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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严飞 2019-04-08 一直以来，中央对香港政策的重点环节就是增进陆港沟通交流，但是在具体的沟通平台、交流形式和格局上，还是有不少可以改进的空间。针对香港文化精英群体，可以从以下方面改善与他们的互动，深化他们对内地的理解，进而让他们的转变影响到香港年轻世代。 香港回归22年的一个关键性变化，就是香港人特别是香港年轻人的本土意识，发生了剧烈增长。香港年轻世代喊出了“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地方”这样的口号。2005年，香港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达到顶点；2012年后香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呈现显著下降趋势，而对自己是香港人的政治认同则不断上升，并在随后的2012年反国民教育运动、2014年雨伞运动、2016年旺角暴动中得到集中爆发。2018年香港中文大学的最新调查显示，支持“本土派”的大学生为支持“建制派”的2.5倍。香港众志、青年新政等组织的领袖大多以年轻人为主，网上的本土派意见领袖也都属年轻一辈。在此背景之下，我们认为，香港年轻一代的本土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香港文化精英和舆论导向的影响。这些本土文化精英除了在文学、艺术、媒体、公共层面展现出专业性，同时也是有影响力的社会公众人物。他们作为文化意见领袖，不仅对他们的青少年粉丝群体具有强大的号召力，影响年轻人的价值观塑造，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香港政府的决策，在社会和政府间起到纽带作用。香港文化精英的特性根据我们的追踪调查发现，香港文化精英普遍对香港现状感到失望，期待改变；自己也积极参与社会运动，进行政治化的表达；以文化作为媒介（小说、漫画、独立音乐）介入社会公共议题，对年轻世代制造影响。（一）香港文化精英的价值取向：第一、提倡用文化形式来保留“香港价值”和“香港性”，然后传播给大众。在不少香港文化精英眼中，香港传统社会的人情风貌和其中蕴含的独特情怀是他们进行文艺创作的根基，但这种“香港性”正在被当代商业社会淡忘。近年来，包含自由、法治、开放、可持续发展等理念的“香港价值”逐步褪色，商业资本对社会倾轧升级，政府施政独立性受到质疑，如此种种让香港文化精英们感到无奈和不甘。因此他们希望通过艺术文化创作来记录、再现那些“香港价值”，并将这种价值传播给香港社会大众。对香港文化精英而言，这一行动不仅彰显了自己的个人身份认同，更是对自己所赖以生存并进行文艺创作的香港社会负责。第二、希望通过社会运动对整个社会造成影响。怀着上述基本价值取向，香港文化精英们自觉地将文化创作活动与周围的社会环境相联系，从而使自己的作品和蕴含其中的情怀能够引发更广泛的社会共鸣。对他们而言，这一行为本身已经是“社会运动”的表现，也是一种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精英们追求通过自己的文艺创作对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进行引导，对公众关注的社会焦点问题予以呈现和诠释，从而激发更多人讨论、反思。在这一模式下，即便是没有强大政治、经济力量的普通公民亦可以通过围绕文艺作品的讨论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从而为整个社会的政治、舆论面貌带来改变。第三、希望将社会参与的意识传递给下一代人。香港文化精英进行艺术创作所面向的对象是广大香港社会民众，不过其中年轻世代就被视为重点受众。一方面，香港年轻世代虽然充分接触互联网新媒体，但对海量信息缺乏筛选和思辨，亦较少关注传统价值理念的传承，因此文化精英们希望为年轻世代创作蕴含“香港价值”的艺术作品，激发他们对香港精神的认同。另一方面，文化精英们也试图通过“借由文化艺术参与公共事务”这一模式，为年轻世代开辟一条新的参与社会运动的途径，激发当代年轻人对公共事务的新思维，亦让他们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进一步改变香港社会、重塑“香港价值”的责任。（二）香港文化精英的本土主义：第一、从2008年起香港文化精英正式提出建构本土主义。对于香港文化精英群体而言，“本土主义”并非是外界赋予的价值观，而是他们自己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进行抗争的过程中不断反思和总结而出的产物。香港文化精英最初参与公共抗争（如保卫天星码头）时并未形成系统的理念主张，但在各个零散、独立的社会运动中，他们逐步剖析自己所保卫、塑造的对象对于自己的意义，因而生发出关于集体回忆、本土价值等的讨论。在此基础上，香港文化精英们才提出了“构建本土主义”的观念，并通过线上及线下的社交网络与不同人群互动，将这一观念加以传播。第二、香港文化精英担忧如果去内地发展，就会和本土疏离。当然，面对香港社会经济结构性困境，文化精英中也不乏“北上”发展者，毕竟内地文化消费市场有着远大于香港的商业潜力。不过当他们近距离、长时间接触内地社会文化圈之后，他们发现自己难以认同、接受很多内地社会文化元素和表现，又与曾经赖以为生的香港社会文化氛围脱节。这种窘境对于文化艺术创作而言是灾难性的，一方面他们的文艺创作与社会参与热情难以在内地找到合适的机会发挥，另一方面他们与本土疏离后再回归香港时反而会成为“故乡的陌生人”，艺术创作也不再能把握香港的社会脉搏。第三、香港文化精英认为香港是家园和创作土壤，所以没有想过要离开香港。不少香港文化精英亦表示，无论香港社会环境如何变化，他们依旧不会选择离开故园，因为他们把这片土地视为自己的家和创作的源泉。对这批文化精英而言，香港不只是一个现实意义上的存在，更是自己生活、创作过程中自我身份认同的根基。无论是出于对自身成长经历的留恋，还是对下一代年轻人发展的关注，他们都不能放弃香港。因此，在未来香港文化精英参与公共事务、社会运动的趋势依旧会持续，他们与新世代香港年轻人之间也会继续频繁互动。香港年轻一代的特性香港年轻世代本身并没有肩负很多历史包袱，但他们从小直面香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生活的压力让他们不断试图寻求改变和突破，而“本土主义”就是他们在香港文化精英影响下重拾自我身份认同与对香港愿景的钥匙。（一）香港年轻世代的结构性困惑：第一、不再相信过去的成功模式。在上一辈香港人的教育理念中，年轻时努力念书，踏入社会努力工作，前途自然光明。这一模式成立的前提是有一个社会向上流动的阶梯。然而，现在的香港年轻人觉得这个阶梯并不存在，资本霸权、特权阶层对个体价值形成碾压姿态。就算有模糊的出路，不少年轻人也不想遵循这个“上一辈成功模式”往上爬，因为他们觉得无论自己如何努力，都不可能从一无所有登上顶端，最上层的风景永远只有少数固定的人群可以享受，一种垄断的社会格局已经形成。第二、面对日益膨胀的资本，生活不堪重负。目前香港年轻人面临的压力不仅仅是社会缺乏流动性、阶级固化，而且就算年轻人甘于处在社会中下层，他们也难以负担香港资本膨胀带来的生活压力。随着上一代香港人以及越来越多来自大陆和海外的富人、地产商不断抬高香港资产价格，置业对于在普通行业工作的香港年轻人已经无比艰难。相应地，成家、教育子女等等一系列被视为人生关键节点的事项对于今天的香港年轻人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二）香港年轻世代的转变：第一、踊跃参与社会运动。正因前述对前途的迷茫和生活压力，香港年轻世代对于社会现状的不满不断累积，对“改变”的诉求与日俱增，唯在目前社会结构下难以突围。当某一与当代香港社会经济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引爆社会舆论时，年轻人自然会踊跃参与相关社会运动，以期从中抒发自己的不满情绪。尤其是当抗争以“街头运动”、“占领”等方式展开时，广大高校学生因不被工作所困，更成为了抗争的主力。对他们而言，一时一地的抗争并不是自己参与社会运动的终极目标，他们的诉求是在更宏观层面上撼动既有社会经济体制，重塑香港本土性，打破阶层垄断，追求社会公义、个人自由和可持续发展。第二、选择与内地发展分界。随着香港文化精英对于“香港本土”构建的日益完备，香港新世代年轻人心目中的“本土观”也在逐渐成熟。香港年轻人将香港视为与内地不同的存在，其中不仅有对政治体制差异的认识，更有对社会文化差异的体会与建构。对这些年轻人来说，在香港参与社会运动、追求“香港价值”，绝不仅仅是反映一种政治层面的姿态，他们的努力是为了维护香港本土作为自己家乡、归属地的价值，亦是履行自己作为香港人对这片土地的责任。第三、跟主流民主派分开。尤其值得留意的是，当下香港年轻人参与社会运动时的诉求、立场往往与传统意义上的香港泛民主派有别。这一差异因素或可归因于两代人不同的成长经历：老一辈泛民人士固然是香港社会运动先驱，但他们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种种陆港和国际风云变化，他们的身份认同、诉求都与大陆有着更多关联。而当代香港年轻人则没有经历过香港回归前后的时局动荡，他们的身份认同感形成并不依赖于大陆。对这批年轻人来说，自己出生、成长并且难以舍弃的这座城市即是关于身份认同的一切，在普选等民主制度建设议题之外，社会公义、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同样重要，而年轻人的抗争方式更不拘泥于既有的议会制度。于是我们看到，香港老一辈民主派往往不完全理解年轻世代的诉求，而香港年轻人则认为老一辈泛民自恃“主流”但目光局限，与新生代脱节。第四、强调讲述香港的故事。对香港年轻世代而言，“本土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诉求，不如说是一种社会文化诉求：他们依托香港文化精英建构的话语来重拾香港的历史、前辈的记忆，并试图将“本土主义”作为整合这些普通、琐碎历史记忆的理论主轴。