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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胡慈贯 2011-08-11 蓝营内斗消息曝光后的初期心理冲击正在降低,目前蓝营群众心理上对宋的厌恶似乎多于同情,这种情绪一旦发酵扩散,在危机感的影响下,出来投票支持马英九的群众可能反而增加。 台湾政局瞬息万变,大家才刚看完绿营因为立委提名不当惹出的派系内斗,紧接着就是蓝军的家变。亲民党现已摆出战斗态式,一幅要兄弟阋墙,和国民党斗个你死我活的样子。讲好听点,这反映出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活力;讲难听点,这正应验了大陆的一句话,不到台湾不知文革还在搞,不但朝野如此,自己人也是照砍不误。 宋楚瑜延续亲民党命脉 话说国民党、亲民党及新党原本系出同源,但是由于李登辉的恶整,先是新党出走反李,接着宋楚瑜也在2000年“总统”大选失利后组织了亲民党,想要在国、民两大党之间扮演监督、制衡的关键力量。新党及亲民党都曾有过一段辉煌的日子,但是后来由于选制的设计不公,以及为了对付共同敌人民进党,亲、新两党数度委曲求全,三党多次密切合作,终于在2008年成就了马英九的当选,实现了第二次政党轮替。这是蓝营的黄金时期,而其代价是亲、新两党几告消失。 在此过程中,亲民党和国民党虽然几度谈到合作,甚至合并的问题,但终究未能成其事功。其中原因众多,而两党各有算计,彼此仍有心结,确为主因。从国民党不肯释出“立法院”更多席位给亲民党,马英九为人处事不够圆融周到,拒绝把“兴票案”的款项还给宋楚瑜,金溥聪控告宋楚瑜毁谤其做假民调,到宋楚瑜坚持参选台北市长,险些危及郝龙斌的连任之路,再加上宋楚瑜还不时放话批评马英九执政不力、能力不足等等,都让双方关系火上加油,越来越僵,搞得双方像仇人似的。 七月下旬,宋楚瑜突然大动作地宣布在2012年大选中亲民党绝不缺席,橘营开始在全台各地点火备战,打算提出分区与不分区的立法委员参选名单,甚至喊出“三党不过半,人民才有伴”,“摆脱蓝绿恶斗、为人民发声”的口号。而宋本人还接受电视访问及绿营准机关报《自由时报》的专访,高分贝地痛批马英九,对其执政能力猛力抨击。看来亲民党心意已决,不惜与国民党全面开战,瓜分蓝军的票数。 对此,国民党呼吁橘营要以大局为重,不要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情,强调国民党的努力不断、诚意不改。除了马英九亲自出面喊话之外,前荣誉主席吴伯雄也表示愿意出面帮忙协调,党秘书长廖了以也不断释出善意,表示不管是区域及不分区立委提名都有商量的空间,在蓝绿五五波的选区甚至不排除进行新的民调,共同推出一位候选人,以免被民进党渔翁得利。而马办选举操盘手金溥聪则是立刻撤回对宋楚瑜的诉讼,但仍未得到亲民党的正面响应,现在局势仍然僵持不下。 客观来看,这些年来国、亲之间的风风雨雨,亲民党的不满、委屈或许确有其事,宋楚瑜的所谓“文王之怒”恐怕未必完全是为了个人恩怨。毕竟一个政党成立之后就有其自然的生命力,有些事也未必是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改变。宋当前的作法应该是想要延续亲民党的命脉与发展,而要达成此一目标的最佳方式就是抢攻“立法院”的席次。此之所以老宋要说关键是在“国会”,亲民党想要跨过5%的门坎,取得三席以上的立法院席位,成立党团,因为唯有这样将来才有资源、发言权及影响力。 虽说橘营高层及老宋自己都一再表示,亲民党会顾全大局,不会让蔡英文得利,但在金溥聪撤告之后,宋参选正当性大减的情况下,宋本人对于选举布局仍然采取暧昧的态度,继续对马英九提出强烈的批评,纵容橘营“立委”参选人刘文雄指控“马金体制”祸国殃民,这些都加深了许多蓝营支持者对亲民党的不满,认为宋是泛蓝团结的破坏者,即或他的目的不在搅局,但也会造成相同的后果,大家担心最后变成两败俱伤,重演2000年的大选失败,丢掉政权的结果。宋楚瑜几乎成了蓝营的全民公敌。 话说回来,如果持平理性的来看问题,马英九政府执政三年多来确实也并非事事尽如人意,马政府的许多措施甚至伤了不少支持者的热情,而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尸位素餐者更是不在少数,难怪社会上总会有含泪投票或不投票的说法,一般民众多半认为,只要老宋参选目标不是一对一的“总统”大选,只要确保不会拖累蓝军的整体席次,如果能让同属蓝军、系出橘营,但更具有战斗力及论述能力的人进入立法院也并非坏事。这就是橘营当前所打的算盘,想要努力争取的地方。 绿营冀望坐收渔人之利 至于民进党方面,虽然其公开的立场是并不寄望于蓝营的分裂,但如果说有心人想要利用、扩大泛蓝阵营的矛盾,这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不足为奇,反正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本来就是政治斗争中的必要手段。