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观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3-08-20 谢长廷以维新基金会名义与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合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再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晤，为民共交流写下新一页。此次到访不仅为日后解决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做了可靠铺垫，更是“以谢逼马”，迫使马政府正视两岸问题。 2013年6月底7月初，谢长廷先以维新基金会名义与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合办“两岸关系的发展与创新”研讨会，再到深圳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晤，为民共交流写下新一页。笔者尝试从两个角度来观察此次红绿之间的互动，一看“涟漪效应”，二看“引申波幅”。 民进党内的“涟漪效应” 对于谢长廷是次到访，台湾部分分析人士仍以“苏贞昌、蔡英文与谢长廷”之间的暗战作主调，未来事件交易所的简单民调对谢的访问予以肯定，而沈富雄则批评为“空手而回”。以上三种说法均过于表面。 谢长廷凭借其独特身份，以“剩余价值”引领红绿互动。在台湾，所谓政坛“天王”，必须是“有领地、掌兵马，具功勋”，谢长廷毫无疑问具备这些资格，其所掌的台湾维新基金会是民进党的“影子政府”。台湾在下一次大选是否再次出现政党轮替，正为两岸三地所关注。在现时民进党内的核心人物中，苏贞昌的政治身份让他动弹不得，蔡英文是不可以受伤的宝贝，只有谢是最没有政治负担的，他既不会再参选，又具有足够“压场”地位，可以“半公开”与大陆进行互动。 台湾传媒并未大篇幅报道谢是次访问，蓝绿间亦没有大肆口诛笔伐，甚至较为低调处理，由此可知谢的策略取得成功，也为苏贞昌与蔡英文在日后着手解决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做了可靠的铺垫。 台湾民众具有保守、害怕改变的特质。自2008年后，两岸间的互动虽时有磨擦，但台湾民众已经接受了与大陆在经济上、文化上的经常性往来。两岸关系若因民进党重新执政而重回冰点，无疑将会是民进党的致命伤。这一点民进党的核心不可能不知道。 谢长廷的一切行动，必是先以稳定绿营选票基本盘为先。所谓的基本盘，就是“深绿”。根据历次选举的民调，蓝绿阵营的基本盘，即深蓝或深绿的支持者，各占大概三成，而“浅蓝浅绿”分别是大概一成左右。因此，谢长廷的行动若动摇了“基本盘”，民进党的两岸政策必然会变调。迄今为止，绿营民众未有太大反应，证明谢长廷可以再进一步。 如何发挥谢长廷访问的涟漪效应呢？谢是次到访，民进党人当然占了绝大多数，但谢系主要“兵马”并未随行，显现谢的戒心依然相当之重，此行目的只为摸底、不为交心。然而北京恰恰可以利用谢的心魔，先拉拢谢系人马。台湾有句老话：“发财在台北，乱也在台北”，意思是台湾的中南部依然相对落后。高雄小港国际机场，每晚九点半后竟然可以关闭一半，台南经花东、宜兰北回新北市的公路一直没有得到好好处理，高铁更没有规划。中南部一直无法发展起来，既造成民进党在当地执政的压力，也是谢的遗憾之一。因此，如果谢下次到访，北京应先深入了解谢系人脉，然后点名邀请他们一同随行，陈菊若不方便，赖清德若感到尴尬，但他们总有亲信可作代表同行。随后，以输出技术、加强交流为名，协助中南部发展，如推动“农庄民宿转型”、举办中南部渔农业出口技术会议等。如果北京能够协助重点繁荣“大高雄”，这将有助将来全面打开红绿对话的基础，也可掌握民进党中南部未来的虚实。要知道谢将是过去式，但陈菊、赖清德的日子还多呢！ 台湾岛内的“引申波幅” 谢长廷是次到访，公开发言并不多，但是有一句话含金量相当高：“就算独派以后想把国家改叫‘台湾共和国’，也必须先承认‘现在是中华民国’”。 北京的策略应是把“未来”锁定在“现在”。要知道北京现在一切的努力，就是为了防止台湾变天，民进党上台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所以，需要把谢的调子定下来，令民进党承认“现在是中华民国”变成必然。北京更要构建能够为台湾民众所接受的论述，以“先说、先定”的方式，尽量阻止“台湾共和国”的声音变成主调。不少台湾人对大前研一《中华邦联》一书相当推崇，提出在“一个中国”前提下发展台湾本土的“一邦多联”论调，获得台湾政界、高等教育界中人颇多肯定。对此议题，北京尽早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为未来准备论述。 谢此次访问虽然看似蜻蜓点水，但却令随后到访大陆的郝龙斌紧张起来。及后，马英九更表示，台湾民众若有意愿，不排除“习马会”。这是马英九首次松口，表示有可能进行“党主席对党主席”的对话。 国民党之所以有此反应，是因为他们开始出现“被取代感”。马政府过去五年在两岸关系上，可以说是好处通吃，却始终不谈政治对话，即使在他民望最高的时候也不谈。现在马政府好景不再，民望一路下滑，可能却是迫使马政府正视两岸问题的好时机，推动两岸互设办事处，开启“和平协议”谈判。如今出现“以谢逼马”的局面，正是谢此访的引申波幅。 香港的独特作用也不容忽视。谢长廷与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共宴，台湾传媒没有以此为题大作文章，可见台湾社会对类似的交流至少是不抗拒的。台湾人对香港人很少有抗拒感。因此，如果组织一群具台湾认知的“港区全国政协”，成立专题工作组，在未来几年，定期或就个别议题，与台湾维新基金会进行交流，才有机会深入了解民进党。如果现时港区全国政协中缺乏相关人才，亦应以智库模式来招揽人才。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3-03-18 假设民共关系能够在2016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两岸从而建立起良性、均衡的互动发展模式，则即使届时台湾再次出现政党轮替，也不至对既有的两岸关系造成太多冲击。同时，中共将于隔年(2017年)举行的十九大，亦较可不受台湾可能再次出现的政治变局所牵动。 2012年10月初，民进党中常委谢长廷应国际调酒协会邀请，以台湾维新基金会董事长这一民间社团负责人身份前往中国大陆访问。相对于2005年国共两党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开启两党关系正常化，由于民进党并不接受“九二共识”，致使双方公开正式的党际互动迟难开启。谢长廷此行意谓着即使民共两党目前仍不具备党际关系的政治条件，但双方实质交流不仅有助早日实现民共关系正常化，也为两岸关系全面正常化创造更好条件。 谢长廷此行已对民进党的两岸路线及国民共三党权力格局产生微妙的再平衡效应，后续发展尚待观察。若其2013年3月在大陆全国“两会”后以导盲犬交流名义再次登陆，甚至逐渐朝常态化方向发展，必将进一步扩大其政治效应。民共没有只经不政的缓冲空间 从谢长廷此行比较现阶段民共两党相对于国共两党的互动发展模式，彼此间的潜在差异以及未来双方关系的可能竞合，笔者提出以下三点观察与关切。 首先，从实质交流向关系正常化迈进。不同于国共交流强调要先有政治基础，民进党则坚持两岸交流对话不应预设前提，因此对“九二共识”不仅敬谢不敏，更认为其实具争议。但谢长廷此行显示出，民共双方在不存在任何形式或名义的党际关系下，仍愿以实事求是、积极进取精神，于现阶段以务实交流、走曲线前进的道路相向而行，以努力推进双方所共同追求的关系正常化。 其次，不再存在只经不政的缓冲空间。马英九2008年执政后，两岸虽签署多项非政治性协议，但对北京所更关切的高阶政治议题，除选举时期操作外，颇踌躇迟疑，并藉“海基会—陆委会—行政院—总统府”设起层层缓冲。反之，像谢长廷这样目前仍处台面的民进党高层领导人物，尔后若还有机会登陆并与大陆高层官员直面会谈，终不可避免触及高阶的政治议题，彼此将不再具有缓冲空间。 第三，应确立民共交流互动主体地位。谢长廷登陆所试图推动的民共关系正常化，虽可能被北京拿来作为对国民党只经不政的施压杠杆，但民共交流不仅涉及政治人物或政党之间，亦包含其背后支持群众。故民共关系的发展应确立其主体地位，虽必是从属于两岸关系的整体发展，却也不应依附在国共两党的关系之下。谢登陆改写民进党内部政治生态 谢长廷这次登陆，虽过程紧凑，加上幕僚作业生疏，但大致还算顺利，也留下不少宝贵经验，可作为后续交流互动的参考。至于其在中共十八大权力交接前夕登陆，以及对民进党内政治生态的影响，亦别具意义。兹分析如下： 首先，探索建立民共交流秩序的互信。