选举多位立法会议员。在此情况之下，选民对候选人的要求不再只着眼地区事务。这对以往只着重地区事务的旧式实干型地区工作人士将带来新冲击。 香港将于11月6日举行九七回归以来的第四届区议会选举。相比往年，本届区议会选民投票选出来的区议员，将首次有机会于明年参选或投票选出立法会的“超级区议会”议席，或者参与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由于多了这一层政治意义，今年区议会选举的战情也成为历来最激烈的一届。展望未来，建制派有必要进一步加强地区工作，以及吸引年轻选民，为日后的区议会选举做好准备。 反对派选情不乐观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10月中旬刊登的宪报显示，本届区议会选举共接获915个有效提名。全港18区的412个选区中，有76名候选人自动当选，其余839名候选人将竞逐336个议席。在18区中，以油尖旺区竞争最为激烈，51名候选人竞逐16个议席，平均逾3人竞逐一个席位。 究竟本届区议会的选举结果如何，只有等待投票揭盅才有答案。但按照目前形势来看，若无意外，“泛民”的选情并不乐观，建制人士很有可能胜出。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大原因。 第一，在过去的区议会选举中，泛民主派均有透过协调基制而参选。但在今次区议会选举中，民主党被人民力量狙击，使建制派有机会从中得益。譬如，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伟业挑战同是立法会议员的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出选屯门乐翠选区的无党派沈锦添或者会因而受惠。又如海怡西选区，人民力量林雨阳与已退出社民连的季诗杰同时出选，夹击民主党冯炜光，或者会令新民党施俊辉渔人得利。 第二，被视为“泛民”第二大势力的公民党，在区议会选举中一向依靠推销政治明星来取胜。但本届区选开始前，公民党却接连卷入港珠澳大桥环评、外佣争居港权两宗司法复核案件中，被许多人斥责出卖港人利益。故预计公民党在本次选举中的选情并不乐观。 五项因素值得关注 相比往年，今年的区议会选举选情激烈，出现十分不同的氛围。以下几方面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第一，区选议题的政治化。香港区议会自1981年成立以来，至今已有三十年的历史。区议会的功能，主要是就地区性问题和对该区有所影响的政府政策，进行讨论及提供意见，充当选民或政府的“传声筒”。不过，自从“超级区议员”体制成立后，区议员可间接选举多位立法会议员。在此情况之下，选民对候选人的要求不再只着眼地区事务。这对以往只着重地区事务的旧式实干型地区工作人士将带来新冲击。事实上，今年有不少候选人都专攻全港性议题，包括关注土地权益、促开放大气电波等。 第二，民主党的选情。去年，公民党和社民连发起“公投”运动，但民主党却支持政改建议方案。民主党的决定对其自身有利有弊。一方面，该党30名成员包括七位创党成员宣布退党，部分自立门户，成立新政团“新民主同盟”，这大大打击了民主党的实力。另外，其它“泛民”政团如人民力量指摘民主党出卖民主，在区议会选举狙击民主党，要对方“票债票偿”。但另一方面，政改建议方案被立法会通过后，民主党的支持度一度急升，部分政治立场偏向中间的选民改而支持该政党。民主党既与中央政府及特区政府协商，又站在“泛民”的立场抨击政府，这样的取态能否扩大其票源，在是次区议会选举里值得留意。若然该党综合当选率、总得票等数据有良好表现，这可能鼓舞该党领导层坚持“又倾又砌”（又谈又打）的立场。 第三，更多激进泛民政团的诞生。本次区选出现前所未有、最多“泛民”候选人互撼的局面，且还是在多达76名建制派候选人自动当选的情况下发生。其中，人民力量拒绝“参与”泛民的协调机制，以及狙击民主党和民协，意味着激进民主派与温和民主派正式分裂，专门吸收思想较激进的选民支持。换言之，日后打着激进民主派旗号的政党政团，在选举上参与协调的机会很微，“泛民”互撼的情况只会有增无减。 在激进民主派杯葛协调机制的情况下，民主党和民协的地区工作者日后便要同时面对建制派和激进民主派的竞争，下马机会大增。这将会鼓励更多民主派人士加入或组成新的激进民主团体去参选，如民间电台和土地正义联盟，以争取政治本钱。“泛民”势力版图会逐渐洗牌。 第四，年青选民人数及投票率的不断上升。互联网发展兴盛，加上通讯媒介发达，勇于接受新科技的年轻人比以前更容易接触社会政治话题，新一代年轻人也更加关心政治。根据临时选民登记册显示，政治取态未明的18至20岁的“90后”登记青年选民，较2007年区议会选举激增一倍至14.4万人。一方面，他们对于地区事务的期待标准与他们的父母大有差别，这群人如何影响政党布阵和选举结局，将是特区下一阶段何去何从的关键指标。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发达，也令新一代更易宣传和鼓励亲朋认知自己的政见和投票取向。争取年轻人选票，随时得到带动数张选票支持自己的效果。 第五，免费报的影响。在区议会选举前夕，壹传媒集团突然宣布推出免费报章《爽报》。姑且不论黎智英是否企图借此控制香港区选的主动权，一个不可否认的客观现实是，《爽报》肯定会成为偏帮“泛民”的选战武器。这正如2007年《苹果日报》为陈方安生印制大量“告急号外”谷票，今次《爽报》也有可能为“泛民”候选人的“告急号外”或“配票呼吁”。 建制派的选举策略 第一，继续加强地区工作。根据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副教授王家英研究2007年区议会选举投票行为后所得的结论，区议会候选人能否当选，往往与其在地区上的表现，包括有没有做好地区工作有关。至于政治牌，除非正值政治敏感时期，像2003年有“沙士”（非典）和七一效应，才会让“泛民”可以获得较好成绩。否则，要在区议会选举中胜出，候选人便要靠做好地区服务。换言之，加强地区工作，处处为居民着想，仍是建制派未来工作的优先重点。 第二，转变宣传策略。大致而言，建制派以往的地区工作都做得很好，在提供地区服务的资源与素质方面，一向比民主派有优势。不过，随着区选议题走向政治化，这些优势将会减弱。展望未来，建制派人士应一改以往只提供地区服务，令服务使用者的街坊支持他们的作风，改而宣传地区服务素质是如何影响小区的环境与居民生活素质，令不管是否直接获益的选民，也会支持提供良好地区服务的建制派候选人。 第三，发挥政治立场优势。一直以来，“泛民”在选举期间，都喜欢使用“不热心支持民主”、“拖慢民主进程”等罪名，丑化建制派。建制派候选人往往被民主派在选举话题上牵着鼻子走，只讨论政治立场，建制派本身的优势却被忽略。其实，建制派也应该利用本身政治立场优势去反击，而不是捱打。建制派最鲜明的优势及特点是爱国爱港，爱国爱港即乐意与祖国接轨，利用大陆的经济优势去推动香港的经济发展，带领人民改善生活条件与环境。相比之下，很多“泛民”候选人都不大支持甚至反对一些与内地融合的政策，如在西九建高铁，筑港珠澳大桥等，这绝非爱国爱港阵营所为。建制派应利用简单易明的爱国爱港与否概念去令市民认清建制派与“泛民”的分别，让市民容易选择应把选票投给谁。 第四，致力吸收新支持者。除了工联会，其它建制派政党一向甚少举办兴趣班去吸引市民。既然建制派在金钱和资源有较大优势，日后应该鼓励建制派不同政团于每选区举办为该区而设的兴趣班，接触更多群众，令政治冷感的市民主动认识到建制派政党，从而培育一批新的潜在支持者。另外，如上所述，随着网络越来越发达，年轻人对区议会选举的兴趣也日益增加。由于区选候选人只要稳持几百票就有胜算，青年选民的投票倾向极有可能左右选区结果。既然年轻人更热心时政与投票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建制派未来应加强年轻人工作。除了继续在互联网上进行文宣以争取支持，也可以在中学、大专院校的学系成立卫星组织，有系统地吸纳新一代支持和巩固联系，化联系为支持选票。 第五，鼓励建制派内部良性竞争。建制派由于协调功夫到家，在区议会选举中出现像“泛民”那样互撼情况的机会甚低，但这同时也令一早划分好山头的建制政党缺乏竞争，削弱要求进步的推动力。针对这种现象，建制派有必要考虑容许在非选举时期，每个选区皆可有数名建制派地区人士在同一地区提供地区服务，如走跨阶层路线的民建联成员一位，走基层路线的工联会成员一位，走中产路线的经济动力成员一位。三位或更多建制派成员同时服务一个小区，在选举前才凭着服务口碑、成绩甚至设立初选机制，令最优秀者代表建制派出选，以确保参选者的素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方 2011-10-13 香港今天处于旧的“论述”已经失势、新的“论述”还没有产生的一个局面。 “狮子山精神”今天已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所谓“论述”，就是一套逻辑上完整、能自圆其说的讲法。马克思讲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论述”要能造成影响，变成物质力量，首先需要为一定数量的人接受。 