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振宁 2010-12-17 “关爱基金”在政府主导、商界支持下建立，在扶贫上可能事半功倍。但筹款方法需作检讨，其督导委员会的架构、监督制度等方面需要顾及社会疑虑，完善有关安排。港府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充分发挥商界的力量，是一大政治考验。 今年港府施政报告的重点之一是设立“关爱基金”。该基金由政府与商界各出五十亿港元，目标是为基层市民提供综援计划不能提供的多方面支持。 “关爱基金”在政府主导、商界支持下建立，集合了权力和财富两大力量，在扶贫上可能事半功倍。但是，“关爱基金”作为新尝试，筹款方法需作检讨，其督导委员会的架构、监督制度等方面需要顾及社会疑虑，完善有关安排。更重要的是，港府如何运用公共权力，充分发挥商界的力量，是一大政治考验。 筹款方法需要周详考虑 设立“关爱基金”的消息公布后，多个财团纷纷响应，但同时也引起了社会的一些忧虑。 从社会福利界的角度出发，企业大多限定每年的捐款总额，以向股东交代。商界向“关爱基金”大力捐助，同时行政长官更公开表示会研究该基金让公众捐款。这难免令其它慈善机构忧虑可筹善款下降。2009/2010年度，即使是香港知名的慈善机构如公益金和乐施会，各自也只筹得２亿多港元的善款。而2007/2008年的课税年度，利得税和薪俸税项下获扣除的认可慈善捐款分别为25.1亿港元和45.2亿港元。从这组数字可见“关爱基金”所获得的捐款额已超过香港全年的捐款总额的三分之二。所以，其它慈善机构的忧虑并非没有道理。当然，大财团未必会因为捐款予“关爱基金”，便即时停止向其它慈善机构捐款，有关的后遗症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会浮现。因此，港府需要不时监察社会上慈善机构的财政状况，认真处理有关捐款减少的投诉，甚至在基金中预留一定资金，随时向有需要的慈善机构提供支持。 筹款方法上，行政长官表示，曾主动接触一些商界领袖，询问他们对设立基金的态度。虽然行政长官热心扶贫，对社会绝对是好事，但是行政长官亲自询问的做法，至少带来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予人感觉政府将商界划分为两批人士，一部分为政府重视的，一部分为政府疏远的。这可能令后者觉得被忽略，捐款意欲减少，甚至作出反弹。第二个问题是施政报告公布“关爱基金”由政务司司长担任督导委员会主席。由于社会有不少揣测指司长会参与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这令很多商家面对不少压力，因为捐款与否、快慢、金额大小等都可能被社会视为政治表态。因此，港府应一视同仁，向商界作出公开呼吁，并组织讲座，向商界代表解释“关爱基金”的设立原因、理念、目标、运作方式、监察机制、参考经验等，吸引更多商界人士参与。 另外，香港不少商家热心公益，但是对外公开是否捐款、金额多少等都可能引来一连串麻烦，例如来自亲朋的无穷索求、来自各个机构的捐款要求、来自社会的评论揣测等。捐款的商家会因此陷入长期的不安之中。所以，港府应对捐款者的名称保密，社会亦不宜争相比较各商家的捐款金额，这可减少不少商家的顾虑。 港府还要仔细考虑是否让公众捐款予“关爱基金”这个问题。因为这里涉及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如上文所述，有可能缩减了其它慈善机构的善款收入；二是设立“关爱基金”最初的目的是鼓励商界参与扶贫工作，若公开募捐则有违政府的原意；三是向商界募捐50亿港元善款的目标大多会顺利完成，向公众募捐会令基金超出政府原本的目标，进而引起是否会利用公帑再作配对的争议，等等。这些都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运作机制有待建立健全 特区政府日前宣布了“关爱基金”督导委员会的成员名单。该委员会由政务司司长作为主席，并邀请了商界、社福、教育、医疗、劳工、政界、地区等有关界别的代表。邀请对扶贫有深入了解的专业人士和前线人员参与，显然有助于“关爱基金”切实发挥作用。 值得留意的是商界代表在委员会内的角色。“关爱基金”的资金来自两方面，一是商界捐款，一是政府出资，两者金额均等。商界当然希望在委员会的运作上起主导作用，或至少扮演重要角色，以把握机会消弭社会上的“官商勾结”指控；市民则希望其金钱用得其所，港府作好把关的角色。港府如何平衡商界和市民的期望，是一大考验。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表示，设立“关爱基金”的目的是鼓励商界参与扶贫工作。除了捐款外，出资一半的商界可以如何在该基金内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是需要处理的问题。若然商界代表一如以往，只是担当被咨询者的角色，这可能有违施政报告成立“关爱基金”的原意。 “关爱基金”应由政务司司长主导，配合政府施政，推出扶贫措施，或是督导委员会自行研究、制定及落实扶贫措施，审批各方的申请。前者的话，若然商界在委员会内得不到充分的发言权，难免商界质疑捐款成为政府施政的补贴，仿如纳税一样。 另一问题是谁来监督“关爱基金”。“关爱基金”的资金有一半，即50亿港元来自公帑。虽然港府设定行政费用上限，但是若政务司司长的角色是主动参与委员会的扶贫工作，便产生监管缺位的问题。另外，港府欲让“关爱基金”发挥“及时雨”的角色，减化审批程序，这的确可以快速回应社会诉求，让有需要的人士渡过难关，但是公帑始终是纳税人的金钱，如何监督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需要设立市民认为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免“关爱基金”被滥用，这亦可减少社会对该基金各项举动的政治揣测。 至于“关爱基金”的资金如何应用，建议可用于完善药物名册，让病人可以享有更好的支持；开设更多图书馆和自修室，让学生有更多学习空间；设立设备完善的小贩买卖区，重新建立公屋居民的廉价消费圈；兴办更多课程，让内地新来港人士和少数族裔可以更快融入香港等。 这些措施都值得政府考虑。政府可就“关爱基金”的架构、角色和定位、监督制度、建议推行措施等进行公众咨询，凝聚社会共识。 及早谋划扶贫长远之策 特区政府亦应争取时间，尽快修补社会安全网。相比港府的扶贫政策，“关爱基金”的确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不拘一格，可快速、弹性地回应社会诉求。但是，香港贫富差距的原因有社会、经济等结构性问题，例如全球化下的城市分工、人才市场的二元化、城市规划失误等。港府仍需推出长远政策，根治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 另外，“关爱基金”也好，社会安全网也好，两者只触及基层的需要，施政报告对中产阶层的支持尚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楼价飙升，“置安心资助房屋计划”远水不能救近火；物价上涨，中产阶层的工资增幅亦未必能应付不断增加的生活需要。特区政府需及时推出政策，支持基层和中产阶层。 围绕“关爱基金”的争议亦向港府提出警示，就是政策在推出前需有周详计划和形势评估，尽量避免引起社会上不必要的政治猜测。...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12-14 刚刚落下帷幕的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则超越文化界别，成为轰动全城的社会现象。三个星期来，近百万港人慕名前往，创下香港单一展览最高门票销售记录，平均每七名港人中就有一人观看了这一展览。 香港与《清明上河图》颇为有缘。2007年香港回归十周年之际，《清明上河图》真迹“出宫”赴港展出，掀起热潮。香港文化人赵广超的《笔记<清明上河图>》一书，以独特的创意来解构《清明上河图》，问世后一直在两地文化界颇得赞誉。至于香港未来文化地标“西九文化艺术区”的三个构想蓝图中，严迅奇就以《清明上河图》为设计概念。而刚刚落下帷幕的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则超越文化界别，成为轰动全城的社会现象。三个星期来，近百万港人慕名前往，创下香港单一展览最高门票销售记录，平均每七名港人中就有一人观看了这一展览。 动态版《清明上河图》之所以能够轰动全城，至少得益于以下几种合力。一是品牌力，《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是中华文化瑰宝，文化的顶级品牌；二是创新力，内地著名的制作团队“水晶石数字科技”以先进的三维动画技术，重新演绎《清明上河图》，生动再现千年之前汴京的繁华街景、自然风光和市集人物、牲畜，古代艺术与现代科技的出色结合，视之无不叹为观止；第三是传播力，动态版《清明上河图》作为上海世博中国馆的镇馆之宝，之前为媒体所广泛报道，也在民众中口碑相传，世博闭幕即移师香港，延续世博效应，因此轰动上海在先，惊艳香江其后。   