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庆安 2007-10-26 随着中国把2010年前全球孔子学院的数量规划从100所调高到500所，一轮新的软实力热潮也开始在东亚地区兴起。近期媒体透露，日本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筹建“日语中心”，韩国也开始筹建“世宗学院”。这三者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其本质都是通过语言培训，输出文化，增大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交流机构。三者一出现，就形成了同质化的竞争格局。   随着中国把2010年前全球孔子学院的数量规划从100所调高到500所，一轮新的软实力热潮也开始在东亚地区兴起。近期媒体透露，日本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筹建“日语中心”，韩国也开始筹建“世宗学院”。这三者虽然名称不同，但是其本质都是通过语言培训，输出文化，增大吸引力和影响力的交流机构。三者一出现，就形成了同质化的竞争格局。 软力量同质化，已经成为东亚各国在文化输出和国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一个巨大挑战。尤其以中国、韩国和日本最为典型。这种同质化在形式上和文化渊源上都十分明显。而要摆脱同质化带来的软实力发展僵局，对于中国来说，不仅仅是解决一个孔子学院的竞争力的问题。 国内政经关系是软实力内在本体 随着中国的发展，传统文化的巨大吸引力和日益增加的经济实力成为了国家软实力发展的基本保证。但是有人常常简单地把“软实力”理解成国家形象的包装和传播工作，认为软实力的较量就是形象与传播力量的较量，对外宣传工作者责无旁贷。 的确，形象塑造与传播手段当然是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是这二者只是软实力的高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基础，首先是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因为软实力自身就是一种象征性政治，这种象征性政治是通过非物质手段来发挥作用的。软力量的本体是内在的，是一个国家内部体现出来的发展模式和社会关系，既包括文化、价值观，也包括内政和外交政策，以及这些政策的效果。而软实力的喻体，才是投射到国际舆论中的国家形象、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才是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实力的形成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所有软实力较为发达的国家，都是较早完成第一次现代化，经济水平比较发达，并且总结摸索出相对完善社会关系的国家。这种国家除了具备比较强大的软实力输出能力，其软实力的象征本体——本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也能够成为各国争相效仿的模式，比如“美国”。而大量被寄予厚望的发展中国家，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自然风物，但是常常处于国际软实力谱系的末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没有解决国内政治稳定、经济腾飞或者社会和谐发展的问题。 正因为软实力是一种象征性政治，因此许多因素都会构成在国际上构成软实力的想象关系。如果一个国家被想象为矿难频发、社会冲突激烈、政治不稳定的国家，那么即便其经济发展水平高，其想象关系也是不容乐观的。我们都记得在20世纪初，美国电影同业工会在一份致白宫威尔逊总统的备忘录里，曾经十分清楚地阐述了电影作为软实力的巨大作用：“电影可以成为以极小成本甚至零成本进行国家宣传的最佳方式。”但是在这个极小成本或者零成本的背后，是美国文化工业每年800～1000部电影的拍摄量，和一套极其成熟完善的电影工业机制。甚至我们还可以再推算，在这套文化工业机制的背后，有美国现代文化所反映出来的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和社会关系。试想，如果没有“理想”的美国生活方式作为支撑，那么美国电影也不可能形成在全球价值观市场上的影响力。 当然，这不是说软实力发达的国家，就一定是政治经济各方面先进的国家。全球各国社会制度各异，多样性和差异性是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原因。但是在软实力的形成和做大的过程中，我们仍然要尊重其基本规律。 社会制度稳定与矛盾决定软实力成败 从软实力发展规律上来说，东亚国家仍然处在“罗马式”的软实力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罗马式”软实力发展规律，仍然主导今天和未来许多软实力大国成长的过程。 处在这个规律入门处的是语言。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就认为：“罗马人对自己的语言在国家行为中的影响如此明知，以至于扩大拉丁语的使用和武器的进步一样，成为了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加拿大学者马修?弗雷泽将这个战略的构想称之为“使整个罗马帝国普遍深入东方的文化同化”。因此，孔子学院、日语中心和世宗学院都是这种“罗马式”软实力的重要准入工具。 然而，我们还要注意到“罗马式”软实力发展在历史上体现出来的规律。这种软实力的发展，本身以国内文明发达程度作为基础，在软实力输出中强调语言和文化的工具性作用，本质是为了国家利益服务。而按照历史学者的分析，在罗马帝国繁荣和衰败的过程中，软实力成败体现在国内社会制度的稳定和社会矛盾的缓急与否上。时至今日，我们还很少看到一个国家跳出“罗马式”软力量发展规律，在自身发展不成熟的情况下，能够形成较为强大的软实力。 以泰国为例，这是一个文化不可谓不突出的国家。泰国风物殊异，对于西方人来说充满神秘美感。在早期政治不稳定，政变频发的阶段，其软实力自然不必讨论。而今天其政治已经比较稳定，不少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也将亚太总部设在曼谷，其软实力发展具备了比较理想的国际环境。但是由于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缺乏大型跨国企业，其价值观影响力也只能是区域性的。而国际舆论之所以开始关注中国软实力的发展，也是看到了中国软实力所具备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保证。因此，我们应该回归到软实力的本源展开讨论。 中国的软实力需要战略规划 东亚三国软实力同质化的背后，既有着软实力成长的共同规律，也有着值得我们警惕的地方。同质化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光注意到软实力的形式，而忽略了软实力的基础和发展规律。如果我们仅仅只把大量的精力放在形象塑造和传播策略上，不解决软力量的上游命题，那么我们会在同质化竞争中失去有利优势。 因此，抢占软实力的制高点，其本质还是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中解决本国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的问题。在我们讨论可口可乐与麦当劳殖民化的问题时，我们应当注意到成长型的跨国公司在软实力中具备重要作用；没有自己的大型跨国公司，从文化和流行生活上被殖民的危险一触即发。当我们讨论儒学在国际政治中的价值影响的时候，我们也要检讨作为儒学源头的国家，在自身文化保护和儒学传统继承上的缺失；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文化渊源，是没有能力与同质化民族相竞争的。甚至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争得奥斯卡“小金人”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电影工业能否按照市场化规律运作，决定了一个国家文化工业的成败得失。每一个国内因素都会快速及时地折射到软实力作用上。 软实力竞争不是一种此消彼长的博弈，也不完全是基于地缘政治的利益竞争。中国软实力发展的目标，依傅立民之判断，是为了减少误解、消弭冲突。我们不必讳言一种罗马式的软实力成长规律，但是中国并不是要以一种罗马式的路径来发展和强大。在这种软实力的历史格局中，战略规划显得尤为重要。形象包装与传播策略是软实力的外壳，不可谓不重要。但是外壳和内核是需要相互配合，彼此完善的。如果内核疲软，包装做大，那么会让世界对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失去信任。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东亚软实力同质化竞争中胜出，其重任不但落在软实力的领导层身上，更落在那些普普通通的矿工、医生、教师，以及在2008年奥运会前直面西方媒体的每一个中国人身上。 （周庆安博士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杨文昌 2007-09-05 不久前，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试析西方误读中国三步曲》一文，指出西方舆论出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种种偏见，先后制造了“中国垮台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三步曲虽最终被动承认了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但对中国的发展是否对别人构成威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否负责任，西方则一直争来辩去，并无一致的认识。   不久前，我在《求是》杂志上发表了《试析西方误读中国三步曲》一文，指出西方舆论出于对中国发展道路的种种偏见，先后制造了“中国垮台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责任论”。三步曲虽最终被动承认了中国已经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但对中国的发展是否对别人构成威胁，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是否负责任，西方则一直争来辩去，并无一致的认识。