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卫儿 2007-07-10 “回归十年，香港成功落实了“一国两制”。这是官方给香港过去十年的定调。然而, 七月一日, 当访港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说“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能分割, 更不应互相对抗”时，却显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在落实层面上还有一些误区需要理清，香港社会对 “一国两制”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 甚至曲解。   “回归十年，香港成功落实了“一国两制”。这是官方给香港过去十年的定调。然而, 七月一日, 当访港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说“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能分割, 更不应互相对抗”时，却显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在落实层面上还有一些误区需要理清，香港社会对 “一国两制”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 甚至曲解。 有人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个伟大创举，没有先例，所以，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当我们自豪地说，那宣布“香港己死”的预言早已不攻自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的确有了许多“一国”特色：人民币大受欢迎；国企成为香港市值最大上市公司，以至有人笑说, 恒生指数已不再仅代表香港, 而是反应内地经济的数据；普通话是香港职场必杀技；自由行内地同胞来去自如，甚至开玩笑说是“去香港扶贫”；香港人则自嘲回应：“对对对，你们多点来购物，支持我们振兴经济”。 与此同时，在“两制”的旗帜下，香港社会、政府、还有政客都在说：你看，香港“七一”有庆祝，但也有争取普选的游行，你们有没有看到维多利亚公园的蠋光集会，没有人会跟踪你，你更不会因此负上任何政治后果；你们看，一些内地的邪教组织，可以每天到中联办（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门外和铜锣湾、尖沙咀等闹市“上班”，进行示威抗议；还有，你可以骂特首，骂高官，骂议员，那叫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反应民意。总之，在内地做不到的，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全都不是问题，只要你做的一切，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 于是，在一国两制的旗帜下，香港的民主派理直气壮地要求以选票换权力。他们说这是民主制度的体现。你说香港不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他们说香港又不是内地，内地不搞难道香港就不可以搞吗？否则“一国两制”意义何在？继续争执下去，各自也许还有十万个理由。 回望十年, 香港的“一国两制”有意无意间被概念化为：香港有困难，祖国作后盾；内地同胞终于挺起胸膛在资本主义的购物天堂以大洒金钱的方式，表现了收回殖民地的自豪；内地被禁的，在香港则是自由的，可以无所顾忌。难怪有些香港民主派人士理所当然地认为，既如此，给我选票，以选票换“权”谁说不天经地义？因为这是一国两制，内地不能做的，香港可以，也是应该的。 香港今天的诡异正是：人人都高呼“一国两制”，人人都说要按“基本法”办事，却偏偏各自表述得厉害，不少人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就是能内地所不能，就是可以打破内地的政治禁忌。假若如此，可以预见，在可见的将来，普选的争吵只会继续发酵。 另一方面，若香港只是一味留给内地同胞一个概念，香港是资本主义吃喝玩乐的天堂，那么很快，香港可能只会沦为内地“先富起来”的销金窝。而做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就只能是我们的豪言壮语了。第一个回归十年，我们注重了太多的概念，包括港人身份认同，国家观念要加强，民主理念要坚持等。下一个回归十年，但愿香港人不用再纠缠是中国人或是香港人的迷思，无需北京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什么是一国两制，也无需给自己背负以香港民主推动中国民主的道德使命。有些事，无声胜有声，说了不一定做到，不说不等于做不到。明白了这个道理，相信就不会出现太多的曲解和误解。...