两岸交流就像人与人之间一样需要互信，必要时能换位思考彼此的关切，并切实遵守双方事前所达成的各种交流协议，特别是缺乏政治基础且长期处于敌对与互不信任的民共双方之间。谢透过此次交流，应已摸索出一套建立交流互信的模式。这不仅是对谢个人，对往后若要扩大民共实质交流，都将是重要参考。 其次，为十八大后民共交流开启新页。谢长廷选择在胡锦涛即将卸任的中共十八大前夕登陆访问，对谢个人而言自是把握机遇，以免时机一过，徒增变数。再者，谢在中共换届前夕造访，固被党内反对者讥为替胡温两岸政绩再添一笔，但实际上却是替中共新一届领导人就位后的民共交流预先开启机会之窗，让习近平一就任即可依循胡最后任期所建立的模式，进一步推动民共双方实质交流。 第三，松动围堵派对交往派的抑制作用。2012年初蔡英文败选，有关两岸议程虽曾浮上民进党内政治台面，但新主席就任后不仅反对两岸/民共交流的围堵派声势复起，民进党中央的反应亦被外界解读有降温迹象。故谢选择此刻登陆，不仅牵制保守的围堵派，避免其声势扩大以致再次取得党内主导地位；同时，也凝聚了主张民共必须增进对话才能确保台湾利益与重返执政目标的交往派士气。 第四，推进民进党两岸议题政治议程。11月21日，中共十八大后民进党首次中常会讨论了中国事务委员会设置。尽管由苏自己兼任召集人而非谢，但谢的调酒行及释出明年再访计划，或许对此产生推进作用，否则其设置可能推延至下一届主席任期，也就是2014年底的“七合一大选”后。果如此，民进党将错失从2012年3月党主席选后一直到2013年底这段没有党公职选举的战略机遇期。民共交流或“两步并一步” 继2012年调酒行后，谢长廷表示计划2013年以捐赠导盲犬名义再次登陆。若谢能够再次率团登陆访问，不论其是否有机会会见习近平等新就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如其登陆能够逐渐常态化，同时扩大党内其它派系参与，势将引起北京及外界更加关注与重视。民共之间的实质交流能逐步走向常态化与规律化，除将进一步牵动民进党内有关两岸事务的政治氛围与路线之争，民共对话范畴将不再局限于既有议题，而可能朝向全方位与多元化，并以兼具多重和解意涵，以及共同面向未来的建设性方向发展。后续走势值得关注，但更须创造条件加以形塑。 首先，建立谢在民进党内两岸发言地位。至少从目前来看，谢长廷明年若还是以调酒模式再次登陆，理论上北京应可接受。若此，谢可将其维新基金会作为扩展推进民共实质交流的公共平台，进一步扩大党内政治结盟，邀请其它政治人物及幕僚人员共同参与，不仅可凝聚、巩固交往派的共识与力量，亦将有助提升谢在党内的相关发言地位。 其次，引导台湾方面务实面对两岸课题。若谢登陆能够常态化，甚至每年有两到三次定期访问，除其本身必须设定每次访问的主要议题，或填实深化之前与大陆官员学者所曾讨论之相关事务的实质内涵，亦将可能带动党内乃至台湾内部就两岸相关议题的思考与讨论。换言之，政治家视野不能再只局限于台湾内部的权力竞逐，也必须以更成熟负责的态度，共同务实面对两岸之间的各种课题。 最后，从政治对话到全方位对话的开启。谢长廷下次登陆重点绝非带路导盲犬，也不该仍停留在前次到底有无“九二共识”或“宪法各表”的各说各话。举凡像是和平协议、军事互信，乃至台湾目前所关切之媒体自主，大陆的人权法治、民主进程乃至社会转型等课题，都可能浮上对话台面。就算还是围绕在谢长廷所提出的“宪法各表”，实亦直接指向两岸政治定位，只是提法或切入角度的不同，而此又与大陆所倡议的和平协议以及台湾所关切的国际空间议题相互连动。 例如，胡锦涛在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所提之“探讨国家尚未统一特殊情况下的两岸政治关系，作出合情合理安排”，不论民进党是否接受统一命题，但所谓“合情合理安排”所指为何，如何可能，在台湾的中华民国与在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两者能否得到两岸均可接受之妥适安置，或是在何种政治条件下可使前述两个政治实体得以共存共荣，都是应加以探究的严肃课题。 如民共实质交流能够持续推进，对话范畴更形扩展与深入，终将朝向全方位开展。届时民共或将先于国共，进入政治及安全战略对话：也就是说，过去先有政治前提才有政治对话的“两步走”将变成“一步走”，或“两步并一步”。于此，国民两党亦须尽早就如何在台湾内部凝聚“台湾共识”的实质内涵而努力。结语 不论如何，此次由谢长廷登陆所带动的新一波民共实质交流，若能持之以恒，更加扩展，持续深化，不仅将有助民进党更加妥适地处理好敏感复杂的两岸课题，有利降低来自外部对其重返执政目标的不利干扰，更攸关其一旦重返执政后，如何能够有效维持两岸关系的持续稳定与发展。 另一方面，假设民共关系能够在2016年前取得突破性进展，进而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两岸从而建立起良性、均衡的互动发展模式，则即使届时台湾再次出现政党轮替，也不至对既有的两岸关系造成太多冲击。同时，中共将于隔年(2017年)举行的十九大，亦较可不受台湾可能再次出现的政治变局所牵动。 《台湾观察》2012年12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3-03-07 在马英九的第二任期内，或许不可能和中国大陆进行政治对话、谈判与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或签署和平协议，但两岸文化教育协议，双方互设办事处，取消台湾法律对于陆配、陆生的岐视性待遇，都有获得改善与落实的可能，可为之事甚多。 大陆两岸政策十年转承变化 胡锦涛主政十年之间，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既曾面对民进党陈水扁时期的激进、挑衅、对抗，也经历了国民党恢复执政后马英九时期两岸紧张降低，关系大幅改善，彼此恢复对话。此中因果关系值得深究。 2005年3月4日，胡锦涛提出“四个绝不” ，反映出当时两岸关系紧张局面和北京立场。随后，2005年3月14日中国大陆通过《反分裂国家法》，举世关注。外界不明究里之下，多半认为中国大陆有意挑衅，此法是一种“战争法案”，破坏两岸现状。当时民进党政府甚至有人主张，台湾通过《反统一法》作为反制。其实，北京此举维持现状、求和的成分较大，希望划出红线后，台北能知所进退，两岸关系不要搞到鱼死网破、两败俱伤的地步。但北京立场也极为明确：追求国家统一、“一个中国”的原则绝对不容挑衅，否则不惜兵戎相见。 胡锦涛主政期间另一个重要转变同样值得一提。两岸关系以“中美联合公报”为蓝本有旧三句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江泽民时期提出新三句：“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胡锦涛时期又提出新新三段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尽管两岸尚未统一，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的事实并未改变”。由此可见，即使两岸关系紧张，北京仍然对台湾的部分主张予以适当回应。 北京通过《反分裂国家法》后，台湾的国民党、亲民党及新党三党主席于2005年4月之后相继前往中国大陆访问，这既是大陆对台政策一大突破，也是两岸同胞一大胜利。虽然当时仍是民进党执政，台湾在野党与中共所达成的共识尚无落实可能，民进党也不断诋毁，但如今看来，这段扭转乾坤的大事，将来历史必然浓墨重彩予以记载。2008年国民党重新取得政权后，两岸关系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胡锦涛及所有涉台决策官员能够把握大局、掌握先机，值得予以高度肯定。 2008年12月31日，胡锦涛在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三十周年座谈会上发表著名的“胡六点” ，具体阐述其对台政策理念，取代了他在民进党执政时期所提的“胡四点”，成为马英九上台、两岸关系进入和平发展阶段中共对台政策最高纲领。 简单的说，北京主张，两岸在维护“一个中国”原则上形成共同认知及一致立场，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北京期待，实现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推动经济合作制度化，两岸可以为此签订综合性经济合作协议，建立具有两岸特色的经济合作机制；北京理解，台湾民众爱乡爱土的台湾意识并不等于台独意识，而“对于那些曾经主张过、从事过、追随过‘台独’的人，也欢迎他们回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正确方向上来”，希望民进党认清时势，只要改变“台独”分裂立场，大陆愿意做出正面响应；在对外事务中，北京强调避免不必要的内耗，对于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只要在不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前提下，可以透过两岸协商做出合情合理安排。