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0-12-03 中国今天面临的诸多安全挑战对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而言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要对这些挑战有充分的认识，早作准备，以便从容应对。只要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其他大国阻挡不了中国的崛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安全观已发生重大变化，而最根本的变化在于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经济为基础，军事安全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作出了明确判断，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尽管如此，军事安全依然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之一。一方面，经济安全是军事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军事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 本文首先概述中国面临的几个重要的安全挑战，包括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威胁论”、能源安全、海上交通线和领土争端，然后对近来由于美国的高调介入而令各方关注的南海问题作一重点探讨。 中国的安全挑战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相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冷战的结束曾让中国政府一时迷茫。一方面，89风波令中国共产党深刻感受到西方的政治威胁；另一方面，中美苏大三角的结束大大降低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中国随后试图重新确定潜在的威胁。一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将取代前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1996年的台海危机使中国的安全观变得更为复杂，中美因台湾问题开战的可能性骤然显现。危机过后仅一个月，美日两国首脑在东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台海危机、美日联合宣言以及美日在1997年对1978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使中国进一步怀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动机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美国致力于反恐战争，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矛盾，美国强势重返东亚几成定局。美国对中国的安全挑战日趋明显。 台海危机凸显台湾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对外，台湾问题可能导致中美军事冲突。对内，台湾问题处理失当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和权力争斗。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中，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摩擦不断。1992年老布什政府决定售台150架F-16战机，为日后的对台军售开了先例。克林顿更是在1995年一改美国维持了16年的禁止台湾领导人赴美的政策，决定给李登辉发放赴美签证，导致台海危机。2001年，小布什政府决定售台潜艇、驱逐舰和飞机，并表示会协助台湾抵御大陆的军事进攻。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又决定大规模对台军售。 美国对台军售的理由之一是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台海的军事平衡。的确，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安全具有深刻影响，“中国威胁论” 随之而来。“中国威胁论”虽不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安全挑战，但可影响决策者对中国的看法，进而影响对华政策。从这点来说，“中国威胁论”也是中国的安全挑战。中国学者注意到，迄今已有四波“中国威胁论”。第一波发生在1992-1993年，以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一文为代表。第二波由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引起，以伯恩斯坦和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作。第三波紧随其后，发生于1998-1999年，以《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和美国1996年竞选经费争议以及《鼠年》和《红龙崛起》为标志。第四波则最具实质性，由2005年7月19日公布的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报告领头，中美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2005年11月初的年度报告和美国国防部2006年发表的四年一度的国防评估报告跟随，加上发表于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文章。 跟“中国威胁论”相关的是中国的能源安全挑战。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在多方面被认为是威胁，包括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争端，中国与伊朗、苏丹和委瑞内拉等与西方不和的政府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中国不得不考虑其能源安全。中国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天然气主要进口国。1999年中国46%的进口原油来自中东，2001这一比例为56%，今天更达到70%左右，2015年可能上升至75%。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大都经由马六甲海峡。这里平时海盗猖獗，战时则容易被其他大国控制。