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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史璐 2019-07-17 当代经济是科技经济，中美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实质上就是核心科技的较量。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培育科技企业，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在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科技短板的背景下，此举颇具紧迫感。 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这些命题的提出，把金融制度建设、金融改革推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其中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金融制度能培育科技企业。美国核心科技强大，很大部分原因来自于其资本市场制度的先进。当代经济是科技经济，两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较量，实质上就是核心科技的较量。如何通过金融改革培育科技企业，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建设的头等大事。在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科技短板的背景下，此举颇具紧迫感。科技公司境外上市事实上，在过去十多年的互联网科技浪潮中，我国取得一定成就，涌现出了一大批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科技企业，如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网易、百度以及拼多多等。这些公司植根于中国本土经济，深刻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它们都不在大陆境内上市。例如，阿里巴巴2014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腾讯控股2004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截止到6月份，阿里巴巴市值约为4,000亿美元，腾讯控股市值约为3万亿港元，我国A股市值最高的工商银行市值约为2万亿元人民币。阿里和腾讯这两家公司市值，相当于我国A股市值总额的1/9，超过了创业板780只股票总市值。其余海外上市的科技公司，百度市值约为400亿美元，网易市值约为340亿美元，美团市值约为3,500亿港元，京东市值约为400亿美元，这些公司市值在A股都能排进前30名。随着越来越多的科技公司到海外上市，A股已经无法代表中国经济，不再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A股错过了互联网科技的盛宴，反而被边缘化了。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速超过8%，但上证指数2019年6月和2007年3月收盘点数持平，不到3,000点，12年指数没有上涨。投资A股很难分享经济成长和科技进步的成果，甚至损失惨重。投资海外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收益颇丰。例如，腾讯股票上市15年涨幅接近500倍，而A股“股王”茅台自2001年开盘至今上涨只有220倍。要买中国大陆的绩优股票，分享中国大陆经济增长的成果，只能去美国、香港买，这无疑是一个大写的尴尬。金融制度改革为什么优秀的企业都去境外上市，为什么中国资本市场没有孕育出优秀科技企业？究其原因是我国金融制度改革滞后，无法适应现代科技企业的需要。以腾讯和阿里巴巴为例，首先，它们都是在开曼群岛注册的，阿里第一和第二大股东是软银和雅虎，腾讯第一大股东是南非报业，它们这种外资背景的信息科技企业，无法被A股接受。其次，腾讯和阿里在谋求上市之时无法满足A股连续三年盈利的要求，连续盈利的要求也挡住了诸如京东、拼多多等一大批中国科技企业的上市之路；最后，A股上市属于核准制，需要经过长达几年的漫长等待和复杂的人际网络沟通，瞬息万变的高科技行业在A股可以说是无法生存的，美国和香港股票发行属于注册制，几个月就可以上市交易。我国封闭、守旧的金融体系，无法培育出成长型科技企业，反而成为传统产业特别是一些垃圾企业的“圈钱机器”，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和多方利益集团的“名利场”，成为“割韭菜”的社会财富收割机。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加上中美贸易战凸显我国核心科技短板，上交所加速推出科创板。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宣布设立科创板；2019年1月23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科创板总体方案”；2019年6月13日，科创板开板。科创板火速面世，业界对其寄予了厚望。截止到6月，科创板实施了众多改革措施，取得一定成果。1，科创板优先支持“符合国家战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科技创新能力突出，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经营的公司”；2，股票发行注册制和严格、制度化的退市制度，股票上市没有强制盈利要求；3，引入注册地在境外的企业上市，并且“允许同股不同权”；4，交易管制放松，新股上市前五个交易日无涨跌幅限制，日常交易20%涨跌幅限制。新政给一些初创企业提供了融资希望。例如申请科创板上市的九号机器人有限公司，注册地在开曼群岛，近三年连续亏损，每股净资产-117.98元。该公司A类普通股持有人每股可投1票，B类股份持有人每股可投5票，属于同股不同权。打造与国际接轨的科创板科创板在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时，还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1，注重与国际接轨而非强调中国特色。从总的指导思想看，科创板应把和国际接轨作为第一要义。从我国资本市场30年的发展历程看，很多中国特色的金融制度并不成功。美国、香港等发达的资本市场，培育出一个又一个伟大的、引领人类发展的核心科技企业，有非常成熟和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即便是“拿来主义”，先照搬发达经济体的成功经验，再逐渐打磨以适应中国国情，这方属上策。如果夸大中国特色，拒绝和国际接轨，难免陷入“白马非马论”的怪圈，最后闭门造车，无功而返。我们曾经对中小板、创业板、新三板都寄予过厚望，但它们都归于平凡，成为主板的延伸。这次科创板的设立，可以说是“另起炉灶”，再一次把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秉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创立一个和国际接轨的资本市场。只有这样才能孕育出真正伟大的科技企业，促进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和科创中心。2，系统引入做空机制。做空机制是给刺破泡沫者以奖励，缺乏做空机制是引发股市泡沫的重要原因之一。限制涨跌幅、T+0只能扬汤止沸，甚至被利用来加剧股票投机。当股市只有上涨才能赚钱的时候，资金的逐利性必然把股价推向虚高。做空机制主要包括五种方式：融券交易、个股做空期权、指数做空期权、做空ETF、股指期货。目前科创板只有融券这一种做空机制。我国股指期货包括沪深300股指期货、中证500股指期货和上证50股指期货，但创业板没有单独的指数期货，只有部分创业板股票可以纳入中证500指数，而能进入到融券标的的创业板股票也不多，创业板长期高估值和缺乏做空机制有关。科创板在制度设计上可以考虑系统引进上述五个方面的做空机制，特别是对高泡沫、关注度高的个股引入做空机制，这样才能在制度设计上预防泡沫出现。3，实施T+0和取消涨跌幅限制。T+0和涨跌幅限制的弊端，已经被业界和投资者诟病多年。目前科创板实行的是上市后头五日无涨跌幅限制，日常交易20%涨跌幅停板，仍然没有完全放开。上交所曾在1992年5月21日取消涨跌幅限制、实行T+0，深交所在1993年11月实施T+0。随后股市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暴涨暴跌，证监会在1995年把规则改为T+1，1996年12月16日开始实施10%涨跌幅限制。按照官方解释，由于上述实验是失败的，所以科创板仍然实行T+1和涨跌幅限制。上述期间产生剧烈波动和泡沫的真正原因，是没有实行注册制、没有做空机制和股票操纵监管缺位。