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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慧生 2017-02-10 特朗普是自战后以来被逐渐边缘化但从未消失的“另一个美国”的继承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重新回归到美国主流政治中并占据主导地位。长达70年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结。 过去一年多来，人们对特朗普的最大误判是相信他是一个不靠谱但务实的商人——他缺乏外交经验和明确的外交政策，但也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取向和外交立场，因此会用一种实用主义的方式来为世界政治和经济带来新的机遇。在1月初的一次访谈中，基辛格认为特朗普的世界观尚未形成，意味着他需要时间学习和了解外交事务而逐渐能够和现有的机制相融合。1月20日之后的短短几天时间，特朗普就已经用一系列总统命令向世界显示，他言出必行，执意推行他的竞选承诺，不打折扣。最说明问题的是他重新主张使用水刑逼供，而此前传言他听从国防部长提名人马蒂斯的劝说已经放弃此念头，曾让很多人相信他并不固执，而是有学习能力和灵活性。这并不是说特朗普真的能够完全成功实现他的想法。目前为止，他完全依赖总统行政命令来实现他的竞选诺言，尚未提出任何法律来试探国会的忠诚。但至少，共和党人在美墨边境筑墙和限制中东移民两大问题上的态度反转已经显示出他们无意冒犯特朗普。如一位共和党议员在被质问为何食言时所坦承：“11月8日改变了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所有发生的事情表明，特朗普并非如很多人此前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善于用极端言语作秀的投机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个判断并没有错。但“投机主义者”和“作秀”这些标签容易让人忽视或低估他的行为背后根深蒂固的世界观、以及这些世界观可能带来的危险。特朗普的19世纪世界观早在2016年初，几份新闻报告已经明确地指出，反观他从1980年代末以来的言论，特朗普的世界观其实极为清晰，而且30年来几乎一以贯之。他的“美国优先”原则基于三个方面。首先是对美国盟友的愤怒。他长久以来反对美国承担国际责任，抱怨盟友占尽美国便宜，而美国从中一无所获。其次是对国际自由贸易体系的不满。他声称不反对贸易，但他一直是坚定的重商主义者，对所有美国签署的贸易协定都持反对意见，认为美国在战后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中吃亏。他拥护贸易保护主义，对保护主义可能引起的贸易战不屑一顾。再次，他对自由民主价值几乎没有任何好感，相反，他崇尚强人政治，对普京的强权政治极为推崇，对普京打压媒体、入侵克里米亚等各种行为视若无睹。而所有这些观点的基础是对国家间共同利益的否定和对美国维护战后全球秩序的国际责任的拒绝。很多批评认为特朗普的就职演说是在重复他的竞选言论，了无新意，也缺乏政策细节。这些批评却没有意识到，他的演讲辞与他过去三十多年间的观点一脉相承，是他长期以来的世界观的一次重要总结，是他的政治宣言和未来行动纲领。换句话说，决策者们最值得重视的是指导他们决策的世界观而非政策本身。如果特朗普的这些观点只是代表他的怪异个性和浅薄无知，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的上台视为一个历史偶然而祈祷一切能终究过去。即便如此，他的个性和他的世界观的相互影响完全有可能将他推到一种危险的位置。在9·11事件发生前，没有人会相信毫无外交经验和兴趣的小布什会成为战争总统。权力本身足可以改变人的认知和行为，何况是发生在特朗普这个对权力有着强烈嗜好的人身上。除此以外，真正令人担心的是，特朗普的这些世界观并非是美国外交传统中的异类。相反，这些观点长久以来被深藏在美国人的潜意识中而没有机会得到展现。回顾历史，特朗普的各种政治口号几乎没有一个是原创，大部分可以在1980年代-1990年代的美国政治讨论中找到原型，而那时候正是特朗普的政治观点开始形成的时期。“让美国重新伟大”是里根在1980年代初的竞选口号。在美墨边境筑墙的想法来自于1990年代初的共和党候选人布坎南，当时被称为“布坎南之墙”。而“美国优先”也是布坎南的竞选口号。再往前推，早在1940年代初，游说集团“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一度左右美国政府对介入二战的态度。而在共和党内部，保守派领袖罗伯特·塔夫特（Robert Taft）强烈反对美国对英国的战时援助，并在战后反对杜鲁门的贸易开放政策。尽管他自己是反共人士，塔夫特却反对针对前苏联的遏制政策，认为美国在西欧并不存在国家利益。同时他也反对北约的建立。尽管塔夫特之后很少有重量级的美国政治家对美国的盟国政策给出详尽而全面的抨击，特朗普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世界观在塔夫特之后却从未断绝。