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略 2016-12-09 李克强总理视察澳门，宣布了一揽子对澳门经济带来利好的经济措施。这些措施极大地振奋了澳门市民的决心和信心。现在澳门自身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一个平台”和“一个中心”建设做好。 中央政府的大礼2016年10月10-12日，李克强总理视察澳门，宣布了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的18项新措施，以及中央支持澳门的19项措施，这对澳门进一步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机会和帮助。在李克强总理宣布的中国对葡语国家18项新举措中，第五大部分中的五项专为澳门而设：支持澳门特区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为中葡企业合作提供金融支持；成立中国—葡语国家企业家联合会，秘书处设在澳门；在澳门建设中葡双语人才培训基地；在澳门设立中葡文化交流中心、中葡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中心；在澳门建设中葡商贸综合体，为中国和葡语国家在贸易、投资、会展、文化等多个领域合作提供实体性支持。而李总理宣布的19项惠澳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支持澳门建设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及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中葡发展基金总部，直接协助特区政府加强中葡平台设置；完善内地与澳门便利通关及检验检疫工作，支持澳门在泛珠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本区业界来澳投资；支持特区政府每年举办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支持澳门与世卫组织、国家有关部委合作来建设传统的医药中心，研究支持澳门以适当方式与丝路基金、中拉产业合作、中非产业合作基金展开合作；支持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发展健康医疗、养生保健产业，支持澳门加强海洋管理，发展海洋经济，支持澳门建设智慧城市。这些措施极大地振奋了澳门市民的决心和信心。澳门本来地少人多，产业相对单一，大家虽然认识到博彩业一业独大的风险，但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产业适度多元化的进程相对缓慢。这次李总理宣布的惠澳措施，对澳门来讲，不仅是一记强心针，更相当于功率强大的火箭助推器，必将使澳门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澳门的优势澳门拥有诸多优势。政治方面，澳门实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明显。澳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与西方接轨；政府相对廉洁，基本不干预经济运作，严格保护私有财产；司法独立，尊重法治传统；税率超低；资金信息自由流动，大多数投资者对投资澳门都充满信心。中央支持澳门发展。自回归以来，澳门经济的发展，固然得益于赌牌的开放，但如果没有中央和内地的支持，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由行、CEPA、粤澳合作、泛珠合作、横琴岛开发、中葡经贸平台等等，再加上这次诸多惠澳措施，不仅为澳门的高增长带来了源头活水，更为澳门下一步多元化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方面，澳门有大中华地区唯一合法运营的博彩业。澳门虽然需要争取产业适度多元化，但不可否认，其经济的巨大优势仍在博彩业，这也为澳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澳门有靠近中国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地纷纷开始发展博彩业，但由于远离中国大陆的经济发达地区，并不能撼动澳门的主导地位。这一区位优势也为澳门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和产业条件，未来的着眼点在于以多样化的休闲娱乐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澳门的酒店业优势明显，是全球福布斯五星级酒店最集中之地。澳门酒店不仅档次高，而且规模庞大，几个大酒店度假村都有超过3,000间客房，并且比较集中，在路氹金光大道区域已经有大约20,000多间五星级酒店客房，这些在承办大型会展和会议时，非常有优势。大型会议、会展动辄需要几千间客房，别的地方可能需要协调几十间酒店才能够容纳宾客，但是在澳门一间酒店就已经足够了。在法律方面，澳门兼有内地和葡国法律传统，但是以葡国传统法律为主。葡语国家的法律和中国内地的法律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与葡语国家未来经贸合作关系中，一般企业不仅要面对市场风险，还要面对法律风险。澳门熟悉两地法律，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衔接。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澳门具有三文四语的优势。澳门人掌握中文、英文、葡文，中文又有普通话和广东话，而且葡语和中文都属于澳门官方语言。澳门拥有许多双语甚至三语、四语人才，未来无论是合作或是签订协议，都可发挥“中间人”的角色，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门长期都是中葡文化交流的基地。在信息交流方面，有许多人士都与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有紧密联系。当然，澳门劣势也很明显。由于葡澳政府时代对教育不够重视，澳门人力资源不足；市场容量不大，产业单一；本地景点不够丰富，单纯旅游业吸引力有限；不是陆地交通枢纽，缺乏深水港和大型航空港，转口贸易和长途客源受限；地少人密，交通拥堵，环境和游客承载力日趋饱和等等。澳门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澳门产业发展严重单一化，博彩业占了经济的一大半，博彩税更占政府财政收入的八成，这样的经济极其依赖外部环境，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如果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稍有变动，澳门经济可能就风雨飘摇。2015年，由于外部环境变化，澳门博彩收益下降三分之一，导致GDP萎缩20%。澳门面临其它地区的潜在竞争。虽然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还没有对澳门造成实质挑战，但其相对较低的博彩税率对赌场尤其是贵宾厅还是较有吸引力的。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挑战有可能加剧。台湾正在考虑是否开赌，未来如果实行的话，对澳门也会有影响，毕竟澳门的游客中每年有大约100万是台湾游客。澳门发展会展业是一个突破性方向。目前澳门酒店的总房间数已超过32,000间，大型会展场地很多，每年已有几项大型国际性论坛在澳举办。澳门会展业正在大力发展，现在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若能将一些大型的国际会议放在澳门举办，既能有效提升澳门的国际声誉，也为澳门成为国际会展业中心拓展空间。中医药可以成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点领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把推动澳门中医药工作作为落实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方面，分别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和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签署合作协议，重点支持澳门建设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药合作中心以及参与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支持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建设国际级中医药质量控制基地和国际健康产业交流与交易平台。