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澳观察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4-08-11 这次反“离补法”中，对政府不满的青少年，响应社会团体的号召，纷纷从网络中走出来，参与游行和包围立法会的行动。“离补法”只是导火线，把市民长久积聚在心中不能发泄的怨气引爆出来。 《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草案条例（以下简称“离补法”）建议，澳门特首只要任职满五年，即可在卸任后获得月薪70%的“长俸”。澳门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离职后，除可获月薪14%（公务员）或30%（非公务员）乘以任职月数的一次性“离任补偿”外，还可因禁止担任私人商业职位而获得相当于离任时月薪70%的每月补贴。“离补法”建议补偿年期可追溯至2000年，即前任特首及上届官员也包括在内。此外，草案建议特首在任期内可享有刑事豁免权。 “离补法”从政府提交草案文本到立法会小组通过，并没有进行公开咨询，澳门主要媒体也没有报导。该草案于2013年12月16日获立法会一般性通过，但没有进行过任何公开咨询或向公务员团体征询意见。因此，当市民通过香港媒体获知有关草案内容后，反对声音不断，并质疑特区政府黑箱作业。然而，政府仍强推该草案。 反“离补法”大游行 5月21日“离补法”在立法会获细则性通过，此举引起民间极大反弹。5月25日澳门爆发回归以来最多人参与的反政府游行。游行当晚深夜,澳门政府同意将法案送还立法会重新审议。立法会于5月27日下午开会。首先处理泛民议员提出的动议，要求“撤回草案重新研究”，但这个无约束力的动议最终遭到大比数反对而被否决。立法会在黄昏时，一致通过接纳行政长官的要求：删除细则性表决“高官保障制度”的议程。然而，仍有部份民众，为阻止该草案的重审，包围立法会，要求立即撤回“离补法”，更有部份市民手持标语，要求“崔世安落台”。2014年5月29日早上，行政长官崔世安召开记者会，宣布撤回备受争议的“离补法”，并表示政府将收集市民意见，再提出文本咨询，但并无时间紧迫性。社会深层次矛盾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于2014年1月公布的“澳门居民对公共政策重视度与满意度民意调查”显示，居民对特区政府施政长期不满。受访居民对公共政策的重视程度和满意程度评分不高，整体评价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对房屋及交通政策的期望落差最大。该民调反映特区政府的施政成效达不到市民的预期，管治威信有所下降。目前澳门民怨日高，所涉及的问题包括：楼价高企、年青人置业难、医疗人手不足、看病排期长、交通挤塞、市民乘车难、通货膨胀严重、以及输入外劳影响本地工人就业等，这些都是近年形成的深层次矛盾。此外，以博彩、旅游支撑的澳门经济，由于产业结构过度单一，导至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少和待遇不高，年青人向上流动的机会变得狭小。社会贫富差距加剧，也导至民怨日深。 反“离补法”将澳门长期被掩盖的矛盾揭露出来。过去，即使社会已经存在着深层次矛盾，但表面上仍然是繁荣安定、歌舞升平，这使得当政者容易对民怨掉以轻心。这次反“离补法”游行的主要参与者是澳门的青少年，他们以往虽然有不满情绪，但一般只会在网络互动讨论区上发泄对政府的不满，而不愿站出来表达。但在这次反“离补法”中，这些青少年，响应社会团体“澳门良心”的号召，纷纷从网络中走出来，参与游行和包围立法会的行动。“离补法”只是导火线，把市民长久积聚在心中不能发泄的怨气引爆出来。 其次，澳门的咨询组织不能发挥民意代表的功能。咨询组织虽然定性为民意机构，但主要是官方主导。在回归前后，传统社团都在官民沟通方面扮演重要的桥梁角色，然而随着社会急速变迁，传统社团的凝聚力和桥梁角色已呈下降趋势。一些没有社团背景、又不想“被代表”的市民终于打破沉默，以游行方式表达他们的要求。 此外，立法会不能发挥民意代表的功能。社会上虽然也有意见认为草案应公开咨询，但立法会相关小组多数意见认为，即使公开咨询，也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只会拖延时间而没有结果。在2013年12月16日一般性表决中，反对的只有三名澳门民主派议员，其他议员皆支持草案，因此草案获大比数通过。现时澳门立法会内主要是以官委和间选的议员为主，直选组别中亦颇多是通过社团和其他途径当选，因此能真正代表民意的议员不多，民意亦无法在立法会获得充分反映。 在这次事件中，澳门媒体不能发挥监察的功能。澳门市民主要是透过香港《东方日报》和《太阳报》的率先报导才知悉有关“离补法”草案的情况。澳门的主流传媒和报纸都站在政府一方，均没有刊登有关“离补法”的消息。对澳门未来政治发展的影响 按照选举法规定的选举日程推算，澳门第四任行政长官选举最快将于今年8月31日举行。反“离补法”事件对行政长官选举，多少也会有所影响。自从“离补法”遭撤回，中央官媒对崔世安竞选连任一事并无谈论。与此同时，澳门民间开始出现反对声音，要求崔世安先生下台。这次反“离补法”大游行，中央高度重视民意。如果澳门社会对崔世安的连任普遍存在质疑，这有可能影响其参选下任特首的支持度和认受性，也有可能影响其管治威信。 反“离补法”事件对政制改革和政府施政也有影响。长久以来，市民都倾向于支持政府及亲建制的议员，理由是希望政府施政顺利，以换取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最终个人可以得到生活素质的提升。这是过往澳门民主派以普选动员市民反对政府一直难以收到效果的原因。然而，近年澳门的民生状况正在不断恶化，生活成本不断上升，令市民越来越难承受。澳门市民，特别是年青人，开始意识到要改善生活状况，是需要通过争取政治权利才能达到，因此对政改的呼声近年也越来越高。这次反“离补法”的结果证明，群众力量是可以迫使政府让步的。这可能会鼓励市民日后更多采用如游行、示威等较为激进的抗议方式去抗争和反对不合民意的施政，以保障自身利益。 最后，澳门年青人的政治意识也因这次反“离补法”的成功而有所增强。长久以来，澳门年青人都普遍对政治冷感，这很大程度是由于对政治的无力感。反“离补法”的团体“澳门良心”指出，反“离补法”事件反映了政府施政和体制的缺陷，主要是缺乏民主成分。此次参与游行和“包围立法会”都是以年青人为主，反“离补法”事件将唤醒年青人的参政意识，也增强了他们的政治能力感。长远来看，这会是一个里程碑，标示着会有更多年青人参与政治活动，澳门的民主发展会面临更多挑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余永逸 2014-07-31 下一届澳门特区政府首先需要减慢经济发展的速度，把施政的重点放到切实解决民生的问题上来；第二需要加强和拓宽与居民沟通的能力和渠道，使咨询工作真正起到应有的功效。 “传承创新 共建和谐”是崔世安先生参加2009年澳门特首选举的政纲口号，强调传承澳门自1999年12月回归祖国后所建立的稳固基础，并勇于创新，为澳门打拼更好的未来，从而构建和谐社会。2014年12月，澳门即将迎来新一届政府，早前特首崔世安亦表示有兴趣连任，以目前的情况看，可以挑战崔特首连任的候选人极少。在崔先生还未正式参选和公布其竞选政纲之前，让我们先回顾澳门特区政府过去四年多的施政，以便展望新一届政府的施政重点。施政承上有余但创新不足 总结崔世安政府过去四年多的施政，首要的是澳门经济能顺利走出2008年金融海啸的阴影。2009年本地生产总值只有单位数字的增长，但自崔特首上任后，本地生产总值又回到每年双位数字的上升；失业率亦不断下降，到2013年只是1.8%，比何厚铧第二任期的3-4%还要低，几乎达到全民就业。此外，虽然在崔特首上任后首个“五一”劳动节的游行中出现了警民冲突，但随后几年各项游行活动基本上都是和平进行的，社会稳定基本得到维持。 崔特首年代澳门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因袭了何厚铧政府的施政策略。经济上，继续以博彩业为主轴带动发展，不过值得留意的是，博彩业收入占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9年的七成半增加至2013年的八成半以上，其中2011年更达到九成以上的高峰。 社会政策上，崔特首亦采用上届政府的手法，主要以福利派发来回应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在15年免费教育、现金分享计划、澳门居民乘搭公共巴士之车资津贴、家居电费补助、向澳门居民派发医疗券等社会政策上都沿袭了上届政府的方针，除了不断增加这些福利的补贴和资助金额外，政府亦为每名澳门永久居民新开设中央储蓄户口，承诺每年把部份政府盈余存入其中，作居民退休之用。 