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向一方 2010-12-02 香港政府应该有一个长远和清晰的土地和房屋政策，而不仅仅只是针对目前短期的楼市泡沫采取一些短期性政策。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房屋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能否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相继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推行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大量热钱进入国际市场。由于亚洲等地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受金融海啸影响较小，两年来经济保持稳定较快发展，使得大部分热钱都进入这些国家和地区，使得这些地区资产价格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香港楼价两年急升47％ 令形势更为严峻的是，今年11月美国正式启动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如果说2008年美国实行的第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是在紧急情况下针对美国信贷危机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的话，这一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是把这种非常手段变为一种常态化的刺激经济增长和缓解美国失业率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这种政策工具的常态化，意味着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将进一步贬值，而更多的热钱流向新兴市场，对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资产泡沫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在这次G20国际峰会上遭到强烈批评的原因。 香港作为一个和外部经济联系非常密切的小型开放经济体，在美国货币“洪水”冲击下，资产价格尤其是楼市的价格已经出现了不正常的状态。连特首曾荫权也指出，目前宏观环境极不正常，是他公职生涯中前所未见的。 截至今年10月底，楼价在过去20个月已经急升47%，1000 平方呎（1平方呎约为0.09平方米）或以上大单位房价已较97年夏天香港地产泡沫最高峰的时候高出9%，700 至1000 平方呎以下的中型单位房价亦只比历史最高位低5%。金管局提交给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的文件中显示的结论也基本相同。另外，金管局最新资料显示，楼按平均按揭贷款额已达250 万元，贷款人选用的供款期平均长达275 个月，即23 年才供完，为1998 年6 月以来最长年期。香港民众供楼负担沉重，为蜗居做房奴，从这些数字可以清晰显现出来。更有投资银行预测，从现在到2012年，香港的楼价还要升40%。 此次楼市价格快速上涨，除了资金过多等因素，主要是这几年来，政府土地供应严重不足所致。今年以来，虽然香港政府推出一系列打击短期炒楼的措施，但未能起到冷却楼市的效果，其中主要的关键是，港府并未真正以增加土地和房屋供应来理顺楼市。 香港政府虽然推出了帮助没有资格申请公屋、又买不起私人楼宇的夹心阶层置业的“置安心”计划，但这个计划只规划了5000套住房单位，而且每年只供应1000个单位，对香港整体楼市的需求量来说，供应量远远不够。而且首批1000个单位预计要到2014年才可以使用，可谓“远水救不了近火”。 高楼价阻遏经济转型 现在香港社会上关于复建居屋以及通过恢复定期拍卖土地来增加房屋供应量的呼声很高，香港政府应该认真考虑这些建议。除此之外，香港政府应该有一个长远和清晰的土地和房屋政策，而不仅仅只是针对目前短期的楼市泡沫采取一些短期性政策。因为对香港这个土地面积相对狭小的国际大都市来说，能否长期保持比较稳定的房屋供应和合理的房屋价格，是事关香港经济和社会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能否解决的重大战略问题。 温家宝总理曾多次指出，香港要保持长期繁荣稳定，需要解决好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里面主要包含香港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所面临的两个重大结构性问题。 