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6-10-07 相较于马英九政府对太平岛主权主张的强硬立场，蔡英文的算盘是在南海问题上持模糊态度，配合美日对大陆的围堵政策，以此换取美日的支持，这可能成为今后几年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蔡英文的南海和东海政策走向，应当受到继续关注。 一场由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制造、美国背后导演、日本从旁鼓动的南海仲裁闹剧，终于在2016年7月12日揭晓。一个对南海岛礁主权完全不具有管辖权、位于海牙的“常设仲裁庭”，将南海诸岛全部裁决为不具有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礁”，包括由台湾部队所掌控、常年拥有淡水与新鲜蔬菜的太平岛也被裁决为“礁”，致使两岸舆论一片哗然，同仇敌忾。由于民进党和5月20日上台之后的蔡英文政府，完全奉行一面倒的“联美日、反大陆”政策，此次南海仲裁结果无异于“打脸”民进党，证明台湾只是美日强权为了围堵中国大陆而随时可以牺牲的棋子。面对台湾社会的群情激愤，蔡英文当局必然需要作出表态。蔡英文先是在第一时间登上执行南海巡弋勤务的康定级巡防舰，对舰上官兵发表讲话，并在7月19日举行所谓“国安高层会议”，提出应对南海仲裁案的四项原则与五项做法，随后蓝绿两党共八位立委也组织考察团于20日搭机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尽管由于此次南海仲裁案将太平岛裁决为“礁”，逼使蔡英文当局不得不有所表态，但是细究其公开主张的政策内容及后续行动，不仅没有强烈捍卫主权，也没有提到“U形线”或“十一段线”，甚至还提出将使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和“运补基地”，留下引人遐想存疑的空间。此外，蔡英文在东海问题上，除了口头主张拥有钓鱼台群岛的主权之外，在“冲之鸟礁”是“礁”而非“岛”的问题上并无表态，还推迟了原定于7月底举行的“台日渔业会谈”，甚至在琉球问题上出现可能将承认日本对琉球主权的迹象。蔡英文在南海政策上的实质意图蔡英文在7月19日的“国安高层会议”上，对南海问题制定的四项原则如下：第一、南海争端应依据国际法与海洋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第二、台湾应纳入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第三、相关国家和地区有义务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第四、中华民国主张应以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处理南海争端，且愿在平等协商之基础上，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共同促进南海区域之和平与稳定，并共同保护及开发南海资源。此外，该会议还决定了应对南海问题的五项做法：第一、捍卫渔权，强化护渔能量，确保渔民作业安全；第二、多边协商，与相关国家和地区加强对话沟通，协商寻求合作共识；第三、科学合作，开放科研名额，由相关部会邀请国际学者至太平岛进行跨国性的生态、地质、地震、气象、气候变迁等相关科学研究；第四、人道救援，请外交部与相关国际组织NGO合作，使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及运补基地；第五、鼓励海洋法研究人才，以强化台湾因应国际法律议题时的能量。从上述具体表态的四项原则与五项做法中，可以归纳出蔡英文在南海政策上的以下五个特点：其一、只谈渔权，不谈主权，并且避谈“U型线”与“十一段线”。其二、强调国际法与海洋法，不谈在南海的历史性权利。其三、强调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呼应美日对中国大陆施压的论调。其四、强调多边机制和多边协商，欲以此和南海域内外国家开展所谓的“积极和平外交”。其五、假借科学合作、人道救援和运补基地之名，邀请所谓“国际学者”与“国际组织NGO”进入太平岛。根据上述五个特点，可以再进一步推导出蔡英文在南海政策上的实质意图。首先，以模糊表态平衡内外压力。一方面，蔡英文政权的维持需要得到美日两国的支持，因此蔡英文不会在公开正式的政策声明中开罪美日；另一方面，面对台湾内部普遍认为在南海仲裁问题上被美日出卖的激愤情绪，蔡英文又必须做出有关表态。因此，蔡英文选择以一贯的模糊方式，在内外压力两者之间进行平衡。其次，以类似论调向美日输诚。蔡英文不仅在决策声明中小心翼翼，生怕得罪美日两国，甚至还呼应美日关于国际法与海洋法、航行自由与飞越自由的论调，进一步向美日输诚，表态将继续站队在美日一边，并间接保证将不会借南海仲裁案风波，挟台湾民意为筹码来向美日要价。再次，无意借南海问题与中国大陆缓和关系。从蔡英文没有提到“U型线”与“十一段线”来呼应大陆对“九段线”的主张，再加上有关航行自由等与美日类似的论调语言，可以表明蔡英文无意将南海仲裁结果作为与中国大陆缓和与修复关系的契机，同时也表示在蔡英文任内两岸官方绝无联手共护南海祖产的可能。第四，意图让美军和美国情报人员乔装入岛。在此南海主权受到侵蚀之际，蔡英文却提出在太平岛开展国际科学合作、人道救援中心、运补基地等措施，不仅与守护主权无关痛痒，而且还“醉翁之意不在酒”，其实质意图是开放太平岛，让美军和美国情报人员假借“国际学者”与“国际NGO”的名义登岛，甚至不排除为美日舰队提供运补服务的可能性。相较于台湾渔民自发前往太平岛维护主权却因违反程序而将被开罚，太平岛的进出规定竟然明文包括“外国籍人士实际从事参与国防安全事务人员”，再加上此次蔡英文正式提出将开放“国际学者”与“国际NGO”进入太平岛，可以合理推断这将为美军和美国情报人员乔装入岛打开大门。倘若此项意图得以成真并遭曝光，必然将引起中国大陆和美日之间严重的外交冲突。当年北京与华盛顿就关系正常化达成的三项原则是美台“断交、废约、撤军”，美军乔装进入太平岛必然将冲击到中美关系的基石。第五，配合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新岛链战略。美国在推动针对中国大陆的“重返亚太”与“亚太再平衡”战略之后，逐步谋求将第一岛链向前推进到新岛链，该岛链由北至南包括韩国、钓鱼台、台湾、菲律宾和越南，并从今年年初开始在黄海的朝核问题、东海的钓鱼台问题、台海的两岸问题、南海的岛礁仲裁同步发难，形成“四海共振”与“四海围堵”战略进逼态势。综合以上四点分析判断，可以将蔡英文在南海政策的表态和意图，总结为进一步配合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新岛链战略。蔡英文在东海政策上的意图台日在东海区域有关的议题，主要包括钓鱼台群岛的主权归属、冲之鸟礁、台湾渔权、台日渔业会谈以及琉球主权问题。首先，在钓鱼台问题上，蔡英文虽然在今年胜选当晚便表态称“钓鱼台主权属于台湾”，并且在李登辉公开主张钓鱼台属于日本时，及时再次表态称“钓鱼台是属于台湾的”。然而，相较于马英九曾经派军舰护航台湾民间的保钓船队，蔡英文在维护钓鱼台主权上缺乏有力的实际行动，在上台执政后也几乎对钓鱼台问题禁声失语，其意图就是为了不影响台日的友好关系，并继续取得日本的支持。其次，在今年4月25日台湾“东圣吉16号”渔船在距离冲之鸟礁约150海里处遭日本连船带人扣押之后，蔡英文仅表达将“全力捍卫”，而5月20日民进党上台后发言人童振源则表示，在联合国大陆礁层界线委员会的认定结果宣布前，对于冲之鸟是“岛”还是“礁”不持特定立场。蔡英文当局始终不在冲之鸟礁问题上指责日本，已清楚说明其意图是不惜牺牲台湾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要取得日本对其政权的支持。其三，原定于今年7月28日举行的“台日渔业会谈”，不仅在会谈举行前便取消台湾渔民代表的出席权利，而且还被民进党以“准备不及”为由临时取消，其意图明显是为了配合7月31日苏嘉全率队访日，避免因冲之鸟礁争端、东圣吉事件和台湾渔权问题破坏苏嘉全访日期间的友好氛围。最后，十分关键但长期被忽略的一个问题是，不排除蔡英文为了进一步从日本方面取得更多支持，在其任内正式承认琉球群岛主权归属日本的可能性。琉球曾经维持数百年独立王国的地位，于1879年被日本强行并吞殖民，二战后琉球至今仍处于托管地位，因此毫无疑问的是，不论日本还是美国都不拥有琉球的主权。在过去数十年间，台湾是全世界唯一没有承认琉球归属日本的一方，对外正式文件只称“琉球”而不称“冲绳”。然而，陈水扁在2006年将原来的“中琉文化经济协会驻琉球办事处”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办事处驻琉球办事处”，此后又于2007年进一步改名为“台北驻日经济文化办事处那霸分处”，形同对日本的琉球主权立场予以“事实承认”。