应当说，同政治诉求相比，这一辈香港年轻人的文化抱负更为明确：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构建起一套完整的“香港本土主义”历史叙述，从而为自己，也为当代香港社会带来全新的身份认同。第五、彰显香港的特色。香港年轻世代眼中的香港是自己独特的家园，而不是一个与其它地区毫无分别的普通城市。因此，当年轻人越来越体会到来自大陆的经济、社会与文化冲击，尤其是当后者对香港社会本土氛围产生同化效应时，他们就会为香港丧失独特性感到焦虑。因此，香港新世代对于“文化同化”抱有极为负面的观感，尤其是在教育、文艺创作等领域，他们更强调香港本土价值，实际上是为了维护香港的特色。不过有香港文化精英指出，香港与内地及世界其它地区不少城市有别的特色其实正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国际化，如若陷于“本土”而遗忘了香港作为国际都市的身份和价值，那无异于本末倒置。对于团结香港文化精英以凝聚年轻世代的建议一直以来，中央对香港政策的重点环节就是增进陆港沟通交流，但是在具体的沟通平台、交流形式和格局上，还是有不少可以改进的空间。针对香港文化精英群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改善与他们的互动，深化他们对内地的理解，进而让他们的转变影响到香港年轻世代。第一、内地相关部门、文艺工作者和学者可以在香港文化精英们所处的本地平台，譬如《明报》、《信报》进行文化层面上的对话和交流，而非仅仅只是在我们内地的媒体平台或者在香港的建制平台，譬如《大公报》、《文汇报》上隔空对话。后者在香港社会文化领域被先天打上了负面观感的标签，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沟通作用。第二、定期邀请香港的文化精英来内地进行交流，譬如书展、剧场活动、艺术活动等，向他们开放文化交流、协作的通道。尤其是目前内地不少地区也面临和香港类似的结构性问题，如历史文化的保存、可持续发展的挑战等等，它们都可成为香港文化精英与内地人士进行专业沟通的切入点。第三、从经济层面给予香港文化精英更多的内地渠道，发表他们的作品、产品，扩大他们的内地市场，从而促使他们在进行专业创作的时候，能够从国家和民族的整体观念进行思考。在此基础上，质量高而格局大的香港文化精英的作品更能为香港社会尤其是年轻人所接受，他们也就有机会借香港文化精英的创作来重新认识内地和陆港关系。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李武忠 2019-04-01 大陆若仍想寄希望于台湾人民，那么农渔民就是重要推手，应该扩大惠农措施，让农渔民更有感，彼此心灵自然更加契合。未来除了策略性采购台湾农渔产品外，不妨考虑以中国大陆为“中转站”，将台湾生产的农渔产品，以低关税的优势卖到东盟及其它地区。 蔡政府上任以来一连串不得民心的举措，终于让原属绿营铁票区的农业县市几乎全数翻盘。蔡英文自以为是的改革，事实上与人民的距离越来越远。当最温顺的农渔民都被逼上街头表达不满时，政权更替就是迟早的事，这再度验证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不变真理。国民党在台湾长期执政，重商轻农，无法有效解决农产品产销失衡、农村劳动力不足、农地不断流失、农家所得偏低、大批农地休（废）耕等问题，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让农渔民相当失望，转而对强调爱乡土的民进党有所期待，终让国民党失去政权。然而在民进党全面执政后，蔡政府虽立即出台了“新农业”方案，并承诺会让农渔民过好日子，但真相是蔡政府所任命的中央农业要员（农委会主委、副主委）多属酬庸性质、派系中人，缺乏农渔业专业与实务经验，加以官员的自以为是，造成岛内农渔产品产销失衡，较国民党执政时更为严重。农渔产品价格几近崩盘，而蔡政府大张旗鼓成立的农产品外销国家队台农发，以及积极开拓的新南向市场均远不如预期，令农渔民苦不堪言。两岸关系的持续恶化，更让农渔民发现原本顺畅的出口管道受阻。同样在渔业方面，台湾远洋渔业遭欧盟黄牌警告已逾三年，至今仍未解除；传统渔场遭到日本官方强制划入；渔船于公共航道遭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国军警强行拦阻、登船搜查、扣押；沿近海渔业资源枯竭，护育成效不佳；养殖渔业则遇到病害侵袭、光电业者争抢鱼塭、外销市场受阻等挑战。面对这些问题，蔡政府态度消极软弱，渔民忍无可忍，终于在“九合一”选举前，发动首次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活动。蔡政府背离民意去年“九合一”选举中，民进党在传统农业县市遭遇到空前挫败，农渔民通过选票，表达了对蔡英文农渔业施政的强烈失望和不满。败选后，蔡英文并没有深刻检讨反省，只是顺势将原本最该负责的副主委扶正，渔业则找来一位退休人士当副主委，完全没有展现改革的决心，让农渔民大失所望。反观高雄市长韩国瑜，上任后努力兑现承诺，当地农渔产品出口屡传捷报，声势持续看涨，被视为蔡英文连任的最大拦路虎。为此蔡通过脸书借去年台湾农产品出口总额突破54.7亿美元、创下20年新高之机，来肯定农委会施政的成果，并以出成绩不是靠口号来暗讽韩国瑜。她将民间业者的努力及中国大陆的克制，视为自己的政绩，这让许多农渔民和学者看不下去，纷纷出言反驳。事实上，岛内农渔产品总出口金额（1,513.9亿元台币）只占农渔业总产值（5,465.3亿元台币）不到三成（27.7％）。去年岛内农产品丰收，政府未预先做好管控暨应变措施，导致发生产销失衡、价格几近崩跌、农民怨声载道、政府束手无策的惨况，以上种种蔡英文似乎都忘记了。而台湾出口数据也显示，中国大陆不仅是台湾农渔产品的最重要出口市场，且去年出口额不减反增，增长幅度达23.2％，远高于其它地区（如日本6％、美国－0.8％、南韩3.7％、“新南向”国家14％）。大陆可成为台湾农渔产品外销推手大陆若仍想寄希望于台湾人民，那么农渔民就是重要推手，应该扩大惠农措施，让农渔民更有感，彼此心灵自然更加契合。未来除了策略性采购台湾农渔产品外，不妨考虑以中国大陆为“中转站”，通过中国－东盟自贸协议，将台湾生产的农渔产品，以低关税的优势卖到东盟及其它地区（中国大陆已与24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16个自由贸易协议），甚至可以依循中国大陆为世界水产加工中心的模式（如进口美国的鳕鱼，经中国内地加工，然后销售到欧洲市场），进口台湾农渔产品当原料，加工后面向全球市场销售，协助打开境外多元通路，让台湾农渔民有钱赚。当前台湾农渔业产销确实存在诸多缺失，多数农民生活苦不堪言。当局不能光靠补贴安抚农渔民来骗取选票，须回归专业治理并落实农地保护、源头管理、强制重要农产申报制度、产销信息实时透明、实施农产分级制及缩减中间费用，才能让农渔业步上正轨。两岸关系维稳对岛内农渔产外销至关重要，原因在于岛内消费市场有限，台湾农渔产品需靠外销来稳定价量，这不仅可以稳定既有的通路，也有助于扩大海外市场占有率。目前世界各国普遍对农业采取保护措施，对进口农产品施以高关税，台湾除靠产品质量及特色取胜外，必须通过与各国签订自由贸易协议（特别是台日、台美FTA、CPTTP），才能获得低关税甚至零关税的优惠，进而提高农渔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而维持两岸关系的和平稳定，避免中国大陆掣肘，亦是台湾加入区域经贸组织的重要关键。以目前蔡政府的作为，两岸关系没有最坏，只有更坏，而原本可以有发挥空间来争取民众认同和支持的在野国民党，却自陷泥淖，不敢如韩国瑜般对“九二共识”主动表态，让台湾民众想不出让国民党重新执政的理由（2020“总统”大选不会只能在两个烂苹果中选一颗比较不烂的）。目前国民党内有意投入2020“总统”选举的老面孔究竟是正午的太阳还是快落山的夕阳，民众心里有数，可惜当局者迷，没有自知之明。这些人想谋取大位的目的，不是想造福百姓，而是为了权力与私欲！台湾农渔业的挑战与机遇台湾贸易自由化要求大幅开放岛内农渔产品市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这势必对农渔产品造成压力。政府应该积极引导农民建立生产风险意识（避免一窝蜂），生产具本土特色产品（如金钻菠萝、菠萝释迦、夏雪芒果、黑珍珠莲雾、台湾毛豆等等），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食用安全来争取消费者认同，并提高对本土品牌的忠诚度。值得关注的是，在台湾仅与少数国家签订FTA的情况下，其农渔产品进口金额就已高达158亿美元，几乎是出口金额的3倍。这些进口农渔产品对岛内产品的销售暨价格已经产生负面影响，甚至产生替代效果，恶化本地产品的销售。蔡政府在积极推动加入区域经贸组织的同时，却未对此提出具体因应对策，这样持续下去恐将引发农民更大的抗争行动。台湾从2002年入关以来，虽设立千亿元农产品受进口损害救助基金，计划全面进行农业结构调整并提升农业竞争力，然而这么多年过去了，钱也花光了，台湾农业在面对贸易自由化挑战时依旧软弱无力，显示蓝绿无论谁执政，大量补贴、救助、酬庸、保护，永远是政客农业施政的首选。执政党为了选票只给农渔民止痛剂而不寻求根治良方，让病情持续恶化，使农民无法承受外来风雨的冲击，民怨会在台湾底层持续发酵扩大。台湾农渔业产值固然占GDP比率偏低，但是它属重要的民生产业，直接影响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对台湾政坛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蔡英文想寻求连任的话，必须取得农渔民的支持，只是农渔民期盼两岸关系能保持稳定，在蔡英文亲美抗中的主调下，这将难以实现。而主张“九二共识”是两岸互动定海神针的韩国瑜，在农渔村受民众支持程度远胜于蔡英文。蔡必须举全党之力围剿韩国瑜，扫除其连任最大拦路虎。大陆不要给统派帮倒忙预计蔡英文将通过抗中来刺激中国大陆官方，诱使陆方做出激进言行，激发台湾人民同仇敌忾的精神，进而顺利连任。