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力 陈杰 2020-03-02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问题。制度确立以后，治理的运行决定着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当前问题和挑战的分析要更多基于治理的视角；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也需要更加重视治理水平的提升。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辟总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伟大成就，强调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问题，其中包含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即应该明确区分制度和治理的不同特性，以保证我们在不断完善制度的过程中，把握评判标准，不受干扰，同时也能够在推进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精准发力。不应混淆制度与治理评价制度与治理是两个层面的社会掌控问题。制度是人类社会运行最基本的架构。人类社会演进最大的飞跃就是制度的转化。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制度，这些制度的历史阶梯，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阶梯。社会基本制度成长的周期很长，因此，对制度的考察应该有比较长远的历史眼光，要有大历史观，才能够得出正确的判断。治理是制度在具体领域的展开与执行，是制度的行动化、操作化，最终使制度产生社会发展效应。治理与制度对接，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一是治理体系，包括参与治理的各种主体、治理的机制规则和方式方法；二是治理能力，包括动员、组织、协调、统筹、整合各治理要素的水平。所以，制度是制度，治理是治理，二者既紧密联系，也具有根本区别。离开了制度，治理就会无序化，甚至根本谈不上治理；而离开了治理，制度就会虚化、空化。全面深化改革要处理好制度与治理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包含制度和治理两个层面，是理论和实践上的巨大进步。一方面，好的制度一定要与好的治理相契合，否则发挥不出制度的优势；另一方面，要把制度设计好、建设好，否则治理很难展开并获得良好效果。制度建设越是趋于完善、成熟，治理的重心就越要体现出来。对制度和治理的评价不能混淆。由于过去长期没有对制度和治理作出明确区分，即便后来有了区分，又因为制度与治理紧密关联、内在统一，并且其价值最终都要通过社会实践的成果体现出来，所以无论理论研究还是宣传教育都常常将二者混淆、等同，使我们陷入悖论和困境之中。某一社会问题究竟是同制度相关联，还是源于治理方面的原因，一定要弄清楚。如果是制度方面的问题，就必须通过制度创新和改革来解决，停留在治理层面的应对，至多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如果是治理方面的问题，则应该通过治理的完善来加以解决，决不能够随意上升到制度层面，动辄怀疑制度、否定制度，这样不仅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蔓延。区分制度和治理的不同评价，关键在于把握大历史观。首先要有对制度的宏观定位。讨论任何问题都要有一个大的历史前提，即与制度相对应的历史发展阶段。必须用这一阶段社会发展的大势来认识和定位其运行的制度，而不是局限于某一事、某一例或某些社会现象。所谓把握历史发展的大方向，实际上也是认识制度的本质属性和功能。有了这样的基本定位和判别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予以治理的考量和分析。治理的评价是从属于制度的，是机制运行、组织协调、操作规范等运作层面进行的考察，是制度转化为实际效能的关键环节。不把握好这一环节，不仅好的制度发挥不出效能，甚至会使人们对本来良好的制度产生不自信。区分制度与治理评价，有利于化解我们经常遇到的悖论，即不敢正视问题的存在。一方面，我们认为国家的制度是好制度，不应该存在问题，于是尽量掩盖问题；另一方面，面对问题又不敢坚信我们的制度，丢失制度自信。