今年6月26日在冲绳和平纪念公园举行了“台湾人日本兵纪念碑”的揭牌仪式，此碑又名“冲绳台湾之塔”，是为纪念在二战琉球战役中丧生的台籍日本兵而设，蔡英文还特地在此碑落款“总统蔡英文”。从此迹象来看，未来完全不能排除蔡英文为了进一步取得日本更多的支持，而直接正式以“法理承认”来支持日本对琉球的主权立场。若果真如此，未来恐将使琉球复国几乎再无可能，而两岸未来都将难以过问琉球地位问题，从而使日本和美军基地对琉球的占领永久化，进而冲击中美日未来在第一岛链上的战略博弈。相较于马英九政府对太平岛主权主张的强硬立场，蔡英文的算盘是在南海问题上持模糊态度，配合美日对大陆的围堵政策，以此换取美日的支持，这可能成为今后几年两岸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蔡英文的南海和东海政策走向，应当受到两岸各界继续关注和警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6-09-30 由于本土港独与传统泛民的支持者，同属反对派票源，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传统泛民在各区的选情将被进一步看淡。若传统泛民在立法会中的议席进一步萎缩，并被本土港独力量取而代之，这将极不利重启政改讨论，对香港的民主发展并无益处。  2016年立法会选举将重新划分香港的政治版图，也会牵动明年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现时香港的立法会主要由泛民主派与建制派两大阵营对峙。新一届立法会恐怕将会出现泛民主派、建制派与本土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民建联在选前已经在港岛及新界西各减一张出选名单，几乎可以肯定建制派在直选中，应该无法交出上一届的成绩。“占中”事件之后，年青人对香港的民主发展不抱期望，甚至在紧绷的政治环境下，认为要与中央完全割裂。他们提出的命运自决，正是与传统泛民分道扬镳，却在选民的基础上，与泛民的支持者雷同。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泛民主派部分议席很可能被本土派取而代之。若果本土派进了立法机关，并取得了资源，将有可能会是一团不会再熄灭的政治火焰。在不能分裂国家的前提下，中央只有以更保守、更强硬的姿态对付港独力量，但这些手段必又会引起香港同胞的反感，并且为香港的“自然独”增加了合理的基础。这个恶性循环肯定会让中央与香港付出非常沉重的代价。回想回归19年来，香港的政治生态是由泛民主派与建制派所构成的。双方在各次选举中虽然互有输赢，却令政局得到了一种平衡。我们从历次立法会选举中两大阵营总得票都是“六比四”便可以找到答案。泛民主派的支持者略占优势，但他们的核心价值中，始终仍保留了“一个中国”的概念。这点正是与建制派相近及可以与中央沟通的关键。相反，本土派的自决主张，有可能把香港从中国分裂出去。这一点既不可容许，也不应该给予任何机会让星星之火变成燎原之势。严格来说，本土派的支持者是以年青人为主，而年青人的“命运自决”观念从占领事件至今一直没有政治空间、时间得以沉淀，原因在于占领事件之后一连串的后续发展，例如重启政改无期、各类相关检控开始、建制派议员的议会表现持续不得人心、社会气氛持续躁动等。2016年6月21日香港大学民调表明，18至29岁年青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创下回归以来的新低，跌至8.5%。面对这种极易擦枪走火的情况，任何以爱恨喜恶作判断、非理性选择的表态政治行为都应该要尽量避免。我们从2015年区议会选举中看到，民建联议席减少了17席，比率大跌12.5%。再看2016年立法会新界东补选，本民前梁天琦仅以19天的选举工程，便夺得了66,524票，这主要源于由表态政治行为促成的“仇恨票”。它并不等同于“港独”，主要表达了对特区政府的不满。建制派是如何应对的呢？他们在是次选举各张名单的政纲之中，不是“区议会化”地提出民生议题，便是出现一些说了等于没有说的文宣，例如提出“上善若水”，这对一般选民来说真的感到有点摸不着头脑。这种稳中求胜的选举策略，在进一步碎片化的香港政局中当然有作用，因为传统建制派的基本盘是非理念性的组织票，而组织票在极具争议的政治规议题下，他们的投票意向仍是不易被动摇的。可是，新的变量是出现大量非理性、具突然爆炸力的“仇恨票”。组织票的增长速度恐怕远远不及“仇恨票”。这对建制派是个极大挑战。只要冷处理事态发展，任由泛民主派与本土派互相攻击，建制其实可以坐收渔人之利。可惜，特区政府在今年7月主动地抛出了极具争议的参选“确认书”；再于8月主动提出港独议题不应带入校园，强调“港独”不是言论自由问题而是“是非题”等论调，并由全国政协拟向中央紧急提案，要求将煽动港独列为刑事罪行。其后，在选举前10天，中联办先行拒绝香江文化交流基金会的台湾讲者访港，再爆出新界西参选人周永勤突然退选离港。一连串密集的政治事件都是催化“仇恨票”最有效的政治动作。根据香港大学滚动调查数据显示，在提名期前，民调反映只有梁天琦及游蕙祯有比较大的机会进入立法会。在8月2日梁天琦、陈浩天均被取消参选资格之后，本土派“预计当选席数”已由2席增加至4席。至8月28日特区政府连串政治事件后，本土派“预计当选席数”更由4席增加至7席，支持倾向港独的参选人的比率更比提名前大增39%。我们必须留意，港大民意调查的电话研究方法至今仍是以固网家用电话进行。考虑到年轻人主要使用手机，而港大民调难以反映手机使用者的投票意向，本土派的支持率有可能比滚动调查的结果还要高。这表明特区政府一连串政治动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政治效果，变相推动了港独的发展。由于本土港独与传统泛民的支持者，同属反对派票源，在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传统泛民在各区的选情将被进一步看淡。若传统泛民在立法会中的议席进一步萎缩，并被本土港独力量取而代之，这将极不利重启政改讨论，对香港的民主发展并无益处。同时，本土派在不需要整合及采用弃保策略下，若能以各自爬山的选举运作取得7席，即变相占领了立法会中的10%，在这个势头之下，本土派一定不会甘心ABC（Anyone but CY，即除了梁振英谁都行），而是会把一腔愤怒合理化为港独主张，即ABC（Anyone but China）。这将极不利于香港的管治，亦会从根本上破坏“一国两制”。为免恨错难返，建制派亟需改进选举策略。第一，在选举最后一星期，千万别再出现任何引人反感的言行，促使未有明确投票意向的三成选民同情本土势力。这些选民即使心里反对港独，投票时极有可能因为对政府不满而投票支持本土参选人。第二，9月1日是全港开学日，特区政府应对“港独”的“学术”讨论稍稍作出善意诠释，以免退一步开罪全港约85,000名教师。第三，还要预期本土派的终极文宣，例如：“投票给我 = ABC”，及早制定冷处理的策略。一切等到9月4日立法会选举之后再议为佳。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6-09-23 我国金融理财和保险理财市场已发展十几年，庞大到再造了一个金融保险体系规模（如影子银行），但其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却一直没有得到更高层级的法律界定，社会对金融与保险的功能、产品的法律关系缺乏统一的认识，成为市场经常争议、诸多销售乱象、难以有效监管、风险事件频发的根源。 万科股权之争持续一年多，剧情不断演化。对照经合组织Solvency II规则，万科控制权之争实质是利益之争，多数相关者存在犯规言行。万宝双方都存在的硬伤是收购者和内部管理层都想利用资管计划产品争夺对企业的控制权和影响力，这暴露了我国法律体系，特别是金融和保险的规制、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存在明显缺陷。厘清金融保险的信用法律关系、规范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投融资行为仍然任重道远。保险公司理财产品的金融属性和法律关系保险与金融之间存在本质区别。保险业是主要提供风险管理和保障的特殊信用服务行业。商业性保险公司主要业务为人寿保险、财产保险及运用资金的风险补偿、投资及其收益分配，表内主营业务经营活动受到资本管理的规制，表外业务主要是代客理财，从事财务性投资和长期权益性投资受到契约和法规的制约。国际上，绝大多数经济体对保险公司从事表外的长期权益性投资均有限制。保险行业与金融行业一样，一般严格限制或禁止运用负债资金投资于长期性股权。保险法律关系主要体现在风险管理和保障上，与金融债权债务关系、委托代理关系和信托关系在性质上存在巨大的差异。在信用服务分类上，保险与金融是平行的，保险产品与金融产品是本质不同的信用。与金融公司多元化经营一样，保险公司跨界经营金融产品和服务，一般需要设立金融子公司或与金融公司合作（业界也称为通道）。