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蔡苏会”与“闽南语”风波为例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韦戈 2011-06-14 即使政治的本质就是尔虞我诈，就是权谋斗争，就是零合竞赛，就是成王败寇，但民进党的好勇斗狠仍然让人触目惊心，其对敌人固然如此，对自己人也从不手软。 把两件表面看来没有直接关系的事情摆在一起讨论，乍看之下或显突兀，但仔细思考就可理解，民进党人及其支持者的斗争性格对内、对外都是一样，只要与彼等有利益冲突、意识形态不同、价值观念有异，这些人就像一群野狼一样，不但不惧关门内斗，也能勇于公战，总要让对手付出惨痛代价，倒地服输不可，其中绝无妥协让步空间。   “蔡苏会”相见不如不见   先说民进党的党内“总统”初选，蔡英文主席和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相互角逐，两人过去曾有长官部属关系，苏贞昌对蔡英文不无提携之恩，但在新北市和台北市的选举过程中，苏贞昌率先表态坚持参选台北市长，打破蔡英文的整体战略布局，最后两人都以败选告终，知情者都知道两人心结已深。在这次的“总统”参选提名过程中，蔡英文阵营的“唯一支持”和“国民党暗助苏贞昌”指控，更使两人关系雪上加霜。   蔡英文夺得党内提名之后，表面上一再表示要向苏贞昌请益，要弥平党内初选所带来的嫌隙，进行党内力量的整合，力求打赢明年初的选战，但拖拖拉拉的搞了将近一个月，蔡苏二人才终于在5月19日碰面。见面前，蔡英文主张私下详谈，苏贞昌则坚持公开会面，显然其中一方深怕遭到对手算计。在媒体镜头下，双方动作、表情僵硬，一再出现尴尬场面，难怪各界要说相见不如不见。   在会面过程中，苏贞昌话讲得明白又直接，从“主席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就讲”到后来明说“主席您就说吧”，甚至要“主席直接派了吧”，接着蔡英文的客套话就直问“然后呢？”软中带硬的表现简直让蔡英文招架不住，只能尴尬得左闪右躲，说要私下讨论，然后请他担任最重要的角色，苏居然追问“什么是重要的角色？”有好事的媒体统计，苏贞昌曾九度逼问蔡英文要派他什么工作。   会谈中，苏贞昌一再表明自己不是要位子的人，而是想要做事，这话听听可以，不必太过当真。只要稍微有点公门或政坛历练的人都知道，这只是让自己可以进攻退守的门面话，骨子里要的就是位子，因为对政治人物来说，没有位子那有大事可做？但这些人又把话讲得漂亮，让对手无法回应。大家看到蔡英文生硬的回应、不知所措的样子，莫怪有些媒体要说，民进党这次可能真的选错参选人了。   表面上，蔡英文主席看来好像谦和自抑，受过良好教育，具有国际视野，还算温和理性，但大家也别忘了外界曾给她“暴力小英”的封号，性别倾向迄今不明，是个谜样的女人。由这次蔡苏会面可以看出，她事前准备不足，事中反应不当，事后只好虚应故事的说；苏贞昌并非冷言冷语，讲话直接没啥不好。其实说穿了，两人此次会面，不过就是要让苏贞昌认输、缴械、投降，任其摆布，一场戏罢了！   民进党有意模糊两岸政策   回到谈到两岸关系，今年三、四月间，在民进党初选产生其党内总统候选提名人之前，民进党大老谢长廷、苏贞昌等人先后提出“台湾共识”、“宪法共识”等不同概念，而蔡英文主席对两岸关系则有“和而不同，和而求同”的说法。坦白地说，如果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大家可以说这是民进党人与时俱进、理性务实的作法，想要为自己和两岸关系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但若从负面来看，外界多半却又认为这还是换汤不换药、模棱两可的政治语言，民进党人仍在回避问题的本质，当真不得。   根据目前所知，民进党虽然有向中间靠拢的迹象，但只要内外压力不大、不强，其恐共仇中的心态不改，彼等断无放弃其分离主义一贯主张的可能，否则其党格、党魂将无所依附，但是又为了争取中间选票，赢得可能执政的些微机会，民进党不无可能采取类如马英九所主张的“不独、不统、不武”政策宣示，以模棱两可的文字表述，一方面讨好台湾选民，另一方面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或支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周全浩 2011-06-13 对香港来说，无论是从减排方面，或是从供电稳定性方面考虑，增加核电的比例是相对可行的选择。 为了降低香港碳强度及温室气体排放，去年港府发表《香港应对气候变化策略及行动纲领》的咨询文件。港府考虑到不同能源特质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锐意降低煤在发电组合中的比例，并提高天然气及核电的比重。预计到2020年，煤占香港整体发电组合的比例将大幅调低至少于10%；天然气及核电的比例，将分别增至40%和50%；可再生能源则上升到3—4%。   天然气发电难以确保供电稳定   香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是发电、交通运输及其他能源使用。2008年所占的比重分别为67％、18％及7％，与能源有关的排放量占总数高达92％。