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4-11 日本还是和地震前一样，政治与经济脱节，国家与企业脱节，当大企业弹冠相庆取得历史最高盈利的时候，政府继续为巨额债务、医疗保险和年金制度的巨额赤字而发愁。 中国有句话叫“多难兴邦”，西方也有“凤凰涅槃”的说法，都表达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能在大的自然灾难打击下反而重新振作起来的意思。这次的地震对日本的巨大打击会不会使得日本人振作起来，从而彻底走出长期经济停滞的境地，以崭新的面目重新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呢？ 日本民族确实有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特性，特别是在近代历史上有过好几次从灾难、耻辱和失败中站起身来，重新出发，又重列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经验。像1853年美国海军兵临江户城下的“黑船到来”，使得日本开始了近代化建设，过了五十年之后战胜沙皇俄国，成为了世界强国；又比如1945年日本从一片废墟上重新出发，三十年之后成了世界一流经济大国。 在讨论日本民族的时候用“凤凰涅槃”可能更合适一些。但是即使是凤凰，涅槃也是要有条件的：必须是从灰烬中复生。所以，在讨论日本会不会起大变化的时候，首先必须考虑现在日本是不是成为了灰烬或是有成为灰烬的可能。笔者认为，现在的日本既没有成为灰烬，也看不到成为灰烬的可能性。 企业未致伤筋动骨 不夸张地说，这次地震使大多数的日本大企业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是不管从货币价值的统计看来这种打击是如何沉重，对那些受打击的大企业来说都只是皮肉之伤，远远谈不上伤筋动骨。 不要说日本大企业都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布局的，就是在日本国内，这些企业也在各地都有生产基地。在这次地震中，没有大企业遭受灭顶之灾，受影响的都只是部分产品。这些日本企业并没有企业重建的负担，他们所需要做的只是早日恢复被地震毁坏了的那部分产能罢了。而恢复产能的选择很多，可以重新修复产房设备，在灾区恢复生产，也可以把生产基地迁到日本的其他地方或者扩充在日本其他地方的生产基地，当然他们还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这个问题。实际上对这些企业来说，在海外用坚挺的日元新建生产基地，其支出以及人工、地租和税金等运营方面的好处可能比修复日本国内的生产基地在盈利上更具吸引力。 日本企业拥有生产技术、产品市场以及开展生产活动所必须的人才，但是无论用何种方式来恢复生产都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但是，债务深重、寅吃卯粮的日本能够筹集得出那么多的重建资金吗？ 日本的经济情况很糟，但是经济糟糕的只是日本政府，日本企业的经济状况不但不糟糕，而且很好。西方国家之所以一直视日本为异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企业的经营方式。日本并不像其他西方国家那样把股东视为企业的主人，日本企业的主人就是企业本身。最近几年，无论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如何，那些日本大企业都是收益最好的年份。通过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的方式所实现的大量盈利，既没有作为工资分给员工，也没有作为分红分给股东，而是作为所谓“企业留保”被企业贮存了起来，用于企业发展或者应付突发事件。这次地震正好作为一次“突发事件”，帮这些留保资金找到了出路。 虽然日本政府成天为所欠下的巨额债务犯愁，但是日本国民还是拥有巨大的金融资产。据说日本人拥有高达1,400万亿日元（约合17.5万亿美元）的国民金融财产，还为找不到花钱的方法而犯愁，日本企业从来不需要为资金而发愁，想筹集多少社债都能办得到。 所以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这些受灾日本企业的生存问题。不管这些日本企业的收益和日本政府的财政状况有没有直接关系，反正只要有这些日本企业存在，日本国家就没有什么大的危险。诡异的是，也正因为这一点，日本才无法利用这次地震的转机而翻身。 政坛始终一盘散沙 地震之后的日本政界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除了没有人再去追问菅直人曾经接受在日韩国人104万日元的政治献金这件事，尽管之前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因为区区25万日元的同样性质事件挂冠而去。但是，在野党并没有正式接受执政的民主党所提出的“政治休战”建议，仅仅是在现在救灾最紧张的时候不来追问这些破事而已。 民主党缺乏执政经验，没有行政管理才能，在执政前后还为了赢得选民支持而采取打压官僚的策略，这些问题在这次震灾的考验面前暴露无遗。日本传媒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执政党毫不客气，连最不干政的《日本经济新闻》都在讥笑拒绝记者采访的菅直人是不是患上了“自闭症”。 在野的自民党拒绝了民主党关于建立“举国”内阁的要求。菅直人邀请自民党总裁谷垣祯一入阁担任副总理兼震灾复兴担当大臣，谷垣拒绝的理由是“在政策方面没有经过讨论之前就考虑联立未免唐突”。但是，谷垣忘了，他们自民党曾经更加唐突地和在政策上几乎是油水不相容的社会党一起组成过联立政权。可见，自民党在如此深重的灾难危机面前也还是在打着夺回政权的小算盘，并没有举国一致共赴国难的打算。 “多难兴邦”也好，“凤凰涅磐”也好，都有一个最必要的条件，那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领导，而日本现在看不到能够担当这种政治领导的力量或集团。对于日本选民来说，民主党内阁很让他们失望，但是正是他们在09年大选时选择了民主党。这些年来内阁像走马灯似的变换，令日本人知道了一件事：不管是谁在组阁，只要有丰田、本田、索尼、松下在，事情也不会坏到什么地方去。