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虎城 2011-06-17 处理中非关系不能总是以政府关系为主，而应当做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也既是说要做到无论谁上台执政，都会注重并发展对华关系。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加大公共外交的力度，促进中非之间大量的经贸、文化等交流。 在新中国建国以后至文革结束，中非关系曾经在中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援建坦赞铁路、非洲兄弟把中国“抬”进联合国都是典型案例。但那时的中非关系更多时候是基于政治需要，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阵营均对中国关闭大门，而彼时的非洲，独立运动风起云涌，毛泽东“输出革命”思想恰好契合非洲政治发展情况，加上中国在援助非洲上的“大公无私”，非洲便成为了中国开展外交活动的重点区域。 但在1990年代晚期以后，伴随着中国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崛起，非洲对于中国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日益成为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这也引起了美欧国家对中国非洲政策的一系列杯葛。这些杯葛主要是对人权评定程度较差国家的投资、对非洲自然资源开采权的追求以及对当地劳工的低工资报酬和低福利政策等等。杯葛很多时候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应当对西方批评进行舆论反击，同时应当采取更长远的方针处理对非关系，该调整的调整，该巩固的巩固。 以公共外交开拓中非关系 在新时期，尤其应当通过开展公共外交来全方位开展对非关系，使中非关系能够及时对民间往来、经贸互助等方面进行“补课”。强调公共外交在非洲的作用，主要是因为长期以来中非往来主要是政府间往来，这与中美、中欧、中日等关系有较大不同。如中美交往，虽然政府之间也会出现高潮期和低潮期，但中美之间大量的民间往来和经贸往来促使中美之间的关系线基本上是稳定的，美国在制订对华关系时，不能不考虑经济利益和为数众多的华裔以及在华美国公民的各种需求。在处理中非关系时，如果把两国民众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了，把经贸往来稳固和发展了，国家间的关系也就得到了长期的稳定的互惠互利。这正是公共外交要做的事。 4月中下旬，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率领中非友好代表团对赞比亚和纳米比亚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笔者作为代表团成员也参与了部分访问环节，包括礼节性拜会了赞比亚开国总统卡翁达和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这两位开国总统都经常被冠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称号，他们在中非关系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虽然这两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前政要已经不再位于政坛中枢位置，但他们在一定范围内依然保持着影响力。 以卡翁达为例，他是“全天候朋友”词汇的发明人，这一词汇被经常用来形容中非关系。上世纪60年代，由于坦桑尼亚的桑给巴尔岛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被成为“非洲的古巴”，因而西方社会均拒绝给一条从坦桑尼亚到赞比亚的铁路提供财政支持，而这一条铁路对于赞比亚和坦桑尼亚均具有重要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这个时候，中国向坦赞两国伸出了援手，1967年，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果断决定中国援建该铁路——这便是举世闻名的坦赞铁路。卡翁达回国后便创造出“全天候朋友”这个词来形容赞中、非中关系。而1974年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也是首先向卡翁达提出，更值得一提的是，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倡议者、推动者，曾经亲历中非、中赞关系发展的诸多重要时刻。 4月15日上午，我们在卡翁达位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家中与其进行了会见。这位已经87岁高龄的老人精神矍铄，谈笑风生。他给我们回溯了坦赞铁路的兴建历程，回顾了与我国先后四代领导人的交往，他也高度评价了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与变化。4月18日上午，我们还在纳米比亚开国总统努乔马位于温得和克的办公室与其进行了会见，双方都回顾了多年来的交往，希望继续发展友谊。卡翁达和努乔马，既是两国的开国总统，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不管时代如何变化，对于同他们的关系，不能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退出现役，就忽略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对退役领导人的关心和爱护同时也是在告诉现役领导人，中国人民对朋友是讲感情的。