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虽然曲终人散，但是由此引发的思考才刚刚开始。 特首曾荫权10月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提出，要把目前的德育、公民教育和国民教育课程整合为独立的“德育及国民教育”学科。这本是香港教育应有之义，也是推动民众人心回归之途。但是，由于香港社会人口构成的特殊历史背景，这一措施的公布，还是在社会引起不少讨论、争议，甚至有教育界中人为此在报端笔战。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在上海世博闭幕仅仅一周之后迅即移师香港，此中当也不乏增强港人国家感情之考虑。同样是加强国民教育、推动民众了解国情，为何社会反应如此迥异？ 动态版《清明上河图》展览，不需要任何人鼓动，百万人争相购票入场，在这股热潮中，你看不到建制派和反对派的分歧，在亲建制和亲反对派的媒体上读不到什么争议。这就是中华文化影响力、感召力的最佳证明。台湾国家文化总会刘兆玄教授曾说，中华文化是两岸最大的公约数。香港和内地之间，何尝不是如此？ 与其硬销国情、灌输国情，不如润物细无声,从人类的同感心出发，在中华文化的宝库中挖掘更多更好的资源，以求潜移默化，扩大认同。不仅香港的人心回归应当如此，中国在海外提升软实力的公共外交，也应着重发挥中华文化的感召力。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既然可在香港展出，未来是否也能落实到东南亚巡展？ 在这股热潮中，“水晶石”公司的创意令观众拍案叫绝，这种传统与现代科技的出色结合令人赞叹。但是，必须看到，民间力量主导，在市场环境中自由竞争，才是如是创意得以产生的关键。同样，面对海内外的文化软实力构建，也应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政府只宜出题目、搭平台，主角由民间企业来唱，通过市场的筛选机制，让文化创意源源不断地涌现。 香港发展文化创意产业，本来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处于中西文化交汇之地，面向海内外的广大市场，加上全球资讯的开放、流通，香港的设计人才得风气之先，视野开阔，加上市场机制成熟，法律健全，文化创意的市场化运作拥有广阔的天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电影和流行音乐风靡神州大地，影响力远及东南亚地区，那是香港文化创意产业的黄金时代。如今，尽管特区政府大力扶持，内地不断开放市场，但是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却似乎总是给人一种欲振乏力的感觉。“水晶石”能够在国际上打响名堂，难道不值得香港文化创意业界好好反思？难道3D技术只能用来拍电影？ 其实，从香港的人心回归到中国在海外的软实力构建，正是中华文化复兴进程的一环。伴随着中国经济崛起，中华文化复兴也愈为紧迫。“十二五”规划把文化产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发展，甚有深意。以香港之独特地位和优势，香港文化产业当在中华文化软实力构建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香港业界精英也当有所作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木銮 2010-12-14 在物价迅速上涨的时期，政府需要出台一些能够切实解决基层民众生活的措施。可靠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一国管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石。 2010年10月，中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升至4 .4%，中国政府认为这是通胀的信号，因此采取了一些货币和行政措施。本文主要讨论通胀的成因，并就政府管理通胀方面提出一些建议。 多重因素加剧中国通胀 对于这一轮通胀的源头，说法还比较多。一种观点是，通胀源自于欧美为了挽救本国经济所采取的各种货币政策。比如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导致大量的新增货币流入市场。这些货币虽然可能提高了美国国内商机和就业机会，不过，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也加剧了热钱流入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的风险。第二种观点是，在美元持续贬值之下，许多大宗商品价格保持高位。黄金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后一路攀升，而棉花价格更是升至一百多年来的最高位。这些大宗价格涨价引起连锁反应。因此，主要的各种商品也开始涨价。第三种观点认为外围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次要因素，而内因更为重要。中国内部也有大量的闲散资金没有出路。因此这些资金可能推高各种商品，比如红茶热和黄龙玉身价暴涨。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外因的重要性无法低估。不过，我们不应过度强调外因。在过去的五六年间，中国经济层面上最受关注的就是房地产市场问题。其实在房价非理性上涨的时候，一些学者在五年前已经要求政府充分关注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的后遗症：房价上涨之后就会带动租金上涨；而店面租金上涨就会直接推动各种与民生关系密切的服务业价格全面上涨。比如菜农的蔬菜可能不贵，不过超市因为租金增加就要求提高蔬菜的价格。而中国的事情就是有些蹊跷，在房价快速上升的时候，租金上涨刚开始并不明显。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房地产市场价格上涨只要控制在买房者和卖房者两个主体之间，房价上涨不会对其他行业构成威胁。很遗憾的是，租金市场的价格随后也是大幅上扬。因此麦当劳等企业的提价自在情理之中。而再过数年，所有的居民都将发现与房地产业即使是毫无相关的产品也会处于涨价之中。 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还产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本来没有买房欲望的人加入买房的行列。这被称之为“买房抗通胀”。这个现象反映了中国经济运行中的荒谬之处。大多数人明明知道现在的房地产价格不可能持续在高位运行，不过还是为了短期的利益加入买房的队伍。“买房抗通胀”在短期内为一些人群提供了防通胀的措施，不过从长远来看，负面作用难以估量。一是大量闲置住宅将加速泡沫的破灭，二是短期内制造了大量的新贵。不过，这些新贵并不是从实体经济中获利的，因此对社会的发展并不是相当有利。从实体经济移向房地产行业，从经济层面上来看是一种效率损失。从社会层面上分析，投机而不是勤奋劳动得到更大的肯定，是一种退化。而房地业过热就会直接贡献于通胀问题。 不同学术流派的人对通胀的解释，视角完全不同。不过，许多学者认为通胀实际上就是银行过度发行钞票所致。比如凯恩斯曾经说过，基于通货膨胀，政府就可以暗地里征收着国民财富。这种办法可以使大多数人变穷，而少数人因此变富。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当中，凯恩斯对通胀是持宽容态度。中国的央行是否过度发放货币？官方的口径大多数情况下是否定的。甚至官方在更多时候指责外国政府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失当导致中国的热钱泛滥。不过，有些人仍然认为中国的货币发行是通胀的重要原因。比如，2000年，我国GDP是8.9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为13.5万亿元。后者比前者多了4.6万亿元；2009年我国的GDP为33.5万亿元，广义货币供应量是60.6万亿元，因此后者比前者多出了27.1万亿元。 中央政府出招稳定物价 通胀的严重后果是现代人所熟知的，所谓“通胀猛于虎”。不用说更早的年代，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大多数通胀严重的年份，社会不安定的因素都会增加。