目前所知,民进党表面上是隔山观虎斗,但私下却利用媒体专访的方式,来蓄意扩大蓝军裂痕,而且还放话表示不排除与亲民党合作,其前提当然是要让国民党走下坡。由此可见,民进党对于蓝营分裂确实是见猎心喜,难怪有人主张应该用行动暗助宋楚瑜的“总统”参选联署,其目的当然是要藉此把马英九拉下马来,重新夺回政权。 另外,我们可以再用同属绿营但更极端的李登辉的最近谈话做为例证。当年李登辉为了政治斗争,用“冻省”的方式把如日中天的“省长”宋楚瑜活活搞垮,多次骂他“宋叛”,诬指老宋“得了官癌”,一心只想要做官,还骂他说是“请鬼拿药单”,“提篮烧香、虚情假意”。但现在看到宋要参选,很有可能搞垮马英九,这位李老先生居然夸称宋楚瑜的卓越行政能力,说是选“立委”太小,要他选个更大的,好真的为民服务。李登辉的阳谋摆明了就是蓄意要挑拨马、宋关系,让他们来个玉石俱焚、两败俱伤,绿营可以坐收渔利。 而另一个一向与李登辉关系不错,而且还有旺盛政治企图心的台塑少东王文洋也出面表示,如果宋楚瑜要选“总统”,他愿意当其副手。看来想要裂解蓝营的力量还真复杂,李登辉及民进党的影子随时都在。至于其他的第三势力目前未见动静,最后会不会眼见混水可以摸鱼,也趁机加入战火,目前还不可知。但万一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也别过分惊讶。 解铃还看国亲内部协商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既然这次选举结果会对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区域安全的稳定,以及中国的战略发展机遇产生影响,大陆不敢掉以轻心乃理所当然之事。老宋参选对蓝营可能造成的冲击不言而喻,北京对老宋的举动恐怕相当不以为然。如果香港中评网的评论意见可以引为佐证,老宋在大陆的眼中几乎已经是橘子变绿,倾向台独,正在走向危险的边缘。看来北京已经快把老宋骂到臭头,这或许能够反映出中国大陆当前对宋的看法。如果说北京也想尝试透过管道,劝老宋应该适可而止,或也并不让人意外。 最后,谈到未来的可能发展,一是要看马英九及国民党如何因应,释出具体善意,以免局势由所谓人民内部的次要矛盾,进一步恶化成为敌我之间的主要矛盾;二要看宋楚瑜究竟如何拿捏,如何见好就收、全身而退,以免偷鸡不着还要蚀把米,把自己搞臭、搞垮;三是要看民进党的挑拨是否奏效;四是要看外部的压力或劝告能否发生作用。其实问题的主要症结还是在国、亲之间的协商,双方如何能够达成共识,各退一步,但又不能给外界有密室政治或两党分赃的印象,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总而言之,宋楚瑜的参选及亲民党的加入战火,让原本就已胶着的选情更加复杂。在最坏的情况下,如果马英九的声望继续下滑,不管其原因为何,比如说是天灾处置失当或民进党暗助有方,使得老宋的民调居然上升到30%以上,或支持其参选总统的联署人数居然超过50万,这时局势将会失控,不过这种可能几不存在,大家先不要自己吓自己。蓝营内斗消息曝光后的初期心理冲击正在降低,目前蓝营群众心理上对宋的厌恶似乎多于同情,这种情绪一旦发酵扩散,在危机感的影响下,出来投票支持马英九的群众可能反而增加,这时还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庆成 2011-08-10 我们实不必过分夸大“陆客自由行”的效益,特别是临近明年台湾大选前夕,大陆相关部门更应该提高警觉,采取措施,避免让大陆自由行旅客成为民进党影响选情的工具之一。 大陆政府6月28日正式启动内地居民赴台个人游(陆客自由行)后,一批又一批大陆游客踊跃赴台旅游。这对台湾经济尤其是旅游业而言,自然是一大喜讯,也势必会对两岸关系发展带来一定的正面作用。只不过,我们同时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切勿将“陆客自由行”的影响力无限上纲,误以为它是两岸关系和谐的“万灵丹”,否则到头来只会失望而回。 “陆客自由行”并非“万灵丹” 自从胡锦涛主导大陆对台政策以来,北京政府最近几年已由过往追求两岸统一,开始转而重视预防台湾走向独立。为了“防独”,大陆近年来更频频展现弹性,于经济等领域惠及台湾。这一思维的改变,乃促使两岸过去几年的经济交流互动日益频密。 众所期待的“陆客自由行”政策上路后,能为台湾带来多少效益呢?据台湾观光局评估,以每日500人,每人停留7至15天、每天消费245美元计算,每年可以为台湾创造91亿至195亿元新台币,大大促进岛内经济发展。 按照大陆政府的战略考量,“陆客自由行”显然是“以经促统”手段之一:只要两岸由经济融合的初级形式开始接触,就算日后两岸互动不会一帆风顺,但台湾肯定也无法走向独立。在这个基础上再构建两岸统一大业,就不是奢望。 然而,“陆客自由行”政策虽然有助两地经济进一步融合,却不等于能够促使两岸统一。以下数字可以说明之:两岸关系过去三年因为国民党重新执政而大大和缓,而大陆也向台湾送上多项经济大礼,但台湾岛内多项民调却仍然显示,大部分台湾民众依然支持维持现状,支持统一的不足一成。 个中原因,是因为近10年来台湾的教育及媒体都在宣扬及型塑台湾的主体认同,以致岛内民众不知不觉地已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台湾意识”或想象。