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6-12-28 洪水般的流动性一致流向房地产，将其价格迅速推高。针对房地产投机性需求和部分多次投资性需求采取行政干预措施，是全球各经济体的一致做法。 进入新世纪后，市场流动性管理和房地产价格不时搅动大陆经济金融的敏感神经。房地产和金融是两个紧密关联的产业，外溢效应强大，涉及经济整体稳定，牵一发而动全身。当下大陆金融体系功能尚未完全成熟，房地产市场治理长期由地方主导，相机调控成为地方在复杂利益环境中深度介入经济运行的常态，而中央需要确立全国“一盘棋”的治理思路，开展顶层设计，加强协同创新，这样才能构建理性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工业化进程中出现流动性管控难题大陆在工业化中期加入WTO，作为世界工厂分享到全球化红利，借此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储蓄资金和外汇储备拥有国。重积累和投资，轻收入分配和境内消费，部分工业产能过剩，边际投资收益率进入零值临界拐点，社会投资意愿下降，天量的流动性在外汇和资本管制的境内形成大大小小的堰塞湖。当洪水般的流动性一致流向房地产时，房地产价格被迅速推高。近年来，我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发展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与经济体量相比略显不足，间接融资仍占据金融体系的垄断地位，导致社会融资杠杆率持续上升。在边际投资收益率下降规律作用下，市场上风险低、收益高的资产严重短缺，即流动性面临“资产荒”。股市、债市流出的资金和境内外其它流动性一致“理性”地流向具有保值和阶段性升值预期的房地产。土地的资本化是大陆近十多年来的自发性创新之一，它为工业化进程、城乡生活水平提升创造了新条件，但经济金融发展根基主要定位于土地资源，如不加以结构性改革，未来结构性风险在所难免。房市频繁发作“疯牛”，根源之一是部分投资性需求不断累加杠杆，之二是地方政府期望通过批租具有增值预期的土地，为发行用于公共服务设施投资的市政债券提供信用抵押。这种短期化的土地信用与土地财政不具可持续性。聚焦房地产引致的金融风险对房地产市场秩序的治理，国际上最佳的实践是区域甚至全国一盘棋，从民生建设和市场总体治理的高度，统一出台法律规则，再允许地方在授权范围内进行微调。针对房地产投机性需求和部分多次投资性需求采取行政干预措施，是全球各经济体的一致做法。一些地方政府在中央的压力下采取了限购限贷措施，但政策出台时机、力度和密度需要把控，确保不会矫枉过正而出现踩踏效应，避免将潜在投资者驱赶到境内外其它地区。房地产价格波幅过大、过于频繁给金融部门提出巨大挑战。金融部门应主动放弃投机性和部分多次投资性房地产融资的短期收益，针对将出现的周期拐点，利用金融专门知识引导经济主体去杠杆，从非理性交易向理性投资转移，将手持的流动性用于消费或投资于实体经济。目前金融部门成为事实上的房地产抵押权最大持有者，系统性风险过于集中。其中，银行又是最大的融资供应商和抵押权人，有必要提前做好抵押品价格波动的风险评估、压力测试、应急预案，放弃存款再保险和获得政府救助的幻想，利用金融市场上的风险缓释工具，为抵押品安装保险杠式的财务稳定器。大陆拥有全球独一无二、自成体系、独立完整的产业链，这是我们管控房地产所致金融风险的独特优势。中国经济由此具有强大的韧性和自我修复能力，现正从经济金融大国向强国目标迈进。中国无意在所有产业领域都向发达经济体的结构靠拢，成为其主导的产业价值链环节。中国正推动供给侧改革，实现实体经济的转型和产业升级，为资金流动增加新的渠道，从而保证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中国城市化也没有简单套用境外先进城市的发展路径，在提升第三产业比重的同时，努力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现象。中国不可放弃具有经济护城河功能的实体产业竞争能力。改变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路径，任由股市、房市暴涨暴跌，只会导致社会灾难。房地产市场理性吸纳流动性各自为政的房地产市场调控不是长期有效的治理机制。诸侯经济和区域、全国经济没有实现一体化，是中国在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中出现的逆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现象。地方治理出发点不可能站在全国一体化的市场治理高度，从购房入户到城乡户籍一体化改革，地方政府在房地产投融资方面政出多门，出尔反尔，发展到如今的简单粗暴，与中央统一税制改革进行博弈，可能诱发区域性市场风险并蔓延到其它地区，最终将与通过调控促进区域性房地产健康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然而，全国“一盘棋”治理并非否定土地信用与土地财政在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合理性。当前中国正处于特定历史阶段，地方政府需要负担庞大的财政供养人员并照顾既得利益集团，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大陆的信用体系建立于土地信用基础上，大部分社会融资基于不动产信用是经济主体在市场博弈中的共同选择。在地方预算约束日益硬化、减政放权改革后财税权利向中央适当集中的过程中，土地财政为地方经济创新行为提供了有效的激励。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试点改革一样，这也是具有中国特色、显著改变历史发展路径的制度创新。大陆股市吸纳流动性能力有限，而控制政府部门杠杆和压缩企业部门杠杆，使得债券发行规模增长放缓。只要实体部门降低了杠杆率，政府部门杠杆率得到控制，金融部门的杠杆率自然下降。这样，吸纳市场流动性的资金池建设仍然需要理性繁荣的房地产。房地产既有消费必需商品属性，又有金融投资品属性，且其市场规模体量巨大，完全可以吸纳大部分冗余的流动性，在作为海绵的同时可发挥湿地的净化功能。创新房地产市场的制度供给中国需要尽快创新土地和住宅供给和管理制度，不能再让房地产成为地方与中央频繁博弈的场所。逐步根除经营城市资产负债表、建立政府融资平台、依赖土地财政维系地方地位、维持地方运转的痼疾，禁止地方政府将市民缴纳的税收与国有企业投融资混同，加大力度惩处房地产领域非法设租、寻租、利益输送等腐败行为。增加土地供应是重中之重。当前需要加快城乡宅基地、农村耕地和林地确权进度，允许城乡宅基地流转；激励远离城市的地区绿化荒地，增加林地；在维护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开垦荒地成耕地，释放城市周边的耕地、林地为建设用地；重点建设大都市圈周边的卫星城镇，发挥大中城市的辐射功能，而非全面开花建设远离大中城市的小城镇。