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7-25 政府和官员们与其被动地被网民们质疑和“人肉搜索”，不如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网络监督，主动为群众提供更便捷的监督举报方式，加强在线联系，增强与网民的互动，利用网络监督形成的倒逼机制改进政府部门的工作，改善工作作风，提高形象。 从1994年正式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连接到2011年，中国互联网走过了十七个年头，无论是从普及的广度、发展的速度，还是网民的总数，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互联网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互联网提供的平台，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因为有着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全民互动参与性，而对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互联网在中国十七年，引发的不仅仅是一场突飞猛进的信息革命，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早在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就与网友在线交流，并称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开创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通过互联网与公众互动的先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与网友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在线交流。此后每年“两会”召开前，总理都与网友交谈，直面社会热点问题，畅所欲言。 正是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并由他们的躬亲示范，才带起了各级政府和官员的网络问政之风，网络问政也从政府搭建网络平台（网站）到进入民间网络平台如博客与论坛。目前，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最新趋势是微博，“官员开博”已逐渐形成风潮，其中不乏百万粉丝量级的“明星官员”。微博打开了官民沟通的新局面，党政机关在微博上越来越活跃。据新浪网新闻中心的统计，目前，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中，逾半以上公安机关开设了官方微博。截至3月底，在新浪微博开通并认证的中国政府机构包括官员已增至3000余个，呈现两个趋势：数量稳步增加，越来越大；官员级别也有上延趋势，级别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人民网》的调查却显示，国内有7成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一边是上层倡导推广网络问政，部分官员们纷纷触网，积极响应；另外一边却是越来越多官员生出了“恐网症”，恐惧网络监督成为官场常态。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如何消除官员们的网络恐惧？让互联网成为创新管理的工具与平台，这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官员须认识网络载体与网络新媒体 国内的一些官员，特别是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一些地方的基层官员对互联网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对互联网的传播手法、传播途径认识不深，甚至对网络载体BBS论坛、博客、微博和QQ、MSN等的了解，都是一知半解的。以至于有网络事件、网络舆情发生时，他们对舆情的传播和影响评估不足，反应滞后，错失解决矛盾、化解危机的最佳时机。甚至出现有官员不知道QQ群和微博的信息是公开的，而在单位QQ群里示爱、在微博里调情，被网民广泛作为谈资、笑话。 要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就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相比于传统的大众媒体，互联网传播具有信息量大、速度快、传播手法多样、传播过程多向互动、交流具有开放性、传播主体广泛等特点。传统媒体可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就受到其影响，耳熟能详，可互联网出现才十几年，如果不是那些整天“泡”在网上的，还真不一定有时间搞清它的内涵、本质与性质。大多官员都很忙，这可能是他们无法了解网络的最根本的原因。可是，网络以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方式迅猛发展，并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工作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官员如果还对网络掉以轻心，在那里怀念“没有互联网的好日子”，恐怕就不实际了。 网络以其超链接的方式将存储信息的容量无限放大，在信息传播效率上，网络传播将传统媒体信息发布所必须经过的采集、筛选、加工过程大大缩短，实现了即时更新，快速传播，大到国际、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事，均能在网上得到同步反映。网络传播过程中还可以把文字、声音、图像等融为一体，实现以往各种传统传播手段的整合，满足了受众多方面需要。