超越“狮子山精神” 香港今天处于旧的“论述”已经失势、新的“论述”还没有产生的一个局面。旧的霸权论述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系统，大致上可以被概况为“狮子山精神”。今天，它已跟不上现实的发展，正处于全面崩溃的边缘。 现在，大家一般把“狮子山精神”理解为“依靠勤劳发家致富”，这里面既包括了一种工作和生活的伦理，亦包含了大家觉得自己能“往上爬”这种对社会向上流动的集体预期。可以说，香港人的工作伦理从一开始就和清教徒式的工作伦理不一样，它并不是纯精神性的，而带有物质上的假设。 有趣的是，今天的“狮子山精神”，和当年电视剧《狮子山下》集中想要表达的精神，又有一段距离。电视剧讲的是基层市民的生活和他们对社会民生的看法，反映当时草根阶层的挣扎历程。剧中的“狮子山精神”，与其说是致富的保证，不如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今天，生活已经无忧的那一代人，却理所当然地把过去吃的苦跟现在的成就联系起来，觉得其中有着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 后现代史学理论告诉我们，过去（the past）与历史（history）是不同的东西。历史不过是一种文字述事，和文学创作无异。最终，历史就是理论，而理论就是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背后亦不过是利益。任何的历史写作都是为特定的人群服务的，意义亦并不独立于历史文本以外而总是被书写历史的人所建构。 如此看来，每代人都可以甚至应该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今天香港社会问题的症结，就是新一代人仍然未能重写新的历史：他们自己的历史。香港年轻一代未能重新梳理香港的过去，以自己为主体讲一个新的香港故事，就是香港青年人焦虑的根源，其中最明显的表征就是最近“八十后”的所谓“非理性”和“激进”的行动和诉求。 事实上我们不难看出，“狮子山精神”服务的，不过是吕大乐教授在《四代香港人》所描述的“第二代香港人”。“狮子山精神”不但合理化了他们的成就和财富，更强化了与其逻辑相匹配的新自由主义制度（例如香港政府一贯以来的“小政府、大市场”方针）的再生产。在香港不断蝉联“最自由经济体”的同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已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和关联方式，“狮子山精神”与这些相应制度对“八十后”而言，就只是一种压迫。 对“狮子山精神”的批判，在有识之士之间，并不是新的东西，但这些批判要不是过于微观，只看到其背后的世代矛盾，就是过于宏观、笼统，把问题一下子扯到“资本主义”上去。 事实上，在已经被“去工业化”的“已发展”国家里，工作伦理的承诺已普遍被质疑，香港的“狮子山精神”批判，亦应该超越本地的世代矛盾而和这个全球性的潮流结合。在消费社会中，人的主要身份不再来自于工作，而靠他的消费方式呈现。全球资本的流动，使得工作不断往低收入地区转移。在工作条件稍高的地方包括香港，稳定的就业越来越不再是一种必然。短期的、兼职的工作，亦不能再被视为“不正常的”、“过渡性的”状态。但我们必须明白，在香港等富裕社会，由于有过去财富的累积，已建立起一定程度上的社会保障制度，过去所理解的“事业”的消失，不等于新一代人的生存受到威胁。 这正正是坊间主流分析忽略了的地方：香港今年的“新社会运动”背后不是香港的新生代和他们的父辈不一样，舍弃物质利益而重“公平正义”。这种说法，暗指“第二代香港人”不重视“公义”，为了物质上的利益允许社会不公。这种指责当然是不公平的，因为“公义”并不是抽象的而有其处境性。今天的冲突确实是价值观的冲突，但这不是“正义”与“邪恶”之争，而是大家对“什么是道德的”有不一样的理解。 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平等的跨世代沟通。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不但要理解不同群体的价值观，亦要加深对不同生活方式的理解，以及对客观事实和趋势的认识。当大家认识到各自处境背后更大的结构性背景，一个包容性更强的新论述才有可能产生。只要这个新论述既能解释过去，又能适用于当下，理解并尊重各世代所作的选择在历史时空中的合理性，世代之间的冲突并不是绝对不能够化解。 要超越“狮子山精神”，我们还需要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它之所以死而不僵，原因一方面在于“第二代香港人”仍然是香港各行各业（包括知识界）的中流砥柱，但更重要的，是“狮子山精神”作为一个观念系统一环紧扣一环，其中的很多环节即使今天的“八十后”亦难以舍弃。 旧论述缺乏“去殖” 有识之士叫我们“反思香港的历史性”，但香港的“历史性”中，显而易见的但又彻底被忽略的，是它的“殖民地性”。 香港人对殖民地的评价是多样甚至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不少人觉得出于“民族大义”，“殖民地”的状态是错的、不正常的、暂时性的；另一方面，英国的统治使得香港急速现代化，变成一个富裕、“文明”的社会，亦让香港人避过大陆的历次政治运动和诸多“折腾”，香港人也由衷地感到自豪和感激。事实上，“殖民地”这个观念在香港被高度“正常化”，很多人根本没有感觉到自己曾经被殖民统治。 为什么英国在香港能采用“怀柔政策”，并和香港人分享利益？在“积极不干预”政策下英国的利益如何实现？这些问题，在主流论述中都没有解答。如其说没有答案，不如说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过要提这些问题。我们可以说，“狮子山精神”论述中对殖民地这一个因素的分析的缺位，并不是偶然。 1968年，Richard...

——港府新年度《施政报告》前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10-12 本届政府不应当有“看守政府”的心态，在本届任期余下时间里应立足现状、放眼未来，积极地面对诸如经济长远规划、社会和谐发展、人口政策等问题，拿起勇气落实相关政策。 在过去的一年里，美、日、欧等西方主要经济体在经济上都举步维艰。但在中国大陆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支持香港的相关政策的带动下，香港经济仍然保持了较稳健的增长。尤其是香港本地零售市场仍受益于内地游客的消费增长，市面消费气氛仍未见受西方外围经济下调所影响。李克强副总理访港宣布了一系列有助香港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的新政策，为巩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再打下一枝强心针。 但与此同时，由于通胀加剧，楼市价格居高不下，对香港市民的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在政治上，社会抗争事件不断，港府施政屡屡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社会资源日益内秏。市民对港府施政不满也达近年的高峰，不同阶层包括青少年、中产人士以至长者，均累积了不少的怨气，社会内部矛盾有加深的趋势。 特首将在2011年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是本届香港特区政府任内的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但本届政府不应当有“看守政府”的心态，在本届任期余下时间里的工作中应当立足现状、放眼未来，积极地面对诸如经济长远规划、社会和谐发展、人口政策等问题，拿起勇气落实相关政策，以民心为依归，以惠泽市民为目标。正如温家宝总理和李克强副总理所言，要努力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和“切实改善民生”。 为香港经济制定长远规划 香港在英国管治时期，当时的统治者抱着香港是“借来的空间与借来的时间”的心态，一直缺少针对香港长远发展的政策研究和经济规划的制定。回归以后，香港政府延续了“小政府”的传统，与周边的新加坡、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或地区相比，在制定长远经济和社会规划方面明显有所欠缺。尤其现在香港现在要全面配合和对接国家五年规划，在组织架构和规划实施上却没有机构可以统筹工作，不能不说是影响香港经济长期竞争力的一大问题。 为增强香港的长远竞争力，香港政府可配合国家五年规划，制订香港自身发展政策，改变执政思维，在积极参与国家五年规划中把握发展机遇，制订香港中长期发展策略。“十二五”规划独立成章论述香港地位，表明国家正式将香港纳入整体发展视野。香港也有明显的意愿，希望在国家五年规划中扮演一定角色。