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趋势评析（二）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7-27 一、 欧元汇率走势回顾 2009～2010年，欧元在震荡中略显贬值，参见图2-1。欧元自2008年年中呈下行趋势以来，经2008年12月小幅回调，2009年年初即呈现贬值态势。两年间欧元汇率走势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9年1～2月，欧元兑美元贬值。由于欧元区经济衰退加深，受经济数据疲弱与欧央行降息影响，2009年2月18日欧元跌至1.2537，为年内最低点，较2008年12月26日1.4067贬值幅度达10.88%。 第二阶段：2009年3～11月。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回暖，欧元在经历短期震荡后触底反弹，2009年3月6日欧元兑美元汇率达到低点1.2622。此后进入震荡升值通道，并于2009年11月达到年内最高点1.5038,升值幅度达到19.14%。 第三阶段：2009年12月～2010年6月。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加大，引发欧元汇率急剧持续下跌，2010年6月7日跌至年内最低点1.1914，为2006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相较于2009年11月最高点跌幅达到20.77%。 第四阶段：2010年7～11月。欧洲债务危机暂时缓解、欧元区经济数据好转，欧元触底回升。2010年11月4日，美国宣布实施第二轮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当日欧元兑美元汇率升至1.4215，较2010年6月7日升值幅度达19.31%。自2010年12月起至2011年3月，欧元在小幅震荡中调整，但受欧元加息预期影响，有升值趋势。 图2-1  欧元兑美元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影响欧元汇率变动的因素 1．欧元区经济低速增长的基本态势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欧元区经济陷入衰退，2009年GDP同比下降4.1%。此后，受大规模刺激政策影响，欧元区经济逐步企稳，并于2009年第三季度触底反弹，四个季度GDP环比分别增长-2.5%、-0.1%、0.4%和0%。 2010年欧元区实现GDP增长率1.7%，与美、日等国相比，经济复苏缓慢，参见图2-2。第一季度环比仅增长0.4%，而同期美、日复苏力度强劲，分别增长0.9%和1.5%；第二季度美、日经济复苏放缓，而欧元区触底后实现环比增长1.0%；第三季度受全球贸易增长放慢影响，欧元区环比增长0.3%；第四季度欧元区投资大幅下降，出口放缓，环比增长0.3%。 图2-2  2008-2010年欧元区与美日GDP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欧盟统计局、美联储、日本内阁府 欧元区经济复苏缓慢且不均衡，难以遏制欧元汇率走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内生经济增长力不足 从影响欧元区GDP的各项指标来看，2009年上半年私人消费、出口和投资均陷入萎缩，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对GDP贡献重大；下半年欧元区出口迅速恢复，对于GDP增长起到关键作用，参见表2-1。欧元区对外贸易保持较大顺差，其中7月顺差额达到123亿欧元，全年实现顺差223亿欧元。2010年上半年，欧元区经济复苏主要得益于出口迅速恢复，而内生增长动力不足。受新兴经济体复苏放缓、进口需求下降以及欧元升值影响，下半年欧元区投资大幅减弱、出口增长放缓，经济增长环比减速。 表2-1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1-07-26 国家不能仅仅站在铁路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必须从中国的改革大局、全民的福利和经济的发展这个高度去推进铁路改革。 “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已造成39人遇难，200多人受伤。这是近10多年来中国铁路发生的最严重事故，也是铁路大提速后首次。 对于死难者，我们寄以深深的哀思。目前，抢救工作还在进行，国务院调查组也已成立，这起动车追尾事故到底是因雷击而导致的意外灾难，还是在雷击的背后隐藏着人为因素，相信随着调查的深入，会给遇难者家属和广大公众一个交代。 但对政府来说，这起事故也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即众所诟病的铁路体制到了不改不行的地步。近年来，中国铁路建设得到快速发展，尤其是高铁建设突飞猛进，不少建设项目提前完成。如京沪高铁项目由原计划的2012年底竣工提前到2011年6月底实现通车。但铁路建设的大跃进也留下了一系列安全隐患。