北京坚持，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是中国内部事务，不受任何外国势力干涉。胡锦涛提到，两岸可以就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的政治关系展开务实探讨，可以适时就军事问题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互信机制问题，以利稳定台海局势，减轻军事安全顾虑。 胡锦涛时期对台政策至此粲然大备，北京更能理性、务实、正面地看待、处理台湾问题，两岸关系已然走入新局面。台湾研判两岸政策未来走势 从台湾来看两岸关系，陈水扁时期的冲撞已让台湾付出惨痛代价，从两岸“一边一国”到“公投制宪”一再为两岸关系及区域安全制造巨大变数。北京的强力反制不说，几乎所有相关国家都把台湾视为一个麻烦制造者。 2008年5月马英九上台后，在台北坚持“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情况下，两岸首先在6月间恢复海基、海协两会的对话管道和机制，接着在11月间实现两岸全面直航。虽然不能说两岸关系从此进入一片坦途，但大门既开就再也关不上了，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随后海基、海协两会展开一系列会谈，就双方共同关切的议题进行磋商。其中，最重要的是2010年8月通过的“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这意味着两岸已经进入经济整合的阶段，双赢互助、彼此竞合的时代已经到来。 整体而言，马英九的大陆政策是在“不统、不独、不武”的基础上，本着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在“亲美、友日、和中”的原则下逐步发展。如果说马英九的第一任期是为两岸关系拨乱反正、创造和平，第二任期就是要脱胎换骨、巩固和平。虽然各界对马英九当前在两岸关系上的某些作为和人事安排未必全然满意，但他本人的中华情怀并无可议之处。知情者认为，在马英九的第二任期内，或许不可能和中国大陆进行政治对话、谈判与建立军事互信机制，或签署和平协议，但两岸文化教育协议，双方互设办事处，取消台湾法律对于陆配、陆生的岐视性待遇，都有获得改善与落实的可能，可为之事甚多。 十八大后习近平出任中共总书记一职，台湾各界当然关心新任总书记对台政策的基调。截至目前为止，外界尚未见到习近平对于两岸关系的相关发言，但大家都知道他曾在福建、浙江任职，期间也与台商、台胞多有互动，协助解决不少问题，凡与其接触过的台商对其勇于任事、处事明快的亲民作风都有相当正面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被台湾各界视为“知台”。但是正如台湾国安单位高层的分析，“知台”与“友台”之间仍有一段距离，台湾对此不会有太多过高或不切实际的期望。 其实，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所有理解中国大陆对台政策及决策风格的人都知道，十八大的人事改组虽是观察重点，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个人观点确实值得重视，但中共对牵涉到国家大政方针的集体决策特性，北京对原则问题的坚持，这些都不会随个人主观意志而有所改变。习近平总书记掌权初期一定要把主要精力用来处理更为迫切的内外问题，在两岸问题上“胡规习随”的可能性最大，并会维持一段时间，直到他全盘掌握状况后才会出现政策调整。 9月23日，正值中共十八大的准备工作进入紧锣密鼓阶段，国台办主任王毅在谈及各界都很关心的两岸关系前景时强调，当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已经进入巩固深化的新阶段，大陆方面会坚持“四个不变” ，从而真正实现两岸关系的行稳致远。虽然他的讲话是对海陆两会人事异动的回应，但视之为对两岸关系今后发展的定调也并不为过。简单说，就是方向不变、方法不变、立场不变、原则不变。笔者相信，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将是大陆对台政策的主轴。积极构建两岸命运共同体观念 两岸关系确实已往健康方向发展。台湾民众虽然知道中国崛起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许多人甚至已有将来必须前往中国发展的心理准备，但大家对中国大陆的认同并未增加。多数民众仍对大陆不尽民主的政体，以及社会道德沦丧、贪污腐败横行，仍然存有相当大成见，年轻一辈尤其如此。习近平主政下的中国大陆应该思考如何进一步扭转此一现象。把中国自己的事搞好，才是一切的根本，由大国崛起走向文明崛起，培养、善用、发挥自己的软实力，而推动“文教协议”，建立起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观念更是当务之急。 至于非常政治性的问题，如有关台湾的国际活动空间、大陆对台的军事威胁、两岸的军事互信机制、双方的和平协议等等问题，除非由更高层次做政治性的战略考虑，否则目前只能在既定的轨道和原则上，交由有关机构逐步研究、思考。在不放弃原则的前提下，继续加强两岸之间各个层面交流，不断释放善意，互惠互利，这是目前应做、能做的事情。凡事看远不看近、看长不看短，不必急于一时一刻就要解决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包淳亮 2012-11-12 如果两岸关系的发展“更依靠台湾同胞”，而且大陆的唯一、终极的目标是统一，则大陆所制定的涉及台湾的法律，就应该是以有利于台湾人的中国认同为着眼，为此要强调的是一致而非区隔。 【编者按】包淳亮先生是台湾中国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台湾大学政治系中国研究与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中国学访谈计划特聘研究员，曾任民进党中国事务部期刊《中国事务》执编。他认为，大陆应有意识地破除整个涉台立法的特殊化惯性，有必要架构具有合法性的统一国家法律框架，以彰显尊重台湾民众当家作主的意愿，诱导台湾民众对于统一趋势的认可。      据闻北京一些学者曾研究“台湾法”。有学者指出，大陆对于台湾的可能“法律挑衅”，最理想和最有效的应对方式也应该是法律的；缺乏法律基础的政治应对和军事应对，即使暂时有效果，也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复发”症状。本文将简述“台湾法”的立法必要性，其次分析大陆涉台立法的过往背景，最后再阐述当前大陆所思考的“台湾法”，应该要注意的三个层次的问题。两岸对彼此的特殊化立法 一些大陆学者认为，大陆以法律应对台湾独立，已有一些成功经验，例如2005年的《反分裂国家法》；且大陆对台主权也在联合国大会1971年所通过的“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第2758号决议已得到确立；与此相关，台湾与他国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似乎也应先经过大陆同意，否则即为制造“两个中国”。然而，《反分裂国家法》实是用以政策宣示，并无多少规定权力与义务的法律意涵；“2758号决议文”固然可用以说明国际社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继承关系，但在“不完全继承”的形势下大陆又该如何定位双方关系，才是法律的挑战。另一方面，台湾既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外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本是顺理成章，大陆能够要求的仅限于要求其邦交国注意台湾使用的名义，例如仅宜以“台澎金马关税领域”或“中华台北”名义签署相关协议；但大陆如果要将此事上升到“两个中国”的政治高度，在国际上、在两岸关系上恐怕都有疑义。 这些“法律应对”，是针对外国，而非针对台湾；是向外国阐述中国的“一个中国”立场，但不是告诉台湾人“你们也是中国人”。