许多台湾的年轻一代提起身分认同时,都会称自己为“台湾人”,彼岸的大陆只不过是一个相邻的大国或有血缘关系的国家。大陆要促进两岸统一,当务之急应是加强开展两岸文化交流,弘扬中华文化,在台湾民众心目中培养、建立一个同属大家的中华民族“想象共同体”,而非只是侧重赴台个人游之类的经济政策。 香港自由行的两个教训 事实上,参考香港经验后,我们更须清醒意识到,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甚至还会带来一些反效果。 其一,个人游2003年在香港推出后,至今已推广至49个大陆城市,超过6000万人次透过“个人游”计划赴港。从香港的整体利益来看,自由行确实给香港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只是局部得益,受益产业仅限于旅游、零售等行业,其它业者无法受惠。与此同时,内地游客多了,人流兴旺的地区店铺的售价和租金也节节上升,于是通胀提早重临,结果反而令许多低下层的港人及中小型公司近年经历苦痛,进而对大陆同胞的大量“入侵”反感。台湾开放大陆居民自由行后,类似情况恐怕也很难避免。 其二,近年大批自由行内地旅客到香港,带来大量钞票之余,也带来许多生活陋习;加上许多人在港抢购奶粉、生活用品,乃促使不少港人愈加排斥大陆,转而认同“香港人”的身份。不难想象,“陆客自由行”在台湾推出后,也难免会衍生出大陆居民在住宿、行程、购物等方面与台湾民众发生纠纷的事件。若深绿媒体进一步炒作,借此攻击和诬蔑大陆游客和大陆政府,便会引发愈多的台湾民众对大陆的印象趋向负面。这反而不利两岸关系发展。 或成为影响选情的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陆客自由行”更有可能成为民进党影响未来台湾选举的一个工具。尤记得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时,不少在香港工作和学习的大陆人士都赴台观选。当时有一名来自大陆的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生,在选后当晚到马英九住宅等候探望,并接受了台湾电视媒体采访,结果却被台湾传统大肆炒作,声称“他不仅详细探查马英九住家附近的地形位置,同时还拍照纪录”,很可能正准备对台湾“准总统”马英九不利。最后要陆委会发表新闻稿澄清,证实该名内地学生的确是来台观选,加上大选已经结束,这宗“间谍案”才没有引起更大政治反应。 明年是台湾“总统”选举,假若有一群大陆自由行游客在台北参观时,巧遇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然后争先恐后与之握手,其中一名大陆居民突然扑上前贴身拥抱蔡英文,蔡英文意外遭受皮外伤——不难想象,亲绿的媒体便会大肆宣传,声称这是大陆政府派来的刺客,准备心怀不轨手持武器对蔡英文的生命安全造成危害,进而大打悲情牌,呼吁支持人士出来投蔡英文一票,结果蔡英文以大比例胜出“总统”选举。在高度政治化的台湾,这一幕并非不可能发生。早前一名大陆女旅客强勾马英九脖子试图拍照,便被台湾媒体炒作,炮轰政府保安不力。 近年来,内地游客赴海外的旅游文明质素已大有改善。但在成千上万的内地游客中,难免仍有极少数游客有不文明的表现。这些大陆游客在台湾的不良行为,极有可能被当地政党利用,进而影响两岸关系。换言之,我们实不必过分夸大“陆客自由行”的效益,特别是临近明年台湾大选前夕,大陆相关部门更应该提高警觉,采取措施,避免让大陆自由行旅客成为民进党影响选情的工具之一。《台湾观察》2011年7月
全球主要货币汇率趋势评析(三) 天大研究院 金融与经济课题组 2011-08-09 一、日元汇率走势回顾  1.2009年日元汇率走势 2009年上半年日元出现较大幅度贬值,下半年在平稳中小幅升值。2009年日元汇率走势大致可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2009年1~3月,日元对美元贬值。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衰退,国际资本大量流向美元资产避险,推高美元汇率,致使日元贬值。美元兑日元汇率由2009年1月23日年初低点88.81攀升,突破100后于4月3日达100.25。 第二阶段:2009年4~12月,日元保持强劲升值。国际金融形势的缓和、实体经济开始好转,国际资本对于风险偏好上升,美元呈贬值趋势,日元则呈现出升值趋势。2009年11月27日日元汇率达到年内高点86.74,较4月3日的100.25,日元对美元升值13.48%。 2.2010年日元汇率走势 2010年日元汇率呈现出先平稳后升值的走势,大致分为两阶段: 第一阶段:2010年1~5月,日元在平稳波动中略贬值。日本央行在2010年1月4日拉开了日本央行实施定量宽松政策、对抗通货紧缩的序幕。同时,2010年年初日本政府债务问题显现,引发市场担忧。2010年1月4日,美元兑日元的收盘价为92.40,之后震荡上扬,在5月5日创下年内最高94.78。