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国家五年规划不会对香港直接做出规划，指导香港发展。但是国家五年规划可以表现出国家所期望的香港在全国发展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香港应该积极参与讨论国家五年规划中对香港的定位研究。国家五年规划中有关香港的角色定位应由特区政府提出，并在中央认同的情况下，写进国家五年规划。根据国家五年规划中对香港的论述作为指导精神，特区政府依此制订香港中长期发展策略。 在组织架构上，香港中长期发展策略的制定可以由政务司司长牵头，设立政务司司长直属的常设政策制定协调办公室。统筹有关政策局以及中央政策组制定本港的发展政策。有关政策局包括：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环境局、运输及房屋局、发展局、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建议这些政策局针对国家五年规划所涉范围成立相关专门委员会，具体负责咨询、制定不同专业领域政策，最后由中央政策组负责草拟报告交政务司司长。 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近年香港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甚至超过1997年的高位，商铺和住宅租金大幅上升，“地产霸权”之声不绝；另外，通胀重燃，百物腾贵，市民叫苦；对于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们既要清还沉重的学生贷款，又苦感薪酬微薄、晋升机会不多；在社会上，各种争拗频繁出现，游行、示威人数愈见增多、冲突愈见激烈。这些现象显示社会累积了不少怨气，如果不尽快加以疏导，会引起社会的不稳定甚至危机。港府可针对以下几方面，执行有效的措施，促进社会的和谐。 调整土地及房屋政策 港府应制定长远的土地及房屋政策，令市民对未来的房屋供应量和发展方向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免受楼价短期的升幅或下跌而过分亢奋或忧虑，影响社会整体发展。安居乐业乃民生之所系，在土地和包括私人楼宇、居屋、公屋在内的各类房屋的供应上，港府必须有清楚和长远的政策，避免造成社会矛盾日深。同时，港府可进一步完善现行的勾地表政策，包括公开政府内部对地价评估准则、申请勾地的按金安排，藉以提高勾地表政策的透明度。 为长者安老投放更多资源 香港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由于香港的养老成本较高，港人退休后到内地生活已渐成趋势。面对有关情况，港府应审时度势，制定相关的措施，以协助长者退休后的长期生活需要。港府可考虑再放宽生果金离境限制或甚至全面取消，以方便长者可安心地长期在内地居住。医疗方面，港府向在内地居住的长者提供医疗券或购买保险，供长者到内地指定的香港企业开设的医院就医；还可以考虑通过内地与香港两地医疗合作，以特定形式资助长者在内地医院系统就诊的安排。 投放资源帮助青少年发展 根据港府统计处数字，2011年3-5月15-24岁青年劳动人口的失业率为16.7%，较上年同期20.6%减少了3.9%，但相对同期香港整体失业率3.5%仍然高出非常多。这显示香港青少年面对的失业问题十分严重。港府可推出青少年义工计划，并由政府和商界共同组织和津贴青少年，担当义务工作，包括郊区植树、社区服务、照顾长者和孤儿等。这样除了缓解青少年的失业问题外，还可以培养青少年关怀社会的意识。 香港17-20岁年龄组别中，只有27%的人口可在本地接受大学程度的教育，仍很难满足香港大部分年轻人的要求。因此，近年有不少香港学生选择到内地升读大学，港府可考虑给予他们享有与本地升学的同等待遇，可考虑将内地大学纳入学生资助计划和津贴内。这不仅仅有利香港年轻人加深对内地的认识，还可为学生提供多一条出路，减少社会怨气。另外，港府可考虑将“资助专上课程学生资助计划”、“专上学生资助计划”以及其他免入息审查的贷款计划的利率调低，或将还款期延长，以减轻贷款学生及其家庭的负担。 制定长远人口政策 香港面对人口老化，医疗福利开支不断上升；港府提出六大优势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新突破点，以上种种，均涉及人口结构的改变与素质的提升，香港想要成功地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有周详的人口政策以应对。但是，除了2002年发表过一次人口预测研究之外，港府近十年来没有清晰的人口长远政策。 因此，港府必须尽快开展有关香港未来人口的趋势调查，规划香港长远的人口政策。其中，必须先全面检讨现时政府的“输入人才计划”以及追踪和研究对内地孕妇在港产子对香港的长期影响。...

狄旸 2011-09-02 司法覆核不仅是法律问题，难免牵涉复杂的政治纠葛，对于其中可以预测并研究对策的问题，应防微杜渐，尽早研究并堵塞法律漏洞。 《基本法》是香港的唯一宪制性文件。诉讼人如若认为香港其它法律或特别行为违反基本法，可向法院提出有关《基本法》的司法覆核。回归十余年来，香港有关《基本法》的司法覆核案件不断增多。随着人们对《基本法》的了解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司法覆核是有效维护自身权益的上诉机制。 “司法覆核”实际上是一种多头博弈过程。首先，诉讼人可启动司法覆核程序，质疑现有法律、法例或者公共机构行为；其次，司法机构在一定范围内有权解释《基本法》及香港其它法律、法例；再次，特区政府可通过行政渠道质疑司法判决，向人大常委提出释法意愿；最后，全国人大常委对《基本法》有最终解释权，具有决定性力量。不同案件中，这几方不同的力量对比和对案件的关切程度，直接决定案件的复杂程度及判决走向。 香港基本法司法覆核有着牵动社会各方神经的力量，这根本上还是因为司法覆核有可能引发人大释法，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介入使得案件的走向超出了香港司法系统的可控范围，香港社会一直存在司法独立被干预的担忧。但是，回归十余年，人大的三次释法十分谨慎，特区政府也表示尽量避免提请释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特区政府都表现得相当克制。 港英时期，香港不存在严格意义的司法覆核。回归初期，香港绝大部分司法覆核案件的诉讼人是个体意义的人，为维护自身权益而提出司法覆核申请。当这种形式被社会普遍认识和接受的时候，申请司法覆核的主体开始出现多元化的趋势，申请司法覆核的主体开始出现政党力量、主权国家等新的主体形式；司法覆核过程中的多头博弈格局也更加清晰。 成为政治力量博弈工具 近来有影响力的案件频出，从“港珠澳大桥环评”到“刚果案”，再到“外佣居港权案”，司法覆核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从这三个有代表性的案件，可以窥见香港司法覆核的新发展。 首先，政党力量的介入使得司法覆核开始成为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工具。老太叫停港珠澳大桥的案件不仅在香港社会引起震动，内地同样反映强烈。一个体弱多病、年近七旬的老太单凭司法覆核就喊停了政府重大基建工程，很多声音认为这是香港司法独立以及司法制约能力的最好体现。然而，细观全局就可以发现这位提出司法覆核的老太背景并不简单。 这位朱姓老太是公民党义工，她此次司法覆核案件的代理律师也是公民党党员，在整个司法覆核过程中，朱绮华本人一直保持沉默，由其律师黄鹤鸣全权代理。有人质疑，居住在公屋、年事已高且身患多种疾病的老太是否有精力、有能力了解复杂的司法覆核内容和程序。提请司法覆核是否是老太一己能力所为？公民党在此次司法覆核中处于积极、强势地位，坚决认为港府修建港珠澳大桥的环评有问题，掣肘港府重大基建工程。败诉之后，无论港府选择上诉或者重做有缺失的空气质素评估，需时少则数月，多则两年。而工程延误两年必定会额外耗费工程造价约267亿人民币。 港珠澳大桥不仅是香港本地的基建工程，更是三地政府合作的重大基建工程。大桥香港段原本计划2010年初动工，由于司法覆核使得工期延后，能否按照原计划实现2016年通车仍是未知数。若香港段计划延误，珠海、澳门段按期完工也不能通车，届时受损失的不仅是香港，而且将牵涉珠海、澳门以及港珠澳大桥整体经济效益的损失。因此公民党在案件中的角色备受指责。 司法覆核是一种需要付出巨大时间成本的法律手段。由于法律程序清晰可依，大概耗时长短是在启动该司法覆核之初就可以预料。不论案件判决结果如何，港珠澳大桥都会被延期，这是控方在决定启动司法覆核时就十分清楚的。时间成本之后，接踵而来的还有经济效益及社会整体利益。在考虑社会整体利益同动用司法覆核质疑环评程序缺失之间，公民党选择了后者。港府的败诉不仅影响港珠澳大桥一项工程，相关的70余个项目都被叫停。这对港府确实是个沉重打击，也是司法过程中的教训。 回归后，政府在所有司法覆核案件中胜诉的概率约为2/3。