他们是靠这些日本公司在吃饭，和谁在执政并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他们并没有什么迫切的愿望，要一个全新的政治领导力量。 因此，日本当前这种混沌政治局面还会继续持续下去，而日本的大企业会依据他们长期积累下来的财力、人力、技术能力和品牌号召力克服现在的困难局面。由于这次地震所带来的创伤实在太大，所以这个过程会比较长，可能长达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最终日本的这些大企业会恢复过来。 这种企业重新达到最优化，并不会带来国家的整体最优化。日本还是和地震前一样，政治与经济脱节，国家与企业脱节，当大企业弹冠相庆取得历史最高盈利的时候，政府继续为巨额债务、医疗保险和年金制度的巨额赤字而发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4-08 在当今北非局势动荡之际，正是中国显示推动和平诚意，迈出大国步伐之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大国身影，现在应该是时候了。 利比亚局势一天一变，在令人目不暇接的形势突变中，影响地区局势的大国身影，渐渐显露出来。 利比亚战况陷入胶着 当英国舆论为利比亚外交部长库萨叛逃而欢呼之际，多国部队的轰炸却似强弩之末，无法协助反对派叛军的西进。战争局势立即转为政府军的反攻。没有多国部队的帮助，反对派叛军不仅很难维持攻势，而且面临节节败退的困境。 库萨的叛逃并没有动摇利比亚民众的意志。一位利比亚记者认为，已经普遍获得武器的利比亚市民和部落民众，“不是对卡扎菲表示忠诚，而是对利比亚忠诚，他们为利比亚而战。” 法英美等多国联军没有想到，他们践踏利比亚主权、偏袒反政府叛军的狂轰乱炸，激发了利比亚首都等地民众对国家的向心力。据记者现场目击报道，的黎波里到处是民兵，群情激愤。 战火殃及奥巴马民望 利比亚局势陷入胶着状态，但是这场被希拉里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苏姗•赖斯两个女人搅起来的战争，战火已经延烧到了奥巴马身上。 奥巴马先是理直气壮地发表演说抨击利比亚政府，随后又表示要派中情局在利比亚战地支持反对派。但是，到了3月31日，白宫透出消息，其口风一改，称奥巴马派出的中情局一队人马是为了“调查反对派的身份和作战能力”，令笔者惊笑不已。显然，缺乏外交战略和外交经验的奥巴马已经乱了阵脚。4月3日，奥巴马民调大跌，令他苦叫不已。若不调整对利比亚的策略，奥巴马的民调将会继续滑落。 中国应把握时机促和 根据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日前与法国总统萨科齐就当今世界的局势展开了会谈。会谈中，胡锦涛“严厉批评了国际社会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并表示“历史经验一再证明，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只能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对话等和平手段才是最终解决问题的出路。”胡锦涛在批评西方国家武力干预利比亚的同时，表达了中国主张和平的大国声音。 从利比亚当前内外的局势和时机来看，有利于中国所呼吁的停火和平。一方面，利比亚反对派获得联合国特许出口石油，使得他们成为英国、法国政治经济利益的代言人和买办。从“被禁运”到“被进出口”，这激起了利比亚民众的对西方国家的不满和对多国部队的仇视。这是英法等国始料未及的，正在他们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利比亚代表4月4日赴希腊发出停火呼吁。 另一方面，巴西总统即将访问中国。巴西的崛起对世界和平有利。巴西的GDP于2010年成功超越英国、法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五大国。对于联合国1973号决议，巴西也投了弃权票。中国和巴西可以在国际事务中展开合作，共同推动利比亚的和平。 站在中国的角度，无论从国家能源安全的角度来看，还是从中国海外企业的利益出发，推动停火，对中国的国家利益都是有利的。 北京应该抓住时机，积极要求联合国立即停火并派遣维和部队进入利比亚。中国也应该考虑参与维和部队，甚至承担一些费用。 中国不仅具备实力，更尊重非洲人民。在当今北非局势动荡之际，正是中国显示推动和平诚意，迈出大国步伐之时。在世界舞台上，展现大国身影，现在应该是时候了。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纪硕鸣 2011-04-07 马英九走在和平和武力的边缘，自然是想以软硬两手来对付大陆。但事实上，除了追求和平，除了软实力的比拼，台湾根本无法在军力上胜出。如今，北京再以军事互信表达善意，马英九是否也该重新作出审视呢？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刚发布的“2010国防白皮书”指出，两岸可在国家尚未统一的特殊情况下，适时就军事问题进行接触交流，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问题。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防白皮书中明确提出这一问题，表示了北京维护两岸和平稳定的信心及最终和平统一的信心，也再次向海峡对岸发出两岸是同胞而非敌人、共同维护台海两岸和平的信息。这让正积极向美国要求军购、至今仍坚持把对岸视为假想敌的台湾当局颇为尴尬。 中国国防部新闻事务局局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大校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明确表述：我们总的想法是，两岸的中国人应当尽力避免骨肉同胞同室操戈、兵戎相见的局面，应当在和平的环境下携手共创中华民族的美好未来。我们一直强调，大陆的军事部署决不是针对台湾同胞的。有关军事部署的问题，可以在两岸探讨建立军事安全互信机制的时候加以讨论。 不过，就在白皮书发布的前两天，马英九接见来台访问的前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马再度强调希望美国出售F-16C/D战机的立场。