好的制度存在着治理的不完善是很正常的，这意味着我们要加强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够把握好我们的工作重心，防止在制度问题上出现“左”和“右”的偏差。“一国两制”需要在治理层面落实利用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甚至是杜撰出来的问题来攻击中国的基本制度，是西方政客的惯用伎俩，在最近的香港问题上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自己的阵营中也出现了怀疑和取消“一国两制”的言论和思潮。分析香港乱局一定要区分制度和治理的不同。香港问题是治理中遭遇的挫折，而不是制度上的问题。评价“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一定要有大视野。香港的胜利回归、20多年来的经济繁荣、抗击金融风暴的成功、良好的发展前景等大视野下的历史轨迹和文明建树，是检讨“一国两制”工作时不可忽视的大背景。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香港境外，那么可以看到“一国两制”在澳门更加成功的实践。1999年正式回归后，澳门的人均GDP增长了4.6倍，位居世界第二，社会繁荣，人心安定。澳门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当然是建立在“一国两制”制度基础上的。所以，解决香港问题应该从治理而不是制度层面出发。“一国两制”的制度设计是对现代国家理论的重大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大视野的考察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和实践的成功。把社会发展关注点聚焦到治理上，这其实也是澳门比香港更加成功之处。如何促进香港的治理的确还面临着很大的挑战。例如，怎样把维护中央对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和保障地方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如何真正构建起以行政长官为核心的行政主导体制，避免在治理中遭遇掣肘？如何进一步促进和提高经济和民生水平？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其实西方政客明白制度与治理的区分，因此竭力避免把西方社会问题归结于基本的制度设计。例如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事件后，美国政客没有将其归结到美国的“三权分立”安排以及其基本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而是努力维护和改进美国的治理体系。然而，西方善于把其它国家出现的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这是当今世界制度博弈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值得我们警惕。治理的运行决定着制度功能的发挥长期以来，西方攻击中国的惯用方法，就是把他们“发现”的所谓中国问题，尽量地归咎于中国的制度。抹黑中国，最彻底的就是抹黑中国的根本制度；否定中国，最重要的也是否定中国的根本制度。西方力图推动的所谓“颜色革命”，其实就是用西方的制度取而代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已经越来越成熟和完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精辟地概括了其体现出的13个方面的优势，这对于我们增强制度自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制度建设的完善，治理的历史使命也越来越鲜明地体现出来。如果制度的优势不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治理的效能，那就仍然不能很好地推动社会发展，甚至还会出乱子。反过来说，现在社会发展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是属于治理而不是制度层面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所处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属性所决定的。把握好制度优势向治理转化的关键环节是把握我们面临的历史使命。