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建坤 2012-11-09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应“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是“低碳发展”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中。十月期《天大报告》刊发的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何建坤教授《中国应对碳排放达峰值的中长期减排战略》一文提出了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和战略。 摘要：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来看，全球和国别CO2排放峰值问题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将成为“德班平台”谈判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在对外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立场，努力争取合理的碳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也必须加强部署，开展行动。制定中长期CO2排放达峰值并进一步减排的目标和战略，加快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可使中国更好地适应国内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的紧迫要求。 关键词：气候谈判 碳排放 低碳发展 中长期战略 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既面临资源环境日趋强化的制约，也面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走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是中国统筹国内国际形势，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和战略选择。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的形势 中国当前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面临的形势日益紧迫。从国际上看，今年6月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又称“里约+20”峰会），其主题是“在可持续发展和消除贫困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体现了全球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新形势。会议强调以绿色经济的发展路径，统筹可持续发展三个层面，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应对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并呼吁世界各国采取雄心勃勃的紧急行动，加大温室气体减排力度，弥补当前各国减排承诺与实现控制全球温升不超过2℃的减排路径之间的缺口。据测算，这一缺口到2020年将高达50～100亿tCO2。因此，应对气候变化已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领域。去年底德班气候大会启动的增强减排力度的“德班平台”谈判，将确定2020年后全球减排的制度框架，并讨论2020年前各国如何开展增强减排力度的行动，发达国家力推建立适用于所有国家统一的减排框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受到挑战。中国作为排放大国的地位突出，面临空前减排压力。另一方面，欧盟等国家力推全球排放到2020年达到峰值，2050年比1990年至少减半的长期减排目标，这将极大压缩未来全球排放空间，2020年后排放空间不足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刚性制约因素。中国不可能再沿袭发达国家以高碳排放为特征的现代化模式，迫切需要尽早和尽快向低碳发展转型。 从国内看，中国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日益强化的资源和环境制约。虽然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已付出巨大努力，也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能源消费和CO2排放总量大、增长快的趋势仍难以改变。从1990到2011年，中国GDP增长8.0倍，单位GDP的能源强度下降56%，CO2强度下降58%，而同期发达国家GDP的CO2强度下降的幅度只有约35%，世界平均水平约15%。但同期中国CO2排放总量也增长到3.4倍，而世界只增长50%。2011年中国煤炭产量已达35亿吨，超出了科学产能的供应能力。石油对外依存度已达56%，超出了美国石油进口的比例。能源总消费量达34.78亿tce，约占世界的20%，而中国GDP总量只占世界10%左右，单位GDP能耗是发达国家的3～4倍，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任务比发达国家更为艰巨。中国化石能源消费的CO2排放接近全球的1/4，人均CO2排放达5.8吨，已接近某些欧洲国家的水平。由于化石能源生产和消费产生的常规污染物排放和生态环境问题也难以得到根本遏制。当前这种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高碳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走上科技创新型、内涵提高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既是世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变革趋势，也是中国突破资源环境的瓶颈性制约、保障能源供给安全、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战略选择。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中长期目标和战略 中国低碳发展面临紧迫形势，需要统筹国内可持续发展与国际应对气候变化两个大局，制定中长期发展目标和相应能源战略，超前部署，协调应对。 较大幅度地降低单位GDP的能源强度和CO2排放强度，是中国中近期应对气候变化与减缓CO2排放的主要目标和着力点。中国2009年底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提出了2020年单位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40～45%的自主承诺目标。与之相应，国内制定了“十一五”期间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20%左右的约束性目标，实际下降了19.1%，再加上能源结构变化因素，相应GDP的CO2强度下降约21%。“十二五”期间又制定了单位GDP能源强度下降16%和CO2强度下降17%的约束性目标，此目标完成后，“十三五”只要GDP的CO2强度再下降15～16%，到2020年单位GDP的CO2强度比2005年下降幅度即可实现45%的目标高限值。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中国CO2排放总量的增加和国力的增强，必须考虑实施CO2排放的总量控制，研究和制定CO2排放达到峰值并进一步减排的目标和战略。