这是因为他们对中国到底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缺乏真正的了解。他们总是摆脱不了用自己国家的价值观标准衡量中国一切的束缚，因此也就无法客观公正地认识中国。为了澄清事实，消除误解，本人决定再写《向世界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文，试图通过此文向世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的时代背景、内涵特征以及它与世界的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时代背景      （一）国际背景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两霸称雄的格局虽然仍未结束，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在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长期政治、军事角力中已实力耗尽，颓势已定。尽管世界仍不太平，但像20世纪上半叶那样大规模世界战争再次爆发的可能已明显减小。在这一大的国际背景下，西方各大国抓住有利时机，全面推进技术革命，IT产业兴起，生物技术已开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世界经济实现了较长时间持续、快速发展。欧盟不断扩大，亚洲“四小龙”继日本之后成为亚洲快速成长的新型经济体，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中国的邓小平将这一时期特征归纳为一句很有名的话：“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他的意思很清楚：世界和平是可以得到维护的，大的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发展经济是各国关注的重点。顺潮流者兴，逆潮流者衰。面对世界潮流，中国必须抓住机遇，顺应潮流，才能实现民族复兴大业。      （二）国内背景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结束了百年战乱，迎来了和平发展的机会。但是，由于深受前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影响，以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极“左”错误政策的破坏，中国再次失去了快速发展的机会。1978年，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共中央领导工作，坚决纠正极“左”指导思想指导下的错误经济政策，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提出了一心一意搞建设、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长期战略方针。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这次会议还指出：“现在我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恢复了长期行之有效的各项经济政策，又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式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上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因此，我们的经济建设必将重新高速度地、稳步地向前发展，这是毫无疑义的。”这次中央全会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指明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前景，更重要的是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并自觉融入全球化浪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观念大革命和经济政治体制大革命在沉睡了上百年的中华大地上开始了。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特征和内涵实质 概括起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六大基本特征：一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二是坚持改革开放；三是坚持共同富裕的大方向；四是坚持建立民主与法制社会；五是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六是坚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全方位国际合作。 以上六个方面的主要特征是由时代的主题决定的，是中国的国情决定的，是由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决定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大背景下实现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坚持改革开放，是铲除旧的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种种阻碍生产力发展障碍的强大武器，也是在全球化条件下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正确选择；坚持共同富裕，既是实现社会稳定、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也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社会公正的应有之义；坚持建立民主与法制社会，是实现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根本保障，也是一切形式的现代文明的共同特征；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是曾经饱尝外国列强欺凌之苦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态度向世界做出的庄重承诺，也是在殖民主义时代已经结束的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道路；坚持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开展国际合作，是实现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正义主张，是世界各国和谐相处、实现世界持久和平的必由之路。 30年来，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沿着自己开辟的这条道路进行国家建设。在一个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取得了经济总量翻两番的成就。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空前提高。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世界的关系 回顾30年的发展变化，中国人深感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过程，是中国由封闭走向开放的历史过程，是中国逐渐成为国际大家庭中负责任一员的过程。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到90年代全国对外开放局面的形成；从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再到90年代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简单地从事来料加工贸易到加入WTO，自觉接受国际游戏规则的约束，再到中国申请承办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中国一步一步地把自己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联系起来的过程，也是中国不断学习外国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和先进文化思想的过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已经成为13亿人的共识。      （二）中国的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做出了贡献。 就国际政治领域而言，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之路，主张与世界各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中国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中国反对在国际关系中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上述原则的指引下，中国同世界各大国保持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中国同周边国家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并积极参与各领域的区域合作；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好关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发展；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积极参加各种多边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公正与和平。...