崔世安政府虽然能传承上届经济发展的势头及社会福利的建设，但是在创新方面，却显得乏善足陈。政府虽提出经济适度多元化，但在经济总量和政策层面，都难看出多元化的成果。如政策层面，特区政府提出打造文化创意产业方案，将其作为多元化政策的一个重要项目，然而经过四年多的施政，政府只是刚刚成立了文创基金，希望藉以资助有意在文化创作产业方面发展的人士，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其它特别的政策推动这方面的发展。 社会设施建设上，崔世安政府也可称裹足不前。政府虽然承诺在2012年完成19,000个公共房屋单位的建设，这个目标不但拖延到2013年才完成，建屋的质量和设计亦备受批评。在此之上，政府承诺会再建6,000多个单位，但这些建屋量远远不能满足居民所需。在交通方面，虽然上届政府已决定兴建轻轨，来舒缓澳门交通挤塞的问题，但因线路安排问题，政府去年底才与居民达成共识，把原本计划在2016年通车的计划推到2018年之后。其它包括公交服务质素差、高楼价、高通涨等一系列议题都有待政府处理，提高本身的管治效能。一言以蔽之，崔特首政府承上有余，但创新不足。官民之间的鸿沟 崔世安上任特首后，纵使澳门社会出现不同的要求，民众的集会和游行基本上都是和平地进行，对社会稳定没有带来重大的影响。然而，目前的穏定却遮盖着一个潜在但影响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即政府与居民的鸿沟。 如上面所述，多年来特区政府并未能有效地解决民生问题，只是以福利派发的方式暂时地舒缓一些矛盾。实际上，居民对政府的表现越来越不满。一项自2005年至2011年间多次问卷调查的研究表明，在交通、环保、居住环境及政府整体表现上，居民都表达越来越多的不满，而且也越来越担心社会的稳定。 值得留意的是，自2006年底发生前运输公务司司长欧文龙贪腐案后，澳门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可谓每况愈下，民众担心政府的政策最终都是向商家输送利益。2006年和2007年的两个“五一”劳动节游行出现警民冲突，都是民众对政府信任下滑的表现。随后政府推出连串福利措施，希望藉此抚平民众信任的伤口。 然而福利措施只能为信任伤口起到止痛的作用，并不能提升市民对特区政府的信心。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政府提出的一些政策和法案常常受到质疑，法案与公众咨询的结果不符，引起社会不满。土地法的立法过程如此，家庭暴力法草案、西湾湖周边发展旅游项目也如此，其后果是降低了政府的管治效率。事实上，崔世安2009年参选行政长官时，曾提出构建阳光政府和加强政府透明度的目标；然而四年多来，从上述的事件来看，崔世安政府的透明度及其与民间的沟通尙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虽然这些事件并没有带来社会动荡，但却进一步削弱澳门市民对政府的信任。 2012年的政改讨论基本上把官与民的关系推向对立面，虽然政府得到了立法会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整改方案得以通过，但由于特区政府缺乏与民间沟通和商讨的能力，只以高压的手法把民间反对政府的政改方案压下来，激起社会上一些青年人及记者和媒体人士强烈的反抗，他们成为日后反对政府主要的动员力量。可以说，政府赢了政改方案，却输了民心，为日后的政治稳定种下恶果，激起民间的激进力量，使之持续以较激进的手法挑战政府。 近日澳门政府为特首和主要官员所提出的《候任、现任及离任行政长官及主要官员的保障制度》（简称离补机制），把澳门市民对政府的长期不满引爆出来。这个被视为特首与主要官员的自肥方案，引发澳门自回归后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游行示威，据游行组织者估计参与人数达两万人以上。虽然崔特首最后向立法会要求中止通过此法案，但反对派仍能动员超过七千人在立法会外集会，要求政府撤回法案。这反映出离补机制令民众对特区政府的信任度降到最低点。这势必将进一步削弱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使其推行和落实政策更加举步为艰。政策建议 回归以来，澳门社会的稳定主要由经济发展和福利派发两条支柱来支撑，但随着澳门社会的多元化，这些手段的成效已日渐成疑。加上崔世安政府与市民沟通不畅，致使澳门市民越来越不满亦不信任特区政府。2012年的政改讨论和2014年的离补机制更激化了澳门激进的反对力量，他们持续以激进的手段反对特区政府，进一步削弱特区政府的施政能力。 要解决目前的管治困局，下一届澳门特区政府首先需要减慢经济发展的速度，把施政的重点放到切实解决民生的问题上来；第二需要加强和拓宽与居民沟通的能力和渠道，使咨询工作真正起到应有的功效，成为表达意见、收集民智、凝聚社会共识的平台，从而慢慢抚平民众对政府不信任的伤口，以时间及积极的民生政策去化解特区政府的信心危机，建构一个和谐的澳门社会。 （本文成文于2014年5月。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选举管理委员会于2014年7月29日公布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提名期结束。经法定确认程序后，崔世安可为唯一候选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春新 2014-07-04 为了进一步完善CEPA，充份发挥和拓展其实际效用，首先需要进行功能创新，努力恢复其作为RTA的基本属性，例如建立CEPA项下“跨境提供”的服务功能、设立“香港现代服务专区”和拓展零关税的区域合作功能等。 如所周知，《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于2003年香港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候签署，对提振香港经济信心无疑有很大的作用。不过客观地看，虽然协议签署迄今已超过十年，期间花了不少苦功夫，总体效果却未如预期；相较而言，内地开放自游行的政策效应则要大得多。CEPA成效未如理想的主要原因 出现“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样的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先天不足，即在设计上存在明显不足之处。由于CEPA是为应对当时香港经济困难而出台的救急措施，加上内地和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特殊关系，CEPA框架协议并未完全按全球区域贸易协议（RTA）所确立的双边（多边）、对等和互惠等原则来设计。举凡CEPA项下的零关税安排，不仅只考虑了香港货物对内地市场的单边输出（因香港没有关税，这种安排情有可原），而且在原产地的认定上也没有遵循国际通行的区域产品价值标准或区域产品成本标准，使香港无法利用内地生产优势整合及提升生产能力，从而大大降低其实际效用。 二是难以落实，即在落实层面仍有不少障碍，如存在“大门开、小门不开”的问题。据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提供的数据，CEPA项下进入内地的香港服务商集中在国际货运代理、物流运输与分销等传统服务领域，其它优势服务业（如专业服务业）并没有实质性进入内地市场，其中专业服务中取得内地认证最早、数量最多的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等领域，在内地成功注册开业的并不多。正因如此，进入广东的香港服务商当中，95%以上并没有采用CEPA途径，而是循非CEPA规则进入。CEPA被誉为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的服务贸易协议，但“小门不开”令其实际效用大打折扣。 三是结构缺陷，香港畸形发展的经济结构，也使CEPA无法发挥应有功用。如香港本地制造业因生产成本高昂、创新能力不足以及缺少产业政策支持而日渐衰落，CEPA零关税安排似乎是为挽救香港制造业而来，实际上零关税并不能完全改变导致香港制造业竞争力不断下滑的问题，从而无法做到对症下药。 除此之外，过去CEPA从商谈、签署到落实好像只是政府间的事情，香港民间对CEPA缺乏积极和广泛的讨论，即使是工商界和专业人士，也可能对CEPA不甚了解，没能很好地利用CEPA拓展内地市场。