由于司法覆核更多地挑战的是既有法例或者公共机构、公职人员，政府高比例胜诉部分说明了司法覆核并非儿戏，挑战公共机构及公职人员有一定难度，且一旦败诉，控方要承担高额诉讼费用。这些限制条件并非司法对公共机构、公职人员的偏袒，而是有效保障了司法覆核作为最终申诉机制的威严。但如果越来越多的利益团体、政党机构成为司法覆核的实际启动者，由于他们无论在专业知识还是财力上，都较一般市民有很大优势，启动和承担司法覆核的成本会变小。这些强势博弈者的介入，会使整个局势的重心发生偏移，港府也因之面临更大挑战。 终审法院处于压力境地 其次，在涉及有可能需要人大释法的案件上，终审法院处于权责自负的压力境地。终审法院是否提请人大释法则需平衡各方利益。近来的“刚果案”是回归以来终身法院首次提请人大释法，但最终做出提请释法的决定却一波三折。 1980年，刚果（金）向南斯拉夫一家公司借款，因无法按时还款，经仲裁需赔偿。刚果后成功将债务转卖给美国FG基金公司。美国基金公司得知中国中铁获得刚果采矿权，并将支付2.2亿美元入场费。2008年，基金公司于香港起诉刚果，要求刚果将中铁支付的约1亿美元入场费抵债。刚果称自己为主权国家，享有中国政府绝对外交豁免权，香港法院无权审理此案。2008年底，香港高院接受刚果说法，判其不用还钱。美国基金公司提出上诉。上诉庭依普通法有限豁免权，认为该案件不属国家行为，属商业行为，刚果需还款。刚果继续上诉至终审法院，要求终审法院提请人大释法。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三度发信给香港法庭及港府内地及政制事务局，强调此案涉及国家外交政策，香港终审法院无司法管辖权。若香港在外交豁免权的安排上与北京不一致，将对国家利益造成深远影响和严重损害。终审法院最终以3比2通过决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释法。外交部对终审法院的决定表示欢迎，认为终审法院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按照基本法规定提请释法，是履行基本法规定的义务。 此案的争拗在于，《基本法》规定了何种情况下终审法院需提请人大释法。但是否提请释法是终身法院的自主行为。终审法院是否提请人大释法有赖于其对《基本法》相关条文的理解和阐释。假设刚果在上诉法庭判决后没有提出上诉，而是向基金公司还债，该案件不会上诉到终审法院，刚果也不会提出释法意愿。外交部也不会向终身法院发文施压。最后该案件将以“商业案件”的性质告罄。但刚果上诉，表示不满，北京则面临外交压力，基于上诉庭的判决，北京不免有终审法院维持原判的担心，更担心若维持原判，中刚关系可能受损，因此三次施压。中国中铁对刚果支付采矿入场费是否属于国家行为，这都在《基本法》的可解释范围内。如终审法院的解释没有引起刚果的强烈不满，外交部有可能不会多次强调“绝对豁免权”。某种程度上，与此案关切更大的是终审法院维持原判所引发的外交后果。而这些因素都是终审法院自由裁量权范围内需要顾及的问题。 终审法院最终以3：2的投票结果通过释法决定。微妙的票数比例体现了终审法院对此案的态度。虽然结果同意释法，但仍有2票表示反对，这暗示了香港司法系统对普通法精神原则的坚持。“刚果案”显示，虽然全国人大常委对《基本法》有最终解释权，原则上可以随时主动释法，但实际上，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主动释法的政治后果，非特殊情况会尽量避免主动释法。因而，终审法院在是否提请人大释法上的主动权也使其必然在敏感案件承受来自不同利益团体的压力。 及早研究修改《入境条例》 再次，香港政党政治逐渐成形，对司法覆核案件上纷纷表达意见，成为影响社会舆论的主要来源。各政党在司法覆核案件上的不同表态也显示了香港目前的左、中、右政治光谱。这也体现了社会政治利益在不断分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比较清晰的立场分野。 8月22日，香港高院开庭审理菲佣居港权案件。2010年12月初，3名在港工作逾7年的菲律佣工入禀法院申请司法覆核，要求成为香港永久居民。诉讼人认为《入境条例》中规定外佣在港工作期间不被视为“通常居港”，导致她们无法取得居港权的条文，违反《基本法》有关香港永久居民资格的规定，质疑《入境条例》歧视外佣，因此提出司法覆核。 “菲佣居港权案”一出，香港社会立刻掀起轩然大波。香港各主要政党在该案上的意见分歧很大，媒体指此案成了“政党骂战”。公民党对该案持支持态度，而菲佣获得法律援助，代表他们的是擅长人权官司的是公民党核心成员、资深大律师李志喜。亲政府的自由党立即在报纸大篇幅质问公民党居心叵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8-30 香港政府虽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立即对联系汇率制度作出调整或改变，但应在内部非公开地认真研究汇率制度改革的方案。 由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治斗争所引发的美国国债危机，以及随后的美国国家信用评级被降低事件，对香港这样一个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影响极为深远。 美债危机将趋于长期化 虽然奥巴马与共和党在最后一刻谈判成功，暂时避免了美国债务违约危机。但由于目前美国公共债务规模仍在不断膨胀，长期以来“以债养债”的深层隐患无法解决。这将导致美国债务危机有趋于长期化的可能。 美国政府财政状况长年入不敷支。1970年至现在，美国只有四年为财政盈余，其余近四十年皆亮红灯。2010年，美国联邦财政收入为2.162万亿美元，支出为3.45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为1.294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为8.9%。预计2011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超过1.6 万亿美元，超过GDP的10%。 对于美国来说，要解决其长期的债务问题有两种策略选择： 第一种策略是与其他遇到债务危机的国家一样，下更大的决心，通过长期持续紧缩财政的政策，包括削减政府日常开支、社会保险、医疗保险、国防费用等。但这会遭到内部各种利益团体的反对和阻扰，最近在欧洲发生的情况也证明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第二种策略是利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采取将美元贬值长期化的策略，从而将美国的债务成本变相转嫁给持有美债的外国债权者。 虽然奥巴马政府和共和党达成了协议，为削减赤字设定目标，并宣称减少政府开支，似乎要通过上述的第一种策略来解决债务问题。但美国订立的这些减赤计划的可行性，以及当政者推行这些计划的诚意和力度，都令人怀疑。 要减少财政赤字，只有通过缩减政府开支来“节流”和增加税收来“开源”两个手段。但从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来看，“节流”和“开源”都不是那么容易实现。 在减少政府开支方面，这次达成的协议中，虽然列出2.4万亿美元减赤目标，但其中仅有9170亿美元得以确认，其余1.5万亿美元将由12名议员组成的“超级委员会”于今年年底进行谈判。减赤计划从10月1日开始的2012财政年度开始执行，但2012和2013财政年度的减赤规模都很小，9170亿美元减赤目标更多针对遥远的未来。由于美国政府和国会需面对各种利益团体的压力和实际的困难，那些主要针对国防、社会保险、医疗保险方面开支的减赤计划最终都可能变成“空中楼阁”。而且，美国经济正处在不稳定的复苏过程中，任何削减政府开支的计划，都有可能对经济的复苏造成进一步打击。 在增加政府收入方面，美国政府也举步维艰。在共和党内保守派的阻扰下，这次提出的减税方案未能提出任何增税计划。“节流”困难，“开源”不成，美国唯一办法只能是继续扩大举债规模。 但通过不断提高债务上限，长期大规模举债的策略是不可为继的。过去几年美国债务规模不断攀升，远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步伐。长此下去，美国有朝一日仍会面临债务危机。 或引发新一轮全球性滞胀 美国最新的债务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量已经超过其GDP的100%。与之相比，同样深受债务困扰的欧盟，债务总量也只占其GDP的80%，其中现处于欧洲债务危机重灾区的五个国家，除了希腊的比重逼近150%以外，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爱尔兰分别为119%、63%、101%和113%。美国政府的债务数据已经和这些国家非常接近了。 