发展和巩固朋友关系，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朋友关系，是公共外交在对外友谊上的重要一环。 中国对非工作须有提前量   从地理上来看，非洲南部基本上已经建立了领导人定期选举的民主制度。伴随着非洲民主选举的进程，将有越来越多的非洲政治领导人淡出政坛或退居二线，在新旧政治领袖之间，中国应当把握“有礼、有节、有据”的原则开展工作。我们本次出访的赞比亚、纳米比亚两国已经实现了政党轮替，民主发展程度在非洲相对较为成熟，因而社会态势基本上是稳定的。但非洲政治版图十分复杂，民主程度层次不齐，部族冲突、政党冲突、宗教冲突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要想保证中方在非洲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应当对于一些工作应当做好提前量，掌握政经工作的火候。 提前量怎么做？应当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对非洲官员的提前量，二是对具有投票权的非洲选民的提前量。作为外来力量，我们在非洲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合作共赢，而不是干涉内政。所谓做非洲官员的提前量，其目的在于尽最大可能取得当地朝野双方维护对华关系、保障中资企业利益的共识。伴随着中非经贸往来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包括民营企业进入非洲，但非洲很多国家毕竟是一个开发较晚、开发程度较为落后的地域，市场经济制度的根基尚不牢固，对国际经济竞争的程序、法则的认识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够的。怎么办？必须取得当地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当然，这主要是政府外交层面的工作。 非洲不仅应当成为中国的政治盟友，也应当加深经济盟友的关系。一方面，非洲的自身发展需要中国的发展经验，另一方面，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格局中，非洲将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发展极，对于中国来讲，不能错过这一次发展机遇，尤其是在中非友谊相对长期稳固的情况下。从公共外交的角度来讲，中资企业在非洲的生产和经营本身就在传播中国国家形象，只要是抱着合作共赢的态度去为当地增加财政收入，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这个形象就是正面的。如果是把国内某些地方的“血汗工厂”搬到非洲来，这个形象可能就是负面的，乃至于因为个别突发事件酿成反华情绪。为什么要推动中非之间的公共外交，就是要对中非民间友好做加法，让非洲人民认识到中国对他们不仅是政治上友好，而且在经济上是帮忙，是协助他们搞好生活、搞好发展。如此，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只要民间友好，谁上台执政就必然都是中国的朋友。朋友多了好走路，发展经济，尤其是对外经济往来，多一个朋友，就意味着多一份保障，多一种向前的可能。 发展和巩固朋友关系，尤其是有影响力的朋友关系，是公共外交在对外友谊上的重要一环。再加上对普通民众的民间友好来往，如此，中国利益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中国国家形象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良性传播。  龙象之争从亚洲扩展到非洲 从非洲对外关系层面来看，由于具有地缘接近和长期历史联系方面的关系，欧洲是与非洲联系最为紧密的地区，尤其英法这两大昔日非洲殖民地的宗主国，在其前殖民地仍然发挥重要作用。他们通过英联邦和法语国家共同体等政治机构以及洛美协议、科托努协议等协商机构在非洲产生政治与经济联系。非洲进出口总额的一半是与欧洲进行的，对非洲援助的一半以上也来自欧洲。 从法律角度而言，非洲现行法律体系，几乎都是从英国、法国照搬而来，宗主国对非洲社会的文化、法律影响力依然强大。喀麦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喀麦隆全国共有10个大区，其中西北大区和西南大区曾是英国殖民地，而其他8个大区是法国殖民地，于是，迄今为止，西北、西南大区采用英国法律系统，其余采用法国法律系统。可以说，欧洲仍然是非洲最为重要的地区。中国虽然近年来在非洲事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仍须考虑欧洲的影响。我们不能仅仅就非洲言非洲，还应当从整个国际形势的角度来处理非洲关系，尤其重视英、法两大前非洲殖民地宗主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处理与非洲国家关系的同时也要分析英法对非政策，在发展中英、中法关系时也一并顾及到在非洲的关系处理。 这是看非洲的传统政治关系格局，而从正在变化的对非政治格局中，印度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新晋力量。今年5月25日，第二届印度—非洲论坛峰会在埃塞俄比亚首都、非洲联盟(非盟)总部所在地亚的斯亚贝巴落下帷幕。这次为期两天的峰会回顾了首届峰会以来印非合作发展的成果，并为双方在未来发展伙伴关系规划了蓝图。峰会期间，印度总理辛格率领的代表团与15个非洲国家代表团就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及谈判能力建设、筹建印非外贸学院、强化印非贸易投资关系、印度降低对非洲最不发达国家贸易关税等7项正式议程进行了闭门讨论。