在经济上，香港的产业结构越来越向金融、地产以及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等行业集中。特区政府在过去十多年曾经做过很多努力，试图让香港的产业结构更加多元化，包括培育科技资讯产业、“数码港”计划、“中药港”计划，近年又计划发展包括检测和认证、医疗服务、创新科技、文化及创意产业、环保产业以及教育服务这六项香港具有优势的产业。但到目前为止，这些计划大部分都成效不彰。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香港过高的地产价格和房屋租金，不利于投资回报周期较长、初期利润率可能不太高的新兴产业发展。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企业家更不愿意将资金投入这些不确定性较大的新兴产业，而宁愿以周期较短的“钱生钱”的模式来进行金融投资和地产炒卖。其结果是只有资本密集型的金融、地产以及高端消费商品零售业适合在这种高地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 从香港零售业模式的演变中，也可以看出高房价高租金的经济环境的影响。过去香港有很多有特色的个体经营的餐馆、书店、小商铺，都因为租金不断上涨的原因而结业，只有大规模的连锁商铺、超市和快餐店才可以生存下去。即使是些大规模的连锁快餐店，由于使用的员工较多，面对商铺租金不断上涨的压力，也只有通过尽量压低人工价格，来维持利润率。这也是香港为什么近年在讨论最低工资立法的时候，快餐饮食业的企业家最为抵制的原因。...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11-23 置身于席卷全球的货币战争中，香港在冰与火的夹缝中艰难生存。港府此次抑制楼市的“非常措施”，仅仅暂时抑制了楼市飙升之势，而香港所面对的真正考验，还是日益加剧的通胀。它不仅仅是严峻的经济民生问题，更是政治考验。 面对高楼价、高通胀的“双高”困局，港府终于出手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官员公开敦促港府采取措施“增加物业市场的投机成本”的次日，港府财政司长曾俊华宣布一系列遏制楼市炒风的措施，包括增加住宅楼宇短期交易印花税、提高按揭贷款比例等。上述措施在11月19日（周五）港股收市后公布，香港楼市急速降温：周六周日连续两天，香港多个指标性的二手楼盘录得零成交，整体成交按周下跌八成。 11月初，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澳门时就提醒港澳特区政府：面对美国推出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冲击，“香港和澳门都要小心准备应对”。此后，港府何时出手、如何出手，一直为媒体、金融和地产市场所高度关注。 在过去一年时间里，港府与地产市场多次博弈，港府不断推出压抑措施，但香港楼市却如脱缰之野马，节节攀高，楼价逐渐逼近甚至超越1997年楼市高峰期的水平，炒风从豪宅向中小型住宅蔓延，市民的供楼负担日渐沉重，泡沫爆破的风险日渐加大，港府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 香港楼市大旺，离不开当前全球金融大变局——新一轮货币战争的影响：先是日本央行重施“零利率”，并动用5万亿日圆入市；随后，美联储启动规模达6000亿美元的QE2。置身于这场席卷全球的货币战争中，香港面临着近年来少有的困局，可以说在冰与火的夹缝中艰难生存。随着美元贬值，港汇指数持续疲弱，利息跟随美息同样低企。于是乎，热钱源源不断涌入香港，楼市、股市“涨”声再起，资产泡沫再度泛起。另一方面，香港与内地经济紧密相连，在内地CPI录得4.4%的25个月新高和人民币不断升值的双重影响下，香港进口内地货物的价格势必不断上涨，“输入通胀”日益加剧。 面对QE2，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尝试管制资金流入。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必须保证资金自由出入香港市场，绝对不能采取类似措施，而实施与美元挂钩的固定联系汇率，令香港既在汇率政策上无所作为，也不可能调升利息，只能坐视美元的不断贬值和人民币的不断升值。 在这样一个短期内难以改变的大环境下，香港处境颇为艰难。港府此次抑制楼市的“非常措施”，仅仅暂时抑制了楼市飙升之势，而与炽热的楼市相比，香港所面对的真正考验，还是日益加剧的通胀。通胀猛于虎，因为它不仅仅是严峻的经济民生问题，更是政治考验。 “深圳人到香港打酱油”，成为不少内地媒体争相报道的新闻焦点。其实，港人甘苦自知。一方面，内地食品加价，供港的食品价格随之上涨；另一方面，随着人民币渐次升值，港币的购买力一路下跌，一年前100元港币兑人民币的中间价是88.09元，而如今已跌至约85.32元。双重夹击，令基层民众生活压力骤增。