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来看，全球和国别CO2排放峰值问题也日益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也将成为“德班平台”谈判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在对外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公平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立场，努力争取合理的碳排放空间的同时，对内也必须加强部署，开展行动。制定中长期CO2排放达峰值并进一步减排的目标和战略，加快发展方式的低碳转型，可使中国更好地适应国内可持续发展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行动的紧迫要求。 中国目前尚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快速发展阶段，未来能源需求和CO2排放仍会呈持续增长的趋势，但增长速度、规模和结构有很大不确定性，这将取决于未来发展方式的选择和节能与减缓CO2排放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力度。国内多家机构的研究表明，按当前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即基准情景），化石能源消费的CO2排放达峰值时间要到2040～2050年或之后。如采取比当前更强有力的节能减排和能源替代政策，并在2020年后开始工业规模应用CO2捕集和埋存技术（CCS），CO2排放到2030年前后有可能达到峰值。 到2030年左右，中国工业化阶段和城市化阶段基本完成（城市化率约65%），经济发展趋于内涵式提高，增速放缓，能源消费增长缓慢，新增能源需求将由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满足，化石能源消费趋于稳定或有所下降。在此情况下，单位GDP的CO2排放强度的年下降率有可能大于GDP的年增长率，即可实现CO2排放的峰值。据中国工程院和清华大学等单位的研究表明，到2030年，GDP年增长率保持在4～5%左右，非化石能源比重达20～25%，且以年均8%左右的速度增长，能源消费弹性不大于0.4，能源总需求年增长率可控制在1.5%左右，在此情况下，能源需求的增长可主要依靠发展非化石能源满足，CO2排放可以达到峰值。但未来发展有很大不确定性，关键取决于中国是否能顺利实现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取决于先进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速度和规模。因此，研究并确立2030年前后CO2排放达峰值的目标，并将峰值排放量控制在100～110亿tCO2左右，进行前瞻性部署，有利于促进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走上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为实现CO2排放达峰值目标，需制定相应的中长期能源战略。在当前资源环境制约日趋强化、CO2减排日益紧迫的形势下，制定中长期能源战略要从传统能源战略只考虑能源供应侧满足需求转变为要同时引导需求，强化节能，合理控制能源消费量的增长，需要研究和实施2020年和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控制目标。如果2030年CO2排放达峰值并控制总排放量在100～110亿吨，在届时非化石能源比重超过20%，天然气比重达10%以上的情况下，相应的能源消费总量需控制在55～60亿tce，今后19年间能源消费的年增长率只有2.2～2.8%，较之1990～2011年的6.2%的增长率，需要大幅度回落，这既需要更强有力的节能政策和措施，也需要把今后19年平均GDP增速控制在7%以内的合理较高水平，并将能源消费弹性平均控制在0.4以下，从而为实现CO2排放达峰值奠定基础。 中长期能源战略要加快能源结构的低碳化，在保障能源供应同时，减少CO2排放。实现全球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到本世纪末全球必须实现近零排放，因此必须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将持续大幅减少，而且必须同时采用CO2捕集和埋存（CCS）技术。因此需要大力发展水电、风电、太阳能发电、核电、生物燃料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技术，加强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等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有效降低能源构成的含碳率。中国已制定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的比重达15%的目标，届时其年供应量将超过7亿tce，接近日本的能源消费总量。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可达20～25%，年供应量将超过10亿tce，成为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并列的在役主力能源。届时煤炭消费量可达到峰值，峰值需求量争取控制在40亿吨左右，使其生产量可控制在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科学产能范围内。到2050年，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石油和天然气、煤炭的比重大约可各占1/3左右，单位能源消费的CO2排放因子可比2005年下降1/3以上，再加上CO2捕集和埋存技术较大规模的应用，届时的CO2排放总量将显著低于峰值排放水平，甚至显著低于当前的排放水平，并为本世纪下半叶建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逐渐趋于近零排放奠定坚实的基础。中国促进低碳发展的政策和措施 中国当前实现绿色低碳发展的核心是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方式，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包括加快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限制“两高一资”型产品出口和产能扩张，促进结构节能；提高能源转换和利用效率，加强先进能效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研发和应用，促进传统产业技术升级，产品向价值链高端发展，推进技术节能；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开发利用天然气、页岩气，煤层气等低碳能源，降低能源构成中的含碳率；引导社会消费方式转变，加强公众自觉参与，树立健康文明的消费理念，倡导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和居住方式，促进低碳社会的建设。当前，首要是要把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为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模式上来，由过分重视GDP增长的数量转变为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由模仿和追赶发达国家的高碳发展路线转变到以技术创新为支撑的绿色低碳发展路径。 要转变发展方式，就必须改变当前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增加投资和扩大出口为驱动的增长方式，要注重发挥国内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08年中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为43%，而世界投资率较高的中等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也只有30%，中国家庭最终消费的比重占GDP的37%，而中等发达国家也高达50%。中国为生产出口产品在国内消耗的能源约占全国总能源消费量的1/4。