美国目前之所以没有如这些欧洲国家一般陷入困境，主要是美国利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而采用另一种策略，即利用增发货币和将美元贬值长期化的手段，变相降低美国的债务成本，从而将美元购买力的损失转嫁给持有美债的外国债权者。 美元贬值长期化趋势形成后，给全球经济金融带来重大的影响。由于美元的贬值及其预期，会引起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原油、国际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结果会增加全球商品的生产成本和通胀压力的上升，进一步引发全球性通胀压力，特别是亚太地区国家输入型通胀压力。如果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仍继续放缓，美元贬值还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全球性滞胀。 从世界经济长远的发展来看，美国的这些做法，令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和储备货币的地位不可能不受到动摇。美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正在逐年下降，在未来数年内很快就会失去世界第一大贸易体的地位，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断上升，国际金融体系的格局必然要面临重大调整。到时美国就很难轻易地维持举债度日的模式。因此，如果美国不能及时化解他的巨额债务，必然会孕育更大的危机。 香港须开展联汇制改革研究 对于香港来说，港币采用与美元直接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美元地位的任何变动都会对香港经济造成重大影响。...

天大研究院 港澳问题课题组 2011-08-26 从李克强的演讲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中央在新形势下用好香港这个特殊优势的巨大决心。这是历史赋予香港的重大机遇，香港如果好好把握，一定可以大有作为。 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本月访问了香港。与过往国家领导人考察香港有所不同的是，李克强带领了中央主管财经事务的几位主要官员一同来港，包括发改委主任、商务部部长和央行行长。如此强大的阵容一起出访，过去只在中国与美国等几个大国的战略对话中出现过。 这样一个重要的财经领导团队集体来港，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政治上，体现了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大力支持。二是在经济上，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在国家的“十二五”发展中所能发挥作用的高度重视。香港的作用不单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有关港澳的那个专门章节，而且是在国家未来整体的金融、贸易、产业以致社会发展战略中，能够发挥到特殊的作用。 李克强访港期间，香港本地传媒做了不少报道。可惜大多数人只关心香港能从副总理宣布的新政策中得到什么实际“好处”，而对李克强访港的重头戏，即他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与两地经贸金融合作发展论坛”上的主题演讲讲辞，却没有做出足够的解读和深度的分析。 深刻阐述两地合作的根本定位 李克强这篇演讲的重要之处，在于其从总揽全局的角度，深刻地阐述了内地和香港在经贸金融合作中的根本关系和定位。 回归十多年来，香港经济曾经遇到不少因外部因素引起的困难，包括亚洲金融风暴、美国科技网络泡沫破灭、沙士（非典）病疫以至近期的全球金融危机等，但是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受惠于自由行、CEPA等政策，香港经济得到了很多新的和有力的支持。但久而久之，有些香港人有了一味伸手等待中央来“送大礼”的心态。与此同时，由于内地城市和香港的经济差距正在迅速缩小，香港有些人还产生了香港是否会被“边缘化”的担心。 李克强的演讲，用了很大篇幅阐述了在新形势下，香港如何能够继续发挥自身的优势，在国家发展的新战略下继续扮演重要的角色。这对香港今后如何处理与内地经贸合作关系、保持香港在国家发展中的特殊作用，具有重大意义和启示。 内地现正在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调整，不但要提高服务业的规模和比重，还要提高服务业的质素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内地正经历着快速城市化的进程，急切需要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以及提升包括住房、医疗在内的社会公共服务的水平。此外，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与日俱增，在金融、贸易和投资上，都需要更多的进入国际市场的渠道和平台。 由于发展的历史轨迹不同，相对于内地，香港还具有多方面核心竞争优势。一是整体制度上的综合优势，这其中包括与西方接轨的市场准则和管理规则、健全的法制体系、以及自由港和低税率的优势；二是在金融业和专业服务业上，香港汇聚着具备国际级水准且经验丰富的专才，并能提供优质的服务；三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水准方面，有很多值得内地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学习的东西。 正如李克强指出，香港现在拥有的这些优势，正好和内地的需求形成互补。对于香港来说，如果想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提升自身的优势，香港不应该只是消极地等待中央给“礼物”。如果香港能从国家发展的宏观战略角度来考虑香港的新定位，在国家发展中作出自己特有的贡献，必然能够在这个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影响和竞争力。 切实扩大CEPA的受惠面 李克强在这个演讲中，还宣布了多项支持香港发展、促进内地与香港经济进一步合作的具体政策与措施。这些政策措施中，除了原有CEPA模式的深化和补充，还包含一些有特别新意的政策举措，值得香港各界密切留意。 李克强的演讲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到“十二五”末（也就是2015年），基本实现内地和香港服务贸易的自由化。这是中央第一次以提出明确时间表的方式，来推进CEPA的深化和实施。 CEPA从刚开始订立到现在，已经八年多了，这期间对促进香港服务业进入内地市场，起了很大作用，但香港服务业向内地发展仍然面对两个障碍。一是服务业不像制造业，受到内地与香港在法律制度、审批程序、资格认定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差异影响较大，进入内地市场难度较大；二是服务业项目的审批主管权都掌握在中央相关各个部委和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手上，这是代表内地与香港签订CEPA的商务部未能完全掌控的。由于相关的审批环节多，程序复杂，时间长，且手续费用不菲，使有志向内地开拓服务业的香港专业人才面对“大门开了，小门不开”的情况。 这次李克强通过提出时间表、明确工作目标和时限的方式，来协调中央相关的部委机构，加速解决CEPA实施以来存在的问题，加大服务业开放的层面和深度，切实扩大CEPA的受惠面。这对香港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长期性利好消息。 确立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先发优势 李克强演讲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要点，在于人民币离岸市场发展的新政策。香港自从开拓人民币离岸市场以来，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由于缺乏较好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在港的人民币用途和收益率受到很大的局限，制约了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壮大。很多香港的人民币投资者，为了得到更高一点的储蓄利率，不得不以“蚂蚁搬家”的形式，将在港的人民币储蓄转移到内地的银行存起来。 