改革招拍挂制度，建设规范和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大市场。大陆土地批租借鉴了香港土地拍卖的做法，有利于地方取得稳定的土地财政收入。然而，无论是欧美发达经济体，还是金砖国家或类似发展中经济体，土地交易都主要通过市场完成，政府只充当市场秩序的守夜人。香港、新加坡等少数离岸式城市经济体土地拍卖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幅员广阔、又需要统一市场秩序的大型复杂经济体。解决之道在于建立区域性或全国统一的土地使用权交易平台，比如从长三角或珠三角开始试点，将各地可交易大大小小的土地放在统一的电子化平台上，形成批发与零售并存、库存充裕、连续交易的超级大市场，从而有效平抑地价，降低非理性暴涨暴跌的概率。完善房地产金融服务供给，引导社会流动性形成长期资本。城乡房地产兼具金融信用功能，可作为经济主体进行理性投融资的资产载体，但房地产投融资活动的短期化不利于长期资本形成。推动短期资金向长期资金转化，重点在于规范带有影子银行属性的金融与保险理财产品、打击境内外投机资金进入房地产领域；扩大可抵押融资、可资本化入股的土地范围，配合土地流转，提供过桥性质的融资，包括夹层基金、并购贷款等；发展普惠的消费金融，提升将储蓄转化为消费和资本的效率，引导具有支付能力的城乡居民购置兼具居住和保值增值功能的城乡房地产；创新风险缓释工具和风险管理技术，减少对土地抵押的依赖，但治本的策略应根植于社会诚信水平、金融部门风险经管和管理能力的提升。新政策出台应着眼于逐步让土地财政退出历程舞台。配合事权改革，减政放权，改革房地产相关税制，逐步将土地批租收入、相关交易税费、不动产增值税费等纳入统一透明的税制轨道，同时通过结构性减税降低住宅消费成本。在收入分配方面，可加大国企分红力度，适当动用外储补充社会保险资金池。土地财政实质上为隐性税收制度，房地产业由地方主导分散治理不利于全国经济一体化，容易造成、拉大地区与居民之间新的贫富差距。统一有效的税制有助于缓解和熨平地区、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建议研究改革与房地产交易及持有相关的税种，增设遗产税；改革地方债券和市政债券发行制度，有步骤地放弃地方土地隐性担保潜规则，改为国际通行的未来税收抵押方式；将中央主导创新的PPP发展成有效替代以土地为信用担保的城乡建设投融资方式；推行部分消费性住宅按揭月供、租房费用抵扣应纳税收入总额；对投机行为和多次投资行为加收托宾税或特别税、空置税，对豪宅、容积率低的房屋加征消费税。分流庞大的外储也是重要配套举措。调整境内外贸易结构、加大境内外投资特别是科技创新力度可有效分流外汇库存，为冗余的流动性找到有序的流动方向。人民币国际化后将逐步成为国际储备的重要货币，改变发展中经济体特别是大陆被动向美国提供透支消费和全球化投资的资金来源的时机已经成熟。建议有计划和步骤地缩减外储，破除贸易和资本平衡基础上追求盈余的传统观念，加大知识产权、技术装备进口力度，容忍经常性贸易、资本项目适当出现逆差；结合加入SDR进度，适当放松资本流动管制，允许提前偿付没有投资效益的外资，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鼓励并引导民间对内对外加大直接投资力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浩志 2016-12-23 就目前这轮楼市调控重新收紧的各路政策看，从中央到地方更多的是希望给楼市进行短期降温，并无意长期打倒房地产行业，甚至不希望反转目前的这轮行情。一线城市及部分强势二线城市不会发生趋势性改变。 楼市轮回不断再现2015年底，以深圳、上海为首的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再次启动暴涨模式，两地同时出台调控政策降温；之后没多久，南京、苏州、合肥、厦门四个所谓的“二线四小龙”又跳进舞台中心承接涨势；紧接着杭州、郑州、武汉等省会城市跟进，然后全国一二线城市房价再次爆发性普涨。于是全国多数一二线城市普遍重启楼市调控。楼市进入12年内的第四次轮回，每次相隔时间刚好三年，规律极为明显。本次行情始于中央提出的“去库存”目标，然后各地出台了一大批刺激楼市的政策，导致各类资金大规模进入房地产市场。然而，今天的结果并非全部是政府新的工作方针所致，其内因是多方面的。资金高度集中在房地产领域我国经济增速不断创新低，传统行业全面不景气。虽然GDP增速在2016年基本维持在6.7%，但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绝大多数行业的盈利状况在不断下滑。在企业边际利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也受到空前的打击。一方面，企业主收回来的钱不敢再投入到新的扩大再生产领域；另一方面，传统行业的投资年回报率已经下降到一个极低水平。再有就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美梦”破灭，大批2015年被热炒的创新行业纷纷达不到市场预期。无论是企业主还是投资人都没有积极性把钱投到回报极低甚至亏损的传统行业里，也不敢投入前景极度模糊的创新创业领域。在实体经济整体低迷、传统行业全面不景气、创新行业前途模糊的情况下，房地产相对而言就显得一枝独秀。2015年房地产上市企业的行业业绩成为一道相对靓丽的风景线。随着市场认识的逐步提高，房子除了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消费品，其资产属性也被广泛认可，其保值、增值功能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其使用功能的属性。于是越来越多的银行、基金公司把钱借给房地产企业，越来越多的中产选择购房为财富保值。因此，房企的资金来源更广，融资成本更低，拿地便更大胆了，在一二线城市土地市场僧多粥少的情况下，地价被一再地推高。对购房者而言，也因为有更低的首付，更便利的借贷，更便宜的贷款利息，从而选择更激进的购房策略。无论是初次置业者还是改善型买家，无论是投资者还是投机者，都选择进入房地产市场。天量信贷杠杆托起房产价格随着多轮降息，2016年中国的存款利息降至年息1.5%，历史最低。除此以外再配合多轮降准，货币政策宽松周期的威力逐步体现。和上两轮宽松货币周期一样，本轮双降源于经济不景气，因为实体经济需要更多的资金。几轮双降之后造成的结果也大致相同，首先引发了房价的快速上涨，其次是愿意流入实体经济的资金越来越少，接下来就是调控地产后资金将被迫流入大蒜等生活消费品领域。双降影响的是全体民众，在这个过程中各地又出台了更多针对楼市的宽松信贷政策，包括住房首付比例的降低、首套房认定的放松、公积金贷款的优惠政策等等。针对楼市的宽松信贷政策也让各类购房需求积极入市。2016年第三季度，全国新增信贷中超过一半来自个人房贷业务。