在欧元下跌、美元上升的背景下,上半年日元对欧元汇率上升了6.4%,对美元汇率下跌了2.3%。 第二阶段:2010年6~12月,日元显著升值。美元兑日元汇率下探至11月1日的年内低点80.29,创出15年以来的新低,相较于5月5日的94.78,升值幅度达到15.29%,参见图3-1。 步入2011年,日元平稳调整。2011年2月以来,日元贬值压力逐步增强。3月11日日本发生9级大地震之后,美元兑日元虽一度攀升至83.30,但随后回跌,收盘降至81.86。3月14日日元兑美元一度创16年新高,升至80.63,在日本央行向市场大幅注资后回稳。 图3-1  美元兑日元汇率走势 资料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 二、影响日元汇率变动的因素 2010年6月以来延续的日元升值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是背道而驰的,日元升值影响因素复杂。在全球经济遭受重创后缓慢复苏的大背景下,日元升值更多受到欧美复苏乏力、市场避险需求的影响,但日本国内经济缓慢增长、经常账户持续且大量盈余依旧是日元升值必要基础。此外,债务问题、日本央行干预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减缓了日元升值压力,日本政坛动荡加剧了日元波动。 1.日本经济持续缓慢增长 (1)外需拉动作用逐渐下降 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2009年日本实际GDP同比下降6.3%,2010年GDP同比增长3.9%。2010年前三个季度受居民消费和出口拉动,日本经济实现了较快增长,受需求萎缩的影响,第四季度增长为负,参见图3-2。2010年一季度日本GDP环比增速达到1.7%,这是由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强劲反弹,拉动日本出口快速增长,对其复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二季度受私人消费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日本经济环比仅增长0.5%;三季度,日本GDP继续保持正增长,增速为0.8%。其中净出口增长为负,表明经济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拉动。前三季度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率分别为0.5%、0.3%和-0.1%,表明外需对经济的推动作用逐季度下降。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减速、外需增长放缓和刺激消费政策结束,日本经济的增长正在减弱。2010年第四季度GDP环比下降0.3%,折年率-1.3%。私人消费、固定资产投资、进口、出口增长均为负值。   图3-2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庄礼伟 2011-08-08 总体上看,东南亚目前确实处在一个政治大变革的历史阶段。东南亚国家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是发生类似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的革命,要么是主动改良以实现和平的政治转型。 “709事件”引发新一轮博弈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2.0”(BERSIH2.0,以下简称“净选盟2.0”)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社会运动联盟,包括60多个民间团体,其领导人是马来西亚律师公会前主席、知名女性社会活动家安美嘉(Dato Ambiga Sreenivasan)。2011年7月9日,由“净选盟2.0”出面发动、反对党积极配合的一场针对现政权的抗议行动在吉隆坡爆发。抗议的主题是执政党利用不公正的选举制度和不干净的选举手法,垄断国家政权达数十年。 “净选盟2.0”表示,马来西亚选举中广泛存在的不公平、不干净现象(包括漏登选民、选票邮寄不到位、竞选期过短、选区划分不公平、议席数量分配不公平、政府滥用公共资源买票、官方媒体的不公平报道等等)。本来这些情况可以在国会讨论,但国会讨论没有效果,所以他们只能走上街头。 2007年11月10日,马来西亚民众举行首次选举改革抗议集会,曾吸引4万民众走上街头,并间接导致了2008年3月8日的政治海啸:执政联盟——国民阵线(Barisan Nasional,BN,中文简称为“国阵”)在国会选举中首次失去长期据有的2/3以上的多数议席。 “净选盟2.0”与2007年那次集会的组织机构有所不同,联盟内不包含任何政党,但“709集会”中,公正党(PKR)、伊斯兰教党(PAS)、民主行动党(DAP)等主要反对党参与了此次行动。