2007-07-05 在这个知识即力量、存在必须有话语的时代，面对全球话语权的单边主义，已有愈来愈多人警惕到，中国人已必须要以文化和知识为基础，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个知识即力量、存在必须有话语的时代，面对全球话语权的单边主义，已有愈来愈多人警惕到，中国人已必须要以文化和知识为基础，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这个道理，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说得可能是最直接和最清楚的了。他曾在一个场合说到，“人类最大的垄断，乃是垄断了一切理由。”这乃是他后来不断为“亚洲价值”鼓吹的原因。可惜的是他的态度与主张，缺乏了知识力、学术力，甚至传播力的持续耕耘，因而无法做出成绩。 同样的道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兹则可能说得最沉痛。他在《迷宫中的将军》里，叙述南美洲革命之父玻利瓦将军的坎坷一生。在他革命之后，整个国家被各个不同国家的势力侵入，各有各的立场主张。这是后进国被强势外国话语所侵入、所切割，最后造成自己国家的分歧混乱。因而玻利瓦将军遂有“别管我们，让我们过我们的中古世纪吧”之叹。可是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后进国都早已注定不可能再有属于自己的中古世纪，当殖民主义的炮舰发射出第一枚炮弹，这个中古世纪就已永远消失了。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资讯和话语以更大的数量排山倒海般而来，后进国除了更大的努力外，已别无其他选择。 最近，上海社科院邀集海峡两岸一些有相当成就的思想史学者，开了一次闭门讨论会。大家即深感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重建合理性的重要。中国社会并非东方主义者所说的一切都是漫漫长夜，中国文化的许多观点透过重新诠释，对这个愈来愈赤裸野蛮、透过垄断一切理由而恣意妄为的世界，或许才有积极的意义。 而就在同时，由中国新兴企业家出资创办的“天大研究院”也正式开始运作，要以国际著名的智库为参考坐标和样板。对于这样的自我期许，我衷心的乐观其成。只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说来容易，做起来艰难。它必须展开高度的知识学术力动员，必须有旺盛而不同于别人的问题意识，还必须要有极强的活动能量，而后经过长期的努力与累积，始可做出成绩。这个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及，它需要耕耘的时间。 每个国家政权的维系都需要许多形式的权力手段：它需要军力，以免被他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而入侵；它需要财经力，来维系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它需要科技力，俾让军力和财经力得以进步不衰。而与前述各种力量同等重要的，则是它需要有话语权力。那是一种知识学术力。靠着这种力量，它可以为自己的存在建造出正当性以及制定自己国家的日程表。话语权力如果无法存在，整个国家即不免沦为思想的被殖民状态。而大学、官方智库、民间智库，都在这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例如，近代人都知道西方有所谓的“东方主义”之说。那是一种合理化殖民主义的知识建构，也让东方产生“自我低劣”的意识。而这种“东方主义”，其实是从一七九五年萨赛（Silvestre de Sacy）创设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后，一步步发展出来的。“东方主义”的建构，花了很长的时间。 而有关今日美英的霸权，两位美国学者休普（Laurence H. Shoup）及敏特（William Minter）在合著的《帝国能力托拉斯》一书里指出，一战之后瓦尔塞会议前，一群美英代表，信奉钻石大王罗德士（Cecil Rhodes）的感召，以建构新的“美英帝国”为职志，这就是美国今天“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前身。 今天的美国，早已成为相当程度“智库领导型”的国家了。一九一六年创设的“布鲁金斯研究所”，一九四三年创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已分执自由及保守两大势力的牛耳，并在全球发挥影响力；而中间偏左的“政策思考研究所”，则是代表了美国良心的少数派。智库之功能，乃是透过内政外交问题的深刻思考，扮演着主导国家方向的角色。另方面也透过学术活动，开辟国际网络，俾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集团。在美国，智库和政府领导层甚至还有旋转门，人员也相互交流。除此之外，智库还有一个知识及政策形成上的重要意义，那就是以前的社会乃是“书生论政”，它会有态度、有立场，但却无方针、无策略。但在“智库论政”后，一个“没有研究既没有发言权”的新标准即告确立。“空议论”减少，“实议论”则增多。 今天的中国，随着国力的提升，国际影响的扩大，已愈来愈成为一个“惹眼的存在”。别的国家会更注意它和谈论它，偏见和畏惧当然增加；另外则是中国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应该到了开始自己搭起桥来过河的阶段了。无论为了自求进步，或替自己的存在发声，甚至为国际社会上和自己命运相同者仗义执言，现在的确已到了中国新兴民间企业家把智库当作新事业来经营的时候了。这是个百年大业，企业家把钱用到这方面，化财力为国家的能力，也才更有积极的意义。由于近年来中国青壮一辈的学术力和知识力渐增，它已等于替“智库时代”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如果民间智库果能有为，一定很快就会有所表现。 据我所知，“天大集团”乃是中国新兴的青壮企业集团。它的事业遍及全球，这也使得该集团负责人卓具世界性的视野。这乃是该集团决定创办“天大研究院”的原因。而“天大研究院”又决定以香港为基地，其着眼当然在于以香港之利，一方面便于面向全球，另方面也有利于整合华人社会的知识学术资源；其次则是香港知识学术界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年后，思想也多经转折。香港除了可扮演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角色外，也未尝不能扮演思想发展上的另一前沿平台。 近代中国“失语”已久。“失语”者不会看自己，不会为自己设定日程表，也不会述说自己，而永远要猜着别人述说我们的方式费力地去挪动自己。从“失语”到“复语”，那可是个漫长的过程，现在就让我们迈出这重要的第一步吧！ （南方朔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台湾着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