这个现象，往好的方向理解，就是“房地产稳住了经济增长”；往不好的方向理解，那就变成了“地产绑架了经济，信贷助推了本轮楼市热潮”。如果单纯从楼市角度看，要是把“宽松货币”这个水龙头关掉，那也就关掉了楼价上涨的助推器，楼价调控就会变得十分简单。如果拿高房价问题和经济增长问题相比，则房价问题就显得太次要了。因为高房价影响的仅仅是无房又计划购房的群体，而经济不景气影响的是社会全体，意味着整体收入的下降、失业率的上升、产业升级转型的受阻、社会安定局面的不确定性等等。地方政府需要保增长贸易、投资、内需三驾马车长期拉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2015年中国进出口额再次双降，由于滞后效应，中央提出“一带一路”战略，目前尚未产生对外贸易方面的突破。投资是最易控制的，但国进民退导致的国强民弱，政府新增投资项目的亏损不断，地方债务危机不断爆发，使政府投资策略越来越备受质疑。各界都知道拉动内需是最应该采取的办法，也几乎所有人都明白内需存在升级的需要。房地产不但符合内需的要求，甚至也符合中央供给侧改革的内容，于是各地便高举旗帜推动楼市。以广东为例，3月初出台供给侧改革方案，明确提出楼市去库存方案，不但强调鼓励初次置业需求，还强调了改善型需求及其它需求的合理性与重要性。房地产行业本身涉及金额巨大，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由于行业上下游产业链极长，所以影响面也极广。从前期开发阶段的钢筋、水泥等各类建材，到后期使用阶段的家具、电器等等，涉及诸多产业。只要房产开发开始，多个产业需求就会被一并拉动；只要购房一完成，多项家庭消费也会被启动。因此，对于地方政府，通过房地产拉动GDP是最有效、最快捷、最省时省力的办法，地方主政者岂会弃之不用？除了拉动经济，房地产对地方财政的影响也是积极、巨大的。一方面，房地产从开发到交易在诸多领域都带来多项税收，另一方面，金额之巨大自然也是地方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更重要的是，土地出让金属于地方财政收入这个制度的设计，使得各地方从根本上就希望土地卖得更贵。过去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土地出让金在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占比高达30-60%，没有土地出让金，可能全国的地方政府都将陷于瘫痪。在地方债务问题日益突出的当下，在地方投资拉动经济需求如此强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一定会千方百计让土地更加值钱。于是新城新区规划在各地纷纷诞生，通过高大上的规划提升片区的土地价值，从而吸引开发商高价拿地。更有不少地方的土地供应像挤牙膏般一点一点地推出，故意造成一地多个开发商哄抢的僧多粥少的局面。高价土地又助推房价走高，房价走高又反过来推高地价上涨预期。一个“良性”循环就此开启，并以无法停止脚步的态势往前滚动发展。调控必须坚持“分城施策”就目前这轮楼市调控重新收紧的各路政策看，从中央到地方更多的是希望给楼市进行短期降温，并无意长期打倒房地产行业，甚至不希望反转目前的这轮行情。除了管理层的主观意愿以外，经济根源的深层次原因不改变，哪怕政策采取收紧打压，一线城市及部分强势二线城市也不会发生趋势性改变。一线城市：保障低产阶层，吸纳优秀人才。经济发达的几大城市就业机会更多，配套更完善，财富积聚效应更明显，于是刚需持续增长，投资需求也持续看好，就像过去十几年一样，三轮调控只让房价增长稍微停步，稍加时日便会重拾升势，每次的顶部都会高于上次，每次的底部也将高于上一轮。所以，对于超大城市而言，保障房系统的建设十分重要。这关乎保障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必需，也关乎降低城市生活成本，为城市吸纳更多优秀人才。普通二线城市：分区调控，尊重市场。普通二线城市及一线城市周边区域应该采取更为市场化的策略进行调控，在供不应求的阶段应该采取增加土地供应、收紧银行信贷等手段，在市场不景气阶段则采用反向手段进行调控。这里的重点是市场，而不是行政，在没有一线城市那种长期根本性供不应求的矛盾下，市场反应更快，资金更聪明，而行政干预往往会导致更低销量、更多衍生问题。三四线城市：去库存任务艰巨，切勿揠苗助长。至于广大的三四线城市，住房已经面临长期供应过剩问题，对于它们而言，去库存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最近一段时间，最高管理层先后提出多项引导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加快城市化的发展战略方针，希望以此消化目前的中小城镇住房。这一目标无疑是正确的，不过需要避免揠苗助长。一是不应该通过行政补贴刺激需求，不市场化就意味着低效，不透明就可能引发腐败；二是不能强制农民进城，既要考虑城市的承受能力，也要考虑农民未来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来源。总体而言中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二元化时代，各地域之间差距极大，所以“分城施策”显得尤为重要。更重要的是，政策不要被舆论所绑架，最近的一二线城市房价普涨其实也有不少正面作用。对于自有住房率已经较高的不少二线城市而言，房价上涨并没有什么太严重的问题，毕竟房地产市场吸纳了大量的社会游资，房价涨总比游资大规模炒高生活必需品要好。更何况房地产市场的热潮既可以拉动地方经济，也可以增加居民资产性收入等。因此，政府决策层当冷静面对客观事实，把房地产引向更利于经济发展及多数人改善生活条件的方向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6-12-09 面对日益老化的国民党，国共必须培育一群被台湾民众接受又得到大陆信任，并能与大陆沟通的在地代表。在两岸关系停摆的情况下，如何使国民党变成两岸同胞交流的半官方机构，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1月1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台湾国民党主席洪秀柱率领的中国国民党大陆访问团。国共两党均表示应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共同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了民族大义，历史上有过恩怨的国共两党再次携手。然而，台湾坊间一般认为，第三次国共合作在国民党失去了台湾的执政地位时便已终结。即使是次会面的层次提升到国共会谈，恐怕在国民党在野的情况下，只是变成行礼如仪的公事会面，在台湾岛内变得不痛不痒。