2014年12月，习近平主席赴澳出席回归庆祝大会，专程参观了澳门大学中医药质量研究重点实验室，鼓励澳门进一步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粤澳合作将深化内地与澳门经济融合。目前内地居民到澳门限制还比较多，尤其是在商务方面，将来会进一步便利化，这会有利于澳门的发展，毕竟澳门60%的游客是内地游客，短期内难以改变。澳门土地面积只有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横琴自贸区超过100平方公里，是澳门本土面积三倍大的范围。年底落实的单牌车进出横琴，对横琴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澳门市民而言，能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可以发展。明年的游艇自由行，也必然为澳门带来更多的高端客源。澳门面临的最大机会，可以说就是这次中央政府对葡语国家18项新举措和支持澳门的19项措施。未来的“人民币海外结算中心”对澳门的金融业，尤其是澳门发展“一带一路”和中葡贸易平台方面的金融平台作用都非常大。现在澳门自身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一个平台”和“一个中心”建设做好。善用“两制”之利  深化做实平台优势10月12日，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主任王志民在澳门国际机场向媒体发表讲话，表示“我们澳门同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坚定背靠祖国坚强后盾，用足用好惠澳政策，深化做实和发挥好平台优势，就一定能够攻坚克难，走出具有澳门特色的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道路，澳门的经济繁荣、民生改善就一定能够行稳致远”。当前澳门需要继续抓紧做好的关键点在于善用“两制”之利，用足用好惠澳政策，紧跟时代，提高施政能力。一方面，积极谋划建设智慧城市，澳门30平方公里的土地，更有条件应用现代化的科技，互联网、大数据、自动驾驶、物联网等等，打造智慧城市。政府要有更大的魄力来吸引高科技企业来发展创新。这不仅有利于巩固博彩业的优势，也会为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尽快落实基础设施项目，把居民极其关心的轻轨、新填海区、第四条跨海通道、都市更新等尽快开展、做好。长远来讲，最重要的施政能力还是做好教育投资，毕竟青年人才的竞争是未来最主要的竞争。正如王志民主任所言，青少年是澳门的未来和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澳门需要大力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一国两制”伟大事业的接班人。管子说：“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教育是一本万利的好投资，也是缺乏自然资源的澳门长期繁荣之本。

天大研究院 2016-11-16 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在这两制之间的交接点上，时有矛盾，必要时需要人大常委会释法。在没有“二十三条”立法的情况下，如果不以人大释法的形式从法律上来遏制“港独”，“一国两制”势必遭到破坏。 日前特区政府就梁颂恒及游蕙祯的议员资格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法官区庆祥于15日裁定梁游两人宣誓无效，议员资格已被取消。他明确指出：梁游两人作出誓言的方式“客观及明显地表示他们无意忠诚及从实地支持及遵守立法会誓言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列的两项责任，因为客观及明显地，他们并不承认‘一国两制’的原则及该原则下‘一国’的重要性”。高院裁决与人大常委会于11月7日通过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内容完全吻合。人大常委会发表声明指出：宣誓人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宣誓人如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并认为不符合《基本法》和人大解释的宣誓不得重新安排宣誓。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法律，这是宪制权力，也是宪制责任。《基本法》具有凌驾于香港特区法律之上的地位，特区立法机构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触。人大对《基本法》有关规定作出的法律解释，与《基本法》具有同等的效力。《基本法》第158条第一款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区法院获授权可自行解释特区自治范围的相关基本法条款，但香港的高度自治、司法独立应当依从人大释法所代表的中央管治权威。《基本法》确立了“一国两制”的原则，表明在两制之上，还有一国。香港推行普通法，而“一国”所推行的制度，却是大陆法。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在这两制之间的交接点上，时有矛盾，必要时需要人大常委会释法。在没有“二十三条”立法的情况下，如果不以人大释法的形式从法律上来遏制“港独”，“一国两制”势必遭到破坏。香港社会在这几年出现了“港独”思潮，一些人提倡“港独”并成立“港独”组织进行活动，参与立法会选举。在刚过去的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仪式上，以梁、游为代表的极少数候任议员故意违反宣誓要求，侮辱国家和民族，严重干扰立法会正常运作。人大进一步明确《基本法》第104条关于“依法宣誓”的规定，是维护《基本法》和法律尊严的要求，也是恢复立法会议员宣誓秩序的需要。某些议员的言论和行为公然挑战《基本法》，冲击“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底线，对国家主权和安全造成了威胁，严重破坏立法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为维护国家利益和香港特区广大居民的切身利益，中央不能坐视不管。由于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立法会宣誓条文作出的解释没有订明不具追溯效力，这可能导致市民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院裁定其他立法会议员的宣誓违反释法内容而无效，丧失议员资格。具体如何处理相关诉讼，将考验香港司法人员的智慧。总而言之，此次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以及高等法院就梁游两人宣誓的裁决有助于完善香港的司法实践，起到释疑止争的作用，是对香港法治的有效维护。不过，释法后仍有需要解决的后续问题。