如果两岸关系的发展“更依靠台湾同胞”，而且大陆的唯一、终极的目标是统一，则大陆所制定的涉及台湾的法律，就应该是以有利于台湾人的中国认同为着眼，为此要强调的是一致而非区隔。 就目前来看，大陆的涉台规章固然不少，但法律层次上，仅有两个与台湾直接相关：一是《反分裂国家法》，另一个是《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但此法并非针对一般台湾民众，而是针对特定民众的商业行为。而另一涉及两岸而与大陆民众密切相关的是国务院的《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然而此办法仍未能清晰定义台湾与台湾人在中国大陆的法律地位。总之，《反分裂国家法》固然有因应时空需求、重新强化内战意识的作用，甚至也有怀柔的条文，但显然并不是一个可以行诸长远的法律；投资保护、往来管理，亦非对于台湾与台湾人民的清晰定位。 相较而言，按照台湾地区的《中华民国宪法》，两岸关系就是“在国家统一前”的“自由地区与大陆地区”的关系，依据此一宪法条文的授权，并以法律出台《大陆地区与台湾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虽然此一法律将大陆地区拟制为既非实质统治亦非外国的特殊化第三地，其中且也包含了诸多延续内战架构的限制大陆人民权利的条文，但已经以法律定位双方关系，并规定了双方人民的权利与义务。台湾当前的两岸立法，对大陆的定位是清晰的，对台湾人与大陆政治机制的关系亦有明确规定，且对彼此人民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有完整的说明。无论未来的形势如何发展，同时倘若两岸关系持续进展，在该法律的架构下，也可以逐渐取消对大陆同胞的歧视，而将大陆同胞在台的权利提升至与一般外国籍相等，乃至于最终与台湾本地人相等的空间。 台湾地区是在《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的授权下，以特别法规定大陆的法律地位与大陆地区人民以及两岸之间往来时的权利与义务；大陆当前的涉台立法，并未有一上位的“台湾法”，而零散的特种法规也是将台湾特殊化。台湾的两岸立法倾向是逐渐将大陆视为一般的外国，即是通向“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所谓“两岸关系正常化”，因此特殊化本就是符合政治目标的立法方式；大陆亦将台湾特殊化，并且不少地方也是将台湾视同外国，这种立法倾向是怎么产生的、而其政治影响是什么呢？涉台立法特殊化的背景 当然，大陆并非没有涉及台湾的宪法条文，最主要的有两个部分：首先是在序言中强调“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其次，在第三十一条强调“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或许不仅于此，不过下文将由此开始分析。 在宪法中，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领土”，而台湾同胞对于“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必须承担“神圣职责”。台湾人在此条文的脉络下，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赋予的“职责”，但是其中的权利与义务仍然是极不清晰的。另方面，统一大业该如何完成？台湾人要如何做，才算是尽了职责？对此，大陆的法律几乎是一片空白。 这种忽略可能部分来自于“前三十年”计划经济的后遗症。计划经济不是法治经济，而是命令经济，看重层级权力，不看重权利与义务、契约精神，更没有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大陆逐渐建设法治社会，但这股新风气首先由经济议题开始，改革当然也是从内部议题开始，其结果就是涉及台湾“外资”的经贸法律先行，而对于台湾这个“境外”的长远议题，则倾向于搁置争议、情感面召唤，但对于相关的公法议题则视为不急之物，或许也不知如何处理。因此大陆总体来说是将台湾人视为“国人”，但这不是一个法律上的认识，而是一种情感上的认识。基于这种情感联系，台湾人在外国出事，也可以寻求大陆驻外使馆的帮助，但这种情感联系虽然是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却也可以导向于美国与英国、或美国与加拿大、澳大利亚的特殊关系，换句话说，情感联系可以是“特殊国与国关系”的基础，而未必是统一的基础。 对于台湾人来说，当前统一并不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当然，大陆不必随台湾起舞，但是如果大陆要将情感联系转化为统一的基础，则这种联系得有更明确的拘束力，以使台湾人得以感受到其做为中国国民的身分。这种身分将与权利相呼应，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人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任何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必须履行宪法和法律规定的义务”，宪法中还规定了大量其他权利，似乎对于台湾人都应一体适用。要做到这一点，可能就得有意识地破除整个涉台立法的“特殊化”惯性。 笔者注意到，许多大陆朋友认为台湾人“享有特权”。倘若台湾人果真“享有特权”，笔者得指出，那对两岸关系其实有害无益。有一些所谓特权，是大陆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对于实际管辖以外地区的特殊安排，以方便港、澳、台以及外国外资的进入。这一类的特权有其时空背景，但在大陆走向市场经济后，特别是两岸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已经逐渐不再必要。并且，随着两岸经济架构协议的签署，以及更深化的经济整合的发展，许多外资已经逐渐获得国民待遇，特殊化已经逐渐转变为一般化。在大陆发展市场经济、走向富裕的过程中，大陆已经逐渐走向法治社会，并且外资特权已杳。那么，从更为成熟的法治眼光以及平等对待国民的角度来看涉台立法，就必然会与过往有所区别。 进一步言，改革开放后大陆专注内政、韬光养晦，无心也无力解决台湾问题。但在中国高速崛起的过程中，虽然许多台湾人已感到两岸合作的必要，但如前所述，就算台湾人有心履行“统一”的“神圣职责”，目前也没有实践的方式。一方面是没有让台湾人实践统一的确切方式，另方面是学界提出的大量“台湾”与“大陆”两个政权之间如何建立互信、互不否认的建言。处理两岸政权之间关系的“屋顶理论”堪称良药苦口，笔者认为，大陆对之恐怕是虚与委蛇的层面居多。至于“邦联”、“国协”的建言，也是“一中两国”，大陆也已拒之门外。在这样的情况下，究竟路在何方，却仍无答案。 有人期待于两岸签署和平协议，但是自1979年两岸停止军事冲突状态，迄今业已三十余年，于是人们的合理质疑是：“需要为一个没有军事冲突的状态签署和平协议吗？”如果和平协议是走向双方长期分立、“互不否认”，台湾当然也可以接受，但大陆有可能接受吗？倘若大陆既不能接受一个没有统一前景的分立分治，包括以此为前提的和平协议，又没有其他和平统一的操作方式可供选择，则随着两岸关系的长期特殊化，对于台湾而言合理的分治分立、长期拒统倾向，可能在大陆累积不满，而当崛起过程伴随的军事实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就仍可能刺激大陆以武力“实践统一”。台湾为此仍须进行军事斗争准备，与美国保持军事合作，两岸的“安全困境”未被消除。大陆涉台立法三个层次的考量 基于上述背景分析，笔者认为，当前大陆开始思考“台湾法”，是在中国崛起以及两岸分治长期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架构一个具有合法性的统一国家法律框架的必要举措。与台湾的区隔化导向不同，大陆的这个法律框架除了要能避免台湾民意的激烈反弹，彰显尊重台湾人民当家做主的意愿，更必须有利于诱导台湾民众对于统一趋势的认可，同时彰显“一个中国”。倘若立法得当，这个举措不仅有利于大陆对台的“统战”或者“统一”，其实也有利于增加台湾的长远安全。因为一个良好的“台湾法”，将可为和平统一开辟一条道路，从而避免未来两岸关系翻转的可能。为了上述目的，大陆的此一涉台立法应有三个层次的考虑，其一是对台湾的政治定位，其二是台湾人的政治权利与义务，其三是台湾人的一般权利与义务。 就第一个层次而言，大陆曾经在近三十年前的“叶九条”时期，提出过统一之后台湾可以保留旗、歌、军队等，可见台湾的“国旗、国歌”等并不是一定要被消灭的对象，那么大陆不妨在此一“台湾法”中明确提出此点，甚至强调改变此“大陆定位”下的“区旗、区歌”应得到中央政府的同意。