鉴于大陆与台湾农渔民通过ECFA已经建立良好的营销通道，大陆在既有基础上若能因势利导，扩大惠农措施，以具体的成果来展现对台湾农渔民的关怀，仍可以翻转2020的“总统”大选选情。美国介入台湾“总统”大选的态势明显，若大陆干预过度反会引发台湾民众的反感。同样，大陆官方应该自我克制，不要给蓝营帮倒忙，不要有刺激性的言行，不要给蔡英文扭转劣势的机会，千万别成为蔡“总统”连任的最佳助选员。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自创 2019-03-25 藉由云端协同的互动及串联，其产值势必逐年倍增，香港实应发挥“1基地+2中心”的平台优势，将医疗协同产业经济做得更好。 日前，香港西医工会会长杨超发提出跨境医疗协同(Medical Tele-Collaboration)的政策主张。在国家发展“互联网+”产业经济的大格局中，医疗协同方案正好能促进中港两地（尤其是大湾区）业界的共同参与，并加入创新的云端协同科技，以提升对民众的医疗服务。云端协同作业系统特区政府正在积极研究港人到粤港澳大湾区退休的可行性，并推动有关配套措施。鉴于现时市面上的远端诊疗方案流于粗疏，医生掌握的医疗仪器数据不充足，而数码设备如手机及平板（计算机）的资讯安全亦有潜在风险，对病人的私隐保护不周，香港西医工会正与一间香港的科研企业合作，推出云端协同作业系统(Collaborative Cloud Operating System, CCOS)，应用于医生之间的远端交流。在可预见的未来，常住于大湾区的港人，只需到参与计划的大陆医院（诊所）就诊，就可经由主诊医生与香港医生互动。彼端会将医疗仪器的读数档案（包括CT MRI及X-Ray等）在云端先行解码，再由此端的医生通过计算机（电脑）联动查看，这样两地医生就可以实时讨论病情病况，以拟定最好的医治方案。即使将香港先进的医生、医疗经验引入大湾区，也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因为香港医生惯用的处方药物，都采自外国药厂，并非内地医生可用及惯用的药品。兹以退休后居住于大湾区及在内地工作的港人（或外国人）为例，一旦罹患疾病，因需要处方惯用的外来药品，最终都要长途跋涉回港看医生开药。如果应用云端协同系统(CCOS)以施行联合门诊（远程会诊），这样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在病历资讯安全方面，由于CCOS是以云端协同作业为基础，所以，协同方（彼端）之计算机在诊疗结束后是不会保留记录的，而所有的完整记录则会保存在邀请方（此端）香港医生的云端服务器内，只有在病人同意授权之下，及经参与医生的计算机（影像及数据）传送，两端的医生才可登入查看。大湾区医疗融合2018年初粤港澳三地政府签署《卫生与健康合作框架协议》，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经济的融合及发展规划，已经逐步实施。香港医疗业界指出，大湾区已启动的医疗协同产业，有望一马当先，成为三地产业合作的引领标杆。医疗协同指产业性的互联及融合，是由跨地域的两地医疗机构（如医院、诊所），在互联网“协同”平台上建立的医疗健康技术合作、门诊合作、培训合作，以及医药及医疗器械等产品合作的互动串联机制。这个机制，将形成中港医疗卫生健康行业之全面进出口的合作。近几年来，中港两地已有专家提出区域医疗融合的想法，也有不少医疗机构试图推行，但效果很有限。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互联网在传统技术上的“云”与“云”之间，难以互通及协同，几乎每个“云”，都有自己的数据标准，难以对接及转换，从而形成各自的医疗平台，是属于规模较小的各自协同局面。相对而言，中港两地跨境（区域）的医疗协同，在技术上，需要既能包容各医疗机构之保护数据的要求，又能使不同的数据标准都能自动在协同平台（或称之环境）上被导入，及被应用，只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云端协同技术，才能被两地的医疗机构普遍应用，从而形成较大规模的医疗协同产业格局。搭建跨境医疗平台一旦完善医疗协同机制，必能推动香港成为具“1基地+2中心”优势的医疗平台。一，医疗人才培训基地。长久以来，香港医疗资源并未向大湾区业界开启足够的互动窗口，也没有因应需求成为医疗人才的交流及培训基地。在医疗人才的交流及培训方面，香港凭借地缘位置及“一国两制”，本来比台湾、新加坡有更多的优势，但结果台湾、新加坡发展内地市场反而做得比香港好。内地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内地互联网医疗市场整体规模为365.3亿人民币，未来3年复合增长率约60%。即使内地医疗机构已有近百万家，但“看病难、医疗人才不足”始终是事实。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数据显示，中国每6,666人才有1名全科医生，而国际标准是每1,500至2,000人就要有1名全科医生。因此，除实时实地的人才培训之外，借由互联网培训更多的医疗人才，也是时势所趋。近年来，在医疗人才之实时实地培训和互联网培训方面，内地的费用支出已逐年增加至相当大的比重。由于人才培训方面急需突破，每年政府划拨给医务管理教育的款项、医药企业用于医生教育的市场费用、及医生用于培训的个人花费，竟然高达260亿人民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香港在线医疗资源的优势显现，若能将医疗协同妥善应用于人才培训，香港势必成为大湾区最重要的医疗人才培训基地。二，跨境医疗旅游中心。不久前，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曾表示要发展医疗旅游产业。专家指出，近年来内地跨境（赴海外）医疗旅游需求激增。根据内地旅游网站携程网发布的《2016在线医疗旅游报告》，参加海外医疗旅游的人数较2015年增长5倍，超过50万人次，人均消费超过6.14万港元（5万人民币），而另有资料显示，香港位列全球八大热门医疗旅游胜地之一，只是排名尚落后于日本、韩国、及台湾。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跨境医疗旅游的产值超过300亿港元，其中跨境医疗服务的市场规模约30亿港元。专家指出，发展大湾区医疗旅游产业，最重要的，还是包括远程会诊、体检、健康服务等在内的医疗协同，香港医生水平极高，香港医院有许多内地尚未引进的医疗设备、药品、疫苗等，此外，香港的医疗督管较严格，私院床位空置率高，过去港府及业界不懂宣传，导致资源浪费。众所皆知，包括恶性肿瘤、脑血管疾病、心脏病、糖尿病、肝病等在内的各种慢性疾病，已成为内地城乡居民疾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资料显示，城市与农村因慢性疾病引致死亡的比例，分别高达85.3%及79.5%，鉴于慢性疾病的危害，藉由云端协同以推动跨境医疗旅游，为内地病人提供另一优质的诊疗环境，对香港而言，实具极大的发展空间。三，跨境医疗服务中心。一般而言，所谓的医疗服务，是指医院（诊所）或医疗技术人员向病人提供的健康服务，包括诊疗、体检、健康管理等，而内地之跨境医疗服务机构，可划分为三类：（1）传统跨境医疗服务机构，例如盛诺一家、迈德瑞等；（2）海外医疗服务机构之内地办事处，例如沃迪康、梅奥诊所等；（3）互联网跨境医疗服务平台，例如春雨国际、微医等。上述三类，传统跨境医疗服务机构起步较早，数量也较多，但互联网跨境医疗服务平台有普及化的发展趋势。迹象显示，目前传统跨境医疗服务机构在不断优化线下服务的同时，也在搭建更好的线上服务平台。事实证明，内地民营医院及医疗旅游业的发展，也同时推动跨境医疗服务的兴起，据2017年国家旅游局出境数据显示，包括香港、泰国、韩国、日本、美国等海外医疗供应（服务）来源地中，以香港的医疗供应人次位居第一，2015年已达4,584万人。其次是泰国的793万人次，韩国则以611万人次排名第三。多年来，香港领先的医疗服务实力，足以成为内地最重要的跨境医疗服务中心。助力香港创新科技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云端协同架构，香港更可以衍生发展人工智能及大数据创新科技产业，例如，AI可以利用人脸识别等技术及大数据的应用，为中港两地之病人提供医疗系统的准入资格，为病人提供世界级的医疗（健康）服务，而利用AI的翻译功能及“聊天机器人”的设定，可以在这类特殊的医患沟通场景中提供便利的服务。已有专家指出，未来10年内，中国的跨境医疗市场及相关产业的年产值有可能超过数千亿港元，出现包括医疗人才培训、跨境“医疗旅游”、及跨境“医疗服务”等产业链，而香港毗邻中国内地，拥有最大的产业发展机会。总而言之，藉由云端协同的互动及串联，其产值势必逐年倍增，香港实应发挥“1基地+2中心”的平台优势，将医疗协同产业经济做得更好。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9-03-15 降息窗口期选择在2019年首季经济数据披露之前，同时下调基准存贷利息，并收缩存贷利差，比较契合当前国内和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在降息通道中创新利率、汇率等市场机制，可有效推动中央“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目标的达成。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效渐现，进入攻坚阶段需要有勇气及时破解在各种规划中未能预见的僵局，如稳定增长还是预防滞胀、稳定投资还是控制货币、稳定外贸还是维持汇率、稳定消费还是促进就业、稳定房地产还是防范通缩、降利息成本还是维持利率水平。