辛格在峰会上强调，非洲拥有“在21世纪成为世界一个主要发展极的一切先决条件”，印度与非洲的伙伴关系将帮助非洲充分发掘其巨大潜能，印度将继续在基础设施发展、区域一体化、能力建设及人力资源开发等方面为非洲提供帮助。这些措施包括为非洲国家提供50亿美元信贷额度。印度在非洲做的事情似曾相识，和中国处理对非关系的套路基本上如出一辙。龙象之争从亚洲扩展到非洲，与中印两国的崛起有很大关系，而印度虽然启动非洲战略较中国为晚，但不意味着中国就一定握有绝对优势。如印度属于英联邦国家，其开拓非洲关系具备一些传统政治优势。 公共外交能够在这些关系中做什么呢？就是能够在政府外交努力之外，通过传播中华文化，推动中非经贸往来和文化往来，而使非洲能够在社会体系上承载中非关系，使非洲人民能够理解并支持中国在非洲。一是在非洲一些优秀大学建立孔子学院，定期举办中非文化交流项目等。二是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推动一些带动全局的大项目合作，既鼓励有实力、讲信誉的中国企业到非洲发展，也欢迎非洲企业来华投资兴业。这方面， 赞比亚—中国经贸合作区是优秀案例。这一合作区是中国在非洲设立的第一个境外经贸合作区，目前已引进13家企业，涉及采矿、勘探、有色金属加工、化工、建筑等领域，完成实际投资6亿美元，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6000多个。三是应推动在非中资企业树立公共外交理念，提高当地公民对中国企业的认同感。在我们访赞期间，当地商务官员向我们介绍，中国在赞比亚的矿产企业，不仅投资建设冶炼厂，提高当地铜资源的利用效率，还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承诺，“不减少一吨产量、不裁减一名员工、不减少一分投资”，成为该国7家外资矿山企业中唯一没有减产、裁员的企业，赢得了赞比亚从政府到民间的普遍好感。四是向非洲推介中国成功经验。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和印度是从“第三世界”崛起的典范，非洲要想把近年来经济增长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需要向亚洲尤其是中印学习，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之路。在一定层面上，中国和印度的昨天就是非洲的今天，发展得当，中印的今天可能就是非洲的明天。因此，我们应当利用非洲人民发展的愿望，推介中国经济发展成功的一些做法，在欧美发展经验之外为非洲提供另一种发展模式，并以此带动并加深中非关系。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元龙 2011-06-16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和弊端暴露得淋漓尽致，同时也表明国际金融体系文化扭曲是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由于金融霸权文化、治理机制扭曲、指导思想僵化、美国模式主导文化等因素致使国际金融体系文化扭曲，此次金融危机实质上是一场文化危机。因此，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过程中必须高度关注文化重建问题，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目标与文化重建、改革原则与文化重建、国际金融新秩序与文化重建，以及包容文化等方面的问题。 [关 键 词]  金融危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文化重建 国际金融体系是有关国际货币金融关系、国际金融活动等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主要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的内容。 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和弊端，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则是文化扭曲，危机也表明文化重建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构建国际金融新秩序过程中具有极端的重要性。 一、国际金融体系的缺陷与局限性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两年多来，对国际金融危机教训的认识在逐步深化，正如胡锦涛主席所指出的，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反映了在金融市场创新中监管的缺失，而究其根源则是现行国际金融体系存在一些严重弊端。 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缺陷和弊端突出表现为：国际货币体系在国际储备资产、汇率制度和国际收支调节等三方面的秩序和纪律弱化而无序，国际金融监管体系乏力导致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的扩张无序且无度，国际金融机构的决策机制偏倚或偏颇、其危机缓解救助机制更显狭隘，这都加剧了国际金融的风险因素，大大降低了其应有功能和作用，甚至对国际货币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国际货币体系的局限性 尽管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是由其所依存的全球实体经济格局所决定的，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的开展，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经济的增长。