阿拉伯海及印度洋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也极为重要，而这两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都有隐患。尤其是美国在“9•11”之后在中国周边增加了军事基地，加强了其切断中国海外石油供应的能力。 能源运输只是中国对其海上交通线感到忧虑的部分原因。除原油外，海上交通线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至关重要。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转变为外贸型经济。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猛增至25,633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挑战又与南沙群岛争端密切相关。而除了南沙群岛外，中国与印度有边界纠纷、与越南有西沙群岛之争、与日本有钓鱼岛和东海分界线问题。中国与朝鲜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中部分岛屿上也存在争端。从2009年中印边界争端升温到2010年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国的领土争端不时对中国构成安全挑战，使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面临重大考验。 对中国安全挑战的定性分析 上述安全挑战相互关联，但严重性和紧迫性不尽相同。有的属战略性挑战，短期内不会导致军事冲突，有的则可能让安全形势急速恶化。 同美国的关系属长期的战略性挑战。一些中国学者一直将美国视为长期的竞争对手而非直接威胁。楚树龙和王在邦在1999年认为，“美中近期内不至于公开以武力全面挑战我领土与主权完整。” 中美在可预见的将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依然不大。但是，两国的战略竞争将加剧，有限度的摩擦将更频繁。关于中美关系，本文随后会作进一步分析。 台湾问题是另一长期的安全挑战。大陆已由强调军事手段转向扩大对话和经济交流。目前看来，短期内台海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海峡两岸都以国民党重新执政为契机，扩大和深化经济关系，增信释疑。经济融合、官方对话和民间交流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轴。但是，台湾问题在今后仍将是中国重大的安全挑战，毕竟大陆不能控制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美国因素也将长期存在。 “中国威胁论”构成的挑战也是长期的。中国一直小心谨慎，试图让世人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政府甚至刻意避免使用“崛起”一词，改用和平发展。中国也在努力加入国际社会，包括支持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制。在1949-1977的28年中，中国签署了31项国际公约。而在1978-2004的26年中，中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多达236项。 中国的努力卓有成效，但是，“中国威胁论”在短期内无法消失。 保护海上交通线对中国来说是个相对紧迫的安全挑战。海上交通线一旦出现问题，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发展不仅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政府稳定社会的重要支柱。 领土争端是中国面临的直接而紧迫的安全挑战。中国在南海有过两次军事冲突，一是1974年对南越的西沙之战，二是1988年与越南在南沙群岛的交火。领土争端与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在诸如中日领土争端和南海争端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政策难免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 在主要的领土争端中，中印争端目前相对低调。印度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媒体和民众却关注不多，中国政府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中日领土争端要敏感得多，挑战性也相应大得多。而南海问题则更具紧迫性，美国的卷入令问题更加复杂。...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0-12-02 香港政府应该有一个长远和清晰的土地和房屋政策，而不仅仅只是针对目前短期的楼市泡沫采取一些短期性政策。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房屋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能否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相继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大量热钱进入国际市场。由于亚洲等地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受金融海啸影响较小，两年来经济保持稳定较快发展，使得大部分热钱都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使得这些地区资产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香港楼价两年急升47％ 令形势更为严峻的是，今年11月美国正式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说2008年美国实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在紧急情况下针对美国信贷危机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的话，这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是把这种非常手段变为一种常态化的刺激经济增长和缓解美国失业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这种政策工具的常态化，意味着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将进一步贬值，而更多的热钱流向新兴市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资产泡沫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在这次G20国际峰会上遭到强烈批评的原因。 