这也是马来西亚2007年以来规模最大的街头抗议运动(大约有两万人参加)。它的一个新特点是,全球有20多个城市如悉尼、墨尔本、香港、新加坡、台北、首尔以及欧美一些城市,也都有穿戴黄色服饰的支持者同步声援。出现在吉隆坡的“净选盟2.0”示威者携带鲜花、气球和自己的孩子,以和平方式走向预定的集会场所默迪卡体育场,警方采取了强硬的阻挠、镇压措施,逮捕了至少1600人,其中包括多位知名反对派领导人。 马来西亚官方指责“709事件”的性质是反对党企图通过街头运动夺取政权,还指责事件中有外国势力、共产主义势力介入。早在7月2日,马来西亚内政部就宣布“净选盟2.0”是非法组织,这反而激起了“净选盟2.0”和反对党支持者的反弹,从而导致了“709事件”。 “709事件”对可能在2012年举行的国会选举有重大影响,执政、在野两大阵营将展开新一轮的博弈。 就现政权来说,他们将不得不推出更多的惠民政策(例如在2011年10月的政府预算案中给出种种惠民承诺)来吸引选票,但这也有可能推高通货膨胀、加剧公共财政负担,并且推迟许多为了吸引外资所必须进行的经济改革(如削减燃油补贴)。执政联盟的目标是希望通过惠民政策,重新在国会获得2/3以上的议席。而反对党则期待着现政权有更多强硬的镇压行动,以激发社会的强烈反弹,因此他们还将推出类似的街头抗议行动并等待政府“上当”。警方对“709事件”的强硬镇压,已经使政府丢分不少。 但是现任首相纳吉布(Najib Razak)的思路是:如果不采取最低限度的武力镇压,就会有更多街头示威运动出现,进而影响马来西亚的投资环境,影响政府的施政绩效,所以必须严厉应对。纳吉布警告反对党不要开启街头政治竞赛,因为执政党同样有能力动员大批群众在街头显示力量。 “709事件”是在纳吉布首相民望持续升高的形势下发生的,这是反对党展开逆境反击的一个手段。当然,现政府由于深重的体制惯性,在利益分配上有诸多不公平的行为,这也为反对党带来了生存空间。亲政府的巫统青年团和土著权威组织(PERKASA)等名声不佳的强硬派在“709事件”前也声称要发动对抗性示威,反而激发了反对党和其他社会运动人士的斗志。 “净选盟2.0”选定了他们的街头运动服饰颜色——黄色,和1986年菲律宾人民推翻马科斯政权时的服饰颜色一样。该组织已经呼吁民众自7月16日开始,每逢周六穿戴黄色的衣饰上街,使“709运动”延续下去。 街头运动是民主制度尚未真正落实前的社会所难以避免的阵痛,如果矛盾冲突的各方不能寻求共识、彼此互不相让,那么就可能让社会经历长期的阵痛并付出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垄断大量政治经济资源的统治集团,应当认识到这种垄断局面在新的时代里不可能长期维持,必须做出让步和改变。 “阿拉伯之春”来到了东南亚? “709事件”发生后,西方媒体纷纷评论说这是阿拉伯民变风潮波及到东南亚,甚至有“阿拉伯之春”之后是“东南亚之夏”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错觉。 “709事件”的主题是要求公正、干净的选举,尽管反对党阵营想上台执政的愿望已郁积很久,但显然他们不指望通过街头抗议来推翻现政权,这与阿拉伯民变风潮是不一样的。马来西亚反对党只是希望通过街头运动来显示力量、动员群众、揭露现政权的不公不净,从而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赢得胜利。也就是说,“709事件”的诉求不是革命,而是希望通过国会选举这样的“正规战”来打败现政权。“净选盟2.0”领导人安美嘉也强调,709集会不是茉莉花革命,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与政府合作来改革选举制度。 但也不能因此说,709事件和“阿拉伯之春”没有关系。应当说,在信息时代,“阿拉伯之春”的视频、图像、文字报道传遍世界,为其他地方的民众挑战专制权威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暗示和信心,而马来西亚国情与阿拉伯国家国情中的一些类似之处,也让马反对党和对现状不满的民众产生了跟风心态。按昂山素季的说法,“阿拉伯之春”还为缅甸民众提供了斗争的灵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有为 2011-08-04 自从1996年中国实行党政领导任期两届十年制以来,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明年又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换届之年。预定将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登上大位,接替胡锦涛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最高权力。 自从1996年中国实行党政领导任期两届十年制以来,已经过去十五个年头了。