当时股票发行采取核准制，股票数量很少、严重供不应求，而且没有做空机制，只能做多盈利。在缺乏股票操纵监管的时代，庄家为了盈利，只能砸低股价、拉高到超出合理估值水平，然后出货，再打压吸筹，因此出现了超高的波动性和泡沫。因此，我们不应该让T+0和无涨跌幅限制来“背锅”，在交易规则上应该勇于和国际接轨。4，着眼于培养大型科技公司。科创板实施注册制，上市门槛低，可以吸引大量处于创业阶段、盈利性不强的小型科技企业上市，但一国核心科技的提升还需成熟的大型独角兽。科创板没有必要拘泥于中小企业，科创板门槛低并不意味着排斥大企业，“放小”的同时还需要“抓大”，应该像纳斯达克一样不断引入和培育大型科技公司。亚马逊、Apple以及Facebook，这些定义现代科技的巨头，都是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科创板需要引入改变科技生态的超级独角兽。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对新兴市场会起到基础性作用，例如FAANG（Facebook Inc.、苹果公司、亚马逊、Netflix Inc.和谷歌的合称），贡献了纳斯达克100指数一半的涨幅。中国科创板也需要有一定市场集中度，否则就会成为“散、乱、小”的劣质市场。在政策上应该鼓励大型科技公司在科创板IPO（例如当前热议的蚂蚁金服IPO），或境外上市大型科技公司发行存托凭证回归科创板。这将会起到引导和带动作用，带动一批大型公司在科创板上市。我们无需担心市场流动性不足，当前我国GDP达到90万亿，货币发行量M2达到190万亿，而我国股票市值只有50多万亿，当前金融市场的主要问题之一仍是优质股票供应不足。5，吸引全球科技公司上市。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国资本市场依然相对封闭。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成熟发达的资本市场必然是国际化的。当前美国股市市值约31万亿美元，2018年美国GDP为20.5万亿美元，这从一个角度反映美国股市是充分国际化的，中国大批知名科技企业因此选择在美国上市。香港2018年GDP为2.8万亿港币，2019年4月港股市值为34.3万亿港币，港股市值是GDP的12倍。这说明香港资本市场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市场，吸引全球优质企业上市，成为世界经济之窗。上海的巨大优势在于拥有庞大内地市场，应该说比香港更具潜力，完全可以汇聚全球优秀科技企业，带动国内科技的发展，形成全球协作的科技产业链。只有充分国际化的资本市场，才能有助于打破美国对中国的科技封锁，推动中国核心科技崛起。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19-07-08 目前看来，在以牺牲台湾民主为代价的前提下，蔡英文胜面要比赖清德略大一些。然而，此次选举民进党仍未摆脱“九合一”以来的颓势，蔡赖二人均不太可能在2020年选举中胜出。 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已经开打，民进党提名之战果然出现“蔡赖之争”。蔡英文为确保自己“出线”，从多次喊话“一加一大于二”（呼吁“蔡赖配”），到五人协调小组积极“劝退”，再到两次拖延时间更改初选时程，可谓是手段百出，机关算尽。赖清德则一再强调“君子之争”，寄希望于自己的高民调来扳下此局。目前看来，在以牺牲台湾民主为代价的前提下，蔡英文胜面要比赖清德略大一些。然而，此次选举民进党仍未摆脱“九合一”以来的颓势，蔡赖二人均不太可能在2020年选举中胜出。蔡赖参选，各有所谋其实赖清德参选早有迹象。长期以来，赖清德在民进党内声望较高，有新潮流系“大阿哥”之称。虽然2017年北上台北出任“行政院长”，导致其声望有损，但蔡英文在“九合一”选举之后民调更低（或低于赖清德20%左右），民进党内部一直就有呼唤赖清德出来的声音，年初甚至还有几位独派大佬公开为他站台，给蔡写信喊话“劝退”。然而，赖清德一直等到民进党登记初选的时候（3月18日）才公开表态，此举还是让蔡英文及其支持者“大跌眼镜”。从赖清德的视角来看，此次选举是一个不得不选的时机。今年1月，赖清德卸任“行政院长”之后并没有官职在身。如果他蛰伏到2024年再选的话，中间会发生很多的变数。如果郑文灿在桃园市持续维持高口碑，则2024年郑的呼声未必会低于赖。再加上在刚刚结束的台南市“立委”补选中，民进党候选人郭国文击败国民党候选人谢龙介，等同于赖清德的辅选打败韩国瑜的辅选，这让赖信心大增。当然，根本原因在于，“九合一”选举以来，在各大民调中赖清德都大幅领先于蔡英文，所以赖决定放手奋力一搏。从蔡英文的视角来看，2020也是“志在必得”。台湾自政党轮替以来，现任领导人拥有较多的政治资源，往往都可以得到连任。再加上蔡英文早就积极部署，对于2020未雨绸缪已久。“九合一”选举失败让蔡在党内威信扫地，若2020仍然败选或者对“立法委员”选举没有起到很好的“母鸡带小鸡”作用，蔡极有可能在权力斗争十分激烈的民进党内被边缘化。然而，不论是蔡英文或者赖清德，都忽视了此次选举应该是“九合一”的延续。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建立在深刻检讨“九合一”败选原因的基础上，无论谁上，都还是有极大可能输给愈战愈勇的国民党。“君子之战”PK“权力之战”根据民进党中常会3月6日讨论的领导人选举办法，3月18日至22日进行台湾地区领导人初选领表登记作业，人选在4月中旬出炉。若党内有2人以上参选，将办理党内初选民调；若仅有1人登记参选，则以征召形式办理。在此次选举开始之前，蔡英文通过旁敲侧击的方式联系赖清德，总是得到其“不参选”的表态或者暗示，所以蔡以为自己是唯一候选人，任由民进党主席卓荣泰通过上述“选举办法”。谁料3月18日，赖清德宣布将“勇敢承担责任”，抢先蔡英文宣布参选。赖清德的基本策略是所谓“君子之争”，也就是各凭其能，不互相攻击甚至抹黑，展开高格调的竞争。赖清德这样处理或多或少是因为其并非在任官员，资源极其有限，所以打一下“君子牌”以赢得选民的支持。然而，蔡英文为确保获胜，根本不理会赖清德这一套，“打压频频”，“吃相难看”。蔡英文采取了至少五步来“打压”赖清德，首先是蔡阵营网军大肆“打压”赖清德的道德诚信问题，质疑其“之前宣布不选现在又出尔反尔”；其次是成立五人协调小组（这五人分别是民进党主席卓荣泰、民进党“立院”党团总召柯建铭、桃园市长郑文灿、“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以及后来确认的“行政院长”苏贞昌）。这五人表面公允，实则是蔡阵营的说客，想“不战而屈人之兵”，劝退赖清德。第三步是大肆造“一加一大于二”的舆论，希望赖接受“蔡赖配”。3月29日，现任台湾副领导人陈建仁还提前宣布第二任期不再与蔡搭档，摆明是给赖“腾位子”。然而赖清德不为所动，坚持参加初选。这时候，蔡阵营又开始部署第四步――“拖延战术”。迄今民进党已经有了两次延后的动作，第一次是3月23日，民进党开会决定，“原定4月17日中执会通过并公告提名人日期延后一周到4月24日”；第二次是4月10日民进党中执会开会决定，“将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民进党党内初选民调延期至5月22日之后”。“拖延战术”是很好的战术安排，所谓“以时间救民调”，主要是借着这段时间蔡英文频频公开亮相以及在媒体上多发声，来挽救其低迷的民调。当然，如果这样效果还不明显，蔡阵营还会有新的招数，即第五步“民调大反转”。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挺英派”正在展开“灭赖三部曲”，从斩断后路、曝光支持者到号令蔡粉致电施压表态，逼迫赖走进孤立无援的绝境，最后再透过手机民调清理战场，打包赖清德。以上讲法当然遭到了民进党的否认，但民进党内“拥赖”“挺蔡”各派斗争越来越激烈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以手机民调来吸引所谓更支持蔡英文的年轻选民也确实难以摆脱“因人设事”的嫌疑，难怪前台湾副领导人吕秀莲夸张地说：“这是‘君子’在对抗‘天子’，是不对称的‘战争’”。爱权谋弃民主，胜初选输台湾通观目前民进党的初选争议，不仅可以看出蔡英文并未在“九合一”选举大败后进行深刻反思，而且蔡英文和民进党对于“民主”的态度也是典型的“自利主义”。蔡阵营为了获胜，多次修改民主规则，这种行为不仅严重削弱民进党形象，连带台湾的民主品质也在大大下降。民主的核心意涵，是尊重制度和规则，众人平等地参加竞争，“胜者为王，败者衷心祝福胜者”。赖清德多次向蔡英文喊话：“如果您赢了，就是2.0，可能打赢‘大选’，我会全力支持您；如果我赢了，就是一个新的气象，也会有机会打赢‘大选’，也请全力支持我。”这番话体现的还是平等竞争的原则。然而，蔡英文以“维护党内团结”搪塞，不做过多回应。当然，当蔡英文多次向赖清德喊话“一加一大于二”的时候，赖清德5月也回呛：“这要看谁来带头，若有我代表民进党参选，可发挥加乘作用。辅选‘立委’让席次维持优势。”言外之意是蔡英文民调低或将拖累“立委选举”。总之，蔡赖双方表面上唇枪舌战，互不相让，实际上因为蔡英文把握主动，权谋用尽，双方近乎翻脸决裂了。尽管现在民进党初选尚未结束，但依据现在的情势来看，蔡英文获胜的概率在大大增加。甚至有媒体传出，如果蔡英文民调持续低迷的话，民进党可能不办初选，仍然坚持“劝退赖直接征召蔡”。当然如果民进党参加选举连初选乃至辩论都不敢举办，其支持者恐怕会出现严重流失。