天大研究院 2016-11-11 因为美国中产的不满情绪而被推上总统宝座的特朗普会如何影响中国，以及未来的中美关系呢？我们认为，总的来说特朗普当选在未来的四年对中国而言将会是利大于弊。 北京时间11月9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以290-228张选举人票的成绩，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这一结果基本上与全球大批主流媒体之前的民调和宣传方向都完全相反，可以说出乎大多数建制机构的预料。不过正如全球主流媒体和智库在大选后随即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当选尽管出乎意料，但并非无法解释。与早前英国公投退欧相似的是，美国与英国的选民都不约而同地作出了被舆论广泛认为具有破坏性因此不可能出现的政治决定。两次事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西方中产阶层对过去十余年来自身经济地位与安全度不断下降的不满，对全球化继续深化的反抗，和对现有经济、政治和学术精英的不信任。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引导全球化高歌猛进。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1年到2015年，全球进出口商品总值增长了3.65倍；而美国统计局数据则显示，相同时间段内美国整体GDP只增长了2.9倍；而美国整体家庭收入中位数从1993年到2014年只增长了1.7倍。收入的差异对选民政治倾向的影响是直接的。根据《纽约时报》对选民投票后进行的倾向性调查，家庭年收入5万美元到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都倾向于投票给特朗普，而年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则更倾向于希拉里。该调查还显示，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更倾向于认为美国经济表现“一般”或“差”，全球贸易自由化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以及自己家庭的财政状况正在恶化。当美国的中产家庭对美国经济和家庭收入状况呈现这样的判断时，就显示出美国中产阶层对过去十余年来的全球化进程有意深刻反思。因为美国中产的不满情绪而被推上总统宝座的特朗普会如何影响中国，以及未来的中美关系呢？我们认为，总的来说特朗普当选在未来的四年对中国而言将会是利大于弊。首先，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更强调与中俄等大国合作而非对抗，而且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多次表示美国的盟友并没有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支付费用。特朗普就任后可能减少美军在全球的力量投放，包括弱化亚洲再平衡战略。因此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压力将得以减轻，在台海问题上可能获得更大主动权，甚至在东亚及亚太西岸地区拥有更大发言权。相对地，特朗普意图减少美国力量对外投放可能令中国不得不在朝鲜核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中国需要为周边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来谋求更多区域性影响力。相信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外交战略将有更多利益契合点，习主席呼吁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能在其总统任期内取得重大进展。在经济贸易领域，特朗普色彩鲜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无疑会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不确定性。特朗普极有可能顺应其支持者的期望，对其主要贸易伙伴采取更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应该继续提升对美国之外其它市场的吸引力，加大对“一带一路”目标国的资源投放，以对冲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璐 2016-11-08 现实问题往往比教科书复杂得多，要准确地监控污染性企业的排污很困难，监管成本太高，而直接的行政干预又往往意味着损失经济效率。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绿色金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绿色金融的目的就是减少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通过金融手段使经济发展更加环境友好。 在中国的倡议下，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杭州峰会议题，并设立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负责。该小组向峰会提交了《二十国集团绿色金融综合报告》，设计出七项可选措施以增强金融体系开展绿色投资的能力，推动绿色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七项措施包括：提供清晰的战略性政策信号与框架；推动绿色金融的自愿原则；扩大能力建设学习网络；支持本地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鼓励并推动环境与金融风险领域的知识共享；改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的评估方法。G20杭州峰会上绿色金融的提出表明中国最高层全力支持并推动世界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决心。环境污染治理任重道远世界卫生组织（WHO）9月27日有关全球空气污染的报告指出，由细颗粒物PM2.5等导致的污染正在全球蔓延，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肺癌等相关疾病，空气污染“已成为人类健康所面临的最大环境风险”。WHO对卫星图片和地面约3,000处的观测结果等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全球92%的人口居住在PM2.5超过WHO标准的地区。WHO还计算出了各国的平均污染值，空气污染问题严重的中国为54微克，印度更高达62微克，远远超出WHO的10微克标准。《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环境污染仍然处于高位水平。除了空气污染之外，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电磁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也都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目前，中国至少有1,300万至1,600万亩的耕地受到污染，约80%的农药直接进入环境，威胁到每天食用的蔬菜，对人们的健康状况甚至生命安全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对环保问题的关注，不仅仅是一种情怀，而是一个切实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社会医疗成本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环境污染的治理变得越来越超越国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碳排放和全球变暖的问题。今年9月3日，在G20杭州峰会开幕前一天，中美两国宣布批准《巴黎协定》，翻开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新篇章。此前共有23个国家完成了批准协定的程序，但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数据，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量中占比很低。作为碳排放大国，中美两国加入《巴黎协定》必将加快它的正式生效。虽然其它国家还在努力克服各种障碍以批准协议，但中美的行动将对参加G20杭州峰会的其它国家起到示范作用。建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环境工程追求环境污染越少越好，但是经济学追求一种优化和平衡。给定某一时期技术条件下的特定工艺水平，各种污染排放可以看成是产出的副产品。比如说我们要用火力发电，要生产出钢铁，就不得不排放废气和废水。近年出现的“APEC蓝”、“G20蓝”说明，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其实办法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关停。然而，难道我们不需要考虑“关停”环保方式的代价？此举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因此，我们需要的环境保护，并不是绝对的零污染，而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这就需要正确的经济政策引导。