明年又将是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换届之年。预定将由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登上大位,接替胡锦涛总书记与国家主席的最高权力。 习近平崛起中国政坛为时不久,2000年之前还是一位县地级官员。后来相继提升为闽浙两省与上海市领导,渐令世人瞩目。2007年他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去年10月再次被肯定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从而进入未来接任最高领导人的暖身阶段。总体来说,他由基层到权力顶峰的仕途前后不过十来年。由于为人厚重,作风沉稳,内外不事张扬以免显山露水,国内外公众对他的思想品格与为政之道所知甚少,尚未形成全面和深刻的印象。 尽管如此,海外学者还是从现有信息中去探索这位未来中国新君的思想风貌与施政轨迹。以笔者之见,由他的家庭背景与人生脉络来看,习近平具有某些与众不同的特点。 与众不同的三个特点 一是泥土气。习近平生长于陕北黄土地带,少年时代正逢文革浩劫。被当作“走资派”的后代送往农村插队,最后当过村党支部书记。从那壮实魁梧的身材,可以测知当年他在陕北农村插队经过一番历练,决非悠闲之辈。长期的生产劳动与基层工作,使他和老乡们建立了深厚感情与亲密关系。六年之后,1975年他离开农村去清华大学时,全村农民排成长队依依惜别为他送行,传为佳话。 这一段生活经历对习近平的一生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使这位高干子弟拉近了与农民的距离,感受到农民的勤奋、朴实和农民作为国家之本的重要性。无论从历史和现实来看,中国农民向来都是中国社会的脊梁骨。他们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在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各个阶段中做出重大贡献。今天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效,也是与中国农民的自我牺牲与贡献分不开。如果没有几亿农民工甘愿每小时只拿0.8美元微薄工资来为中国和世界生产数不尽的廉价商品,中国的巨额外汇存底从何而来?!外国跨国公司又怎能从中国捞取天文数字的超额利润?!中国农民是整个中国财富金字塔的最底层,如果这个底层稳不住的话,中国势必天下大乱。只有在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脱贫致富,受到平等对待,进入现代社会行列之后,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世界强国。 “从来经国者,宁不念樵渔”。中国古训教导为政之道必须考虑草民的命运和需求。“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古人为官尚且惦记着平民百姓,更何况号称社会主义国家的公仆。忘记农民就是忘本。作为未来新君,习近平长期在农村生活的经历是可贵的,相信他永远不会忽略中国社会最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二是沧桑感。习近平出自中共高干家庭,从小就离不开错综复杂的中共内外斗争的政治漩涡。 他父亲习仲勋是陕北老根据地领导人,当年毛泽东历经万里长征后到达陕北,就是由“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接待的。后来革命胜利,这位中共西北局的领导也随之进京当官。但也正因为来自西北地区,不如沿海地区重要,所以习仲勋在中共党内资历虽老,却不如东北局高岗、华北局彭真与华东局陈毅那么受重用,在国务院与全国人大只占有二、三线的职位。文革之后,由于党内奸徒康生谗言诬告,习仲勋还蒙受小说《刘志丹》事件的不白之冤,尝过铁窗滋味。 习仲勋虽是内陆封闭地区高干,而且仕途命运曲折,但他在政治上却一贯表现得清醒开明,坚持党内正确立场。他在老区土改、军政统战与国家建设中曾多次反对极左路线,受过毛泽东的赞扬。后来在主政广东时,他排除极左思想干扰,为开辟和建设深圳特区立下了汗马功劳。 更难能可贵的是,习仲勋在党内路线斗争中,能发扬正气、坚持正确立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胡耀邦受命担任党的总书记,由于厉行改革冒犯元老派的既得利益,最后被拉下马。习仲勋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中敢于逆流而上,不惜孤军奋斗逆拂元老派心意,坚持到底捍卫胡耀邦,在中共党内树立了极为罕见的凛然正气。 作为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不能不受到其父与家风的熏陶,深深体会到党内斗争的复杂与残酷。