像6月底京沪高铁正式通车以来，不到20天的时间连续出现6次运营故障，尽管铁路部门解释称处于磨合期，高铁也不是动车，可在短短一月内连续发生铁路客运运营故障现象，这在中国铁路史上还非常罕见。 铁路是中国当前为数不多的几个还在坚持计划管理的行业。虽然20多年来，铁路体制改革逐一尝试了资产经营责任制、客货运分账核算、“网运分离”、“网运合一，区域竞争”、主辅分离、实行三级管理模式等变革，但这只是铁路内部的变革，是一种“技术”行为，而政企分离、政资分离的实质，尚未真正触及。 铁路线路因其具有的“自然垄断”性质，从而使得铁路的管理体制具有高度的行政垄断特点，不仅政企、政资不分，而且整个行业就是一家超级的垄断企业。各铁路局和铁路分局作为铁路运输企业，虽然分别为一、二级法人，但并不真正拥有法人财产权，企业不能以其拥有的法人财产独立地在市场活动中自主决策、独立经营、自负盈亏，整个国家铁路系统内部基本是下级铁路部门向上级铁路部门负责，核心和关键的生产经营决策出自铁道部，财务清算制度也由铁道部掌控，因此，铁道部才是真正唯一的经营主体。可它又是全国铁路行业的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市场规则、行业政策的制定及监督。 这种政企合一的体制必然会导致政府与企业间的权责边界不清，造成铁路投资体制单一，行业内不存在相互竞争，企业普遍缺乏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动力，从而社会资本难以进入其中。 铁路系统之所以形成这种封闭的行政垄断体制，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一是对铁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到底是运能不足而需要大发展，还是提高已有轨道的使用效率，改革铁路体制，一直争议不断。争议的结果是2003年后铁路部门提出了跨越式的发展思路，认为铁路应以发展为主，集中力量办大事，把铁路运输能力瓶颈问题先解决，铁道现有的体制因而维持了下来。二是作为全国性的基础设施产业，铁路和一般工业企业及其它竞争行业不太一样，其改革重组需要一些特别的安排。如对铁路是上下分离还是分拆，在专家学者间就一直存在不同意见。三是原先的铁路管理方式为军事化或半军事化，整个铁路系统内部是个非常严密的整体，尽管这些年也将一些与运输关系不大的辅助功能剥离了出去，但很不彻底，至今还保留着公检法等体现专政职能的机构，这在中国的部委中罕见，此种管理体制延续下来也就构成了今天的局面。 客观而言，鉴于铁路所具有的自然垄断性质和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确实不宜用一般的国企改革思路去改革铁路体制，但是，铁路改革至今进展不大，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在强化过去的体制，根子其实在于多年垄断形成的特殊利益。这个特殊利益不打破，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而要打破这个特殊利益，国家就不能仅仅站在铁路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必须从中国的改革大局、全民的福利和经济的发展这个高度去推进铁路改革。 要打破铁路系统长期形成的行政性垄断，铁道部首先须与各铁路局、铁路公司脱钩，并将行政管理和资本管理分开，成为纯粹的监管部门，同时让后者真正成为一个独立的行使企业决策和资源配置的法人。只有这样，地方铁路局、铁路公司作为铁路企业才有动力引入社会资本，改造为多元主体共同出资的股份公司，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而有了独立的资本管理，铁道部也可以专司市场准入、技术、安全性标准等监管，提高铁路的服务水平。 像其他改革一样，中国铁路的改革，并不缺大的思路和方向，缺少的是改革的勇气和决心。此次动车追尾事故再次证明，如果不想更多的惨剧发生，铁路改革就必须早日进行，没有任何条件可讲。  

天大研究院 公共政策与社会问题课题组 2011-07-25 政府和官员们与其被动地被网民们质疑和“人肉搜索”，不如公开、透明、主动接受网络监督，主动为群众提供更便捷的监督举报方式，加强在线联系，增强与网民的互动，利用网络监督形成的倒逼机制改进政府部门的工作，改善工作作风，提高形象。 从1994年正式与国际互联网全功能连接到2011年，中国互联网走过了十七个年头，无论是从普及的广度、发展的速度，还是网民的总数，都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互联网的信息技术与产业，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互联网提供的平台，作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因为有着报纸、广播、电视这些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全民互动参与性，而对中国人的政治文化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互联网在中国十七年，引发的不仅仅是一场突飞猛进的信息革命，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 早在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就与网友在线交流，并称互联网是“做事情、做决策，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一个重要渠道”，开创了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通过互联网与公众互动的先河。