大陆甚至可以声称中华民国政府是做为中国一部分的台湾地区的合法政府，明确呼应台湾一些人提出的“中共保卫中华民国”的主张。这样的定位不会比要执行“非和平手段”的《反分裂国家法》更令台湾人反感，终究寻求统一是阳谋；大陆不再寻求消灭、反而包容台湾人所认同的“政治符号”与政治体制，才是具有新意之处。如此定位亦可消弭国际场合双方接触时，大陆参赛队伍对于台湾政治符号的敌对意识。 在明晰政治定位之后，其次要明确政治权利与义务。既然要明确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是中国公民，则台湾人的政治要求应当能在大陆的政治体制内得到疏通的管道，才显得义务与权利平衡。从法律上讲，倘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而不是哪个党或者哪个人能够代表人民的主权。为此，大陆可以授权台湾的立法机关自行立法、选举全国人民大会代表，其名额由全国人大主席团定之；在台湾自行选举全国人大之前，由台湾民选产生的“立法委员”暂时代表出席。这样一来，要不要出席全国人大、要不要另行选举全国人大，都由台湾的“立委”们决定，就彰显了尊重台湾人当家作主的意愿，同时也给予台湾诸多政治人物实践“统一”之“神圣职责”的管道。在走到这一步之前，大陆应积极邀请两岸各级民意代表机关组团参访交流，以建立两岸民意代表之间或政治菁英之间的社群感。 立法的第三个层次才是一般权利与义务，重点在于普遍的国民化待遇。各级公职、各种专业考试，甚至入党参军等，台湾人都应该享有与大陆人同等的待遇；至于从事商业、工业的各种活动应当视同大陆一般民众，且往来两岸不必签证，更是应有之义。台人赴日免签证，前往大陆反须台胞证加签，其理安在？台湾地小人稠且较为富裕，因此对大陆民众的权利与义务较多限制，但是大陆既追求统一，又地大物博，似乎不必担心两千万台湾人真的和大陆同胞“抢工作”。随着大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得的快速提高，开放的大陆将吸引愈来愈多台湾青年投身其中，而这个过程将使下一代的隔阂更快速、更有效地被消弭，从而使统一具有坚实的基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2-10-31 如果日本政府可以购买，当然也可以出售，如此将产权行为回归产权行为，是否给予某种“减国有化”的印象，从而化解僵局？问题的焦点是：谁提出来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一；如何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二；如何使日本政府同意转卖，此其三。 日本政府以购买的方式将钓鱼台（钓鱼岛）“国有化”，透过产权影射主权，以至于对同样提出主权主张的北京与台北，就构成了侵犯，酿成今天的僵局。现在日本政府拒绝采取“去国有化”的弥补措施，担心如此会影射放弃主权，进而引起日本国内政治动荡，因此问题似乎不能化解。但试问，如果日本政府可以购买，当然也可以出售，如此将产权行为回归产权行为，是否给予某种“减国有化”的印象，从而化解僵局？ 因此问题的焦点是：谁提出来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一；如何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二；如何使日本政府同意转卖，此其三。宜兰县购买钓鱼岛产权？ 立即而明显的答案是，基于日台亲善的背景，由台湾出面购买较为合适，因为钓鱼台附近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作业渔场，且钓鱼台在历史上属于琉球南岛归属台湾辖区。台湾购买的好处因而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对渔民的一种合理照顾，且不直接涉及中日之间反帝民族主义与右翼军国主义的对抗。但是，台北向东京买地的行为，有可能被台北解释成是东京承认台湾的主权，而东京也必有挑拨于两岸之间的心理，则是台湾出面买地的坏处。 准此，为避免“台独”利用机会继续制造东海争议，破坏两岸和解，则台湾买地之举可进一步修正为宜兰县政府买地。此为更合理之买主，不但是因为县政府仍为公法人，故可以容许各方自说自话为某种影射主权的行为，但其为地方政府之地位至明，便又不至于被扩大成是台湾的独立主权含意。由宜兰县政府透过日本设在台湾的交流协会转达并安排，允为适当之买主。 但是，日本政府目前不可能放弃产权，似又是日本政治的常识，则所谓购地，只能是购买部分产权，或极小部分产权，亦即属于象征性购买，如同所谓共有公寓般，公寓之土地产权可归于个别公寓主之集合所共有。设若日本政府出售十分之一产权，即形同进行“减国有化”的某种步骤，但仍然是最大地主，因此在观感上或法律上，东京没有推翻自我宣称的主权主张。如此，宜兰县政府拥有部分产权，台北可以藉此影射分享主权，而北京也可透过“九二共识”藉以影射主权。 最后，日本政府既然自认拥有全部产权，为什么要同意出售其中部分，来容许外界进行与日本主权宣告相反的诠释？这点确实为较大难题，因为涉及的是日本人的政治文化与近代史。盖自“马关条约”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本还不曾有和平让出过其所巧取豪夺的任何非传统土地。故要能和平共享钓鱼台产权，因而有赖掌握日本政治文化，并能以日本之道还治日本。而在东亚范围内，能体会甚至内化日本政治文化最深的，莫过于台湾人。中日政治文化之异同 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一旦成为台面人物，就会丧失让步的心智慧力，这也限制了其政府在钓鱼台问题上让步。因此，每回日本政府派出代表，绝不可能是要讨论如何解除“国有化”，而只是希望取得对方谅解。假如日本诚意再强一点的话，就是向对方表达忏悔，说是造成对方的困扰。一旦表达了忏悔，无非是在追求能维系好双方关系，请对方务必同意不追究，渡过目前危机，但也将因而形同双方仍同属一个更大群体的情感，则日本方面便欠对方一个重大恩情。 在中国文化里，缺乏可以了解这种日本式妥协文化的基础。对中国人而言，在台面上谈国家民族之类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时，必须名正言顺，因此只有一种应然的秩序。如果不能恢复这样的秩序，就必须有人被牺牲。权力强大的时候，就牺牲对方，比如惩越战争的目的，只是惩罚对方以正名，而不是占地；权力弱的时候，就牺牲自己人，比如八国联军时，先斩杀反战朝臣后才匆匆逃去。断断不能说因为对方表达了忏悔，就让错误的秩序继续存在下去，而宁可玉石俱焚。 但中国政治文化的弹性在于，只要能得到名份，就什么都可以谈了。故一旦钓鱼台的名份归属于中国，其他所有的好处可以退让而不计较。换言之，日本必须要进行某种“去国有化”的过程，如此中国必然可以容忍日本继续实质控制钓鱼台。但如果日本不能采取某种即使只是象征性地“去国有化”政策，中国唯有不断派遣船舰出没钓鱼台附近海面。矛盾的是，日本的代表请求谅解，与中国方面的不能谅解，同样是要恢复两国同属东亚的群性。以日本之道还治日本 如果以日本的文化还治日本，会是如何？试想北京明白告诉日本的代表，甚至派代表到东京，表示中国已经决定要取回钓鱼台的主权，且会不惜采取任何方法，包括战争，也不惜耗费多少岁月，请日本见谅，并对因此而可能带来的伤害，向日方先行表达歉意。如果日方愿意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改弦更张，而进行钓鱼台的“去国有化”，中国势必会对因此而给日方带来的诸多不方便，表达十三亿总谢恩，会是如何？ 十三亿七千万的总谢恩，重量远远超过一亿三千万的总忏悔，因此日本就有了“去国有化”的正当理由。但是，中国政治文化里没有这种谢恩／忏悔文化。毕竟这是日本式的语言，也是日本式的决裂，不是中国式的，纵使能真正给日本带来震撼，并给东京有所改弦更张的下台阶，北京也不可能会这么做。 不过，台湾有这样的日本文化，而且民进党最是经典的保留了这样的政治文化。民进党人一旦做了决定，不论其政治层次之高低，从不在乎党内如何反对。这般的一意孤行者众多，常见各级民进党人自己闷着头做了痛苦的决定后，采取以忏悔来逼迫对手让步的风格，如蔡英文请托苏贞昌，完全是日本式的忏悔；但在被人请托时，则常采取中国式的那种绝不谅解的玉石俱焚风格，如苏贞昌拒绝蔡英文。 则台北何不以日治日、以中化中？如果台北向北京表达在“九二共识”下，透过宜兰县在钓鱼台让日本“去国有化”，则不违反北京的大是大非；然后由宜兰县派代表向东京请求谅解，说县府已经决定与东京合购钓鱼台，请东京务必同意。严重一点，还可以表示宜兰已经不能退让，非买不可，不然渔民将继续抗争，或过去对日本赈灾的钱要退回，若因此造成东京困扰，一定自我忏悔云云。如此迫使东京在情感上要选择是否要与台湾决裂，或是要让台湾欠恩。 