据广东政府信息部门调研，现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一般在2小时左右网上就有文字与视频，6小时左右就会被多家网站、论坛转载，24小时左右各种帖子达到高潮，一些重量级的意见领袖也会站出来“推荐”与“挺”，相比被严格控制的传统媒体（24小时可能还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复而不能上新闻）来说，很难封住。 一段网络文字这样描述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的差别：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单向、线性传播，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在网络信息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可以任意互换角色，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不仅可以主动地获取或发布信息，而且可以实现无时空限制的交流沟通。在网络上，人们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就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交流。网络传播是完全开放的，全球共享、广泛参与是其鲜明特征。每个网民都可以是信息发布者，同时，网络传播主体可以匿名，网民随意出入自由发言，发言机会均等。 只有掌握了这种差别，了解到新媒体的特点，就可以从传播的源头上监测舆情，了解民意，掌握社会发展动向。同时可以达到熟练地运用各种网络载体发声，引导舆论，设立政府的正面形象。网络媒体是“双刃剑”，在政府某些部门消极被动、官员们躲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官员与政府形象只有受伤的份；可一旦政府与官员们掌握了这一特性，就可以为我所用。这并不是很难理解的道理。那么，网络时代官员们如何发言？ 网络时代官员们如何发言？ 互联网在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搭建了一条官民互动的新通道，可网络传播路径的快速、杂乱与多变，也使公共信息容易变形走样，三思慎言是官员干部要谨记的。可慎言，并不是不发言。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可以发声。但是作为政府官员，手握公权力、代表着权力部门，面对网民和在公众场合如何发声，发言的时间与言辞的选择尤其要慎重。过往的诸多事件显示，因为官员的不恰当言语而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掀起网络舆论风暴的事情屡有发生。就在上个星期，一位官员去调解据称强奸的案件，为了劝说被强奸的女方放弃案子，竟然说出了“带避孕套不算强奸”的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去年，江西省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就因席间针对拆迁问题的讨论，一句“为了发展，就得拆”，“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些不恰当的语言被发布到网上，引来大量网民的质疑与围观，引起强烈反响。还有网友连续发帖质疑陈晓平的一些提法和观点，并开始人肉他的一些家庭信息。网友们由对官员不当言辞的狂批转向关注怀疑官员的廉洁，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事实上，网络上时有爆出引发网民一片声讨的官员们的雷言雷语，都是与官员个人的修养、素质、价值观与为官的理念有关。如果不能把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放在第一位，正确且深刻地领会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感情用事，冲口而出的言论自然就会有漏洞，经不起网民的推敲，更不用说实践的检验了。这当然不仅仅是官员们个人的“言论自由”问题。多起网络事件证明，官员言论不当而受到网民的质疑炮轰，不但令到其个人形象受损，更损害了他所在的政府部门的形象，影响了国家与政府的形象。这才是应该更加引起我们关注的。 一个有政治智慧的政府官员善于面对媒体与网民，懂得利用网络主动发声，引导舆论，树立正面形象。互联网上不乏在网络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政府部门（代表）和官员。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他在腾讯微博的粉丝已经达到400万，发言也超过2000条。据我们的观察，他一开始上微博时，受到了不少批评与“围攻”，有些网友直接开骂“组织部”，把气发在这位“组织部长”的身上，但这些并没有影响蔡奇利用网络进行沟通的心意，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理解他的网友越来越多，互动也多了起来，有网友说，蔡部长通过简单的微博，破除了我们多年来对“神秘的组织部”的一些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奇已经把“本职工作”扩展到浙江组织部以外，并取得了成绩。 还有全国多家开通微博的公安机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网络红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等，他们都利用微博、博客主动发声，与网民互动，除了听取意见解决实际问题，还利用这些网络载体工具宣传法律、地方政策与文化，网络成为他们的新的“秀场”。 