布坎南在1990年代初竞选中的极端排外主义观念显然对特朗普有深刻影响。换句话说，特朗普是自战后以来被逐渐边缘化但从未消失的“另一个美国”的继承人，在今天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时期重新回归到美国主流政治中并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当代的“保守主义”或者是冷战时期的“法西斯主义”等标签都不能准确地描述他的世界观，因为他的 “美国优先”主张的最核心部分是在19世纪大行其道的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原始重商主义。由此而言，希望特朗普上台后重新拥抱国际主义外交政策，让美国继续承担全球秩序的责任，这种想法显然无视历史，而1月20日之后的现实已经将这种幻想彻底打碎。人们当然有理由寄希望于美国的制衡机制和国际社会的压力能够将特朗普的行为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但是美国民众愿意把权力交给一个明确宣称要破除美国领导的世界秩序的人，仅仅这一事实就足以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巨大的不安和随之而来的各种躁动已经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不论是美国盟友还是对手都在紧张地准备着各自的应对。简单地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意味着长达70年的战后世界秩序正在接近终结，意味着美国人自杜鲁门以来坚信的一个世界观正在被摒弃——和平繁荣的世界是美国繁荣强盛的基础。这个历史性转折对任何一个对国际秩序有着善意期盼的政府都不会是一个好消息。孤立主义将美国退回到“正常国家”很多支持特朗普的人曾在竞选期间认为，回归孤立的美国无意再干涉国际事务，因此会更为热爱和平。这是极为天真而又危险的一种思维。19世纪的美国远比二战后的美国更热衷于战争，也更热衷于为本国的经济利益而诉诸于战争。相比之下，二战以来的美国从未因为自己的本土受到威胁或因为贸易摩擦而参与到任何一场战争当中。用美国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的话来说，美国在战后参与的几乎所有战争都是“非必选的战争”，都是为了防卫别的国家或维护全球秩序的一些原则。美国在欧洲和亚洲驻军长达70年，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直接攻击，而是为了保护盟友。卡根认为，这是有违传统国际关系常理的一种现象——从来没有哪个国家为了如此微薄的显性回报，承担起种种看起来和自己极为遥远的责任。这当然也是特朗普无法理解和容忍的行为。从卡根的角度来讲，原因很简单：美国从来不曾有过真正的孤立主义，将自我隔绝于世界之外。长期以来，美国像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奉行的是国家唯我主义——以狭隘的方式定义美国利益（例如贸易赤字），同时避免承担国际责任，但当这种狭隘的国家利益受到侵犯时会毫不犹豫地诉诸于战争。换句话说，孤立主义时代的美国是一个“正常国家”，曾像所有传统国家在过去漫长的人类发展史当中那样思维和行事。但20世纪上半叶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和二战后的重建改变了美国对自身利益与国际秩序之间关系的认知，促使美国放弃了19世纪的重商主义，选择了卡根所说的“非正常外交政策”，通过保护盟友来维护开放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在19世纪，这个盟主角色曾由大英帝国扮演，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则是当时一个并不特别友善的重商主义者（尽管与当时的德国相比要温和得多）。20世纪初期，当周围的世界崩塌时，美国拒绝承担全球责任，独享自己的繁荣。今天，特朗普和他代表的美国人希望把美国拉回到的那个世界，拉回到“正常”的外交政策模式中，相信美国可以在一个岌岌可危的世界中保全自己的利益而不会付出代价。无论历史证明这种认识多么荒唐，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不可避免地将会把其他国家推回到“正常”的传统国际关系范式当中，刺激国家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回归，让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各类国际制约机制被弃之一旁。贸易保护主义、资本的“再国有化”（renationalization）、民族主义、军备竞赛等等已经开始在激化某些区域冲突。不论与美国是敌是有友，很少国家能在这个逆流中获利而不付出代价。