总之，今天的民进党初选若仅限于“蔡赖之争”，没有对“九合一”失败的深刻检讨，也不调整两岸政策和经济政策，那么民进党既顾不了“台湾安全”，又实现不了“台湾有钱”，这样的政党只会距离主流民意越来越远。初选没有核心民主价值，也谈不上真正的“爱台湾”，这样的政党必将在下次选举中被民众抛弃。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9-06-25 从实际最终需求角度来看，2018年下半年经济已经出现企稳迹象，2019年一季度外贸出现“衰退式”顺差，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由负转正。不过，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对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我们判断经济增速已度过快速下降期，但仍处于下行阶段。 经济增速度过快速下降期根据追踪的数据显示，从实际最终需求角度来看，2018年下半年经济已经出现企稳迹象，2019年一季度外贸出现“衰退式”顺差，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由负转正，带动实际GDP当季同比达到6.4%，经济企稳迹象更加明显。不过，中美贸易摩擦将会对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根据测算，对2,000亿美元商品额外加征15%的关税，将会拉低今年GDP约0.2个百分点。预计全年GDP增速将会下行至6.2%。如果对剩下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或者无法达成协议，明年经济将会变得更加困难。由此，我们判断经济增速已度过快速下降期，但仍处于下行阶段。年初以来，基建和房地产投资增速回升，进而带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行。未来看，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基建投资存在一定的上行空间但幅度不会太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会下行。具体来看，基建投资仍有回升空间，但幅度有限。基建投资方面，年初以来，非标融资收缩放缓，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行，城投债发行也较好，财政支出增速高，基建投资融资环境改善，投资累计同比持续回升。年内基建投资增速回升仍有空间，不过融资环境进一步显著改善的可能性较低，回升幅度有限。利润走弱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继续下行，能否企稳需观察减税降费执行力度。2018年以来，制造业企业利润持续下滑，企业投资意愿下降，1-4月制造业投资累计同比明显下滑。上半年，利润走弱带动制造业投资增速下行。当前来看，制造业企业利润依然较差，需求、企业经营、投资启动等验证指标均未明显好转，制造业投资仍将下行。不过，一方面，石油加工、化学原料等行业产能置换仍有空间，表明产业结构升级并未完全结束，对制造业投资形成支撑，制造业投资下行斜率不会太陡；另一方面，随着减费降税政策的落地实施，制造业企业利润有望得到改善，从而对下半年制造业投资形成支撑。土地购置费用下滑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下行。今年以来房地产投资增速偏强，主要原因在于土地购置费用增速依然较高，且建安投资增速回升。未来看，建安投资增速已经上升到较高水平，进一步大幅上升的空间有限，房地产投资走向主要由土地购置费决定。2018年下半年以来，100大中城市商品房用地成交总价增速明显下滑，预计2019年下半年土地购置费增速将会下行，进而带动房地产投资增速下滑。消费对GDP贡献下行，政策对冲效果待观察。受CPI下行以及汽车销售持续低迷影响，相较于去年，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累计同比下滑。下半年看，CPI将会维持高位，进而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回升。不过，财政支出和居民消费支出将会下行，最终消费支出对GDP的贡献将低于去年。全球需求走弱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出口增速低位运行。受春节假期影响，1-4月出口当月同比波动较大。整体来看，1-4月出口累计同比为0.2%，增速较去年明显下滑。未来看，全球经济依然在走弱，叠加中美贸易摩擦负向影响扩大，出口增速偏低。国内需求走弱叠加PPI下行，进口同比继续下行。受国内需求走弱影响，相较于去年，1-4月进口累计同比明显下滑。国内需求依然偏弱，下半年PPI同比可能转负，叠加出口的拉动效应减弱，进口同比仍存下行压力。CPI受供给驱动上行但幅度可控，PPI存下行压力。猪肉价格上涨推升CPI中枢。未来看，猪肉价格将成为引导CPI走势的重要变量，CPI当月同比持续维持高位。不过，经济依然偏弱，核心CPI维持低位。CPI大幅上涨主要是由于猪肉价格引起的，如果没有引起工资全面上涨，且核心CPI与PPI偏低，货币政策不会明显收紧。我国和全球经济偏弱，PPI同比转为下行。年初以来，国内经济企稳，叠加国际原油、铜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PPI同比走势偏强。未来看，我国和全球经济依然偏弱，大宗商品需求走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承压。5月份以来，原油、钢铁等大部分大宗商品价格涨势趋缓，甚至出现下跌，叠加基数抬升，PPI高点已过，未来将会持续下行，下半年转负。外部经济环境风险增大美国经济增长转向下行。2019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超预期上升，其中净出口对GDP拉动明显改善，这是美国政府对贸易战态度转变的原因之一。不过，私人消费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减弱，这意味着当前增速回升的基础并不牢靠。另外，私人投资的回升主要依靠库存投资的拉动，进一步回升需要实际利率的下降，这在当前难以看到。我们预计，2019年下半年，随着特朗普顺周期减税效应的消退、贸易战的外部冲击负面影响显现、以及美联储加息对投资的抑制，美国经济增速将开始回落，并可能明显减速。预计2019年美国实际GDP增速将下降至2.2%左右。美国国债期限利差走向倒挂。从历史上看，期限利差走向倒挂，一般预示美国经济将在未来的6-24个月陷入衰退；美联储并不认为本次期限利差倒挂预示着美国经济将陷入衰退。如果所有人都不相信“历史将会重演”，或将意味着历史重演的概率上升。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再度走阔。2018第四季度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的大幅走阔，伴随着美股出现明显的下跌。2019第一季度的货币边际趋松和风险偏好回升，带动信用利差再度收窄。不过，信用利差并没有完全收窄至2018第三季度美国信用环境最好的位置，这意味着当前的政策宽松程度难以对冲美国经济的减速。2019年5月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升温再度推升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我们预计，下半年，随着美国经济增速的下行，美国高收益债信用利差仍会再度走阔，从而对美国企业形成较大负面影响。外部需求的下降仍将拖累欧元区和日本经济增长。本轮欧元区经济滞后于中国经济，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2016第三季度-2017第四季度的全球贸易改善所作的贡献比美国要高。2018下半年以来，外部需求对日本GDP同比的贡献变为负值，但日本的私人部门资产负债表修复基本在2011年完成，日本开始逐渐重新加杠杆的进程。未来看，欧元区经济和日本经济短期能否企稳，依然依赖于全球贸易能否改善；不过，日本的整体经济结构略好于欧元区。新兴市场面临资本流出压力上升和经济减速风险。截至2018年，新兴市场经济体的经济体量占比升至59.2%，但是GDP增速降至4.55%，意味着新兴市场对全球经济的负向影响有所加大。下半年来看，在美元指数强势背景下，土耳其和阿根廷等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贬值压力上升、资本流出压力增大；同时，土耳其外汇储备占比明显下降、阿根廷外债占比较高，这将导致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减速风险上升。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对整体经济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分析美国加征关税对我国出口和GDP的影响，需要确定美国从我国进口商品的价格弹性。我们假设0.9、1.2和1.65三种弹性。