但不可否认的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垄断与霸权地位。美国宏观经济政策缺乏制度性约束是导致国际金融危机频繁爆发的重要根源。近年来，美国为促进经济发展，采取了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发行泛滥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过剩，全球货币供应量被无限放大，从而使得资产泡沫越积越大，虚拟经济严重脱离实体经济，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引爆了金融危机，并在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 第二，国际金融市场的汇率剧烈波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主要的国际货币汇率经常大起大落、变化不定，汇率体系存在众多不确定因素，加剧了外汇风险，与其相伴的是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的剧烈波动，阻碍了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中国家深受其害。 第三，国际收支失衡问题积重难返。由于国际收支的各种调节方式都不同程度存在不足，特别是IMF开展救援活动的严格条件性和国际商业性融资的短期快速流动性，在很大程度降低了主权国家调节国际收支的有效性，致使全球性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在短期内无法获得彻底的改善。 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也是近几十年来国际金融危机频发的制度性根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其必然性，这是由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决定的，同时也是美国过度利用国际货币体系缺陷获取巨大利益的必然结果。无约束的美元本位制已成为国际金融危机频频发生的重要根源。 2.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缺陷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着众多的缺陷： 首先，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金融市场缺乏有效的监管，致使金融创新过度，远远超出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国际金融监管缺乏协调机制。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国际金融监管方面缺乏必要的沟通和协调，从而无法及时控制并阻断金融风险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如果说是监管不力导致金融危机爆发，那么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不到位和全球治理缺失则是危机蔓延的重要根源。 再次，国际金融机构的监管失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没有充分履行其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应尽监管职责，致使国际金融体系中风险不断积聚，并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

——以“蔡苏会”与“闽南语”风波为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1-06-14 即使政治的本质就是尔虞我诈，就是权谋斗争，就是零合竞赛，就是成王败寇，但民进党的好勇斗狠仍然让人触目惊心，其对敌人固然如此，对自己人也从不手软。 把两件表面看来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摆在一起讨论，乍看之下或显突兀，但仔细思考就可理解，民进党人及其支持者的斗争性格对内、对外都是一样，只要与彼等有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念有异，这些人就像一群野狼一样，不但不惧关门内斗，也能勇于公战，总要让对手付出惨痛代价，倒地服输不可，其中绝无妥协让步空间。   “蔡苏会”相见不如不见   先说民进党的党内“总统”初选，蔡英文主席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相互角逐，两人过去曾有长官部属关系，苏贞昌对蔡英文不无提携之恩，但在新北市和台北市的选举过程中，苏贞昌率先表态坚持参选台北市长，打破蔡英文的整体战略布局，最后两人都以败选告终，知情者都知道两人心结已深。在这次的“总统”参选提名过程中，蔡英文阵营的“唯一支持”和“国民党暗助苏贞昌”指控，更使两人关系雪上加霜。   蔡英文夺得党内提名之后，表面上一再表示要向苏贞昌请益，要弥平党内初选所带来的嫌隙，进行党内力量的整合，力求打赢明年初的选战，但拖拖拉拉的搞了将近一个月，蔡苏二人才终于在5月19日碰面。见面前，蔡英文主张私下详谈，苏贞昌则坚持公开会面，显然其中一方深怕遭到对手算计。在媒体镜头下，双方动作、表情僵硬，一再出现尴尬场面，难怪各界要说相见不如不见。   