目前的“保险理财产品”与银行理财产品和券商、基金子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的资管产品一样，是保险公司和金融公司多元化经营金融业务的结果，与金融理财产品不存在本质的差别。在财务制度上，理财产品不是自营业务，而是表外经营、表外核算。近几年来，此类业务在中国大陆迅速膨胀，甚至超过表内主营业务规模，形成了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的“影子化”商业模式，即社会普遍关注的影子银行、影子保险现象。万能险和保险系资管计划的金融属性和法律关系用于收购万科争议股权的资金来源主要涉及到两个“理财产品”——万能险、保险系资管计划，此外还涉及来自银行、券商、基金、信托机构的融资和杠杆再融资。万能险、保险系资管计划集合的资金不是保险公司的资本金，也不属于其负债，即不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和刚性兑付的法律基础。运用其集合或募集的资金投资形成的资产与金融理财产品一样，按会计准则和监管规制必须在表外核算，与表内资产负债分账管理并建立有效的风险隔离墙。与金融理财产品一样，我国保险系资管计划种类多、结构比较复杂，资金来源存在优先级、劣后级之分，对接的资产可以是货币市场和信托计划，也可以是资管计划，可以是非标资产也可以是标准化资产，专业人员需要费心才理得清头绪。从民事契约的角度看，保险系资管计划的信用关系显然不是保险关系，也不具备委托代理关系，而是与金融理财产品一样带有强烈的信托关系。万能险和资管计划募集资金的投资性质投资可分为财务性投资和长期权益性投资，财务性投资包括短期权益投资，主要目标不是非长期持有，而是获得财务性收入，更不是介入企业的经营和管理，包括获得表决权和控制权。此事件中，保险客户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一般是短期的，而投资者真实意思和监管规则都不允许保险公司用其突破限制从事长期性权益投资，否则难以避免流动性风险、资金错配（短期资金长期运用）和资金庞氏化（发新的理财产品清偿到期产品）等问题。众所周知，财务性投资的目标是获得包括分红和权益溢价在内的收益，本质上不能用于并购或私有化上市企业。然而，事件的发展超出人们正常的规则思维，万能险和保险系结构化分级资管计划，却被控制人用于收购万科股票，而且还实施杠杆再融资用于进一步收购万科股权。允许银行业投资企业股权的后果在经济发达体，银行托管的资产规模一般是其表内资产的1至10倍，银行要控制其它企业，比其它机构包括保险公司更容易。然而，西方银行受到严格资本监管、市场纪律约束和自我约束，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中也没有发生。在德国、日本，允许银行长期持有企业股权，但银行一般不参与、不干涉企业经营，更不用说进入董事会、滥用优势表决权。在我国，银行利用自己的资本金投资法律另有规定的金融公司和保险公司不存在问题，除了并购贷款，利用负债和理财资金投资企业则被严格限制。目前，多家银行持有表外理财产品的规模已超过其表内资产的规模，有的理财计划也配置了监管比例限制的股权资产，但没有出现银行行使表决权的先例。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另有规定鼓励银行债转股，届时会否出现类似“万宝之争”的剧情，答案是大概率不会出现。万科股权之争中，投入保险系资管计划的资金相当一部分为银行理财产品所募集的资金，令银行和监管者尴尬的是银行作为优先级委托人是否合法，是否有万科的表决权？对此，现行银行理财产品的部门规章和监管政策不清晰、不明确、自相矛盾，监管与实践不一致。如果没有更高层次的法律规范，这将继续与其它跨界经营的金融产品和保险产品的类似问题一样成为待解的“悬案”。通过立法界定理财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从制度上反思原因，亟待创新制度和完善法律体系。金融保险监管的主要哲学是防范风险外溢和系统性风险，保护中小投资者和消费者权益。万能险、保险系资管计划蜕变成高杠杆收购公众公司的工具，这是社会特别是监管层不愿意看到但没有及时关注到的情况。监管层有权威和责任，从公众利益、市场秩序出发，限制打着“创新”旗号的万能险和保险系结构化资管计划陷入期限错配；从关注重要金融保险机构的稳健发展出发，限制其代理投资行为特别是深入一般企业的经营管理；从维护资产管理受人之托、稳健投资、为人谋利的本质出发，明确资管计划、资产证券化等特殊目的机构（SPV）的特殊法人地位，限制其与他人结成一致行动人关系输送利益。同时，加强制度供给，借鉴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市场导向型模式即股东治理模式或“英美模式”，和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银行导向型（突出主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即“德日模式”，平衡好股东之间、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顺应债转股的改革，规范金融保险机构股权表决行为，改革独董制度等。当然，法理分析与政策建议最终需要通过更高层级的立法才能实现。清晰界定理财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我国金融理财和保险理财市场已发展十几年，庞大到再造了一个金融保险体系规模（如影子银行），但其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却一直没有得到更高层级的法律界定，社会对金融与保险的功能、产品的法律关系缺乏统一的认识，成为市场经常争议、诸多销售乱象、难以有效监管、风险事件频发的根源。近年来，资产管理业务成为金融保险机构、基于金融科技的类金融保险企业在混业经营、产融结合趋势下争相发展的业务，但资管产品边界模糊、投融资通道丛生，亟待去影子化、去通道化，加强金融保险行业表外业务监管，防止监管真空。集合投资计划、资管计划、理财计划等尽管名称不同，但它们都具有资金份额化、集合资金、第三方管理、代理投资等集合投资基金的主要特征。既然是基金，自然也属于证券的范畴。对此，市场经济发育较充分的经济体通常将其法律关系界定为信托关系。无论是金融理财产品，还是保险理财产品都必须回归资产管理本质，其功能同样必须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而非弃简从繁、自娱自乐、内部空转。这需要引导全社会正确认识金融保险产品的信用属性和法律关系，形成敬畏法律红线的习惯。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16-09-23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特别强调国有企业现在的发展目标是做大做强做优，希望国有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能起到带头作用，奋力抢占世界研发制高点、掌控核心技术话语权。国企要做大做强做优，首先，应该清楚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性质，确立正确的国有企业评价标准。其次，做强国有企业，以完成与西方庞大的跨国企业的抗衡。再次，做优国有企业，使其承担科技研发的社会责任。 习总书记在7月4日的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上强调，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地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当前，我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推动经济增长从资源驱动型和投资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过渡，是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适应经济新常态的重要保障。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新时期，企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体，国有独资和控股的大型企业（集团）将发挥重要的主导作用。以科技创新驱动中国经济有效转型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向后工业化过渡阶段，粗放型增长带来的产能过剩等共性问题成为供给侧改革亟需解决的重要课题。