创新CEPA功能的四项建议 为了进一步完善CEPA，充份发挥和拓展其实际效用，首先需要进行功能创新，努力恢复其作为RTA的基本属性，并从如下几个方面采取行动： 一是建立CEPA项下“跨境提供”的服务功能。所谓的“跨境提供”（Cross-border Supply），是指从一个成员方境内向另一成员方境内提供服务的过程；它是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总协议》确立的四种服务贸易方式中的第一种方式，也是典型的跨境贸易型服务，因而是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形式，也是最便捷和最经济的一种贸易服务。CEPA主要采用“商业存在”方式，较少涉及“跨境提供”方式，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完善CEPA应先从建立“跨境提供”的服务贸易形式入手，力争取得突破。 从实践看，不少服务内容都可以采用“跨境提供”方式，如国际金融、国际电讯和视听服务等。可考虑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对于部分较易掌控的服务领域，开放由香港本地合资格服务提供商直接向内地（全国或特定区域）提供这类服务，如商业仲裁、人民币贷款、检测和认证、创意设计等。以人民币贷款为例，目前香港人民币存款已超过一万亿元，而人民币贷款只有一千亿元左右，但内地只允许香港银行业向深圳前海和上海自贸区提供人民币货款，限制了香港人民币的使用。未来可考虑把人民币贷款范围率先扩大到整个珠三角地区，但为了控制系统性风险，可先采取配额管理，以后再逐步放宽。其他服务领域也可照此方向进行设计。这实际上是对香港部分服务领域开放直接服务的渠道，而不需要像CEPA规定那样在内地设立机构，才能提供服务。 二是设立“香港现代服务专区”，即与内地合作，在新近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的“两横三纵”战略布局中确立城市群和节点城市，寻找合适地点设立一批“香港现代服务专区”，采取特殊的市场准入、税收和人才政策，吸引香港现代服务企业进驻，提供知识型的高增值服务。内容涵盖： · 供应链管理服务，包括转口贸易及支持、离岸贸易及支持、全球/区域物流配送以及作为国际物流企业的区域总部等等； · 现代商务服务，包括研究开发与科技支持、市场分销、品牌发展和推广、会展与广告营销、电子软件和数据处理等服务； · 区域金融创新服务，包括产业发展基金和风险管理基金、离岸人民币业务、香港及海外IPO、股权交易、高新技术交易、文化创意交易、消费金融和保险创新业务等； · 专业服务，包括法律、会计、管理、工程技术、咨询、仲裁、检测及认证等服务； · 创意及设计服务，包括工业设计、建筑及环境设计、广告设计、平面设计、数码娱乐设计以及艺术创作和表演等。...

牛悦 2014-05-19 台湾这次以社会抗争逼迫政府建制机构撤销政策的做法对香港目前就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具体方案的争议有着多种启示。 3月18日，因反对国民党籍的台湾地区“立法院”委员张庆忠在前一日草率宣布完成《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的委员会审查，学生团体进入“立法院”静坐抗议，揭开了“反服贸”运动的序幕。期间经历了3月23日晚占领“行政院”以及随后被台湾地区的警察强制驱离，3月30日发动50万人（警方统计数字为11.6万人）占领凯达格兰大道。这场“占领”行动令世界哗然。恰逢香港进行关于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和2016年立法会选举的公众咨询，而香港社会部分人士正在紧锣密鼓地策划“占领中环”行动，台湾这次以社会抗争逼迫政府建制机构撤销政策的做法对香港目前就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具体方案的争议有着多种启示。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讨。 第一，“反服贸”运动凸显了大陆“以经统政”策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相关政策只能令部分人满意，尽管这一部分人有着种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影响力，那么该政策的落实会遇到困难。相比较而言，香港近年来对大陆提供的经济优惠政策也有类似的反应，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开放内地居民赴港“自由行”政策。“自由行”政策刚推出时，确实为百业凋敝的香港经济注入一剂强心针，但是随着依“自由行”政策来港人数逐年上升，确实为商业区的居民日常生活带来不便，对交通设施、购物场所、旅游景点等的承载能力构成一定压力。近年来多次游行集会中，“反自由行”逐渐成为突出的主题。部分有心人士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挑动香港居民情绪，将之作为阻碍、破坏陆港融合的武器，最终的目的是破坏“一国两制”的落实。此次台湾“反服贸”运动的成功必定会刺激反对陆港融合人士，令其以更激进的手段鼓动部分香港市民反对大陆对港的各项优惠政策。 第二，此次“反服贸”运动以年轻人和在校学生担当社会抗争的主力军，这主要是因为年轻人和学生群体自认为两岸服务贸易自由化会挤占自己的就业和上升空间。青年上升渠道被窒碍并非是单一地区的问题，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概莫能外。而这种状况或是导致青年以暴力发泄不满（例如2011年的伦敦骚乱），或是造成整个政治体制动荡，甚至是“变天”（例如自2010年开始蔓延的“阿拉伯之春”）。相比较香港而言，香港的年轻人和学生群体利用社会抗争手段争取对己有利的政策也与日俱增。最明显的例子就是2012年“学民思潮”占领政府总部，迫使特区政府收回德育及国民教育科三年开展期的规定。最近的发展是，“学民思潮”以“占领中环”相要挟，逼迫特区政府采纳其提出的全民组成行政长官提名委员会的方案。此次台湾“反服贸”运动的成功会刺激香港的年轻人和学生群体，一旦“占领中环”启动，必定充当行动的主力军，再现“反国教”期间围堵政府总部一幕。 第三，在此次“反服贸”运动中，政府建制机构中的反对派提供符号支援和物质支援，台湾地区“民进党”的“四大天王”悉数到场，支援学生占领“立法院”，同时在物资供给和后勤保障方面提供支持。这些本应利用议会抗争等合法手段争取政策制定的人士以非法手段进行抗争，是台湾政治民粹化的集中体现。然而，这种做法也是一把双刃剑，“民进党”的选民基础中有相当部分是支持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人士，“民进党”在利用此次运动为自己增加政治资本的同时，也要避免被选民用选票淘汰。这种困境其实也是香港反对派的真实写照。反对派一方面要利用“占领中环”凸显自己与中央和建制派的符号差异，另一方面也要小心避免刺激温和选民，防止他们用脚投票。 第四，此次“反服贸”运动带给我们的教训是，政策推行者面对社会公众的解说不充分，而造成的后果是，政策反对者的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成为了真理。“反服贸”参与者颇为推崇台湾大学某经济学教授对服贸协定的讲解，但事实上，这份讲解错漏百出，如果不是其专业能力不足，就是别有用心。然而遗憾的是，反“反服贸”的论述严重缺失。这种状况与香港极为相似。目前，反对派对“占领中环”有一套详尽完备的理论论述，从国际标准到“公民抗命”，可以说武装到牙齿。但建制派却缺乏有力的、能与其相匹敌的理论叙述，仅从基本法法律条文出发，并不能打动普通民众。 以上四个层面的问题环环相扣、互为因果。正是因为政策的受益方不能涵盖最广泛的社会群体，在推行落实过程中才会面对困难，而如果这个非受益群体是以年轻人或学生为主，则更为困难，年轻人等不及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发声，更倾向于采用激进的社会抗争手段。年轻人理想化、有热情，容易受同侪影响，容易被他人鼓动，反对派可以站在年轻人的身后，提供符号支援和物质支持。面对台湾“反服贸”运动带给香港的种种启示，笔者认为，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在应对目前香港政改问题和长远的陆港融合问题时，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如下。 