由此可见，从能源界别特别是发电方面着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是最有效的减排策略。   电力于香港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自上世纪50年代，香港每一年所使用的能源，有一半以上用作发电。2009年，高达70.9%的煤、天然气及石油产品是作发电之用，换言之，约70%香港所用的能源乃供发电之用。即使是终端能源使用方面，电力仍持最大份额，占48.7%；石油产品和煤气则分别占42.4%及8.9%。   根据2009年的数据，现时香港两家电力公司的发电燃料组合中，燃煤所占的比重最高，约54%；其次天然气及核电各占23%，可再生能源的使用率几乎是零。   由于港府计划10 年后将核电的输入由现时的23%大幅调升至50%。在可见的将来，核电在能源经济所扮演的角色将远远超过现在。此决定已令社会各界人士热烈关注核电发展的若干层面。   香港自1994 年已从大亚湾引入核电，供电情况一直维持安全稳定。目前，大亚湾核电站大约年生产140 亿度电，其中七成供应香港。值得一提的是，输入核电后，香港温室气体的排放量由1993 年的43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显著下降至1994 年的3400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据估计，核电的输入每年大大减少香港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750 万吨，同时也大幅降低氧化氮、氧化硫及悬浮粒子的排放。...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6-10 现在日本所谓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具备马克斯·韦伯所要求的素质，日语中形容这批人的单词是“政治屋”，翻成中文也就是所谓“政客”的意思。他们只是利用选举作为成为政治家的手段，为自己个人谋取权益。所谓未来和现实与他们毫无关系。 日本在历史上走过弯路，犯过错误，这是现在日本人无论左翼还是右翼都承认的事实。日本人也确实进行过反省，试图找出一个不再犯错误的方法。但是这种反省都是在麦克阿瑟的指导下按照麦克阿瑟的思维所进行的反省，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出自内心的反省。比如，日本的主流思维就是“因为军部几次发动了流血政变，从政治家手里接管了政权，日本从而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   但这种说法没有回答以下问题，就是军部为什么能够发动政变，为什么能从政治家手里接管政权，军部有没有什么大义名分以及军部是不是受到了国民的支持等等。   事实上，军部当时从政治家手里接管政权的行动得到了国民的支持，而且是广泛的支持。例如在审判“5·15事件”和“2·26”事件有关人员的时候，法庭收到的为这些犯人求情的信件不计其数，这些求情信的背景并不能简单地归结到军国主义思想上去，而与当时的日本人对政治家的厌恶有关。因此，现在经常能听到日本人说：“并不是支持那些发动‘2·26事变’的人们，但是确实能够理解那些军人了”。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从现在政治家的表现中就能推导出当时政治家的表现。   当今日本政治家表现怎样呢？如果说一句政治上不正确的话，现在日本没有了军部，如果还有军部的话，搞出一个军事政变出来不见得有多少人会反对，因为这些“民选”的政治家们表现实在是无法想象地差。   德国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于政治家素质有以下的要求：第一，构想未来、变革现实的热情；第二，在一定距离上能够理解现状的洞察力；第三，理解并且接受在不得已的时候选择暴力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的责任。   而现在日本所谓的“政治家”根本就不具备马克斯·韦伯所要求的素质，日语中形容这批人的单词是“政治屋”，翻成中文也就是所谓“政客”的意思。他们只是利用选举作为成为政治家的手段，为自己个人谋取权益。所谓未来和现实与他们毫无关系。   这次的菅直人内阁危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切。民主党的菅直人内阁绝不是一个什么有执政能力的内阁，人们有无数的理由来批评和批判这个内阁。但是在日本受到东日本大地震袭击，所发生的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还在现在进行式之际，有一点实际上是禁区，也就是不能进行倒阁活动。这并不是说现在的内阁有什么好处，而只是因为现在救灾是当务之急，消耗不起倒阁的时间。   反对党自民党当初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也一直不愿意提出内阁不信任案，一来反对党在众议院占少数，这个法案没有通过的可能，再者即使能够通过内阁不信任案，民主党只要选择内阁总辞职，还是民主党组阁，轮不到自民党，自民党犯不着为别的什么民主党人去赶走菅直人。   但是这种局势随着民主党内讧程度的扩大而发生了变化。