官员应坦然面对网络监督与批评 目前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30年经济高速发展，也造成了发展中的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问题把占网民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挤下车，甚至逼到城市贫民的墙角。也因此，从现实社会到虚拟互联网上，都弥漫着一股“怨气”。而这股在现实环境中找不到地方宣泄的“怨气”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里可以找到很好的宣泄口。政府和官员成为网民谩骂发泄怨气的首选目标，这与网民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是分不开的。...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趋势评析(一)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7-25 一、美元汇率走势回顾 2009-2010年，美元汇率呈动荡变化的基本态势。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主要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回暖的迹象，经济复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题。世界经济走势的变化，以及美国与各国经济政策的导向都对美元汇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期间，美元汇率的变动可以分为升值与贬值交替出现的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升值阶段 从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3月，美元在这一阶段持续较快升值。尤其是在2009年前三个月，升值趋势明显加快。美元主要货币指数1月2日为79.23，而在3月9日已升至86.29，升幅高达8.9%。同期美元广义指数也从108.37升到115.07，升幅为6.2%。期间美元对欧元的升值幅度也高达8.7%。 2.第二阶段：贬值阶段 2009年3月至2009年12月期间，美元一跌再跌。美元主要货币指数累计跌幅达17.3%。3月到6月初出现了两次快速下跌，累计下跌11.4%。而之后的将近7个月的时间，美元进入了一个震荡下跌的过程，最终美元主要指数在12月25日达到阶段性低点71.61，同期美元广义指数为101.35。 3.第三阶段：升值阶段 该阶段从2010年1月到2010年6月。在经历了九个多月的下跌之后，美元指数于2010年初开始回升。4月14日美元主要货币指数达到了74.43，相比2009年12月最低的71.61，大约升值了3.9%。此后两个月美元指数一路上扬，在6月10日站上八十大关，这也是继2009年3月份之后美元主要货币指数的第二高点。在此期间美元指数累计上升12.4%，美元的走强导致国际金价和油价双双大跌。 4.第四阶段：贬值阶段 该阶段从2010年6月到2010年12月。美元在此期间经历了两次规模较大的下跌过程，尽管7月份出现了短暂的上升，但对总体下跌趋势并无太大影响。美元主要货币指数在12月14日达到73.27的低点，跌幅为8.7%。美元广义货币指数从6月份最高的106.68跌到12月最低的99.17，跌幅为7.0%。 经过上述四个阶段的波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中期呈现了贬值的态势。美联储主要货币指数累计下跌9.6%，参见图1-1；广义货币指数下跌7.6%，参见图1-2。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也几乎是全线下跌，两年间美元对欧元累计贬值6.3%，对日元累计贬值14.45%，对人民币累计贬值2.5%。 图1-1  美元主要货币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美联储公布数据整理 图1-2美联储广义货币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美联储公布数据整理 二、影响美元汇率变动的因素 1.第一次升值阶段 事实上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就变得非常强劲，导致美元对英镑﹑欧元的汇率以及美元指数不断上涨。美元在美国经济衰退，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呈现出逆势上扬的态势。通过对历史上经济危机的分析也可看到，危机爆发后，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通常都会出现升值。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同时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库券相对于其他市场及其他货币资产变得更加安全，美元在经济危机爆发刚刚过后会体现其国际避险资产的作用。这也反映了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如果从基本面来看，美国的经济复苏进程似乎也领先于欧元区(参见图1-3)，投资者对美国经济预期好于欧洲，也造成美元主要货币指数走强。 2.第一次贬值阶段...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7-21 “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2.0”（BERSIH2.0，以下简称“净选盟2.0”）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社会运动联盟，包括60多个民间团体，其领导人是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前主席、知名女性社会活动家安美嘉（Dato Ambiga Sreenivasan）。