对于我国大多数企业来说，由于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我们的产品缺乏核心竞争力，在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不利地位，尤其是面对全球科技创新的外部环境，中国企业对外技术依存度较高，一些领域的关键技术、大型成套设备、核心元器件、重要基础件、关键新材料等仍大量依靠进口，经济发展呈现出了较大的被动性。尽管今年的《财富》500强名单上，中国企业占了约五分之一席位，和美国入围企业的数量继续接近，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但是入围中企和美企在产业结构上明显不同，企业发展模式的差距较大。除金融行业外，中国上榜企业主要集中于房地产、资源、钢铁等科技含量不高的传统行业，创新型企业数量相对较少。相比较而言，美企则集中于生物制药、金融和航天等现代产业，创新势头持续强劲。经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将经济增长分解为全要素生产率、资本投入、劳动力投入三个组成部分。从增长效益角度考量，中国目前已经出现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年放缓、社会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老龄化形势日益严峻等问题，因此成功实现经济转型、避免陷入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唯一出路，在于提高要素生产率，以创新驱动新一轮经济增长。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推动国家高端产业的发展，在全球竞争中确立对西方企业的优势地位，已是迫在眉睫。国有企业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主力军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建设时期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国企都承担着提升中国产业技术水平、缩小与西方先进技术差距、最终实现科技领先世界的社会责任。与民营企业相比，国企集中了国家优质研发资源和人才，我国企业中设立的工程中心、重点实验室、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绝大多数设在国有企业，企业中的工程院院士也绝大多数来自于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不断取得重大进展，运行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涌现出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骨干企业，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开拓国际市场、增强我国综合实力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企业评价协会编著发布的《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评价报告（2015）》，将中国创新企业分为高端制造业、能源业、电子信息业、生物业、节能环保业五大类，并各自排出企业自主创新前100强，国有企业占有率依次为80%、90%、70%、60%和50%以上，各行业中国企业研发投入前10名几乎都是国有企业。以高铁技术为核心的轨道交通装备，和以核电技术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装备等具有中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装备，已成为中国装备制造业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的新优势，为中国抢占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大幅推动中国高端产业的竞争力，做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我国国有企业具有盈利性和公益性双重性质，盈利性体现为追求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公益性体现为国企的设立通常是为了实现国家调节经济的目标，调和国民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作用。国企的特殊性决定其不仅具有“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的一般职能，而且具有实现国家意志的特殊职能，尤其是投资风险较大的创新性技术研发方面，国有企业以其雄厚的人力、财力及资源调配能力，为科技创新开辟了道路。在技术创新上，国企具有其它企业所不具备的要素调配能力和统筹规划能力，能够承担起引领创新型驱动发展的使命，实现国家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为整个国家各个行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基础性、共用性的技术，人才及资金支持。因此，国有企业不能单纯以利润率为衡量标准，而是更要注重其为国家的高端产业发展所做的贡献，包括核心技术的开发与培育、研发人才的引进与培养、市场远景的探索与开发等。对于非盈利性的基础型、公益型产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国防等重要产业的发展，完全交给非国有企业是不现实的。国企可以有效约束资本的趋利性，积极推动国企和民企共同实现技术进步、产业升级，进而在与西方等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当然，我国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劣势和受到的歧视问题也不应回避。长期的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企业制度文化，导致国企现有的激励机制和管理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一定差距。特别是一直为外界所诟病的软预算约束问题，将国企作为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应承担的亏损转嫁于政府补助，使得国企缺乏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的积极性。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中有可能还存在权力寻租和资源垄断，例如，以较低的交易成本获得较多的生产要素的特殊资格，垄断利润的存在使得大多数国有企业缺乏自主创新的激励等。从外部性来看，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投入不足，大中型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其销售收入的比例多年来一直不到1%，而主要发达国家已达2.5%到4%；在对外贸易中，中国高端产业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较低，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国家安全壁垒、技术标准、国有企业非市场化等理由排挤打压中国国有企业，保护其本国企业，使得海外市场的政治和环境风险不断加大，严重阻碍了国企“走出去”的发展战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国企的技术创新。上述诸问题的存在，都不应该成为否定国有企业引领技术创新的理由。在当今的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需要国企继续发挥资源充沛的优势，克服自身缺陷和外部环境的劣势，不断优化、强大自身实力，发挥国有企业引领中国传统产业向高端产业升级的主导作用。积极做大做强做优国有企业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特别强调国有企业现在的发展目标是做大做强做优，希望国有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能起到带头作用，奋力抢占世界研发制高点、掌控核心技术话语权。