改变投资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的增长方式，扩大最终消费的拉动作用，有利于降低对钢铁、水泥等高耗能投资品的需求增长，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有利于减缓能源需求和CO2排放的增长。据测算，投资占GDP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相应消费上升一个百分点，GDP的能源强度将相应下降0.45个百分点。中国当前第二产业占GDP中的比重高达47%，已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的峰值，钢铁、水泥、家电等产量也达世界产量的半数左右，存在调整产业结构、降低GDP能源强度的空间和潜力。据测算，工业在GDP中比重下降一个百分点，而服务业的比重上升一个百分点，相应GDP能源强度也将下降约一个百分点。因此，要努力改变当前以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化工业产能扩张作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因素的趋势，要着眼于科技创新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要把当前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导致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下滑的形势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和出口产品结构，进行产业升级的重要机遇，采取有效措施，加快向低碳发展路径转型。 实现向低碳发展转型的目标，需要建立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保障体系及实施运行机制。中国已适时修订了《可再生能源法》、《节能法》，颁布了一系列促进节能和低碳发展的法规和政策，各级政府都实施了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加强了节能和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财税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开展了“五省八市”低碳发展试点。特别是在“五市二省”开展了碳排放交易试点，探索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节能和减缓CO2排放目标的实现。当前要进一步以节能减排的政策体系为基础，完善促进低碳发展的财税金融等政策体系，完善能源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资源、环境税费制度，建立地方和行业低碳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地区和企业碳排放的统计、检测和核算体系，加快碳排放交易市场机制的探索和实践。特别是要积极推进《应对气候变化法》和《低碳发展促进法》的立法进程，为中国实现低碳发展的长期目标提供法律保障。 低碳发展需要先进的能效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创新作为支撑。国家在制度上和政策上支持先进技术的发展，重点在于支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持自主知识产权先进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并使其在成长期尽快降低成本，提高市场竞争能力，而不是单纯补贴其产能扩张和市场推广。风电、太阳能发电、生物燃料等新能源最终要在市场上能够与传统能源相竞争，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碳税、碳排放限额和交易等促进低碳发展政策体系的形成和完善，碳排放的环境外部性将以碳价的形式内部化，这也将相对提升新能源产业的竞争力，并将引导和促进能效和新能源领域的投融资。CO2捕集和埋存技术目前由于成本高、耗能大尚难以商业化应用，今后随着本身技术不断成熟后成本下降以及全球减排形势日趋紧迫下碳价的提高，未来其成本可能会与碳价相当，即具有大规模商业化的前景。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的变革潮流中，先进低碳技术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核心技术竞争能力。全球低碳技术和产业的快速发展及巨额资金需求，既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必然成为世界技术竞争的前沿和重点领域，也是世界大国战略必争的高新科技领域。中国促进低碳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将为企业的低碳技术创新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政策环境和市场环境。注释：何为低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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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2-11-08 自信才能自觉，自觉才能把握方向，有了方向才能从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的提出，是中共经过九十年发展，转型为一个现代执政党的标志。 世人关注的中共十八大11月8日上午开幕，胡锦涛总书记代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政治报告。对这个总结过去10年成就和经验，规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的报告，笔者总的感觉是务实进取。报告有一些新的提法，其中在谈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时指出“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笔者认为，可以用这三个自信，来概括整个报告的灵魂和特点。 正如报告所说，中共十八大是在中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所谓“决定性阶段”，是指这个阶段关乎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能否实现，因此在这一时期，不允许在“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上有半点闪失。这当然是有现实所指的。所以，中共有必要在十八大召开之际，用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的道路、理论和制度来统一全党和全社会的思想，告诫全党对自己创造的理论、行进的道路、设计的制度不要妄自菲薄。 鉴此，报告用了很大篇幅来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指出三者的关系。报告尤其用专节阐释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最新发展成果——科学发展观，赋予新的内涵和要求，指出科学发展观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强调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并要求必须把科学发展观贯彻到中国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体现到党的建设各方面。 按照这个根本的指导思想，报告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个目标，从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及党的建设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规划和部署。 