我们虽然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不能动辄怀疑国家已经在实践检验中确立起来的制度体系。我们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一遇困难和挑战，就拿民营企业说事，要他们退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经济制度，不能一看到运作中出现了问题，就怀念计划体制，力图削减市场的功能。值得强调的是，制度确立以后，治理的运行决定着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对当前问题和挑战的分析要更多基于治理的视角；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也需要更加重视治理水平的提升。这同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把重心放在制度的“四梁八柱”建构上迥然不同。明白这一点，我们才能把握好工作重心，处理好制度自信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避免陷入制度评价的陷阱。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雷鼎鸣 2020-02-24 香港经济在2019年开局时已显露不妙迹象，当时最大的困扰因素是中美贸易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科技战。一旦中美贸易战拖延时日，香港进口与出口二者皆损，比起大陆或美国，本港受到的影响更大。 香港经济进入技术性衰退香港经济在2019年开局时已显露不妙迹象，当时最大的困扰因素是中美贸易战以及随之而来的科技战。香港GDP最大的板块是进出口贸易及与其关系密切的物流业（去年约占GDP的21.5%），而进出口贸易中，转口贸易更是重中之重。一旦中美贸易战拖延时日，香港进口与出口二者皆损，比起大陆或美国，本港受到的影响更大，因为后两者的GDP只受贸易顺逆差的影响，亦即出口值减去进口值。中美贸易战在2018年春天已拉开帷幕，此后好坏消息交替，市场反反覆覆。恒生指数相对于GDP，是一种领先指数，可粗略地预示未来实体经济的走势。在2018年1月份，恒生指数创下33,154高点，而到了2019年1月初，恒生指数总共下跌24%。在6月中以前，香港的暴乱尚未发生，恒生指数的变化只是贸易战的表现，而非暴乱。我们若要估算第一阶段贸易战的影响，可比较2018年股市峰值和2019年动乱发生之前的4月份峰值，从中可得知恒指总共下跌了9%，这其实就是贸易战对股市的影响结果。恒指是一领先指数，随后的实体经济，同样也有变化。香港GDP在2018年获得3%的增长，2019年第一季度GDP经季节性调整后比上一季度增长了1.3%，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则下降了0.5%，第三季度已受到下半年暴乱的影响，GDP比第二季度又再跌了3.2%，香港经济正式进入了技术性衰退。香港出口与投资都有明显收缩。2019年第一季度比去年同期实质出口降低3.7%，实质投资下挫7%；到了第二季度，出口下降幅度加剧，比去年同期跌了5.4%，实质投资缩减10.8%。楼价方面，2018年5月底，贸易战影响未浮现前，中原地产楼价指数是180，到了2019年1月初，该指数已跌至172，但香港楼价高企的主要原因是供应短缺，这一因素力量强劲，到了6月底，指数又被推高至190点，香港经济虽然有下行压力，但是楼价不易出现断崖式下跌。港元安稳如山在5月左右，有些国际炒家扬言港元危如累卵，其根据是之前的一段时期，香港各银行在金管局开设户口的总存款，亦即俗称的总体结余（aggregate balance）大量流出。根据这些炒家的认知，当总体结余归零时，香港便再无外汇储备，港元便再也撑不下去，联系汇率也就寿终正寝。此种认知错在不懂香港联系汇率的机制及资金进出香港的历史。从2018年3月美国加息前到2019年5月，香港银行总体结余的确从1,797亿港元下降至543亿，跌幅达七成，但这其实并不构成问题。原因是自1998年9月开始，联系汇率的机制早已改变，量度资金进出的数据，只可能是包含了流通钞票、总体结余及外汇基金票据在内的货币基础（monetary base），而货币基础在上述同一时段虽然下降了6.1%，但其后又再回升，而且这次之所以下降，其实是因为金管局刻意为之。从2008年9月金融海啸开始，因美国实施了量化宽松的政策，大量资金涌入香港，到2018年3月共达等同1,389万亿港元的外汇，若这笔钱不作处理，会造成香港极严重的通胀。金管局除了不断用外汇基金票据此等发债的方法吸走这笔资金外，亦很想这笔本以为是热钱的资金早日自动离开，因此在美国加息后，香港故意不跟随，亦乐见部分资金离开。