比如1985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9.3%，1988年是18.8%，1989年是18%。最近的2008年是5.9%。虽然国家统计局提供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在近年来大多控制在5%以下，不过，其真实性常被各界质疑。2006年我国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录得1.5%的上涨。而百姓的看法是物价上涨远远不止5%。2007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8%，百姓们也不认账。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编制所暴露的问题体现了政府应对通胀的策略。一是房地产价格被有意剔除出去。中国这套计算方式是从原来计划体制延续而来，因此与所谓国际惯例相符合是不合逻辑的。另外房地产价格与其他商品价格有密切关系，在房地产市场过度活跃的情况下，把房地产价格剔除出去显得不妥。统计部门完全可以在公布一套剔除房地产价格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同时再公布一套有房地产价格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此外，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所调查的样品也相当重要。许多被列入抽样的商品并不是主流的商品，这样的指数往往很难全面反映通胀的程度。此外，被抽样的商品在指数中的权重也相当重要。而这些数据、计算的公式都没有很好的论证，也没有公之于众，因此各种批评也在所难免。 不久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访问澳门，温总理对民生问题关切程度让外界刮目相看。他不断地提及民生问题的重要性，还要求当地政府加大公共支出力度以扶持民生。《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国发〔2010〕40号）出台的目的是解决民生之困。 先说两项值得肯定的措施。一是要求发放价格临时补贴，也就是对各种低收入人群（比如城乡低保对象等）发放临时性的价格补贴。对于高校家庭经济比较困难的学生，提供更高的食堂补贴。二是要求尽快将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标准与当地物价挂钩。原有最低生活保障线往往滞后通货膨胀，这给扶贫政策带来被动。靠最低生活保障金生活的人对物价上涨是最敏感的。如果每次调整都处于滞后状态，就会削弱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实际作用。因此，预先调整最低生活保障和失业保险标准能够较好地解决贫困人群反通胀的问题。 不过，文件提到的许多措施仍然是带有很强的计划色彩。比如要求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具体的措施是要求城市政府扩大速生蔬菜生产规模，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此外文件要求煤电油气运之间要建立协调机制，确保冬春季能源供应。煤炭主产区政府要组织好煤炭生产，尤其是安排好元旦、春节“两节”期间的生产，不得干预煤炭外运。煤电双方要做好明年电煤供需合同，其中煤炭行业需要加强自律，保持价格稳定。石油企业要增加柴油产量，满足市场的需求。而电业行业不能随意拉闸限电。 公共政策重在可执行。从实际的生活来看，这些要求在通胀管理方面的作用有限。比如现有政府很少自己直接经营城市蔬菜生产，增加越冬蔬菜供应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逐利的菜农们也许认为产量越少越好，这样一来菜价贵，人工成本也低，利润更加丰厚。同样的道理，石油企业在油荒的时候往往考虑如何限量生产。油价大幅上升后，单位利润就成倍地上升。这一套商业规则已经在中国运行近二十年了。市场主体的力量早已不受计划手段所约束，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用老办法只能是“刻舟求剑”。 除此之外，房地产业的问题仍然值得讨论。从这五六年的经验来看，房地产业过度活跃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最严重的问题。之所以过往稳定房价的政策大多归于无效，就在于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卖地冲动。地方政府持续有缺钱的担忧。土地出让金就成为地方积累自信的重要渠道。因此要减少地产价格对通胀的影响，中央需要有更实质的动作。 标本兼治应对通胀之策 笔者建议政府在应对通胀方面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在物价迅速上涨的时期，政府需要出台一些能够切实解决基层民众生活的措施。比如政府要给低收入阶层进行较丰厚的补偿。对一些收入不高的工薪阶层要根据其生活负担进行各种减税和退税。对于城市居民，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公共房屋建设。在通胀较高的时期，要对公共房屋进行免租。 可靠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一国管理通货膨胀的重要基石。当前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已经广受质疑，中央政府应该着力解决指数的构成和权重问题。在房地产价格是否进入指数的争议解决之前，国家统计局可以公布两套数据。最关键的是，统计局要将所有的计算方式公之于众。...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谭志强 2010-12-10 蓝营止跌，绿营没输，未来两年台湾政界高层至少会维持一个较为稳定的，亦即是蓝营由马英九当家、绿营由蔡英文领头的“双英会”局面，让台湾政局更具“可预测性”。 要分析刚刚结束的台湾“五都选举”结果对台湾政局和两岸关系的可能影响，专家们一般都会将分析和推论分成两个层次：微观层次，针对台湾内部各方政治势力特别是具高度影响力的个别政治人物及其代表的派系，分析选举结果所造成的最新权力对比和变化趋向；宏观层次，分析“五都选举”结果对台湾海峡两岸四地关系，甚至亚洲地区中美之间的权力均衡现状，造成什么样的显著影响。但是，不管如何，在分析和推论之前，首先要搞清楚台湾五都选举的基本性质和具体意义何在。 未来政局风向标 所谓“五都选举”，其实是指台湾“行政院”直接管辖的台北市、新北市（即以前的“台北县”升格而成）、台中市（由原来的“台中市”和“台中县”合并升格而成）、台南市（由原来的“台南市”和“台南县”合并升格而成）和高雄市（由原来的“高雄市”和“高雄县”合并升格而成）五个具有“大都会”（metropolis）性质的“直辖市”所进行的“市长、议员及里长选举”的简称。就选举的基本性质，亦即根据这次“五都选举”要选出的公职人员性质来看，其实是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地方行政长官”（市长）、“地方民意代表”（市议员）及“基层公职办事人员”（里长）的“地方选举”，并未牵涉到台湾最高当局的政权更迭，其重要性是有一定限度的。 可是，由于“五都选举”的总体选民人口约占全台湾总体选民人口的六成（59.56%，台湾“内政部”户政司截至2010年7月底的统计数字），可能当选的市长候选人都是蓝营（国民党、亲民党、新党）和绿营（民进党、台联）的重量级政治精英，选举结果不但牵涉到未来蓝绿政治版图的变化，更被视为2012年“总统”大选的前哨战或者马英九政府的一场期中考试，甚至直接影响到两岸关系的未来走向，因此，才会格外受到台湾内外的重视。 在选举制度方面，三项选举各有不同。市长选举采“大选区单议席不可让渡单一投票制”，亦即“不是全有，就是全无”的“PK淘汰制”，这对同属大党的国民党和民进党较为有利，小党或无党派候选人很难当选；市议员选举采“中选区多议席不可让渡单一投票制”，此制度对小党候选人较为有利，因为只要选区中有百分之十至二十左右的选民（视席位多少而定）支持，便可顺利当选；里长选举采“小选区单议席不可让渡单一投票制”，与市长选举类似，但政党因素影响不会太大，最主要是看候选人平时在选区（里）内的服务是否令过半数以上的居民满意。 就选举角度来看，市长、市议员和里长三项公职人员之间的关系是：里长不但是市长在政府基层落实政策的公职人员，还是选举中最重要的拉票助选人员（椿脚）；市议员不但平时要监督市长（市政府）的工作，还要担任本党更高一级选举人（市长、“总统”、立法委员）的椿脚；市长利用市政资源去帮助本党的市议员及下级的里长获得政绩，更要为本党的“总统”候选人或立法委员候选人拉票助选。 