南方朔 2007-08-31 罗马尼亚有句俗谚：“美国的赞美，其可怕甚于撒旦的诅咒。”这句话用来看美国对俄国已故总统叶利钦（叶尔钦）的赞美，可以说就是做好的证明。   罗马尼亚有句俗谚：“美国的赞美，其可怕甚于撒旦的诅咒。”这句话用来看美国对俄国已故总统叶利钦（叶尔钦）的赞美，可以说就是做好的证明。   叶利钦在近代俄国领袖里，其实是最糟的一个。他酗酒滥权，没有自己的治国方略，最后沦落到听从美国顾问指令，看着美国称赞而合理化他统治的程度。美国《纽约时报》多年前曾访问一个未透露姓名的叶利钦美国顾问，该人即明言：“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俄国政府无权可集。”于是，叶利钦任内，他的自私贪婪与美国对俄罗斯的瓦解遂合而为一。根据美国调查记者米格雷（Dominic Midgley）与哈京斯（Chris Hutchins）合着的《阿布拉莫维奇传——一夕致富的亿万富豪》，我们已知道一九九五年间，叶利钦以私有化之名贱售国产，一夕之间俄国产生了两打以上十亿美元以上的富豪。到了今天，叶利钦的外孙女婿杰里帕斯卡不过四十岁，但因握有“俄铝”公司，财富高达212亿英镑（折合429亿美元），已成了俄国第一富豪。叶利钦贱售国产给家人亲信，使得俄国政府已不再有足够的财经筹码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因而在他任内，俄国许多地方已退化到了“以货易货”的程度，俄国经济规模整整比一九九零年收缩了百分之四十，俄国人的平均寿命则下降大约五岁。叶利钦宣布下台前，他的民意支持度已跌到只剩百分之十左右。但尽管如此，美国自始至终，最后到他二零零七年逝世，都歌颂他是民主英雄。美国极力赞美俄国人已完全不支持的叶利钦，这种判断的差距，唯一的合理解释，乃是叶利钦的所作所为，虽然不符俄国人民的利益，但却符合了美国的利益。叶利钦把俄国内部变成了一个“失败的国家”，并把俄国外部逐渐地被美国势力所渗透，美国顺利地肢解南斯拉夫联邦，即是证明。  而到了今天，这种情况已出现了新的大转变：以前美国极力赞美俄国人已极反感的叶利钦；而现在则是普京在七月的支持度已超过百分之八十；俄国民意调查也显示俄国人民对国家的信心也大幅提高，认为俄国受到世界尊重的达百分之五十九，但相反的却是美国对普京的抨击也到了从未有过的严厉程度。这再次显示了俄国人民所肯定的其实是美国所不愿意见到的。俄国人民的不幸才是美国利益之所系。  由于美国对俄国前后两任总统的评价与俄国人民本身的评价出现如此南辕北辙的落差，这也提示了我们，在观察国际事务时，尽管美国媒体掌握了全球传播力的七成以上，但对所谓的“美国观点”却不能照本全收，甚至还应当预留质疑和批判的空间，否则与美国反舌鸟又有何异？  对苏联解体后的美俄关系略作回顾，都当知道从一九九零年代到二零零四年底，由于俄国的失败，叶利钦的昏庸贪腐，信心瓦解的俄罗斯，由于时代走向反共的对立面，自然对美国极有好感。设若美国能本于与人为善的态度，协助俄国度过转型难关，则一个虽不完善但却肯定更友好和平的俄国即会出现。但我们其实已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事。美国本质上乃是一个“永远必须要有敌人”的国家。俄国的势力下衰，形同给了美国寸寸进逼、鲸吞蚕食的机会。于是，从一九九零年代到二零零四年底，乃是美国对俄国旧势力集团快速兼并及扩张、甚至加工颠覆的时刻。美国支持车臣叛军，美国对南斯拉夫联邦加以肢解。而根据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国际先驱论坛报》引录《纽约时报》之报道，我们更知道，一九九零年代，美国在“国际开发总署”下增设了一个“转型启动工作室”（Office of Transition Initiatives），主要就是要藉由它的运作，在俄国势力范围内推动颜色革命。二零零三年格鲁吉亚（乔治亚）的“玫瑰革命”、二零零四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二零零五年吉尔吉斯的“水仙革命”皆属之。该工作室后来也是美国意图颠覆委内瑞拉查维斯政权的发动机。对于美国的颜色革命，普京在二零零四年底已有警觉，并怀疑是美国致使波兰人以及白俄罗斯的波兰裔所为。因而当年年底在岁末记者会上，普京首次表达了不满，并表示“希望这不是布什（布什）政府意图煽起俄罗斯的乱局。”  但二零零五年年初，布什访问波罗的海三小国。