严格地说，环境问题都是由外部性引起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指的是某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者说收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或者说成本），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而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正因如此，环境问题的治理也必须紧盯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把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排放税。直接对污染性企业的排污征税，让其单位排放的税率等于其污染造成的边际社会成本，这样就能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提高经济效率。绿色金融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问题往往比教科书复杂得多，要准确地监控污染性企业的排污很困难，监管成本太高，而直接的行政干预又往往意味着损失经济效率。那么，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才是最聪明有效且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呢？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绿色金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绿色金融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融资行动更加环境友好，减少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历史上，绿色金融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公共产品或者说公益性质。早在1974年，当时的联邦德国就成立了世界第一家政策性环保银行，命名为“生态银行”，专门负责为一般银行不愿接受的环保项目提供优惠贷款。由于很多环境治理或者节能减排项目的直接经济效益不好，相关企业就需要政府税收或补贴的激励，而由于其公共产品的性质，直接营利性差，普通的商业银行不愿为其提供贷款资金支持。因此，上世纪70年代德国银行的做法，实际上发挥了一种政策性银行的职能。2002年，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在伦敦召开国际知名商业银行会议上，提出了一项企业贷款准则，即国际银行业赫赫有名的“赤道原则”。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实际上把银行的贷款审查，从传统的财务和抵押等经济指标，变得更加综合，包括了企业的碳排放、污染情况等。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更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它把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活动成效的标准之一，通过自身活动引导各经济主体注重生态平衡。它讲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面向企业的绿色考评机制绿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资金流向资源节约型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要推广绿色金融，最大的障碍不在银行，而在于是否有一个对目标企业进行绿色考评的机制。我们对企业的信用有成熟的考评经验，但对于其环保行为并没有对应的机制可做参考。这样一来，银行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就很难实施绿色金融的对应举措，因为银行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付出成本去鉴别企业的环保或者能源消耗状况。绿色金融在世界范围内都还只是一种尝试和摸索。在我国，要想绿色金融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尽快建立面向企业的绿色考评机制。金融机构需要携手环保部门及能源相关部门，制定企业级别的绿色征信体系。对环保做得好或者单位产出能耗低的项目或企业，金融机构在提供资金支持时优先考虑。除了贷款额度的照顾之外，还可以结合政府补贴，为相关企业和项目提供绿色贴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样，除了既有的被动处罚等手段之外，还可以通过绿色金融，引导企业主动选择一条绿色发展道路。政策信号可以让社会资本的关注点转向拥有政策红利的绿色经济，有力促进业界形成绿色价值观，引导绿色投资理念逐渐成为社会潮流。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6-11-08 如何走出经济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弱增长与金融不稳定困局？短期来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大幅扩张，利用市场上多余的资金，从根本上说，结构性改革是全球面临的最终选择，从而提高其它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 9月4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开幕辞中提到，世界经济虽然总体保持复苏态势，但面临增长动力不足、需求不振、金融市场反复动荡、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如果从2007年算起，全球金融危机已经发生了十个年头，全球经济仍未摆脱弱增长的局面，而更为严重的是，未来全球经济增长前景、货币和市场演化路径，业界仍难以看清楚。为更好地把握未来，我们反思了过去十年经济、货币和市场的运行格局，提出了针对金融危机后全球货币、经济与金融市场的新型分析框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1）全球资金供需失衡，利率水平没有最低，只有更低；2）虽然低利率在降低政府和企业的利息支出等方面有积极作用，但它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全球弱增长格局仍将继续；3）多余的货币大量流入虚拟经济，美国股市大幅上涨，新兴市场房价大幅上涨，低利率和负利率加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个分析框架可以更好地分析全球和中国面临的经济问题。全球低利率将持续较长时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全球利率水平持续走低，特别是美、日、欧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09年底的3.6%下降到2016年9月初的1.6%；日本和德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更是由正转负，其中日本从2009年底的1.3%下降到目前接近-0.03%，德国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也从2009年底的3.5%到下降到目前-0.1%左右。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不例外，相较于2009年的收益率相继出现了下滑。以金砖国家为例，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09年底的3.6%下滑到当前的2.7-2.8%左右。特别是2015年下半年以来，印度、巴西和中国的实际利率均处于下降态势。低利率反映了资金供需失衡，资金供给持续增加，而在经济增速下降的情况下，资金需求下降明显。