香港外汇储备今天有近4万亿美元，流走1,000亿，不可能构成港元危机，鼓动市场沽空港元的国际炒家，若按自己的建议去做，必有重大损失。在此之后，网上亦时有一些别有用心的谣言，说有人用了5,000亿美元去沽空港元，这些说法全无事实根据，与香港金融现实完全不符，港元市场至今仍风平浪静。暴乱把香港经济推向负增长2019年下半年香港经济情况又有重大变化，贸易战的困扰已为市场消化，但暴乱从7月1日暴徒攻入立法会拉开序幕，持续至年底仍未止息。我们不妨先用恒指这一领先指数去评估情况。从暴乱前只反映贸易战影响的4月8日阶段性高峰到12月中旬，恒指再下挫8%左右，这等于香港股市总市值的账面财富蒸发了1万亿港元左右，比香港一年的GDP还要多。若非在港上市的股票中业务不太受香港社会影响的内地企业较多，恒指下降幅度会更大。股市的下挫，也的确反映了香港经济面临严峻的局面。第三季度香港实质出口量比去年同期下跌7.1%，实质投资收缩了16.3%，连一向较为稳定的实质私人消费也跌了3.4%，必需品的食物消费下降了7.8%，非本地居民的实质消费更急跌了31.7%。此种低处未算低的情况，在10月份依然持续，当月零售业总销货值比去年同期仍有24.3%的跌幅。楼市也顶不住下行压力，12月初的中原地产指数已从6月底的191回落至179。财政司司长也多番指出，今年全年经济很大可能出现负增长，香港政府会出现财政赤字。香港经济较少出现负增长和财政赤字，就连有非典困扰的2003年，香港的GDP增长也有3.2%（过去最惨重一次是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有5%的负增长），而明年有大概率继续出现负增长。中美贸易战若无重大转机，香港自身的负面因素将无法被抵消。法治与年轻人生产力受损什么因素对香港经济破坏最大？街头暴乱对零售及旅游业固然有很大的冲击，重建香港的公共设施及受到破坏的店铺，表面上有助提供就业，支持GDP，但这只是花力气去修补过去受到的破坏而已，对市民的福祉并无提升。不过，上面所述的负面影响，还远远比不上法治及年轻人生产力受到的损害。香港人素来重视法治，亦视守法为理所当然，但几年前所谓的“违法达义”口号出现后，法治已现裂痕。2019年下半年的动乱中，年轻人无法无天，到处封路纵火，甚至公然焚烧途人及掟砖杀害路过长者。警方在两所大学中搜出未及使用的汽油弹竟有八千之数，若非警方及时破获一些藏械案及瓦解一些炸弹制造工厂，情况恐怕更严重。正常的投资者怎可能对港不起戒心？中央政府宣布将深圳设为“先行示范区”，这是十分合理的B计划。本来大湾区的发展可以香港为核心，但现在香港风险急增，不可能太倚靠它了。香港未来的发展，亦相当大程度不能充分利用大湾区这一拥有1.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年轻人生产力受到侵蚀的问题甚至比法治受损更严重。年轻人在规划人生时，本可将时间精力投资在有建设性的生产活动之上，而非学习如何斗争及破坏。然而，当他们走上后一条道路时，斗争手法越来越熟练，其所得的报酬日渐提升，他们便更难重回生产建设之路。这些年轻人的活动对一己之私也许有回报，但对社会产值及财富却无助益。任何地方经济的创新及发展都需年轻人的参与，香港在这方面失去了相当一部分助力，前景堪忧！法治及年轻人生产力受损，其带来的负面影响非短期全部可体现，因此香港经济败坏的速度未必很快。若无重大不可预见的转机出现，香港经济将会慢慢地走下坡路，这一趋势不易逆转。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祖嘉 2020-01-10 如果蔡英文当选，台湾经济会尤其艰困，因为如果她仍然无法有效处理两岸关系，那么大陆会对台施加更多压力，台湾的国际空间会被愈锁愈紧，经济也会愈加困难。如果韩国瑜当选，大陆压力会略为减少，但不表示没有挑战，内部压力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无法逃避。 台湾经济现况随着台湾“总统”大选日益接近，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争辩也愈来愈激烈。两岸立场与政策是主要的议题，而另外一个受到民众关注的热点，就是台湾经济的现况与未来可能的发展。执政的民进党当然会不断提及其施政表现与经济成果，而国民党则将经济议题集中在一些更具体以及民众可能更关心的事项上。从几个主要经济指标上来看，主计总处对于今年台湾经济增长率的最新估计为2.64%，此一数据超过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因此蔡英文“总统”不断宣称“台湾是四小龙之首”。如果拿过去三年的平均增长率来看，台湾为2.41%，是四小龙中最低的，新加坡、香港与韩国分别为3.07%、3.01%与2.93%。另外，2018年台湾的人均国民所得为2.5万美元，远远低于其它三小龙，所以现在说台湾是四小龙之首，其实说不过去。