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2009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与网友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在线交流。此后每年“两会”召开前，总理都与网友交谈，直面社会热点问题，畅所欲言。 正是在中央领导的大力支持，并由他们的躬亲示范，才带起了各级政府和官员的网络问政之风，网络问政也从政府搭建网络平台（网站）到进入民间网络平台如博客与论坛。目前，互联网信息传播的最新趋势是微博，“官员开博”已逐渐形成风潮，其中不乏百万粉丝量级的“明星官员”。微博打开了官民沟通的新局面，党政机关在微博上越来越活跃。据新浪网新闻中心的统计，目前，中国内地31个省级行政区中，逾半以上公安机关开设了官方微博。截至3月底，在新浪微博开通并认证的中国政府机构包括官员已增至3000余个，呈现两个趋势：数量稳步增加，越来越大；官员级别也有上延趋势，级别越来越高。 与此同时，《人民网》的调查却显示，国内有7成官员患有“网络恐惧症”。一边是上层倡导推广网络问政，部分官员们纷纷触网，积极响应；另外一边却是越来越多官员生出了“恐网症”，恐惧网络监督成为官场常态。 怎么看待这种现象？如何消除官员们的网络恐惧？让互联网成为创新管理的工具与平台，这已经成为各级政府部门和官员迫切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官员须认识网络载体与网络新媒体 国内的一些官员，特别是年龄在四十岁以上的一些地方的基层官员对互联网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的，对互联网的传播手法、传播途径认识不深，甚至对网络载体BBS论坛、博客、微博和QQ、MSN等的了解，都是一知半解的。以至于有网络事件、网络舆情发生时，他们对舆情的传播和影响评估不足，反应滞后，错失解决矛盾、化解危机的最佳时机。甚至出现有官员不知道QQ群和微博的信息是公开的，而在单位QQ群里示爱、在微博里调情，被网民广泛作为谈资、笑话。 要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就要不断学习更新知识。相比于传统的大众媒体，互联网传播具有信息量大、速度快、传播手法多样、传播过程多向互动、交流具有开放性、传播主体广泛等特点。传统媒体可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就受到其影响，耳熟能详，可互联网出现才十几年，如果不是那些整天“泡”在网上的，还真不一定有时间搞清它的内涵、本质与性质。大多官员都很忙，这可能是他们无法了解网络的最根本的原因。可是，网络以我们没有预料到的方式迅猛发展，并以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到我们生活工作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情况下，我们官员如果还对网络掉以轻心，在那里怀念“没有互联网的好日子”，恐怕就不实际了。 网络以其超链接的方式将存储信息的容量无限放大，在信息传播效率上，网络传播将传统媒体信息发布所必须经过的采集、筛选、加工过程大大缩短，实现了即时更新，快速传播，大到国际、国家大事，小到生活琐事，均能在网上得到同步反映。网络传播过程中还可以把文字、声音、图像等融为一体，实现以往各种传统传播手段的整合，满足了受众多方面需要。据广东政府信息部门调研，现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一般在2小时左右网上就有文字与视频，6小时左右就会被多家网站、论坛转载，24小时左右各种帖子达到高潮，一些重量级的意见领袖也会站出来“推荐”与“挺”，相比被严格控制的传统媒体（24小时可能还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复而不能上新闻）来说，很难封住。 一段网络文字这样描述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的差别：传统的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是以传播者为中心的单向、线性传播，传播主体和受众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而在网络信息传播中，传播者和受众可以任意互换角色，受众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可以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受众的主体地位得以体现，不仅可以主动地获取或发布信息，而且可以实现无时空限制的交流沟通。