首先，政策的受益群体应尽可能广泛，不能笼统以“对香港好”作为证明政策正当性的论据。对于政策负面效应要有长远考虑、严肃认识，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其次，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吸引年轻人和学生群体支持中央推行的政策。随着年轻人逐渐成年，拥有投票权，他们在未来影响政策落实的能力会越来越大。如果不能从心理上赢得年轻人对政策的支持，未来他们就不仅诉诸激进社会抗争，还会用尽合法手段制造两地融合的障碍。 再次，要利用反对派支持激进社会抗争面对的两难，吸引中间选民支持政府决策和施政。区分反对派中的激进力量和温和力量，在站稳立场、有理有节与反对派斗争同时，顾及温和力量感受，最大程度吸引最广泛的支持力量。 最后，做好政策的理论论述支持工作。反对政策的声音通常是系统化、有章法、以“专家”讲授的方式推出，而支持政策的声音往往缺席。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要尽社会责任，不怕论战，真理越辩越明。支持政策的人士也要有组织集中起来系统回应反对派人士的论述。 （本文写于2014年3月）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春新 2014-03-28 治港必须“道”与“术”并行，以“道”为本，以“术”配合，标本兼治，方能成功。当前关键是要在推动创新、保护居权和扶持青年三个方面下大功夫，争取彻底解决阻碍香港发展的结构性难题。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梁振英日前发表任内第二份施政报告，将其施政重点放在扶贫、房屋和教育三大范畴。扶贫安老惠及基层老弱赢得不少掌声，增加住房供应算是对症下药，强化教育也有助于培植英才，但本份施政纲领也惹来忽视中产阶层和财政恐难持续等严厉批评，说明技术性修修补补并不能真正解决香港深层次矛盾。笔者认为，治港必须“道”与“术”并行，以“道”为本，以“术”配合，标本兼治，方能成功。当前关键是要在推动创新、保护居权和扶持青年三个方面下大功夫，争取彻底解决阻碍香港发展的结构性难题。推动创新——重点发展知识型服务 推动创新是提升香港经济结构的根本之道，这也是特区政府治港的最弱之处。今年施政报告提出要善用、巩固及提升现有优势，加强与国内外全方位合作，将各个产业做多做大做强的政策主张及其十多项具体措施，其中不乏一些新的亮点。不过总体而言，发展路向偏于保守，未能抓住本质要害，政策力度也嫌不足，且多数政策仍处研究阶段，暂无定论。实际上，香港经济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泡沫化、虚拟化，严重缺乏创新能力，导致竞争力不断下滑。未来只有看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全力推动经济创新，才能解决困扰香港多年的结构性问题。 香港推动创新的关键是要发展知识经济，尤其是知识型服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突飞猛进的信息技术和创意浪潮，带动全球经济向知识经济全面转型，形成新一轮的产业革命，其特点有三，即制造业高科技化、创新产业迅速崛起及知识服务快速发展。知识作为主导要素，已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欧美等发达国家纷纷制定高科技发展战略，建立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并投入大量资源用于知识创造、技术创新和人才培育，希望掌握知识经济的主导权。中国内地更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和结构调整重心加以推动，目标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本强国。未来30年知识型经济将成为内地经济活动的核心和动力，但她要成功转变为知识型经济，需要在知识服务方面取得突破，而服务业高度发展的香港，正好可以配合这一发展大势。 我们同时也要看到，香港能否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关键还要有自己的定位和策略，香港应把自己定位为中国和亚太区的知识型经济服务中心，一方面为国家的知识型经济发展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成为珠三角知识型经济的领导者。而要实现这一新的定位目标，政府的功能和角色至关重要，因为以科技和创新促进经济转型，政府往往都是最有效的推动者，因而承担着最为重要的责任。 今年施政报告再次提出要发展创意产业和创新及科技产业，无疑是一件好事。不过仅此还不够，特区政府要明确制定香港未来向知识型经济服务中心发展的总体蓝图，尽快凝聚社会共识和支持，更有效地吸引全世界最顶尖人才汇聚香港，加大对知识服务研发的投入，进一步完善金融对科技创新服务的功能，同时抓住中医中药、创意设计、健康服务、供应链管理、节能环保、标准认证、专业服务以及引进平台等重要环节加以推动落实。特区政府还应通过深入研究，与商界和学界密切合作，发掘更多具优势的知识型服务业，鼓励企业广泛引入全球科研成果，结合香港的市场机会、品牌创造、资本市场和商业服务能力，形成新的知识型产业。保护居权——以新思维解决居住问题 房屋是解决香港民生问题的核心，是维护香港社会稳定的根本之道。一方面，房价升幅长期快于家庭收入增长，早已抛离绝大多数普通市民、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购买能力，市民居住条件之恶劣为人诟病已久，在可见之将来仍是改善无期，社会怨气与日俱增；但另一方面，高楼价已成为本港内部消费、企业投资、财政收入和劳动就业的最大支撑，是逾百万家庭主要身家之所系，楼价大幅下跌可能引发严重后果。施政报告从增加房屋角度去解决问题，采取的仍是市场手段，但未必是治本良方，因为香港房屋问题是早年港英政府肆意打破市场和社会界限、片面引入自由市场规则、长期推行高地价政策和放任市场过分炒作的恶果，是政府失能和市场失灵的综合结果。现已成为利益严重分化、牵一发而动全身、单靠市场手段无法有效根治的结构性难题，单纯增加房屋供应不仅无法真正有效地平衡供求关系，未来还可能带来更大的市场波动。 从根本上讲，要解决利益早已固化的房地产滞胀模式，必须要有一整套以保护市民居住权为核心的理念、以改善居住条件为首要目标、同时又能促进经济增长和财富公平分配的长远房屋发展策略。有鉴于此，首先需要引入新思维，站稳道德高地，才能有足够底气去修正香港房地产发展路向。 新思维之一，是政府必须解决本港房屋不对称问题。这是由香港房屋市场特性决定的。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房屋供应和需求严重不对称。需求主要来自本地居民的居住需求、本地居民和企业的投资需求以及境外投资需求三个方面，其中只有本地居民的居住需求与居民收入相对应，其他两个需求往往并非来自本地收入，因而投资需求可以无限大，而且经常受到投资周期波动和热钱大量进出的影响，呈现上下剧烈波动状况。房屋供求关系的严重不对称，使本港这一最需要稳定的生活环境，经常处于极端不稳定状态，七十年代以来已经历了四个大的周期波动，从而剥夺了市民安居乐业的基本权利。可见，只有解决供求不对称问题，才能真正改善居住条件。 新思维之二，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必须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特别是要解决中下阶层民众的住房需要。港英年代，虽然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政府财政也不宽裕，但迫于社会压力，还是推出大量公共房屋，并于七十年代实施十年建屋计划。现在特区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应当真正承担起照顾大多数市民(而不仅仅是低收入家庭)、尤其是中产和年轻一代居住需要的责任，而不能把责任推给不能解决居住问题的所谓自由市场。 在确认特区政府解决中下阶层住房问题的重要角色之后，应重点检讨如何强化及活化公营房屋系统运作，从用家主导的角度去精细分析房屋需求，减少错配需求造成经济损耗。在公屋市场之上、私人市场之下，我们不难发现市场有一个需求断层，这就是香港一向行之有效的居屋市场。在2002-2006年间，居屋基本上是零供应，现在施政报告计划在未来每年推出约八千个居屋单位，这远远低于每年数万个需求。