自信才能自觉，自觉才能把握方向，有了方向才能从容。“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三个自信的提出，是中共经过九十年发展，转型为一个现代执政党的标志。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11-07 奥巴马胜在中间偏左，罗姆尼输在极右。当一个候选人以极右的政治面貌出现时，即使在保守的美国社会里会有市场，但毕竟有限。 虽然飓风“桑迪”搅局，部分州的电力供应尚未完全恢复，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已在美国时间11月6日晚如期揭晓。奥巴马击败了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成为美国第五十七届总统，也是二战后第三位连任的民主党总统。选举的另一个结果是：民主党仍维持国会参院多数，共和党则继续掌控众院。 奥巴马的胜出得益于失业率和就业数据的稍微好转、妇女和少数族裔的支持、对劳工阶级和传统产业的保护、较为温和的外交政策以及罗姆尼不断犯下的致命错误。奥巴马拿下了大部分摇摆州，包括俄亥俄州，这也再次证明了共和党候选人的一个宿命——失去俄亥俄州，就失去白宫。 相对来讲，奥巴马胜在中间偏左，罗姆尼输在极右。这并非只是比拼经济政策，堕胎、同性恋、枪支、移民、医保、税收、赤字、贸易、军事、外交等问题，同样牵动美国社会每一根神经。当一个候选人以极右的政治面貌出现时，即使在保守的美国社会里会有市场，但毕竟有限。所以，从大选的政治版图看，支持罗姆尼的州大部分是相对落后的内陆州。 这次选举有不少美国特色，无疑给世界提供了一面更好的观察美国的镜子。第一，经济成为头等大事。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美国经济欲振乏力，前途茫茫。中产阶级备受打击，选民更关心的是切身经济利益。第二，选民观点的分歧更加尖锐和对立。党派斗争加剧，互相攻击，恶性循环。第三，这是一场破纪录的金钱选举。美国前400位富豪捐赠给两位候选人的资金创历史新高。共和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从43位亿万富豪中募得4,480万美元；而民主党的“美国优先行动”从12位富豪中募得1,660万美元。金融业、石油业、军工业都对侯选人砸钱，当然并非慈善行为，投桃报李是必须的，金钱政治可见一斑。第四，政客依旧以诋毁中国来捞取政治资本，如把中美贸易的逆差说成是中国操纵汇率的结果，指责中国是造成美国工作流失的罪魁祸首。 美国的民主被金钱收买了。金钱干涉政治的结果，就一定偏离公平和正义。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罗姆尼在电视辩论中还要大力鼓吹军备，尽管美国目前的军费比十个主要国家的军费之和还要多。 两党政治好像一个政治平衡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社会矛盾，但这是有限的。美国的贫富分化已很严重，自然、社会资源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种趋势已不可逆转。再过几十年情况将更严重，美国将被进一步掏空，美国的政治制度将出现危机。 尽管美国的资源条件得天独厚，美国也善于通过对外战争转移社会矛盾，但是，由于美国已在很高的程度上被金融寡头集团绑架，尤其是资本化的金融集团控制了美国的货币发行，所以美国政治本质上是金融寡头集团操纵下的政治。每一个想改变这种局面的美国总统，都没有好结果，实际上这是美国人民的悲哀。 美国的综合国力正在衰弱，其左右世界的能力越来越小，这是不争的事实。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非一次选举就能够解决。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人的生活方式都难以改变，所以谁上台都只能在守成的基础上略微调整。奥巴马最难对付的是消减赤字，要想取得相对成功，只能走中间道路，极左和极右都不会给美国带来新的起色。 美国人民将拭目以待奥巴马在下一个四年里如何贯彻他的选战口号：改变和前进。而美国社会的分化在选战后多大程度上获得改善还有待观察。但是，美国的新总统将会面对一个更自信的中国和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代领导集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中斌 2012-11-07 美国大选之后对华政策难免会有一些波动，但并不会像总统候选人口中所说的那样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的总体态势不会有大的改变。 美国时间11月6日晚，美国总统大选揭晓，现任总统、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以较大优势成功连任。需要指出的是，在选民总票数方面，罗姆尼一直领先奥巴马100多万票，甚至一度接近200多万票。从直接民意看，无疑罗姆尼是领先的，只是正如2000年的戈尔一样，他输在胜者通吃的选举人票制度上，输在美国的间接选举制度上。 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困境，金融系统暴露严重缺陷，失业率增高，民众对新总统的期待很高。在个人能力上，奥巴马和罗姆尼不分伯仲，从竞选表现看，罗姆尼似具有较强的战略决断力，对外政策偏于强硬，但奥巴马经过四年执政历练，有着更丰富的执政经验。 奥巴马执政四年，美国发生较大变化，其中三方面尤其明显。一是强力推动从伊拉克撤军，摆脱战争泥潭，并计划2014年完成从阿富汗的撤军；二是努力修补美国的国际形象，实施软实力和多边协作外交战略，尤其是修补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三是应对金融危机冲击，在稳定金融体系、推动经济复苏、增加就业等诸多方面取得进展。 美国大选之后对华政策难免会有一些波动，但并不会像总统候选人口中所说的那样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中美之间竞争与合作的总体态势不会有大的改变，中美关系稳健发展的大方向在较长时期内不会改变。 2010年开始，美国大力推动所谓“重返亚洲”，即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尽管美国一再表示这一战略并非针对中国，但从客观结果看，其言行严重不一致。美国强化了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区盟国的关系，并拉拢印度、越南等国。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复杂一面上升，日本、菲律宾、越南、印度等国借领海领土争端与中国叫板。但即便如此，美国不会直接介入有关争端，以避免与中国迎头相撞、全面摊牌的风险。 如果罗姆尼获胜，他可能会更重视中东地区，奥巴马政府的战略重心东移战略或会改写，可能减轻中国在亚太地区来自美国直接或间接的压力。而今奥巴马连任总统，已经没有竞选连任的包袱，奥巴马政府以及美国军方无疑将更坚定推进亚太地区再平衡战略，中国承受的战略压力会更大一些，周边形势会更加复杂一些。 即便如此，中美关系大盘依旧会保持基本稳定。日本、菲律宾等国可能继续利用美国来牵制中国，但是这种牵制是有限的。中美之间在经济、安全等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共同的战略利益，也有相互的发言权和建议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正 2012-11-06 包括升级台湾战斗机在内，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环环相扣，相辅相成。但美国加强其盟军对中国的遏制能力，从侧面说明美军自身能力的不足。 美国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期赢得价值18.5亿美元的合同，为台湾145架F-16Block20战斗机升级航电系统。在中日钓鱼岛争端加剧之时，美国提升台湾空军作战能力，蕴涵着美国对未来西太平洋格局发展的深层战略考虑。 升级台湾空军作战能力是未来美军西太平洋战略中的重要环节之一，既可加强潜在台海军事对抗的强度，以吓阻、延迟突袭的发生，又可为美军建立战区绝对优势、分散战略部署争取时间。