在拉脱维亚举行记者会时被记者问及乌克兰“橙色革命”之事，布什终于承认这的确是美国所为，并直承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而布什公开承认颜色革命，终于结束了美俄的友好时代，普京对美国不再有信心，反而是戒心出现。  而非常值得注意的，乃是叶利钦时代，俄国民穷财尽，利益为少数寡头富豪所垄断。一九九八年俄国石油收入仅八十八亿美元，但到了二零零五年，油气收入已增至一千二百亿美元；由于国家财政改善，国民经济恢复正常，从二零零五到二零零六，俄国连续两年军售皆世界第一。俄国在二零零六年，甚至取代沙特阿拉伯（沙乌地阿拉伯），成为全球最大产油国。二零零六年俄国也还清了过去的外债，由债务国变为债权国。俄国也成了全球第四大外汇存底国。由于国力渐增，货币价值稳定。从一九九三到二零零二的十年间，卢布兑美元皆持续贬值达百分之七点六。但从二零零二到二零零七的五年间，卢布兑美元却升值了百分之廿。  而随着俄国国力的上升，美国的“俄国威胁论”再起，而使得美俄关系由冷淡而转为对立的，乃是二零零六年八月，美国片面宣布，将在波兰及捷克部署飞弹防御系统的拦截飞弹及雷达基地。这个计划从二零零三年起美国就已在暗中推动，二零零六年宣布，显示出美国对俄国的兴起已感到不安，决定对俄罗斯作出一次正面的挑战。但美国对俄国的这种挑战，叶利钦若在位当会无力阻挡。但普京却不然，他对美国持续的鲸吞蚕食早已极感不满，现在怎么可能容忍美国将军事力量直接部署在自家的大门口。于是，从今年起，一种积极性的国家防御策略遂告出现。综合这半年多的发展，我们已可看出普京的策略内涵如下： 在地缘政治上，他无意和冷战时代一样，在全球广泛驻军和派遣军事顾问，与美国争霸。但对俄国核心利益攸关的事务，则不再容许美国继续鲸吞蚕食、寸寸进逼，因而在波捷部署反飞弹系统之事，决不退让。对攸关俄国利益至巨的中亚问题也拒绝让步，俄国持续要求美军自中亚撤出即是证明。其次，则是俄国未来的油气将以东亚为主要市场，因而太平洋地区已成了它的新的核心利益地区。俄国的远东油管长四千公里，由伊尔库茨克直达太平洋岸，它已于二零零六年四月动工，预定二零零八年完竣，输油三千万吨。这也是俄国战略轰炸机八月份飞越太平洋、直逼关岛的原因。而在东地中海附近，俄国也将考虑强化黑海舰队并在叙利亚驻军，俾对中东问题保留制衡力量。这种东欧、中亚、太平洋、东地中海的边界防卫线，已可看出是在重订新的安全范围了。  由于日前俄国的经济实力增强，加以欧洲在美俄间保持一定中立性，因而对于东欧、以及前加盟共和国，它基本上以经济力量为主以维护其影响力。唯一的例外乃是其南端的格鲁吉亚。自从格鲁吉亚“玫瑰革命”后，它已成美国在俄国边界最大的桥头堡，这也是俄国的最大威胁。俄国持续支持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亚及阿布卡齐亚分离主义游击队。今年六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麦侃（马侃、麦凯恩 John McCain）率团访问格鲁吉亚，乘坐的直升机险被游击队飞弹击中。最近格鲁吉亚发生一枚未爆飞弹被掷落之纠纷，格鲁吉亚指控是俄机所为，两国关系恶化，格鲁吉亚已成了美俄间的可能代理战场。  由于地球持续暖化，北极地表浮出面积增大，它已成了资源竞争的新兴地点。最近俄国在北极海底礁层插旗，宣示主权，美加丹麦等国跟进。这固然显示出北极问题已趋重要，但并不如外界以为的那样严重。各国只是借着宣示主权以取得将来坐上谈判桌的筹码而已。但由俄国率先插旗，已可看出俄国对核心利益问题的积极态度。 而在军事工业上，普京已开始积极展开新的制衡策略。美国以庞大的军费在全球驻军并部署飞弹防御系统。俄国则重点发展新式多弹头攻击式飞弹RS－24、RSM－54等，并积极研发第五代战机。俄国不和美国进行全面性的军备竞赛，而采取重点突破的有效策略。这对美国不失为一种新的制衡方式。  综合上述俄国的新策略，我们已可看出美国对俄国的寸寸进逼。现在随着俄国的经济好转，加上美国单边主义所造成的形象下滑，已到了俄国开始反击的时候了。对俄罗斯人民而言，由于过去十余年来被寸寸进逼下心情沉闷，而今开始经济好转、国势上升，人民对国家的信心也告增强。二零零一年俄国民调，主张俄国发展应持“西方模式”的达百分之卅四，主张持“有特色的俄罗斯道路”的仅百分之廿七。而到了最近，主张持“有特色的俄罗斯道路”的，已高达百分之七十四。由这个数字也可看出普京的支持度高达八成，其实是有道理的。...