面临诸多两难选择时，货币工具仍然是解决问题最为关键的钥匙之一，它对调节消费、投资、外贸，促进利率、汇率、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和配置，破解“三去一降（利息成本）一补（中小民企业融资）”中多年累积的痼疾，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新时期需要把握好其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自洽和统一。货币金融政策边际效用下降当前货币政策边际效用递减，出现局部或结构性失效现象，特别是货币传导机制和渠道陷入僵局。近年来，央行对MLF进行了结构性操作，并创新出TMLF，多次普惠化和定向化降准，并辅之以窗口或口头指导引导市场利率下行，但中小企业特别是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难以缓解。在降准后又意外重启巨量MLF投放，同时提升这一工具的利率，明显促生了市场利率上升的预期。去年国庆期间利用定向降准置换到期MLF，被市场认为是在价格和数量上收割商行“韭菜”。在存准率维持高位的情况下，重操MLF这种备受争议、异化为高利率的再贷款衍生工具，副作用非常明显。虽然此举旨在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商行将流动性注入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民企，但从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的角度观察，此举没有完全站在货币中性和部门利益中性的立场，掩饰不了利用此类工具与商行做交易的嫌疑，投放的流动性同此前一样，主要流向地方政府平台、国企和房地产。最近全球央行对下一步加息多在犹豫或观望，诸多信息显示全球加息通道已走到分水岭边缘，今年首季启动单边降息通道是大概率事件。中国央行也在利用传媒隐晦地暗示不排除“降准+降息”组合，以稳定社会融资增速和引导市场利率下行。然而连续多次降准和出售各类MLF累积的长期流动性，并没有明显缓解融资难和融资贵问题，在局部或结构上还加剧了此类情况。在行政和监管措施方面，持牌理财子公司的开业同样不能促成市场利率下行和缓解中小民企融资难，靠行政命令低息巨量放贷或口头劝导银行压低利润率，终会导致市场主体的普遍反感。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短期内成效不大，直接融资增量杯水车薪，远水解不了近渴，稳定投资增长率和缓解融资问题仍然需要依托商业银行系统。存准率高企与MLF频繁投放悖论从社会资产负债表的负债端看，商行承担上缴的存准资金成本，扣除存准利息，相当于商行为存款业务支付的“牌照税”或“负债税”；从资产端看，存准率与商行放款的信用倍数或财务杠杆率、利息收入成反比。MLF类工具与存准率对缩放商行放贷或信用能力方向相反，两者均可定向化或结构化操作。央行多年来向商行出售MLF的最终资金并非全部由开动印钞机器产生，而主要来源于商行缴纳的存准，也即央行在利用商行长期存放的低利率法定存款，向商行发放利率更高的中期流动性贷款。商行资产端的存准与商行负债端的MLF利差，在央行报表上体现为其负债和“利润”或权益增加，其增加的权益应主要用于央行救助商行和调控社会流动性时的成本开支；在商行报表上表现为机会收益的法定减少，相当于额外向央行缴纳了一笔税款或费用。存准和MLF在流动性管理方面是一对方向相反的工具，在具体操作中如何搭配需要颇费一番思量。法定存准升降一般需要提前报批国务院，而MLF是央行部门借鉴英国货币监管当局在再贷款工具基础上创设的，视社会流动性择机预调、微调。增加央行权益并不是央行与商行一切资金交易的目的，但在存准率长期高企的情况下，放弃法定存准和再贷款操作，不考虑商行降低财务成本和杠杆的阶段性任务，频繁出售天量的MLF流动性，从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提升质量效率、增强商行资本内生的角度看，其实是一对矛盾的任性操作，存在法理及财务逻辑上的悖论。 在宽松货币环境中工具操作不宜引导利率上行我国货币在美国次贷危机后长期处于宽松状态，社会流动性充足，但利率水平居高不下。在表内信贷增长受到日益严格的资本约束下，商行通过拓展表外资产负债业务，获取非息收入弥补利息收入增长的缺口，这与市场压力有关，也与存准率长期高企相关。自MLF类创设以来，商行购买央行中期流动性的息差在持续收窄。在货币市场上，商行与央行质押式回购交易也存在利差缩小的趋势，社会流动性处于季节性短暂紧张时，7天逆回购利差趋于零，甚至出现倒挂。在去杠杆进入稳杠杆、结构性降杠杆阶段后，货币政策从稳健中性转向适度宽松或合理充裕、松紧适度。由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天量避险资金在货币市场、同业市场空转，并没有按照政策意图流向实体部门。对于政府引导金融机构助力扩大中小微民企融资的良苦用心，社会各界特别是市场主体仍领会不到位。这说明政策工具边际效应不高甚至失效，个别定向区域投放的流动性仍在流向地方融资平台或房地产行业。在长期事实上“宽货币”的环境中，社会期待出现的可持续“宽信用”预期，需要央行向商行提供正向激励，节制事实上提高短中期政策利息的工具操作频率，并考虑增加长中期低成本流动性的组合工具供给。国家财税部门需要拿出真金白银引导市场主体，按竞争中性原则，一视同仁地支持各市场主体，并向中小民企适度倾斜，为稳定经济金融全局创造宽松的财税环境。引导利率下行应对中美贸易摩擦目前中美贸易摩擦渐趋白热化，将货币工具纳入国家治理的范畴，利用降准替换MLF类存量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有利于增加商行长期用于中小企业放款的资金来源，更有利于引导社会融资利率下行，增加消费、稳定投资和出口，特别是可对冲贸易纠纷中美方强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无论适度宽货币还是宽信用，都需要货币当局提升各期限流动性调节工具的操作能力。宽信用需要微观主体不仅在履行社会责任上被动配合，更要善于运用市场机制，激励微观主体产生主动配合政策意图的动力。在美联储持续加息、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以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上行，并非稳定出口、稳定投资、稳定消费、避免出现滞胀与通缩的适宜选项。创造长期流动性适度宽松、市场利率下行的环境，更有利于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和居民消费成本，避免经济增长受制于中等收入陷阱威胁。缩小MLF规模、降低再贷款系列创新工具利率势在必行。当然在引导利率下行中，需要提前对人民币汇率和跨境资金流动性进行压力测试和制定预案措施。降息比直接刺激内需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从历史的角度看，引致我国经济波动和货币超发的主要影响因素是投资。政界和学界前辈对此早有警示，如“建国后基建软约束膨胀导致财政赤字是货币超发的根源”；“建设规模要与国力相适应”；“基建投资年年有赤字是不行的，因为年年用发票子来搞基建，到了一定时候，就会爆炸”；“建设资金供求矛盾是实现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关键”。当前，除控制基建规模、改善投资结构外，严格管制地方债务规模是财政和货币当局共同的重中之重。长期以来，境内消费是容易被忽略的重要领域，也是我国经济的结构性短板之一。提振消费活力的措施较多，除形成强大国内市场、促进消费升级外，降息是将部分住房储蓄存款转化为消费的长效必选项之一。通过常态化降准可为降息提供适宜的货币环境，在降准通道中择机降息是全球金融界的共识之一。2019年，美国受固定资产折旧成本上升、国债规模持续上升、贸易赤字不减反增等因素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可能开始下行，并由加息周期转向降息通道。中国大陆择机降息可有效对冲美国未来降息、中美贸易赤字持续增长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我国已有多次压力测试和外汇跨境流动管理经验，不必担心降息后外储流失和外资减少。当前需要善于运用预期管理工具，为未来多次降准与一次降息的货币政策组合做好铺垫。降息窗口期选择在2019年首季经济数据披露之前，同时下调基准存贷利息，并收缩存贷利差，比较契合当前国内和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在降息通道中深入创新利率、汇率等市场机制，可有效推动中央“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目标的达成。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罗世宏 2019-03-04 解除两岸战争风险，方能开创两岸共存共荣的和平统一前途，这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责任。台湾不应妄自菲薄，更不该害怕与大陆坐下来谈统一问题，而大陆则应该更有自信一点，只要大陆敢于朝着民主自由道路上向前一小步，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就必定能向前一大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年初在《告台湾同胞书》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谈话，提出五点呼吁（以下简称“习五条”）：第一、携手推动民族复兴，实现和平统一目标；第二、探索“两制”台湾方案，丰富和平统一实践；第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和平统一前景；第四、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夯实和平统一基础；第五、实现同胞心灵契合，增进和平统一认同。