在网络上，人们可以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就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进行交流。网络传播是完全开放的，全球共享、广泛参与是其鲜明特征。每个网民都可以是信息发布者，同时，网络传播主体可以匿名，网民随意出入自由发言，发言机会均等。 只有掌握了这种差别，了解到新媒体的特点，就可以从传播的源头上监测舆情，了解民意，掌握社会发展动向。同时可以达到熟练地运用各种网络载体发声，引导舆论，设立政府的正面形象。网络媒体是“双刃剑”，在政府某些部门消极被动、官员们躲之唯恐不及的情况下，官员与政府形象只有受伤的份；可一旦政府与官员们掌握了这一特性，就可以为我所用。这并不是很难理解的道理。那么，网络时代官员们如何发言？ 网络时代官员们如何发言？ 互联网在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之间，搭建了一条官民互动的新通道，可网络传播路径的快速、杂乱与多变，也使公共信息容易变形走样，三思慎言是官员干部要谨记的。可慎言，并不是不发言。 互联网时代，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可以发声。但是作为政府官员，手握公权力、代表着权力部门，面对网民和在公众场合如何发声，发言的时间与言辞的选择尤其要慎重。过往的诸多事件显示，因为官员的不恰当言语而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掀起网络舆论风暴的事情屡有发生。就在上个星期，一位官员去调解据称强奸的案件，为了劝说被强奸的女方放弃案子，竟然说出了“带避孕套不算强奸”的话，引起了轩然大波。 去年，江西省万载县委书记陈晓平就因席间针对拆迁问题的讨论，一句“为了发展，就得拆”，“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县委书记这样干，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吃什么”这些不恰当的语言被发布到网上，引来大量网民的质疑与围观，引起强烈反响。还有网友连续发帖质疑陈晓平的一些提法和观点，并开始人肉他的一些家庭信息。网友们由对官员不当言辞的狂批转向关注怀疑官员的廉洁，显然不是无的放矢。 事实上，网络上时有爆出引发网民一片声讨的官员们的雷言雷语，都是与官员个人的修养、素质、价值观与为官的理念有关。如果不能把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放在第一位，正确且深刻地领会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感情用事，冲口而出的言论自然就会有漏洞，经不起网民的推敲，更不用说实践的检验了。这当然不仅仅是官员们个人的“言论自由”问题。多起网络事件证明，官员言论不当而受到网民的质疑炮轰，不但令到其个人形象受损，更损害了他所在的政府部门的形象，影响了国家与政府的形象。这才是应该更加引起我们关注的。 一个有政治智慧的政府官员善于面对媒体与网民，懂得利用网络主动发声，引导舆论，树立正面形象。互联网上不乏在网络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的政府部门（代表）和官员。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委组织部长蔡奇，他在腾讯微博的粉丝已经达到400万，发言也超过2000条。据我们的观察，他一开始上微博时，受到了不少批评与“围攻”，有些网友直接开骂“组织部”，把气发在这位“组织部长”的身上，但这些并没有影响蔡奇利用网络进行沟通的心意，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理解他的网友越来越多，互动也多了起来，有网友说，蔡部长通过简单的微博，破除了我们多年来对“神秘的组织部”的一些偏见。从这个意义上说，蔡奇已经把“本职工作”扩展到浙江组织部以外，并取得了成绩。 还有全国多家开通微博的公安机构、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网络红人”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等，他们都利用微博、博客主动发声，与网民互动，除了听取意见解决实际问题，还利用这些网络载体工具宣传法律、地方政策与文化，网络成为他们的新的“秀场”。 官员应坦然面对网络监督与批评 目前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30年经济高速发展，也造成了发展中的不平衡，各种社会矛盾凸显，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等问题把占网民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挤下车，甚至逼到城市贫民的墙角。也因此，从现实社会到虚拟互联网上，都弥漫着一股“怨气”。而这股在现实环境中找不到地方宣泄的“怨气”在互联网这个虚拟的空间里可以找到很好的宣泄口。