虽然有人认为，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9月份民调显示，蔡英文的民望出现雪崩式下跌，由5月份上任时的69.9%，下跌至8月的44.7%，大跌25.2%，证明台湾民众对蔡英文的施政已经出现不满，对两岸关系停摆更是不能接受。所以，洪秀柱这次与习主席会面，或许可以给台湾民众一个重新考虑的机会，未至于变成公事会面，摆脱国民党弱势在野的光景。不过，这种说法明显对台湾在地情况并不了解。以国共接受的底线思维赢得台湾民众支持民进党的蔡英文以689万票上台执政，对比2012年台湾总统选举结果显示，当时蔡英文得票为609万，增幅只有80万票，若以总投票数1,244万票作基数分析，蔡英文经过四年的努力，也只是多了6.45%支持度。这除了显示台湾民众在民主选举过程中变得成熟以外，亦反映了他们对蔡英文根本就没有什么浪漫的期望。所以，以蔡英文的实际得票与具波动性的民调作比较，参考价值便有待商榷。而且，即使蔡英文的人气不再，也不代表民进党的执政基础已经出现动摇。根据台湾《天下杂志》的滚动式民调显示，台湾六个直辖市市长支持度，首四位全部由民进党包揽，国民党籍的新北市市长朱立伦的排名，只比台北市长柯文哲稍高。连同其它由民进党执政的九个县市，民进党这13个县市仍是守得相当稳健，没有被蔡英文的民望拖累。何况，台湾下次大型选举要到2018年才会进行，所谓给台湾民众一个重新考虑的机会，如今实在言之过早。因此这次习主席与洪秀柱的会面，战略重点是国民党在台湾岛内与两岸的剩余角色，以及在台湾民众心目中的价值。这个定调，我们从2004年至2016年，四届台湾总统选举的得票分析找到答案。台湾自有政党轮替之后，投票人数一直维持在1,300万左右，即无论是蓝营还是绿营执政，也只是在这个稳定的投票率当中作出比例划分。上次朱立伦得票虽然只得381万，但总投票人数亦是过去12年首次大跌101万，只有1,228万人，若加上宋楚瑜的157万票，我们仍可假设蓝营的基本盘仍有639万票，比马英九连任时的689万票下跌了50万票。这显示蓝营，尤其国民党在台湾岛内仍有相当大的群众基础，而这批群众是在等待洪秀柱带最新讯息回台湾的。有见及此，国共会谈及后续发展，必须认清台独力量才是真正的敌人，并要以巩固国民党在台湾的群众基础来防止选民进一步流失为目标。现在台湾岛内最为矛盾的两岸议题必定是“九二共识”。这个烫手的山芋令国民党进退维谷。在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阴影之下，若国共会面仍公开宣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将有可能令国民党进一步与年轻选民划上句号。所以，国共两党在面对新政治局面的情况下，应该定出互相都明白和接受的底线思维，即只有反对台独这一点。对“九二共识”的宣示只需点到即止，而暂时不用把“一中各表”宣之于口，以免洪秀柱回台后，国民党会被再次扣上出卖台湾之名。开创两党合作新模式在两岸关系停摆的情况下，如何使国民党变成两岸同胞交流的半官方机构，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共需要针对新政治环境，不求突变，稳扎稳打，协助国民党重新夺得台湾政权，重新明确在台湾岛内的定位。笔者对国台办过早为两岸关系定调为“停摆”有所保留，原因是把话说得太死，同时也堵住了自己的活门。现在无论是两岸政府层面，还是海基会、海协会，确实停止了互动。亲民党的宋楚瑜接受了蔡英文的邀请，代表台湾出席APEC会议，这将令大陆变得非常被动，我方若与宋楚瑜有所互动，蔡英文政府便得到破局的机会。我方若与宋楚瑜不相往来，又会被指责翻脸不认人。因此，在APEC之前，大陆应先行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以北京、广州、深圳、中山、宁波、福建、厦门七市作试点，容许国民党在当地设立台胞服务处，务求在停摆状态下，另辟由国共建立的民间互助机构。这种实质的工作，不但民进党政府无法达成，对国民党600多万选民基本盘也有巩固作用。至少我们知道，至今仍支持蓝营的台湾民众，是不反对两岸互动的。即实质的、民生的两岸互动计划有助于国民党未来的选举工程，亦因这种先声夺人、另类的两岸互动，令宋楚瑜在APEC会议中进退失据，无法代蔡英文政府担当两岸破冰大使。根据台湾观光局的最新数字显示，今年1月至9月，即自蔡英文当选后至今，访台观光人数达791万人，较去年同期增长4.84%，其中以南韩、泰国、越南的增长最为明显。从数字上反映，这些增长完全抵消了陆客的流失。所以，无论“蓝色县市自由行”，还是其它经济打压手段，在未来一至两年内很难对蔡英文政府及民进党政权带来威胁，甚至合理化了他们的“新南进政策”。因此，我们要跳出经济手段的思维，重新思考这些南进国家与台湾的关系。这些国家大部分是台湾的贸易伙伴，例如越南是台湾在东南亚最大的贸易国，当地台胞人数众多，却无法得到宗主国的保护权。在经贸往来方面，民进党政府尚可应付台胞在当地的需要，可是，若遇上政治问题，民进党政府便很难与当地政府交涉，保护侨民。因此，国共可达成合作协议，在台湾现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建立“台侨办公室”，以便侨民求助，主动挖民进党的政策墙角，令台湾民众知道国民党与民进党执政之间的分别。戒急用忍 培育“超级联系人”就两岸和平协议这一点，宜戒急用忍，以免造成反效果。笔者一直认为马英九应该在第二任总统任期之内，与大陆开展两岸和平协议的协商会议，透过体制内的框架，拖着蔡英文政府的台独步伐。无奈马英九政府并没有这种远见，亦错失了讨好台湾中间选民的最佳时机。现在国民党变成在野党，以在野党的身份向大陆提出和平协议，这既没有公权力的加持，亦不切实际，更极易被岛内的绿营媒体演绎为维持现状便等同于两岸和平，国共两党高调重提和平协议是文攻武吓台湾民众的前奏。为免被台独分子在岛内大造文章，大陆宜表示两岸和平发展是国共两党的共同愿望便可，千万别陷入政府行政圈套，落得百口莫辩之境。面对日益老化的国民党，国共必须培育一群被台湾民众接受又得到大陆信任，并能与大陆沟通的在地代表。应对台湾“时代力量”的崛起，台湾的政局将由当前的蓝绿阵营具体演化为“留中”、“去中”两大派。去中国化在台湾的自然独中日渐成为必然元素，若任其在台湾新生代泛滥，台湾的政权将无法回到国民党及“留中”派手中，台湾有可能出现分治局面。所以，培育“超级联系人”将会是国共两党稳定台海局势的紧迫任务，应尽快落实具体操作计划。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略 2016-12-09 李克强总理视察澳门，宣布了一揽子对澳门经济带来利好的经济措施。这些措施极大地振奋了澳门市民的决心和信心。现在澳门自身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一个平台”和“一个中心”建设做好。 中央政府的大礼2016年10月10-12日，李克强总理视察澳门，宣布了推动中国与葡语国家合作的18项新措施，以及中央支持澳门的19项措施，这对澳门进一步推进经济适度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的机会和帮助。