11月22日，港府公布的10 月份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显示，整体消费物价与去年同期比较上升2.6%，升幅超过市场预期，主要是住宅租金及食品价格升幅扩大。通胀重临，香港本已严峻的贫富差距过大问题进一步加剧，也令人更为关注社会稳定。 面对QE2来犯和通胀加剧，中央政府反应迅速，以雷霆之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从一个月前突如其来的加息，到连续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再连环出招以压抑物价，利息手段和行政手段相配合，货币政策不断收紧。澳门特区最新公布的施政报告中同样宣布了一系列民生、纾困措施，包括派发现金和医疗券、补贴电费、兴建19000间居屋等等。舆论在为内地和澳门叫好的同时，对港府“派糖”的期望值也随之升温。特别是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估计，港府本财政年度会有逾700亿港元的盈余，与财政司长曾俊华年初估计的252亿港元赤字，相差近千亿港元。坐拥巨额盈余，社会各界自然更加期待港府能出招纾缓民困。 货币战争方兴未艾，全球经济波诡云谲，作为开放型经济体的香港，起伏不定势所难免，加上香港明年开始进入选举年，区议会、特首、立法会选举等选战接踵而至，民意代表、政治团体自会不断向港府施压，香港整体政经局势更趋复杂。 值此多事之秋，面对高通胀、高楼价的“双高”困局，香港如何应对？ 第一，尽快“派糖”。港府既有足够的财力，与其坐等民意代表、政治团体为民请愿，不如主动果断出招，短期内应尽快出台具体的舒缓民困措施，有针对性地解决基层市民的实际困难，展示政府与民众分享发展成果的诚意，赢得民意支持。 第二，厘清房策。香港地产市场牵一发而动全身，既关乎社会民生，又系于整体经济发展，港府理应慎之又慎。香港必须保持楼市长期的平稳发展，以避免再现资产泡沫爆破后整个社会无法承受之重。而要根本上抑制楼价的过快飙升，唯有从增加土地供应入手。同时，港府也应该清晰房屋政策的定位和自身角色，政府没有责任帮助市民置业，但是政府有责任帮助市民解决居住难题，公共房屋政策必须与时俱进。 第三，凝聚中产。橄榄形社会是稳定的社会，拥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近年来，香港贫富差距加大，富者愈富，贫者恒贫，令社会高度关注贫穷问题，港府也把扶贫列为新施政报告三大施政重点之一。但是，必须注意到，贫富差距加大的同时，中产阶层也在萎缩，而M型社会的出现会令香港未来的转型和发展更为堪忧。中产阶层是香港的主要纳税人，但又常被民生政策所忽略，处境尴尬。中产阶层涵括香港的财富精英、知识精英、管治精英，港府须凝聚中产力量，倾听他们的心声，回应他们的诉求，依托他们以推动香港的发展和转型。 第四，慎思“联汇”。1983年开始实施的联系汇率政策，被视为“香港繁荣之基石”，无疑也是香港最敏感的政策。但是，任何政策都应该与时俱进，特别是置身于当前的全球金融大变局之中。从全局战略出发，结合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和香港发展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要求，联系汇率制度的未来值得慎思。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0-11-23 没有哪个国家的过激组织像日本“右翼组织”这样，既历史悠久又门类繁多，并且一直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印象。 世界上不少国家都会有那种带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过激组织，例如美国的3K党。但是，没有哪个国家的过激组织像日本“右翼组织”这样，既历史悠久又门类繁多，并且一直给人一种与国家权力紧密联系的印象。 在不少日本城市，你都能够看到“右翼组织”在活动。他们一般都是开着黑色大型宣传车，车上写着什么“护国”、“大日本”、“皇”等字样，装饰着旭日或菊花。车上的大喇叭里放着军歌，或者呜哩哇啦大喊着各种“护持国体”、“反共”、“反对日教组”等口号，很远就能听到。 从“观念右翼”到“革新右翼” 日本“右翼组织”的出现与日本的崛起过程很有关系。日本帝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有一个和强国对峙的特点，在不少情况下政府不便公开出面，这时候就由一些“民间”身份的“右翼团体”出面施放试探气球。 日本保守派右翼思潮的鼻祖是西乡隆盛，他主张重视各地宗教以及历史习俗的连续性和独立性，警惕中央政府过急地推行西洋化的政策。但后来的“右翼组织”并不是这么回事。日本最早的“右翼组织”是头山满在1881年结成的“玄洋会”。由于这类“右翼组织”实际上是在为政府或者财阀服务，所追求的只是一个“右翼”观念而已，并不是真正有什么意识形态上的追求，从而被人称为“观念右翼”。 “观念右翼”的出现，为日本政府抵抗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以及自由民权的思潮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武器，比如用来搅散社会主义者的集会游行。后来陆军的“皇道派”也注意到了“右翼组织”的这个功能，并在对外扩张中加以利用，“观念右翼”组织成为日本陆军在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各地收集情报和进行其他间谍活动的得力助手。 上世纪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传到日本后吸引了大批信徒，这部分右翼被称作“革新右翼”，其中不少人为左翼甚至日共转向而来。“革新右翼”和陆军的“统制派”走得很近，因此和传统上的“观念右翼”势如水火，两者之间经常会发生火并。“2.26事件” 之后，“统制派”的中坚、时任关东军宪兵司令的东条英机首先把 “观念右翼”分子给抓了起来就是一个例证。 “2.26事件”后“统制派”掌握了日本陆军，“革新右翼”也就占了上风。“革新右翼”和“观念右翼”最大的不同是他们不仅以军部作为靠山，不少人本身就是相当于现在高级公务员的“帝国高等文官”，处于权力中枢，如岸信介、佐藤荣作兄弟等。不少“革新右翼”分子更直接参与了军部的战争犯罪行为，战后包括岸信介、儿玉誉士夫、笹川良一和正力松太郎等“革新右翼”分子，更被作为战争犯罪嫌疑人抓进巢鸭监狱。 右翼战后依赖黑钱黑帮 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亲陆军的“右翼组织”也随之一蹶不振。取而代之的是美国占领军司令部所推行的民主化思潮，左翼和自由主义思想在这段时间内成为日本思想界的主流。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占领军停止了鼓励自由主义的做法，通过检讨日本再军备、释放战争犯罪嫌疑人、恢复战争犯罪嫌疑人公职等做法，在日本倡导反共反苏的右翼思潮。战后第一个公开的右翼团体“大日本爱国党”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51年成立的，1952年更是各种“右翼组织”大量涌现的高峰时期。那时候出现的“右翼组织”，其背后主要是一些前陆海军的高级将领，像“2.26事件”的黑手之一真崎甚三郎陆军大将、为中国人所周知的冈村宁次，还有太平洋战争开始时主持和美国谈判的野村吉三郎海军大将等人。 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日本没有了军部，加上财阀解体，土地改革又令农村地主没了往日的尊荣，这三大势力是战前“右翼组织”的资金来源，因此各种右翼团体虽然不少，但其气势和战前已经完全不能相比。为了解决右翼团体的资金问题，1951年时任法务总裁（相当于日后的法务大臣）的木村笃太郎甚至提出建立一笔4亿日元的基金来支援成立一个右翼联合团体“反共拔刀队”的方案，但是被吉田茂首相拒绝了。 资金来源的问题成为战后的日本“右翼组织”和黑社会很难区分的根源。上世纪50年代初期日本的右翼团体活动资金基本上来自儿玉誉士夫。大家都知道日本陆军在中国贩毒筹集军费，但知道日本海军也在中国贩毒的人就不多了。这是因为海军自己不出面贩毒，都是通过儿玉誉士夫的“儿玉机关”在中国贩毒。日本战败后儿玉誉士夫把这些肮脏的钱带回了日本要还给海军，但海军怕贩毒的事实被揭发出来，没要这笔钱，让儿玉自己处理，儿玉就把这笔钱装入了自己的腰包。战后儿玉之所以成为日本政界最大的黑幕，就是因为他有这么一笔钱，财大气粗。据说，自民党的前身自由党和民主党在成立时都有过这笔钱的踪影。 这笔钱到底有多少？海军一否认就谁也不知道了。按照现在的价值衡量，有说几十亿美元的，有说几百上千亿美元的。反正实际上是这笔钱在战后真正帮助了日本的“右翼组织”。 无论如何这笔钱是犯忌的，所以儿玉誉士夫在战后的日本政界只能作为幕后黑手存在，而且拿他的钱也不是什么光彩事。笔者所知，公开承认拿他的钱只有当过自民党总裁的河野一郎，即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的父亲。他在回忆自由党成立时曾经提到过，他和儿玉誉士夫一起开着汽车去卖钻石筹集资金的场面。 儿玉誉士夫本来就不是一个什么文化人，仅仅是一个黑道人物而已，和战前多少那些还有点意识形态追求的右翼人物相比起来又等而下之一些。这些原因综合起来，就使得围绕在儿玉誉士夫周围的全是些黑社会暴力团，再到后来暴力团和右翼组织已经无法区分了。 日本人的民族性有一种精英化倾向，任何方面都要划出精英和草根的区别，“右翼组织”也是这样。令人吃惊的是，这些在日本几乎随处可见的右翼团体里，其实日本人并不多，大部分是朝鲜半岛出身的人物，为首的更基本上都是朝鲜半岛出身。 比如，东京丰岛区的右翼团体“松魂塾”的最高顾问松山真一，实际上是一个叫曹圭化的韩国人；台东区的右翼团体“松叶会”，其会长牧野国泰实际上也是一个叫李春星的韩国人。再如，2004年5月26日驾一辆右翼宣传车冲撞大阪中国总领事馆的所谓“日本皇民党”头目高岛匡，是名叫高钟守的旅日韩国人。 实际上，现在日本暴力团的组成也有这个趋势。根据日本警察厅的估计，日本暴力团成员中60%以上是原来被称为“贱民”的部落民，还有30%以上的是朝鲜半岛出身，真正的普通日本人不到10%。这些朝鲜半岛出身的人基本上都是当年被日本海军从朝鲜半岛抓来在长崎三菱造船所干活的劳工，后来发展到广岛、神户、横滨等地，凡有造船厂的地方全有了朝鲜人。这些朝鲜人因为能吃饱饭，所以对天皇和日本军部感恩涕零。到了战后没有饭吃了，就很自然地帮儿玉誉士夫、岸信介们卖力。再到后来，他们发现仅仅“自称右翼”都能弄来钱，就更加自发地干了起来。...