香港作为一个和外部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在美国货币“洪水”冲击下，资产价格尤其是楼市的价格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连特首曾荫权也指出，目前宏观环境极不正常，是他公职生涯中前所未见的。 截至今年10月底，楼价在过去20个月已经急升47%，1000 平方呎（1平方呎约为0.09平方米）或以上大单位房价已较97年夏天香港地产泡沫最高峰的时候高出9%，700 至1000 平方呎以下的中型单位房价亦只比历史最高位低5%。金管局提交给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文件中显示的结论也基本相同。另外，金管局最新资料显示，楼按平均按揭贷款额已达250 万元，贷款人选用的供款期平均长达275 个月，即23 年才供完，为1998 年6 月以来最长年期。香港民众供楼负担沉重，为蜗居做房奴，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晰显现出来。更有投资银行预测，从现在到2012年，香港的楼价还要升40%。 此次楼市价格快速上涨，除了资金过多等因素，主要是这几年来，政府土地供应严重不足所致。今年以来，虽然香港政府推出一系列打击短期炒楼的措施，但未能起到冷却楼市的效果，其中主要的关键是，港府并未真正以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来理顺楼市。 香港政府虽然推出了帮助没有资格申请公屋、又买不起私人楼宇的夹心阶层置业的“置安心”计划，但这个计划只规划了5000套住房单位，而且每年只供应1000个单位，对香港整体楼市的需求量来说，供应量远远不够。而且首批1000个单位预计要到2014年才可以使用，可谓“远水救不了近火”。 高楼价阻遏经济转型 现在香港社会上关于复建居屋以及通过恢复定期拍卖土地来增加房屋供应量的呼声很高，香港政府应该认真考虑这些建议。除此之外，香港政府应该有一个长远和清晰的土地和房屋政策，而不仅仅只是针对目前短期的楼市泡沫采取一些短期性政策。因为对香港这个土地面积相对狭小的国际大都市来说，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房屋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能否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温家宝总理曾多次指出，香港要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需要解决好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里面主要包含香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所面临的两个重大结构性问题。 在经济上，香港的产业结构越来越向金融、地产以及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等行业集中。特区政府在过去十多年曾经做过很多努力，试图让香港的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包括培育科技资讯产业、“数码港”计划、“中药港”计划，近年又计划发展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以及教育服务这六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成效不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过高的地产价格和房屋租金，不利于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初期利润率可能不太高的新兴产业发展。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家更不愿意将资金投入这些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而宁愿以周期较短的“钱生钱”的模式来进行金融投资和地产炒卖。其结果是只有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地产以及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适合在这种高地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从香港零售业模式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高房价高租金的经济环境的影响。过去香港有很多有特色的个体经营的餐馆、书店、小商铺，都因为租金不断上涨的原因而结业，只有大规模的连锁商铺、超市和快餐店才可以生存下去。即使是些大规模的连锁快餐店，由于使用的员工较多，面对商铺租金不断上涨的压力，也只有通过尽量压低人工价格，来维持利润率。这也是香港为什么近年在讨论最低工资立法的时候，快餐饮食业的企业家最为抵制的原因。...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11-23 置身于席卷全球的货币战争中，香港在冰与火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港府此次抑制楼市的“非常措施”，仅仅暂时抑制了楼市飙升之势，而香港所面对的真正考验，还是日益加剧的通胀。它不仅仅是严峻的经济民生问题，更是政治考验。 面对高楼价、高通胀的“双高”困局，港府终于出手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公开敦促港府采取措施“增加物业市场的投机成本”的次日，港府财政司长曾俊华宣布一系列遏制楼市炒风的措施，包括增加住宅楼宇短期交易印花税、提高按揭贷款比例等。上述措施在11月19日（周五）港股收市后公布，香港楼市急速降温：周六周日连续两天，香港多个指标性的二手楼盘录得零成交，整体成交按周下跌八成。 11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澳门时就提醒港澳特区政府：面对美国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冲击，“香港和澳门都要小心准备应对”。此后，港府何时出手、如何出手，一直为媒体、金融和地产市场所高度关注。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港府与地产市场多次博弈，港府不断推出压抑措施，但香港楼市却如脱缰之野马，节节攀高，楼价逐渐逼近甚至超越1997年楼市高峰期的水平，炒风从豪宅向中小型住宅蔓延，市民的供楼负担日渐沉重，泡沫爆破的风险日渐加大，港府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香港楼市大旺，离不开当前全球金融大变局——新一轮货币战争的影响：先是日本央行重施“零利率”，并动用5万亿日圆入市；随后，美联储启动规模达6000亿美元的QE2。置身于这场席卷全球的货币战争中，香港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困局，可以说在冰与火的夹缝中艰难生存。随着美元贬值，港汇指数持续疲弱，利息跟随美息同样低企。于是乎，热钱源源不断涌入香港，楼市、股市“涨”声再起，资产泡沫再度泛起。