在李克强总理宣布的中国对葡语国家18项新举措中，第五大部分中的五项专为澳门而设：支持澳门特区打造中葡金融服务平台，为中葡企业合作提供金融支持；成立中国—葡语国家企业家联合会，秘书处设在澳门；在澳门建设中葡双语人才培训基地；在澳门设立中葡文化交流中心、中葡青年创新创业交流中心；在澳门建设中葡商贸综合体，为中国和葡语国家在贸易、投资、会展、文化等多个领域合作提供实体性支持。而李总理宣布的19项惠澳措施，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支持澳门建设葡语系国家人民币清算中心及出口信用保险制度，设立中葡发展基金总部，直接协助特区政府加强中葡平台设置；完善内地与澳门便利通关及检验检疫工作，支持澳门在泛珠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本区业界来澳投资；支持特区政府每年举办世界旅游经济论坛，支持澳门与世卫组织、国家有关部委合作来建设传统的医药中心，研究支持澳门以适当方式与丝路基金、中拉产业合作、中非产业合作基金展开合作；支持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发展健康医疗、养生保健产业，支持澳门加强海洋管理，发展海洋经济，支持澳门建设智慧城市。这些措施极大地振奋了澳门市民的决心和信心。澳门本来地少人多，产业相对单一，大家虽然认识到博彩业一业独大的风险，但受制于各种主客观条件，产业适度多元化的进程相对缓慢。这次李总理宣布的惠澳措施，对澳门来讲，不仅是一记强心针，更相当于功率强大的火箭助推器，必将使澳门的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澳门的优势澳门拥有诸多优势。政治方面，澳门实行“一国两制”，制度优势明显。澳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与西方接轨；政府相对廉洁，基本不干预经济运作，严格保护私有财产；司法独立，尊重法治传统；税率超低；资金信息自由流动，大多数投资者对投资澳门都充满信心。中央支持澳门发展。自回归以来，澳门经济的发展，固然得益于赌牌的开放，但如果没有中央和内地的支持，也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自由行、CEPA、粤澳合作、泛珠合作、横琴岛开发、中葡经贸平台等等，再加上这次诸多惠澳措施，不仅为澳门的高增长带来了源头活水，更为澳门下一步多元化发展带来了机遇。经济方面，澳门有大中华地区唯一合法运营的博彩业。澳门虽然需要争取产业适度多元化，但不可否认，其经济的巨大优势仍在博彩业，这也为澳门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澳门有靠近中国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新加坡、菲律宾、越南、缅甸等地纷纷开始发展博彩业，但由于远离中国大陆的经济发达地区，并不能撼动澳门的主导地位。这一区位优势也为澳门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空间和产业条件，未来的着眼点在于以多样化的休闲娱乐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澳门的酒店业优势明显，是全球福布斯五星级酒店最集中之地。澳门酒店不仅档次高，而且规模庞大，几个大酒店度假村都有超过3,000间客房，并且比较集中，在路氹金光大道区域已经有大约20,000多间五星级酒店客房，这些在承办大型会展和会议时，非常有优势。大型会议、会展动辄需要几千间客房，别的地方可能需要协调几十间酒店才能够容纳宾客，但是在澳门一间酒店就已经足够了。在法律方面，澳门兼有内地和葡国法律传统，但是以葡国传统法律为主。葡语国家的法律和中国内地的法律有很大的区别，在中国与葡语国家未来经贸合作关系中，一般企业不仅要面对市场风险，还要面对法律风险。澳门熟悉两地法律，能够帮助企业有效衔接。在语言和文化方面，澳门具有三文四语的优势。澳门人掌握中文、英文、葡文，中文又有普通话和广东话，而且葡语和中文都属于澳门官方语言。澳门拥有许多双语甚至三语、四语人才，未来无论是合作或是签订协议，都可发挥“中间人”的角色，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澳门长期都是中葡文化交流的基地。在信息交流方面，有许多人士都与中国内地和葡语国家有紧密联系。当然，澳门劣势也很明显。由于葡澳政府时代对教育不够重视，澳门人力资源不足；市场容量不大，产业单一；本地景点不够丰富，单纯旅游业吸引力有限；不是陆地交通枢纽，缺乏深水港和大型航空港，转口贸易和长途客源受限；地少人密，交通拥堵，环境和游客承载力日趋饱和等等。澳门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澳门产业发展严重单一化，博彩业占了经济的一大半，博彩税更占政府财政收入的八成，这样的经济极其依赖外部环境，抵抗风险能力较低。如果外部政治经济环境稍有变动，澳门经济可能就风雨飘摇。2015年，由于外部环境变化，澳门博彩收益下降三分之一，导致GDP萎缩20%。澳门面临其它地区的潜在竞争。虽然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还没有对澳门造成实质挑战，但其相对较低的博彩税率对赌场尤其是贵宾厅还是较有吸引力的。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这些挑战有可能加剧。台湾正在考虑是否开赌，未来如果实行的话，对澳门也会有影响，毕竟澳门的游客中每年有大约100万是台湾游客。澳门发展会展业是一个突破性方向。目前澳门酒店的总房间数已超过32,000间，大型会展场地很多，每年已有几项大型国际性论坛在澳举办。澳门会展业正在大力发展，现在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若能将一些大型的国际会议放在澳门举办，既能有效提升澳门的国际声誉，也为澳门成为国际会展业中心拓展空间。中医药可以成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点领域。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已经把推动澳门中医药工作作为落实国家大政方针的重要方面，分别与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和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签署合作协议，重点支持澳门建设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药合作中心以及参与中医药“一带一路”建设，支持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建设国际级中医药质量控制基地和国际健康产业交流与交易平台。