更重要的是，如果再拿过去20年台湾三位总统任内的经济增长率来看，蔡英文这四年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为2.47%，低于马英九时期的2.83%，更低于陈水扁时期的4.87%。也就是说，实际上蔡英文执政四年的经济增长率比以前要低很多。如果再仔细看今年的经济成长，最主要的动力是来自于政府支出与民间投资，其中预计政府投资支出增长率达到10.7%，而民间投资增长率将可以达到5.0%，后者主要受惠于中美贸易战的影响，有超过7,000亿新台币的台资回流，带动了岛内投资。然而，台湾在境外表现是很差的，截止到11月，出口接单增长率为-5.9%，实际出口增长率为-1.9%，而出口占台湾GDP将近七成，因此出口不力，对于台湾经济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受到出口不力的影响，台湾制造业第三季度的增长率为-5.5%，同时，前三季度上市公司获利也比去年同期少了19.0%。台湾的景气信号灯已经连续出现10个代表景气乏力的“黄蓝灯”。另一方面，民间消费占台湾GDP约55%，依主计总处估计，今年台湾民间消费的增长率只有1.99%，低于GDP2.64%的增长率。台湾今年消费无力源于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因为去年政府把军公教人员的退休金大砍了约三分之一，使得原本占台湾境内观光主力的退休人员消费大幅减少；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年来台观光陆客人数大幅减少，预计将比去年的270万减少约100万人次，也对台湾的观光产业和境内消费产生明显的影响。受到消费减少与出口不振的影响，这两年台湾的公司解散与撤消登记以及歇业工厂登记的数目大幅增加，前者去年增长30.9%，今年前10个月又再增加28.7%；后者去年增长45.5%，今年前10个月也再增加8.6%。总而言之，今年台湾的经济状况根本没有好到哪里，其实与过去这几年的情况都差不多。这也是为什么去年韩国瑜在选高雄市长时，只用一句口号“货出的去、人进的来、高雄发大财！”就把民进党盘据20多年的高雄市抢下来的主要原因。这几年台湾的经济表现实在不佳，一些所谓的“庶民”受到的影响最大。一个最显著的指标就是，过去20年来，台湾的平均薪资每年约上涨1%，而通货膨胀大约也是1%，所以过去20多年来台湾人民的薪资几乎没有任何成长。这可以说是现在台湾面临的最大经济问题！国际环境的改变与挑战台湾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体，对外贸易依存度超过130%，国际经济情势对台湾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最近几年有几个重大国际经济的变化影响台湾的对外贸易：第一，东亚经济快速整合。本世纪初以来，东盟十国分别和大陆、日本、韩国、纽澳和印度分别签署了自贸协定，称为十加六；然后又开始RCEP的协商，今年十月宣布完成协商，并且预计在明年二月完成签署。另外，美国为推动重返亚洲政策，开始推动包括另外十二国在内的TPP，而且更快速地在2015年底完成签署，并且预计在2017年底生效。没想到2017年初美国总统川普上任后，立即宣布退出TPP，不过剩下的11个成员国仍然继续推动，并改名为CPTPP，同时于2018年年底正式生效。CPTPP有11个成员国，占台湾对外贸易总量的24%，占台湾对外投资的14%，是台湾的重要贸易伙伴。RCEP对台湾更重要，占台湾贸易总量的59%，占台湾对外投资的65%。因此，在这两个多边经贸组织生效之后，其成员国之间的商品交易可以互免关税，而台湾的商品却必须缴纳关税，这将会大大降低台湾产品的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在台湾生产的产品销售到这些国家需要支付关税，因此未来台湾吸引外人来台投资的能力将会进一步被削弱，这对台湾未来经济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另外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中美贸易战所带来的冲击。过去这两年，中美之间彼此提高关税，不但使得两国之间的贸易受到影响，而且使其周边国家和地区也都受到冲击，其中四小龙都受到影响而出现出口负成长的情况。今年初到11月为止，台湾出口增长率为-1.9%，可能已经是四小龙中受冲击最小的经济体了。在贸易上，一方面，由于一些大陆台商把出口转单到台湾生产，因此今年以来台湾对美国的出口大幅成长了18%；但另外一方面，由于大陆台商对美国出口减少，从而也减少了对台湾采购原物料和零组件，使得今年以来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减少了8%左右。