2011年7月9日，由“净选盟2.0”出面发动、反对党积极配合的一场针对现政权的抗议行动在吉隆坡爆发。抗议的主题是执政党利用不公正的选举制度和不干净的选举手法，垄断国家政权达数十年。 “净选盟2.0”表示，马来西亚选举中广泛存在的不公平、不干净现象（包括漏登选民、选票邮寄不到位、竞选期过短、选区划分不公平、议席数量分配不公平、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买票、官方媒体的不公平报道等等）。本来这些情况可以在国会讨论，但国会讨论没有效果，所以他们只能走上街头。 2007年11月10日，马来西亚民众举行首次选举改革抗议集会，曾吸引4万民众走上街头，并间接导致了2008年3月8日的政治海啸：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BN，中文简称为“国阵”）在国会选举中首次失去长期据有的2/3以上的多数议席。 “净选盟2.0”与2007年那次集会的组织机构有所不同，联盟内不包含任何政党，但“709集会”中，公正党（PKR）、伊斯兰教党（PAS）、民主行动党（DAP）等主要反对党参与了此次行动。这也是马来西亚200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运动（大约有两万人参加）。它的一个新特点是，海外有20多个城市如悉尼、墨尔本、新西兰、香港、新加坡、台北、首尔以及欧美一些城市，也都有穿戴黄色服饰的支持者同步声援。出现在吉隆坡的“净选盟2.0”示威者携带鲜花、气球和自己的孩子，以和平方式走向预定的集会场所默迪卡体育场，警方采取了强硬的阻挠、镇压措施，逮捕了至少1600人，其中包括多位知名反对派领导人。 马来西亚官方指责“709事件”的性质是反对党企图通过街头运动夺取政权，还指责事件中有外国势力、共产主义势力介入。早在7月2日，马来西亚内政部就宣布“净选盟2.0”是非法组织，这反而激起了“净选盟2.0”和反对党支持者的反弹，从而导致了“709事件”。 “709事件”对可能在2012年举行的国会选举有重大影响，执政、在野两大阵营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 就现政权来说，他们将不得不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例如在2011年10月的政府预算案中给出种种惠民承诺）来吸引选票，但这也有可能推高通货膨胀、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并且推迟许多为了吸引外资所必须进行的经济改革（如削减燃油补贴）。执政联盟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惠民政策，重新在国会获得2/3以上的议席。而反对党则期待着现政权有更多强硬的镇压行动，以激发社会的强烈反弹，因此他们还将推出类似的街头抗议行动并等待政府“上当”。警方对“709事件”的强硬镇压，已经使政府丢分不少。 但是现任首相纳吉布（Najib Razak）的思路是：如果不采取最低限度的武力镇压，就会有更多街头示威运动出现，进而影响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影响政府的施政绩效，所以必须严厉应对。纳吉布警告反对党不要开启街头政治竞赛，因为执政党同样有能力动员大批群众在街头显示力量。 “709事件”是在纳吉布首相民望持续升高的形势下发生的，这是反对党展开逆境反击的一个手段。当然，现政府由于深重的体制惯性，在利益分配上有诸多不公平的行为，这也为反对党带来了生存空间。亲政府的巫统青年团和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等名声不佳的强硬派在“709事件”前也声称要发动对抗性示威，反而激发了反对党和其他社会运动人士的斗志。 “净选盟2.0”选定了他们的街头运动服饰颜色——黄色，和1986年菲律宾人民推翻马科斯政权时的服饰颜色一样。该组织已经呼吁民众自7月16日开始，每逢周六穿戴黄色的衣饰上街，使“709运动”延续下去。 “709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纷纷评论说这是阿拉伯民变风潮波及到东南亚，甚至有“阿拉伯之春”之后是“东南亚之夏”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709事件”的主题是要求公正、干净的选举，尽管反对党阵营想上台执政的愿望已郁积很久，但显然他们不指望通过街头抗议来推翻现政权，这与阿拉伯民变风潮是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反对党只是希望通过街头运动来显示力量、动员群众、揭露现政权的不公不净，从而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也就是说，“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街头运动是民主制度尚未真正落实前的社会所难以避免的阵痛，如果矛盾冲突的各方不能寻求共识、彼此互不相让，那么就可能让社会经历长期的阵痛并付出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垄断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统治集团，应当认识到这种垄断局面在新的时代里不可能长期维持，必须做出让步和改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7-19 中国高速铁道技术实际上是否会使得中日企业对簿公堂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打起官司起来谁胜谁负也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可能性很大，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会以这一事件为轴心转悠。 现在“新干线”成了一个专指日本高速铁路的专有名词，同时还扩展到世界各地，出现了什么“德国新干线”、“法国新干线”以及“国产新干线”的说法。