2014年12月，习近平主席赴澳出席回归庆祝大会，专程参观了澳门大学中医药质量研究重点实验室，鼓励澳门进一步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粤澳合作将深化内地与澳门经济融合。目前内地居民到澳门限制还比较多，尤其是在商务方面，将来会进一步便利化，这会有利于澳门的发展，毕竟澳门60%的游客是内地游客，短期内难以改变。澳门土地面积只有30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横琴自贸区超过100平方公里，是澳门本土面积三倍大的范围。年底落实的单牌车进出横琴，对横琴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澳门市民而言，能有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可以发展。明年的游艇自由行，也必然为澳门带来更多的高端客源。澳门面临的最大机会，可以说就是这次中央政府对葡语国家18项新举措和支持澳门的19项措施。未来的“人民币海外结算中心”对澳门的金融业，尤其是澳门发展“一带一路”和中葡贸易平台方面的金融平台作用都非常大。现在澳门自身要做的就是抓住机遇，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结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把“一个平台”和“一个中心”建设做好。善用“两制”之利  深化做实平台优势10月12日，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主任王志民在澳门国际机场向媒体发表讲话，表示“我们澳门同胞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坚定背靠祖国坚强后盾，用足用好惠澳政策，深化做实和发挥好平台优势，就一定能够攻坚克难，走出具有澳门特色的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道路，澳门的经济繁荣、民生改善就一定能够行稳致远”。当前澳门需要继续抓紧做好的关键点在于善用“两制”之利，用足用好惠澳政策，紧跟时代，提高施政能力。一方面，积极谋划建设智慧城市，澳门30平方公里的土地，更有条件应用现代化的科技，互联网、大数据、自动驾驶、物联网等等，打造智慧城市。政府要有更大的魄力来吸引高科技企业来发展创新。这不仅有利于巩固博彩业的优势，也会为确立新的经济增长点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尽快落实基础设施项目，把居民极其关心的轻轨、新填海区、第四条跨海通道、都市更新等尽快开展、做好。长远来讲，最重要的施政能力还是做好教育投资，毕竟青年人才的竞争是未来最主要的竞争。正如王志民主任所言，青少年是澳门的未来和希望，也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澳门需要大力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一国两制”伟大事业的接班人。管子说：“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教育是一本万利的好投资，也是缺乏自然资源的澳门长期繁荣之本。

天大研究院 2016-11-16 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在这两制之间的交接点上，时有矛盾，必要时需要人大常委会释法。在没有“二十三条”立法的情况下，如果不以人大释法的形式从法律上来遏制“港独”，“一国两制”势必遭到破坏。 日前特区政府就梁颂恒及游蕙祯的议员资格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法官区庆祥于15日裁定梁游两人宣誓无效，议员资格已被取消。他明确指出：梁游两人作出誓言的方式“客观及明显地表示他们无意忠诚及从实地支持及遵守立法会誓言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所列的两项责任，因为客观及明显地，他们并不承认‘一国两制’的原则及该原则下‘一国’的重要性”。高院裁决与人大常委会于11月7日通过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内容完全吻合。人大常委会发表声明指出：宣誓人必须“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宣誓人如故意宣读与法定誓言不一致的誓言或者以任何不真诚、不庄重的方式宣誓，属于拒绝宣誓，所作宣誓无效，宣誓人即丧失就任该条所列相应公职的资格，并认为不符合《基本法》和人大解释的宣誓不得重新安排宣誓。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法律，这是宪制权力，也是宪制责任。《基本法》具有凌驾于香港特区法律之上的地位，特区立法机构制定的任何法律，均不得同《基本法》相抵触。人大对《基本法》有关规定作出的法律解释，与《基本法》具有同等的效力。《基本法》第158条第一款规定，“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区法院获授权可自行解释特区自治范围的相关基本法条款，但香港的高度自治、司法独立应当依从人大释法所代表的中央管治权威。《基本法》确立了“一国两制”的原则，表明在两制之上，还有一国。香港推行普通法，而“一国”所推行的制度，却是大陆法。中央与特区的关系，在这两制之间的交接点上，时有矛盾，必要时需要人大常委会释法。在没有“二十三条”立法的情况下，如果不以人大释法的形式从法律上来遏制“港独”，“一国两制”势必遭到破坏。香港社会在这几年出现了“港独”思潮，一些人提倡“港独”并成立“港独”组织进行活动，参与立法会选举。在刚过去的香港特区第六届立法会议员就职宣誓仪式上，以梁、游为代表的极少数候任议员故意违反宣誓要求，侮辱国家和民族，严重干扰立法会正常运作。人大进一步明确《基本法》第104条关于“依法宣誓”的规定，是维护《基本法》和法律尊严的要求，也是恢复立法会议员宣誓秩序的需要。某些议员的言论和行为公然挑战《基本法》，冲击“一国两制”的原则和底线，对国家主权和安全造成了威胁，严重破坏立法会的权威性和公信力。为维护国家利益和香港特区广大居民的切身利益，中央不能坐视不管。由于人大常委会就香港立法会宣誓条文作出的解释没有订明不具追溯效力，这可能导致市民申请司法复核，要求法院裁定其他立法会议员的宣誓违反释法内容而无效，丧失议员资格。具体如何处理相关诉讼，将考验香港司法人员的智慧。总而言之，此次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第104条释法以及高等法院就梁游两人宣誓的裁决有助于完善香港的司法实践，起到释疑止争的作用，是对香港法治的有效维护。不过，释法后仍有需要解决的后续问题。