国民党仅仅惨胜 此次“五都选举”，从席位来看，市长选举中国民党得三席（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民进党得两席（台南市、高雄市），国民党以3：2险胜民进党；市议员选举方面，国民党130席，民进党130席，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总席位首次打成平手，改变了过去多年以来国民党席次较多的局面；里长选举总计来说，仍是蓝营支持者较多当选。 从总得票数来看，国民党总得票数（336,9042票，占44.54%），比民进党（377,2373票，占49.87%）少了约40万票。不过，如果考虑到高雄市选举中，由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站台助选及弃保效应而跑到（原民进党高雄县县长）无党派候选人杨秋兴身上的约43万多票，蓝营和绿营的总得票数应该是打成平手。 一般来说，影响选情的主要因素至少有四项，即候选人、政党、政策政纲和突发事件。在这次“五都选举”中，四项主要因素都不断出现和发生作用，尤其是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之子、党内外形象都相当良好的国民党中央委员连胜文被新北市永和市黑帮分子“马面”枪击头部重伤的事件，将投票率从本来预计的60%至65%，拉高至70%左右，影响选举结果最为明显。枪击案的发生令台北市、新北市和台中市的蓝绿对峙局面基本盘（60对40或55对45）马上恢复过来，不但令苏贞昌败给郝龙斌，还令蔡英文无法拉倒朱立伦。 如果综合所得席位和总得票数两项最重要的指标来评比，这次国民党即使是胜利，最多只是一次止跌回稳的“惨胜”，从过去两年连续四次选举惨败后，可以暂时喘一口气而已。至于国民党日后能否慢慢回升，谷底反弹，还要视未来两年马英九政府陆续推出的种种政策，是否能够“利好”大多数台湾人民，同时令人民感觉得到经济真的有所好转而定。 对国民党来说，比较有利的是保住三个大型都市（台北市、新北市、台北市）的行政长官（市长）职位，可以继续利用三大都市的庞大行政资源，在未来两年到四年，以空间换取时间，加快培养2016年可与民进党候选人一拼的政治新生代出来接班。 对民进党来说，该党能从2008年“总统’大选惨败给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约220万票后的分崩离析中很快地恢复元气，连胜数场，迄今仍然升势未停，在最具未来“总统”选举结果指标的总得票数（得票率）上超越国民党，应是许多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交叉影响所致。 客观原因是台湾内部经过陈水扁在台上执政的八年折腾，经济一直向下寻底，再加上全球金融海啸引起的经济衰退对台湾经济打击极为严重，换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党继任上台，都很难在短期之内有效逆转颓势。 主观原因则是蔡英文的领导有方，不但迅速与“台湾之耻”陈水扁彻底分割，还逐步修正激进台独路线，不断向中间选民靠拢，在大陆政策上亦不再“逢中必反”等等路线转变有关。 但是，民进党能否将今次“五都选举”的胜利成果，延续到2012年3月，转化成民进党的选票，未来两年之内却仍然存在很多变量，不能据此简单地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推论”。 “双英会”格局成型 对关心台湾海峡两岸四地关系的人士来说，这次“五都选举”的结果其实还是不错的。因为，蓝营止跌，绿营没输，最直接的影响是未来两年台湾政界高层至少会维持着一个较为稳定的，亦即是蓝营由马英九当家、绿营由蔡英文领头的“双英会”局面，让台湾政局更具“可预测性”，内部也更能团结一致地去应付接踵而至的种种内外挑战。 事实上，如果这次选举出现国民党小输民进党市长一席（二比三）的话，国民党秘书长金溥聪首先就得下台；输了两席（一比四）的话，马英九就要辞去党主席的职位，吴敦义也要辞去“行政院长”；如果输足三席（零比五），不但马英九政府未来两年会变成“跛脚鸭”，2012年“总统”候选人也轮不到马英九代表国民党出选。这些政治变化对台湾内部的打击究竟有多大，不言而喻。 对民进党来说，由于苏贞昌大败于郝龙斌约17万票，而蔡英文拿到超过100万票，就2012年台湾“总统”候选人的提名之战来说，根据民进党的党内提名机制和惯例，苏贞昌可以说是已经“提前出局”，再也威胁不了蔡英文。这对内斗不绝的民进党来说，也是一件相当有利的事情。至于是蔡英文配搭苏嘉全还是苏贞昌，甚至高雄市长陈菊，就要视一年之后的最后局势而定。...

易衡 2010-12-09 如果要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根子上避免上海这类悲剧重演，则不是“楼房太高”、“管理不够”以及“无牌电焊工素质太低”可以解释的。一味指责与全盘否定“中国模式”更不可取。 一场上海大火，给了我们惨痛的教训，各种反思纷起：没有牌照的电焊工为何可以上岗？建筑装修中的易燃材料为何像奶粉中的三聚氰胺一样难以消除？一个装修工程，层层转包，层层扒皮，到后来付出的代价是几十条生命，房屋建筑的监管部门都干什么去了？有人开始质疑“中国模式”，更多的人把焦点转向了高楼大厦，这些曾经让上海骄傲的摩天大楼，第一次在这块土地上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各种反思都是合情也合理的，每一个质问都能让我们在减少人祸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一小步。然而，如果要挖掘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从根子上避免这类悲剧重演，则不是“楼房太高”、“管理不够”以及“无牌电焊工素质太低”可以解释的。一味指责与全盘否定“中国模式”更不可取。这篇短文先从上海大火来检视“中国模式”。 什么是“中国模式”？有没有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发展如此之快，政治上又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差异较大，这种情况本身就可以看成是一种特殊的“模式”。中国模式又称“中国道路”，通常是指中国经济模式。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表现引人注目，“中国模式”并不是中国人提出，而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中国社科院11月18日发布的蓝皮书总结出中国模式“内核”：坚持政府与市场有机结合的调控模式，坚持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模式，坚持充满活力的混合经济模式，坚持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 说到“中国模式”，学界与社会上都往往出现两种极端，那些强调有“中国模式”的人过分夸大“中国模式”的优越性，把中国特殊时期与特定条件下经济高速增长的现象归结为一种单一的模式，甚至以此作为中国的软实力向世界推销；而否定 “中国模式”的人又是从相反的立场出发，为了否定而否定，把中国几十年的发展都尽量贬低，完全否定中国的发展模式有一定的优势。 笔者认为双方都有失偏颇。其实，走出了一条不同道路的中国在政治上有“特色”，在经济上也有“中国模式”，只不过这个“模式”有优点，也同时存在着缺点。只有认识到优点并发扬光大，想方设法消除缺点，才是可取的方法。就拿上海来说，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全力承担发展建设上海，在短短十几年里，上海焕然一新，让西方人惊叹。这都是在现有的几个发展模式下（英美强调自由竞争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或“自由资本主义模式”；西、北欧强调政府作用和福利社会的“莱茵模式”；以日本、韩国为代表的强调政府主导市场经济的“东亚模式”，以及墨西哥、阿根廷为代表的强调“华盛顿共识”的拉美模式）很难做到的，这是一个事实，不容争辩。 上海在过去十几年里发展之所以如此之快，和中国政治特色与经济上的“中国模式”不能脱离，“中国模式”在发挥作用。高楼大厦林立，东亚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连外国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惊叹：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无法解释中国现象——“中国模式”。