更重要的是，单纯复建居屋并非最佳办法，而是要推出“新居屋计划”，在现有居屋运作基础上，广泛拓展居屋的功能和应用范围，赋与新居屋在解决香港居住问题中的特殊使命和主导角色。其主要方向是严格划分两个市场，把全面推行公营房屋和私人房屋“双轨制”作为长远房屋策略，核心内容是以新居屋作为未来公营房屋建设的重点，以满足逾百万户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的住房需要；大前提是新居屋价格必须与中产阶级和年轻一代的收入相对应，以便更公平地协助他们置业。这一计划是从增量调整角度、以和风细雨和循序渐进方式去修正房地产发展路向，为根治本港房屋顽症摸索出一条可行之路，促进房地产市场长远健康发展，改善市民居住条件，平衡财富分配并为年轻一代提供出路，使香港真正成为市民安居乐业和体验公平正义的好地方。扶持青年——为新一代提供更好出路 年轻一代才是香港的希望，扶持青年是香港走向未来的根本之道。当前香港年轻一代面对巨大压力，主要表现在高学历找不到好工作，有工作却拿低薪水，有收入但买不起小屋，想结婚生子常望洋兴叹。根据政府统计数字，香港目前年龄在15-24岁的就业人员，持有大学学历的比重高达30.2%，比全部就业人口的平均教育水平高出许多，但这一年龄段的平均失业率是香港整体失业率的三倍。由于香港产业结构变化不大，缺少科技创意等新经济增长点，无法提供更多适合年轻人的工作岗位，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正在逐渐加大。可以说，香港年轻一代似乎是发达经济体中最无奈、最看不到希望的一群，对未来香港社会稳定将带来不利影响。 鉴此，特区政府有必要制定并推行扶持青年的特殊政策，为年轻一代提供出路。第一，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等产业，更好地满足本地年轻一代的发展需要。建议特区政府每年拨款一百亿元作为“三创基金”(即创新、创意、创业基金)，支持科技创新和文化创意产业加快发展，为年青人提供施展才能的广阔舞台，同时协助香港经济向高增值的知识经济转型。第二，尽快推出上述所论新居屋计划，以可承担的合理价格向年轻一代提供住所，解除年青人的后顾之忧。第三，研究推出鼓励青年婚育的政策，尤其是要考虑为婚育提供补贴和税务减免，减轻其经济负担。当然，扶持青年的政策措施还可以涉及多方面，关键是要对症下药，帮到实处，使青年一代看到曙光，为他们带来实现香港梦的希望！

天大研究院董事长 方文权 2014-02-24 香港应该进一步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自觉配合国家战略需要，继续弘扬自强不息、灵活应变、不懈进取、善于创新的精神，既要坚持“稳中求变、改善民生”，更要积极谋定经济发展新路向，增强经济活力与后劲，提升自身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夯实繁荣稳定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中国国家战略发挥香港特区的应有作用、展现香港同胞的中国情怀。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中国国家战略进入了深化推进的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香港经济社会也因此获得了长足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香港必将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系进程中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支持香港经济社会发展，是中央政府一直以来坚定不移的政策。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是推动香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香港各界更应群策群力，把握机遇，稳稳搭上国家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发展这一“和谐号”高速列车，扬长避短，矢志向前，继续保持繁荣稳定。一、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建设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 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是国家新一轮改革浪潮的重点。具体到金融领域，中央提出扩大金融业开放水平，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金融创新，丰富金融产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金融监管机制，加强金融基础建设，保障金融市场安全稳定等要求。这些都将成为国家深化金融改革的方向与领域，而恰恰又是香港金融业的经验沉淀与独特优势。香港特区理应借此东风，发挥优势，从配合国家的整体战略部署出发，一方面努力成为内地金融改革的“试验场”和“攸关者”，另一方面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这是香港继续繁荣稳定的重中之重。 新形势下，香港首先可以在完善人民币汇率机制、推动利率市场化方面，提出自身的制度经验和参考，在扩大人民币贸易结算和人民币投资产品多样化上，继续积极参与并发挥更大作用。香港金管局公布的数字显示，截至2013年10月份，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人民币总量已达1.9万亿元，与中国人民银行签署本币互换的规模也超过2.5万亿元。香港应尽可能地拓展境外人民币债券业务的深度和广度、设计更多的人民币投资产品，从而扩大人民币在境外的使用和流量，为使人民币在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综合崛起进程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是在百年竞争的历史中形成的。与上海相比，香港在开放度、市场化和国际化、法制和监管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更为重要的是，“一国两制”的特殊安排，使香港在制度上起了“防火墙”的作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国家的金融安全。随着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接踵而来的国际金融海啸和危机以及增长乏力的全球经济形势，促使国际金融秩序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作为复兴型崛起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国家有必要从战略的高度尽快培育一个真正能比肩伦敦和纽约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香港应该把握这一战略机遇，勇挑这一战略重担，更加主动努力争取国家的信任与支持，率先把香港建设成为一个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代表国家控制国际金融和全球经济的制高点，为国家参与并赢得全球竞争服务，为国家全面发展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保障。二、充分发挥香港总部经济效应，加快“走出去”步伐   不少世界级跨国企业的区域总部和华资财团的全球总部，就是扎根在这片土地而兴旺发达；不少勤奋智慧的创业者，也因扎根这片土地而茁壮成长。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截至2013年驻港海外公司数目上升到7449家，居于榜首的是日本公司达1389家，美国第二有1339家公司，中国内地以901家位居第三。包括跨国企业和华资财团在内的总部经济是香港经济的压舱石，是香港继续繁荣稳定的基础面。