譚衛兒 2007-08-22 香港缺乏有遠見卓識的領袖；優秀政治人才更是後繼乏人。尤其當日前香港最大政黨、也是最主要的親北京政黨民建聯主席馬力病逝之後，問題即一下子浮出水面。   香港缺乏有遠見卓識的領袖；優秀政治人才更是後繼乏人。尤其當日前香港最大政黨、也是最主要的親北京政黨民建聯主席馬力病逝之後，問題即一下子浮出水面。 馬力是在8月8日因結腸癌病逝廣州,年僅55歲，既令北京及傳統左派陣營扼腕,政見迥異的民主派也深表婉惜。民主黨,、公民党、社民聯等泛民主派都表示,儘管彼此政治立場不同,但稱讚馬力是一位理性、平和的人。而與馬力為大學同班同學的民主黨中常委張文光更覺傷感,他指馬力是一位願意為理想奮鬥的正人君子，並透露多年來，政見對立無損兩人友情，平常兩人喜歡交換好書閱讀,也交流讀書心得。張文光直指他倆以書會友的情誼世間難求。 馬力早逝,民建聯再次面對主席接班人問題。如今看來副主席譚耀宗要頂上了。譚耀宗謙和而立場堅定，與傳媒關係也融洽,加上具豐富從政經驗,由他帶領民建聯,目前或許是不作他人想。但吊詭的是,今年已五十有八的譚耀宗，若要當党主席，早該在三年前當了。 2004年前主席曾鈺成為民建聯在區議會選舉的滑鐵盧引咎辭職,民建聯幾經考慮,做了一個大膽決定,讓當時己是副主席,但勞工形象突出的譚耀宗“讓賢”,改由五十剛出頭的秘書長馬力接班，目的就是希望以馬力的書卷氣及中產形象,把民建聯轉型為能讓香港中產人士也接受的跨階層政黨。痛定思痛的民建聯醒悟到，要成為香港最具實力的愛國政治力量,“草根”實不足矣。幾經努力,民建聯終於發展成香港第一個“萬人黨”。但上天卻給民建聯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民建聯領導層“白頭人送黑頭人”。轉了一個圈，譚耀宗還是要披掛上陣了。 對香港的傳統左派陣營，人們普遍的同感是，有才幹又有知名度的人才“買少見少”。加上長期以來，左派陣營被社會，特別是政敵套上 “原罪”標籤，從 “土共”，“老左”，到 “保皇黨”等，既令民建聯窮於 “洗底”，也無形中令一些有志之士即便未至於卻步，也得考量再三才決定是否加入。 加上近年香港社會，特別是傳媒對政治人物 “明星化”推波助瀾，不 “出位”者只能默默無聞。民建聯已是香港政黨中較早開始培養第二、第三梯隊的政黨，但多年過去，民建聯一度敲鑼打鼓推出的一批 “副發言人”，如今已經幾乎被忘記。 要不是曾蔭權政府大談特談 “親疏有別”，把民建聯的陳克勤招進了特首辦，香港人會知道這位在民建聯內部埋頭苦幹的落選區議員嗎？而入了政府 “候門”的陳克勤，後勁如何？怎樣真正做出成績及保持知名度，也還是未知數。 主管香港事務的國家副主席曾慶紅曾要求民建聯 “內強素質，外樹形象”。但說易行難，民建聯不是不知道自身問題所在，因此在近幾年努力吸納年青、中產、學歷高的新一代黨員。但前輩的光芒仍把他們的身影蓋住。其實,政黨人才青黃不接的不只是民建聯。泛民主派又何嘗不是面對同一難題？曾在年初挑戰曾蔭權參選特首的梁家傑，日前就慨嘆,香港政治人才難尋。但另一邊廂，民主派的新生代，也抱怨出頭之日遙遙無期。正如民主黨員甘乃威，為爭取角逐馬力遺下的立法會議員空缺，就炮轟民主黨不推薦自己黨員參選，反倒支持別的泛民代表，“等了七年還要再等七年嗎”? 七年前，甘乃威為了讓路給知名度更高的其他民主派候選人,無緣競逐立法會議員。他這句飽含多少委屈的說話，出自已經47歲的甘乃威之口，自然非那些“要以大局為重”的黨內大佬們所能體會，也顯見政治人才要出頭,與政黨通盤考慮，政治佈局都息息相關，如何協調實在是香港各政黨均須掌握的一門藝術。 香港回歸以來,北京一直擔心香港“人歸心不歸”。民建聯是本地的愛國團體,他們真誠努力著，但所受到的各種主觀或客觀的限制及委屈，肯定比甘乃威的個人屈辱沉重得多。對此，北京應該心中很明白。明白政治是在妥協的同時，不忘扶持自己的力量。這是北京的責任,也是香港特首的責任。民建聯“內強素質”可以靠自身努力，但“外樹形象”，若缺乏北京和特區政府的配合，單靠其一黨之力，則實非易事。...

周瑞金 2007-08-1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突飞猛进。据统计，目前中国手机和固定电话用户已达6亿几千万之多，跃居世界电信大国之列。13亿人口的大国有一半以上人口享受到信息时代的实惠，这不能不说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奇迹。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电信事业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突飞猛进。据统计，目前中国手机和固定电话用户已达6亿几千万之多，跃居世界电信大国之列。13亿人口的大国有一半以上人口享受到信息时代的实惠，这不能不说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奇迹。 现在，新名词层出不穷。炒股的称“股民”，上网的称“网民”，手机和固话用户我们姑妄称之为“话民”吧！一个有6亿多“话民”的电信市场，堪称是超大市场了。这个市场管理得好不好，“话民”满意不满意，事关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广大民众信息及时交流的大事，不可小看。 近日，在《炎黄春秋》杂志上读到中国人民大学何伟教授的一篇文章，题目赫然为：《一个无人监管的市场——电信市场》，披露了中国电信市场霸王条款、套餐忽悠、价格混乱，市场无序，信息不透明，付费与服务不对称，双方权利不平等，等等问题，罗列出种种事实，读后颇为震撼。 文章开宗明义提出：电信市场缺乏监管，一是行政工商管理进不来，二是物价部门不能过问，三是质检部门无责任，四是信息产业部门无任务，市场监管属于真空。 笔者是固话和手机的老用户，对何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感同身受。他确实讲出了亿万“话民”想讲而没有讲、不敢讲、讲不好的话！