难怪有人断言，谁能破解“中国模式”，谁就能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可正是这种来自海外的对“中国模式”的赞叹让我们一些人飘飘然了，殊不知这种前无古人的特色模式，一定同时隐藏着这样或者那样的危机。上海大火照射出“中国模式”上的一些严重裂痕，如果我们不居安思危、实事求是，及早发现并研讨对策，加以修正与补救，等到总危机爆发，恐怕就会比上海这场大火更加严重了。复旦大学社政学院副教授程远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很多东西。这场大火敦促我们需要理性看待自身能力，每个人都要自我反省，自问能在危机时刻做什么。” 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很多问题，这并不只是中国才有的问题，也不是最严重的问题，只要我们适时发现并直面问题，经济的高速发展自身可以消化这些问题。问题在于，为了经济高速发展而有意无意地忽视这些问题，一些老问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又出现了，问题一大堆，越积越多，就真正成了大问题，成了解决不了的大问题。当问题积累到我们的体制自身无法解决与自救的时候，就会走入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用持续不断的高速发展来掩盖问题，而要保持高速发展又必须得掩盖更多的问题，同时，这种高速发展又继续恶化以及制造更多的问题。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问题总的爆发，一发而不可收拾。 就上海大火来说，工程层层转包，明眼人都清楚存在腐败，可腐败已成为常态，也就见怪不怪。然而，我们怎么能够不清醒？这种腐败哪怕再“正常”，也总有一天在某个环节会出现大问题。单纯的经济危机，并不一定会引起社会动荡与国家政权的不稳定，可腐败等引起民愤的因素伴随而来的经济危机，则引发的不再是经济层面的危机。 再拿低廉劳动力的保障与培训来说，这和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以人为本”密不可分。就笔者在西方见识过工作中的建筑和装修工人，用中国的标准，看到他们“慢吞吞”的就很想生气，开工前，他们一层一层用各种装备把自己保护起来，开工后按部就班，到了休息的时候，没钱或者没有休息好绝对不给你加班，该培训的培训，该休假的休假……如果对比一下中国，那完全是一种没有“效率”的工作方式。 我们这里是怎么工作的？为了节约成本，为了提高效率，工人加班已经成为常态，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工资从来没有“同步”过，没有经过培训的工人被匆匆上岗……实事求是的说，中国过去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依赖这种“低人权”（秦晖，清华大学），高效率常常是以牺牲一些个体的安全与家庭的幸福为代价。此类数据不用经济学家去统计，我们普通人都感同身受。 然而，中国经历的这一过程并不是独有的，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当年经济发展到中国大陆这个水平的时候，同样有这种情况出现。有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的阶段手段十分残忍，但后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大家开始反思经济发展模式，最终是因为公民社会促使政府采取措施（制定保护工人法律与行业操作法规制度等），弥补了注重GDP与高速发展的特色“模式”造成的缺陷。这一过程的主轴就是注重人权与个人自由。 中国领导人看到了问题所在，并积极着手解决问题。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尤其不久前的“包容性发展”，就是针对“中国模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的解决之道。何为“以人为本”，就是在制度层面把人放到目的的位置上，保障人民福祉与幸福，比什么都重要，经济发展与国家强大，也是为了人民生活得更有幸福更有尊严。 何为“包容性发展”？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创举，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一个补充与发展，明确表示“发展”虽然是“硬道理”，但却不是排他的，是可以兼容的，可以“包容”的。当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时段，尤其是当我们需要排除干扰、力挺经济发展时，提出“发展是硬道理”作为指导思想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问题越积累越多的时候，我们一些领导干部与社会精英会在“发展是硬道理”的牌子下忘记了“以人为本”的“硬道理”——他们忽视了某个特定的弱势群体的福祉，甚至会侵害、牺牲个体的利益。 如果说“中国模式”以其经久不衰的活力吸引中外经济学家的眼球，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政府的与时俱进，从邓小平理论到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到第三代领导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与“包容性增长”的理论，不断丰富与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时，也促使“中国模式”推陈出新。上海大火暴露出的问题，不是中国“中国模式”出了问题，恰恰是没有更好地贯彻“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应该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与“包容性发展”的基础上，检讨、修补与完善“中国模式”与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0-12-09 中美在东亚和国际事务中的较量越是频繁，就越能体现中国应对美国的能力在增强，越能说明美国的急躁。只要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外交上稳步经营，与美国进行周旋时就能做到从容而自信。 美国总统奥巴马11月上旬对印度、印尼、韩国和日本进行了为期10天的访问，其间出席了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是奥巴马上任两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出访，此前经过了精心的筹划和准备。 奥巴马此次访问亚洲的目的大致有四。一是提升与印度的战略关系，试图把印度作为准盟国对待，目的是要使之成为遏制中国的新伙伴；二是要加固美韩、美日之间的传统同盟关系，以强调美日韩安全利益，来削弱中日韩三国走向区域经济整合的趋势；三是要借助G20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集结多方力量对中国的金融和贸易政策发难，削弱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才立足不久的地位，从而保住美国独大局面；四是借助访问印尼，来展现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继续存在。上述所有目标都是针对中国，曾一度形成对中国不利的舆论声势。然而，最后效果却不如美国的预期。 美国挺印入常制造中印隔阂 印度行程是奥巴马亚洲之行的重中之重，原本拟定的首要目标是拉拢印度，鼓动印度与美国联手，对中国构成地缘战略压力；次要目标是扩大美印商贸关系，尤其是扩大对印度的出口。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奥巴马启程之前，中期选举刚结束，众议院多数党地位被共和党夺走，参议院的民主党优势被削弱。奥巴马政府不仅在内政上失去了国会和民意的支持，而且在外交上也顿时失去了底气。奥巴马启程前往亚洲之前，美国有舆论就提出质疑，认为此时劳师动众地前往亚洲访问，时机不当。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换个角度也可以说外交受制于内政。