香港应进一步加强发展总部经济，充分发挥总部经济效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促进产业结构更合理更具抗风险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首先，国家已经从资金短缺转变为资金剩余，目前国家外汇储备近4万亿，居世界首位；第二，生产装备和能力大幅提升，现在工业设备利用率平均在60%左右，不少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局面；第三，自然资源匮乏，城镇化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必须到国际市场去获取；第四，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被动地接受国际规则逐步转变为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促进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形成。所有这些，从客观上要求甚至迫使中国的企业和资金必须走出去，在全球化合作与竞争中获取发展空间。 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加紧组织研究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和吸引更多的、有一定规模的内地企业来香港设立总部或国际总部，充分利用香港区位优势和良好的软硬环境尤其是人才与国际化，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搭建“香港平台”，加快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协助中国经济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格局大调整中争得先机。三、充分发挥粤港合作基础，拓展珠江东西两翼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扩大对港澳台地区的开放合作。事实上，港澳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实施以来，尤其是中央政府各种惠港政策相继得以有效落实，香港与内地尤其是广东的经贸合作大幅提升，珠三角地区经济融合已蓄势待发。 在珠江的东翼，香港应该更加积极参与深圳前海金融及现代服务产业区的发展，实现香港与广东产业交融，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粤港合作开发深圳前海新区，不但可以进一步丰富经济特区内涵，而且可以成为邓小平关于“再造几个香港”这一论述的重要实践。这是两地制度融合和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这是未来港深一体化的起步点。深圳在高新科技和资讯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借助香港金融业优势，提升其金融服务层次；香港则透过前海合作辐射其金融服务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港深联手发展成为类似美国大纽约区（New York metropolitan area或Tri-state area，包括纽约曼哈顿周边地区、新泽西州部份和康涅狄格州部份）那样的、在国内国际上都具有无与伦比竞争力的区域经济体。 在珠江的西翼，建设中的港珠澳大桥将把珠海横琴与香港连接在一起，一个多小时的水路大大缩短为30分钟的车程，再加上已建成的广珠城际交通网络，极大扩宽了“珠三角一小时生活圈”范围，为粤港澳在珠江西翼的合作提供了便利。根据国务院批复的有关规划和政策，横琴在高水平规划上享有高起点的优惠，将集聚珠三角资源、人才、资金等优势，在管理模式、产业多元、金融创新等方面，与粤港澳三地错位发展、互补发展。横琴的发展定位与优惠条件，无疑成为香港发挥综合优势，跨越珠江向西开拓服务领域和发展空间的绝好时机。 香港特区政府应该努力争取获得中央政府支持，进一步深度参与深圳前海新区和珠海横琴新区建设，为香港现代金融服务业和现代物流服务业向珠三角地区纵深辐射、为香港探索打造创新科技和创意产业制造机会与空间。充分发挥粤港合作基础，拓展珠江东西两翼。这是香港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是香港继续繁荣稳定的重要支点；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这将成为落实习近平主席视察广东讲话精神和全面深化改革战略决策的一项创举。 习近平主席会见进京述职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时，强调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将更有利于内地和香港的交流合作，香港将赢得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大发展空间。香港应该进一步融入国家现代化进程，自觉配合国家战略需要，继续弘扬自强不息、灵活应变、不懈进取、善于创新的精神，既要坚持“稳中求变、改善民生”，更要积极谋定经济发展新路向，增强经济活力与后劲，提升自身实力与国际竞争力，夯实繁荣稳定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中国国家战略发挥香港特区的应有作用、展现香港同胞的中国情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洪雯 2014-01-28 国家希望在自贸区试验制度创新，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并积累经验，在全国推行。 上海自贸区体现深化改革的战略考虑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这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国际上最大的自贸区之一，其试验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甚至超过30多年前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 自1990年上海成立中国第一个保税区起，全国至今已有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100多个。经历了20多年的尝试，这类区域已到了必须转型升级的关口。一方面，中国加入WTO十多年来，整体关税水平已大幅削减，配额等各种限制也逐渐取消，这类区域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已大大减少；另一方面，这类区域仅仅在货物的进出方面实行特殊的海关监管，而在资金流动、贸易自由、企业制度、监管理念等方面仍同国内其他地区一样，有诸多限制，进一步的发展面临瓶颈。上海自贸区的建设，将为这类区域的转型升级探索方向。 当然，上海自贸区建设的目标远大于此。从国际背景看，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这两大自贸区目前都不包括中国，鉴于未来世界贸易规则和格局的可能改变，中国将面临严峻的“二次入世”考验。从国内看，市场经济效率仍有待大幅度提升，中央此一举措体现了国家希望在自贸区试验制度创新，倒逼国内市场化改革，即新一轮的“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进开放”的战略已经启动。自贸区寄望高端服务业 从世界各国的案例来看，国际上狭义自贸区的普遍模式是对货物进出实行“境内关外”的海关特殊监管方式，以此推动货物贸易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生产和服务。自贸区通常全封闭运作，无居民；区内的服务业集中于与货物贸易相关的会展、物流、仓储等服务，不允许消费性服务业的经营活动。而且，国际上的自贸区在经济制度、金融体制、市场规范、法制等范畴上，皆从属于所在国家及地方的整体体制。换言之，国际上自贸区的“自由”主要体现在货物贸易的范畴，在制度和体制上并未从根本上超出国家的整体框架。 相比之下，上海自贸区则涉及更广泛的制度改革，包括转变政府职能、扩大投资领域开放、推进贸易发展方式转变、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完善法制领域制度保障等五个方面，在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社会等六大服务领域，18个行业实行更开放的政策措施。 