这种沧桑之感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一笔宝贵财富,使习会审慎对待各种矛盾与复杂局面。 第三,习近平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太子党。他之所以成为中共下一届接班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别于其他太子党的、值得党和人民信赖的可贵政治品质。虽然不少太子党成员仰仗父辈权势热衷经商积聚财富,生活奢侈挥霍无度,令人缺乏好感,但对太子党也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很多人曾在中国政治浪涛中跟随父辈饱经忧患,也是胸怀报国之志的栋梁之材,应在国家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实际上从中国现实情况出发,让明智合格的太子党参政分享权力,反倒是保持中国政局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应对中国社会三大变化 古往今来,从储君走向新君是一个复杂而充满风险的过程,当年胡耀邦的朝浮夕沉就是例证。胡虽秉性正直、作风明快,是中共党内难得的清官。但他缺乏深思、易于冲动,妄顾客观形势莽然行动,够不上一个成熟的政治家。他所推行的干部年轻化政策,急于把元老派全部拉下马而触犯他们切身利益。最后重演了光绪戊戌变法的历史悲剧,反而令元老派结成死党迫使邓小平采取“先立后废”的下策。 光绪与胡耀邦的失败教训说明,即便储君转为新君,也不等于其权力巩固足以号令天下。事实证明权与谋是不可分割的,有权才能施谋,无谋则难固权。掌权之后必须思而后行,谋定而动,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现在中共元老派的因素虽已从政坛消失,然而党内逐鹿天下人皆可以为王,中国的形势仍然错综复杂,潜伏着各种难以预测的复杂因素。 从当前来看,习近平必须谋划新的策略来应对中国社会发生的三个重大变化: 第一是中国社会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过去对党国领导唯命是从的中国草民,由于在改革开放中发现自我价值而致力于追求个人幸福,不再把命运寄望于政府。随着经济生活的改善,增加了个人自由的诉求而削弱了国家对人民的束缚。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思想和心理上长期成为“沉默多数”的中国文化知识界,比过去任何时候更为渴求文化学术与艺术创作的自由,使意识形态与思想文化主管部门面临如何掌握放与收的新课题。 比如对毛泽东评价的问题,最近有的学者公开发表文章加以激进攻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革浩劫中受害深重的干部与群众的意见。而坚持保守立场的对立面则要把这种思想认识提到政治问题高度加以法律制裁,以权力压制不同意见。其实关于毛的功过是非,中共早已在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性决议中有所评定。但近年来民间与官方对毛泽东的分歧与争论越来越大,不可抑制。由于毛的全部事实真相不便大白于天下,即使展开争论也难以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恰当结论,所以今后领导也只能让它搁浅,对毛的问题继续采取“模糊政策”。...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1-08-04 香港这次要利用好机场扩建和周边交通枢纽形成的机遇,变身成为集商务、商业零售、会展、休闲娱乐于一体的“航空城”,吸引世界各地的旅客和周边珠三角的五千万居民来此进行消费和商务活动,为香港经济提供一个新的增长点。 香港机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巨大。机场对香港的四大支柱行业包括贸易及物流业、金融业、旅游业、工商业支援及专业服务业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当中对贸易的重要性日益明显。截至2011年4月为止,按商品总值计算,香港产品出口和进口分别有31.9%和40.3%是以航空运送的。而在1980年,这两个比重分别是26%和19%。由此可见,机场对香港的国际贸易发展的贡献越来越显著。 机场亦为香港带来不少荣誉。过去十年,香港机场近40次获得各种全球最佳机场评比的大奖。近日,香港机场在年客运量超过4000万人次的机场类别中,连续五年获国际机场协会选为“全球最佳机场”。 兴建第三条跑道刻不容缓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The International Air Transport Association)预计,香港机场的航空货运吞吐量将于2014年增加至530万吨,成为全球第二大国际航空货运枢纽;航空客运吞吐量则在同期增加至6,220万人次,成为全球第十大国际客运市场。 