在1.2弹性假设下，美国对2,500亿清单商品加征25%关税，将会拖累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14.8个百分点，拖累我国出口增速3.2个百分点，拖累我国GDP增速0.5个百分点。如果美国对非2,500亿清单商品也加征关税，在1.2弹性假设下，将会拖累我国对美国出口增速15.2个百分点，拖累我国出口增速3.3个百分点，拖累我国GDP增速0.5个百分点。未来中美贸易摩擦向哪个方向演变，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这也将对经济和政策产生较大影响，需要动态跟踪应对。政策建议1、财政政策：支出更具结构性，更加关注减税降费的落地实施。今年以来，财政政策是非常宽松的，包括减税降费的力度超预期，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提前发行，财政支出增速维持高位等。未来看，在财政收入下滑以及预算约束的影响下，财政支出增速将会下滑，支出端可以更加针对“专项扶贫”、环境保护、研发投入、创新培育等结构性方向，这有利于对冲中美摩擦的影响，也有助于应对“三大攻坚战”。同时，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该放在减税降费的落地实施上，一方面需要防止再次出现“明降实升”等现象，导致整体企业税负下降不明显；另一方面，要更具针对性地从成本端降低企业负担，提高企业盈利，这可能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结构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2、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但防止“大水漫灌”推高资产泡沫。2018年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运用多方面政策工具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包括：1）逐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2）创设定向调控工具；3）扩大担保品范围；4）扩大再贷款和再贴现规模；5）中小银行较低存款准备金框架。展望2019下半年，在总需求下降的背景下，需要货币政策保持边际宽松，通过进一步降准甚至降息释放流动性，降低资金成本，同时适时下调逆回购、MLF等政策工具利率以保持实际利率的稳定（或者降低实际利率以刺激制造业投资）。3、改革政策：重构政府、企业、居民、金融四部门关系。1978年的改革开放实现了近40年的增长奇迹。当前，我国正面临“内忧外患”的格局，“内忧”主要是我国正面临经济增速换挡，而制度变革滞后以及创新动力不足导致资本回报率长期低迷；“外患”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且必定是一个长期过程。在内外部因素共同影响下，我们认为2019年将迎来我国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契机。第二次改革目标应致力于重塑政府、企业、居民和金融四大部门的关系，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第一，政府部门需要大力度减税减费，让利于民；第二，企业部门需要大力推进国企改革，坚持竞争中性原则，提高效率；第三，居民部门需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居民消费率；第四，金融制度方面应打破银行垄断，提高金融供给质量。这一系列的措施将最终以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方式给予验证。4、转变方式：创新驱动发展，着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是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从国际上来看，美国、德国和韩国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典型案例，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出现萧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创新不足。对于我国来说，当前通过创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全要素生产率是决定经济增长边际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我国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资本、劳动力对经济贡献将进一步减弱，需要依靠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具有创新发展的多方面有利条件，因此，我们相信，中国有能力完成发展方式的转变，实现从要素投入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模式转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19-06-14 2019年的香港政坛因《逃犯条例》的修订变得这么热闹。依现时建制派在立法会的优势，相信条例可在本年度立法会会期通过。虽然条例的通过没有悬念，但整个过程却暴露了建制派各力量缺乏沟通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香港管治短板。 相信没有人能预料到，在《国歌法》争执之后，2019年的香港政坛还会因《逃犯条例》的修订变得这么热闹。2019是选举年，反对派一直在寻找反政府的突破点，希望有像当年反23条立法或反国教运动那样的机会，带动起支持者的情绪以及再次团结已分裂出去的本土派。事态的发展出人意表，不单是反对派，甚至外国政府及商会也开始关注。条例已直接交到立法会大会讨论，依现时建制派在立法会的优势，相信条例可在本年度立法会会期通过。虽然条例的通过没有悬念，但整个过程却暴露了建制派各力量缺乏沟通的问题，以及由此而生的香港管治短板。建制派各力量之间的沟通及其带来的管治障碍，一直是香港所面对的困局，因此针对是次《逃犯条例》修订过程所暴露的问题，笔者尝试找出根源并提出改善建议。本文所说的建制派，不单指狭义上的几个建制派政团，更包括政府、中联办、人大与政协。修订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首先是政府与建制派政团的关系。各建制派政党除了在立法会有议员外，还在各个地区有区议员及小区主任。本来这个网络覆盖是很全面的，若政府有新政策，可透过与建制派的沟通，借此宣讲政策目的及好处，并慢慢传达到小区。这种方法虽然慢，却可减少争议政策对社会的冲击。然而这次《逃犯条例》的修订，笔者作为建制派的区议员，却和很多市民一样透过媒体得悉详情，政府没有透过任何官员向我们解释条例的重要性。这种做法源于政府对区议会及区议员的长期轻视，对他们来说，有选票才有联络价值，因此他们只会向立法会议员解释有关条例。那么什么时候才会联络区议员？只有当地区工程需要申请拨款时，政府才有较高级官员到区议会动员和解释。政府如此行事，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选举压力，对他们而言，民意未必是重要考虑，最重要的是把工作做到，而非做好。官员不会觉得到地区争取民意有多重要，只要在立法会取得足够票数过关就可以了。然而今天的社会和以前已经有很大不同，市民希望对政策有更多了解，特别是在很多香港人对中国共产党抱怀疑态度的情况下，凡涉及内地的政策，都很容易引起恐慌情绪。如果政府还是用以前的心态去推广政策，轻视地区而不善用建制派网络，即使能通过政策，也只会失去更多民心，最终只会得不偿失，也会令建制盟友面临更大的压力。第二是中联办的角色。中联办一直负责香港政府、建制政团及爱国爱港社团与内地相对应部门的联系，是内地与香港的沟通的重要桥梁。然而，中联办协调建制派内部沟通与配合的效率有待提高。以这次《逃犯条例》修订为例，建制派其实有很多失误，其中之一便是5月23日开始的权威人士解读。5月23及24日均有建制报章指出“香港居民在香港触犯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罪行”不会移交内地，而会由香港自行处理。这个解读其实解答了很多香港人的忧虑，应该在报章头版大力宣传。然而，反对派媒体及政客刻意曲解甚至故意误导，指香港人在港触犯涉及国安的罪行亦有可能被引渡回内地，甚至将其解读为香港人在香港要守内地法律。可惜的是，其后建制媒体正本清源的文章却少得可怜，建制派没有及时对反对派的歪曲作出系统性回应。媒体关系由中联办宣文部负责，他们看到这种情况为什么不主动安排系统响应？就反对派的断章取义，社工部有没有告知各政党，特别是立法会议员，要求他们善用曝光率去反击？港岛、九龙及新界工作部有没有告知建制派区议员及小区主任，如何在地区层面应对反对派刻意扭曲的说法？依照笔者现时的观察，中联办善于处理日常联络任务，但在反对派于选举年大举反击时，却没能做好危机状态下统合协调的工作。