民主党内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都开始支持自民党的倒阁活动。为了对付鸠山和小泽吃里扒外的行动，菅直人发出了破罐子破摔的威胁：“如果你们支持自民党的倒阁法案使之通过的话，我就立即宣布解散议会实行大选”。民主党当政两年来到处都是破绽，所有日本人都有一种受骗上当的感觉，如果现在解散议会搞大选，不言而喻民主党议席会像雪崩一样减少，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小泽阵营中那些上次选举中初次当选的议员们。鸠山和小泽当然在表面上不能屈从于这种威胁，但这种威胁却激发了自民党的倒阁决心，因为一旦解散议会实行大选，自民党就有可能重返执政党的位置，于是自民党加快了倒阁步伐。   这时鸠山由纪夫才真正知道了厉害。日本人也不是毫无记忆力的傻瓜，假如这次真的搞了大选，民主党肯定惨败不说，只要有现在记忆的人没有死绝，民主党就绝无重返执政党地位的可能！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和菅直人各退一步：鸠山由纪夫不支持自民党倒阁，而菅直人则在短时间内辞职。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6-09 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不可能全方位介入和控制住房市场，让所有人都享受住房福利，只能把重点放在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上。从而，须界定好市场与保障之界线，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 保障房的大规模入市被认为是缓解中国住房紧张的最后手段，但据报道，原本按计划到今年10月底前须全部开工的1000万套保障房，截至到5月底，一些城市开工率不到三成，成绩并不理想。最好的重庆，到4月底已开工保障房占年度保障住房建设总量的比例仅为41%。   据悉，保障房的开工率不高，除了受项目进程自身规律制约外，一个很大的障碍是资金短缺。完成今年1000万套保障房建设的目标所需资金至少1.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至少8000多亿元要通过社会机构投入和被保障对象以及所在企业筹集；各级政府承担的5000多亿元中，中央财政1030亿元，其余的4000亿元由省、市、县三级政府解决。   保障房出现这样一个开局不利局面，其实并不奇怪。虽然保障房的建设被作为政治任务而提出来，最终在问责的压力下想必都能完成，但鉴于土地财政的诱惑、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对等的状况未有根本好转、利益集团的牵制、保障房的公平分配问题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笔者认为，秦晖教授的“尺蠖效应”说某种程度上在保障房市场得到了应验。   所谓“尺蠖效应”，主要指的是在民主政治机制尚未成型的国家，无论当政者实行何种政策，最终的结果都会加强当政者的权力，有利于统治集团及其关系密切者。在民主体制下，只要符合一定条件，也会出现“尺蠖效应”，不过是反向的“尺蠖效应”，即“福利陷阱”。   理论上，保障房是国家提供给民众的一种福利，但在政府权力很难受到社会的实质约束时，得利的总是政府及其与权力接近的人。上述保障房的开工率不高即是一例。不过，比这更严重的问题其实是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的分配不公。近年来，在国家对“保障性住房”的提倡由经适房转向廉租房的同时，很多地方的“经适房”却越来越向官员倾斜，出现了种种“公务员经适房”；而在廉租房的分配方面，也只对本地户籍人口开放，农民工被排除在外，即使一些城市打开缺口，也只是给农民工中的“劳模”分配。可以说，这类制度缺陷严重扭曲了住房保障建设，令住房保障失去了福利的普惠性。   除此之外，保障房的“尺蠖效应”还表现在中央的财政投入不到位以及央企的“跑马圈地”等方面。如上所述，保障房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而地方受制于各种因素，尤其是一些贫困地方，要他们从吃饭财政中挤出部分资金投入到保障房建设中，是很困难的。中央财政应该考虑承担更大的资金投入责任，至少帮助部分贫困地方解决建设资金。要完成全年1000万套的保障房建设任务，中央财政1030亿元的投入显然不够。   另一方面，为解决资金困难，前段时间国资委要求央企入场“救驾”，大建保障房。从央企的性质和资金实力来说，像这种重大的民生工程，的确应该发挥央企的作用。但从暴露出的情况看，部分央企大有借建保障房之名而行“跑马圈地”之实的嫌疑，部分央企把其从政府那儿圈占的大片土地，多数都用来建商品房或内部福利房，借保障房而得利。这反映了政府对央企的监管不到位。在央企大肆进入保障房市场的同时，民营企业却鲜有出现。虽然理论上并不排斥民营企业参加保障房建设，但由于在征地、资金实力上不占优势，加之保障房利润的限制，目前民营企业很少进入保障房市场。   因此，要解决保障房市场上的这一连串“尺蠖效应”，不妨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从世界范围看，如何设计住房保障制度，平衡保障性住房与市场化住房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难题。