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经济紧密相连，在内地CPI录得4.4%的25个月新高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双重影响下，香港进口内地货物的价格势必不断上涨，“输入通胀”日益加剧。 面对QE2，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尝试管制资金流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保证资金自由出入香港市场，绝对不能采取类似措施，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固定联系汇率，令香港既在汇率政策上无所作为，也不可能调升利息，只能坐视美元的不断贬值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 在这样一个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大环境下，香港处境颇为艰难。港府此次抑制楼市的“非常措施”，仅仅暂时抑制了楼市飙升之势，而与炽热的楼市相比，香港所面对的真正考验，还是日益加剧的通胀。通胀猛于虎，因为它不仅仅是严峻的经济民生问题，更是政治考验。 “深圳人到香港打酱油”，成为不少内地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焦点。其实，港人甘苦自知。一方面，内地食品加价，供港的食品价格随之上涨；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渐次升值，港币的购买力一路下跌，一年前100元港币兑人民币的中间价是88.09元，而如今已跌至约85.32元。双重夹击，令基层民众生活压力骤增。11月22日，港府公布的10 月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显示，整体消费物价与去年同期比较上升2.6%，升幅超过市场预期，主要是住宅租金及食品价格升幅扩大。通胀重临，香港本已严峻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进一步加剧，也令人更为关注社会稳定。 面对QE2来犯和通胀加剧，中央政府反应迅速，以雷霆之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从一个月前突如其来的加息，到连续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再连环出招以压抑物价，利息手段和行政手段相配合，货币政策不断收紧。澳门特区最新公布的施政报告中同样宣布了一系列民生、纾困措施，包括派发现金和医疗券、补贴电费、兴建19000间居屋等等。舆论在为内地和澳门叫好的同时，对港府“派糖”的期望值也随之升温。特别是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估计，港府本财政年度会有逾700亿港元的盈余，与财政司长曾俊华年初估计的252亿港元赤字，相差近千亿港元。坐拥巨额盈余，社会各界自然更加期待港府能出招纾缓民困。 货币战争方兴未艾，全球经济波诡云谲，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的香港，起伏不定势所难免，加上香港明年开始进入选举年，区议会、特首、立法会选举等选战接踵而至，民意代表、政治团体自会不断向港府施压，香港整体政经局势更趋复杂。 值此多事之秋，面对高通胀、高楼价的“双高”困局，香港如何应对？ 第一，尽快“派糖”。港府既有足够的财力，与其坐等民意代表、政治团体为民请愿，不如主动果断出招，短期内应尽快出台具体的舒缓民困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基层市民的实际困难，展示政府与民众分享发展成果的诚意，赢得民意支持。 第二，厘清房策。香港地产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既关乎社会民生，又系于整体经济发展，港府理应慎之又慎。香港必须保持楼市长期的平稳发展，以避免再现资产泡沫爆破后整个社会无法承受之重。而要根本上抑制楼价的过快飙升，唯有从增加土地供应入手。同时，港府也应该清晰房屋政策的定位和自身角色，政府没有责任帮助市民置业，但是政府有责任帮助市民解决居住难题，公共房屋政策必须与时俱进。 第三，凝聚中产。橄榄形社会是稳定的社会，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近年来，香港贫富差距加大，富者愈富，贫者恒贫，令社会高度关注贫穷问题，港府也把扶贫列为新施政报告三大施政重点之一。但是，必须注意到，贫富差距加大的同时，中产阶层也在萎缩，而M型社会的出现会令香港未来的转型和发展更为堪忧。中产阶层是香港的主要纳税人，但又常被民生政策所忽略，处境尴尬。中产阶层涵括香港的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管治精英，港府须凝聚中产力量，倾听他们的心声，回应他们的诉求，依托他们以推动香港的发展和转型。 第四，慎思“联汇”。1983年开始实施的联系汇率政策，被视为“香港繁荣之基石”，无疑也是香港最敏感的政策。但是，任何政策都应该与时俱进，特别是置身于当前的全球金融大变局之中。从全局战略出发，结合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和香港发展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要求，联系汇率制度的未来值得慎思。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0-11-23 没有哪个国家的过激组织像日本“右翼组织”这样，既历史悠久又门类繁多，并且一直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印象。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会有那种带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过激组织，例如美国的3K党。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过激组织像日本“右翼组织”这样，既历史悠久又门类繁多，并且一直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印象。 在不少日本城市，你都能够看到“右翼组织”在活动。他们一般都是开着黑色大型宣传车，车上写着什么“护国”、“大日本”、“皇”等字样，装饰着旭日或菊花。车上的大喇叭里放着军歌，或者呜哩哇啦大喊着各种“护持国体”、“反共”、“反对日教组”等口号，很远就能听到。 从“观念右翼”到“革新右翼” 日本“右翼组织”的出现与日本的崛起过程很有关系。日本帝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有一个和强国对峙的特点，在不少情况下政府不便公开出面，这时候就由一些“民间”身份的“右翼团体”出面施放试探气球。 日本保守派右翼思潮的鼻祖是西乡隆盛，他主张重视各地宗教以及历史习俗的连续性和独立性，警惕中央政府过急地推行西洋化的政策。但后来的“右翼组织”并不是这么回事。