对中国来说，除了日渐脆弱的全球经济体系和各种激进主义带来的威胁外，另一个明显后果是特朗普上台后带来的中美俄三角关系和东亚各国关系的变化对中国未来的国际地位和战略安全格局产生的直接影响，将改变中国过去几十年来的发展路径。更明确地说，中国过去多年来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即将消失。衰落的美国将是一个危险的美国最危险的因素最终来自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美国优先”的孤立主义原则虽然让美国明确放弃国际责任，但并未让美国放弃利益。相反，在世界重返丛林后，孤立的美国会对自己的利益更为看重，对他国的利益也更为敏感。虽然已经没有力量统领全球，今天的美国仍有足够能力造成破坏，实施打击报复。如一个受伤的野兽，一个失去自信而放弃责任的帝国会越来越促狭乖戾，越倾向于用蛮力来解决争端，甚至只是为了发泄不满，或挽回颜面。特朗普在任何一个角度和层面都是这种狭隘个性的经典写照，这在他的过去几十年的行为言语和他最近的就职演说和决策中表露无疑。特朗普也许是这个衰落帝国的产物，也许是这个帝国衰落的催化剂，或者二者兼具。无论如何，他的上台只会让这种危险倾向更为突出。用英国经济学家马丁·沃尔夫的话说，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原则正在将美国变成一个流氓国家，用经济战欺凌令他不满的任何国家。其结果是摧毁掉美国一手缔造的国际体系，让世界崩塌为一种各方都不讲规则的贸易政策。长久以来，人们习惯于讨论“修昔底德陷阱”或者“金德伯格陷阱”，把目光聚焦在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矛盾，却很少意识到，终究，决定国际秩序的最重要主体在于守成大国，在于这个大国在相对衰落的时期能否用坦诚平和的态度去面对日益多元化的国际权力分配格局和自身力量的局限性，在不造成破坏的前提下积极承担能够承担的责任，引导其他国家共同维护二战以来人类社会用巨大代价换来的国际秩序和各种制度安排。没有人会反对美国把自己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她事实上一直如此。但特朗普的零和思维显然远远超出过去很长时期以来美国所遵循的底线。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世界需要的不是一个强大而“孤立”的美国，而是一个强大而“自律”（self-constrained）的美国。这是二战以来国际社会实现和平繁荣的关键，也是美国迥异于以往帝国，能以规则而非仅靠武力来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不幸的是，特朗普先生似乎缺乏理解这个道理的大智慧，而世界也只能准备好应对他将带来的破坏。作者为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本文首发于FT中文网并获作者授权转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7-01-27 回顾过去的2016，展望新的2017。 宏观环境将发生新的重大变化2016年国际风云变幻、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为今年中国经济新变化埋下了种子。从内部看，中国工业品价格超预期上涨，表明工业部门去产能取得实质进展，也反映中国宏观经济的供给收缩明显。思考中国增长问题不能单纯从需求面分析，还要考虑供给面收缩带来的宏观层面变化。国际上，特朗普当选增加了新变量，将与国内因素共同改变金融危机以来的低利率、弱增长和金融不稳定格局。低利率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名义利率有所上升，而真正对经济活动产生影响的实际利率仍处下行通道。中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6%上升至目前的3%以上，但由于通胀回升，实际利率反而下降，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今年将出现“脱虚入实”，低利率对增长将变得有效。过去几年低利率和宽松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效果不大，根本原因在于资金实际成本大于投资回报，企业不愿借钱投资。然而，中国实际利率已经开始小于资本边际回报率ROIC，PPI的回升是ROIC回升的先导指标，此次PPI的回升已使得 2016年年化ROIC（5.29%）水平小幅超过去年5.27%。金融市场不稳定格局将持续，市场波动性将上升，需要预防金融风险。2017年全球货币供应边际趋紧，美元汇率变动可能超预期，导致新兴市场风险上升。短期看，美国加息、美元走强加大人民币贬值压力，可能迫使货币当局收紧货币政策，降低风险偏好，预计2017年人民币贬值幅度（5%）小于2016年（7%），外汇储备持续下降，政府被迫强化外汇管制。中期看，人民币仍有贬值压力。经济实现弱企稳概率较大经济弱企稳是指增长窄幅波动，向下空间不大，但同时也难以看到增长上行。