国企要做大做强做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应该清楚认识到国有企业的性质，确立正确的国有企业评价标准。目前，很多人批评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会诱发企业道德风险，带来效率低下弊端，因此要取消国家对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这显然忽略了国有企业的公益性质，很多国有企业是以保障民生、服务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为主要目标的，这些企业由于提供的产品具有外生性，即使是民营企业来担当，也必然需要国家的大量补贴。因此，仅凭软预算约束问题，就说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未免太过草率。在新的历史时期评价国有企业的经营好坏，不能单纯以企业经济效率的标准来评价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国有企业必须体现国家意志的功能作用，必须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体现国家意志，服务于人民和社会，完成国家赋予的使命。其次，做强国有企业，以完成与西方庞大的跨国企业的抗衡。我国国有企业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大而不强”，研发能力低以及核心技术掌握程度低等缺点，使得我国创新型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榜上寥寥无几，难以与西方大型跨国企业进行竞争。今后，我国要做强国有企业，通过国企之间的兼并重组，走“强强联合”的道路，以适应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和维护国内市场公平竞争的需要。再次，做优国有企业，使其承担科技研发的社会责任。当前，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质量不高，创新动力缺乏，比如一些国有企业不思创新，扎堆搞房地产，将资本盈利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国有企业的主要任务并不仅仅是追求经济效益，更不是炒房赚钱，而是完成国家战略，承担科研创新的责任，包括核心技术、研发人才、高级技工、市场培养等，为提高我国的核心技术竞争力、完成中国与西方列强竞争的任务、缩小与西方国家在核心技术方面的差距贡献力量。发展高端产业的国有企业，甚至可以不追求盈利，而是要掌握核心技术和人才队伍，做高端企业的领头羊，并把这些技术和人才输送给中小企业，包括大量民营企业，以弥补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资源不充沛、核心技术开发难的缺陷。在引领创新型经济发展方面，充分调动国有企业独有的双重优势：一方面，国有企业有实力和能力紧跟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成为研发的带头人。对于技术实力、创新能力一向落后的中国企业来说，中国高铁就是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典型案例，代表着一种赶超式的创新。另一方面，由于科研项目前期投入大、风险高等特点，一般中小型企业或民营企业并没有能力或动力去从事核心技术的研发，这时就需要国有企业站出来，在政府的资金扶持下，承担起需要大量资金投入、存在高风险的核心技术研发工作。做优国有企业，需要国家动用重要力量对国有企业大力扶持，放开对国有企业在研发方面的各种要素约束，使之成为能与西方高科技行业竞争的坚实力量。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翟云霆 2016-09-08 随着本土/港独派和民主自决派年轻议员进入新一届立法会，主导香港政治抗争运动30年的“民主”、“普选”主题，或将逐渐让位于试图重新界定陆港关系的本土及“自决”议题。 香港立法会选举于9月4日落下帷幕。此次选举，投票人数超过220万，投票率为58%，超过2012年的53.5%，与登记选民数（378万）同创历史新高；超级区议会有198万人投票，投票率达57%；功能组别也有17万人投票，投票率为74%。从各自所获席位数量看，建制与非建制间的整体大格局未变；而从未来运作形势看，新一届立法会将体现出“新”、“碎”、“激”三大特点。“新”指的是首次当选的议员数量较多。在35个地区直选席位和5个超级区议会席位中，共有16人是第一次当选，其中本土系3人，民主自决系3人，传统泛民和传统建制派则各有5人。泛民与建制的“新人”基本还是会根据各自团体协调行动，其决策可预测性较高。而本土及自决系6名新议员，一是其政治主张较新，如何推动才能见效尚不清楚；二是政党间联系较新，与其它派系如何博弈有待观察；三是各自派系内部合作较新，是否能形成一致诉求需要磨合；四是自身团队较新，如何保证运作顺畅还需磨练。“碎”指的是不但传统泛民、建制已面临碎片化的挑战，即使新兴的本土或自决派系，亦可能会因各种原因不断分裂及重整。如热血公民、普罗政治学苑在竞选过程中，已与青年新政爆出不合，热血新任领导郑松泰更公开指责梁颂恒、游惠祯年轻气盛，毫无顾忌地影响了最后一次参加立法会选举的黄毓民；同时，热血更是早早就将泛民视为“敌人”，并斥责朱凯迪、刘小丽等为“左胶”；而罗冠聪也已在选后表示，未必会参与泛民的统一协调。一个更加“碎片化”的立法会已是意料中事，在此情况下，大量政府政策或将难以推行，立法会“瘫痪”状态可期。“激”指的是随着本土和民主自决力量进入议会，议会内部激进化情绪将更浓厚，议会外部激进化行动也可能会更频繁。自决派的朱凯迪已经表示将参与“拉布”，本土派梁颂恒甚至称将冲击主席台。从对投票情况的分析看，求变、求新的选民正是由于对传统泛民温和的做法不满，因而将希望寄托在上述新兴力量更激进的主张和行动上。如果获选的新议员无法兑现参选时的承诺，他们也将被选民抛弃。在选票的压力之下，提出激进主张的新议员以激进方式表达诉求或展开行动，也就不足为奇了。再加上早已习惯“拉布”策略的激进泛民议员梁国雄、陈志全成功连任，新一届立法会上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更激烈的言语甚至动作上的对抗行为。对于近半年来一直引人关注的本土及“港独”问题，激进本土组织热血公民、普罗政治学苑参选立法会受挫后，其对外围港独组织学生动源的支持会否发生变化？一举拿下两个立法会席位、但与热普及泛民都有矛盾的青年新政将在立法会内将采取何种策略推进其“港独”主张？我们认为，要对香港整体激进思潮及“港独”情况有较为全面且客观的掌握，还需要进行大量细致和科学的研究，才可作出合理推测及判断。回顾香港本土主义社会运动十年来的发展轨迹，“港独”已达此波运动中激进诉求的顶峰。展望立法会选举结束后的香港政局，未来特别需要引起关注的问题至少包括两点：一是这一波本土社运对香港年青人的影响较为明显，独立思潮在年青人中如果泛滥，将会影响至少一代人；二是与激进本土/“港独”主张有所区别、行动方式较为温和、但同样主张香港前途由港人自己决定的左翼“民主自决”思潮，因其天生符合港人温和、保守的习惯，符合本地青年多年所接受的英美政治理念，其对国家认同问题的影响力，甚至会比“港独“思潮更甚。至此，随着本土/港独派和民主自决派年轻议员进入新一届立法会，主导香港政治抗争运动30年的“民主”、“普选”主题，将逐渐让位于试图重新界定陆港关系的“自决”主题；当政治制度方面的对抗因政改之窗被关闭而失去感召力之时，身份/族群认同方面的抗争将补充成为新的动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6-08-08 蔡英文就职演说以擦边球方式暂时解除地动山摇的危机,两岸继续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届时农渔业是否再度被拿来祭旗、两岸农渔业要如何可持续合作发展，受到农渔民高度关注。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陆舍弃诸多有力筹码，选择农渔产品施压，直接受害的是基层农渔民，实非明智之举。从长远角度看，应该让两岸农渔产贸易回归到市场机制，由市场供需来决定，不必如虱目鱼契作般硬性而为。陆方无需刻意对台让利，也不宜再透过新买办、财团、政治团体等企图影响农渔民选票。 继陆客来台人数锐减后，有关岛内生产的虱目鱼、石斑鱼、甲鱼蛋、菠萝等输陆重要农渔产品，坊间在5·20前也陆续传出不利新闻，让农渔民忐忑不安。尽管大陆官方未出面证实，但是想传达的讯息却非常明显。蔡英文总统5·20就职演说避开与大陆对决，以擦边球方式（“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1992年会谈达成的共同认知与谅解”）满足陆方部分期待，暂时解除地动山摇的危机，继续维持斗而不破的局面。