发达国家首先是把发展重点放在廉租房上，廉租房占本国住房市场的比重一般在十几个百分点，其次才考虑让部分中低收入家庭拥有产权房（经济适用房）。另外，在早期的住宅紧缺阶段，住房保障顾及面很大，基本包括全部国民；但在近年的居住升级阶段，住房保障的顾及面缩小许多，重点转向低收入家庭。这也就意味着在住房短缺阶段，政府对市场干预较多，普遍比较重视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而随着告别住宅短缺时代，多数发达国家更倾向于发挥市场机制，减少福利预算支出。其中，货币化补贴日益成为主流。因为政府大规模建造公共住房投资巨大，运营中势必存在管理效率不高的现象。   从中国的情况看，政府不可能全方位介入和控制住房市场，让所有人都享受住房福利，只能把重点放在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低收入群体上。从而，须界定好市场与保障之界线，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具体来说，在产品体系上，政府要主导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但应强化前者，弱化后者；棚户区和旧城改造也要划分清楚，部分可纳入经济适用房体系，部分让市场作主导。在保障方式上，在进行实物分配的同时，尝试多元化的货币化补贴方式，尽量不要让住房保障伤害市场机制。针对民营企业开发运营的中低价租售住宅，政府在土地出让费、各种税收上应给予大量减免；政府也应给予个人购房以个税抵扣等政策。在资金来源上，通过以下几种方式筹资：一是中央财政拨付资金、地方出让土地收入的一定比例以及其他法定用于保障房建设的财政资金；二是普通开发贷款、针对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长期优惠贷款和公积金贷款等；三是地方融资平台；四是中央代地方发行地方债券、建立保障房基金，以及将险资的一定比例用于保障房建设。此外，还应严格保障房的分配标准和退出机制。通过上述举措，以防“尺蠖效应”在保障房市场大面积扩散。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汤本 2011-06-07 日前结束的G8 峰会高度关注北非和中东局势，一方面决定对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伊朗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对埃及、突尼斯等国采取怀柔政策，显示出G8积极争取对战略要害地区实现掌控的强烈战略企图心。 日前结束的G8 峰会高度关注北非和中东局势，一方面决定对利比亚、叙利亚以及伊朗采取强硬态度，另一方面对埃及、突尼斯等国采取怀柔政策，显示出G8积极争取对战略要害地区实现掌控的强烈战略企图心。   对于北非和中东的战略，可以说这次G8峰会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根据CNN的报道，俄罗斯在这一次峰会上对于利比亚的立场出现重大转变。在奥巴马和梅德韦杰夫的会谈中，后者已经认同卡扎菲必须下台，认为卡扎菲政府已经失去了政府领导的合法性。俄罗斯的这个转变可以说G8峰会的一个成果。美国投桃报李，不仅承诺帮助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暂缓了在波兰部署反导弹系统。虽然G8峰会后，非洲联盟和俄罗斯共同呼吁利比亚停火并派出特使，但他们的和平斡旋只是一种姿态，很难真正令利比亚政府军和反对派停火。这样的局势，使得卡扎菲只有三条路：要么投降，要么进行“下台”的谈判，要么就是殊死之战，他的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   轰炸利比亚，向叙利亚和伊朗等国说狠话，英法美在高举大棒的同时，又对阿拉伯世界诱之以“胡萝卜”——经济利益，但除了11.5亿美元是真实可见的之外，其他都只是口头承诺。其中，美国免除了埃及的10亿美元债务，相当于给了10亿美元，而英国紧跟美国，出了1.5亿美元现金，提供给“阿拉伯之春”中相关的国家。这笔款项当然是杯水车薪，但如果分配得当，也能缓解利比亚反对派的燃眉之急，也使得其他国家的亲欧美势力获得关键费用。   G8峰会还承诺400亿美元经济援助“阿拉伯之春”相关国家。这些贷款能不能全部到位？很难讲。因为G8峰会的经援信誉并不好。他们曾经在2005年承诺提供500亿美元经济援助全球贫困国家，其中一半给非洲国家，但是，至今6年过去，还有190亿美元没有到位。   总体来讲，G8峰会此次显示出强势作为，继续推动“阿拉伯之春”，使得阿拉伯国家已经改变政权的国家能够继续为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马首是瞻，没有改变的、正在改变的国家也向这个方向发展。此次G8峰会推动“阿拉伯之春”发展的目标很明确，第一要掌控局势，第二要决定方向，第三要影响世界。他们力图把“阿拉伯之春”定格在国际战略格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