迫使日本政府在情感上接受宜兰县合购钓鱼台，不但可以让三方根据自己的法理化解问题，在事实上也犹如日中台主权共享，完成两岸都主张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愿望。台北若藉此学习到以化解争议为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一味想要回避大陆，对未来两岸关系更是正面意义。至于东京，拒绝十三亿七千万总谢恩的后果严重，而将台湾从日本亲善的范围切除也对日本人是重大情感打击，且看东京如何调整。 《台湾观察》2012年10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10-22 谢长廷的一小步是否可以转化为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转型的一大步，这是谢长廷登陆之后两岸三党甚至美国都很关切的议题。 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这次登陆，被视为民进党与共产党交流的“破冰之旅”。谢长廷的一小步是否可以转化为民进党在两岸政策上转型的一大步，更或者是民共交流未来只要复制谢长廷模式就可以建立长期管道，这是谢长廷登陆之后两岸三党甚至美国都很关切的议题。“谢长廷模式”难以复制 必须看到，“谢长廷模式”对民进党其他“天王”来说是很难复制的，如果大陆对其他“天王”都以谢长廷为模式，来进行民共交流，对大陆来说是有潜在风险的。 谢长廷与其他天王尤其是党内还被认为有未来性的苏贞昌和蔡英文，有三个比较不同的特质。 第一，谢长廷在论述两岸事务上愿意长期耕耘，即使高雄市长任内赴厦门参访被陈水扁阻止，基本教义派也对其怒吼不断，但他仍然陆续提出“宪法一中”、“宪法重迭共识”或者“宪法共识”等。 这次访问大陆，他可以重复这些主张而不被质疑，就是因为这都是他长期提过的，并非新闻。在台湾讲多了，在大陆讲出来时就很自然。试问如果现今换成蔡英文或者苏贞昌，他们能谈什么呢？难道纯粹旅游观光，又或者是硬对硬谈“台独”党纲对“一中”吗? 第二，谢长廷身段柔软，好像台湾一种打地鼠的电动玩具，从洞里冒出来被打下去之后，又会转到别的洞口出来。这些年的“宪法一中”、“宪法各表”及“宪法共识”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被打下去后又提出来的。加上他本身有派系实力支持，被打下去之后，有智慧也有力量支持他再上来。 由于他的实力庞大，像绿营的电视媒体“三立”和“民视”，老板阶层都与他关系良好，过去微批“宪法共识”，如今在外界要求转型大势之下，出现了肯定但保守的声音，加上适时出现六成多支持谢访大陆的民调，让民进党内即使心里不十分服气，也不敢多加批评。 同时，谢在党内也尽一切地说明，例如本来发言都蛮吃味的苏贞昌，在10月9日与其见面两小时，出来之后肯定谢辛苦了，甚至说以后可以按照这种模式进行。谢苏两人是死敌，从某种角度看，如果苏贞昌聪明就该坐收渔翁之利，但苏在谢出发及刚回来时，发言并不客气，也许是因为他背着党的包袱。但苏谢会后这番发言，代表苏是想通了，也愿意以党主席身份沾光。 根据随行的民进党前秘书长李应元所言，谢长廷与苏贞昌谈时完全没有保留，与王毅、戴秉国和陈云林谈了什么，甚至沟通管道如何，知无不言，才得到苏的肯定。从目前看来，谢长廷这次登陆是成功的“破冰之旅”，党内杂音如姚嘉文等固然有，但苏肯定之后，这种杂音已不足惧，并逐渐减少。 第三，和苏贞昌、蔡英文不同的是，谢长廷不再有选举的压力。即使摊开过去选举历史，他也很少像陈水扁那样容易回到基本教义派取暖。毕竟政治人物一面临选举，行为难测度很高，大陆接待起来风险难免会增加，例如陈菊等。 谢长廷没有选举压力，又视两岸为舞台，他的两岸主张的变动度就相对地减弱，对大陆来说风险性相对地降低。所以这次谢长廷回到台湾之后，李应元说，谢长廷不会变来变去，因为他没有公职。 这三点代表谢长廷这次的交流模式成功，有其非常个人化特质的因素存在。如果大陆把这次谢长廷交流模式视为固定方式，不再以细致化、制度性地加以规范，面对其他“天王”时会有可能较高及不测的风险。尤其是苏贞昌个性多变，没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也常常屈服于选举压力，与其交流会成为陈菊或者谢长廷，很难预测。再如谢长廷初时愿意以调酒大赛这种议题试水温，但苏贞昌的个性可能就会因被批评位阶矮化而不愿意。后续交流须增加稳定性 不论如何，面对民进党派系共治的结构，大陆如果单做谢的关系，无法扩大民共交流的范围和整体性，因此必须要兼顾苏贞昌等不同派系的人。当大家都有吃饼的期待时，才不会反对第一个先吃饼的人。 只是在继续发饼时，建立一些规范会比较好，因拿饼的人姿势或者吃相不同，就会摇晃敏感的民共交流神经。同时，为了降低双方的风险，让民共交流的路可以走得更长一点，一定要有一些手法细致的安排和设计才行。 至于如何设计或安排，大致可以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与民进党内有希望取胜2016年总统大位者或者有实力的派系建立联络，按照他们各自的需求和个人条件，建立不同的沟通管道。这样一来，大陆可以掌控党内不同派系的人，对各个人物也比较方便及安心，尤其是与苏贞昌和蔡英文亟须建立沟通管道。 但这样的方式，就会出现上述所说的风险，交流成功的变量增加很多。由于这些政治人物有不同个性，或者因应当时的政治需要，随时会有意外。 另一种方式就是以谢长廷为唯一的对口单位。因为谢长廷行为惯性比较高，操作起来意外少。但是这会产生另外的问题，就是对苏或者其他政治人物而言可能无法服众，也很难避免谢存有私心而偏袒蔡英文等，造成很大的混乱。 不过，如果依照大陆对谢的善意及互动的良好模式，跟谢谈条件，给他一些“独家代理”的条件，同时要求他在两岸这一块平衡对待苏蔡两人。由于新潮流系已另有管道，而且其与谢的仇可能比苏谢更深，所以这一方法只适用在苏或蔡身上。也就是说，如果苏蔡愿意，也循着谢长廷这次建立的管道进行登陆，在登陆的细节上让谢有适度参与和建议，以期让未来苏蔡登陆的表现都能不出意外，双方可以互利。 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就需要苏贞昌把“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一职释出给谢，谢自然有角色为苏蔡登陆提供意见。这次民进党内虽然很多人没有出言批评，但私下并不看好谢这次之行，并认为谢会因此而被苏排除掉“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的位子，像柯建铭方面就有类似的声音。 现在苏的确是表示要延后成立，但这倒不必以恶意相看。其实，在当下是有必要的。民共交流就是要有一种节拍，热冷冷冷、热冷冷、热冷、热，就是说谢大陆之行成功，苏贞昌愿意帮其背书或者共享其成，也需要冷一下，以让基本教义派党员比较安心，以及有时间来调整心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靖 2012-10-17 2016年台湾大选前最重要与最有指标意义的选战，就是2014年的县市长与五都市长选举。而这一地方选举势必触发国民党内部政治版图的连串调整。 2016年台湾大选前最重要与最有指标意义的选战，就是2014年的县市长与五都市长选举。而这一地方选举势必触发国民党内部政治版图的连串调整。有些人必须思考连任与否，譬如新北市长朱立伦一旦连任新北市长，可能就与2016年大选绝缘；有些必须思考是否参选，以抬高行情，如连胜文竞选台北市长，必然可提高他的政治地位。竞逐战中浮现“胡郝现象” 台北市长郝龙斌最近主动提出支持陈水扁保外就医的意见，虽然郝龙斌否认与是否参选2016年大选有关，但是不能否认的是，他有意透过跨越蓝绿，寻求扩大支持面向的用意是存在的，这种用意就很难不让人联想到2016年大选。 无独有偶，台中市长胡志强也暗中鼓动亲信向他劝进参选国民党主席，希望借着党主席职权，推动“立委”在立法院修改财政收支划分法、公债法等。不过，胡志强明知现在的国民党主席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响力，但是仍然假戏真做，邀集“立委”到台中开会，讨论“财划法“。胡志强参选党主席的姿态，无非也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表态。因为健康因素，他参加2016年大选的机会也许不太高，但并不能因此失去政治上的主动。 其实，在国民党内参加2016年大选的可能人选当中，郝、胡两人被视为实力较弱的两位，但他们却不约而同采取了主动作为。郝龙斌两任市长即将任满，如果他不主动寻求下一阶发展的可能，不论是自己参选或是担任他人副手的机会都会减少。胡志强到2014年已经在台中执政12年，尽管有褒有贬，但是要继续参选台中市长，对他个人的政治生涯发展毫无意义，因此他也必须寻求下一阶段的可能。 