美军急需建立区域军力优势，却又面临大规模的军费缩减，升级自身及各盟友的原有装备因而是最符合形势的选择。今年2月，美空军宣布将升级其装备的350架F-16战斗机；8月，韩国也宣布将升级其134架F-16Block52战斗机的航电系统。 在美军的“空海一体战”作战构想中，中美冲突的主要形式是“介入／反介入”对抗，实施“封锁／反介入”作战的国家可能“先发制人”摧毁前沿的美军基地。目前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要军事力量集中在冲绳的基地，未来被全面摧毁的风险可能上升。因此，美国正降低对日本的战略依赖程度，转而增加在其他国家的战略投入。美国和菲律宾的政府官员日前同时证实了美军将半永久性重新进驻菲律宾苏比克基地，以保障美海军舰艇在此区域的部署。美军还计划将空中加油机、海军陆战队部署在菲律宾。2013年，三千名美海军陆战队员将参加美菲联合登陆演习。包括升级台湾战斗机在内，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的战略部署环环相扣，相辅相成。 美国降低对日本的战略依赖，并不意味着日本战略地位的降低。美国仍需日本在战略上作为导弹防御的前哨，在战术上提供舰队防空以及反潜巡防。因此，美军需要从政治上明确在东海海域的主动防御战略，以及从法律上明确在琉球群岛的军事存在的正当性。野田政府的钓鱼岛“国有化”行动正为此创造了契机。最近，美国国会研究机构一份名为《钓鱼岛纠纷：美国条约的义务》的报告，虽然重申只承认日本对琉球列岛包括钓鱼岛的“行政权”，但同时肯定了《美日安保条约》覆盖日本的行政属地，而不仅仅是主权属地。明确美在钓鱼岛的军事存在，令美国能够获得了更大的防御纵深。 美国加强其盟军对中国的遏制能力，从侧面说明美军自身能力的不足。笔者认为，美国针对中国的战略将由遏制转向积极防御。中国的军备建设在过去十年取得了长足进步，尤其是海军军力今非昔比。中美双方都在寻求更主动的方式来规划太平洋的战略格局。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璐 2012-11-06 政府需要增加其思考和辩论的能力，扩大其“脑力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从而提升在社会上争夺话语权的能力，更好地应对拥有庞大“脑力资源”的反对力量。 自今年3月梁振英当选行政长官以来，香港政治形势可谓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政府架构重组受挫、官员丑闻不断，后又出现“反国教”浪潮、新界东北规划争议。新一届特区政府未能如愿地交出“百日新政”的成绩单，反而处境被动，民意下滑。应该如何看待当前的局面？这种状况预示着新班子未来怎样的施政走向？以下提出几点观察，谨供思考。新班子上场遭遇重重危机 2012年特首选举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未来五年是香港实施“双普选”的冲刺阶段，更是进一步扩大和团结爱国力量的关键时刻。考虑到新一届特首任务艰巨，需要较高的民望和社会支持来解决深层次问题，同时也为2017年普选行政长官积累经验，中央同意两位建制派人士竞争特首，并要求他们做到“君子之争”。结果，这场特首选举却变成了“泥浆摔角”，负面新闻不断，撕裂了建制派，致使香港政治生态愈发复杂，由此造成的负面影响仍在发酵，阻碍着政府有效施政。1.建制派内部矛盾公开化，施政失去平衡空间 “双英对决”使整个建制派卷入其中，成为了对立的两个阵营。梁为了争取民意，狠批“地产霸权”，提出“稳中求变”，以迎合中下阶层的要求。这使得工商界尤其是大财团，对梁充满戒心，害怕利益受损，担心梁的民粹倾向，而民众则提高了对梁打破经济垄断的期望。工商界与基层关系的完全对立，使本届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利益协调方面的回旋空间更小。目前劳工界正在推动的“最低工资”和“标准工时”，都成了政府的“烫手山芋”，左右不能讨好；要求设立全民退休保障的压力升温，新一轮的政治较量正蓄势待发。更值得关注的是，建制内矛盾充分暴露并公开化，不仅削弱了建制派与反对派对抗的实力，也减少了政府的支持者，从近期各种争议中建制派重量级人物很少公开“挺梁”可见一斑。2.新班子的诚信及能力受到质疑，社会处处设防 选举期间的负面消息使梁的形象受损，未上场已经遍体鳞伤。7月1日他正式就职，“西九风波”疑虑还未消除，又传出大宅僭建等诚信问题。梁振英处理个人“丑闻”的手法，进一步损害了港人对他的信任。新班子刚上场，先是多名局长卷入僭建风波，旋即又出现“行会”召集人林焕光有意放弃职务、发展局局长麦齐光涉嫌贪污被捕、新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涉嫌经营“㓥房”等危机，令新政府的公信力大受打击。 政府在“反国教”风潮让步后，特首推行政策和政治判断的能力也受到极大的质疑。不少人认为，他的班底也缺乏素质高、公信力强和有经验的人才，遇事进退失据。这些怀疑近期逐渐发展成对梁执政“动机”的怀疑，认为他急于处理民生问题，无非是为了讨好民意，从而完成中央交代的“政治任务”。这种状况若不得到迅速改变，新班子将举步维艰。3.内地与香港矛盾突出，港人对中央的信任降低 近年来，港人与内地居民的交往中出现了一些摩擦事件，例如内地人来香港抢购奶粉，内地孕妇来港分娩令本港产科床位及医护人手紧张，本港奢饰品零售店禁止港人却容许内地顾客拍照，引发港人成为二等公民的感慨以及孔庆东的激烈言论等等。同时，近年成倍增长的内地“个人游”旅客到港消闲购物，不仅改变了本港的经济文化生态，也使得基础设施和服务出现高负荷运转的问题，影响了本港市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对内地不满的情绪在香港蔓延开来。部分港人甚至“标签”特区政府规划署关于环珠江口湾区建设的规划是“香港被内地规划”，以及发动游行反对“粤港跨境自驾游计划”。这些不满情绪的滋长，使新班子无法以推动香港与内地进一步合作作为经济政策的亮点，对两地均有害而无益。另外，在本届特首竞选中，不少港人质疑中央插手选举，媒体也大肆加以报道，影响了港人对中央的信任，更触发部分港人直接与中央对抗的言行。近期，从“七一”游行到“反国教”的社会波动中，都可感受到这种不满的情绪。 4.激进势力冒起，行政立法关系难驾驭 9月9日第五届立法会选举的结果显示，虽然建制和泛民两大阵营大的政治版图未变，但是新的政治图谱却未必有利于政府施政。举其大者，如人民力量和“社民连”大胜，泛民激进左翼抬头，其政治影响足以牵动温和派向左转，加上民粹主义盛行，建制派出于选票的考虑，也会在民生的议题上左倾，从而劫持政府的民生政策；再如，反对派的三位超级区议会议员共赢得八十万张选票，他们对政府施政和政策的取态，会产生挟民意以令政府的政治效果；第三，自由党这次由三席增加到五席，成为建制阵营的关键少数，实力不容忽视。自由党属“深唐”阵营，过去对政府的支持反复无常，其能否短期内放下对梁的成见，将考验政府的智慧。 总之，本届议会党派林立，政治光谱进一步拉宽，增加了政府沟通、游说、箍票的工作的难度。同时，立法会中语言暴力已成常态，未来若“拉布”常态化，党派间关系会更为紧张，行政与立法关系实难乐观。5.媒体政党化，理性讨论空间缩小 香港媒体近年已成为实际主导香港政治的主要力量。它们不仅持续创造社会议题，而且还常常设定和左右政府的政策议程，呼风唤雨，是监督和评判政府的主力。本次特首竞选中，传媒更是发挥了挖掘隐私、发布民调、引导民情、监督参选人的作用，使原本就非常商业化和日益民粹化的报章杂志纷纷归边站队，政党化倾向明显。这些报刊消息片面，选择性报道情况日甚，同时打压不同政见者，压缩了社会理性讨论的空间。这种状况并未因特首选举结束而有所改变，反而成为扩大官民矛盾和政治动员的工具。政府对此束手无策，缺乏正面回应，致使政府威望和公信力日渐削弱。6.公民社会参与政治较量，激化官民矛盾 近年，公民社会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政治较量中，其表现形式就是各种社会运动，虽没有固定的组织，但是参与的人数却一次比一次多，表现出一定的连续性。这次“反国教”运动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从街头抗议发展到绝食和包围政府总部，成功地迫使政府让步，大大地鼓励了公民的街头抗争。今后公民社会有可能成为立法会之外，影响政府推行政策的又一政治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运动的参与者多是青年人。他们在价值观上更认同西方的民主、自由、普选，更有反共情绪和“本土意识”。