显然，上海自贸区的模式不同于国际上自由贸易区的普遍模式，大大超越了海关监管的范畴。这一模式可被视为综合性“制度特区”模式，通过在金融体制、市场体制、法律等方面实行更开放的政策，来推进金融等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制度特区”模式成效有待观察 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依赖制度环境的配合。目前国内市场准入限制、政府审批、规则越位和缺位等情况，都大大制约了内地服务业的发展。通过采取负面清单、取消审批等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推动包括金融在内的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是上海自贸区建立的根本目标，也是未来国家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 上海自贸区实际上是用“制度特区”模式来发展金融等高端服务业。过往30多年，这一模式在推动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发展方面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在一个封闭的、远离现有市场体系的特定区域内，实行特殊的金融制度、货币制度、市场规范，以此来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是否会有成效，值得探讨。 事实上，服务业与制造业在性质上十分不同。制造业具有实体性，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可以分离，生产的空间可以与销售市场脱离开来，只要提供生产所需的要素，即可发展，因此“特区”的模式是可行的。然而，服务业具有非实体性，资金、信息和人才都具有高度流动性，服务业因此并不像制造业那样具有地域可控制性。而且服务业生产与消费的过程往往合二为一，因此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不能与其市场分割开来。在主体市场之外，划定一个特定的小区域来进行体制改革，以此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目前还没有国际先例。 就金融而言，金融制度具有全局性和系统性，上海自贸区显然不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若把上海自贸区封闭起来，资金只能在该区域内流动，将使自贸区成为一个孤岛，对国内其他地区的参考意义并不大。 就其他产业而言，若特殊政策的市场覆盖范围仅仅限于自贸区约29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自贸区内的企业不能为区外的中国市场服务，其吸引力和影响力也将有限。因此，自贸区能走多远，还取决于未来的政策细则。 上海自贸区获批后，自贸区概念迅速蔓延全国。据悉，广东也正申请成立自贸区，初步方案涵盖南沙、前海、横琴及白云机场空港区四个区域。另外，与上海自贸区的定位有所不同，广东自贸区将命名为“粤港澳自贸区”，以促进粤港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和CEPA实施的先行先试，推动粤港澳生产性服务业和金融服务的全面合作。 据此可以判断，尽管定位不同，广东粤港澳自贸区的思路同样是用“制度特区”的模式来推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上海、广东自贸区建设对香港的可能影响 与香港比，上海、广东的核心优势在于与中国的大市场完全畅通无阻，香港毕竟是独立的经济体，与内地市场之间有边界的阻隔。然而，无论上海、广东的自贸区如何开放，若其与全国的大市场之间设有阻隔资金、人员、信息流动的边界，成为一块“飞地”，势将使其相对于香港的优势大打折扣。而且，若进入这些区域的企业不能服务内地的大市场，将不足以支撑“枢纽”的功能，不足以吸引企业总部入驻。 其次，高端服务业和企业总部需要高质量的产业和生活配套，这些封闭的小区域显然无法提供。香港中环或美国曼哈顿的枢纽功能，更是历史、文化、经济、社会、地理、政治、法律等多方面因素经历长时间的演化、积淀而形成，这些因素短期内难以复制。 暂时来看，这种“政策飞地”的模式并不足以对香港构成巨大挑战。但是，香港绝不应等闲视之。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正在加快，若国家从整体上调整金融制度和市场体制，这些地方与内地大市场之间无阻隔的优势即可得到快速发挥，对以内地市场为服务对象的企业和人才形成巨大的磁力，将给香港带来挑战。建设粤港澳自贸区需思考两个核心问题 上海自贸区的“制度特区”模式大大超越了国际上自贸区的普遍模式，其成效尚待观察。广东若建粤港澳自贸区，需要回答如下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自贸区作为“境内关外”的特殊地区，与境外可以实现要素自由流通，但与境内其他地方之间的边界如何管理？若自贸区内的企业只能在自贸区内经营，势必削弱对企业的吸引力；但若企业能在境内区外经营，则意味着资金、人和信息可以在二者之间流动，那应如何监管，使风险不至于大规模扩散？ 第二，广东省省长朱小丹曾表示“粤港澳自贸区方案将切合广东实际”。不过，这个自贸区又可以怎样“切合香港的实际”？无论是前海、南沙、横琴这三个“特特区”，还是粤港澳自贸区，均是由广东积极主导、围绕广东未来的发展需求来规划设计的；这些区域的根本发展策略是打“港澳牌”，充分利用港澳因素向中央争取特殊政策和资源；同时，这些区域瞄准香港现有的支柱行业，欲借香港的核心竞争优势来带动其高端服务业的发展。然而，这些区域的发展将怎样配合香港的发展需求，如何能协助香港解决产业多元化不足、新兴产业缺乏动力、中间阶层就业流失、社会两极分化等问题，迄今尚未有深入的论述。无疑，企业将会得到更大的市场空间，但这是否意味着香港整体社会能从中受益？香港的服务业进入内地，除了市场扩大的正面效应外，是否会产生迁移和替代的负面效应，导致香港服务业的空洞化和中层就业的流失？香港社会对此不无疑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狄旸 2013-12-18 “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拥有内地没有的制度优势，加之历史发展轨迹不同所积累的宝贵资源，不仅在国家经济发展上有积极意义，也应该通过多种渠道成为国家外交的新平台。 从早期带动珠三角地区发展，多年来持续名列内地第一大外资来源，到近年成为离岸金融中心，成为中国走出去的桥头堡，香港利用自身优势，在国家发展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作为一个民间资源发达并通过经贸往来与世界各地广泛建立联系的自由经济城市，香港还可以利用多年积累的资源与网络，在中国外交上扮演重要角色。 香港《基本法》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作为特别行政区，虽然香港没有外交权，但这不等于香港不能在国家外交层面发挥作用。 目前，世界193个主权国家中只有20多个尚未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原因多为这些国家与台湾保持“外交关系”。尽管尚未建交，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不愿与未建交国交往，相反中国曾多次表示善意，并致力于密切与这些国家的经贸及民间其他往来。外交部曾召开“未建交国家工作协调会”，旨在整合各方资源，协调力量，获得最大效果。由于没有正式外交渠道，能建立的正式联系有限，中国主要通过传统民间渠道与未建交国拓展关系，特别是通过涉侨单位建立联系。长期以来，中国同这些国家民间联系其实并不多，涉侨单位的活动多停留在推动双方相互了解的联谊阶段。相比之下，香港对某些国家可能已有长期经贸往来或者官方经贸渠道，相对较为了解这些国家及其行为模式。香港具备独特平台优势 中国未建交国中，除邻国不丹之外，还有4个非洲国家、6个太平洋岛国、10个加勒比海国家，以及1个拉丁美洲内陆国家。虽然这些国家都是第三世界小国，但都是联合国成员国，有些国家自然资源丰富，对中国发展战略有重要意义。 资料显示，香港特区同这些国家已有经贸往来平台。比如，香港是加勒比海国家巴拿马的重要贸易伙伴，巴拿马十分看重香港物流及金融中心的地位，希望把香港作为巴国企业进入亚洲市场的平台，并同香港建立稳定贸易合作关系。