应当说，“话民”们普遍看到了目前中国电信市场存在的三大问题： 一是电信企业利用手中的垄断权，搞霸王条款，强制客户接受不合理的收费。从开放初期收取高额座机初装费，无偿索取了用户的物权。再是座机月租费，不论用机时间长短一律交纳同额费用，否则就停机。至于手机双向收费，如果说初期还可以谅解，在2001年手机已普及为人们生活的必备品后，国务院总理也已签令取消双向收费。后来，只是为了照顾香港股市电信股不致大跌，才被迫无奈宣布，“两年之内不取消双向收费”。可是，从2001年到今年已三个“两年”过去了，为何还要搞霸王条款，让“话民”继续纳贡？何时才能取消双向收费？电信业内人士总喜欢说按国际惯例办事，双向收费明明是国际特例，何谓惯例之有？ 二是利用套餐，忽悠消费者。正如何教授提出的，电信企业出台了多少套餐，业内人士也说不清，有人估计至少一万种。出台正当套餐，便利“话民”，当然欢迎。但是目前的套餐，花样翻新，太复杂，又不透明，连推行者也说不清楚，有的明明没有实用价值，完全是在忽悠“话民”，步步为营，进行套钱。还有，目前不少体育比赛和文娱活动，电视台与电信业联手搞什么手机短讯评奖活动，揭穿说是利用手机短讯骗钱，明明一条短讯一角钱，非要涨十倍，收一元钱一条不可。国家发改委一位负责人在一次媒体通报会上，曾明确指出通信运营商提供套餐、短讯、手机上网等服务，存在一定价格欺诈行为。接着，又通报了去年中国查处通信价格违法案件同比上升65.59%。谁应负监管责任呢？ 三是电信市场无序，管理混乱。手机收费各地自行定价，全国没有一个统一价格，北京与上海收费标准相差一倍，谁也说不清其中的道理。至于有线电视收费，不到两年涨了一倍，近年又在涨。可是，收费和服务不对应，电视断路收不到，也不见减费，播什么内容也不承诺。这就变成，利用客户电视机，占用客户时间，耗用客户的电，播放大量收费广告，还强迫客户看，还要不断涨价，这算是哪门子市场经济的市场？这样的市场不监管怎么得了？ 何教授说得好，电信企业利用手中握有的垄断权和新科技，一会儿用国际惯例，一会儿用中国特色，一会儿出霸王条款，一会儿用套餐愚弄群众。难怪人们有受制之感，有上当受骗之惑，有怨无处诉，有怒无处发，只能骂娘，以发泄心中之不满。 看来，电信市场真该监管了！电信行业是高科技产业。美国在市场秩序和法规比较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还对电信市场严加监管，甚至对微软这样的企业提出垄断的起诉。中国目前电信市场如此混乱，监管无章，怎能还放任自流，不加约束？确是到了对电信市场非监管不可的时候了！中国对证券市场有证监会，对保险市场有保监会，对电力市场有电监会，对金融市场有银监会。那么，对电信市场是不是也该刻不容缓有个电信监管委员会了？！不知国务院有关领导以为然否？ （作者：《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著名的『皇甫平』作者之一）

南方朔 2007-07-27 香港回归十周年时，陈水扁投书美国的《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在“一国两制”、“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两岸共同市场”等问题上表示反对，这仍是在为他一向的台独立场张目。   香港回归十周年时，陈水扁投书美国的《华盛顿时报》（The Washington Times），在“一国两制”、“一中各表”、“九二共识”、“两岸共同市场”等问题上表示反对，这仍是在为他一向的台独立场张目。 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媒体并不是我们所以为的“自由媒体”，而是和多数国家一样，都是立场先行。媒体根据本身的信念和立场来决定评论的调性。因而陈水扁会投书《华盛顿时报》而《华盛顿时报》会刊登他的投书，这绝非偶然的相合。而是“选择性的接近”。如果我们经常注意美国的媒体，当早已发现《华盛顿时报》乃是“中国威胁论”最早的宣传旗手，该报也从未隐瞒过它支持台独的立场。因而我们遂必须先来理解，《华盛顿时报》究竟是份什么样的报纸？该报的背后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前哈佛大学教授萨洛玛三世（John S. Saloma III）在他那本分析美国保守势力基本结构的著作《恶兆政治学：美国新保守派结构迷宫》里就已指出，美国保守右翼乃是个庞大无比的结构，它由智库、基金会、宗教团体、大公司、媒体、学校组织为盘根错节的组成，而创办于一九八二年的《华盛顿时报》作为极右宣传机器而言，乃是极为重要的一个。 一般正常的媒体只是“看门狗”（watch dogs），但《华盛顿时报》却是主动的“攻击狗”（attack dogs）。经过廿多年的演变，这份报纸已成了美日韩极右势力的宣传机器。美国中情局和五角大厦也持续用它当政治气球，俾为特定的政策造势。媒体的这种身份，使得中情局等机构可以用它来做许多官方不便做的事。例如，近年来全球的“非政府组织”（NGO）大盛，许多重要国际会议，各国政府这边在开，各种“非政府组织”也同时召开会外会。如果能掌控“非政府组织”的联合会，美国的支配性即会更强。《华盛顿时报》在这方面即扮演着重要角色。《华盛顿时报》在地位和销量上与传统大报如《纽约时报》等当然完全没得比，但它能发生的作用并不更小。《华盛顿时报》是个不能低估的媒体。 而要说《华盛顿时报》，当然必须由南韩“统一教”教主文鲜明说起。他是《华盛顿时报》的创报老板。文鲜明一九二零年生于朝鲜半岛西北边，属于今日北朝鲜地区。从他出生到廿五岁，他都在日本殖民政权统治之下。战后韩国独立，他一度迁去南韩，最先信奉一个以色列神秘教派，而后到北韩传教，但被认为是邪教而遭逮捕入狱。韩战爆发后，关他的监狱被美军解放，他遂率先获释。接着他相继迁釜山与汉城（即今首尔）传教。一九六一年南韩的金钟沁筹设“南韩中央情报局”，他被网罗为外围。一九六二年后，文鲜明被委以改善韩日关系的责任。于是韩日双方的极右势力开始有了连结。而后文鲜明网罗的重要日方桥梁人物，即曾经被囚巢鸭监狱的二级战犯笹川良一及兒玉誉士夫。其中的兒玉在日本侵华时，曾为海军本部情报机关首脑，人称“兒玉机关”。