金融危机后，随着全球经济增长的普遍放缓，资金需求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从资金需求角度看，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增长一直没能有效复苏，15年全球GDP实际增长3.09%；IMF今年两度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将今明两年经济增长预期分别下调至3.1%、3.4%，世界银行也将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2.4%。从资金供给角度看，全球老龄人口占比逐渐提高，且发达国家老龄化日益加深，这将提升整体储蓄水平，造成资金供给充裕。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而退休年龄并没有跟随调整，只有更多的储蓄才能满足未来的消费。此外，全球人口增速下降也会提高消费率。2011年后，美国的宏观储蓄率上升，从2011年的21%上升到2015年的23%。中国的宏观储蓄率近两年来有所下降，但相对于历史平均水平，仍处于高位（2015年储蓄率为39%，1978年至今的平均水平为42%）。全球经济增长偏弱市场利率的大幅下降表明，为了平衡资金的供需，让经济增长回升到潜在增长水平，利率仍需要进一步下调。因此，金融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央行顺应这一要求迅速下调了政策利率水平。虽然美联储去年12月率先加息，但今年以来，其未来继续加息的步伐显著放缓。即使美联储加息，其实际利率水平仍继续处在低位。到目前为止，全球有五大央行实施了负利率。2012年7月5日，丹麦央行将存款利率下调至-0.05%，目前-0.65%；2014年6月5日，欧洲央行下调存款利率为-0.1%，目前-0.4%；2014年12月18日，瑞士央行将利率目标区间下调至（-0.75%，-0.25%），目前该区间在（-1.25%，-0.25%）；2015年2月12日，瑞典央行将回购利率下调至-0.1%，目前-0.5%；2016年1月29日，日本央行对银行部分准备金设定-0.1%的利率。宽松货币政策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政府、企业部门的利息支出负担。比如，在低利率的环境下，日本企业部门的利息支出占收入的比重显著下降。日本政府债务率持续上升，但其利息支出占GDP比重反而下降。中国企业部门总债务高达100万亿，这两年利率下降，其每年的利息支出在下降，利息占收入的比重也有所下降。然而，对于经济增长而言，货币政策显得无能为力。为什么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效果不大？原因是市场利率高于自然利率或资本的投资回报率。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ROE数据从2011年的10%持续下降到2015年的3%；而同期企业的实际借贷成本（用PPI平减）从4.7%上升到11.5%；借贷成本显著高于资本的投资回报，理性的企业不会借贷投资。从美联储计算的美国数据看，2012年中以来，美国的自然利率水平处于负值，而长期实际利率仍高于自然利率水平。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目前美国30年期国债实际收益率在0.6%左右，高于去年的自然利率-0.18%。过多货币流向虚拟经济由于实体经济对资金的需求不足，不少国家陷入流动性陷阱。由于利率水平已经非常低，扩张的货币难以促进利率水平的进一步下降，货币政策的作用消失，大量的货币流向虚拟领域。2009年后，美国资本市场价格大幅上行，新兴市场房价大幅上涨。美国股指从2009年的低点已经上涨了295%。即使在经济萧条和政治不稳定的巴西，2009年以来其大中城市的房价上涨了1倍多，按照美元计价，也上涨了50%。资产价格处在相对较高的位置上，不排除继续上涨的可能性。低利率和负利率使得金融机构本身更加脆弱。一方面，低利率和负利率直接降低银行的息差收入，降低银行利润；另一方面，低利率、负利率促使银行加杠杆、配置高收益低等级资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坏账等）。欧洲银行业的危机显示负利率通过多渠道威胁银行业经营，在极端事件引导下投资者对其丧失信心，股价下跌，资产进一步缩水，形成恶性循环。在美国加息的背景下，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上升。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央行，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比2007年扩张到5倍后，已经开始停止增长，其相对于GDP的比重开始下降，全球货币边际趋紧。今年12月美国加息概率进一步上升，美元有可能在经历了过去一年半的盘整之后重新上涨，新兴市场经济体将面临冲击，今年上半年以来的平静局面可能被打破。可以这么说，全球包括中国市场的脆弱性都在上升，金融市场经不起大的风吹草动。如何走出弱增长与金融不稳定困局？目前全球经济面临的低利率环境下弱增长与金融不稳定并非无解。短期来看，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大幅扩张，利用市场上多余的资金，要么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经济长期增长动力；要么增加增长消费支出或者扩大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居民消费率，并纠正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带来的负面影响。从根本上说，要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结构性改革是全球面临的最终选择，从而提高其它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资回报，促进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1、短期政策：宽松财政。全球低利率环境反映了资金过剩，在这种情况下加大财政支出，可以利用过剩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有利于当期经济增长，而且可以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提高未来经济增长的效率；财政支出的另一个方向是提高政府消费率，从而降低居民储蓄动机，降低整体储蓄水平，减少资金过剩的局面。此外，在利率比较低的情况下，财政乘数扩大，对私人部门的挤出效应小，财政政策更容易发挥稳增长的作用。从主要国家看，多数发达国家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接近或超过国际警戒线，未来财政扩张空间受限。据IMF统计，发达经济体一般政府净债务占GDP比重达到70.7%，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仅为45%。主要经济体的数据也体现了这一特征，日本政府债务占GDP比例2000年超过100%，目前已达到249%，美国政府债务占GDP比例2009年超过100%，目前在130%左右，而欧元区虽然未超过100%的国际警戒线，但金融危机以来也显著提高，目前在90%左右。与发达国家不同，新兴市场政府债务占GDP比重大多较低，相较国际警戒线还有一定提升空间。中国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很大。目前中国广义政府债务（考虑到一些融资平台债务及或有债务）占GDP比重大约在57%（狭义政府债务占比40%），据国际警戒线还有一定空间，在经济下行、结构转型背景下，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与其它国家不同，考虑到中国政府有巨量的资产，其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更大。从这个意义上讲，未来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地位将进一步上升，中国经济存在更多的机会。2、长期政策：结构性改革。本轮全球经济的疲弱，除了周期性原因外，很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原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都是如此。因此，只有结构性改革才能改善增长，提高投资回报，提升自然利率水平，最终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不过，目前全球范围内改革进程都比较缓慢。