穆 骏 2010-11-22 与以往华盛顿为了经济与贸易议题而找北京麻烦不同，美国这一次的“重返亚洲”是延续冷战后的对外政策。中国在面对死灰复燃的“新冷战”思维时，必须有大战略与大考量，才能够化险为夷，保持中国继续崛起的势头。 进入2010年中国外交屡起波折，遇到了十年来最严重的变局：美韩质疑对天安舰事件调查，中日撞船事件中美国偏袒日本，南海危机美国搅局，以及美国日前高调支持印度“入常”等等，每一个事件都折射着急不可待返回亚洲的美国身影。这无疑是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标明美国要“重返亚洲”的实际行动。在南海危机中，美国高调挺越南，更高喊南海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在中日钓鱼岛纷争中，美国代表暗示随时可以参加“（中美日）三方会谈”，更是把自己当成亚洲“调停人”的角色。在中方没有回答他的情况下，连续两次高调宣示钓鱼岛属于美日安保的范围，并预计于12月与日本在附近海域举行军事演习。 美国奥巴马政府近期动作之大，远远超过了国际问题专家与智库人士的预测，也超过了以往动不动以人权与周边安全议题迫使中国在经济（贸易与汇率等）上让步的“传统做法”。无论是美国，还是卷入其中的亚洲周边国家，中国几乎都是他们数一数二的贸易大国，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对中国制造“政治事件”，在国际关系上给中国制造麻烦，都是为了压制中国在经贸与汇率上让步。可这次显然有所不同。 笔者近日与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部分美国智库人士接触所得，美国这次是“很严肃地思考中国问题”，所谓重返亚洲，目标就在遏制中国。这个做法是符合美国冷战后的一贯政策的，并不是奥巴马政府的“一时之选”。一位美国领事馆官员告诉笔者，冷战后老布什总统就及时制定了“和平演变”中国的政策，但由于中国当时比较有戒心，老布什无处着力，结果受到了克林顿的攻击。克林顿上台后于1995年开始制定对华强硬的外交政策，直接导致了1996年的台海危机，中美两国一直剑拔弩张到1999年，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成为高潮。即便如此，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也受到了小布什的批评，小布什上台伊始，就着手部署实行老布什当年制订的“和平演变”计划。就当时笔者了解到的情况显示：小布什把遏制与演变中国当成自己执政的重要任务之一。然而，“911事件”改变了这一切。接下来整整8年里，美国的重心转向反恐，中国成为他必须倚重的合作伙伴。 一位布鲁金斯研究院的中美问题专家也认同这个观点，他认为，“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反恐，给了中美关系长达八年的“蜜月期”，也为中国赢得了一个和谐的国际环境，但是，这并不表明美国忘记了中国这个冷战后的“假想敌”，只是美国自顾不暇而已。一旦等到美国的反恐压力减轻，就会把中国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笔者认为，奥巴马政府在进入2010年后突然转趋对华强硬，重要的原因就是过去八年压在美国头上的“反恐重担”已见缓和：伊拉克零星战事基本平息，阿富汗也将在三年内撤军。另外，日常反恐已经成为常态，不再需要美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回到十年前，回到1995年克林顿制定了遏制政策，甚至回到老布什的“和平演变”都是顺理成章的。 当然，促使美国在这个时候把重点转向中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这两年在国际上展现的崛起势头，让美国感觉到了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借助亚洲国家的“恐中”心理重返亚洲，实在是难逢的好机会。 台湾一位民进党智库人士则说，促使美国重返亚洲的诸多因素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台湾。