李克强这次带来的有关人民币产品的新政策，包括允许以人民币境外合资格机构投资者方式（即RMB QFII）投资内地的证劵市场，扩大国债在香港的投资规模、允许内地的金融和非金融企业在香港发债，无疑会提高香港人民币投资产品的收益率，增强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的吸引力。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有关人民币的新政策，是允许香港企业使用人民币赴内地进行直接投资。这是在以人民币为贸易结算货币政策出台之后，人民币国际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从历史上看，金融中心的发展具有集聚效应，因此“先发优势”十分重要。而国家现在从宏观战略上把人民币离岸市场这个机会优先给了香港，对香港确立在全球人民币离岸市场中的先发优势，无疑有重大作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8-04 香港这次要利用好机场扩建和周边交通枢纽形成的机遇，变身成为集商务、商业零售、会展、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航空城”，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和周边珠三角的五千万居民来此进行消费和商务活动，为香港经济提供一个新的增长点。 香港机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机场对香港的四大支柱行业包括贸易及物流业、金融业、旅游业、工商业支援及专业服务业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当中对贸易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截至2011年4月为止，按商品总值计算，香港产品出口和进口分别有31.9%和40.3%是以航空运送的。而在198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是26%和19%。由此可见，机场对香港的国际贸易发展的贡献越来越显著。 机场亦为香港带来不少荣誉。过去十年，香港机场近40次获得各种全球最佳机场评比的大奖。近日，香港机场在年客运量超过4000万人次的机场类别中，连续五年获国际机场协会选为“全球最佳机场”。 兴建第三条跑道刻不容缓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预计，香港机场的航空货运吞吐量将于2014年增加至530万吨，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航空货运枢纽；航空客运吞吐量则在同期增加至6,220万人次，成为全球第十大国际客运市场。 然而，香港机场的发展已到瓶颈。按飞机升降数目每年增长4%至8%计算，预计2020年前，香港机场的跑道升降量会达饱和。若然香港机场不想办法增加跑道容量，届时由大珠三角经济增长带来的新增业务，将会无法分享。 大珠三角有五个大型机场，包括香港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国际机场、澳门国际机场和珠海机场。无论是航空客运吞吐量和货运吞吐量，香港机场都占龙头位置。但是香港机场面对的竞争日趋激烈。香港机场近年在大珠三角的业务所占份额有不断下降的趋势。2005年，五大机场的航空货运吞吐量总计为470万吨，香港机场占72.3%；至2010年，航空货运量上升至612万吨，香港机场占的比率反而下跌至67%。另外，2005年，五大机场的航空客运吞吐量为8,500万人次，香港机场占47.7%；至2010年，航空客运量上升至1.2亿人次，香港机场占的比率反而下跌至40.9%。可见香港机场的龙头地位正在动摇。更重要的是，延误兴建第三条跑道可能影响支柱行业的发展，令香港经济停滞不前。 据估计，即使不延长咨询时间，环境评估需时一至两年，填海工程需时四至五年，加上余下建设时间，整个工程需时最少十年。因此，兴建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刻不容缓。 机场规划必须配合区域整合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香港要巩固和提升航空枢纽的地位，除了增建跑道等硬件外，还要对香港建设赤鱲角新机场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做一些总结，做好本地与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前瞻性研究，使基建规划能把握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变化的趋势，从而令香港机场能在香港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20多年前设计赤鱲角机场的时候，是按两条跑道就可以处理8,700万人次的年客流量来设计的。但现在香港机场年客流量刚刚超过5,000万人次，跑道容量不足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主要原因是当初设计新机场的时候，没有预见到香港和内地的人流往来会变得如此密切，与香港直接通航的内地城市已经快速增加到40多个。当年设计香港机场跑道容量时基本是针对飞行国际航线、载客达到四五百人的大型宽体客机。但随着香港和内地城市的航线大量增加，行走这些航线的客机，通常是载客一二百人的窄体飞机。其结果是香港机场飞机升降次数的增长速度快于旅客流量的增长，令跑道容量不足的问题迅速浮现。香港不得不计划以耗资甚大的填海方式来兴建第三条跑道。 赤鱲角机场兴建时留下的另一个教训是当时未能充分考虑与珠三角邻近机场的协调问题。香港新机场和深圳机场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兴建，但是在规划上并没有充分考虑对方。香港新机场的跑道是东西走向，而深圳机场的跑道是南北走向。这导致两个距离很近的机场在跑道座向是垂直的。两个机场的飞机升降时，会出现航路空域冲突的问题。因此双方很多飞机升降都需要绕行，不止增加耗油量、飞行时间等经营成本，还会加剧空域拥堵的问题。 总结这些教训，是为了让香港未来在发展大型基建项目的时候，要做好本地及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前瞻性研究，使基建规划能配合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变化的新趋势。 机场应变身为综合性“航空城” 未来的十年左右，伴随着香港机场跑道的扩建，还有多项工程会在赤鱲角机场周边进行，包括港珠澳大桥和相关的交通接驳枢纽工程，屯门与大屿山的连接道路，以及拟议中的港深机场快速铁路工程。这些投资总额合计达到几千亿港元的工程，比当年新机场十大工程还要宏大，令香港机场变为一个集航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渡轮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身的超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而且能够直接辐射珠三角各个城市。 如何利用好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并结合大屿山现有的旅游和商业设施，通过各项商务、消费、旅游、休闲设施的经营，发展出一个综合性的“航空城”，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国际上一些大型枢纽机场也开始逐渐对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模式产生影响，促使机场周边地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改变，逐渐形成了“航空城”的概念。在这些“航空城”里，机场逐渐同周边区域进行融合，逐步形成一个以枢纽机场为核心，高科技企业和物流企业以及会展、商业零售、娱乐餐饮等相关服务业在机场周边地区逐渐集中，并最终演化成具有自我组织发展能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临空经济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方 2011-07-07 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也好，要解决人口问题也好，社会各界首先要致力打破迷思。当大家抛开过时的惯性思维，进行更多的调研工作，客观认识香港和大陆的发展趋势，公共政策讨论才会有效果。 