对中国而言，其主要问题不是经济增速的下降，而是这种下降背后的效率下滑。我们计算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显示，在2007年之前，全要素生产率每年贡献4.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而2012年之后，该数据下降到只有2.5个百分点。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提升取决于中国未来的改革进程。3、此外，需要指出的是，货币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无能为力。宽松货币政策存在的价值在于，它为松财政和结构性改革提供了有利的货币环境，没有货币和信贷的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从国际上财政政策的扩张和改革前景来看，短期内均不太乐观，预期未来几年全球低利率环境下的弱增长与金融不稳定的格局仍将持续。总之，相对于其它国家而言，中国货币政策还有空间，财政政策的空间更大，如果未来改革取得实际进展，则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战略地位将上升，也会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6-10-24 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但无论如何，香港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 两年前，争取“真普选”、得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雨伞运动”并没有成功，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也同时失去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民心。2014年11月，当“雨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笔者任职的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年度毕业典礼。到场本科毕业生中约70%都在学士袍上挂上了象征支持占领运动的黄丝带，青年学子的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本土派和自决派冲击香港政坛刚刚过去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政府一开始宣布六名被认为是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无效，但结果还是有另外六名打着“本土”或“自决”旗号的人士当选为立法会议员。一位泛民主派候选人更从原本一直由建制派占着议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胜出。在地区直选上，本土派和自决派的候选人一共取得19%（41万多票）的选民支持，与泛民主派的36%以及建制派的40%差不多形成在立法会三分天下的局面。换言之，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本土派和自决派已成为原本泛民主派和建制力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有机会左右大局。由于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两个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一些本土派（例如朱凯迪）并不一定认为政改议题比土地议题重要，主张港独者对“六四”等议题更可能觉得事不关己。当泛民主派正积极考虑要在12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将目前拥有的200席左右增加到300席，并打起反对梁振英连任的旗帜时，倾向于港独者已在社交媒体上制作了宣传片，鼓吹在中国特区名义下举行的小圈子选举关我何事，并且相信梁振英连任或者由另一位鹰派人士当选特首，让香港产生更大抗争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更多香港人支持独立。在分析本土派和自决派时，我们也得注意他们之间的重大分别。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者，并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有些甚至与重视弱势者、对新移民和旧居民一视同仁的本土派在立场上南辕北辙。此外，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主张自决者等同于港独。以罗冠聪所属的香港众志为例，他们主张自决主要是为了争取“真普选”。虽然他们不排除独立作为未来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但如果毋须独立也能促成“真普选”，他们对此无任欢迎。和邵家臻以及姚松炎这两位新当选的独立议员相似，罗冠聪还是比较愿意与泛民主派合作的，这一点与热血公民的郑松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便很不一样。困局根源在于普选争议此次立法会的选举结果让人除了看到本土派和自决派在特区管治体制内崛起之外，也看到了人心思变。今年的投票人数前所未有地高达220万，比起2012年的180多万多了近40万，表明有更多的选民希望通过选票来左右香港的政局。虽然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得票比例维持在40%对55%，但以往反对派55%的得票主要都是投给了泛民主派，现在本土派和自决派却平地一声雷，取得了19%的支持。中间派主要指的是由脱离泛民主派的人士组成的民主思路和新思维的候选人，他们只取得不能影响大局的4.8%选票，可见在政改普选踟蹰不前的困局下，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如果我们把泛民主派中的激进派别（即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7%支持加进本土派和自决派的19%的话，激进票便高达26%，和泛民主派中的温和派别（减去激进民主派的7%）的29%得票不相上下。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仍旧是没有最终落实从中央到香港各方都能接受的双普选。当然，即使推行了双普选，那也不等于香港便会长治久安，但从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目前不惜损害“一国两制”的政治化、激进化甚至港独化的发展，和一直以来的普选争议僵局是分不开的。当前改善管治的策略目前中央和香港反对派之间严重缺乏互信，根本不可能就普选问题达成一致。在反对派于立法会的70席中占了29-30席、中央坚持人大常委8.31决定的情况下，下一届特区政府要在普选问题上提出有机会通过的方案差不多已是不可能了。换言之，未来十年香港大概都不可能落实双普选。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应该如何改善管治、维护香港未来的繁荣稳定呢？首先，下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在坚守“一国两制”的立场之余，不要去挑起与政改或其它政治敏感议题相关的争议。既然政改在新一届立法会难有作为，政府便应对此放下不表，转而全力在经济、民生、就业、房屋等政策上，推出为社会大众接受和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方案，积极争取建制内外力量的认同，以扩大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雨伞运动”之后，特区政府有必要多方面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可，政府今后在推出每一项主要施政之前，是否都应该特别考虑一下如何能增加年青人对政策的支持？其次，要减少政治争议，降低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下一任特首应该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外，同时必须为香港各界所接受，并可以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特区政府应该在管治团队，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中，更多起用有能力的包括建制内外的人士出任。