郝龙斌挑战马英九对于扁案依法行政的论述，起因于私心，要凸显自己的政治主动。郝龙斌因为成功打赢两场台北市长选战，已经有“政治大头症”。他与学者、监委的私人聚会中，对于马英九力推“行政院”副院长江宜桦参选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表现出轻蔑态度。地方势力争相跃跃欲试 胡郝现象其实反映出马英九在第二任期初始就已经爆发领导危机。尽管马英九早早释放出信息，表明非国民党籍的江宜桦会代表国民党参选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但是基层却有不同声音，他们认同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的儿子连胜文参选台北市长。这股声势在马英九阵营刻意释放连胜文民调不敌蔡英文的消息后，仍然未能影响连胜文的声势，显示出基层对于马英九执政的不满情绪。 国民党内部分小股势力正在不同的反马旗帜下往前集结，争取政治上主动。连胜文则静观其变，暂不表态，保持与民间良好互动，维持动能与进退空间，等待对手出招。连胜文目前虽不具实力挑战2016年大选，但是在2014年台北市长选举当中，若是在他的旗帜下，结合相当蓝营支持者力量，展现一定政治实力，参选与否都会有助他往上发展，甚至成为党内有意参选2016年大选人士的重要支持者。2014年这场选战对连胜文而言，操作盘面甚大，只要操作得宜，不须硬攻，就可攫取较多政治资源。 另外，嘉义市长黄敏惠、彰化县长卓伯源都将在2014年任满。卓伯源出身中台湾，黄敏惠则出身南台湾，又是女性政治人物，对于任何有意挑战2016年大选的蓝营人士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卓伯源虽在彰化，但是任内除积极建设彰化以外，也懂得将媒体公关重点转移到台北，向主流媒体直接宣传他的地方政绩与建设，同时保持低调，避开有争议的政治议题。他还与各方保持一定友善，即使李登辉到中部访视，他也会出面予以宴请，由此即可看出其用心之深。 在2012年初的嘉义市“立委”选举中，国民党败给民进党，黄敏惠虽无直接关系，但这种政治情势的转变，对黄非常不利。虽然嘉义县已经由民进党执政多年，但嘉义市仅有一席的“立委”却是近几年来第一次被民进党抢下，显示国民党在嘉义地区的力量有节节败退的危机。 一般预料，黄、卓任满，都有可能到国民党中央工作，会成为任何布局2016年大选都必须要考虑结合的实力人士。朱立伦力拼地方政绩 新北市长朱立伦去年因为维基解密所揭露的许多秘辛，在国民党内受创严重，事后努力求取地位的稳定。他担任新北市长采取多做少说的保守策略，作风与昔日桃园县长任内力争全岛曝光截然不同。朱立伦在2014年同样面临是否连任的抉择，但是与郝、胡几乎已经没有转圜余裕空间不同，他仍有空间与余地，可以稍事拖延。 朱立伦曾在桃园县任内深耕八年，被评选为五星县长，这一光环让他的政治声望快速窜起。但新北市人口是桃园的近两倍，朱立伦才刚接手，升格后的新北市府与地方各种势力还在磨合，朱立伦并无全面主控力量，甚至还有受制于人的窘况。客观条件没有桃园当年的优势，但是外界对朱立伦的期待，却远远超过他在县长任内。 朱立伦现在不谈四年后的大选，也不明确表态2014年是否争取连任，力拚政绩是当前重点，这明显是采取保守策略。如此经营地方，至少在考虑未来前途必须摊牌之前，能够证明他的执政能力。朱立伦正推动重建福隆这个台湾北部海滨观光胜地，如果重建计划成功，即可为新北市带来相当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新北市府缺乏经费征收土地，朱提出新构想，与地主协商，由地主提供土地兴建公共设施，而原本被列为农业区的土地将可改变用途。这一构想一旦推动成功，新北市府、地主与地方将出现三赢，朱可写下亮丽政绩。总之，朱立伦如果发挥创意，仍有很多地方可以展现执政能力，类似的政绩如能逐步落实，2016年仍有可为。 但是，2014这场选战朱立伦如果脱身，他就必须思考剩下两年要如何在党内攻守。一方面，该拼连任却放弃，要重回失去的舞台，困难度会高。另一方面，一旦争取连任成功，而又要弃市长抢攻2016年大选，就必须向支持者提出论述，否则会在党内与地方遭到质疑。吴敦义测试未来水温 相较于朱立伦远离政争，力拚市政建设，副总统吴敦义因为进入“总统府”，虽然位高权不重，但是动见观瞻，动辄得咎。吴敦义选后全台谢票和夫人地方服务都被以放大镜解读，连林益世爆发弊案，吴敦义也成为民进党重炮攻击对象，被解读2016年大选提前开打。 吴敦义担任过台北市议员、高雄市长、南投县长、立法委员，熟悉地方生态，2014年大选对没有政务压力的吴敦义而言，其实大有发挥辅选实力的空间。同时，经过在地方的操兵，也可以测试他是否有机会角逐2016年大选的水温。 “副总统”一职让吴敦义成为在野党头号假想敌。他历练完整,从南到北，从地方到权力核心，从党部到政府，经验都有，国民党内少有人出其右。吴敦义任“行政院长”到“立法院”备询时，民进党“立委”丝毫占不到便宜，反映出他对各项业务均着力甚深。虽然吴敦义担任国民党秘书长时才首度接触大陆事务，但后来已有步骤地充实他的两岸实务经验。在今年“520”就任前他参加博鳌论坛，更成为两岸高层接触的主角。不久前，吴敦义代表马英九出访并过境美国，他一路细心了解到访国的政经发展，全力补强他过去比较少接触的国际外交能力。 2014年全台五都，加上其他本岛与外岛县市首长都要改选，吴敦义投入辅选站台，有相当大的舞台施展。若事前规划得宜，各地的后援会可借机发展雏形，只待2016年大选前的党内初选，就可以发挥功效。所以这场县市长选战，对于吴敦义的政治生涯未来发展，也有相当大的作用。 《台湾观察》2012年9月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百达 2012-10-08 及早实现民共两党关系正常化，两岸关系的发展才能真正超越台湾内部政党竞争或因再次政党轮替而可能造成的反复，避免陷入其内部冲突，或为其中任何一方所挟持，进而避免相关政策推动成果遭受牵连或损耗。 ［编者按］台湾政治评论人张百达先生曾任职于台湾民主进步党民意调查中心、政策委员会及中国事务部等相关部门，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两岸关系、台美中关系与国家安全相关议题。他认为，可从政党、议题、社团、机制四个层面入手来增强两岸的政治互信，北京须平衡兼顾与台湾各主要政治势力之互动，两岸民间社团之间的交流也应进一步加强，两岸对话的范畴可含括更广泛、多元化的议题，而学界智库应强化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前瞻研究。 两岸关系如欲求进一步发展，在彼此仍存在着许多分歧、暂行搁置重大争议情况下，若能通过适当途径进一步深化双方互信基础，充实积累有关互信的实质内涵，不论是对于稳固当前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局势，或者进一步擘划未来两岸关系发展前景，都是十分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拟就如何增强两岸政治互信的路径选择，提出个人初步观察与思考。 两岸关系错综复杂，除了经常讨论的政治关系外，实亦包含许多其他层面的关系。因此，不仅政治层面需要互信，其他包括经济事务、安全领域乃至两岸民间日常互动，都需要逐步建立互信，巩固互信，进一步深化累积双方的互信基础。否则，若只谈政治互信，而其他层面的互信则不断遭受侵蚀与损耗，如此不仅导致政治互信难以深化，甚至将随之动摇。也就是说，政治互信固然有其优位性，但若无其他各类互信基础加以支撑填实，政治互信终将难以稳固立足。 在思考如何增进两岸互信时，除了涉及谁跟谁的互信，也就是交往互动的对象外，建构不同互信关系的先后顺序及路径选择，均可能在彼此间造成不等的相互作用。至于两岸如何建立一个具建设性的互信发展动态体系，除了必须寻找有助于系统发展的正向因子外，亦必须从结构上检视并修补目前存在的重要缺陷。民共关系正常化符合两岸利益 首先，在政党层次，应平衡兼顾与台湾各主要政治势力的互动。 两岸关系为力求长期稳定发展，应设法跳脱台湾内部定期选举所造成的周期性影响，并设法早日寻求与台湾各主要方面关系的突破。具体言之，就是应及早实现民共两党关系正常化。唯有如此，两岸关系的发展才能真正超越台湾内部政党竞争或因再次政党轮替而可能造成的反复，避免陷入其内部冲突，或为其中任何一方所挟持，进而避免相关政策推动成果遭受牵连或损耗。 在有历史夙怨的国共两党如今都已实现关系正常化的情况下，如何与在台湾具一定政治版图势力的民进党（及其背后的支持群众）建构起正常交往的互动关系，这并不是政治施舍或恩惠，更不是谁对谁让步或示弱，而是符合谋求两岸关系长远发展的共同战略利益与需要。 两岸未能在曾经提出“未来一中”、两岸统合论述，以及“在九二香港会谈的基础”恢复协商的陈水扁“总统”任期内实现民共关系正常化，不论对民共两党或两岸关系而言，未尝不是战略机遇的错失。