2011年以来，扣除基建、地产、金融外的增长下行相当明显，2016年下行幅度尤为显著。虽然近期经济企稳脆弱，但也不乏基本面的支撑，特别是供需失衡的矛盾有所好转，预计2017年中国经济可能实现弱企稳，预测经济增长6.6%，CPI增长2.1%，而PPI全年可能前高后低，中枢在2.3%左右，明显高于去年的-1.6%。今年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实现弱企稳？除了实际利率降低开始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作用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的供需矛盾已经极大地改善了，也就是说宏观经济的基本面有所好转。由于供给侧持续收缩，宏观经济的行业和微观基础发生改变，制造业去产能明显。通过2016、2017年PPI回升，预计存货投资对于GDP贡献将提高至2%以上。从各项具体的经济活动来看，向下的因素仍然存在，但同时有利的因素在增加。首先，房地产投资拖累增长的幅度可能不大。房地产投资滞后于新开工，2016年新开工增长对于后期的投资有一定领先性，结合在建工程的持续性，预计2017年地产投资虽有所下滑，但影响GDP同比增速不到0.2个百分点。其次，预计基建投资在广义财政扩张的支持下，仍将发挥对冲老产业投资下滑的作用。预计2017年基建投资增长18.5%，财政、准财政政策仍将扮演重要作用，而第三批PPP示范类项目再创新高（1.17万亿），主要集中于交运和市政领域，也将利好未来基建投资。再次，外贸出口可能超预期。预计2017年外贸增速回升，美元计价下出口或将回升至-1.6%，人民币计价下出口或回升至5.7%。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出口负相关并具有一定领先性，2016贬值预计将拉动后期出口回升。消费增幅可能下滑，拖累增长。地产下游家电、装修等领域占消费比重相对不高，因此预计明年消费受地产下滑影响相对有限。汽车购置税优惠政策力度下降，可能引起汽车销售增速（5－7%全年）下滑。预计2017年消费增长9.1%，较2016年10%下滑1个百分点左右。货币政策收紧和结构性改革带来机会按照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2017年的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原则。今年中国经济应该抓住机会，适当收缩货币政策，改变金融危机以来金融行业（包括房地产行业）泡沫化发展的倾向。我国金融化程度2005年以来呈现出持续上升的势头，2015年底达到了8.3%，高于英美的水平（7%）。今年金融领域的工作重点需要从过去的加杠杆转变为去杠杆，这样既可预防金融风险，又能促进资金脱虚入实。货币政策需要从去年的中性偏松转为今年的中性偏紧。建议供给侧改革要更加注重实效，由于国内外不确定性增加，在中共十九大即将召开之际，改革的步伐不宜过大，需要积极而稳健。从根本上说，要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结构性改革是全球面临的选择。只有结构性改革才能改善增长，提高投资回报，提升自然利率水平，最终让货币政策发挥作用。对中国而言，其主要问题不是经济增速下降，而是增速下降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而未来全要素生产率能否提升取决于未来的改革进程。去产能要吸取煤炭行业的教训，有色、化工、建材、造船等领域去产能要更多依靠市场进行，同时配合去产能、债转股，加大国企兼并重组力度。创新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需要从模仿战略走向创新战略。创新带来的增长在中国经济中的贡献将越来越高。当前宽泛的计算发现新经济部门对于GDP的拉动作用为2.2个百分点，贡献率为33%左右，宏观政策需要适当调整，促进新经济发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裕庆 2017-01-24 台海两岸的交流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我们发现目前的两岸交流现状并不尽如人意。如何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落实到台湾普通人的幸福梦，这是大陆当局必须正视的问题。 针对两岸关系发展，习近平主席最近提出历史性的六点意见。第一，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第二，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第三，推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第四，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第五，增进两岸同胞福祉。