他表示，台湾不会和大陆进行军备竞赛，但维持和平所需的自我防卫力量仍然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需要继续向美国采购防卫性武器，包括F-16C/D等等，主要目的是要让我们的人民有安全的感觉，并且能够在有信心的情况下，跟大陆继续进行各种议题的协商……”。 虽然马英九说，台湾采购的武器都是防御性的，主要是汰旧换新，让台军对可能的外界威胁具有阻吓力，但他不忘强调，“在有信心的情况下，跟大陆继续进行各种议题的协商。”这表明，台湾军购的目的不完全是军事意义上的，还有政治意义上的。说白了，台湾当局是想以军力来同北京叫板，来维护两岸的现状。 事实上，北京建立军事互信的表态很明确：北京与台湾是同胞，不是敌人；是两岸和平的共同维护者而不是破坏者。但台湾至今仍没有放弃将中国大陆视作有严重威胁的假想敌，无论出于是军事还是政治目的，投巨资军购就是为了对付来自大陆的“威胁”。但现状是，大陆已经明确作出“不威胁”的表态，台湾又该何去何从呢？ 马英九经常指出，台湾希望追求和平、避免战争，但是台军也要做好防卫的工作，达到有效阻吓的目标。问题是，北京一而再、再而三的表示出两岸军事互信的善意，也表达了飞弹并非为对付台湾。马英九却是要以不断军购来“追求和平、避免战争”，不免让人想不明白。 过去，每次北京的国防白皮书提及两岸关系，都被视为两岸关系紧张或和缓的指标。自国民党重返执政以来，不断扩大两岸经济交流，实现两岸三通，签订ECFA等问题相继解决，使两岸关系正循着共同期盼的“和平发展”方向发展。故近年北京发布的国防白皮书，对两岸关系减少了批判，而释出较多的善意。 面对北京不断的善意，在海峡交流基金会成立20周年庆祝大会上，马英九表示，逐步走向和平与繁荣的成果来之不易，“我们作为炎黄子孙，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来谋求和平，没有和平就没有繁荣”。但在不同的场合，马英九也认为，军售可以让台更有安全感和自信心，从而能与大陆进行更多互动，有助两岸关系进一步发展，还特别强调“增强军力是两岸和平的后盾”。只是，台湾在军力上和中国大陆差很大一截，台湾要买多少武器才能阻遏大陆呢？ 马英九走在和平和武力的边缘，自然是想以软硬两手来对付大陆。但事实上，除了追求和平，除了软实力的比拼，台湾根本无法在军力上胜出。如今，北京再以军事互信表达善意，马英九是否也该重新作出审视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4-07 “十二五”（2011-2015）规划提出了“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香港有必要去了解国家中长期规划，掌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把握机遇，提升香港自身的竞争力和经济结构。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日俱增。中国经济规模在2010年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位。而到2015年，即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以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计算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已经超过美国的经济规模。所以，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政方针、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等的一举一动，对国际市场和各国经济都有非常大的影响。与内地联系非常紧密的香港，更有必要去了解国家中长期规划，掌握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才能把握机遇，提升香港自身的竞争力和经济结构。今年3月，国家将正式颁布“十二五”规划，值得香港各界认真研究和积极参与。 新定位带来新机遇 香港回归后，由于实行“一国两制”，与内地的经济运作体制不同。因此，国家制定“十五”（2000-2005）计划的时候，并没有把香港包含进去。但随着香港与内地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香港方面希望纳入国家五年规划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十一五”（2006-2010）规划制订的时候，国家有关部门考虑到了香港的角色。但由于两地体制的不同，香港在“十一五”规划草拟阶段参与较少，“十一五”规划只是笼统地提出“支持香港发展金融、物流、旅游、资讯等服务业，保持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中心的地位”，但在具体产业规划和实施上，香港的参与程度还是比较低的。 而国家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广泛征求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在不久前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2011-2015）规划的建议中，则提出了“深化粤港澳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支持香港巩固和提升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地位，增强产业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与“十一五”规划相比，这个表述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了以大珠三角为核心的粤港澳区域合作与发展；二是从“十一五”规划中的“保持”香港三大中心的地位变为“巩固和提升”香港三大中心地位。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用词改变，其后面反映的是，随着国家经济的进步和内地各经济区域产业的提升，香港不能静态地固守原有的一些优势，而要紧密配合国家的发展规划，发展出自身的新的竞争力。 在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几条思想主线特别值得香港关注。