虽然对美国出口增幅较大，但是对美国出口只占台湾总出口的11%，而对大陆出口则占台湾总出口的40%，因此最终的结果导致台湾总出口出现负成长。虽然目前看起来美中贸易战似乎有一些放缓的趋势，有可能签署第一阶段协议，但是未来双方对于大陆高科技产业补贴的问题，可能立场完全不同，因此美中贸易战会如何发展，可能还是一个未知数。美中贸易战对台湾的另外一个影响，是一些大陆台商可能选择赴海外投资，寻找其它的生产基地，其中有一部分可能会回到台湾。目前已经有超过150家台商决定回台湾投资生产，投资金额超过7,000亿新台币，这对台湾经济会产生一些正面的效益，包括可以创造超过5万多个就业机会等等。大选后的挑战现在台湾的“总统”大选仍然在热烈进行中，虽然目前蔡英文的民调领先一些，但是从两人的选举造势现场就可以感受到，韩国瑜的场子热度远远超过蔡英文。因此，很多选举专家都说，今年的选情非常诡异，因为民调的结果和人民的感觉完全相反，所以不到最后一刻，可能都很难预测最终的结果会如何。因此，我们现在依两位候选人的不同情况，来分别说明未来当选后可能面对的重大经济问题。首先，如果蔡英文成功连任，她要处理的最重要问题就是两岸关系。两岸关系不好，不但ECFA有可能被中止，RCEP也根本不可能进去，因为大陆是成员国之一。在CPTPP方面，台湾也不容易进去，因为日本外相就曾经表示，中国大陆因素将会是决定台湾能否进入CPTPP的主要因素之一。如果台湾无法顺利加入CPTPP和RCEP，台湾经济难以避免未来被逐渐边缘化的危机。其次，在能源政策方面，民进党政府会持续推动“非核家园”政策，大量资源投入到能源产业，这必然会排挤其它产业的发展，因此未来势必会持续减缓台湾经济发展的动能。过去四年台湾经济增长率偏低的情况，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第三，唯一的好消息是未来大陆台商有可能会持续回台湾投资，但这还要看美中贸易谈判如何发展。然而，由于台湾一直有“五缺”的问题(缺水、缺电、缺土地、缺工、缺技术)，台湾未来能容纳多少台商回到岛内，仍然有待观察。如果韩国瑜当选，他很可能会重新回到“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立场，那么两岸关系有望得到改善。未来可能重启ECFA的后续协商，包括服贸与货贸协定等等，当然韩国瑜政府还是必须解决台湾内部可能出现的阻力。其次，在两岸关系改善的情况下，韩国瑜政府应该会想要进一步申请加入CPTPP和RCEP，此时大陆的立场就非常关键。然而，即使大陆不反对，台湾想要加入这两个经济组织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工作，因为CPTPP是一个开放程度非常高的FTA，台湾政府必须说服民众进行更多的开放与法规调整，这将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日本的态度也非常重要，而日本一再要求台湾开放日本核食进口，但是台湾人民又非常反对，甚至通过公投反对开放日本核食进口。因此，单单是开放日本核食进口，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在能源政策方面，韩国瑜的立场是希望启用核四，这当然也是一个争议性问题，不过至少其对使用核能采取较开放的立场，因此未来台湾供电的问题会比较小。然而，另外一个问题是缺少土地和技术工人，如何提供更多的土地以及如何吸引更多技术人员到台湾工作，将会是另外一项重要挑战。结语过去几年，在东亚经济快速变化而台湾本身又有严重的“五缺”问题的背景下，台湾经济长期停滞，再加上两岸关系困境与大陆的可能打压，因此不论谁当选，未来台湾的经济发展都会面临困境。如果蔡英文当选，台湾经济会尤其艰困，因为如果她仍然无法有效处理两岸关系，那么大陆会对台施加更多压力，台湾的国际空间会被愈锁愈紧，经济也会愈加困难。如果韩国瑜当选，大陆压力会略为减少，但这不表示没有挑战，因为ECFA后续如何协商，台湾内部压力要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都无法逃避。台湾在申请加入CPTPP和RCEP时，本身内部的开放与法规调整都是困难的事。如果没有大开大合的政策，那么“五缺”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台湾将会持续面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未来如何扩大国际市场？如何吸引更多投资？如何创造更多高薪就业机会来全面带动薪资的提升？这些都会是重要而艰巨的挑战，等待下一位领导人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