笔者接触到的中联办官员大多作风优良，但在如何听党指挥打胜仗方面，他们依然需要反思并改善工作方式。第三是统战部及人大、政协的角色。回归以来，因为中央希望稳住香港的经济，加上各省市希望吸引香港资金，统战对象均以工商界别为主。这种做法在回归初期确有实效，亦能响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然而时移世易，今天的香港社会已经和回归时期分别甚大，没有人想到回归20年后，香港社会变得如此撕裂对立。另一方面，内地发展一日千里，由当年极度渴求香港的资金和技术，到今天国家的科技发展已渐上轨道，资金亦变得充裕，通过“一带一路”去发展全球基建网络即是明证之一。在香港社会及全球大环境改变的情况下，国家对香港的统战策略应该有所改变。要应对香港今天的社会问题，政治能量比经济能量更为重要。所谓的政治能量，不单是政治动员能力，也包括对政策的了解、政治敏感度、政治论述能力等等。观乎现时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政协和人大，未必每人都有这种条件协助中央及特区政府共同面对反对派的挑战。如果要整体提升建制派政治水平，统战部实在有必要重新检讨及思考统战方向及策略。工商界别人士可进入工商联，如果他们仍想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可于平日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毕竟如果在有大事发生时才由中央高官或中联办召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并分配任务，这只会令香港人更加轻视人大和政协，对香港管治并非好事。改善方法就现时建制派的统合问题，笔者提出从“面‧线‧点”三个角度去逐步改善。首先，就“面”而言，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特首领导的香港政府仍是各大政策的牵头者，问题是要做好“全面斗争”工作。特首乃至特区官员要明白今天的社会已发生改变，由于市民对政府缺乏信任，由上而下推动政策特别是与内地有关的政策，过程都非常艰难。因此，今后推行重要政策时，政府要有心理准备，每次任务都面临“全面斗争”。反对派只会将政策内容断章取义，然后去煽动社会恐惧情绪，加上现时美国对中国的压制，相信美欧多国政府、商会及领事馆亦会助攻。面对全面斗争，建制派亦必须做好全面准备，政府应该充分利用立法会议员、区议员的网络，全面覆盖，全方位向市民宣传新政策。另一方面，区议员亦要明白，将来工作重点不仅仅是地区工作或地区议题，亦要去了解全港政策，从而在地区层面向市民主动解释。只有在推出新政策前织好这个网络，做好全面准备，建制派才有可能瓦解反对派一次又一次的攻击。在“线”方面，重点在于中联办内部如何协调。现时中联办的工作方式是各部做各自的工作，都向分管各部的副主任汇报。这种工作方式行之有效，每个部、每个处作为一条线在各自范围都成为重要的沟通桥梁。不过，这种工作方法对处理日常事务有效，却不代表在推行重要政策时有效。如果在有重大需要的时候，中联办能就实际情况成立特别应对小组，将相关部门代表集合在一起，并视乎重要性由主任、副主任或部长领导，相信在应对反对派及外国势力的挑战时，就能够更有效地作出应对。确保指挥中枢及部门分工高效运作，每条线都能尽快与相应对象沟通，获得最好最有效的应对方法，每条线的功效才可以得到最有效的发挥。最后是“点”，针对的是每位港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都是人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他们除了在日常向中央及各级政府提出建议外，当有需要时，亦可将政府的意见及政策推广给市民，但现时大部分代表或委员都未有做到这一点。往往是到了非常重要的危急关头，中央高层或中联办才召集大家作出集体响应。和建制派议员一样，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在香港亦代表了中国的形象，他们在香港日常的表现其实也直接影响香港人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及中央政府。提升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素养以及政治能量，使其在日常协助树立中央正面形象，在重要时刻支持政府的政策，这应该是我们对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的合理期许。以上改善建议，不单针对这次《逃犯条例》修订过程，也针对建制派一直处于被动的问题。香港是否有良好管治，不单单看是谁当特首，也并非仅仅看建制派在立法会有多少议席，重点是整个建制派面对挑战时，如何统合协调，以及在平时如何提升各自的政治能量。这是建制派今后将长期面对的问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19-06-03 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需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优势，改进澳门民生问题，保持社会安居乐业，带领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大局，发挥澳门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枢纽作用。 2019年对澳门特区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年，既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也是第五届行政长官开启新发展的起点。回归以来，在两任特区行政长官、四届特区政府的带领下，澳门保持了繁荣安定，取得了显著成果。截至2018年，澳门经济生产总值较回归时增长近8.5倍，人均生产总值达8.3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突显了“一国两制”实践在澳门取得的成功。回归后，澳门从一个默默无闻的滨海小城，一跃成为闪耀的“东方拉斯维加斯”和旅游胜地。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需要继续发挥“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制度优势，改进澳门民生问题，保持社会安居乐业，带领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大局，深化“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 建设（即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发挥澳门在国家深化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枢纽作用。新一任行政长官的历史使命从世界范围看，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摩擦及保护主义抬头将给全球发展带来重大影响。伴随着国际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的调整，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性变化将继续进行。在此背景下，中国也进入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更加严峻复杂的国内外政经局势，中国亟待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国家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是国家在新时代背景下推出的重大国策，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实支撑。然而，也不能忽视一些西方国家近年来不断把贸易、企业并购等经济问题政治化从而阻挠中国崛起的图谋。澳门特区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期盼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澳门基本法》办事，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把中央的全面管治权与特区的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不断推动“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丰富国家治理内容，维护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同时，在新的历史机遇下，社会期待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可以顺应未来的发展方向，破除“等、拖、看”的习气，解放思想，积极主动布局，通过制度创新等一系列工作，开创澳门发展的新局面——抓住中国深化改革开放的机遇期，发挥澳门自身所长、服务国家所需，建好“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助力国家全面开放；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聚焦葡语系国家和东南亚，促进国际人文交流；引领澳门建设成为国家发展中改革开放的“双向桥头堡”。