习主席在谈话中强调，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问题的本质是因民族弱乱而生，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两岸应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开展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达成制度性安排。在充满温情的喊话中，习近平也不忘强调，大陆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并非针对台湾同胞。“两个不接受”和“四个必须”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罕见地在当天下午召开记者会，明确以“两个不接受”和“四个必须”响应：台湾不接受“九二共识”，也不接受一国两制，大陆必须正视中华民国台湾存在的事实、必须尊重2,300万人民对自由民主的坚持、必须以和平对等的方式来处理双方之间的歧异，以及必须是政府或政府所授权的公权力机构“坐下来谈”，任何没有经过人民授权、监督的政治协商，都不能称作“民主协商”。最后，蔡英文更呼吁大陆“勇敢踏出民主的脚步”。双方其实大多是重申过往的说法，并没有太多新意，但“习五条”清晰传达出大陆方面解决台湾问题的急迫感，蔡英文的响应则是首度公开拒绝“九二共识”。其后，大陆国台办批评蔡英文“完全暴露顽固坚持‘两国论’的政治本质”，陆委会则直指国台办说法“只证明北京当局无法面对中华民国仍然存在的客观事实，更证明其欲以‘一国两制’消灭中华民国的野心。”双方这一轮的唇枪舌剑，让两岸关系不进反退，甚至加剧了紧张和对立。蔡英文实时且强势的回应，刚好撞上第二天绿营独派大佬（彭明敏、吴澧培、李远哲和高俊明）发表要求蔡英文放弃寻求连任并交出行政权的公开信，意外地突出了蔡英文在内外交迫局势下仍然坚定维护中华民国主权的立场，这不仅让她的民意支持度瞬间暴增，也让她走出因为去年底地方选举惨败而辞任民进党主席的政治低迷局势。数日后，显得更加自信的蔡英文在与国际媒体记者的聚会中指出，台湾的核心利益是明示拒绝“一国两制”，因为“九二共识”已被北京定义为“一国两制”，不再有过往所谓“创造性模糊”的空间，并且期待台湾所有政党“不要再讲‘九二共识’”；其次是明示两岸会谈必须以“政府对政府”的形式进行，陆方不能绕过台湾民主机制，更不能藉此分化台湾内部。台湾应如何善解“习五条”？双方的口水战意义有限，在各自表述既定立场并且满足各自的内部需求之后，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恐怕是：与其无济于事地误解或负面解读“习五条”，不如善解“习五条”对两岸关系的意义，并且想方设法将两岸关系重新导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在台湾各党派政治人物对上述相关谈话的解读中，我以为马英九、韩国瑜和施明德的表态最具建设性的意义。马英九指出，一国两制在台湾没有市场，必须清楚强调“九二共识”就是“一中各表”，不能打模糊仗，因为这攸关两岸和平发展前途。不过，他也呼吁大陆媒体不要再对“一中各表”做无谓攻击，因为有“一中各表”的空间存在，两岸和平交流才得以发展。此外，马英九也再度重申他在2018年11月“马习会”三周年时抛出的“新三不”：除了不独不武外，依据宪法既有架构，不统应该调整为“不排除统一”，“统一的问题不是不能谈，但要和平的统一、民主的统一”。同样，新任高雄市长韩国瑜所谓“两个不要怀疑”的表态，也很有意义：“不要怀疑共产党必须收复台湾的决心”、“不要怀疑台湾人民追求民主与自由的决心”。韩国瑜强调，这“两个不要怀疑”一直不停地碰撞、磨合、消长，怎样小心翼翼地处理其间的关系，对台湾人民是“生死大事”。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通过脸书批评，台湾所谓口号“独派”不要一听到“一国”、“一中”就抓狂，徒显智浅量狭，还自以为是“最爱台”；他强调，两岸必须心平气和协商“一国”的制度安排，到底是联邦、邦联、国协或其它的创新形式。他呼吁两岸领导人不要一直隔空喊话，徒让后代子孙讪笑。此外，中研院院士项武忠和国史馆前馆长林满红亦分别公开撰文提出“中华邦联”构想，提议两岸应共组中华邦联，各自拥有联合国会员席位，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享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回顾台湾历史，想要当家作主的台湾意识是素朴与具有正当性的，但也从来绝对不等于台独建国意识；更进一步说，乡土爱与祖国爱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可以也应该是兼容共存的。中国崛起（或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需要以武力统一台湾自证，台湾民主与中国统一也不应该成为水火不容的对立物：大陆必须认清统一不能操之过急，武统只会造成亲痛仇快与难以弥补的永久分裂状态，以中央对地方的“招降”姿态在现今民主时代完全不可行，并且应以具体行动推进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相对而言，台湾也有责任证明其所追求的是和平统一，而非阳奉阴违地追求和平独立，甚至挟洋自重地担当美国与西方世界（包括日本）遏止中国崛起的马前卒。和平统一，两岸都有责任两岸分治70年来，各自承担了百多年来的民族苦难，没有谁比谁更不悲情，也没有谁比两岸同胞更应看见与理解双方的艰辛。更进一步说，此刻是两岸兄弟最不需要对立冲突、甚至兵戎相见的时代，毕竟双方都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未曾取得的傲人成就：台湾打破了中国人不适合民主的“宿命论”或“素质论”，而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就同样惊人，但两岸却在这个历史转折当中渐行渐远，心灵距离难以弥合，甚至仍有可能意外地走上兄弟相残、家国崩析的最坏道路，这岂非人间最大的憾事与怪事！最后，虽然双方都有责任，但大陆毫无疑问是两岸和平统一前景的主导力量。到目前为止，大陆祭出的所谓经济“让利”或“穷台”手段，其实都未能对症下药，也无法真正解开两岸始终无法展开和平统一协商的死结。摆在眼前的现实是，政治问题无法用经济手段解决，最终还是必须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无论如何，大陆应该与台湾坐下来谈，启动签订两岸和平协议的协商。除非两岸真诚面对彼此，否则统独只不过是假议题：解除两岸战争风险，方能开创两岸共存共荣的和平统一前途，这是两岸中国人的共同责任。台湾不应妄自菲薄，更不该害怕与大陆坐下来谈统一问题，而应该在协商中有耐性地推动大陆民主化，最终实现两岸人民都能接受的“统中有独、独中有统”的理想境界；而大陆则应该更有自信一点，毕竟完全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法理台独，只是台湾极少数人的主观追求（依政大选举研究中心过去25年来的民调结果显示，支持“尽快独立”的人最多不超过7.8%，最低则为3.1%），而且客观上也完全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只要大陆敢于朝着民主自由道路上向前一小步，两岸和平统一进程就必定能向前一大步。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亮华 2019-02-26 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全新命题，提高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无疑是题中之义。破解这一课题对提升整体经济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能够起到夯实基础的作用。 2018年中国GDP增速6.6%，为28年新低，但最终消费支出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6.2%，比上年提高18.6个百分点。这表明消费作为稳定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地位进一步巩固，彰显了内需消费对中美贸易摩擦与投资结构性缺陷的重要弥补作用。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除了强调“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之外，还首次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这一全新命题，提高内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无疑是题中之义。破解这一课题对提升整体经济水平、推动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能够起到夯实基础的作用。忽视内需消费是结构性短板改革开放特别是加入WTO后，投资和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较快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且资金、外需、技术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度较高。进入中高速增长常态化阶段后，一些供给侧的结构性矛盾在改革中逐渐浮现。当我们需要内需增长稳定经济增长时，逐渐发现内需存在短板问题，消费在平滑经济增长波动、应对外部需求冲击、宏观经济供求再平衡中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彰显。