政府和官员成为网民谩骂发泄怨气的首选目标，这与网民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是分不开的。...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趋势评析(一)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7-25 一、美元汇率走势回顾 2009-2010年，美元汇率呈动荡变化的基本态势。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主要发达国家出现经济回暖的迹象，经济复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题。世界经济走势的变化，以及美国与各国经济政策的导向都对美元汇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期间，美元汇率的变动可以分为升值与贬值交替出现的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升值阶段 从2008年下半年到2009年3月，美元在这一阶段持续较快升值。尤其是在2009年前三个月，升值趋势明显加快。美元主要货币指数1月2日为79.23，而在3月9日已升至86.29，升幅高达8.9%。同期美元广义指数也从108.37升到115.07，升幅为6.2%。期间美元对欧元的升值幅度也高达8.7%。 2.第二阶段：贬值阶段 2009年3月至2009年12月期间，美元一跌再跌。美元主要货币指数累计跌幅达17.3%。3月到6月初出现了两次快速下跌，累计下跌11.4%。而之后的将近7个月的时间，美元进入了一个震荡下跌的过程，最终美元主要指数在12月25日达到阶段性低点71.61，同期美元广义指数为101.35。 3.第三阶段：升值阶段 该阶段从2010年1月到2010年6月。在经历了九个多月的下跌之后，美元指数于2010年初开始回升。4月14日美元主要货币指数达到了74.43，相比2009年12月最低的71.61，大约升值了3.9%。此后两个月美元指数一路上扬，在6月10日站上八十大关，这也是继2009年3月份之后美元主要货币指数的第二高点。在此期间美元指数累计上升12.4%，美元的走强导致国际金价和油价双双大跌。 4.第四阶段：贬值阶段 该阶段从2010年6月到2010年12月。美元在此期间经历了两次规模较大的下跌过程，尽管7月份出现了短暂的上升，但对总体下跌趋势并无太大影响。美元主要货币指数在12月14日达到73.27的低点，跌幅为8.7%。美元广义货币指数从6月份最高的106.68跌到12月最低的99.17，跌幅为7.0%。 经过上述四个阶段的波动，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在中期呈现了贬值的态势。美联储主要货币指数累计下跌9.6%，参见图1-1；广义货币指数下跌7.6%，参见图1-2。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也几乎是全线下跌，两年间美元对欧元累计贬值6.3%，对日元累计贬值14.45%，对人民币累计贬值2.5%。 图1-1  美元主要货币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美联储公布数据整理 图1-2美联储广义货币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美联储公布数据整理 二、影响美元汇率变动的因素 1.第一次升值阶段 事实上从2008年下半年开始，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就变得非常强劲，导致美元对英镑﹑欧元的汇率以及美元指数不断上涨。美元在美国经济衰退，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呈现出逆势上扬的态势。通过对历史上经济危机的分析也可看到，危机爆发后，美元对主要货币汇率通常都会出现升值。这主要是因为全球同时出现经济衰退的时候，美元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库券相对于其他市场及其他货币资产变得更加安全，美元在经济危机爆发刚刚过后会体现其国际避险资产的作用。这也反映了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动荡和不确定性。如果从基本面来看，美国的经济复苏进程似乎也领先于欧元区(参见图1-3)，投资者对美国经济预期好于欧洲，也造成美元主要货币指数走强。 2.第一次贬值阶段...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7-21 “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2.0”（BERSIH2.0，以下简称“净选盟2.0”）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社会运动联盟，包括60多个民间团体，其领导人是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前主席、知名女性社会活动家安美嘉（Dato Ambiga Sreenivasan）。