实际上，新干线本来只是一个简称，相对于短途支线铁道而言，路途较远，负担主要运输任务的铁路被称为“干线铁路”。 为了解决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运输问题，日本人从1959年开始兴建一条连接大阪和东京、时速在200公里以上的“新型干线铁道”。这条铁路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的1964年10月1日投入运行，当时的运行时速为200公里，从东京到大阪只需要三个半小时。到第二年时速增加到210公里，现在为270公里，不到两个半小时就可以从东京抵达大阪。现在所谓的“新干线”，实际上只是当时那个含糊的“新型干线铁道”的简称变来的。 “新干线”的特点到底是什么？不少人以为是速度，但其实不是这样。起码在一开始新干线的200公里速度并没有什么很惊人的。铁道具有运力大、节省能源的特点，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手段。人们实际上一直在动脑筋提高火车的速度。1934年，日本人在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亚细亚”特级已经达到了130公里的最高速度，能以82公里的平均速度从大连跑到哈尔滨，不要忘记那还是蒸汽机车的时代。 即便是130公里的速度在当时的世界上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在美国南部已经存在时速超过180公里的火车，1934年登场的英国A4型列车商业运行的平均时速达到了160公里，德国在那段时间也出现了150公里的超高速列车。所以，在1964年出现的时速200公里虽然在日本本土是第一次，但在全世界看来并不是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速度，英国的A4就曾经创下过201公里的记录。 在日本新干线开始之后，法国的le Capitole铁道也从1967年开始以200公里的速度运行。从1981年之后，法国的TGV铁道更是将速度提到了260公里，成为世界第一。德国从1983年开始也开始了时速为250公里的ICE铁道，其他像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或者独立开发，或者从外国引进，都在上世纪建成了速度在25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道。 日本的高速铁道新干线在这么多的高速铁道中还是最出类拔萃的，从开始营业以来的46年里没有发生过列车行驶中的乘客死亡事故，除了自杀事故之外也没有发生过责任完全在铁路一方的人身死亡事故。列车在运行过程中曾经多次遇到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都经受住了考验，被说成是一个“安全神话”。而新干线也就是这样伴随着这个神话走出了纯技术的范畴，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一个象征。 所以，当中国宣布要在美国申请高速铁路专利，在日本很自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应。1998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向江泽民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高速铁路技术，“作为21世纪中日友好的象征”。实际上开始谈判是在扇千景任运输大臣的时候。当时的东海旅客铁道（即JR东海）社长葛西敬之就坚决反对，理由就是知识产权会受到侵犯。但是，同样运行新干线的JR东日本并没有反对这个项目，而是主张“可以卖给中国技术，只要日本不断开发更加先进的技术就行”。后来实际参加的是负责硬件制造的川崎重工。所以，现在最恼火的是JR东海，成天在催促川崎重工采取法律措施来阻止中国在CRH380A型车上的动作。 中国和川崎重工的具体合同内容不得而知，而中国的专利申请内容的公开也要到一年半之后，所以现在讨论双方的是非对错还为时尚早。 但在日本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日本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是很有问题的。比如西门子和川崎重工都向中国提供了高速铁道技术，而中国北车就无法就CRH380B申请专利，这是因为西门子公司已经在欧洲和美国把这些专利都注册完毕了，而日本一来是没有想过要出口高速铁道技术，二来是日本人老是莫名其妙地相信“老子天下第一”，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制造高速铁道，一旦出事往往手足无措。 中国高速铁道技术实际上是否会使得中日企业对簿公堂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打起官司起来谁胜谁负也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可能性很大，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会以这一事件为轴心转悠。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7-18 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地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成为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 2011年6月初，广州增城新塘镇一位四川籍的孕妇在摆摊售卖牛仔裤的时候，因为挡住了一家商铺的门而被治安管理人员驱赶，期间发生肢体冲撞，孕妇倒地受伤，引起围观。孕妇亲戚与老乡赶过来后，先到村里，再到镇政府门口“讨个说法”。接下来的几天，逐步演变成一场有一定规模的群体事件，一些闹事者（主要是四川籍劳工）参与了打砸汽车、冲击当地人的破坏行为，造成了损失。