天大研究院 2016-11-11 因为美国中产的不满情绪而被推上总统宝座的特朗普会如何影响中国，以及未来的中美关系呢？我们认为，总的来说特朗普当选在未来的四年对中国而言将会是利大于弊。 北京时间11月9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以290-228张选举人票的成绩，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赢得2016年总统大选。这一结果基本上与全球大批主流媒体之前的民调和宣传方向都完全相反，可以说出乎大多数建制机构的预料。不过正如全球主流媒体和智库在大选后随即指出的那样，特朗普当选尽管出乎意料，但并非无法解释。与早前英国公投退欧相似的是，美国与英国的选民都不约而同地作出了被舆论广泛认为具有破坏性因此不可能出现的政治决定。两次事件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西方中产阶层对过去十余年来自身经济地位与安全度不断下降的不满，对全球化继续深化的反抗，和对现有经济、政治和学术精英的不信任。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引导全球化高歌猛进。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1991年到2015年，全球进出口商品总值增长了3.65倍；而美国统计局数据则显示，相同时间段内美国整体GDP只增长了2.9倍；而美国整体家庭收入中位数从1993年到2014年只增长了1.7倍。收入的差异对选民政治倾向的影响是直接的。根据《纽约时报》对选民投票后进行的倾向性调查，家庭年收入5万美元到25万美元以上的家庭都倾向于投票给特朗普，而年收入5万美元以下的家庭则更倾向于希拉里。该调查还显示，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更倾向于认为美国经济表现“一般”或“差”，全球贸易自由化抢走了美国人的工作机会，以及自己家庭的财政状况正在恶化。当美国的中产家庭对美国经济和家庭收入状况呈现这样的判断时，就显示出美国中产阶层对过去十余年来的全球化进程有意深刻反思。因为美国中产的不满情绪而被推上总统宝座的特朗普会如何影响中国，以及未来的中美关系呢？我们认为，总的来说特朗普当选在未来的四年对中国而言将会是利大于弊。首先，特朗普的对外政策更强调与中俄等大国合作而非对抗，而且特朗普在竞选时曾多次表示美国的盟友并没有为美国提供的安全保护支付费用。特朗普就任后可能减少美军在全球的力量投放，包括弱化亚洲再平衡战略。因此中国在南海地区的压力将得以减轻，在台海问题上可能获得更大主动权，甚至在东亚及亚太西岸地区拥有更大发言权。相对地，特朗普意图减少美国力量对外投放可能令中国不得不在朝鲜核问题上承担更多责任。中国需要为周边安全作出更大的贡献来谋求更多区域性影响力。相信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外交战略将有更多利益契合点，习主席呼吁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能在其总统任期内取得重大进展。在经济贸易领域，特朗普色彩鲜明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无疑会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不确定性。特朗普极有可能顺应其支持者的期望，对其主要贸易伙伴采取更强硬的贸易保护政策。中国应该继续提升对美国之外其它市场的吸引力，加大对“一带一路”目标国的资源投放，以对冲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璐 2016-11-08 现实问题往往比教科书复杂得多，要准确地监控污染性企业的排污很困难，监管成本太高，而直接的行政干预又往往意味着损失经济效率。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绿色金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绿色金融的目的就是减少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通过金融手段使经济发展更加环境友好。 在中国的倡议下，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首次将绿色金融纳入杭州峰会议题，并设立了绿色金融研究小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英格兰银行共同负责。该小组向峰会提交了《二十国集团绿色金融综合报告》，设计出七项可选措施以增强金融体系开展绿色投资的能力，推动绿色金融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七项措施包括：提供清晰的战略性政策信号与框架；推动绿色金融的自愿原则；扩大能力建设学习网络；支持本地绿色债券市场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以推动跨境绿色债券投资；鼓励并推动环境与金融风险领域的知识共享；改善对绿色金融活动及其影响的评估方法。G20杭州峰会上绿色金融的提出表明中国最高层全力支持并推动世界经济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决心。环境污染治理任重道远世界卫生组织（WHO）9月27日有关全球空气污染的报告指出，由细颗粒物PM2.5等导致的污染正在全球蔓延，每年约有300万人死于肺癌等相关疾病，空气污染“已成为人类健康所面临的最大环境风险”。WHO对卫星图片和地面约3,000处的观测结果等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全球92%的人口居住在PM2.5超过WHO标准的地区。WHO还计算出了各国的平均污染值，空气污染问题严重的中国为54微克，印度更高达62微克，远远超出WHO的10微克标准。《2015中国环境状况公报》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的环境污染状况有所改善，但总体环境污染仍然处于高位水平。除了空气污染之外，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电磁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等问题也都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目前，中国至少有1,300万至1,600万亩的耕地受到污染，约80%的农药直接进入环境，威胁到每天食用的蔬菜，对人们的健康状况甚至生命安全也造成了巨大影响。