这两人同时也是“山口组”的主要权力掮客。有了这重关系，文鲜明的财源日广。他不但在极右的“亚洲人民反共联盟”（简称“亚盟”）里影响力日增，并进而推动成立“世界人民反共联盟”（简称“世盟”），他的“统一教”也开始进入美国。 从一九六二年进入美国到一九八二年成立《华盛顿时报》的这廿年间，乃是文鲜明不得意的年代。这个阶段的美国，整体社会仍以世俗化的自由派为主轴，对极右意识形态并不接受。加上“统一教”作风神秘，且是外来宗教，当然招致美国宗教界的排挤。而他那种好战的极右思想，也让诸如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以及国防情报局摸不清底细。美国调查作家派瑞（Robert Perry）曾搜集了许多官方档案，显示出“统一教”曾长期受到监控，称之为乱搞性关系的邪教。但历年来追查他的资金来源，查到日本后就再也查不下去了。这似乎显示出他的主要资金来源可能是日本的特务系统及“山口组”。 但是，尽管美国主流对他并不接受，文鲜明对当时极少数的极右势力仍百般拉拢。例如一九七二年至七四年间，尼克松（尼克森）因水门案而身败名裂，只有“统一教”力挺到底，让尼克松感激莫名，下台前特别召见致谢。一九七五年美国越战失败后，右翼渐兴，“统一教”更扩大对共和党的政治献金。共和党主要募款机构“共和党全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主席杜南（John T. Dolan）和众议员福雷塞（Donald Fraser）等收了大量献金，闹出所谓“韩国门”（Koreagate）丑闻。一九八二年文鲜明并因此而被判刑十八个月。...

谭卫儿 2007-07-10 “回归十年，香港成功落实了“一国两制”。这是官方给香港过去十年的定调。然而, 七月一日, 当访港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说“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能分割, 更不应互相对抗”时，却显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在落实层面上还有一些误区需要理清，香港社会对 “一国两制”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 甚至曲解。   “回归十年，香港成功落实了“一国两制”。这是官方给香港过去十年的定调。然而, 七月一日, 当访港的国家主席胡锦涛说“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的概念，不能分割, 更不应互相对抗”时，却显示香港的“一国两制”，在落实层面上还有一些误区需要理清，香港社会对 “一国两制”仍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 甚至曲解。 有人说，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是个伟大创举，没有先例，所以，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今天，当我们自豪地说，那宣布“香港己死”的预言早已不攻自破，“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的确有了许多“一国”特色：人民币大受欢迎；国企成为香港市值最大上市公司，以至有人笑说, 恒生指数已不再仅代表香港, 而是反应内地经济的数据；普通话是香港职场必杀技；自由行内地同胞来去自如，甚至开玩笑说是“去香港扶贫”；香港人则自嘲回应：“对对对，你们多点来购物，支持我们振兴经济”。 与此同时，在“两制”的旗帜下，香港社会、政府、还有政客都在说：你看，香港“七一”有庆祝，但也有争取普选的游行，你们有没有看到维多利亚公园的蠋光集会，没有人会跟踪你，你更不会因此负上任何政治后果；你们看，一些内地的邪教组织，可以每天到中联办（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门外和铜锣湾、尖沙咀等闹市“上班”，进行示威抗议；还有，你可以骂特首，骂高官，骂议员，那叫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反应民意。总之，在内地做不到的，在香港这个资本主义社会全都不是问题，只要你做的一切，没有违反香港的法律。 于是，在一国两制的旗帜下，香港的民主派理直气壮地要求以选票换权力。他们说这是民主制度的体现。你说香港不搞西方式的三权分立，他们说香港又不是内地，内地不搞难道香港就不可以搞吗？否则“一国两制”意义何在？继续争执下去，各自也许还有十万个理由。 回望十年, 香港的“一国两制”有意无意间被概念化为：香港有困难，祖国作后盾；内地同胞终于挺起胸膛在资本主义的购物天堂以大洒金钱的方式，表现了收回殖民地的自豪；内地被禁的，在香港则是自由的，可以无所顾忌。难怪有些香港民主派人士理所当然地认为，既如此，给我选票，以选票换“权”谁说不天经地义？因为这是一国两制，内地不能做的，香港可以，也是应该的。 香港今天的诡异正是：人人都高呼“一国两制”，人人都说要按“基本法”办事，却偏偏各自表述得厉害，不少人认为香港的一国两制就是能内地所不能，就是可以打破内地的政治禁忌。假若如此，可以预见，在可见的将来，普选的争吵只会继续发酵。 另一方面，若香港只是一味留给内地同胞一个概念，香港是资本主义吃喝玩乐的天堂，那么很快，香港可能只会沦为内地“先富起来”的销金窝。而做世界一流的金融中心，就只能是我们的豪言壮语了。第一个回归十年，我们注重了太多的概念，包括港人身份认同，国家观念要加强，民主理念要坚持等。下一个回归十年，但愿香港人不用再纠缠是中国人或是香港人的迷思，无需北京不厌其烦地提醒我们什么是一国两制，也无需给自己背负以香港民主推动中国民主的道德使命。有些事，无声胜有声，说了不一定做到，不说不等于做不到。明白了这个道理，相信就不会出现太多的曲解和误解。...