2011年7月9日，由“净选盟2.0”出面发动、反对党积极配合的一场针对现政权的抗议行动在吉隆坡爆发。抗议的主题是执政党利用不公正的选举制度和不干净的选举手法，垄断国家政权达数十年。 “净选盟2.0”表示，马来西亚选举中广泛存在的不公平、不干净现象（包括漏登选民、选票邮寄不到位、竞选期过短、选区划分不公平、议席数量分配不公平、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买票、官方媒体的不公平报道等等）。本来这些情况可以在国会讨论，但国会讨论没有效果，所以他们只能走上街头。 2007年11月10日，马来西亚民众举行首次选举改革抗议集会，曾吸引4万民众走上街头，并间接导致了2008年3月8日的政治海啸：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BN，中文简称为“国阵”）在国会选举中首次失去长期据有的2/3以上的多数议席。 “净选盟2.0”与2007年那次集会的组织机构有所不同，联盟内不包含任何政党，但“709集会”中，公正党（PKR）、伊斯兰教党（PAS）、民主行动党（DAP）等主要反对党参与了此次行动。这也是马来西亚200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运动（大约有两万人参加）。它的一个新特点是，海外有20多个城市如悉尼、墨尔本、新西兰、香港、新加坡、台北、首尔以及欧美一些城市，也都有穿戴黄色服饰的支持者同步声援。出现在吉隆坡的“净选盟2.0”示威者携带鲜花、气球和自己的孩子，以和平方式走向预定的集会场所默迪卡体育场，警方采取了强硬的阻挠、镇压措施，逮捕了至少1600人，其中包括多位知名反对派领导人。 马来西亚官方指责“709事件”的性质是反对党企图通过街头运动夺取政权，还指责事件中有外国势力、共产主义势力介入。早在7月2日，马来西亚内政部就宣布“净选盟2.0”是非法组织，这反而激起了“净选盟2.0”和反对党支持者的反弹，从而导致了“709事件”。 “709事件”对可能在2012年举行的国会选举有重大影响，执政、在野两大阵营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 就现政权来说，他们将不得不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例如在2011年10月的政府预算案中给出种种惠民承诺）来吸引选票，但这也有可能推高通货膨胀、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并且推迟许多为了吸引外资所必须进行的经济改革（如削减燃油补贴）。执政联盟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惠民政策，重新在国会获得2/3以上的议席。而反对党则期待着现政权有更多强硬的镇压行动，以激发社会的强烈反弹，因此他们还将推出类似的街头抗议行动并等待政府“上当”。警方对“709事件”的强硬镇压，已经使政府丢分不少。 但是现任首相纳吉布（Najib Razak）的思路是：如果不采取最低限度的武力镇压，就会有更多街头示威运动出现，进而影响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影响政府的施政绩效，所以必须严厉应对。纳吉布警告反对党不要开启街头政治竞赛，因为执政党同样有能力动员大批群众在街头显示力量。 “709事件”是在纳吉布首相民望持续升高的形势下发生的，这是反对党展开逆境反击的一个手段。当然，现政府由于深重的体制惯性，在利益分配上有诸多不公平的行为，这也为反对党带来了生存空间。亲政府的巫统青年团和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等名声不佳的强硬派在“709事件”前也声称要发动对抗性示威，反而激发了反对党和其他社会运动人士的斗志。 “净选盟2.0”选定了他们的街头运动服饰颜色——黄色，和1986年菲律宾人民推翻马科斯政权时的服饰颜色一样。该组织已经呼吁民众自7月16日开始，每逢周六穿戴黄色的衣饰上街，使“709运动”延续下去。 “709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纷纷评论说这是阿拉伯民变风潮波及到东南亚，甚至有“阿拉伯之春”之后是“东南亚之夏”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709事件”的主题是要求公正、干净的选举，尽管反对党阵营想上台执政的愿望已郁积很久，但显然他们不指望通过街头抗议来推翻现政权，这与阿拉伯民变风潮是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反对党只是希望通过街头运动来显示力量、动员群众、揭露现政权的不公不净，从而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也就是说，“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街头运动是民主制度尚未真正落实前的社会所难以避免的阵痛，如果矛盾冲突的各方不能寻求共识、彼此互不相让，那么就可能让社会经历长期的阵痛并付出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垄断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统治集团，应当认识到这种垄断局面在新的时代里不可能长期维持，必须做出让步和改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1-07-19 