在未来政改和重大政策的讨论中，政党动员学生以公民抗争的形式参与较量的可能性非常高。 以上简述了新班子施政所处的客观环境，这些因素影响着政府施政的效率和威望，自然值得注意。但是，必须指出的是，目前政府所遇到的困难都不是新问题，而是上两任特首也同样面对的老问题。董建华和曾荫权没能解决它们，并非其能力有限，而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问题源于巨大和宏观的外围形势的变迁，要认真处理会涉及到香港政治和社会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改动的余地不大。例如，行政与立法的“有权无票”和“有票无权”的制度错配，自回归以来就是香港管治的难题。又例如，因贫富悬殊扩大所激化的阶级矛盾，绝对不是香港这种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有限职能政府所能“解决”的。 这种状况不禁使人想起，半个世纪前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所讲的一段话：“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治理的水平。”换言之，观察一个政府，我们不应只停留在对其体制的分析上，而是应该更多的关注政府管治本身，即其解决和处理具体问题的执政能力和管治水平，毕竟事在人为。这就将我们的注意力由管治的外在环境转到政府内在的能力上来。政治能量和管治意志有待加强 本届政府上任以来，迎难而上，提出一些惠民的政策，得到社会很好的反馈。特别是这次应对南丫岛海面撞船悲剧，特区政府反应迅速，显示了较好的危机处理能力，赢得了市民的掌声。但是，新班子上任推行的大部分都是上届政府已经铺垫好的政策，都不涉及实质的利益和政制问题，再加上立法会休会，本应是积累政治资本、树立管治权威的最好时机，却施政有失方寸，动辄得咎。究其关键原因是特区政府核心的政治工作做得不到位，能力和水平都需要大幅提高。 从管治实际运作的层面，特首如若有效地运用行政权力，必须做到如下两点：第一，整合精英，构建政治权威；第二，稳固公众民望平台，使民意成为执政的后盾。用通俗的话讲，政府首先要有“猛人”，其次要有强势的话语权，显示领导力、统筹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使民意成为政府推行政策的后盾，阻吓反对力量。1.整合政治精英，增加政治能量 特首选举结束后，中央和特区政府都意识到，首要的任务是建制派的“大和解”，新特首应尽可能地缓解双方的矛盾，做好弥补、修复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利用政府职位委任权，将原唐营的传统精英笼络到本届政府中增加自己的政治能量，建立起政治威望。但是，从政府组阁和行政会成员任命的情况看，新特首似并未能利用好这两个机会来整合政治精英，向唐营释放出弥补裂痕的善意。 港大民调显示，与董建华和曾荫权两届政府相比，梁振英团队的整体认受性要低许多，市民普遍认为梁无法找到更好的人才进入政府，同时用人唯亲，对新班子信心大打折扣。代表工商界利益的建制派，对新政府也抱着怀疑、冷眼旁观的态度。爱国力量则抱怨梁刻意拉拢一些民主派和亲西方人士“入阁”，实属敌友不分。这种状况若不改变，新政府仅靠民建联和工联会的支持，难以推动未来的各项政策，更遑论开拓新的局面。2.提高领导和沟通说服能力，展现管治意志...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和谊 2012-11-03 “桑迪”飓风袭击美国，灾情惨烈，也袭向美国政坛，成为“十月惊奇”。气候变化议题重新得到美国舆论关注，并很可能在多哈举行的cop18继续发酵。美国畅销书中所描绘的中美气候谈判角力，或会在多哈真实上演。 热带飓风“桑迪”（Sandy）一路横扫加勒比海地区、大西洋中部，于美国东部时间10月29日下午7时登陆美国东海岸，从弗罗里达州到新英格兰至少24个州受到影响，其中纽约州和新泽西州最为严重。 “桑迪”灾情犹如美国灾难大片《后天》的现实版。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美国东部地区至少已造成90人死亡。巨灾风险评估公司（Eqecat）预计此次飓风带来的损失约为300亿到500亿美元，可能将美国本季度的经济增速拖慢0.5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桑迪”可能成为美国近年来破坏力仅次于“卡特里娜”（Katrina）的大飓风。 正值美国大选的最后关头，“桑迪”突如其来，更袭向美国政坛，成为“十月惊奇”。奥巴马宣布暂停选举造势活动，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强调“救援第一”。他指挥抗震减灾，更亲自到新泽西州探望民众。作为“救灾总统”，令他获得了更多的媒体曝光度，也为他赢得了赞誉。大选之前的胶着之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变。10月31日盖洛普民调显示，54%的选民认为奥巴马可以连任，只有34%的选民认为罗姆尼会胜出。身为共和党人的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转而支持奥巴马。 飓风“桑迪”引发美国舆论对气候问题的重新关注。《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D. Kristof）在“是时候关注气候变化了吧？”一文中批评这个议题在总统辩论中被冷落。他指出：“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重新思考，如何能够降低气候变化的危害。比如，在一些遭受飓风‘桑迪’袭击的沿海地区，可能就不要进行重建了。” 气候谈判不仅是西方媒体关注的话题，也是西方社会畅销书的题材之一。马修·葛拉斯（Matthew Glass）所著《末日战争：最后通牒》一书描述了2032年美国新总统上任之际，即面对着毁灭性的气候灾难来袭。为了“挽救”世界于即倒，美国极力向“气候谈判最大对手、最大的污染国”中国施压，以迫使中国在短期内大幅减排。书中所想象的气候谈判中美角力这一幕，可能不久将会在多哈真实上演。 本月底，联合国气候谈判（COP18）将在多哈举行。“桑迪”所造成的灾难，不会令美国反思自己的减排责任，只会把气候灾难的责任更多地推向中国。美国必会在此次会议上以“桑迪”为噱头，积极推动取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同时向发展中国家施压，让他们与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减排承诺。届时，如果中国仍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美国必将把阻碍气候谈判的罪名推给中国，使中国成为众矢之的。可以预见，此次COP18，中国必将遭遇巨大的谈判压力。 气候谈判是一场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谈判会场正是各国争取排放空间的战场。排放空间受限，意味着未来的发展空间被挤压。争取排放空间，即是为子孙后代争取发展空间。气候谈判更涉及未来游戏规则的制订，意味着世界秩序的重构。桑迪狂袭，而多哈将迎来令人堪忧的气候谈判。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2-11-01 “特惠长者津贴”这一德政的触礁，警示港府即使占据道德高地，也必须尊重制度、规则，讲究政治技巧，在民生政策方面加强政策咨询，特别是与持份者协商，通过一个个政策的咨询、磋商，不断累积互信，逐步建立执政联盟的良性互动。 2012年10月31日晚，香港特区立法会财委会就长者生活津贴计划（“特惠长者津贴”）的拨款申请加开了两节特别会议，但经过逾四个小时的讨论后，未能进入投票程序。财委会主席张宇人宣布下次会议将11月16日举行，这意味着最快要到16日才能再次审议相关拨款申请。 “特惠长者津贴”拨款申请，是新成立的立会和新政府之间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政策，并非争议较大的政治议题，而是令香港长者普遍受惠的德政，却为何一样在立法会触礁？ 这次交锋，没有胜者。主责推行“特惠长者津贴”方案的港府官员表示失望，而议员则对港府的手法颇多诟病，批评政府预留给议员的审议时间太少、议案尚在审议当中即播出推销议案的电视广告等等。另外，有议员和舆论批评港府官员态度强硬，在政策上毫无调整协商空间，也没有准备预备方案。 港府在这个议题上的强硬，有迹可循。