对环保问题的关注，不仅仅是一种情怀，而是一个切实影响到人们的健康和社会医疗成本的问题。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环境污染的治理变得越来越超越国界。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碳排放和全球变暖的问题。今年9月3日，在G20杭州峰会开幕前一天，中美两国宣布批准《巴黎协定》，翻开了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新篇章。此前共有23个国家完成了批准协定的程序，但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WRI）的数据，这些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全球总排放量中占比很低。作为碳排放大国，中美两国加入《巴黎协定》必将加快它的正式生效。虽然其它国家还在努力克服各种障碍以批准协议，但中美的行动将对参加G20杭州峰会的其它国家起到示范作用。建立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环境工程追求环境污染越少越好，但是经济学追求一种优化和平衡。给定某一时期技术条件下的特定工艺水平，各种污染排放可以看成是产出的副产品。比如说我们要用火力发电，要生产出钢铁，就不得不排放废气和废水。近年出现的“APEC蓝”、“G20蓝”说明，要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其实办法很简单，就是两个字：关停。然而，难道我们不需要考虑“关停”环保方式的代价？此举必然导致经济发展停滞。因此，我们需要的环境保护，并不是绝对的零污染，而是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这就需要正确的经济政策引导。严格地说，环境问题都是由外部性引起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指的是某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旁观者的福利产生有利或不利影响，这种有利影响带来的利益（或者说收益）或不利影响带来的损失（或者说成本），都不是生产者或消费者本人所获得或承担的，而是一种经济力量对另一种经济力量“非市场性”的附带影响。正因如此，环境问题的治理也必须紧盯外部性问题的解决，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把环境问题所产生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排放税。直接对污染性企业的排污征税，让其单位排放的税率等于其污染造成的边际社会成本，这样就能有效地解决外部性问题，提高经济效率。绿色金融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现实问题往往比教科书复杂得多，要准确地监控污染性企业的排污很困难，监管成本太高，而直接的行政干预又往往意味着损失经济效率。那么，什么样的政策工具才是最聪明有效且四两拨千斤的手段呢？近年来在西方兴起的绿色金融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选择。绿色金融的目的就是使我们的融资行动更加环境友好，减少大气、水和土壤污染，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资源使用的效率。历史上，绿色金融的发展具有浓厚的公共产品或者说公益性质。早在1974年，当时的联邦德国就成立了世界第一家政策性环保银行，命名为“生态银行”，专门负责为一般银行不愿接受的环保项目提供优惠贷款。由于很多环境治理或者节能减排项目的直接经济效益不好，相关企业就需要政府税收或补贴的激励，而由于其公共产品的性质，直接营利性差，普通的商业银行不愿为其提供贷款资金支持。因此，上世纪70年代德国银行的做法，实际上发挥了一种政策性银行的职能。2002年，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在伦敦召开国际知名商业银行会议上，提出了一项企业贷款准则，即国际银行业赫赫有名的“赤道原则”。这项准则要求金融机构在向一个项目投资时，要对该项目可能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进行综合评估，并且利用金融杠杆促进该项目在环境保护以及周围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这实际上把银行的贷款审查，从传统的财务和抵押等经济指标，变得更加综合，包括了企业的碳排放、污染情况等。与传统金融相比，绿色金融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更强调人类社会的生存环境利益，它把对环境的保护和对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作为计量其活动成效的标准之一，通过自身活动引导各经济主体注重生态平衡。它讲求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建立面向企业的绿色考评机制绿色金融的作用主要是引导资金流向资源节约型技术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引导企业生产注重绿色环保。要推广绿色金融，最大的障碍不在银行，而在于是否有一个对目标企业进行绿色考评的机制。我们对企业的信用有成熟的考评经验，但对于其环保行为并没有对应的机制可做参考。这样一来，银行在具体执行的时候，就很难实施绿色金融的对应举措，因为银行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付出成本去鉴别企业的环保或者能源消耗状况。绿色金融在世界范围内都还只是一种尝试和摸索。在我国，要想绿色金融真正落到实处，必须尽快建立面向企业的绿色考评机制。金融机构需要携手环保部门及能源相关部门，制定企业级别的绿色征信体系。对环保做得好或者单位产出能耗低的项目或企业，金融机构在提供资金支持时优先考虑。除了贷款额度的照顾之外，还可以结合政府补贴，为相关企业和项目提供绿色贴息，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这样，除了既有的被动处罚等手段之外，还可以通过绿色金融，引导企业主动选择一条绿色发展道路。政策信号可以让社会资本的关注点转向拥有政策红利的绿色经济，有力促进业界形成绿色价值观，引导绿色投资理念逐渐成为社会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