他说，马英九上台后，同大陆越走越近，美国虽然表面上表示支持两岸接触，减少摩擦，但在战略上感觉到台湾这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好像与美国渐行渐远。在有可能某一天突然失去“台湾航母”的情况下，美国积极向中国周边地区渗透，不失为补偿的战略策略。中国大陆也有学者对美国重返亚洲时的美台关系感到好奇：美国这次来势凶猛的重返亚洲，始终与台湾保持了距离，而台湾当局也与美国保持了距离。这与历次美国在遏制与围堵中国时首先把台湾当成跳板与马前卒的做法明显不同。美国部分人士认为，台湾已经在中国大陆迅速崛起的巨大能量面前变得沉默与温顺，ECFA 之后，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越来越严重，台湾可资美国用来对付大陆的优势在逐渐减少。 从各种迹象显示，与以往华盛顿为了经济与贸易议题而找北京麻烦不同，这一次的“重返亚洲”是延续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对于中国来说，多年的高速发展积累的经济实力，使北京比较容易化解中美之间的经贸纠纷，但对于死灰复燃的“新冷战”思维，则必须有大战略与大考量，才能够化险为夷，保持中国继续崛起的势头。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0-11-17 美国的战略调整以亚太为中心，尤其是东亚。意图是通过重返东亚和巩固与盟国的关系来达到力量平衡，应对中国的崛起。 11月4日，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开始了为期三天的访问。当天，两国发表了旨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惠灵顿宣言》，强调双边将提升政治对话和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宣言不仅标志着由于新西兰25年前的无核政策而严重受损的美新关系终于翻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表明美国已决定重返阔别了15年的南太平洋地区。 美国阔别南太15载 南太平洋地区包括除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外的12个太平洋岛国论坛的成员国，即库克群岛（Cook Islands），密克罗尼西亚联邦（Federated States of Micronesia），斐济（Fiji），吉里巴斯（Kiribati），马绍尔群岛（Marshall Islands），瑙鲁（Nauru），纽埃（Niue），帛琉（Palau），巴布亚新几内亚（Papua New Guinea），萨摩亚（Samoa），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汤加（Tonga），图瓦卢（Tuvalu）和瓦努阿图（Vanuatu）。除了这些独立国家之外，南太平洋地区还有西方的殖民地或领地，如法属波利尼西亚 （French Polynesia），新喀里多尼亚岛（New Caledonia）和美属萨摩亚（American Samoa）等。 希拉里在开始她为期13天的亚太之行之前就宣布，美国将全面提升与南太岛国的关系。华盛顿甚至决定将新成立的南太援助总部设在由军政府控制的斐济。南太地区两大强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自2006年12月以来一直对政变上台的斐济军政府实施制裁。 南太平洋向来都算不上美国的战略重心之一。美国主要依赖盟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处理南太问题。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对南太表现出一些兴趣，美国随即也更为关注。即便是那时，美国的关注也很有限。 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南太地区更无兴趣。南太岛国原本就认为美国忽视了他们，这一印象在冷战后进一步加深。 15年前，也即冷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国务院撤消了太平洋岛国事务办公室，关闭了除驻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当地所有美国使馆，撤走了驻斐济的援助机构并减少了对当地区域组织的参与。 美国对南太的发展援助总量在这之后没太大变化，但其援助主要集中在美国的三个自由联系国—马绍尔群岛、密可罗尼西亚联邦和帛琉。根据自由联系国协议，三国公民可免签证在美国生活、工作和学习，美国则负责三国的防务。三国都加入了对伊拉克的“意愿联盟”（Coal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