在公安机关介入后，由于处理得当，在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的情况下，拘留了少数肇事者，事态得以平息。 “新塘事件”的直接肇因 在事件平息后，我们通过对目睹事件过程的当地人、参与事件的外地人，尤其是对治安和公安人员的采访，简单归纳出造成此次事件的一些直接原因： 第一，治安管理人员执行任务时的简单粗暴做法，造成了孕妇倒地受伤。警力是按户籍人口配备的，许多“城中村”明显警力不足，所以村里不得不花钱组建一个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的“治安联防队”。但在一些外地劳工眼中，这些“治安联防队”人员素质低、看不起外地人。这些矛盾本来就已存在，孕妇倒地事件只是在一个偶然事件，引发了必然的结果。 第二，在孕妇倒地受伤后的几个小时里，从村到镇的相关部门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错失了及时处理、调解矛盾、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第三，谣言借助于手机、互联网等平台迅速传播（尤其是在四川籍劳工之中），而相关部门反应又不够及时，没有能够在第一时间拦截、戳破谣言，控制造谣人，或者没有能够及时澄清谣言。 第四、在整个事件中，缺乏有公信力的个人或者组织的介入，使得本来属于民事范围的冲突（不管是内地人与当地人，还是老板与打工仔之间），却给外界造成了官民冲突的印象。 毫无疑问，上列四条直接原因都是实际存在的。例如，某位治安人员的个人粗暴、不当行为，如果当局在第一时间对他进行处理，就能够平息民愤，不至于引起连锁反应。同时，那位倒地的孕妇后来在医院检查后证明只是受了轻伤，由此也受到惊吓，情绪激动。当地有关部门如果能够及早公开这位孕妇的情况，事态也许不会发展到那种程度。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从孕妇倒地送院开始的两天时间里，谣言制造者利用了当地村、镇政府相关部门反应迟钝的间隙，让谣言出笼，并得到传播与“信任”。当然，事态扩大后，广州市领导高度重视，并进行了稳妥、慎重的处理，事态得到控制。可毕竟，损失与影响已经造成。 “新塘事件”的深层原因 我们的调查虽然发现上面几条原因直接引发了新塘事件，但冲突的背后却有更深层的原因。找到直接原因，避免事件重演固然重要，找到深层原因，从深层次上消除这类事件的根源，更应该值得我们深思。 首先，应该澄清一些网友的错误看法。有一些网友与评论作者借题发挥，用“新塘事件”来说明“广东模式”的失败，我们认为这是极其轻率与不负责任的。 广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发展与开放，吸引了大批的内地青年人，他们在为广东做贡献的同时，也获得了远高于他们在内地所能够得到的工资收入。同时，从广东回流到内地的工人与技术人员，不但带回了创业的资金，也带回了沿海地区的经营管理经验与工作技能。从某种程度来说，没有任何一个省市，比广东容纳了更多的内地农民工。这正是“广东模式”在共同富裕上值得其它省市学习的。 珠三角地区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本地人与外来人口倒挂的现象，新塘镇就是一个典型，外来人口（50万人）与本地人口（22万人）的比例为2︰1。由于地域发展的不平衡，各地居民对资源（主要是土地）的拥有情况，以及尚存在的中国户籍制度，使得前来广东地区打工的农民工，与广东当地居民对比，从一开始就处于弱势。这些年下来，当地居民与外地劳工的矛盾已经越来越明显，虽说从外地来的老板不在少数，但在珠三角地区，在草根阶层，外地劳工与当地居民的矛盾一直存在。 其次，在对此次事件的分析中，我们发现通货膨胀与部分行业的不景气，也是深层原因之一。外地劳工一直租住于本地居民的房子（出租屋），可最近几年，当地居民以适应通货膨胀，以及不断上涨的房价，结成了一种口头的联盟，使得房租快速飙升。与此同时，由于牛仔服装行业并不景气，而新塘是国际上著名的牛仔服装城，集中于这个行业的工人工资增长有限。 一方是上涨的物价与房租，另外一方面是停滞不长的工资，珠三角（尤其是新塘、东莞等地）的外地劳工感觉到了压力与危机，而他们能够看到的，就是以当地居民为主的出租屋主、产业老板对他们的欺压。我们在这次调查中，明显感觉到外地劳工对当地居民的不满，认为他们靠土地等得天独厚的优势坐享其成，欺负外地劳工。 第三，在我们亲身接触的参与围观此次事件的劳工中，绝大部分为第二代外地劳工。他们当中很多人出生在珠三角，会说广东话，但户口依然在内地，必须回到内地读书，毕业后再返回珠三角工作。他们大多表示喜欢珠三角，但内心却有一种深深的自卑，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却没有归属感，他们不属于珠三角。外地劳工和城市工人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和外来劳工在新塘镇的生存状态相似，中国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当地户口，即使在就业地打工多年，却仍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农村人。这些年，中国的城乡差别更多地反映在城市人与乡村人的差别，成为一种身份的差别、户口的差别，而不仅仅是地域的差别，“城市二元结构”逐步取代了“城乡二元结构”。 外地劳工的第二代与第一代相比，拥有更高的教育层次，见多识广，有更高的理想与更多的梦想，也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容易满足于经济条件的改善。如果说他们的父辈当初背井离乡来到较发达地区，眼中看到的是机会与更高的生活要求，他们这一代却更多地思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一定会提上议事日程的“公正、公平”问题。 第四，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外地劳工看不清前途，感觉不到有任何改变现状、发财致富的机会，是新塘事件突然爆发的另外一个深层原因。 应允许成立互助性质的N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