在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启动内需消费，对冲外需对产能供给的冲击，这应该放在重要且紧急的位置。内需消费不振的国际因素其实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长期存在，只是被经济较快增长的光环所覆盖。这一冰山的浮出与中国当前及长期所处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存在较大的关联。特朗普上台后，WTO规则遭遇的挑战加大，中美贸易冲突凸显，中国大陆出口条件迅速恶化，影响企业对经济增长及营商环境的信心或预期。再往前追溯，分享WTO边际红利和出口环境舒适区的转折点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目前全球金融危机尚未结束，可能只是步入了尾声阶段或正酝酿新一波危机。美国在反思内政的同时，把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归咎于不公平的国际贸易，特别是对华贸易。众所周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采用“超常规”手段如量化宽松（QE），试图应对这次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这产生了一些副作用，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甚至引发了其它形式的社会经济类危机，如中产阶级的反抗、民粹主义抬头、欧洲债务问题等等，解决全球社会经济再平衡问题更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难题。中国大陆在加入WTO后，更加深入地参与并影响了国际经济秩序的建设，但在全球产业链中总体上长期处于低端位置，中国就业人口的收入普遍偏低。在次贷危机国际合作中，中国推出大规模的投资刺激计划，衍生了产能过剩、脱实向虚等供给侧结构失衡问题，更是加剧了居民收入不平衡问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高消费人群数量极为有限。在寻找新动能和增长点，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时，新出现的老龄化、少子化等人口问题，更是将消费问题推上社会关注的焦点。内需消费不振的国内因素政府和社会已普遍注意到了许多相关因素。从分配的角度看，首先，随着市场机制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深入发展，企业利润增长压力挤占员工工资增长空间，这一现象可能长期存在，只不过在不同阶段可能出现缓解与激化交替现象。其次，税收占社会财富的比重在较长的时间内持续上升，意味着企业和居民税负上升，制约了企业工资成本、居民可支配收入与税收增幅同步。从社会民生的角度看，社保费率的上升和征缴规范力度加大，给企业和居民都增加了财务压力。劳动人口呈负增长，影响企业用工成本控制，人口抚养比上升，增加家庭总体负担。从房地产的角度看，高房价消耗了一度高速增长的居民储蓄。居民消费信贷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按揭，导致这几年居民杠杆率上升较快，家庭还本付息支出增速高于家庭收入增速，对家庭消费形成排挤效应。综合施策，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解决内需问题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的精神，需要以终为始、关注结果的行动原则。即使出台的措施短时间内会占用较多的政策资源，如果长期看能取得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那么就要坚定不移地着手推进落实。税收改革是助力消费振兴效用最大的一把钥匙。大幅度减税降费，持续提高企业和居民的可分配收入份额，改革消费税制，大幅降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税率，这样才能大力激活内需消费。规范全国房地产管理政策，让全国居民有稳定的预期，避免出现房地产泡沫。以稳定房价为长期目的，分城施策，强化政府服务意识，淡化管控思维，清理短期调控政策，加强政府房屋租赁服务，同时处理好短期政策手段和居民长期预期之间平衡。大胆放宽城市居民参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条件。可将农村宅基地流转建设作为切入点和重要抓手，发展农村养老、旅游休闲等服务业，在确保农民安居乐业的前提下，激活要素，激活市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大涉及民生产品的进口力度，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和升级迭代，提高居民消费质量。与此同时，改善和优化民生消费产品的生产和流通环境，对一些境内外价格倒挂的商品，创造政策条件比如减少或取消出口退税，鼓励相关企业更多转向境内销售。

張望 2019-02-25 近幾年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較多地強調軍事和經濟崛起，但卻忽視了以外部世界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講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解釋我們的文明可以提供何種藥方來醫治當前困擾世界各國的管治危機。一個國家真正的崛起，不能僅僅強調政治和軍事力量，更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激起普世各國共鳴的核心文明價值。從這一點來看，在中美角力不斷升溫的今天，「日本經驗」，無疑仍值得中國謙虛地學習。 日本，對中國人來說，永遠是繞不開的話題。2010年，中國GDP總量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着國力迅速提升，中國人開始關心日本人如何看待自己。媒體的對日論述經常不自覺地強調中國經濟規模已是日本數倍，期待中國經濟實力轉强能贏得日本尊重。同時，涉日評論也漸漸瀰漫着一股「輕視日本」的風潮。人口老化，無緣社會，隱蔽青年，數落日本的文章在網媒隨處可見，彷彿這個島國已無藥可救，日本模式不值一提。然而，有趣的是，今年春節長假，日本依然是中國遊客海外度假的首選之一。一個真實的日本，在國人的印象中是：面向大海的無人小站，大雪飄揚下的溫泉足浴，精緻可口的新鮮料理，安全舒適的住宿環境。「日本是否值得中國學習」這命題的答案，在民眾層面似乎早已不言自明了。社會穩定 再分配制度減貧富差距不可否認，即將送別平成時代的日本面臨諸多嚴峻問題。少子化，老齡化，制度僵化，都是一時難以解決的老問題。但是，審視他國，不能總盯着別國的短處。多關注他國優點，有助於本國發展程中少走彎路。更何况，當前日本面臨的問題，不只是日本的問題，而是所有發達國家在經歷了爆發式經濟增長後必然面對的困境。日本，作為最先面對後物質社會的國家，值得耐心觀察。常年研究中國和日本的美國哈佛大學學者傅高義（Ezra Vogel）教授數年前來早稻田大學訪問，曾經不只一次提到：相比美國，日本社會的一大魅力，就是社會穩定，貧富差距小。在當今因財富分配不公而出現政治動盪的歐美國家的角度來看，日本並沒有出現嘩眾取寵的排外右翼政客上台，是一個例外。重視平等的日本社會，本來就極為注重通過社會再分配制度控制貧富分化，保證社會發展的整體穩定。如果我們用測量社會貧富分化狀態的基尼系數來標準看（低於0.4屬於社會穩定），日本長期處於0.3的狀態，遠遠低於中國的0.46（2017年數據）和香港特區的0.539（2016年數據）。難怪不少人戲稱，日本才是接近社會主義的國度。今年10月，日本將正式實施幼兒教育和高等教育免費，又是一新例。學日本低調不當頭 着重軟實力在外交方面，日本刻意低調的姿態，也值得中國參考。由於二戰慘敗，日本在戰後一直唯美國馬首是瞻。這個戰略有其無奈之處，但真真確確也是日本政治菁英的主動選擇。日本，可以說是最早實踐韜光養晦的國家。主張輕軍備，重經濟的「吉田主義」，就是日本版的不當頭，但這並不是說日本無所作為。我們可以看到，戰後日本的軟實力，例如流行文化與和平主義形象，在許多國家深入人心。2017年以來，在鼓吹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入主白宮後，日本意識到對美一邊倒的侷限，在短短一年間調整戰略，構建了「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係協定（CPTPP）」和「日歐經濟伙伴關係協定（EPA）」兩個自由貿易陣地，即維護了自身經濟利益，也避免直接挑戰美國。同時，也正是由於日本國內治理的出色表現，日本的形象在國際間評價甚高。在全球護照排行榜上，日本護照可免簽進入190個國家和地區，名列前茅。需構建各國共鳴核心文明價值當然，中國和日本各有各的國情。中國是東亞的核大國，而日本是二戰戰敗國，中國不可能如日本般過多考慮美國的感受。但是，中國，仍是一個將強未強的國家。在自身尚未足夠強大的情况下貿然向守成大國（status quo power）發起挑戰或引起守成大國的猜疑和圍堵，不利於中國的和平崛起。自鴉片戰爭以來，我們的文明的確遭到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侮辱。然而，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不能總懷著受害的心態來看待世界。近幾年來，中國在世界舞台上較多地強調軍事和經濟崛起，但卻忽視了以外部世界可以理解的方式來講述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思想精華，解釋我們的文明可以提供何種藥方來醫治當前困擾世界各國的管治危機。