近日，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争议越演越烈，已成为香港社会必须要面对的主要政治问题。这个问题不但牵涉到香港本地准父母的切身利益，也和香港整体的未来息息相关。现在，社会各界的讨论一方面未够深入，已有的声音又带着过多的迷思。要解决问题，我们首先要理顺事实。 争议源自“庄丰源案” 今天的争议，源于十年前的“庄丰源案”。庄丰源1997年9月在香港出生，父母都是内地人，拿双程证赴港探亲期间生下了他，一直由拥有香港居留权的祖父照顾。港府入境处根据《入境条例》，“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若要成为永久性居民，则在其出生时或以后任何时间，其父母的任何一方必须已在香港定居或已享有香港居留权”为由，要将庄丰源遣返回内地。但根据《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二十四条，“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前或以后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可判定为香港永久性居民。庄丰源的祖父提出了诉讼，2001年香港高等法院和香港终审法院相继裁定庄丰源胜诉，即不论其父母是否已在港定居，在香港出生的中国籍子女都享有居港权。 “庄丰源案”的判决本身只为这些在香港出生的中国公民拥有居港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还不能导致大量孕妇来港产子，原因是当年孕妇要来香港还得要面对出入境条例的严格限制。“非典型肺炎”（SARS）以后，为了刺激香港经济复苏，中央在2003年推出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政策，内地孕妇赴港产子的潮流才正式爆发。 香港官方数字称，从2005年至2011年，共有137,794名配偶为非香港居民的内地孕妇在港产子。这个数量每年递增，内地孕妇占所有产妇的比例近年已逼近50%。在2010年8.8万名香港新生婴儿中，约有4.1万名为内地孕妇在香港所生，这些数字看来吓人，但我们必须切记这个趋势发展还没到十年，这些内地孕妇所生的子女年纪也还小，因此一切的统计办法本身也难以为公共决策提供有效的参考。为了更好理解这个问题，我们不但要超越数据的表面，更要超越过去的惯性思考方式。 港人大陆意象的蜕变 香港人对大陆人的意象，可以说由两个元叙事组成，第一个是“难胞”，第二个是“企业家”，它们构成我们用以理解香港跟大陆历史关系的透镜。 关于“难胞”，陈冠中曾这样记述：“62年大陆三年灾害后期，大批广东及十二个邻近地区的大陆人，漫山遍野的跨境从陆路涌入香港，当时许多香港居民热泪盈眶的带着干粮饮料到边界去接济他们，甚至引领他们到市区，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们递解回大陆前，也会给他们吃一顿热饭。中文报章一般称之为‘难民潮’，香港居民当时把这些同胞称为‘难民’、‘难胞’，而不是非法移民”。“难胞”背后的所指，是血浓于水的共同体意识。可是，随着香港人自我意识增强，这个意象慢慢演化为带有歧视含义的“非法移民”和“新移民”。 对香港人来说，大陆从来都不止意味着贫穷，香港历史教科书中同样充斥着“由中国内地（尤其是上海江浙）来港的资本家带来了资金、技术、技能、以及与出口市场的关系，对香港工业化起关键作用”这类的述事。这些企业家对香港的贡献是香港人认可的，他们成功是因为他们拥有管理和营运的能力，而不只是单单以本伤人。今天，我们继续意识到来自大陆的资本和人才，但我们的论述已经改变：它们不再是推动香港发展的因素，而变成腐蚀“香港精神”，使香港“大陆化”的癌细胞。 这两种意象，即使经过不断的演化，仍然对香港意识形态发挥着深远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种述事都是以香港作主体，并以香港为终点。香港对“难胞”和“企业家”均提供了庇护；伟大的资本主义整合了两者，释放出生产力，完成了香港的工业化过程。虽然今天北方来的“难胞”和“企业家”不再获得港人同情，香港的这种主体性仍然迄立不倒。我们还是以为大陆人争先拥后要来香港这片乐土，因此，新移民时而被视为“蝗虫”，时而被视为“抢饭碗”。 香港身份证的意义 正正由于香港被视为一个“有进没出”的封闭系统，马寅初与毛泽东有关人口问题的一场老旧论争才会诡异地在香港重演。支持允许内地孕妇来港产子的香港学者跟评论员，认为这样做对缓解香港出生率低、人口老龄化大有贡献，补充了香港的劳动力云云，也不过抄袭了毛泽东批判马寅初时提出的“不要只看到人有一张口，还要看到人有两只手”。 事实上，十年以后，当这些“庄丰源”们陆续长大成人踏入职场，我们很有可能既看不见口，也看不见手。首先，来港产子的家庭相对富裕，父母没有居港权又难以长期留港，他们犯不着把儿女留在香港，两地分隔来领取香港政府的救济。同样，他们也不大会使用香港的中小学资源，因为学费虽然低廉，父母陪读成本却甚高。到了“庄丰源”们要进大学的年纪，他们开始有可能使用港人身份，并触碰到其他香港人的利益。大学毕业后，他们会否在香港“抢饭碗”，还是留在内地使用仅余的对港人优惠政策，结合自己家族在当地积累的人脉大展拳脚，这一切有很大的变数。但观乎近年香港青年尚在大呼社会流动性低，“庄丰源”们聪明的话肯定不会舍易取难。当然，他们退休养老可能也要占用香港医疗护养资源，但讲的是五六十年后的事情，到时候内地养老福利保障可能又是另一番景象。 总的来说，随着内地经济和社会不断发展，“庄丰源”们有广阔的生存空间。香港身份证的意义，可能只是避开超生罚款，或者135个国家免签旅游。无论是怕他们来“吃福利”，还是希望他们来补充劳动力，都不免脱离现实。但公民身份不只是旅游护照，而带有其他实在的权利。举例来说，一群从没有在香港生活过的人，却有投票影响香港选举结果的权利，这个念头，的确让很多港人心里抗拒。这些，都超越了狭义的资源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现在的政策宣传都经不起推敲。如果我们发展医疗产业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价值来源真的是来自医疗服务而不是香港户籍，我们大可以不做分娩这一块，又或者修改法例使得这类人只能得到医疗服务但不能获取香港公民身份。一般分娩牵涉技术简单，本来就不属于高增值产业，不能达到特首发展六大优势产业“推动香港走向知识型经济”的愿景。我们真有底气的话，可以发展整容、心脏手术等等，香港各医学院就坐拥着不少全球最先进的技术。有评论把问题定性为“医疗资源没有到位”，假设只要培训多点医护人员，确保港人分娩不受影响，争议便可解决。他们忽略了这个问题最后不是“医疗资源”，而是“公民身份”：谁有资格成为香港公民？公民又凭什么获得公民权利？这个政治问题，不是终审法院或特区政府可以单方面决定，而必须经过一个公众协商过程。 如果香港真有人口问题，真有未来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庄丰源”也不像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与其等待他们长大成人后“有可能”选择在香港工作和定居，我们倒不如马上放宽现有的移民和工作签证制度。我们不先考虑千千万万有明确意向希望来港工作定居的大陆高端人才，不先解决在内地出生港人子女一直未能来港团聚的“吴嘉玲案” 问题，反而奢望二十年后“庄丰源”们能来港贡献经济，显示出香港人思想的集体混乱。 香港要发展新产业也好，要解决人口问题也好，社会各界首先要致力打破迷思。当大家抛开过时的惯性思维，进行更多的调研工作，客观认识香港和大陆的发展趋势，公共政策讨论才会有效果。 《港澳观察》2011年6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呙中校 2011-07-05 在香港，网络新生代也在追求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目前在中环价值和积极不干预政策主导下的“香港模式”，他们以行动不断挑战现有模式，他们试图以“反”来改变现实。 最近香港财政司长唐英年接受媒体专访时表示，香港没有地产霸权，年轻人投诉李嘉诚的成功之时，应反省为何自己不能成为下一个李嘉诚。唐英年此言一出，舆论哗然，不但年轻人强烈不满，媒体、商界都有人表示不认同唐英年发言。今年初唐英年发表“车毁人亡”论，向“80后”发炮后，也引起“80后”的不满。 自2009年底率先发起反高铁运动登上社会舞台以来，香港“80后”给人耳目一新（也有人认为“激进”）的印象，一跃成为香港社会运动的主体。毋庸置疑，“80后”主导的社会运动将影响香港未来施政和政治经济发展，但从目前唐英年等香港高官的言行来看，这些把持香港发展决策的政商精英不但没有把握到“80后”的所思所想所求，更谈不上去理解和掌握“80后”现象背后社会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因此，香港“80后”现象已经是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 不过，“80后”这个概念在香港社会还有比较大的争议，不少香港年轻人，并不喜欢、也不接受“80后”这个标签，因此特别反对滥用“80后”。