这里面包括扩大内需、推进城镇化、改善民生和调整产业结构。这几点都可以为香港带来新的机遇，香港也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协助国家达致这些长远的策略目标。 深挖内地消费需求 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以“坚持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独立章节进行论述，并提出了相对具体的政策措施和目标。这显示了中国落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心，由以往依靠出口转移到发展内需市场上。香港在内地投资的企业，过去大多集中在“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业，对内地的内需市场并不太熟悉。在珠三角的境外投资企业中，港资企业对开拓内需市场、实现产业升级方面，也不如台资、日资、韩资企业来得积极。香港的产业界、政府和研究机构可以携起手来，投入更多资源，帮助香港企业开拓内地市场。 国家现在正在以逐步提升居民收入的办法来扩大内需。随着内地居民收入提高，很多新的消费习惯和热点也因此发展起来，为香港带来很多新的机遇。比如说，现在很多内地市民开始有饮红酒的习惯。在过去的五年里，内地红酒消费量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是世界年平均增长率的8倍。香港如今正在取代纽约，成为世界最大的红酒拍卖中心。这里面除了香港取消红酒税这个直接的诱因外，内地快速的市场增长和未来巨大的潜力是最重要的因素。内地像红酒这样新的消费热点还很多，香港人如果认真发掘内地消费市场的需求，可以找到很多新的商机。 城镇化方面，中国正迅速完善城镇体系，以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市镇为基础的格局逐步形成。除了我们熟知的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外，“十二五”期间还规划了十多个以大中城市为核心、城际快速交通网络为纽带的都市群。这些都市群，每个都有几千万人口，相对于上海或者广州这些市场竞争已经很激烈的城市，这些新兴的都市群发展过程中带来的新的消费和投资需求，非常值得香港企业去开拓。 输出城市管理经验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十二五”规划期间，中国的城镇化预计会超过50%。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镇常住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正式踏入城市社会。城镇化不仅带来消费需求，而且带来很多城市管理的需求，包括地铁、机场等的营运。比如说地铁，内地现在已经有超过30个城市在兴建地铁，其规模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香港在地铁和机场营运方面都有成功向内地城市输出管理的经验，未来香港应该更积极主动地树立在这方面的品牌和形象，在内地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寻找更多的机会。 改善民生是“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要主题。国家正在着力解决国民的切身问题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社会保障等，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双协调。香港在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经验。例如，香港的慈善事业发展成熟，当中的一些慈善组织管理制度包括以法例规限慈善组织的服务对象、目标；要求公开经费来源，帐目受到监管等，香港可向国家推广有关经验。另外，香港建立了多个专业行业，从业员的专业精神和服务水平享誉全球。香港可就此向国家建议成立专业团体去监督专业人员的入职、考核、守则、培训等，以及如何倡导专业价值观、伦理精神等。还有，香港推动公共房屋的经验，为基层提供安乐窝和向上流动的希望，值得向内地建议。 寻求创新产业突破 “十二五”规划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主线是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规划中特别把产业结构调整放在世界经济的大环境中进行阐述，认为要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时机，结合世界一些新兴产业正在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使中国在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取得全球领先地位。这些产业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对国家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其中，节能环保技术、新一代资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个产业，已被国家确立为发展重点，相关的产业规划即将出台。 香港近年也想积极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并将其列为未来六大优势产业之一。但香港本身市场狭小，加上土地和人工成本昂贵，想靠一己之力来发展创新科技产业，往往事倍功半。而内地现在对新兴科技产业在资金、政策上的扶持力度，连欧美国家都叹为观止，加上内地具有市场规模大和人才汇聚的优势。香港想要在创新科技产业上取得一席之地，一定要多了解内地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动态并与之相配合，发挥香港人善于把握市场机会的特点，取得两地协同效应，才能在创新科技的产业化上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