提升特区政府管治能力澳门回归近二十年，取得的各项成果都与历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的积极努力密不可分。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视察澳门并出席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时，高度赞扬澳门“路子对、政策好、身段灵、人心齐”，“小桌子上能唱大戏”。历任特区政府的成绩有目共睹，澳门社会对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也会有更多的期待。澳门社会一直以“小政府、大社团”的方式有序运行，社团在推动社会民生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不少社团承担了主要的社会服务功能，与政府的服务职能进行互补。社团帮助解决各种社会问题，成为澳门和谐特区的重要力量。随着澳门经济体量和发展议题的复杂程度增加，除了发挥原有社团优势外，澳门社会也越来越期待特区政府提升管治能力，承担社会发展“领路人”的职责。从影响澳门在亚太区域发展和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竞争力方面看，澳门的未来涉及与大湾区城市间的协调合作、澳门智慧城市的推动、澳门城市安全和环境保护，而这些都不是单靠民间社团力量就可以完成的。澳门社会期盼在新一任行政长官的战略指引下，特区政府可以统一规划、统一领导、协调各部门和民间力量，破除各自为政积弊，深入挖掘和培养澳门特区在参与“一带一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优势和力量。民间社团、企业、市民在特区政府的统一规划和领导下，可以找到参与国家发展和建设的着力点，能够分享到融入国家和澳门发展的红利。因此，继续推动公共行政的深层次改革，努力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继续调整政府部门架构与职责，提高政府透明度、行政效率和跨部门合作能力；改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和官员选拔和绩效评估制度，提升公务员士气和市民满意度，这些都是对新一任特区政府的重大挑战。推动民生发展随着澳门社会不断发展，社会规模越来越大，居民要求渐趋多元，澳门民生深层次问题凸显。房价高企、居民望楼兴叹，交通拥堵、大众出行困难，医疗资源短缺，劳工权益和外雇等老大难问题亟待改善。澳门社会期待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能充分聆听市民要求，配合澳门作为大湾区中心城市的整体发展定位，让公共政策的制定能更符合市民期望。做好政策规划、制度改革、法规修正，以更大决心和切实的态度正视民生福祉中的现实问题，对症下药，改善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难题，让社会基层得享“一国两制”和融入国家发展的优越和便利，推动澳门社会更好发展。善用粤港澳大湾区的空间便利，加强与大湾区城市合作，拓展跨境养老、医疗、社会福利等领域的互动对接和互利共享，为居民提供更多可选择的社会服务，改善居民生存空间。一直以来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人力资源非常有限，人才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澳门可持续发展和经济适度多元的关键因素。社会也期待新一任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能够对澳门的人才政策有更好、更清晰的规划和明确的标准，以配合澳门社会长远发展。同时，还要妥善与社会大众沟通，明确指引。本地培养和人才引进并重，以便在区域人才竞争中不落人后，为澳门特区“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和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提供最根本的动力。人才培养中，青少年更是澳门的希望。青少年作为未来主人翁、发展新力军，是澳门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一国两制”事业建设的积极力量。社会期待新一任特区政府在过去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传承爱国爱澳核心价值，充分激发青少年的活力，提升澳门青少年的视野和竞争实力，让广大青少年在国家快速发展中找到自身机遇与定位，实现自我发展。加强法制建设澳门回归十多年来，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为社会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然而，相较回归时，澳门社会各方面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目前澳门的法律制度还未能适应这种深刻变化。澳门社会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能够继续完善澳门特区的法律制度和健全司法体系，保障澳门特区政府依法施政，以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促进社会发展。“一国两制”方针和《澳门基本法》的全面贯彻实施，需要澳门特区有完备的法律制度来保障其落实；粤港澳大湾区等战略发展机遇需要澳门尽快完善高度自治范围内的具体法律制度。社会期待新一届特区政府可以继续清理和完善法律法规中内容过于陈旧且与现实需要有很大落差的部分，起草和实施配合澳门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和发展“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需要的配套法律法规等，为澳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法制保障。展望未来，澳门机遇处处，亦挑战重重。社会大众盼望新一任行政长官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带领一个廉洁高效、积极有为、以人为本的特区政府，把握机遇，正视不足，应对挑战，引领澳门社会建设美好家园，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与全体市民一起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9-05-29 随着缅甸2020大选的临近，缅国内政局出现了一系列变数，给中国在缅投资带来诸多风险。中国政府应提前研判缅甸政局新变化，并早做应对准备，以确保我们在缅甸利益不受损害。 随着缅甸2020大选的临近，缅国内政局出现了一系列变数，给中国在缅投资带来诸多风险。中国政府应提前研判缅甸政局新变化，并早做应对准备，以确保我们在缅甸利益不受损害。缅甸政局面临变数目前，缅甸国内主要政治力量有：执政的民盟、军方及反对党（巩发党）、少数民族政党。首先，民盟与军方仍保持合作关系，但双方的裂痕正在扩大。其主要原因在于民盟希望通过修改2008宪法来提振民意，赢得2020大选并缓解来自西方的压力。然而，军方坚决反对修改宪法中给予军方的优待条款，希望继续通过宪法来保障军方的政治影响力和特殊利益。目前，民盟的修宪诉求仍未触及军方核心利益，双方的斗争尚不够激烈。随着大选的临近，民盟将不得不迫于民意压力主动提出修改核心条款，与军方之间的摩擦将不可避免地增加，从而给缅甸政局带来动荡。其次，民盟与巩发党的竞争将日趋白热化。巩发党在民盟执政后的两次补选中逐步扭转颓势，夺取议席不断增多，对民盟构成的挑战也在加大。不过巩发党群众基础很弱，很难在2020大选中打败民盟。尽管如此，巩发党也会通过制造话题，尤其是在能够吸引民众注意力的问题上（比如中国投资、罗兴亚难民）抹黑民盟，削弱民盟的竞选优势。再次，民盟与少数民族政党既会合作修宪，又会彼此竞争选票。自民盟提出修宪之后，民盟与少数民族政党的合作关系有所加强，毕竟修宪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争取更多自治空间。因此，在修宪问题上，少数民族政党会全力支持民盟。不过，在竞选过程中，民盟与少数民族政党之间仍然是竞争关系。由于民盟在民族和解及罗兴亚问题上“顺应”军方，少数民族政党对民盟颇有怨言。因此，少数民族政党会积极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与民盟和巩发党竞争。