再者，在特区的法定组织和公权架构中，应该争取多起用反对派中处事平和、有能力者，减少任命容易引起分化的人士。今届立法会下来，泛民主派中一些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成员已退下来，当中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者，政府应和他们多合作，让他们在广义的管治架构内发挥作用。这既可扩大管治架构的人才来源，也是增加双方在工作上互信的做法。目前特区政治制度安排框架下，政治任命官员和立法会相当一部分功能界别，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是由在政治上有能力者出任，这一点应尽快改变。在任命政治官员方面，用人唯才作为一项原则是不能缺的。在功能界别方面，经常可以自动当选的局面要尽快打破，否则这些官员和议员，根本无法称职地参与特区目前的管治，更遑论未来的普选政治。要彻底改变这方面的不足，牵涉比较全面和根本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育，是一个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但有关当局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为长远的良好管治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6-10-24 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但无论如何，香港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 两年前，争取“真普选”、得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雨伞运动”并没有成功，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也同时失去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民心。2014年11月，当“雨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笔者任职的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年度毕业典礼。到场本科毕业生中约70%都在学士袍上挂上了象征支持占领运动的黄丝带，青年学子的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本土派和自决派冲击香港政坛刚刚过去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政府一开始宣布六名被认为是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无效，但结果还是有另外六名打着“本土”或“自决”旗号的人士当选为立法会议员。一位泛民主派候选人更从原本一直由建制派占着议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胜出。在地区直选上，本土派和自决派的候选人一共取得19%（41万多票）的选民支持，与泛民主派的36%以及建制派的40%差不多形成在立法会三分天下的局面。换言之，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本土派和自决派已成为原本泛民主派和建制力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有机会左右大局。由于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两个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一些本土派（例如朱凯迪）并不一定认为政改议题比土地议题重要，主张港独者对“六四”等议题更可能觉得事不关己。当泛民主派正积极考虑要在12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将目前拥有的200席左右增加到300席，并打起反对梁振英连任的旗帜时，倾向于港独者已在社交媒体上制作了宣传片，鼓吹在中国特区名义下举行的小圈子选举关我何事，并且相信梁振英连任或者由另一位鹰派人士当选特首，让香港产生更大抗争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更多香港人支持独立。在分析本土派和自决派时，我们也得注意他们之间的重大分别。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者，并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有些甚至与重视弱势者、对新移民和旧居民一视同仁的本土派在立场上南辕北辙。此外，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主张自决者等同于港独。以罗冠聪所属的香港众志为例，他们主张自决主要是为了争取“真普选”。虽然他们不排除独立作为未来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但如果毋须独立也能促成“真普选”，他们对此无任欢迎。和邵家臻以及姚松炎这两位新当选的独立议员相似，罗冠聪还是比较愿意与泛民主派合作的，这一点与热血公民的郑松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便很不一样。困局根源在于普选争议此次立法会的选举结果让人除了看到本土派和自决派在特区管治体制内崛起之外，也看到了人心思变。今年的投票人数前所未有地高达220万，比起2012年的180多万多了近40万，表明有更多的选民希望通过选票来左右香港的政局。虽然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得票比例维持在40%对55%，但以往反对派55%的得票主要都是投给了泛民主派，现在本土派和自决派却平地一声雷，取得了19%的支持。中间派主要指的是由脱离泛民主派的人士组成的民主思路和新思维的候选人，他们只取得不能影响大局的4.8%选票，可见在政改普选踟蹰不前的困局下，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如果我们把泛民主派中的激进派别（即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7%支持加进本土派和自决派的19%的话，激进票便高达26%，和泛民主派中的温和派别（减去激进民主派的7%）的29%得票不相上下。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仍旧是没有最终落实从中央到香港各方都能接受的双普选。当然，即使推行了双普选，那也不等于香港便会长治久安，但从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目前不惜损害“一国两制”的政治化、激进化甚至港独化的发展，和一直以来的普选争议僵局是分不开的。当前改善管治的策略目前中央和香港反对派之间严重缺乏互信，根本不可能就普选问题达成一致。在反对派于立法会的70席中占了29-30席、中央坚持人大常委8.31决定的情况下，下一届特区政府要在普选问题上提出有机会通过的方案差不多已是不可能了。换言之，未来十年香港大概都不可能落实双普选。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应该如何改善管治、维护香港未来的繁荣稳定呢？首先，下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在坚守“一国两制”的立场之余，不要去挑起与政改或其它政治敏感议题相关的争议。既然政改在新一届立法会难有作为，政府便应对此放下不表，转而全力在经济、民生、就业、房屋等政策上，推出为社会大众接受和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方案，积极争取建制内外力量的认同，以扩大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雨伞运动”之后，特区政府有必要多方面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可，政府今后在推出每一项主要施政之前，是否都应该特别考虑一下如何能增加年青人对政策的支持？