一個國家真正的崛起，不能僅僅強調政治和軍事力量，更需要構建一個能夠激起普世各國共鳴的核心文明價值。從這一點來看，在中美角力不斷升溫的今天，「日本經驗」，無疑仍值得中國謙虛地學習。文章轉載自2019年2月22日《明報》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9-01-31 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于“渐进务实、混合体制、解放活力”。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建设一个政社分开、理性自治、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主题，从而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做好铺垫。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现代化历程。迄今为止，国家的主要工作集中于经济体制改革，而高速经济发展在社会领域引发了大量日趋严重的矛盾，个权、法治、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未成年人保护等领域均发生恶性事件。民众对政府侵权、资本滥权、司法腐败、社会不公、贫富悬殊、社保匮乏、医疗教育市场化等现象强烈不满，导致社会紧张加剧。改革开放船到中流，需要国家及时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秘诀在于“渐进务实、混合体制、解放活力”。在坚持一党执政的前提下，改善民生，保障民权，建设一个政社分开、理性自治、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应该成为改革开放下一个40年的主题，从而为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做好铺垫。独特的中国道路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径明显区别于西方模式。如果从西方发展理论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么它是世界现代化历史中最特殊的个案之一，西方既有的现代化理论无法有效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中国社会确实经历了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普遍现象，比如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法治化、科技发展、教育普及、贫富差距加大、资本阶层势力膨胀、个人身份危机等等，但也出现许多明显的独特现象，比如一党执政的巩固、国有企业的壮大、混合经济的成功、监察权的扩张、民权被暂时压缩等等。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资本僭越等现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则完全避免了。从中国自身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与清末洋务运动存在诸多可比之处。最大的差别在于，改革开放之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打造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清末改革与民国发展都缺乏强大的中央权力，导致外敌不断入侵，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签署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最后国家陷入全面抗日战争，因此救亡图存成为近现代中国的时代主题，中华民族失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时机。中共稳定执政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在经历了30年的探索之后，中国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力，打破束缚思想的桎梏，扫除阻遏发展的障碍，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事业。它对于中华文明的深刻影响，在中国历史上惟有春秋战国时期可与之媲美。改革开放前40年聚焦于经济改革，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社会各界达成共识，未来顺利深化社会改革，中国可能成长为一个活力焕发、创新精神洋溢的社会。在社会改革过程中，中共仍然会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中国的城市化走出了崭新道路。中国特有的体制让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拥有巨大优势，迅速扩张的交通网络将广大的偏僻乡村融入市场化、城市化大潮中，迅速改变了传统的乡村结构，城市的生产关系被重新建构。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时代，中国社会的快速网络化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新现象。移动互联网渗透到城市和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让不同社会背景的人可以在同一个互联网平台上交流和交易，加快了经济要素和各种信息的流动，既促进了市场的扩张，又重新形塑了传统的价值观。崛起的中国中产阶级具有不同于西方中产的属性。中国社会的城市化、工业化、收入增长、教育普及、新媒体传播造就了庞大的中产阶级。他们对个权的维护，约束了政府权力的行使，抵制了少数资本家的横行霸道。村民选举对农民工起到教育作用，让其增强了权利意识。然而，以儒学为基础的古代科举制在现代中国被重新建构，尊师重教和勤奋学习的传统被发扬光大，以诗文或八股取士的传统则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以现代科技知识、专业才能和学术贡献分配政治和经济资源，在相信按劳分配的同时，按才分配被中国中产阶级普遍尊重。他们倾向于通过增长才能而不是激进政治革命来改善生活环境。改革开放伴生的社会问题独特的发展道路产生了独特的社会问题，伴生了大量社会丑恶现象。官员腐败愈演愈烈，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三农问题难以解决，农民工被制度性打压，隐性失业严重，地区间经济发展失衡，社会治安恶化，黑恶势力猖獗等是各界经常诟病的问题。若干看似并非社会问题的现象特别引人瞩目。首先，中国经济严重依赖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核心技术；第二，西方意识形态入侵，造成社会成员在价值观上的混乱和困扰；第三，金融资本通过赌场一样的股市收割韭菜，导致分配不公和广泛争议。其实，它们在本质上还是由中国的社会政策缺陷造成的。农民工问题凸显了工业化过程的社会政策困境，呼唤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改革。快速工业化催生了庞大的农民工队伍，他们及其子女要求改善劳动、生活、教育和社会条件。农民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后，生活不稳定甚至出现生存危机，包括失业、减薪、子女就学难、突发疾病、工伤事故、丧失工作能力、无法享受退休金等等。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快速增加，既有的城市功能无法满足其要求，阶层分化日益悬殊，社会矛盾显性化引发不同程度的社会不稳定，这就要求政府和社会自身积极作为，缓解社会紧张。民企地位是近期引起各方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践基本上否定了西方政治学中经济自由化必然带来政治自由化的理论，经济自由化巩固而不是削弱了中共的权力。在改革开放初期，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以同国有企业合资为主，国企的力量被壮大，压缩了民企的空间。虽然民企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但在市场准入、审批许可、招投标、融资等事项上，待遇远不如国有企业。我们不能把改革开放仅仅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政策，而应当视其为社会范式的转换。改革开放由不同的行为者推动，包括政府、农民、工人、学生、学者、个体户、民企、国企、家庭、社会组织等。他们在改革开放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影响了国家、社会、社区的变迁。这种变迁衍生出种种崭新的社会现象，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态，而解决问题的迫切性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因此，改革开放的下一步需要挖掘所有社会成员的潜力，找到解决社会难题的钥匙，激发社会活力，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新动能。