百日施政几无蜜月期可言，新政府当下急于扭转民望低迷之势。树威立望，由民生问题切入是明智的选择。第一，解决民生问题能够占领道德高地，社会争议小，获得立法会通过的几率高。第二，梁之所以在本届特首选举成功当选，与社会期望他能改变香港贫富差距加剧情况是息息相关的。解决民生问题，即是竞选承诺的兑现。第三，从大势看，香港社会向左转的迹象非常清晰，整体舆论更强调公平、关怀弱势，过去几年对“地产霸权”的批评尤其高唱入云。 但是，恰恰因为整个社会普遍向左转，立法会议员作为民意代表，更需要在民生方面得分，争取利益。如是，行政与立法之间形成争夺民意之势。此中的政治博弈，看似简单，其实复杂。虽然双方立场一致，只在政策细节上讨价还价，容易达成共识、妥协，但恰恰在细节上，更讲究政治技巧。 在此次“特惠长者津贴”的政策博弈中，令人瞩目的是建制派议员对港策的批评。港府在立法会需要建制派的保驾护航，但建制派议员须直接面对民意，否则将在下次立法会选举中被选票所惩罚。民意与政策之间的张力，即呈现于港府与建制派议员之间。倘若港府政策缺乏对民意的及时回应，缺乏回旋余地，势必对建制派议员形成压力。 香港行政、立法关系结构性紧张，非一日之寒。“特惠长者津贴”这一德政的触礁，警示港府不能挟民意而强为，即使占据道德高地，也必须尊重制度、规则，讲究政治技巧。港府应从事件中汲取教训，在民生政策方面加强政策咨询，特别是与持份者协商，通过一个个政策的咨询、磋商，不断累积互信，逐步建立执政联盟的良性互动。 （天大研究院研究助理何龙对此文亦有贡献）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2-11-01 在最后一次大选辩论中，尽管中国议题成为焦点，但奥巴马和罗姆尼都是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希望中国能够遵守各种规则。这次大选，是冷战结束后，涉及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最彻底淡出的一次。 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举世瞩目的两个大国，连美国大选和中共十八大前后都相差不到两天时间。两国有不少相似之处，例如，世界的大趋势是国家数量越来越多，国家的规模相对缩小，但大国与强国之中，中美两国反其道而行之，这两个国家总的趋势不是分裂变小，而是越来越大。拿人口数量来说，在世界上经济实力排前几十位的国家的总人口几乎都在下降，唯独中美两国不降反升。 两国最大的相同之处则是都认为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在美国，称之为“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人坚持认为自己的国家具有独特的国家起源、文教背景、历史进展以及突出的政策与宗教体制，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在中国，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中国特色（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国能够把世界其他国家反复证明了的水火不容的玩艺弄在一起，还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绩。笔者到世界上那么多国家，很少发现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与民众会在讲话与交谈中，动不动就像中美两国人那样认为自己与其他国家不同。从这个角度审视，未来的世界格局将由中美两国引导与主导，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中美两国合则双赢，且对世界也是利好消息。但不排除这两国在未来发生冲突。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不但关系到两国关系本身与中国周边安全，而是对世界局势都至关重要的。要知道中美关系向何处去，首先要搞清楚中美关系从何处来。梳理中美关系四十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中美关系虽然起伏跌宕，但合作、发展是主线。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里，中美关系最大的问题在于价值理念与意识形态，屡次导致中美关系剑拔弩张的人权问题、台湾问题、少数民族与周边领土纠纷等问题，最深层的原因都在于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之争。至于经济等表面看上去纷纷扰扰的诸多问题，则都是发展中的问题，虽无法彻底解决，但也不会恶化到影响两国关系与世界格局的地步。 从1979年1月28日邓小平选择了中国农历大年初一访问美国，戴上牛仔帽刮起了“邓旋风”，赢得美国人一片好评，到今年初习近平访美取得成功，我们看到了两者访美的相似之处，也看出三十多年的中美关系虽有起伏，偶有冲突，但中国对美外交政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 从美国方面看呢，如果拿美国大选中候选人挑起的中国议题来做一些比较，就不难发现美国对华政策也具有连续性，而且，在经过不少弯路后，又在向小平开创的中美之路回归。 1992年，冷战结束后的第一次美国大选，是对中国指责最严厉的一次。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猛烈攻击老布什总统“拥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他扬言要“打败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所有暴君”。老布什成为三十多年来唯一没有连任的美国总统，不能不说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克林顿上台伊始，也算是很强硬了一阵子，尤其是2006年台海危机，中美两国差点擦枪走火，但到了他执政的最后几年，克林顿“突然”同北京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个不清不楚的“战略伙伴”被小布什抓住了把柄，他认为中美两国应该是“战略竞争者”。小布什击败克林顿的副手、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戈尔，入主白宫，也算是为父亲只当了一任总统而“报仇雪耻”了。 小布什上台后对中国摆出了一副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但这一切都被“911恐怖袭击”改变，接下来他主导的中美两国关系比克林顿时期走得更近，导致2008年大选黑马奥巴马在竞选中也多次拿中国人权状况说事,并暗中组织了一班试图“和平演变”中国的智囊班子。从对中国强硬来说，年轻气盛的奥巴马一度超过了当年克林顿的架势，2009年到中国大谈自由与民主，他的国务卿希拉里更是冷战后少有的对华强硬派人物。但他上台伊始，美国持续遭受金融危机的袭击，他如果想连任，在国际上最需要的就是中国的合作与帮助。 奥巴马和罗姆尼在这次大选中虽然动不动就提到中国，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最后一次大选辩论中，尽管中国议题成为焦点，但他们都是要求中国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希望中国能够遵守各种规则。这次大选，是冷战结束后，涉及中国的意识形态与价值理念最彻底淡出的一次。北京值得为此高兴。 从1992年到2012年，几经折腾，美国的政客们开始意识到，美国的敌人是恐怖分子与贪婪的华尔街，以及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民主制度与市场经济，而不是在反恐上站在他们一边、在金融危机中到世界各地救火的北京。美国总统们更是心照不宣：能在任内改变中国，自然会名垂千古，但如果改变不了中国，却又同北京结下了梁子，他们可能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住处——无法连任而不得不从白宫搬家。 从北京方面来说，四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让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教训与经验。