中国高速铁道技术实际上是否会使得中日企业对簿公堂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打起官司起来谁胜谁负也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可能性很大，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会以这一事件为轴心转悠。 现在“新干线”成了一个专指日本高速铁路的专有名词，同时还扩展到世界各地，出现了什么“德国新干线”、“法国新干线”以及“国产新干线”的说法。实际上，新干线本来只是一个简称，相对于短途支线铁道而言，路途较远，负担主要运输任务的铁路被称为“干线铁路”。 为了解决1964年东京奥运会的运输问题，日本人从1959年开始兴建一条连接大阪和东京、时速在200公里以上的“新型干线铁道”。这条铁路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的1964年10月1日投入运行，当时的运行时速为200公里，从东京到大阪只需要三个半小时。到第二年时速增加到210公里，现在为270公里，不到两个半小时就可以从东京抵达大阪。现在所谓的“新干线”，实际上只是当时那个含糊的“新型干线铁道”的简称变来的。 “新干线”的特点到底是什么？不少人以为是速度，但其实不是这样。起码在一开始新干线的200公里速度并没有什么很惊人的。铁道具有运力大、节省能源的特点，是重要的交通运输手段。人们实际上一直在动脑筋提高火车的速度。1934年，日本人在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亚细亚”特级已经达到了130公里的最高速度，能以82公里的平均速度从大连跑到哈尔滨，不要忘记那还是蒸汽机车的时代。 即便是130公里的速度在当时的世界上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在美国南部已经存在时速超过180公里的火车，1934年登场的英国A4型列车商业运行的平均时速达到了160公里，德国在那段时间也出现了150公里的超高速列车。所以，在1964年出现的时速200公里虽然在日本本土是第一次，但在全世界看来并不是一个什么很了不起的速度，英国的A4就曾经创下过201公里的记录。 在日本新干线开始之后，法国的le Capitole铁道也从1967年开始以200公里的速度运行。从1981年之后，法国的TGV铁道更是将速度提到了260公里，成为世界第一。德国从1983年开始也开始了时速为250公里的ICE铁道，其他像意大利、西班牙、俄罗斯或者独立开发，或者从外国引进，都在上世纪建成了速度在250公里以上的高速铁道。 日本的高速铁道新干线在这么多的高速铁道中还是最出类拔萃的，从开始营业以来的46年里没有发生过列车行驶中的乘客死亡事故，除了自杀事故之外也没有发生过责任完全在铁路一方的人身死亡事故。列车在运行过程中曾经多次遇到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都经受住了考验，被说成是一个“安全神话”。而新干线也就是这样伴随着这个神话走出了纯技术的范畴，成为了日本文化的一个象征。 所以，当中国宣布要在美国申请高速铁路专利，在日本很自然会引起激烈的反应。1998年，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向江泽民表示愿意向中国提供高速铁路技术，“作为21世纪中日友好的象征”。实际上开始谈判是在扇千景任运输大臣的时候。当时的东海旅客铁道（即JR东海）社长葛西敬之就坚决反对，理由就是知识产权会受到侵犯。但是，同样运行新干线的JR东日本并没有反对这个项目，而是主张“可以卖给中国技术，只要日本不断开发更加先进的技术就行”。后来实际参加的是负责硬件制造的川崎重工。所以，现在最恼火的是JR东海，成天在催促川崎重工采取法律措施来阻止中国在CRH380A型车上的动作。 中国和川崎重工的具体合同内容不得而知，而中国的专利申请内容的公开也要到一年半之后，所以现在讨论双方的是非对错还为时尚早。 但在日本有这么一种观点，就是日本企业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是很有问题的。比如西门子和川崎重工都向中国提供了高速铁道技术，而中国北车就无法就CRH380B申请专利，这是因为西门子公司已经在欧洲和美国把这些专利都注册完毕了，而日本一来是没有想过要出口高速铁道技术，二来是日本人老是莫名其妙地相信“老子天下第一”，以为只有自己才能制造高速铁道，一旦出事往往手足无措。 中国高速铁道技术实际上是否会使得中日企业对簿公堂现在还不得而知，一旦打起官司起来谁胜谁负也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可能性很大，而且在最近一段时间内中日关系会以这一事件为轴心转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