只是一篇文告并没有实质约束力，还是要看实际行动，因此两岸关系进入新的“察言观行”期，随时可能擦出火花。届时农渔业是否再度被拿来祭旗、两岸农渔业要如何可持续合作发展，受到农渔民高度关注。遗憾的是岛内外媒体都把焦点放在政治意涵的解读上，忽略农渔民作为两岸博弈棋子的心酸与无奈。让利的利与弊在马英九执政期间，两岸农业交流及贸易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基础，尤其是两岸ECFA协议签订后，18项农渔产品列入早收列表，进口关税调降为零并简化通关流程，让输陆农渔产品更具优势；加上马政府的政策性支持，积极鼓励台湾农渔产品大量输往大陆，使得对大陆的农产贸易从逆差转为顺差（超过一亿美元）。不过，两岸合力创造的红利多落入有门路的少数财团、大买办、大贸易商、假农民团体口袋，辛苦从事一线生产的农民的生计并未获得显著改善。多数台湾民众对大陆官方所谓的让利其实是无感的，甚至被反对党操作成是岛内农产价格飙涨的主因，引发消费者反感，最终造成在野党的全面执政。陆方应该面对现实，深入检讨对台湾民意掌握的偏误，不能一厢情愿也不要所托非人，如何正确掌握台湾民意以及民进党宣传术，可视为大陆官方对台政策中需要用心检讨的课题。如今岛内政权轮替，国民党被赶下台，民进党全面执政，国民党已走向分崩离析的局面。为避免民进党的蔡“总统”走向台独之路，身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大陆舍弃诸多有力筹码，选择农渔产品施压，直接受害的是基层农渔民，实非明智之举，毕竟农渔产品不是台湾经济和外汇的主要来源，政客以农渔民为尊也只是选举口号，影响有限。未来若继续采取限缩台湾农渔产品输陆政策，或设下种种非关税障碍（如加强进口农渔产品检验检疫、延长通关流程、奖励在地优先、扶持台湾品种生产、缩减石斑鱼直航口岸等），财团、买办因资金雄厚、政商关系良好，可以轻易转为经营其它生意或采更低价收购维持利润，影响有限，而农渔民则因资金、技术、设施等限制，无法立即转做其它作物，只能转为内销。在岛内消费量有限的情况下，价格自然大幅下跌，进而影响到农渔民收益，反不利“两岸一家亲”的推动，也会导致两岸距离越拉越远。正确选择是改弦更张，深耕台湾，不要再以大陆思维来看台湾。 回归市场机制虽然台湾农产品对大陆依赖远胜于大陆对台湾农产品需求（两岸经济筹码已向大陆倾斜），两岸农渔产品还是有互利互补之处，无须过度解读。从长远角度看，应该让两岸农渔产贸易回归到市场机制，由市场供需来决定，不必如虱目鱼契作般硬性而为。陆方无需刻意对台让利，也不宜再透过新买办、财团、政治团体等企图影响农渔民选票（多数台湾人不买单）。对于受到大陆消费者欢迎或需要从国外进口的农渔产品，基于平等互惠原则可以考虑将台湾纳入主要采购地区；平时则透过现代信息网络建立台湾农户信息及互动平台，并采取契作模式，同时加强对两岸重要农渔产品育种及病害防治研究（可以到台湾申请知识产权），一旦台湾农渔产品发生严重滞销或重大疫情，陆方无论想稳定货源还是伸出援手，都能筛选对象，避免重蹈覆辙。 台湾方面虽然淡化大陆市场的重要性，并强调会协助农渔民开拓其它更好的国际市场，避免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只是这需要缜密的规划调查、时间、专业人力及庞大经费等，非一蹴可成。事实上，大陆对台湾农产品需求远低于台湾农产品对大陆市场的依赖；何况日本、欧美等先进国家虽然对高质量农渔产品需求大，售价也较高，但是来源多元，对于进口农渔产品的检验及规范相对繁复且各不相同，新政府要与国际接轨恐怕又是空话。目前国内农渔产品多数生产出来再找消费市场，并未针对特定之目标市场采取专区生产模式（从品种、种苗、生产过程、采收、物流、运输等均遵守该目标国规定），且未深入进行当地消费者偏好与相关产品竞争力等研究分析，尤其东南亚地区也是全球农渔产品的生产重镇及创汇主要来源，短期内想要找到足够大的替代市场谈何容易，农渔民不要再盲目跟随政府脚步（无论蓝绿，西进或南向）；何况大陆已经是全球重要农渔产品消费大国（2015年大陆农产品进口金额高达1,159.2亿美元），台湾更没有舍近求远甚至自我放弃的道理。当务之急还是先求固本再徐图开疆辟土。而有了5·20前的震撼，面对两岸可能的纷扰，短期内农渔民可采保守生产对策，不要盲目增产并做好产品质量及安全管控，不要存有大陆让利的迷思；长期则须调整生产结构，提高生产技能并运用互联网寻求全球农渔产品高端消费的买家，避免再陷入“跟风”和“单一市场”风险。 追求良性竞争值得关注的是，过去台湾农渔业无论在品种、技术、经验、制度、研发等方面都是大陆极力学习的对象，来台参访农渔村进行学习、取经的大陆官员、学者、企业络绎不绝。只是不到十年光景，大陆官方透过政策优惠有计划化地引进国外及台湾人才、先进技术、资金、设备等到当地投资经营农渔业相关产业，有效带动当地的农渔业生产技术及经营效能，正逐渐拉近与台湾差距，部分种类如吴郭鱼、欧洲鳗、石斑鱼、紫菜、对虾、鲍鱼等更超越台湾在国际市场获得佳评，抢走不少台湾原有的市占率。近日大陆养殖之龙虎斑凭借价格低、质量好、成长快速等优势打趴台湾青斑就是一大警讯，大陆农渔业科技水平已经不在台湾之下，凭借科技、外交与规模经济优势可以和台湾在南向市场做有利竞争，台湾官员不能再夜郎自大。“龟兔赛跑”的寓言故事在两岸农渔业竞赛中真实上演，可惜台湾领导阶层还沉醉在台湾农渔业NO.1的历史岁月中没有觉醒，这才是台湾农渔业最深层的危机。遗憾的是新政府并没有这样的认知，继续延用旧的官僚与思维（报喜不报忧、做一汤匙却讲成一畚箕、追求捕捞量世界第一的迷失等）。未来大陆政府对台策略若抛开让利，改为采取精兵策略，挑选具外销潜力品项生产的前1﹪业者，从教育、选种、生产管理、病害防治、药物使用、上市前检验检疫、分级包装到出口运输采取一条龙模式，全程给予严格管控，并深入了解目标市场的进口管制规范、消费状况、潜力、消费者偏好、需求数量等等，同时借助与这些国家签定之自由贸易协议取得零或低关税优惠，将会较与多数国家尚未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的台湾产品更具出口竞争优势，这对积极推动新南向政策的蔡总统及其执政团队会是一大挑战。目前大陆由于务农人数高达数亿，在耕地质量、教育、技术、设施、经验等方面水平不一，滥用化肥、农药、药物、激素等情况也相当普遍，为此大陆官方下定整顿决心，颁布史上最严格食安法，纳入网络平台与保健食品管理，并强调源头管理的重要，短期间或许无法全面确保所有上市农产品的食用安全，摆脱“黑心食品王国”的污名，但是若采取专区生产方式，先对出口农产品做全面管控则可以产生很大的效果。台湾官员不要老是把“药检”视为防御大陆农产品输台的马其诺防线，小心阴沟里翻船。 农渔产贸易非两岸经济的重要贡献方（台湾出口到大陆农渔产品总额仅为50.7亿美元），却因缘际会成为两岸政治交锋的棋子，双方有得有失。两岸纷纷扰扰波及农渔产品的出口，让台湾农渔民惶惶不可终日却也莫可奈何，自古以来农民始终落于社会底层难以翻身。目前财团、富贾对政府的影响力远胜于农渔民，这也是大陆拿农渔业施压无法奏效的原因之一。两岸合则两利，衷心期盼农渔业能早日跳脱两岸博弈棋局，回归到正常的市场机制并维持良性互动，此乃两岸人民之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6-07-29 剔除民粹主义的影响，香港同胞所坚持的核心价值会影响到不同政党在制定政纲时的决定。亲建制阵营的政党在紧跟中央路线的前提下，打出“促经济、保民生”的纲领，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只能保有原来的支持者而难有大幅票数增长的主因。这些纲领导致年青人的反感，与香港的本土情况并不对题。若要了解香港的本土情况，我们便要掌握这些核心价值背后的备受香港同胞关心的社会议题。 香港自皇后码头搬迁事件起，本土化运动日渐激烈。此后经过多次选举和政治事件的冲击，“本土”与政治更变得密不可分。“占中”事件发生后，香港的新生代认为把香港的民主发展与国家的民主发展挂钩是不切实际的设想，本土意识进一步被合理化。从“退联运动”及各大专院校学生会改选来看，只有理工大学学生会由非本土派当选，其余全数由本土派掌控，我们便知道本土化已成为了一股政治潮流。本土意识最根本的解释就是“你我之别”，而一国两制的原始设定就是“你我之别”；加上中央容许香港在一定程度上实施民主选举，容许政党的出现，本身意就味着本土化必然发生。我们分析全球的政党发展历史，发现除了殖民政府以外，没有一个本土政党是在外地执政的。香港虽然没有“政党法”，但不代表没有政党政治行为。这种政治发展的必然性，在香港去殖化过程中，应该已经可以估计到。既然香港与香港的政党有本土的基因，“一国两制”的原有构思又包含了“你我之别”，那我们就必须了解两地的根本差别何在，了解香港本土的灵魂即香港同胞所坚持的核心价值。香港的核心价值，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比较系统的表述，体现在2004年在基本法23条立法危机之后香港一群学者出于对时局的忧虑共同联署的一份《香港核心价值宣言》。