重新认识福利政策任何社会改革，既要考虑国家的财政能力，平衡各种利益集团的诉求，也要充分考虑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心理等因素的影响。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历史长期积淀的产物，是政策落地的文化土壤，而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则是政府决策必须考虑的社会基础。“均贫富”的思想在中华大地根深蒂固，中国的先辈对社会公平与正义投入了极大关注。中共前领袖毛泽东对平等矢志不渝的追求，更是强化了中华文化中的财富平等思想。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高度重视财富平等，通过各种政治和社会方案确保民众经济平等，以求政权长治久安。这是中国任何一股政治力量都必须慎重对待的政治现实以及可利用的资源。民族国家的成员既是公民，更是同胞。民族国家的责任之一是帮助同胞、照顾老幼病弱，因为这是民族国家的道义基础。民族国家除了维护秩序外，还有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福利的义务。民族国家不是权贵的私器，而要服务于所有合法公民的利益，要保护弱势群体，特别是未成年人和老人。工业化产生的劳动者贫困状况，不仅危害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和谐，更对民族团结与融合产生毁灭性的破坏作用。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确保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消解其后顾之忧，解决其生活的基本问题。福利政策可以规避社会动乱，维护社会安定，不仅在经济上，更在政治上加强公民的民族和国家认同。欧洲是福利国家的发源地，在福利政策实施方面有许多挫折和经验，值得中国借鉴。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大量严重的社会问题，欧洲各界逐渐在对弱势群体提供国家救助上形成共识，最终各国通过立法建立起政府救济、社会保险、公费医疗、义务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直接改善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福利国家较好地维护了社会公正，提高了中下层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实现了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平衡，确立了合理分配财富的制度，规定工人的劳动时间，建立了强大的工会，把国家救助与劳动者自助相结合，从而大大减少了社会紧张程度。福利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纵容不劳而获者现象，因此被批评为“养懒汉政策”。然而，经过改革的福利政策可以是一种生产要素，意味着福利政策并不一定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左右为难。全球化和知识经济要求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发展生产性福利模式，它的主要特征在于，福利着眼于未来人力资源投资，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收入再分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校长吉登斯总结了生产性福利政策的指导原则，主张尽可能地投资于人力资本，而不是仅仅直接为弱势群体提供经济支援。这种生产性福利政策有利于让经济发展和国家财政具有可持续性，让产业保持竞争力，其操作的核心在于激活人力资本，减少非生产性、非就业福利支出。北欧国家在21世纪的实践证明，福利不仅仅是社会保护措施，更是有效的社会投资。北欧福利国家已经从保护性福利模式向生产性福利供应模式过渡，其成功的经验是提供优质的免费教育，为国民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提高劳动力素质，为企业提供高技能、高生产率的劳动力。北欧国家以儿童为中心的社会投资战略更是赢得了各界的共同支持。解放活力，以社会改革促进经济发展 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相辅相成、互为支撑。中国赶超发达国家，发生剧烈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渐进务实，循环往复，不断积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在于获得核心技术。这需要解放社会活力，让有才能的年轻人、具备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有机会在市场上获得成长空间。社会制度创新的难度显然不亚于中共建政和改革开放，但益处良多，不仅能维护社会稳定，降低治国理政成本，更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成功的社会转型，可以为经济生产提供自由流动的优质劳动力。社会改革的内容和结构，在推动经济发展中起到关键的作用。社会改革的核心在于建立一个自由流动、活力张扬、勇于创新、素质领先的全国性劳动力市场，培养个性化、思想新锐、拥有先进科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劳动者，为科技、文创、金融、贸易、专业服务等各行各业供应优秀且富于创新能力的人才。就当前而言，国家可以先从以下几个方面解放社会活力，实现社会改革突破。首先是教育改革。教育要面向企业，面向前沿科技的发展，面向未来社会的转型，经过培训的学生走向社会后，才能高效工作，富于创造力。美国打压中兴、华为等企业，让世人明白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痛苦。中国经济若要掌握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就必须尽快获得自主研发能力，而这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教育体系来支撑。当前的教育制度无法满足这一要求。对核心技术、创新知识、高端制造与服务的需求要求教育系统与时俱进，提供善用知识、富有创意、灵活变通的劳动者。中国现在急缺的是拥有创意和创造能力的人才。面对21世纪的挑战，教育系统应建立一个连贯而灵活的架构，适应各种改变，照顾学生和学校的不同需求，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天赋的人员随时可以进入学校接受培训，以多元化的课室、教学方法、评估模式，针对学生的特质，提供个性化终身学习服务。其次是民企平权。中国以公有经济为主体，但这并不妨碍国企和民企在市场上公平竞争，拥有平等的机会，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现在国有企业得到银行和金融机构的照顾，而民企融资在多方面受到限制。在市场准入方面，应该敞开大门，允许民企特别是中、小、创民企低门槛进入市场。中国要与美国竞争，就需要优化社会经济结构，拓展新的经济领域，创新商业模式。在这些新兴领域里，依赖垄断、靠行政命令生存的国企，并没有太强竞争力。只要国家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同等地位，民营企业便可以充分发挥生存能力强、灵活性强的优势，在市场化竞争领域里比国有企业更有优势，国家就更有活力和实力与美国竞争。第三是户籍改革。农民一直是改变中国最重要的社会力量。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陶尼基于对中国农民的研究，认识到农民在中国社会快速变迁中的重要性，曾提前十余年准确预言中共在大陆的胜利。现在即便是最偏远的中国乡村，也已经通过互联网与城市和市场零距离相联，加上身处城市的农民工传回家乡的信息，中国的农村已经被卷入现代化的洪流。少数在城市成功的农民工，回到家乡，开办工厂或商店，为家乡带来了资金、经验和技术，也带来高涨的个权意识。他们反复追问：美好生活的机会向外国人开放，向城市居民开放，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向作为国民一分子的农民开放呢？类似于南非历史上种族隔离政策的中国户籍制度，在现代化洪流冲击下，已经难以为继。第四是国籍改革。面对美国的打压，中国迫切需要吸引大量高科技、高素质人才为国服务。当前中国大量人才滞留海外，而僵硬的国籍政策妨碍了他们与国内的交流。许多海外人才忠于祖国，始终不放弃中国护照，却被剥夺了内地户口，无法获得二代身份证，他们在内地交流和生活的权利被限制。目前的绿卡制度，给绿卡持有人以基本“等国民待遇”，本意是吸引原籍中国的高层次留学人员与海外华人、外国人才，不过却并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社会改革有助于我们巩固民族凝聚力，培养国家认同，建构中华命运共同体。站起来，让中国人经历了血与火的淬炼；富起来，让中国人付出了环境破坏和贫富分化的代价。要真正实现强起来的目标，我们必须培育中华民族血浓于水的亲缘关系，以钢铁般的意志排除特殊利益集团的阻挠，推进社会改革，激活国民活力，建成更强大的民族国家，给每一位努力工作的同胞都提供一个公平竞争和发展的机会。文章原载於《多维CN》第42期，作者为天大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