其次，要减少政治争议，降低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下一任特首应该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外，同时必须为香港各界所接受，并可以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特区政府应该在管治团队，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中，更多起用有能力的包括建制内外的人士出任。再者，在特区的法定组织和公权架构中，应该争取多起用反对派中处事平和、有能力者，减少任命容易引起分化的人士。今届立法会下来，泛民主派中一些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成员已退下来，当中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者，政府应和他们多合作，让他们在广义的管治架构内发挥作用。这既可扩大管治架构的人才来源，也是增加双方在工作上互信的做法。目前特区政治制度安排框架下，政治任命官员和立法会相当一部分功能界别，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是由在政治上有能力者出任，这一点应尽快改变。在任命政治官员方面，用人唯才作为一项原则是不能缺的。在功能界别方面，经常可以自动当选的局面要尽快打破，否则这些官员和议员，根本无法称职地参与特区目前的管治，更遑论未来的普选政治。要彻底改变这方面的不足，牵涉比较全面和根本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育，是一个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但有关当局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为长远的良好管治做好准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张楚勇 2016-10-24 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但无论如何，香港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 两年前，争取“真普选”、得到青年学生积极参与的“雨伞运动”并没有成功，但是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也同时失去了香港年轻一代的民心。2014年11月，当“雨伞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时，笔者任职的香港城市大学举行了年度毕业典礼。到场本科毕业生中约70%都在学士袍上挂上了象征支持占领运动的黄丝带，青年学子的人心向背由此可见一斑。 本土派和自决派冲击香港政坛 刚刚过去的香港立法会选举中，政府一开始宣布六名被认为是支持港独的参选人提名无效，但结果还是有另外六名打着“本土”或“自决”旗号的人士当选为立法会议员。一位泛民主派候选人更从原本一直由建制派占着议席的建筑、测量、都市规划及园境界功能界别胜出。在地区直选上，本土派和自决派的候选人一共取得19%（41万多票）的选民支持，与泛民主派的36%以及建制派的40%差不多形成在立法会三分天下的局面。换言之，香港当下的政治生态中，本土派和自决派已成为原本泛民主派和建制力量以外的政治势力，在条件合适的时候有机会左右大局。 由于本土派和自决派认为泛民主派过往在议会内外的政治立场不强硬，进行的抗争严重不足，因此，我们可以有以下的两个预期。第一，反对派在新一届的立法会将会采取比以往更激烈的手段来对付政府的施政。类似“拉布”之类的议会阻延策略将变得常规化，至于更上层楼的抗争手段，恐怕也将陆续出现。 第二，在一些主要的政治议题上，反对派不一定能够协调一致。一些本土派（例如朱凯迪）并不一定认为政改议题比土地议题重要，主张港独者对“六四”等议题更可能觉得事不关己。当泛民主派正积极考虑要在12月举行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中将目前拥有的200席左右增加到300席，并打起反对梁振英连任的旗帜时，倾向于港独者已在社交媒体上制作了宣传片，鼓吹在中国特区名义下举行的小圈子选举关我何事，并且相信梁振英连任或者由另一位鹰派人士当选特首，让香港产生更大抗争反而是好事，因为这样可以迫使更多香港人支持独立。 在分析本土派和自决派时，我们也得注意他们之间的重大分别。关注本土或主张香港优先者，并不一定支持港独；一些港独倾向的新任议员也不一定对土地或保育议题特别重视，有些甚至与重视弱势者、对新移民和旧居民一视同仁的本土派在立场上南辕北辙。此外，我们也不可以简单地把主张自决者等同于港独。以罗冠聪所属的香港众志为例，他们主张自决主要是为了争取“真普选”。虽然他们不排除独立作为未来香港前途的一个选项，但如果毋须独立也能促成“真普选”，他们对此无任欢迎。和邵家臻以及姚松炎这两位新当选的独立议员相似，罗冠聪还是比较愿意与泛民主派合作的，这一点与热血公民的郑松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和游蕙祯便很不一样。 困局根源在于普选争议 此次立法会的选举结果让人除了看到本土派和自决派在特区管治体制内崛起之外，也看到了人心思变。今年的投票人数前所未有地高达220万，比起2012年的180多万多了近40万，表明有更多的选民希望通过选票来左右香港的政局。 虽然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得票比例维持在40%对55%，但以往反对派55%的得票主要都是投给了泛民主派，现在本土派和自决派却平地一声雷，取得了19%的支持。中间派主要指的是由脱离泛民主派的人士组成的民主思路和新思维的候选人，他们只取得不能影响大局的4.8%选票，可见在政改普选踟蹰不前的困局下，人心思变，并且是向更激进甚至分离的方向迈进。如果我们把泛民主派中的激进派别（即人民力量和社民连）的7%支持加进本土派和自决派的19%的话，激进票便高达26%，和泛民主派中的温和派别（减去激进民主派的7%）的29%得票不相上下。 造成这种局面最根本的原因，仍旧是没有最终落实从中央到香港各方都能接受的双普选。当然，即使推行了双普选，那也不等于香港便会长治久安，但从香港的整体和长远利益来看，目前不惜损害“一国两制”的政治化、激进化甚至港独化的发展，和一直以来的普选争议僵局是分不开的。 当前改善管治的策略 目前中央和香港反对派之间严重缺乏互信，根本不可能就普选问题达成一致。在反对派于立法会的70席中占了29-30席、中央坚持人大常委8.31决定的情况下，下一届特区政府要在普选问题上提出有机会通过的方案差不多已是不可能了。换言之，未来十年香港大概都不可能落实双普选。在这种情况下，特区政府应该如何改善管治、维护香港未来的繁荣稳定呢？ 首先，下一届特区政府应该尽最大努力在坚守“一国两制”的立场之余，不要去挑起与政改或其它政治敏感议题相关的争议。既然政改在新一届立法会难有作为，政府便应对此放下不表，转而全力在经济、民生、就业、房屋等政策上，推出为社会大众接受和符合香港长远利益的方案，积极争取建制内外力量的认同，以扩大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支持度。“雨伞运动”之后，特区政府有必要多方面争取年轻一代的认可，政府今后在推出每一项主要施政之前，是否都应该特别考虑一下如何能增加年青人对政策的支持？ 其次，要减少政治争议，降低香港社会的政治分化，下一任特首应该在得到中央支持之外，同时必须为香港各界所接受，并可以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发挥桥梁作用。特区政府应该在管治团队，包括行政会议成员和政治任命官员中，更多起用有能力的包括建制内外的人士出任。 再者，在特区的法定组织和公权架构中，应该争取多起用反对派中处事平和、有能力者，减少任命容易引起分化的人士。今届立法会下来，泛民主派中一些有经验和能力的资深成员已退下来，当中可以发挥桥梁作用者，政府应和他们多合作，让他们在广义的管治架构内发挥作用。这既可扩大管治架构的人才来源，也是增加双方在工作上互信的做法。 目前特区政治制度安排框架下，政治任命官员和立法会相当一部分功能界别，由于种种原因，不一定是由在政治上有能力者出任，这一点应尽快改变。在任命政治官员方面，用人唯才作为一项原则是不能缺的。在功能界别方面，经常可以自动当选的局面要尽快打破，否则这些官员和议员，根本无法称职地参与特区目前的管治，更遑论未来的普选政治。要彻底改变这方面的不足，牵涉比较全面和根本的制度建设和人才培育，是一个耗时长久的巨大工程，但有关当局应该就此问题进行客观深入的研究，为长远的良好管治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