即使如此，如何尽早共同寻求民共两党关系的正常化，终究是追求两岸关系平稳发展过程中所难以回避的重要课题。 即使民共两党现阶段因未能实现关系正常化仍无党际交往，但通过智库对智库或其他学术交流形式，仍可作为某种功能上的弥补。但在重要议题上若未能及时形成有效沟通，双方仍可能产生严重战略误判，进而影响缓解政策的推动。 其次，在议题层次方面，应朝向多元化、全方位开展。 两岸不应仅是推进政治对话或经济事务的协商，更应同时就包括安全、战略，乃至范围更广的“人类安全”等其他领域重要议题展开多层次对话，藉以增进相互理解，降低误判可能，并从中探寻彼此可以务实展开的合作空间。 蔡英文在竞选2012年“总统”所发表的“十年政纲”中提出：“双方应在对等、互惠的原则下，通过多层次的对话，就多层次、多面向的议题，交换意见，寻求解决两岸相关问题的路径，建立机制。”现任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在其竞选党主席声明中亦表示：“我们要积极自信的与中国交往互动”，以及“我们要用对话代替对抗，用互动追求互利互惠，促成共存共荣。”蔡苏两者均未限制对话范畴。 由于不同议题彼此间亦可能造成相互影响，除了秉持“先易后难”，在“先经后政”的政经之间，实不存在一条绝对、清晰的分界，更非“只经不政”之意。然而，当两岸在政治议题的原则立场出现分歧时，应区辨究竟是单纯出于对基本原则立场的歧异，或是出于双方对未来两岸政治定位缺乏清楚图像或共同语言？强化学界对两岸关系的前瞻研究 第三，社会层次方面，在党政之外更应加强民间社团的交流互动。 目前两岸关系发展包涵许多层面，除了早期前往中国大陆经营发展的台商台干，存在于党政高层以及两岸事务专家学者间的互动，乃至两岸目前民间所进行的教育、文化、宗教、农渔产品采购以及观光旅游等各种交流往来，若与廿年前相较，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然而，上述有些交流活动或流于形式，或局限于部分特定领域的菁英阶层。即便以陆客来台而论，尽管近年来陆客来台人数持续增加，但在压低成本、追求利润等经济考虑下，目前一般旅行社的活动安排是否真正有助于增进两岸民间相互了解，恐怕有待斟酌。 除了前述各种交流形式，台湾民间存在许多“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简称NPO），或可作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的重要场域。举凡像是生态保育、消费者权益、劳工权益与职场安全、上班族白领阶级权益以及小区发展等等各种存在于两岸庶民社会的共同议题，均可透过增进双方交流以分享彼此经验与成果。而带有公民意识及进步价值的两岸民间交流，将比诉诸传统民族、血缘关系，或基于追求经济利益的两岸经济活动，更有助于发展建构两岸民间的社会联系。 第四，在机制层次，应强化学界智库对未来两岸关系发展的前瞻研究。 学界与民间智库相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具有某种程度的非政治性，即使彼此出现分歧，也不至对政治场域造成立即直接的冲击。另方面，两岸政治部门在其所共同面临的各项议题时，也可以透过鼓励、支持前者展开具有前瞻性的前期研究或共同探讨，以寻求解决方案或提供政策建议。...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高靖 2012-08-29 2016年“总统”大选对于国民党而言，是必须戒慎恐惧的。大选之前，国民党有许多人都有角逐接班的机会，但没人有着绝对把握。 马英九的“总统”任期即将在2016年5月结束。但是，围绕着马英九的接班人问题，势必群雄竞起，在国民党内部掀起一场激烈竞争。国民党至今已经有十三年没有这样的竞争了。早在1999年，宋楚瑜、连战为了争取2000年大选资格展开了党内之争。当年的连宋之争，加上李登辉似有若无地暗助民进党，不仅让国民党政权垮台，也让国民党内部分裂、元气大伤。此后，民进党执政八年，下野后的国民党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竞争，一直由马英九一人独揽风骚。 2016年“总统”大选对于国民党而言，是必须戒慎恐惧的。大选之前，国民党有许多人都有角逐接班的机会，但没人有着绝对把握。 吴敦义占得先机 “副总统”吴敦义在赢得2012年“总统”大选后，一时意气风发，各方都视他为争取参选2016年大选的头号威胁。短短几个月时间，他的负面新闻不断，许多并非来自敌营，而是自家阵营内部刻意操作的结果，用意在于杀其威风。 吴敦义在2012年大选胜选后，与支持者的会面很多，就任“副总统”之后，也密集安排许多走访基层的行程，展现了非常强的组织能力。吴敦义出席活动太多，让马英九都“自愧弗如”。吴敦义随即调整姿态，放低身段，将活动缩小规模，以低调为最高原则，以免掠马之美。 吴敦义爱憎分明，因为吃过民进党大亏，不会刻意讨好民进党支持者。台北政坛惯称吴敦义是“孤鸟”，形容吴敦义不与人拉党结派，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支持者。他在政坛上没有派系，但在基层民间友人不少。吴敦义夫妻两人都利用各种方式与时间，保持与基层民间的紧密互动。 从政数十年，吴敦义很少卷入绯闻与弊案。高雄市长选举中民进党的假录音带让他连任失利，但仅短短两年，吴敦义又回南投参选，重返政治舞台，韧性十足。 “林益世贪渎案”近期爆发后，吴敦义无端被影射为“X先生”。这件事情虽然已经逐渐厘清，与吴敦义无关，但是吴敦义自认对自己声望造成重大伤害。毕竟目前仍是2012年，吴敦义尚有足够的休整时间。 吴敦义至今对2016大选没有公开显露任何期待，他对近身幕僚透露，成功不必在我，如果对方真的比他好，他不会坚持参选。但是也对近身幕僚提到：如果有人是出来搅局，参选不是为国家好，不是为人民福祉，也不会赢，他就会考虑参选。   朱立伦谋定后动 在吴敦义之外，新北市长朱立伦、“立法院长”王金平，都被党内视为具有实力挑战2016年大选。吴敦义对朱、王都保持友善，不采取敌对态度。但吴敦义不经意透露，当时安排朱立伦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就是要让朱有“中央部会”经历，培养朱立伦的从政经验。而当时的“院长”就是吴敦义。吴敦义显然视朱立伦为他的后辈，若朱、吴相争，吴必有不服。 马英九与王金平一直存在潜在的紧张关系，吴敦义长期夹在当中，私下频频帮王金平喊冤。吴敦义认为，国民党需要一位多面手，而王金平是党内少数有这方面能耐的人，国民党应该珍惜王金平。与同朱立伦合作相比，吴敦义若与王金平合作，未来可能会争取到更大的政治空间。 当然，如果考虑省籍、南北区域的平衡，朱立伦出身北部、外省籍，似乎更合适搭档。不过，这都要看往后的情势发展，朱立伦很可能根本不参与2016年“总统”大选。 国民党内可以观察到朱立伦从“总统”大选到目前，始终是一个不太积极的角色。据党内权威人士分析，朱立伦无非是看到马英九的声望持续下滑，如果太靠近马英九，恐被拖累，甚至若投入2016年选举，也可能因为选民对国民党执政失望，被国民党的不良政绩拖累。朱立伦可能将参选时间延后到2020年，打一场比较有把握的仗。在2014年地方首长大选，朱立伦会继续固守新北市，稳固自己的政治地盘。 但是马英九声望低，台湾经济不佳会先冲击影响2014年选情，若地方选举国民党失利，对于2016年大选就会更艰困。如果朱立伦只为顾全自己，则可能面临地盘越来越小的困境。 朱立伦曾担任桃园“立委”、两任桃园县长，现在又占有新北市长，对于台湾北部人口稠密区，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若要挑战2016年大选，就要面临是否连任市长的难题。 朱立伦目前在新北市努力经营，过去的班底开始分布在新北市打桩，毕竟他与蔡英文竞选时，领先幅度并不太大。朱立伦重用陈水扁心腹侯友宜，后者在陈水扁2004年的“3•19枪击案”当中，假借侦办调查，实则协助陈水扁脱出被外界质疑枪击案造假的困局。朱立伦重用陈水扁人马，动机不言而喻，手法与马英九拉拢民进党一样，都是要扩大自己基本盘，试图裂解对手。 朱立伦曾在“维基解密”档案中被曝光想要拉拢王金平搭档。这个组合，在省籍、南北地域平衡，都很合适。但是未来能否成形，仍有许多变数。 朱立伦出身桃园，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对朱也是推崇有加，朱立伦举行客家活动，吴伯雄就半开玩笑说，朱立伦可超越马英九。虽然吴伯雄指的是朱立伦的客家话讲得比马英九好。可是在旁人眼里，却是吴伯雄在自己儿子吴志扬之外，对朱立伦未来政坛的可能发展，表达了他个人的意见。王金平机会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