中期选举之后，由于内政和民情都发生了变化，奥巴马不得不调整亚洲之行的轻重缓急日程，在公共宣传上刻意地把此次出访与经济挂钩，声称访问的目的就是要扩大出口，为美国人争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在印度期间，奥巴马把扩大双边贸易的话题塞到几乎所有日程中，借此向美国舆论和民众表明，他在努力地为美国民众创造就业机会，而不是进行一次与他们利益无关的访问。至于寻求印度的合作来遏制中国，自然就变成了一个次要话题，或者至少没有原来想象的那么突出。 至此，我们不妨先做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美国政府若要有效遏制中国，就必须首先克服内部障碍，包括欲振乏力的经济、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国民对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不满以及奥巴马执政地位的削弱。展望未来两年，这些障碍不会很快消失，反而还极有可能会伴随着奥巴马总统走向任期的最后一天。 虽然美印联手遏制中国的话题降为次要，但奥巴马在访印期间依然不遗余力地予以推动，其主要切入点，也是美国外交决策者们比较得意的一点，就是公开承诺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国的动机很明显，就是要利用这个话题在中印之间制造更多的隔阂。美国政府非常清楚的是，中印之间既有历史遗留下来的领土纠纷，更有地缘战略和现实利益的竞争，中国不会轻易同意让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在国际舞台上与自己平起平坐，更不会让一个有可能与美国建立战略盟友关系的国家虎背添翼。这一招相当阴毒，就是要逼迫中国做出反对印度入常的表态，如此就正中其下怀，美国就能坐山观虎斗，坐收渔翁之利。 然而，印度毕竟是一个文明历史悠久的国家，毕竟是自尊心很强的大国，不会轻易被另一个大国当作棋子。自小布什时代开始，美国和日本就曾极力拉拢印度，试图建立一道围堵中国的“自由之狐”，但印度终究没有加入。与此同时，印度也许很清楚的是，奥巴马表明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说到底只不过是空头支票，因为若没有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的支持，印度要入常，谈何容易。况且，在类似的国际外交事务中，历来的成功做法就是在暗通款曲和悄悄协商中形成默契，不到最后时刻不会随意声张，以免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而美国过早、过于公开地表态支持印度，难免会使其他常任理事国对美印之间的关系产生疑虑。对印度来说，这显然是不利的。 中国一些学者认为，奥巴马支持印度入常的表态，使中国陷入被动境地，笔者不以为然。原因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遥遥无期，中国是否要表态、何时表态、如何表态，完全是自己决定的事，对奥巴马的表态也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至于印度，美国的这种口惠而实不至的廉价承诺，远远不足以使之死心塌地地听命于美国。由此可以做出的判断是，奥巴马在印度赢得了短暂的好感，但却未能根据自身的意愿确定中美印三角关系的未来。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也做出了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承诺。很显然，这更是一种忽悠。几年前，当各国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时，美国态度飘忽，舆论披露白宫并不希望日本入常。现在，安理会改革并不是联合国的议事日程，奥巴马政府如此慷慨，满口承诺，按美国历来自私自利、先取后予的性格，这是不符合逻辑的。还有一个简单的道理，那就是，即使安理会要增加常任理事国的数量，也要确保各大洲之间的平衡，不大可能同时增加两个亚洲国家。为了拉拢日本和印度，美国政府就如此轻率地表态，可以说是轻诺寡信。当然，这样的姿态无疑会赢得日印两国的掌声，但事实迟早会证明，这是美国为日印两国画饼充饥。 奥巴马这次访问印尼可以说是姗姗来迟。按原定计划，奥巴马在去年就要前往访问，但接连两次推迟，理由是要急于处理国内事务，包括在国会推销医保改革法案、处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等。虽然理由很充分，但奥巴马政府对印尼的不够重视，却是最根本的原因。假若印尼是必须尽早访问的国家，白宫和国务院无论如何也会安排出时间。此次终于踏访印尼，总算了结了一件事情，而访问成果却是乏善可陈，名义上是要表明对东南亚的重视，实际上只是到此一游。 G20峰会美国成为众矢之的 倒是韩国一站值得特别提及，因为这是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中最为失败的行程。 奥巴马在韩国期间的主要外交目标有二，一是敦促韩国在双边自由贸易谈判中做出让步，以便早日签署自贸协定；二是在G20峰会上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货币政策进行围攻，迫使中国作出让步。但是，这两个外交目标都未达到。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文件其实早在小布什时期就已达成，但美国国会不予通过，主要争议点在于开放农产品市场。奥巴马此次试图说服韩国修订其中一些条款，特别是农产品贸易部分，但遭到拒绝，因为韩国内部同样有很大的阻力，使奥巴马政府无法在外交成绩单上加一项可以炫耀的成果。 奥巴马总统受到的最大打击，莫过于美国在G20峰会上成为众矢之的。如上所述，美国当初的如意算盘，就是要利用一些国家对国际贸易不平衡的不满情绪，对中国的汇率政策进行围剿。可是，由于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在峰会前两天宣布实施量化宽松政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发生震荡，美国引火上身，最后反而在峰会上被其他国家围攻，显得异常孤立。 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和金融体制的主导者，在确定国际日程以及政策制定过程中一言九鼎，甚少有其他国家站出来挑战之，更不用说群起而攻之，但时移势易，美国在此次G20峰会上竟然形同过街老鼠。究其原因，一方面，美国自私自利的行为触犯众怒，另一方面，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在国际经济和金融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已大不如前。而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群雄并起，并逐步站稳脚跟，面对不公正、不平等的事情敢于挺身而出，据理力争。这是世界格局持续演变、世界经济重心正在转移的最重要体现。 美国焦灼不安应对中国崛起 因此可以说，奥巴马此次从亚洲铩羽而归，其实有深刻的内涵。第一，美国对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在减弱；第二，美国的影响力越是减弱，其言行方式就越是焦虑不安。...