该文件概括性地指出，香港的核心价值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公义、和平仁爱、诚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个人、恪守专业”八大项。2014年10月21至23日晚上，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进行了随机电话调查，共成功访问了804位18岁或以上的市民，得出香港社会最重要的核心价值（即核心中的核心），第一位是法治（22.9%），第二位是自由（20.8%），第三位是公正廉洁（15.3%），第四位是民主（11.1%），到第五位才是追求社公稳定（8.3%）。这与中央希望带动香港社会聚焦于“谋发展、保稳定、促和谐”的主旋律，明显出现了彼此的认知落差。对比亚太研究所的调查结果，“谋发展”的内容接近第七位的市场经济，占3.5%；“促和谐”接近第八位的多元包容，占2.5%。中央的看法，只有一点与香港同胞是一样的，就是“保稳定”，接近第五位追求社会稳定，占8.3%。然而，这个“保稳定”，与香港同胞对法治的认同，相差了14.6%。这表明中央由上而下的分析，与香港的实际情况出现了较大差别。剔除民粹主义的影响，香港同胞所坚持的核心价值会影响到不同政党在制定政纲时的决定。亲建制阵营的政党在紧跟中央路线的前提下，打出“促经济、保民生”的纲领，而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只能保有原来的支持者而难有大幅票数增长的主因。这些纲领导致年青人的反感，与香港的本土情况并不对题。若要了解香港的本土情况，我们便要掌握这些核心价值背后有什么针对性的载体。香港同胞尤其年青人最关心的社会议题不外乎三项，当中包括“政治发展、楼价高企与收入停滞”。政治发展比较容易理解，香港的本土情况就是指普选行政长官与全体70名立法会议员，简称“双普选”。由于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办法无法在立法会获得通过，政治发展呈原地踏步状态。中央与香港同胞的矛盾变得尖锐，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至于楼价高企及收入停滞，有人认为，这不就是中央寄望香港聚焦在“谋发展”上吗？如果我们是这样解读，这就与香港的实际情况相差更远。“楼价高企”与“收入停滞”当然与经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这个情况并非香港独有，而且即使有关系，在香港核心价值中，只是排第七位，因而“谋发展”并非是香港情况的解决方法。“楼价高企”与“收入停滞”看似是两件事，实际上一衣带水。香港过去一直都过度重视商业发展，重商主义造成经济与人才培育过于单一，并高度依赖金融与服务业，第三产业占本地生产总值九成以上。个人利得税又一直偏短，卖地收益成为特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回归前后，中央为使商界留港建港，在政治制度的设定上高度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在特首选举委员会38个分组之中，有28个分组与30席传统“功能组别”的分类出现重迭，即制度上的预设已为这群商贾巨富提供了相当大的政治保障。这种政治与经济结成的利益纽带，产生了“新政治经济特权阶级”；而从地产发展衍生出来的“大亨经济”及其涟漪效应影响到各行各业，并危及香港同胞以往的价值观与生活习惯，日削月割地动摇了香港的法治根本。法治的根本并非狭义地合法与否，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平环境与平等参与的游戏规则。一般市民在现有制度之下，显然是被排除在游戏之外的。正是这种“被剥夺感”，损害了香港的核心价值，一种重新作出你我区分、基于自我保护的本土意识便在选举之中，被高举了出来。所以，要解决香港的本土化趋势，就要先尊重香港既有的生活习惯与核心价值。这种情况一如国家对少数民族与文化的保护与尊重一样，双方在适切的政治空间之下，共荣共存。首先，就是要把握明年特首改选的关键时机。香港特首换届选举，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在面临政改的困局和香港同胞对中央的信任程度持续低迷情况下，新一任的特首除了政改的工作以外，最重要是复位陆港之间的关系，清楚地让香港同胞知道一国与两制是并存的政治现实，以及当中明确的分野。这种分野强调特区政府与中联办、港澳办等驻港机构相配合，各施其职、权责分明。其次，在政改问题上，中央沿用8.31的框架，需要让香港的同胞感受到，中央致力维护香港公平的政治与经济环境，对“新政治经济特权阶级”和“大亨经济”必须有所抑制，使得中小企业在香港重获发展开间，让香港同胞再次感到香港是一个容许有梦想的地方，令“地产霸权”一词真的在香港消失。另一方面，也要针对选举委员会及功能组别的组成进行必需的改革，进一步开放参政议政空间。在全面取消功能组别之前，中央应主导政治话语权，主动按步就班地把个别功能组别选举改为“个人票”。要使香港同胞清楚感受到，是中央保障了香港同胞的核心价值与生活习惯，而非港独的力量。还有就是陆港之间在政治与经济上适宜保持一定距离，即回归到“一国两制”蕴含的“河水不犯井水，井水不犯河水”原则。在上述的建议落实之后，陆港融合、人心回归自然会水到渠成，而无须把陆港融合列成特区政府与相关驻港部门的硬任务。参照港英殖民管治的经验，保持距离是一种有效管理香港的手段。张炳良教授曾经指出“保持距离，尊重香港独有本土文化”是英国的管治方式，张楚勇博士也有相似看法。在港英时代，即使存在对英国的“效忠”现象或对政治异已者的监控行为，政府也尽量地以“只做不宣”的方式执行，以减低“香港人”的反弹。这种“保持距离”的间接管治手法，有利于保障香港群体的生活模式，同时，亦令英国治港99年总的来说是平稳的。所以，中央对香港出现的政治与经济状况，不宜过早公开表态，不用一出状况，便马上急着要去澄清。在香港紧张的政治环境下，有时道理在手，也不一定能说清的。反而，忍一时，退一步，让问题合理地发酵一下，可能有助于把问题看得更清楚。届时，特区政府主动寻求中央协助固然是合情合理，即使特区没有求助的需要，中央也不会落得“主动介入香港事务、破坏一国两制”的骂名。当香港同胞对中央的反感降低了，“人和”自然会“政通”。香港同胞对中央的信任度增加，也会直接影响到对特区政府的信任程度。相反，特区政府能取信于香港同胞，却不一定有助人心回归。英文有一句谚语叫“Less is More”，而公共管理上也有一句俗语是“管得到，不如管得刚刚好”。香港同胞在多次陆港矛盾中，已成惊弓之鸟。在未来一年之内，香港要经历三场选举，中央任何举动，都有可能被反对派大做文章。所以，中央应当尊重香港在地情况与核心价值，避免公开表态，以免被过度解读，在明年3月特首改选之前，少说话，多筹谋，以时间换空间。3月之后便在未来两年之内，进行实质改革，这将有助缓解当下的紧张局面，重建港人对中央的信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兵 2016-07-20 日本在诸多国际场合频繁提及东海、南海问题，旨在利用多边外交场合积极渲染日本在南海地区的“存在感”，通过经济手段将东盟国家与日本的利益捆绑，使各国牵制围堵中国并助推日本在南海争端的前沿掌握主动权。日本还以“文武并重”的手法，强化外交行动的同时也在扩大自卫队的权限，更多地将自卫队力量投放到东海和南海，这足以说明日本改善对华关系是假，恶化中国周边环境是真。我国必须提高警惕，毫不放松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和权利。 自2015年确立新安保法案以来，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立场和态度愈发明显。日本不仅谋求将南海问题国际化，而且还积极拉拢南海沿岸国家向中国施加压力，其行动对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起到极为消极的影响。在此背景下，南海可能成为日本新安保法案实施的首个试验场，其一系列动向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对策。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将南海问题纳入多边外交框架内解决一直是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首要立场。早在2015年的G7峰会上，日本就打算将南海问题纳入讨论范围，但最后的联合声明让日本的如意算盘没有打响。2016年4月10日在日本广岛召开的G7外长会上，日本执意将南海问题纳入讨论议程，并点名批评中国在这一地区建立一系列以军事为目的的据点，日本希望能寻求各国的支持。2016年5月26日，G7峰会在日本召开，最后的首脑宣言提及了海洋安保问题，对南海、东海表示关切，矛头直指中国。