在会面过程中，苏贞昌话讲得明白又直接，从“主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就讲”到后来明说“主席您就说吧”，甚至要“主席直接派了吧”，接着蔡英文的客套话就直问“然后呢？”软中带硬的表现简直让蔡英文招架不住，只能尴尬得左闪右躲，说要私下讨论，然后请他担任最重要的角色，苏居然追问“什么是重要的角色？”有好事的媒体统计，苏贞昌曾九度逼问蔡英文要派他什么工作。   会谈中，苏贞昌一再表明自己不是要位子的人，而是想要做事，这话听听可以，不必太过当真。只要稍微有点公门或政坛历练的人都知道，这只是让自己可以进攻退守的门面话，骨子里要的就是位子，因为对政治人物来说，没有位子那有大事可做？但这些人又把话讲得漂亮，让对手无法回应。大家看到蔡英文生硬的回应、不知所措的样子，莫怪有些媒体要说，民进党这次可能真的选错参选人了。   表面上，蔡英文主席看来好像谦和自抑，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国际视野，还算温和理性，但大家也别忘了外界曾给她“暴力小英”的封号，性别倾向迄今不明，是个谜样的女人。由这次蔡苏会面可以看出，她事前准备不足，事中反应不当，事后只好虚应故事的说；苏贞昌并非冷言冷语，讲话直接没啥不好。其实说穿了，两人此次会面，不过就是要让苏贞昌认输、缴械、投降，任其摆布，一场戏罢了！   民进党有意模糊两岸政策   回到谈到两岸关系，今年三、四月间，在民进党初选产生其党内总统候选提名人之前，民进党大老谢长廷、苏贞昌等人先后提出“台湾共识”、“宪法共识”等不同概念，而蔡英文主席对两岸关系则有“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说法。坦白地说，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大家可以说这是民进党人与时俱进、理性务实的作法，想要为自己和两岸关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但若从负面来看，外界多半却又认为这还是换汤不换药、模棱两可的政治语言，民进党人仍在回避问题的本质，当真不得。   根据目前所知，民进党虽然有向中间靠拢的迹象，但只要内外压力不大、不强，其恐共仇中的心态不改，彼等断无放弃其分离主义一贯主张的可能，否则其党格、党魂将无所依附，但是又为了争取中间选票，赢得可能执政的些微机会，民进党不无可能采取类如马英九所主张的“不独、不统、不武”政策宣示，以模棱两可的文字表述，一方面讨好台湾选民，另一方面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或支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全浩 2011-06-13 对香港来说，无论是从减排方面，或是从供电稳定性方面考虑，增加核电的比例是相对可行的选择。 为了降低香港碳强度及温室气体排放，去年港府发表《香港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及行动纲领》的咨询文件。港府考虑到不同能源特质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锐意降低煤在发电组合中的比例，并提高天然气及核电的比重。预计到2020年，煤占香港整体发电组合的比例将大幅调低至少于10%；天然气及核电的比例，将分别增至40%和50%；可再生能源则上升到3—4%。   天然气发电难以确保供电稳定   香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是发电、交通运输及其他能源使用。2008年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7％、18％及7％，与能源有关的排放量占总数高达92％。由此可见，从能源界别特别是发电方面着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最有效的减排策略。   电力于香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自上世纪50年代，香港每一年所使用的能源，有一半以上用作发电。2009年，高达70.9%的煤、天然气及石油产品是作发电之用，换言之，约70%香港所用的能源乃供发电之用。即使是终端能源使用方面，电力仍持最大份额，占48.7%；石油产品和煤气则分别占42.4%及8.9%。   根据2009年的数据，现时香港两家电力公司的发电燃料组合中，燃煤所占的比重最高，约54%；其次天然气及核电各占23%，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几乎是零。   由于港府计划10 年后将核电的输入由现时的23%大幅调升至50%。在可见的将来，核电在能源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将远远超过现在。此决定已令社会各界人士热烈关注核电发展的若干层面。   香港自1994 年已从大亚湾引入核电，供电情况一直维持安全稳定。目前，大亚湾核电站大约年生产140 亿度电，其中七成供应香港。值得一提的是，输入核电后，香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由1993 年的43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显著下降至1994 年的34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估计，核电的输入每年大大减少香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750 万吨，同时也大幅降低氧化氮、氧化硫及悬浮粒子的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