天大研究院　国际关系与区域安全课题组 2010-12-07 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在邻国眼中的形象，有了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还远远不够，软实力才是关键。一个国家凭借由政府与民间的交往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与文化特色，才能更加长久地赢得邻国的信任与尊重。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 [1] 一项研究中美日三国在东南亚民众心目中形象的调查显示，美国最差，日本最好，中国则居中。经济、政治和军事实力遥遥领先的美国为何形象最差？曾经侵略过东南亚诸国的日本为何反而形象最好？中国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迅速崛起之际，为何在周边国家中的“形象”却不如日本？这一调查结果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 本文从中国与东盟各国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入手，分析软实力在提升国家形象与地位方面的重要性，并对中国如何发挥自己的软实力提出建议。 美国的教训和日本的启示 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所获得的支持与好印象，并不一定和国家的政治影响、经济能力与军事实力成正比。中美日三国中，美国无论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是军事实力上，都遥遥领先，冷战前如此，冷战后更是一枝独秀。然而，这一调查显示，三国中形象最差的，正好也是美国。 日本形象最好这一调查结果令很多专家学者感到不解：第一，日本在二战中对东南亚诸国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至今还不思悔改；第二，在中美日三国中，日本在二战后就被彻底解除了武装，只保留自卫队，令其在国际上的政治影响力因此也大大受到限制；第三，日本经济一度腾飞，但始终无法与美国相比。更有甚者，中国在今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恰恰是政治、经济和军事三方面都比不上中美两国的日本，反而在东盟诸国中赢得了最好的形象。 日本是靠什么赢得了东南亚国家的欢迎？经过多次实地考察以及抽样问卷，我们发现当地人对日本的好感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交往，包括民间社团之间的交往，以及民间对民间的慈善与捐助；二是日本商人与企业家发挥作用，他们投资东南亚，厂家遍布各地，这些日本企业不但解决了当地民众的就业，而且也把日本一些好的企业文化与精神融入商业活动中，让当地人受益；三是日本侨民与游客给当地人留下良好印象。 在调查中，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日本在塑造自身形象的过程中，政府机构相当低调，所为相当有限。换句话说，日本主要靠民间，也就是由日本的公民社会来塑造自身形象的。这一点恰恰与中美两国在此地区的作为背道而驰——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几乎都是以政府为主，由政府唱主角。 亚洲多数国家特别是东盟诸国都比较弱小，在历史上多次遭受到外国入侵，这令他们普遍对强国大国保持敏感戒备的心态。日本因为其二战恶行而被解除了武装，实行和平宪法，反而赢得了这些国家一定程度的信任。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这一调查结果甚至让人觉得，国家的硬实力与国际上的支持率和好形象是成反比的。事实上，美国人最强大的时候，也是在亚洲最不受欢迎的时候。东盟当初成立的一个最重要目的就是联合起来对付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渗透与“各个击破”。东盟成立之时受到美国的掣肘，而东盟的成功运作，对把美国赶出这个地区起到重要作用。 日本的经验和美国的教训，从正反两面揭示着同一个道理：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以及在邻国眼中的形象，有了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作为后盾还远远不够，软实力才是关键。一个国家凭借由政府与民间的交往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与文化特色，才能更加长久地赢得邻国的信任与尊重。 中国软实力的优势与不足 近年来，通过第三代、第四代领导人的努力，中国同周边国家发展了睦邻友好关系，也逐步确立起来在国际上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尤其是在1997年到2002年之间，中国第一次出手帮助东南亚诸国度过金融危机，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好评。从2004年开始，中国又对印度洋海啸重灾区东南亚国家启动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援助。中国政府的这些做法，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东南亚诸国中的形象与地位。 软实力最大的内涵就是文化。中国与东南亚诸国在文化方面是天然的血脉相连，这一优势是美国和日本所无法相比的。 中国周边国家大多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对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传统比较认同。截至目前为止，中国已在东盟6个国家设立了18所孔子学院，传播中国儒家文化，帮助当地人学习中文和了解中国人的价值观。 海外华人华侨也是中国软实力中最值得珍惜的财富之一。东南亚诸国是海外华人华侨集中居住的地区，华人华侨虽然在历史上遭受了极大的不公，但随着东南亚国家逐渐接受尊重人权的普世价值，加上华人经济实力增强后逐渐提升自身的政治影响力，华人华侨在其所在国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是增强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优势。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地区投资做生意，给当地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富裕了的中国人喜欢到东南亚地区旅游、探亲与访友，成为增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民间交往的重要力量，也成为展现中国“软实力”重要媒介。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上面所提到的那些展现我国“软实力”的优势，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政府主导模式受到质疑。东南亚国家对一个强大的政府保持警戒，是不难理解的。政府的有限介入，民间的大范围投入，是日本在东南亚展现自身软实力的成功之处。而中国这些年在东南亚扩大影响的主体正是政府。就孔子学院来说，这本来应该是一个互惠互利的文化交流，然而，由于是由政府主导，加上在比较弱小的国家显得比较强势，因此一度引起马来西亚等国家的抵制，被指责为“文化入侵”。 另一方面，所谓“中国威胁论”等谬论大多是西方媒体炮制出来的，为了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向世界说明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中国近年大力支持国家级媒体的发展，加大外宣力度。但是，由于这一外宣行为仍由政府主导，结果反被西方媒体加以炒作，进一步损害中国形象。...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0-12-03 中国今天面临的诸多安全挑战对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而言不足为奇，重要的是要对这些挑战有充分的认识，早作准备，以便从容应对。只要有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其他大国阻挡不了中国的崛起。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中国的安全观已发生重大变化，而最根本的变化在于认识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没有强大的经济为基础，军事安全是不可持续的。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作出了明确判断，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尽管如此，军事安全依然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之一。一方面，经济安全是军事安全的基础；另一方面，军事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 本文首先概述中国面临的几个重要的安全挑战，包括中美关系、台湾问题、“中国威胁论”、能源安全、海上交通线和领土争端，然后对近来由于美国的高调介入而令各方关注的南海问题作一重点探讨。 