无论是G7外长会还是G7首脑峰会，日本一直通过国际平台“夹带私货”，借南海问题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2016年4月30日，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华并同李克强总理、王毅外长举行了会晤，这也是日本外相时隔四年多来首次访问中国。然而，在结束访华行程之后，岸田又相继开始对泰国、缅甸、老挝、越南等东南亚诸国的访问之旅，旨在继续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并希望东盟国家在中国进出南海方面给予牵制。在对越南的访问中，岸田强调目前中国正在单方面改变南海地区的现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担心，日本希望越南在东盟框架内发挥积极作用，在南海地区分担牵制中国的任务。从目前来看，日本试图拉拢东盟国家组成遏制中国的“战略同盟”。所以，日本在G7外长会、外相访问东盟国家以及G7正式峰会时频繁提及东海、南海问题，旨在利用多边外交场合积极渲染日本在南海地区的“存在感”，通过经济手段将东盟国家与日本的利益捆绑，使各国牵制围堵中国并助推日本在南海争端的前沿掌握主动权。这足以说明日本改善对华关系是假，恶化中国周边环境是真。以美日同盟为基石，积极拉拢澳印两国围堵中国日本2016年版《外交蓝皮书》指出，南海问题已成为多国的担忧，为确保航行及飞行自由，应与各国合作应对。根据新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日本新安保法案，美日双方的合作已从应对周边事态扩大到全球范围，并实现从平时到发生突发事件时的无缝对接。不管日本是否会单独巡航南海，在法理上日本可协助美国在巡航南海程度上做出更大动作。同时美日两国打造出一种全新的安全合作模式，即美国在亚太尤其是西太平洋地区实施前沿威慑，日本进行侧面协同，其目的是要使东海钓鱼岛问题与南海问题产生联动，从两个方向对中国施压。澳印两国也是日本积极拉拢的对象。2016年2月26日，日、澳、印三国在东京召开副外长级别磋商会议，磋商的框架基础是安倍提出的“安全保障钻石构想”。日本希望把日美间的线性合作，逐步升级为日美澳和日美印间的三角合作，最终演变为日美澳印间的菱形合作，最终在印度洋地区和南海地区打造围堵中国的“菱形战略联盟”。日本与南海相关国家积极开展多层次军事合作如果说日本谋求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以美日同盟为基石打造美日澳印“菱形联盟”是“文把式”，那么与南海相关国家开展军事合作就是名副其实的“武把式”。新安保法案实施的目的就是使日本自卫队能够“独立出海”开展军事活动，打破之前规定的依靠美国“借船出海”的惯例。美日菲澳四国举行的“肩并肩”联合军演就是最近日本开展军事合作最明显的例子。随着美国、日本等域外大国不断介入南海局势，其演练的规模和内容也不断升级和变化。2016年的“肩并肩”联合军演4月5日在克拉克空军基地、苏比克湾以及巴拉望等多个地方开始，包括在南海争议地区向“中国展示肌肉”。日本首次以观察员的身份派出了准航母级的大型直升机护卫舰“伊势”号以及“亲潮”级核潜艇，并希望以后能定期参加。这是日本通过并实施新安保法后，首度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军演。值得关注的是，在停靠苏比克湾后，日本舰艇编队继续前进，横跨南海，最后造访越南金兰湾，这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停靠金兰湾。此外，在参加“肩并肩”演习之前，日本“伊势”号护卫舰还参加了由印度尼西亚海军主办的国际观舰式及多国联合演习。除了参加军演外，日本还积极开展出口装备、人员交流等多层面的军事合作，计划实施两步走策略。第一步要让自卫队装备走出去。2014年安倍政府废除了武器出口三原则，改为有条件地出口武器。第二步要让自卫队人员走出去，加强与东盟各国在军事人才层面的互动交流，彻底实现装备与人员在海外的对接，使日本自卫队能够完全独立执行海外任务。此次日本自卫队参加多国演习可以说不仅做实了刚实施不久的新安保法案，而且也是实施两步走战略的集中体现。中国应对措施建议日本涉足南海最核心的要点是将南海与东海捆绑以实现“二海联动”“围魏救赵”，迫使中国因注重南海而分散在东海地区的战略注意力与资源投放，从而对冲日本在钓鱼岛方面所受的压力。虽然日本会通过新安保法加大介入南海的力度，但在南海问题上最具实力博弈的还是中美两国，日本在南海问题上的影响力相对有限。所以，一方面中国要掌握主动，依然拿出改善中日关系的善意，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所做的努力和诚意，将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压力抛给日本。另一方面，中国应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来应对日本近来在南海问题上的动作。第一，中国应该加强同东盟国家的全方位合作，采取不同的战略来瓦解日本的围堵。中国要继续深化和拓展与南海周边国家和整个东盟的全面合作，在切实履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基础上，倡导以“双轨思路”处理南海问题，即有关争议由直接当事国通过友好协商谈判寻求和平解决，而南海的和平与稳定则由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按照王毅外长此前提出的“五点坚持”和“三点倡议”要求妥善处理分歧，坚决反对域外国家将争议拿到多边场合炒作。目前，随着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等概念的相继提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意愿明显大于竞争，避免南海争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不断提升。同时，中国作为区域大国，随着自身实力不断崛起势必会引起周边小国的担忧和猜忌，中国必须将南海主张清晰化，扩大“朋友圈”，消除东盟国家的疑虑，增进信任。第二，在中日东海钓鱼岛问题上，一方面，中国必须坚持“主权在我”的基本立场和红线，官民并举，集体发声，向国际社会重申中国对钓鱼岛的合理诉求；另一方面，中国也可采用“二海联动”“围魏救赵”“航行自由”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瓦解日本的图谋。首先，本着为中日关系和地区稳定、繁荣的长远考虑，继续坚持“搁置争议”的主张，“搁置争议”既为“求大同，存小异”、积累共识、增强互信迈出良好的开端，又体现了中方始终从双边关系发展和地区稳定、繁荣的大局出发，不激化矛盾、期待和平解决的善意和作为地区稳定的维护者及负责任大国的态度。其次，在沟通对话的同时，中国依然要加强在东海地区的海防投入，提高向钓鱼岛派遣船只巡逻的力度和频率。甚至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赋予的航行自由原则，加大军舰巡航东海钓鱼岛的力度和频率，使军事力量巡航常态化。另外，中国要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书等关于战后领土安排的决议，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除了宣示钓鱼岛的主权决心外，也可重新考虑日本占有琉球的合法性问题，加大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成本和代价。第三，中美两国要加强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管控，宣示中国维护南海主权和维护南海区域和平稳定的坚强决心。虽然南海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但解决南海问题的根本依然在中美两国。只要中美两国之间不发生根本性的冲突，南海争端的发展趋势就不会朝着严重事态的方向发展。中美两国必须通过积极开展高层战略对话、不断加强全球战略合作和南海分歧管控，进而持续增强彼此战略互信，为南海争端以建设性方式找到根本化解之道。中美应积极探讨海上风险管控预防性措施，深化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加强中美海军间的交流互信，避免两军在南海发生冲突。因为日本的南海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影响，因此加强与美国的战略互信和良性互动，管控好与美国在南海的分歧也会直接影响日本下一步在南海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