2007-07-05 在这个知识即力量、存在必须有话语的时代，面对全球话语权的单边主义，已有愈来愈多人警惕到，中国人已必须要以文化和知识为基础，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这个知识即力量、存在必须有话语的时代，面对全球话语权的单边主义，已有愈来愈多人警惕到，中国人已必须要以文化和知识为基础，在世界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而这个道理，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迪说得可能是最直接和最清楚的了。他曾在一个场合说到，“人类最大的垄断，乃是垄断了一切理由。”这乃是他后来不断为“亚洲价值”鼓吹的原因。可惜的是他的态度与主张，缺乏了知识力、学术力，甚至传播力的持续耕耘，因而无法做出成绩。 同样的道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奎兹则可能说得最沉痛。他在《迷宫中的将军》里，叙述南美洲革命之父玻利瓦将军的坎坷一生。在他革命之后，整个国家被各个不同国家的势力侵入，各有各的立场主张。这是后进国被强势外国话语所侵入、所切割，最后造成自己国家的分歧混乱。因而玻利瓦将军遂有“别管我们，让我们过我们的中古世纪吧”之叹。可是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后进国都早已注定不可能再有属于自己的中古世纪，当殖民主义的炮舰发射出第一枚炮弹，这个中古世纪就已永远消失了。而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资讯和话语以更大的数量排山倒海般而来，后进国除了更大的努力外，已别无其他选择。 最近，上海社科院邀集海峡两岸一些有相当成就的思想史学者，开了一次闭门讨论会。大家即深感以中国文化为基础、重建合理性的重要。中国社会并非东方主义者所说的一切都是漫漫长夜，中国文化的许多观点透过重新诠释，对这个愈来愈赤裸野蛮、透过垄断一切理由而恣意妄为的世界，或许才有积极的意义。 而就在同时，由中国新兴企业家出资创办的“天大研究院”也正式开始运作，要以国际著名的智库为参考坐标和样板。对于这样的自我期许，我衷心的乐观其成。只是我们也必须知道，要成为有影响力的民间智库，说来容易，做起来艰难。它必须展开高度的知识学术力动员，必须有旺盛而不同于别人的问题意识，还必须要有极强的活动能量，而后经过长期的努力与累积，始可做出成绩。这个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及，它需要耕耘的时间。 每个国家政权的维系都需要许多形式的权力手段：它需要军力，以免被他国以这样那样的理由而入侵；它需要财经力，来维系生存所需的物质条件；它需要科技力，俾让军力和财经力得以进步不衰。而与前述各种力量同等重要的，则是它需要有话语权力。那是一种知识学术力。靠着这种力量，它可以为自己的存在建造出正当性以及制定自己国家的日程表。话语权力如果无法存在，整个国家即不免沦为思想的被殖民状态。而大学、官方智库、民间智库，都在这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例如，近代人都知道西方有所谓的“东方主义”之说。那是一种合理化殖民主义的知识建构，也让东方产生“自我低劣”的意识。而这种“东方主义”，其实是从一七九五年萨赛（Silvestre de Sacy）创设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后，一步步发展出来的。“东方主义”的建构，花了很长的时间。 而有关今日美英的霸权，两位美国学者休普（Laurence H. Shoup）及敏特（William Minter）在合著的《帝国能力托拉斯》一书里指出，一战之后瓦尔塞会议前，一群美英代表，信奉钻石大王罗德士（Cecil Rhodes）的感召，以建构新的“美英帝国”为职志，这就是美国今天“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前身。 今天的美国，早已成为相当程度“智库领导型”的国家了。一九一六年创设的“布鲁金斯研究所”，一九四三年创设的“美国企业研究所”，已分执自由及保守两大势力的牛耳，并在全球发挥影响力；而中间偏左的“政策思考研究所”，则是代表了美国良心的少数派。智库之功能，乃是透过内政外交问题的深刻思考，扮演着主导国家方向的角色。另方面也透过学术活动，开辟国际网络，俾在全球形成广泛的知识盟友集团。在美国，智库和政府领导层甚至还有旋转门，人员也相互交流。除此之外，智库还有一个知识及政策形成上的重要意义，那就是以前的社会乃是“书生论政”，它会有态度、有立场，但却无方针、无策略。但在“智库论政”后，一个“没有研究既没有发言权”的新标准即告确立。“空议论”减少，“实议论”则增多。 今天的中国，随着国力的提升，国际影响的扩大，已愈来愈成为一个“惹眼的存在”。别的国家会更注意它和谈论它，偏见和畏惧当然增加；另外则是中国一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应该到了开始自己搭起桥来过河的阶段了。无论为了自求进步，或替自己的存在发声，甚至为国际社会上和自己命运相同者仗义执言，现在的确已到了中国新兴民间企业家把智库当作新事业来经营的时候了。这是个百年大业，企业家把钱用到这方面，化财力为国家的能力，也才更有积极的意义。由于近年来中国青壮一辈的学术力和知识力渐增，它已等于替“智库时代”做好了出发前的准备。如果民间智库果能有为，一定很快就会有所表现。 据我所知，“天大集团”乃是中国新兴的青壮企业集团。它的事业遍及全球，这也使得该集团负责人卓具世界性的视野。这乃是该集团决定创办“天大研究院”的原因。而“天大研究院”又决定以香港为基地，其着眼当然在于以香港之利，一方面便于面向全球，另方面也有利于整合华人社会的知识学术资源；其次则是香港知识学术界在香港回归中国十年后，思想也多经转折。香港除了可扮演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沿角色外，也未尝不能扮演思想发展上的另一前沿平台。 近代中国“失语”已久。“失语”者不会看自己，不会为自己设定日程表，也不会述说自己，而永远要猜着别人述说我们的方式费力地去挪动自己。从“失语”到“复语”，那可是个漫长的过程，现在就让我们迈出这重要的第一步吧！ （南方朔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台湾着名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