首先，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国力增强是保证中美关系正常的关键；你有钱有势，局势又稳定，美国不会找麻烦，可一旦你出现了问题，第一个站出来——不是出手相救而是出脚相踩的一定是美国。所以，与其寻求美国人的支持，不如把自己的民生安顿好。中美关系向何处去，主要来说，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发展与改革，而不是取决于美国人。 其次，处理好自己的内政，才能保证外交顺利。台湾问题曾经是中美之间的头号麻烦，但胡温这届改弦易辙，从“促统”转到“反独”，明显加速了两岸的整合。目前台湾问题不再是中美之间的“麻烦制造者”，美国手里也失去了一个筹码。中国领导人见到外国人就表扬或者恳求人家“坚持一个中国”的做法应该收起来了，那是中国内政，没必要见到外国人就拿出台湾问题给对方当成外交筹码。其实，总结北京处理台湾问题的模式，完全可以用来处理好西藏等少数民族问题，甚至中国周边的问题。 最后还不得不再老生常谈，中国有一个高山没有翻过，那就是没有克服自身制度与体制的弊端。中国据说是唯一没有被打断过的古文明，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很多时候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一次一次都因为政治制度与体制问题被打回原形，恶性循环至今。现在是中国翻过这座大山最好的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且不要把逐渐理顺的中美关系作为一个不思改革与进取的借口，中国的制度变革与体制改革不是做给外国人看的，更不应在西方的压力下进行，中国政治改革是顺应时代，也是顺应中国大多数人意愿的。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石之瑜 2012-10-31 如果日本政府可以购买，当然也可以出售，如此将产权行为回归产权行为，是否给予某种“减国有化”的印象，从而化解僵局？问题的焦点是：谁提出来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一；如何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二；如何使日本政府同意转卖，此其三。 日本政府以购买的方式将钓鱼台（钓鱼岛）“国有化”，透过产权影射主权，以至于对同样提出主权主张的北京与台北，就构成了侵犯，酿成今天的僵局。现在日本政府拒绝采取“去国有化”的弥补措施，担心如此会影射放弃主权，进而引起日本国内政治动荡，因此问题似乎不能化解。但试问，如果日本政府可以购买，当然也可以出售，如此将产权行为回归产权行为，是否给予某种“减国有化”的印象，从而化解僵局？ 因此问题的焦点是：谁提出来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一；如何购买允为恰当，此其二；如何使日本政府同意转卖，此其三。宜兰县购买钓鱼岛产权？ 立即而明显的答案是，基于日台亲善的背景，由台湾出面购买较为合适，因为钓鱼台附近海域是台湾渔民的传统作业渔场，且钓鱼台在历史上属于琉球南岛归属台湾辖区。台湾购买的好处因而是显而易见的，这是对渔民的一种合理照顾，且不直接涉及中日之间反帝民族主义与右翼军国主义的对抗。但是，台北向东京买地的行为，有可能被台北解释成是东京承认台湾的主权，而东京也必有挑拨于两岸之间的心理，则是台湾出面买地的坏处。 准此，为避免“台独”利用机会继续制造东海争议，破坏两岸和解，则台湾买地之举可进一步修正为宜兰县政府买地。此为更合理之买主，不但是因为县政府仍为公法人，故可以容许各方自说自话为某种影射主权的行为，但其为地方政府之地位至明，便又不至于被扩大成是台湾的独立主权含意。由宜兰县政府透过日本设在台湾的交流协会转达并安排，允为适当之买主。 但是，日本政府目前不可能放弃产权，似又是日本政治的常识，则所谓购地，只能是购买部分产权，或极小部分产权，亦即属于象征性购买，如同所谓共有公寓般，公寓之土地产权可归于个别公寓主之集合所共有。设若日本政府出售十分之一产权，即形同进行“减国有化”的某种步骤，但仍然是最大地主，因此在观感上或法律上，东京没有推翻自我宣称的主权主张。如此，宜兰县政府拥有部分产权，台北可以藉此影射分享主权，而北京也可透过“九二共识”藉以影射主权。 最后，日本政府既然自认拥有全部产权，为什么要同意出售其中部分，来容许外界进行与日本主权宣告相反的诠释？这点确实为较大难题，因为涉及的是日本人的政治文化与近代史。盖自“马关条约”之后的三国干涉还辽以来，日本还不曾有和平让出过其所巧取豪夺的任何非传统土地。故要能和平共享钓鱼台产权，因而有赖掌握日本政治文化，并能以日本之道还治日本。而在东亚范围内，能体会甚至内化日本政治文化最深的，莫过于台湾人。中日政治文化之异同 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之一，就是一旦成为台面人物，就会丧失让步的心智慧力，这也限制了其政府在钓鱼台问题上让步。因此，每回日本政府派出代表，绝不可能是要讨论如何解除“国有化”，而只是希望取得对方谅解。假如日本诚意再强一点的话，就是向对方表达忏悔，说是造成对方的困扰。一旦表达了忏悔，无非是在追求能维系好双方关系，请对方务必同意不追究，渡过目前危机，但也将因而形同双方仍同属一个更大群体的情感，则日本方面便欠对方一个重大恩情。 在中国文化里，缺乏可以了解这种日本式妥协文化的基础。对中国人而言，在台面上谈国家民族之类所谓大是大非的问题时，必须名正言顺，因此只有一种应然的秩序。如果不能恢复这样的秩序，就必须有人被牺牲。权力强大的时候，就牺牲对方，比如惩越战争的目的，只是惩罚对方以正名，而不是占地；权力弱的时候，就牺牲自己人，比如八国联军时，先斩杀反战朝臣后才匆匆逃去。断断不能说因为对方表达了忏悔，就让错误的秩序继续存在下去，而宁可玉石俱焚。 但中国政治文化的弹性在于，只要能得到名份，就什么都可以谈了。故一旦钓鱼台的名份归属于中国，其他所有的好处可以退让而不计较。换言之，日本必须要进行某种“去国有化”的过程，如此中国必然可以容忍日本继续实质控制钓鱼台。但如果日本不能采取某种即使只是象征性地“去国有化”政策，中国唯有不断派遣船舰出没钓鱼台附近海面。矛盾的是，日本的代表请求谅解，与中国方面的不能谅解，同样是要恢复两国同属东亚的群性。以日本之道还治日本 如果以日本的文化还治日本，会是如何？试想北京明白告诉日本的代表，甚至派代表到东京，表示中国已经决定要取回钓鱼台的主权，且会不惜采取任何方法，包括战争，也不惜耗费多少岁月，请日本见谅，并对因此而可能带来的伤害，向日方先行表达歉意。如果日方愿意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而改弦更张，而进行钓鱼台的“去国有化”，中国势必会对因此而给日方带来的诸多不方便，表达十三亿总谢恩，会是如何？ 十三亿七千万的总谢恩，重量远远超过一亿三千万的总忏悔，因此日本就有了“去国有化”的正当理由。但是，中国政治文化里没有这种谢恩／忏悔文化。毕竟这是日本式的语言，也是日本式的决裂，不是中国式的，纵使能真正给日本带来震撼，并给东京有所改弦更张的下台阶，北京也不可能会这么做。 不过，台湾有这样的日本文化，而且民进党最是经典的保留了这样的政治文化。民进党人一旦做了决定，不论其政治层次之高低，从不在乎党内如何反对。这般的一意孤行者众多，常见各级民进党人自己闷着头做了痛苦的决定后，采取以忏悔来逼迫对手让步的风格，如蔡英文请托苏贞昌，完全是日本式的忏悔；但在被人请托时，则常采取中国式的那种绝不谅解的玉石俱焚风格，如苏贞昌拒绝蔡英文。 则台北何不以日治日、以中化中？如果台北向北京表达在“九二共识”下，透过宜兰县在钓鱼台让日本“去国有化”，则不违反北京的大是大非；然后由宜兰县派代表向东京请求谅解，说县府已经决定与东京合购钓鱼台，请东京务必同意。严重一点，还可以表示宜兰已经不能退让，非买不可，不然渔民将继续抗争，或过去对日本赈灾的钱要退回，若因此造成东京困扰，一定自我忏悔云云。如此迫使东京在情感上要选择是否要与台湾决裂，或是要让台湾欠恩。 迫使日本政府在情感上接受宜兰县合购钓鱼台，不但可以让三方根据自己的法理化解问题，在事实上也犹如日中台主权共享，完成两岸都主张的“搁置主权，共同开发”的愿望。台北若藉此学习到以化解争议为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一味想要回避大陆，对未来两岸关系更是正面意义。至于东京，拒绝十三亿七千万总谢恩的后果严重，而将台湾从日本亲善的范围切除也对日本人是重大情感打击，且看东京如何调整。 《台湾观察》2012年10月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