综上，民盟在选民中仍然最具影响力，并有望赢得2020大选，但其竞选优势将被削弱。在此之前，即在2020大选到来之前，各方围绕修宪、民族和解、罗兴亚问题及中国投资的争论和博弈将呈上升之势，缅政局将出现一些波动，但总体保持稳定态势。中国投资风险上升随着缅甸2020大选的来临，中国投资将成为一个热点话题，中国企业面临的投资风险也将上升。首先，随着大选的日益临近，民盟将会从积极欢迎中国投资转向谨慎对待中国投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民盟近期成立“一带一路”实施委员会，签署中缅经济走廊和皎漂经济特区等合作协议，这也并不表明民盟真心实意地全力拥抱中国投资。实际上民盟当前对中国投资的欢迎态度是由西方投资“口惠而实不至”、民盟执政业绩和经济发展需要及其维持中缅关系稳定等多方因素共同促成的。随着西方对缅经贸合作的逐步推进，比如美国近日将其在东盟的首个商务中心设立在缅甸曼德勒、欧盟恢复对缅贸易普惠制待遇等，缅甸对中国贸易投资的依赖会有所减弱，缅甸会根据自身实际需要来有选择地推进“一带一路”项目。此外，出于安抚民意、赢得选举的考虑，民盟在接下来的两年里不太可能大幅度推动中国在缅大型投资项目，而将鼓励引导中国投资进入服务业及民生领域。其次，缅甸反对党（包括巩发党及对民盟不满的其它政党）也将集中火力批评民盟政府的内政外交，中国投资项目有可能成为攻击的靶子。同时，缅甸地方政府对于推动“一带一路”既不十分热心，也“力不从心”。不仅如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比如克钦邦和若开邦，对中国投资的进入仍有疑虑。比如，近期缅克钦邦三个政党的领导人就明确表示不希望中国重启密松大坝，并表现出对中国投资的抵触。再次，公民社会组织及部分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仍有强烈的抵触情绪。缅甸境内公民社会组织众多，主要聚焦于民主改革、人权及妇女权益、教育医疗、环境保护、外来投资等。中国投资向来是这些组织批评的主要对象。当地民众对中国投资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土地赔偿数额不够（涉及当地政府贪污赔偿款）、就业安置不充分、环保措施不到位等。随着2020大选的来临，他们对中国投资的批评也会上升，比如缅媒体《伊洛瓦底》杂志近期就在炒作中国欲重启密松大坝一事，企图激起缅社会反华投资情绪。最后，域外势力对“一带一路”的抹黑会加速。美国媒体及受美国资助的缅甸媒体一直在缅境内渲染中国投资所带来的“债务陷阱”，意图抹黑“一带一路”在缅投资项目。这直接导致中国在缅投资的皎漂深水港项目大幅缩减规模。随着2020大选的到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必然会借势加大对“一带一路”的恶意攻击力度。中国的应对举措首先，不要施压缅甸政府加速推进“一带一路”，相反应放缓“一带一路”在缅推进速度。考虑到当前正值缅甸大选前夕的敏感时刻，中方不宜催促缅政府加快实施“一带一路”，也不宜高调宣传“一带一路”在缅取得的巨大成就。相反，出于缓解民盟压力以及避免中国投资成为缅大选争议焦点的考虑，中方宜适度放缓“一带一路”在缅推进速度，尤其不应上马规模较大的资源开发型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不宜游说缅政府（包括地方政府）重启密松大坝。中方在缅“一带一路”建设仍应坚持共商共建、稳步推进、追求实效的基本原则，稳扎稳打，精雕细琢，绘制好“一带一路”在缅甸的“工笔画”。其次，继续调整在缅投资结构，鼓励成熟的民营企业进入缅旅游业、服务业及民生领域。考虑到缅甸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及其对于债务问题的担忧，中方宜继续调整在缅投资结构，逐步减少资源型大项目的投资比重，适当控制投资项目的融资规模或分阶段实施项目，鼓励和指导有条件的民营企业投资缅旅游业、服务业及民生领域，共创中资企业和缅政府民众均受益的双赢局面。再次，继续加强对缅公共外交，夯实“一带一路”实施的民意基础。中国对缅公共外交已取得一定成效，缅甸民众对华态度有所转变。在2020大选日益临近的关键时刻，中方应继续加强对缅公共外交，塑造中国在缅正面形象，让攻击抹黑“一带一路”的舆论不攻自破，让中国投资在缅大选中无法成为焦点，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一带一路”在缅实施的民意压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19-05-10 总体而言，中美海上军事力量将经历一个长期的此消彼长过程。在这过程中，双方战略互疑的持续加深将增加两军之间的误解误判乃至军事摩擦风险。基于此，两国有必要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以及有序竞争规则来避免冲突，实现在南海和平共处的目标。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中美在南海的博弈明显加剧。一方面，美军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次数显著增多，至今已达十次。同时，美舰更加频繁地进入中国实际控制的部分西沙岛礁水域，考验中国的战略意志；另一方面，美国联合英、日、澳等盟友在南海开展军事行动，加强与部分南海争端国的防务合作，加剧南海紧张局势。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承受的外部压力越来越大。中美南海博弈加剧的首要原因是两国海上力量差距急速缩小。按照美国战略学界的逻辑推演，中美海上力量对比日益接近的现实将使中国具备更强的实力和动力来改变美国占主导地位的亚太海上安全秩序，即中国是试图改变现状的“修正主义国家”。美国则会倾尽全力来阻止中国的挑战行为，并竭力维持现状。未来，随着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快速推进，中美海上力量差距将进一步缩小，中国对现状的挑战将更加深入。这必然会刺激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威慑举措，从而可能引发两国海上安全冲突。不过，这种理论上的逻辑推演并非与现实完全相符。换言之，实力差距的缩小并不必然带来两国之间的竞争甚至冲突。实际上，彼此的认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印度的海上军事力量也在快速增长，尤其是在印度洋海域，但外界并不认为印度将与美国在印度洋爆发冲突。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印美并不将彼此视为主要威胁，相反双方还有意加强防务合作，以维持印度洋现有的安全格局。然而南海情势完全不同，中美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战略互疑。美国将中国视为改变南海乃至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挑战者，并出台一系列措施来强行逼退中国。中国则将美国的军事挑衅视为其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并采取反制措施来打破美国的围堵。未来，中美将持续在经贸合作、政治制度、军事战略及意识形态领域争吵，两国之间的战略互疑将继续上升。这一方面会巩固中美现有的威胁认知，另一方面也会推动双方出台更为强硬的威慑与反威慑措施，从而令中美南海博弈的激烈程度升级。正是在实力差距缩小和战略互疑加深的共同作用下，中美才在南海陷入“威慑-反威慑-威慑升级-反威慑升级”的循环怪圈。在双方你来我往的攻防转换之间，擦枪走火的风险日益攀升。去年9月底的“迪凯特号”事件已经公开揭示了这种风险的存在。因此，防范风险已经成为中美南海博弈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头等大事。近日访华的美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德森上将在布鲁金斯学会谈到南海问题时表示，眼下与北京对话的目标是避免海上冲突。中国则更加不希望南海“再生事端”，以免干扰在未来三年内将要结束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不过，中美双方虽然都认识到在南海管控冲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尚未就如何管控风险达成机制性的制度安排。实际上，中美此前签署的《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和《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规则》）已经在“迪凯特号”事件中显示出其局限性。换言之，在双方军舰相遇并不是很频繁、且距离相对较远的情况下，《规则》确实可以起到规避冲突的作用，但随着双方军舰越来越频繁地近距离对峙，《规则》的操作难度和出错概率也大幅提升。同时，由于缺乏相关机制来处理违规问题（一方在相遇过程中操作违规或失误），《规则》的权威性和实用性都会遭到削弱。