此外，在香港，“80后”被特别用来指近年来活跃于社会运动的年轻人，而这里所要论述的对象要更为广泛，不但包括1980-1990年间出生的年轻人，也包括部分七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香港年轻人，因此这里主要使用“新生代”来称呼以“80后”为主体的有独立思想、以使用网络为特征的香港年轻一代。 而所谓“香港模式”，则是指以“积极不干预”为哲学基础、以“中环价值”为精神导向、以土地批租制度为经济基础、以行政主导为治理策略的社会发展模式。积极不干预的自由市场经济是香港的根本制度，香港新生代的诉求和抗争最终指向都是要终结这一体系，无疑与香港政商精英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上产生严重冲突。 反高铁与新生代的诉求 如果要简单概括香港新生代的诉求，用一个“反”字可以基本概括——从反高铁到反地产霸权，从反贫富悬殊到反官商一体，从反建制到反政制，从反全球化到反大陆化……年轻人都具有叛逆的性格，世界各地年轻人参与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也都有反叛意味，因此，香港新生代的“反”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无论是哪种“反”，都不能以为只有“反”而没有“正”，只有“破”没有“立”，实际上，他们的“反”是为了“变”——不满现状，寻求改变。 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社会运动的起点。在2009年末、2010年初的反高铁运动中，新生代不但成为整个运动的推动者，也是中坚力量。他们的行动不但成功唤起整个社会对高铁的关注，而且致使一些原本支持兴建高铁的政党和立法会议员，改变立场来质疑政府的高铁方案。也正是这一点，人们意识到香港新生代在香港社会发展和政制改革进程中的巨大能量。 这场反高铁运动已完全超越反高铁本身，而是借反高铁把新生代的种种不满倾泻出来——反高铁青年以菜园村、大角咀居民的生存为切入点，反对香港高铁项目以商家为重的规划设计，质疑建设中可能出现的利益输送，抗议地产主义无孔不入，这样就包含了反地产霸权、反贫富悬殊、反官商一体的政治诉求；由于港府在高铁决策咨询过程中仍然延续港英时期的行政主导、精英决策方式，再加上功能组别议席、建制派议席在立法会上占重头，立法会中对高铁项目的支持票明显占优，因此反高铁运动很自然地向反建制、反政制、要普选的方向发展。而反全球化与反大陆化很少为人关注，是世界反全球化思潮在香港本土的发展，借菜园村居民的利益诉求而兴起，这点将在后面着重分析。因此，反高铁可谓是新生代各种思潮和观念的大杂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反高铁是香港新生代走上时代舞台的历史标志，也是新生代全面表达诉求、追求改变社会的历史宣言。 新生代社运成因分析 反高铁运动的确具有很强的标志性意义，但是由此去研判香港新生代的社会心理和成因，却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目前研究者对香港新生代社运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是吕大乐先生的“第四代香港人”之说，影响比较广泛。吕大乐专著《四代香港人》，把香港社会分代研究，现在媒体所称的80后相当于他所指的第四代香港人，一般认为，由于上一代占据了香港社会各方面的主要位置，年轻人上升机会缺乏，因此起来抗争。不少人以此为理论根据来分析香港新生代，但也有人不赞成这种分析，财政司长曾俊华就曾撰文指香港的第四代不是欠机会，而是对生活的期望不断提高。而新生代认为这些说法抹杀了他们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张铁梁、彭泽生在《“80后”不是第四代》的文章中指出，“这除了过度简化了“80后”的背景，也把要求政治进步的“80后”误解成是争上位，抺平了他们对民主公义的追求，这对“80后”的运动来说是一项抺黑。” 第二种观点认为，经济没有搞好是年轻人走上街头的深层原因，因此有人认为，只要把香港经济搞上去了，就业率上去了，社会问题自然会解决很多。这种观点在北京可能会很有市场，但同样是被香港年轻人嗤之以鼻甚至痛批的。参与反高铁等社会运动的年轻人，其实不少有不错的工作和社会影响力，他们认为自己是因为一些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而不是因为经济困局。实际上也是如此，这几年香港经济还是不错的，但是社会矛盾却越来越尖锐了，而且还出现反高铁的“悖论”——来帮助你们发展经济的高铁，你们怎么还要反对呢？由此可见，经济发展问题也不是香港新生代社运的根本原因。 第三种观点是香港贫富悬殊差距增大，底层民众生活艰难，中产向下沉沦，向M型社会发展，也就是低下阶层与高收入阶层数目明显上升，中产家庭减少。2006年香港统计处公布1996-2005年间人口统计报告显示，月入少于一万港元的家庭占整体家庭比例在十年间由23.9%增加至27.9%；月入四万港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比例，也从15%增加至17%。但月入一万港元至四万港元的中等收入阶层家庭数目则从61.2%下跌至55%。香港统计处这份报告揭开了香港M型社会的讨论，但有人认为这个数据可能是很保守的估计，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原因是对中产的定义和标准有差异——月入一万元到两万元的两口之家能算中产家庭吗？在香港，家庭月收入两万元，也只能说马马虎虎，是难以达到中产的一般生活水准。 从基尼系数看，在1991年，香港基尼系数是0.476，至2001年急升至0.525，2006年续增至历史新高的0.533，可见香港的贫富穷悬殊情况正逐年加剧。据香港社会福利联会（社联）2010年10月公开的“2010年上半年最新贫穷数据分析”指出，香港约有126万人处于低收入水平，占全港整体人口700万的18%，较去年相比增加了6万4千名贫穷人口，创下历年最高。主要原因是低收入工作者的收入近年不断下降。更严重的是，低收入人口中高学历者比重增加。据政府数据，2009 年初最低收入劳工的12.3%拥有专上教育学历，而这种高学历人士构成是香港中产阶层的主体。 在香港说到中产阶层，一般会以中小企业的小资本家、大公司以及政府部门的中上管理阶层为典型。但是这部分人中，有很多认为自己其实是“夹心层”，向上发展空间有限，又不能像低收入者那样申请公屋，因此要么是以市场价格租房，要么承担庞大的按揭贷款。在香港，成为“房奴”的中产阶层可能比住公屋的低收入者更辛苦更窘迫，生活压力要大得多。其中条件好一点的想改善居住条件，但是收入赶不上房价飙升的速度，因此有人在电台节目中向特首抱怨，特首说他们可以考虑离中心市区更远的一些地方。 这几年香港媒体也在不断探讨香港中产阶层不断沉沦、滑向M型社会的危机，可见作为社会稳定中坚力量的中产阶层也开始不稳定，显示社会矛盾已经非常突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都充满怨气，从这点来看，民生问题的确是香港社运的重要原因。 探究“深层次原因” 为何这几年香港实质GDP不断增长，而大多数居民收入没有增加呢？如果计算租金上涨、通胀水平的话，生活水准是在不断下降。如果研究香港经商的运营成本、居民的生活成本，不难发现，租金不但占了大头，而且在每次经济扩张时期都是上涨最快、增幅最大的，结果导致香港经济增长的大部分都沉淀在房地产领域——香港股市超过6成投资支出以及3成银行贷款都给予了房地产相关行业；租金已占餐饮等行业成本的五到六成，有特色的餐饮小吃店难以扩张；香港特色的“二楼书店”现在都搬到六楼、七楼……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成果的大部分都归于地产商和少数拥有较多房产的富裕人士。当然，作为最大的“地主”，香港政府也是获益者之一，这几年库房水浸，与土地收益不无关系。换言之，香港地租价格上涨速度大大超过了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严重不平衡，社会矛盾自然很容易激化。 香港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也曾出现过租金价格飙升的情况，不过当时的香港以一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蜕变——电子加工、成衣生产等制造业向内地转移，而本土的金融、贸易等高附加值产业迅速崛起，金融贸易业的利润率显然高于制造业，因此当时能够顺利化解租金上涨压力，实现经济转型和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