中国的安全挑战 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中的中国相信，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1989年的政治风波和冷战的结束曾让中国政府一时迷茫。一方面，89风波令中国共产党深刻感受到西方的政治威胁；另一方面，中美苏大三角的结束大大降低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中国随后试图重新确定潜在的威胁。一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将取代前苏联，成为中国的主要威胁。1996年的台海危机使中国的安全观变得更为复杂，中美因台湾问题开战的可能性骤然显现。危机过后仅一个月，美日两国首脑在东京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面向21世纪的同盟》。台海危机、美日联合宣言以及美日在1997年对1978年《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使中国进一步怀疑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动机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意图。在随后的十多年里，美国致力于反恐战争，中美关系保持稳定。然而，在过去的一年中，两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矛盾，美国强势重返东亚几成定局。美国对中国的安全挑战日趋明显。 台海危机凸显台湾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对外，台湾问题可能导致中美军事冲突。对内，台湾问题处理失当可能引起社会动荡和权力争斗。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年中，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摩擦不断。1992年老布什政府决定售台150架F-16战机，为日后的对台军售开了先例。克林顿更是在1995年一改美国维持了16年的禁止台湾领导人赴美的政策，决定给李登辉发放赴美签证，导致台海危机。2001年，小布什政府决定售台潜艇、驱逐舰和飞机，并表示会协助台湾抵御大陆的军事进攻。2010年初，奥巴马政府又决定大规模对台军售。 美国对台军售的理由之一是中国的崛起打破了台海的军事平衡。的确，中国的崛起对国际安全具有深刻影响，“中国威胁论” 随之而来。“中国威胁论”虽不对中国构成直接的安全挑战，但可影响决策者对中国的看法，进而影响对华政策。从这点来说，“中国威胁论”也是中国的安全挑战。中国学者注意到，迄今已有四波“中国威胁论”。第一波发生在1992-1993年，以芒罗的《正在觉醒的巨龙》一文为代表。第二波由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引起，以伯恩斯坦和芒罗合著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作。第三波紧随其后，发生于1998-1999年，以《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和美国1996年竞选经费争议以及《鼠年》和《红龙崛起》为标志。第四波则最具实质性，由2005年7月19日公布的美国国防部关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年度报告领头，中美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2005年11月初的年度报告和美国国防部2006年发表的四年一度的国防评估报告跟随，加上发表于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文章。 跟“中国威胁论”相关的是中国的能源安全挑战。中国对能源的需求在多方面被认为是威胁，包括南海和东海的领土争端，中国与伊朗、苏丹和委瑞内拉等与西方不和的政府的关系。而另一方面，中国不得不考虑其能源安全。中国于1993年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和天然气主要进口国。1999年中国46%的进口原油来自中东，2001这一比例为56%，今天更达到70%左右，2015年可能上升至75%。中国从中东进口的石油大都经由马六甲海峡。这里平时海盗猖獗，战时则容易被其他大国控制。阿拉伯海及印度洋对中国的能源安全也极为重要，而这两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都有隐患。尤其是美国在“9•11”之后在中国周边增加了军事基地，加强了其切断中国海外石油供应的能力。 能源运输只是中国对其海上交通线感到忧虑的部分原因。除原油外，海上交通线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至关重要。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转变为外贸型经济。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猛增至25,633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对外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中国海上运输线的安全挑战又与南沙群岛争端密切相关。而除了南沙群岛外，中国与印度有边界纠纷、与越南有西沙群岛之争、与日本有钓鱼岛和东海分界线问题。中国与朝鲜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中部分岛屿上也存在争端。从2009年中印边界争端升温到2010年美国高调介入南海争端和中日钓鱼岛之争，中国的领土争端不时对中国构成安全挑战，使中国的外部安全环境面临重大考验。 对中国安全挑战的定性分析 上述安全挑战相互关联，但严重性和紧迫性不尽相同。有的属战略性挑战，短期内不会导致军事冲突，有的则可能让安全形势急速恶化。 同美国的关系属长期的战略性挑战。一些中国学者一直将美国视为长期的竞争对手而非直接威胁。楚树龙和王在邦在1999年认为，“美中近期内不至于公开以武力全面挑战我领土与主权完整。” 中美在可预见的将来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依然不大。但是，两国的战略竞争将加剧，有限度的摩擦将更频繁。关于中美关系，本文随后会作进一步分析。 台湾问题是另一长期的安全挑战。大陆已由强调军事手段转向扩大对话和经济交流。目前看来，短期内台海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海峡两岸都以国民党重新执政为契机，扩大和深化经济关系，增信释疑。经济融合、官方对话和民间交流成为两岸关系的主轴。但是，台湾问题在今后仍将是中国重大的安全挑战，毕竟大陆不能控制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美国因素也将长期存在。 “中国威胁论”构成的挑战也是长期的。中国一直小心谨慎，试图让世人相信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政府甚至刻意避免使用“崛起”一词，改用和平发展。中国也在努力加入国际社会，包括支持联合国和其它国际机制。在1949-1977的28年中，中国签署了31项国际公约。而在1978-2004的26年中，中国签署的国际公约多达236项。 中国的努力卓有成效，但是，“中国威胁论”在短期内无法消失。 保护海上交通线对中国来说是个相对紧迫的安全挑战。海上交通线一旦出现问题，将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发展不仅是提升综合国力的基础，也是中国政府稳定社会的重要支柱。 领土争端是中国面临的直接而紧迫的安全挑战。中国在南海有过两次军事冲突，一是1974年对南越的西沙之战，二是1988年与越南在南沙群岛的交火。领土争端与国内政治密切相关。在诸如中日领土争端和南海争端这样的敏感问题上，中国政府的政策难免受到国内政治的制约。 在主要的领土争端中，中印争端目前相对低调。印度媒体大肆渲染，中国媒体和民众却关注不多，中国政府也没有太大的压力。中日领土争端要敏感得多，挑战性也相应大得多。而南海问题则更具紧迫性，美国的卷入令问题更加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