因此，中美双方急需要对《规则》加以完善，制定违规处理程序，增强《规则》的约束力。除此之外，中美双方应认识到两国目前都无力改变现状，即中国无法完全制止美军的“航行自由”行动，而美国也无法将中国“赶出”南海。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双方需要找到合适的和平相处之道，在避免冲突的基础上有序竞争。这一方面需要《规则》的完善和有效执行，另一方面也需要中美两军及政府建立不同层级的沟通机制来处理可能的紧急与危险情况。比如，在政府层面，中美可以在外交安全对话之下设置海洋或南海议题的子对话机制，就重大问题进行定期讨论；两国海军高层之间也可以就南海问题建立工作组或热线联络机制，就重大和频发问题以及危险情况进行及时的通报和相应的处理；各战区或舰队之间也可探讨建立定期的交流机制，以了解彼此的操作异同，并寻找机会联合演练《规则》的实际操作程序等。从更长远的视角来看，中美应探讨建立一套行之有效、有约束力和操作性的竞争规则来规范双方在南海的博弈。具体而言，这套规则应包含双方在南海博弈需要遵循的主要原则，比如遵守不冲突底线；主要的实施机构，包括两国海军作战单位等；主要的实施路径，比如建立并完善两国政府及军方层面的定期联络机制等。总体而言，中美海上军事力量将经历一个长期的此消彼长过程，并最终达到新的平衡点。在这一过程中，双方战略互疑的持续加深将推动两国提升威慑与反威慑力度，并增加两军之间的误解误判乃至军事摩擦风险。基于此，两国有必要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以及有序竞争规则来避免冲突，实现在南海和平共处的长远目标。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9-05-06 民进党二次上台执政后，践行“理念性台独”的蔡英文口中虽一直声称其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但其实质却是韧性台独，在军事安全领域便形成了以武拒统和以武促独的政策方针。他们频频打出两岸对抗牌、安全牌、战争牌和统独牌，这成为民进党明年大选的总路线。 民进党二次上台执政后，践行“理念性台独”的蔡英文口中虽一直声称其两岸政策是维持现状，但其实质却是韧性台独，也就是在不踩到国家主权红线的前提下，一方面要力抗大陆的各种压力，另一方面则采取切香肠方式一步一步强化实质性台独。蔡英文和民进党的韧性台独，在军事安全领域便形成了以武拒统和以武促独的政策方针。自今年年初以来，他们频频打出两岸对抗牌、安全牌、战争牌和统独牌，这成为他们拉抬民调和挽救选举的策略，也将成为民进党明年大选的总路线。频繁巡视部队 展现对抗决心民进党在2018年11月九合一选举大败后一度士气颓靡，但在今年1月2日大陆领导人习近平发表对台讲话、提出两岸共议和平统一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后，蔡英文和民进党不断借题发挥，营造大陆即将侵略台湾的氛围，渲染解放军对台湾的威胁，塑造蔡英文敢于和大陆叫阵的辣台妹形象。特别是在农历春节前，蔡英文频频造访台军基地和“中科院”等武器研发部门，发表各种军事对抗大陆和以武拒统的言论。蔡英文在1月15日前往花莲防卫指挥部视察部队和慰劳官兵，视察佳山基地反空降缩短距离演练，并表示“对岸不放弃武力犯台的企图，但我们保持稳健”，提出所谓“三个坚定”，即“坚定守卫中华民国台湾的主权及安全，坚定维护我们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坚定地往壮大台湾的方向前进”，强调要持续在“国防自主”及对外军购上提升部队“捍卫主权的战力”。当天蔡英文还视察了“天弓三型”防空飞弹的战备情况，并在脸书上曝光她与“天弓三型”的合照，其目的不外乎展示能够同时打击高性能战机、巡弋飞弹和战术弹道飞弹的台制防空飞弹已正式在花东地区换装完成，宣示台军已形成高、低配的防空网。1月21日蔡英文前往“国家太空中心”视导台美合作研发的福卫七号卫星升空准备，以及福卫五号行经台湾上空的情况，强调台湾要进一步提高卫星技术自主研发能力。1月25日上午蔡英文前往桃园的陆军53工兵群视导，下午则前往“中科院”系统制造中心纪念“中科院”创立50周年，首先听取飞弹量产简报，其次视导飞弹武器系统量产状况，以及了解“天弓三型”防空飞弹的生产线，并向“中科院”提出“加速量产、加速人才传承、稳健扩大产官学和海内外合作”的三大目标，要求该院为未来50年自制研发武器打下基础。1月29日蔡英文再前往宣慰台中空军第三战术战斗机联队、陆军第58指挥部及陆军步兵302、104旅。蔡英文在接受美国CNN采访时指出不排除两岸军事冲突的可能性，表示要发展不对称战争的战略以及加强防卫自主来因应，以避免台湾独立生存的现况遭到改变。苏贞昌也积极配合蔡英文，在“立法院”接受质询时引用英国前首相在二战时的名言，声称“为了守护家园，战海上、战海滩、战街道，我们绝不投降”，甚至喊出“就算只有一支扫帚也会跟敌人周旋到底”。蔡苏两人合力采取战争边缘策略，刻意营造山雨欲来、草木皆兵的氛围，不外乎是为制造两岸对立紧张的局势来换取民意支持。加速军火量产 提高战略威慑蔡英文上任以来便持续力推所谓“国防自主”政策，打造所谓“本土国防工业”，其目标是提高防卫技术能力、减少对外军购依赖、振兴本土防务产业。为此，“国防部”仿照韩国的《国防产业法》拟具了《振兴国防产业条例》草案，2019年初在“行政院”会议通过，并更名为《国防产业发展条例》，送“立法院”进行审议。在防务自主政策下，负责研发的台湾“中科院”的经费规模从此前的新台币260亿元增加至500亿元，运营规模在过去两年内急速扩编4,000人，从6,600人增加至1万人。蔡英文的“国防自主”和“本土国防工业”政策涵盖了飞弹、舰船、战机、战车、卫星等全方位领域，包括饱受外界质疑的所谓“国舰国造”与“国机国造”。虽然台湾总体经费有限、多年来技术引入受限，但蔡英文仍坚持走防务自主道路，其计划不可谓不雄心勃勃。在上述各防务领域，飞弹研制相对较为成熟，包括天弓系列地对空飞弹、天剑系列空对空飞弹、雄风系列反舰飞弹等“新三弹”，以及云峰中程飞弹和万剑弹。为贯彻以武拒统的路线，如今蔡英文进一步要求“中科院”加速研发和量产各类型飞弹，2019年将成为台军飞弹的试射年和量产年，而满布飞弹的台湾也将成为名符其实的“飞弹岛”。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原射程范围在1,200公里以上的云峰中程飞弹，若经改良射程将达到2,000公里，使北京和大陆中南、东南各大主要城市都在其打击范围内，对北京形成不对称战略威慑，因此其发展动向对两岸军事安全关系十分关键。此外，挂载于空军“经国号”战机的万剑弹则具有战术性威慑能力，属于联合遥攻武器的一种，与美军现役的AGM-154性能相当，射程为200公里，具备巡弋飞弹的远距遥攻能力。万剑弹内装百枚子母弹头，可瘫痪陆方沿海机场跑道、军事和交通设施。倘若再将石墨纤维弹与万剑弹结合，还能攻击机场超高压变电所和输电线，瘫痪军事电力和雷达指挥系统。今年1月初苏贞昌接替赖清德走马上任“行政院长”后，签署的第一份公文便是核定第三期太空科技长程发展计划，预计该计划将于未来10年内投入新台币251亿元，发射10枚卫星。而配合该计划的麒麟项目则已着手进行低轨道运载火箭和多卫星发射技术的研发，目标为一枚运载火箭可投放重量不等的五颗微卫星，倘若该项技术研发顺利完成，台军将具有多弹头飞弹的能力，从而大幅提升战术和战略威慑力量。 天价向美军购 强化进攻力量蔡英文一方面提高防卫自主力量，另一方面试图通过美国对台军售取得更加先进的武器平台。至2019年3月为止，台军的陆、海、空三军已先后向美方提出新一批军购需求，包括陆军提出采购M1A2战车、海军提出有关潜舰制造的相关需求以及空军所提出的66架F-16V战机采购案，整体预估至少将超过新台币3,200亿元，倘若美方全数同意，将堪称美台军购史上最大交易。M1A1战车曾经在波斯湾战争中击毁上千台伊拉克的俄制坦克，而M1A2作为M1A1的升级改良版则具备更高更强的性能。台军采购M1A2战车主要用于滩岸攻防，专门针对解放军的两栖战甲车与99式主力战车，目标在于歼敌于滩岸之间，从而对解放军登陆台湾本岛形成战术威慑。F-16V战机则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对F-16系列战机提出的最新改良方案，其侦搜、跟踪、锁定和自卫能力已接近F-35战机。目前台湾已有142架F-16 A/B型战机正在升级为F-16V战机，该计划被称为“凤展项目”，若再加上新添购的66架F-16V战机，届时台军将配备208架能与歼-10战机抗衡的F-16V战机，有助于提升台湾空军战斗力量，平衡两岸空军力量。在美国相继通过《台湾旅行法》以及2017至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后，只要出具“中科院”的最终使用证明文件，天弓、天剑以及雄风系列飞弹所需关键零组件及材料便可以改由美国商务部以一般装备商品出口台湾，再加上美台科研人员可以进行有限度的武器科技信息交换，如此便能帮助“中科院”突破有关飞弹武器系统研发的瓶颈。美国对台解禁军火关键零组件的输出，将加速台军自主研制武器的进程。由于F-16V战机、M1A2战车以及飞弹和潜舰的关键零组件具有进攻性而非防御性武器的性质，倘若以上军购案全部通过，势必引发中美关系和两岸关系的重大震荡。民进党或许将此视为以武拒统和以武促独的重要一步，但恐怕也将迫使北京加大决心和力度推进解决台湾问题的进程，如此，民进党推进以武拒统促独便无异于玩火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