2012年，香港特区投资推广署官员应邀访问巴拿马，与巴拿马工商部举行工作会议，进一步互表搭建合作平台的意愿。这种官方层面的经贸合作平台可以成为香港与巴国交流的重要官方管道，而类似这种平台也可适时为国家所用。再如，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虽然尚未与中国建交，但所罗门群岛“贸易投资及文化办事处”设在香港，吸引投资及推动文化、旅游交流。 作为自由经济体，香港在经济上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国经济腾飞的大背景下，这些尚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在香港设立经贸办事处，也希望内地资金能通过香港这个平台流向这些国家，这种用意彰显这些国家与中国密切合作的意愿。国家可以考虑通过相关机构与这些国家设立在香港的官方平台进行互动，建立联系。 除官方渠道之外，大量有实力的港商多年来同世界各地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经贸及私人关系，包括上述尚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后金融海啸时期，全球经济低迷，中国的高速发展为世界经济整体复苏带来了活力，中国也更有意愿推动对外投资。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在推动同未建交国家发展经济关系上做出实质举措。比如，2011年中国向加勒比海地区国家提供10亿美元优惠贷款，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在国家这种大的政策导向下，港商长期积累的关系网络可以在具体项目、议题上为国家提供细节信息、牵线搭桥，发挥助力。民间机构能够助力外交 港商的作用不仅可以体现在对非建交国家上，对于已同中国建交的国家，港商长期积累的资源同样可以发挥作用。除了为数不多走入国际市场的企业，中国企业整体上还处于认知、了解国际市场的阶段。相比之下，不少香港商人已经与美、欧等地有几十年的往来，以及各种千丝万缕的私人交往。港商在语言、对西方文化及行为方式的认知上都较内地企业家有明显优势。 此外，香港民间组织也可以在民间外交上扮演角色，可以处理国家层面“照顾不及”的事务。香港的某些基金会、智库等可以大力开展民间外交。这些机构充分享用香港的平台开放优势，既与外国政府及官员交流，同时也与内地政府官员接触，并在适当场合将为两者沟通提供机会、平台，可令许多问题或潜在问题在非正式场合得以解决。目前香港在这方面已有多家成功运作的民间组织。国家未来可以继续发挥香港既有民间组织的作用，也可在港注册新组织，赋予其实质民间外交职能。这种组织比传统涉侨单位的官方色彩更弱，开展民间外交有其独特的便利之处。应挖掘香港公关业潜力 除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资源，香港的公关公司也是可资利用的外交资源。对于特定类别涉外事务，国家层面发声未必取得最好效果，通过公关公司先期介入可能会事半功倍。香港公关业发展成熟，全球十大公关公司中多家中国分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实际上，中国早几年已经注意到公关公司在外交活动的价值。2005年，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与美国著名公关公司巴顿—博格斯签定合同，聘请其在国会事务上为中国提供意见。这一举措在当时引起广泛注意，舆论普遍认为这是中国转变为用美国方式处理美国问题的标志。这一模式应进一步拓展到其他国家，聘用在他国有广泛人脉与资源的公关公司，用对方接纳、认可的方式处理外交问题，有助于跨越文化障碍和分歧，也有助于国家在处理过程中不断深化对他国了解程度。公关外交是中国外交领域新事物，须转换外交思维，把传统上以本国为行为主体、依循本国行为模式的方式，转变为以公关公司甚至外交对象国公民为对象、依循外交对象行为模式而进行的交往。如前所述，凭借自身优势，香港有能力成为中国公关外交的枢纽。国家可以尝试通过香港展开公关外交，并逐渐将拓展适用范围。长远来讲，这既可以密切国家同世界各国的联系，同时会进一步壮大香港公关行业。 “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拥有内地没有的制度优势，加之历史发展轨迹不同所积累的宝贵资源，不仅在国家经济发展上有积极意义，也应该通过多种渠道成为国家外交的新平台，很多国家层面上不便展开的事务都可尝试以香港为中间地进行。

天大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牛悦 2013-11-18 只有让港人真正融入祖国大家庭，让港人真正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才有助于根本化解“陆港矛盾”。 在特区政府的管治困境中，“陆港矛盾”、陆港融合愈来愈受到关注。立法会新一年会期开启后，行政长官梁振英出席答问大会谈及“陆港矛盾”时表示：“香港和内地的关系是双边、双向的，有来有往，利大于弊”，“我们不想见到内地人在香港被排斥，也不想见到香港人在内地被排斥”。 幼儿园学额紧张问题正上升为新的“陆港矛盾”。香港幼儿园9月份进入每年一度的招生报名阶段，与往年不同的是，这次为子女排队领取报名表的家长中有不少“双非儿童”家长，以至香港北区幼儿园门前出现通宵排队、“一表难求”的现象，甚至引发双非儿童家长和本地儿童家长的争执，被香港媒体广泛报道，更引申为双非儿童抢占本地儿童资源问题。 香港特区终审法院当年一意孤行，特区政府之前错误导向的医疗产业政策，酿就今天“双非儿童”问题的苦果。据香港特区律政司统计，每年新增“双非儿童”人数从2001年的620人跃升到2011年最高峰的35000多人。虽然特区政府2013年开始实施双非孕妇来港产子“零配额”措施，以行政手段控制双非儿童增长，但已累计产生了逾20万名“双非儿童”。 双非儿童对香港社会政策的影响正在缓慢浮现。这次幼儿园排队潮即是一个警示。根据特区政府统计处数据，2012/13学年香港小学生总计31万多人，平均一个年级约5万多人，而自2008年起，每年新增“双非儿童”已超过25000人。如果这些“双非儿童”全部到香港上学，对香港教育系统的冲击不可想象。 从法理上讲，双非儿童拥有居港权，理应享受香港的医疗、教育、住房、社会保障等福利，但是在邻避效应的影响下，任何港人对于自己及亲属应享有的、本已紧绷的社会资源被人侵占肯定会有抵触情绪和行动。任何一个政府在制定社会政策时，不可避免会优先考虑本地居民的需要，否则难以顺利施政。新一届特区政府上台以来推出的“港人港地”、“限奶令”等政策均是如此。政府的困境在于，他们推出迎合本地港人政策的同时，客观上为“两制”划下鸿沟，让两地更难融合，背离了“一国两制”设计初衷。 问题已然存在，指责任何机构、个人或是政策均于事无补，关键是如何化解问题。解决逾20万名“双非儿童”的读书、就业问题，确实已超出特区政府的能力范围，需要中央及地方政府和特区政府共同配合。根据长短期的不同政策目标，笔者建议考虑如下做法。 第一，从短期来看，考虑为双非儿童设立退出机制，即允许双非儿童家长自愿为自己的子女放弃居港权，恢复内地户籍身份。事实上，如果双非儿童不是长住香港的话，除了安家在深圳等香港周边地区，每日入境香港上学根本不现实。为这些“双非儿童”设立退出机制，或多或少可以减缓双非问题对香港的冲击。 第二，从中期来看，可仿效横琴模式，在深圳临近香港处租借一幅土地，建立港人学校，采纳特区教育系统，由特区政府派出教师，使用香港教材，招收“双非儿童”入学。港人校区内由香港政府管理，港人从港方出入不需办理出入境手续，“双非儿童”从深圳方出入需要办理出入境手续。这一建议可缓解特区内学额不足的问题。 第三，从长期来看，解决“陆港矛盾”，加速两地融合，需要赋予港人国民待遇，鼓励港人融入祖国大家庭。主权回归已16年，但人心并未完全回归，近年甚至有越行越远之势。究其原因，当中不乏别有用心的政客、组织、媒体等长期炒作、过分渲染，将内地人士和港人的摩擦矛盾无限放大，以便公然排外，但港人自身的岛城心态，只肯困守孤城，不肯以开放包容心态去认识、接触内地，也是陆港难以融合、人心难以回归的主要原因。要解开港人的心结，国家需要从政策层面创造更多的积极条件，例如，赋予港人国民待遇，让长期在内地生活的港人可以在教育、医疗、养老、就业、住房等方面逐渐与内地居民看齐。更长远的制度设计，可以着手研究允许港人履行兵役、参与公职等方面的改革措施。只有让港人真正融入祖国大家庭，让港人真正共享做中国人的尊严和荣耀，才有助于根本化解“陆港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