然而,香港机场的发展已到瓶颈。按飞机升降数目每年增长4%至8%计算,预计2020年前,香港机场的跑道升降量会达饱和。若然香港机场不想办法增加跑道容量,届时由大珠三角经济增长带来的新增业务,将会无法分享。 大珠三角有五个大型机场,包括香港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国际机场、澳门国际机场和珠海机场。无论是航空客运吞吐量和货运吞吐量,香港机场都占龙头位置。但是香港机场面对的竞争日趋激烈。香港机场近年在大珠三角的业务所占份额有不断下降的趋势。2005年,五大机场的航空货运吞吐量总计为470万吨,香港机场占72.3%;至2010年,航空货运量上升至612万吨,香港机场占的比率反而下跌至67%。另外,2005年,五大机场的航空客运吞吐量为8,500万人次,香港机场占47.7%;至2010年,航空客运量上升至1.2亿人次,香港机场占的比率反而下跌至40.9%。可见香港机场的龙头地位正在动摇。更重要的是,延误兴建第三条跑道可能影响支柱行业的发展,令香港经济停滞不前。 据估计,即使不延长咨询时间,环境评估需时一至两年,填海工程需时四至五年,加上余下建设时间,整个工程需时最少十年。因此,兴建香港机场第三条跑道刻不容缓。 机场规划必须配合区域整合 与此同时,我们应当看到,香港要巩固和提升航空枢纽的地位,除了增建跑道等硬件外,还要对香港建设赤鱲角新机场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做一些总结,做好本地与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前瞻性研究,使基建规划能把握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变化的趋势,从而令香港机场能在香港以及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20多年前设计赤鱲角机场的时候,是按两条跑道就可以处理8,700万人次的年客流量来设计的。但现在香港机场年客流量刚刚超过5,000万人次,跑道容量不足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主要原因是当初设计新机场的时候,没有预见到香港和内地的人流往来会变得如此密切,与香港直接通航的内地城市已经快速增加到40多个。当年设计香港机场跑道容量时基本是针对飞行国际航线、载客达到四五百人的大型宽体客机。但随着香港和内地城市的航线大量增加,行走这些航线的客机,通常是载客一二百人的窄体飞机。其结果是香港机场飞机升降次数的增长速度快于旅客流量的增长,令跑道容量不足的问题迅速浮现。香港不得不计划以耗资甚大的填海方式来兴建第三条跑道。 赤鱲角机场兴建时留下的另一个教训是当时未能充分考虑与珠三角邻近机场的协调问题。香港新机场和深圳机场都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兴建,但是在规划上并没有充分考虑对方。香港新机场的跑道是东西走向,而深圳机场的跑道是南北走向。这导致两个距离很近的机场在跑道座向是垂直的。两个机场的飞机升降时,会出现航路空域冲突的问题。因此双方很多飞机升降都需要绕行,不止增加耗油量、飞行时间等经营成本,还会加剧空域拥堵的问题。 总结这些教训,是为了让香港未来在发展大型基建项目的时候,要做好本地及周边区域经济发展的前瞻性研究,使基建规划能配合经济发展和区域整合变化的新趋势。 机场应变身为综合性“航空城” 未来的十年左右,伴随着香港机场跑道的扩建,还有多项工程会在赤鱲角机场周边进行,包括港珠澳大桥和相关的交通接驳枢纽工程,屯门与大屿山的连接道路,以及拟议中的港深机场快速铁路工程。这些投资总额合计达到几千亿港元的工程,比当年新机场十大工程还要宏大,令香港机场变为一个集航空、高速铁路、高速公路、渡轮等多种交通方式于一身的超大型综合交通枢纽,而且能够直接辐射珠三角各个城市。 如何利用好这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并结合大屿山现有的旅游和商业设施,通过各项商务、消费、旅游、休闲设施的经营,发展出一个综合性的“航空城”,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课题。 在最近二三十年来,国际上一些大型枢纽机场也开始逐渐对周边地区的土地利用模式产生影响,促使机场周边地区的经济和产业结构发生改变,逐渐形成了“航空城”的概念。在这些“航空城”里,机场逐渐同周边区域进行融合,逐步形成一个以枢纽机场为核心,高科技企业和物流企业以及会展、商业零售、娱乐餐饮等相关服务业在机场周边地区逐渐集中,并最终演化成具有自我组织发展能力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临空经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