日本最早的“右翼组织”是头山满在1881年结成的“玄洋会”。由于这类“右翼组织”实际上是在为政府或者财阀服务，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右翼”观念而已，并不是真正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追求，从而被人称为“观念右翼”。 “观念右翼”的出现，为日本政府抵抗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以及自由民权的思潮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武器，比如用来搅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游行。后来陆军的“皇道派”也注意到了“右翼组织”的这个功能，并在对外扩张中加以利用，“观念右翼”组织成为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地收集情报和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得力助手。 上世纪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传到日本后吸引了大批信徒，这部分右翼被称作“革新右翼”，其中不少人为左翼甚至日共转向而来。“革新右翼”和陆军的“统制派”走得很近，因此和传统上的“观念右翼”势如水火，两者之间经常会发生火并。“2.26事件” 之后，“统制派”的中坚、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首先把 “观念右翼”分子给抓了起来就是一个例证。 “2.26事件”后“统制派”掌握了日本陆军，“革新右翼”也就占了上风。“革新右翼”和“观念右翼”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仅以军部作为靠山，不少人本身就是相当于现在高级公务员的“帝国高等文官”，处于权力中枢，如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等。不少“革新右翼”分子更直接参与了军部的战争犯罪行为，战后包括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和正力松太郎等“革新右翼”分子，更被作为战争犯罪嫌疑人抓进巢鸭监狱。 右翼战后依赖黑钱黑帮 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亲陆军的“右翼组织”也随之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占领军司令部所推行的民主化思潮，左翼和自由主义思想在这段时间内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占领军停止了鼓励自由主义的做法，通过检讨日本再军备、释放战争犯罪嫌疑人、恢复战争犯罪嫌疑人公职等做法，在日本倡导反共反苏的右翼思潮。战后第一个公开的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51年成立的，1952年更是各种“右翼组织”大量涌现的高峰时期。那时候出现的“右翼组织”，其背后主要是一些前陆海军的高级将领，像“2.26事件”的黑手之一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为中国人所周知的冈村宁次，还有太平洋战争开始时主持和美国谈判的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等人。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日本没有了军部，加上财阀解体，土地改革又令农村地主没了往日的尊荣，这三大势力是战前“右翼组织”的资金来源，因此各种右翼团体虽然不少，但其气势和战前已经完全不能相比。为了解决右翼团体的资金问题，1951年时任法务总裁（相当于日后的法务大臣）的木村笃太郎甚至提出建立一笔4亿日元的基金来支援成立一个右翼联合团体“反共拔刀队”的方案，但是被吉田茂首相拒绝了。 资金来源的问题成为战后的日本“右翼组织”和黑社会很难区分的根源。上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的右翼团体活动资金基本上来自儿玉誉士夫。大家都知道日本陆军在中国贩毒筹集军费，但知道日本海军也在中国贩毒的人就不多了。这是因为海军自己不出面贩毒，都是通过儿玉誉士夫的“儿玉机关”在中国贩毒。日本战败后儿玉誉士夫把这些肮脏的钱带回了日本要还给海军，但海军怕贩毒的事实被揭发出来，没要这笔钱，让儿玉自己处理，儿玉就把这笔钱装入了自己的腰包。战后儿玉之所以成为日本政界最大的黑幕，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笔钱，财大气粗。据说，自民党的前身自由党和民主党在成立时都有过这笔钱的踪影。 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海军一否认就谁也不知道了。按照现在的价值衡量，有说几十亿美元的，有说几百上千亿美元的。反正实际上是这笔钱在战后真正帮助了日本的“右翼组织”。 无论如何这笔钱是犯忌的，所以儿玉誉士夫在战后的日本政界只能作为幕后黑手存在，而且拿他的钱也不是什么光彩事。笔者所知，公开承认拿他的钱只有当过自民党总裁的河野一郎，即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的父亲。他在回忆自由党成立时曾经提到过，他和儿玉誉士夫一起开着汽车去卖钻石筹集资金的场面。 儿玉誉士夫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文化人，仅仅是一个黑道人物而已，和战前多少那些还有点意识形态追求的右翼人物相比起来又等而下之一些。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围绕在儿玉誉士夫周围的全是些黑社会暴力团，再到后来暴力团和右翼组织已经无法区分了。 日本人的民族性有一种精英化倾向，任何方面都要划出精英和草根的区别，“右翼组织”也是这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在日本几乎随处可见的右翼团体里，其实日本人并不多，大部分是朝鲜半岛出身的人物，为首的更基本上都是朝鲜半岛出身。 比如，东京丰岛区的右翼团体“松魂塾”的最高顾问松山真一，实际上是一个叫曹圭化的韩国人；台东区的右翼团体“松叶会”，其会长牧野国泰实际上也是一个叫李春星的韩国人。再如，2004年5月26日驾一辆右翼宣传车冲撞大阪中国总领事馆的所谓“日本皇民党”头目高岛匡，是名叫高钟守的旅日韩国人。 实际上，现在日本暴力团的组成也有这个趋势。根据日本警察厅的估计，日本暴力团成员中60%以上是原来被称为“贱民”的部落民，还有30%以上的是朝鲜半岛出身，真正的普通日本人不到10%。这些朝鲜半岛出身的人基本上都是当年被日本海军从朝鲜半岛抓来在长崎三菱造船所干活的劳工，后来发展到广岛、神户、横滨等地，凡有造船厂的地方全有了朝鲜人。这些朝鲜人因为能吃饱饭，所以对天皇和日本军部感恩涕零。到了战后没有饭吃了，就很自然地帮儿玉誉士夫、岸信介们卖力。再到后来，他们发现仅仅“自称右翼”都能弄来钱，就更加自发地干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