第六，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六点意见是台海局势稳定的压舱石，为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明确了方向。台海两岸的交流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对照习主席的六点意见，我们会发现目前的两岸交流现状并不尽如人意。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而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在于迄今为止的两岸交流过度凸显了对台湾资本阶层的让利，忽视了台湾基层民众的利益和价值诉求。如何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落实到台湾普通人的幸福梦，这是大陆当局必须正视的问题。两岸交流要走群众路线笔者经常参加两岸交流活动，发现这些活动有时会被特定组织垄断，根据该组织本身的喜恶选择参与人员。不少交流活动过于照顾台湾权势人物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政党和工商界人士，导致台湾普通民众没有机会就两岸关系发声。这些参与两岸交流的人员无法体会基层人民的生活需要，也拒绝为台湾基层民众发声，如此大陆与台湾民间出现越交流越疏远的反讽局面。更重要的是，我们常常在不同交流场合看到老面孔，而台湾底层百姓却没有机会来大陆走一走，看一看。 如果两岸交流变成台湾少数人的特权，那么这样的交流活动根本无法全面、深入发展。 针对两岸交流的群众路线，笔者有以下建议。第一， 建议陆方针对两岸交流活动实行比例制，保证台湾基层民众有足够代表参与，通过走“群众路线”来赢得台湾普通人对中国的认同。第二，建议陆方面向台湾基层民众，创办新型交流活动。交流活动的议题可以更生活化，邀请方式更公开化，形式更通俗化，从而走进台湾基层百姓的心里。第三，建议陆方少请来自党政和社团组织的老面孔，多与台湾新面孔接触，听取他们真实的意见。只要参与人员不发表“台独”或“独台”言论，大陆都应该欢迎他们来大陆“走亲戚”，听他们聊聊台湾普通人关于“柴米油盐”的故事。这样的两岸交流才是契合大多数台湾百姓生活的贴心活动。如果两岸交流活动真正走上群众路线，那么台湾就会有成千上万个洪秀柱站出来，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效力。两岸交流要立足于台湾本土文化当前的两岸交流活动多由大陆主办，组织者对台湾本土文化缺乏了解。今后陆方应根据台湾当地民众习俗与个性来做出适当安排，采用尊重台湾本土文化的新型交流方式，避免因文化冲突而产生的越接近越反感的现象。以台湾南部本省民众为例，笔者曾在台南新营长期居住，对台湾南部本省老百姓的习俗和民风有亲身体验。来到大陆后，发现大陆官方和人民对台南文化存在诸多误解。台南当地人并不具有大陆人所认为的闽南文化性格，而更多的是如同大陆北方百姓一般，直来直去，有话直说，个性豪放，勇武好酒。在遵从中华文化与民俗宗教方面，台南人并非仅仅崇尚闽南文化，反而更多的是认同闽南以外的河洛文化、古中原文化以及日本文化传统。建议未来在安排两岸交流前，陆方应该彻底了解台湾当地百姓的民风与习俗，开发个性、兴趣与习俗相投的交流，使之成为活络两岸关系的新方向。两岸人民的心灵契合，终究要通过亲密的感情联系来建立，而不是依靠“假、大、空”的研讨会和访问。鼓励台胞融入大陆社会除了给予台胞“居民待遇”外，大陆也应多鼓励台胞到大陆生活与工作，参加大陆的各种社会活动，让他们亲身了解和体验大陆社会的飞速发展。大陆可以采用激励机制，用学分与三好学生等奖励鼓励台生到大陆交流，或是用颁发荣誉市民与税务优惠政策等方法奖励认同中国的台湾民众，这样就可以在台胞中传播社会正能量，吸引越来越多的台胞参与和融入大陆社会，让台湾同胞与大陆同胞一起为中华大家庭做贡献，实实在在落实两岸一家亲的政策。在大陆生活的台湾同胞本身应该主动融入大陆社会，甚至应该有愿意到农村服务的精神，让自己的能力发挥在祖国土地上，让自己的努力能成为中华复兴的一部分，而不是整天在沿海都市区的台湾人社区内固步自封。大陆对台胞的照顾与台胞对祖国的责任应该是双向的，是相辅相成的。正如美国总统肯尼迪所说：“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而先问自己能为国家做什么？”台胞应该在追问大陆如何给自己更多福利之前，先问问自己为祖国大陆能做出什么贡献。支持台胞公开反台独在大陆生活的台湾同胞不仅是两岸交流的桥梁，也天然是反击台独势力的生力军，应该主动“扛大旗”，承担起为民族发展而反独促统、澄清谣言的重要责任。当各种反华与分裂势力诋毁祖国时，生活在大陆的台胞，尤其是各种协会的台胞领袖，更应当仁不让，通过撰写文章、参与辩论、公开宣讲等方式澄清错误，反驳谬论和力挺“一个中国”原则。笔者发现在大陆伸手要福利的台胞很多，但愿意主动扛大旗帮助大陆的却很少。依据两岸一家亲的原则，看到同为家人的大陆同胞被误解被欺负，台胞当然有责任澄清事实，反驳谣言。特别是那些在陆台胞社团的领袖们，除了要照顾台胞生活与工作问题外，为祖国仗义执言，公开反独促统，也是其当然的职责。对大陆不足的地方，我们要直言相劝，并提出建设性的改进意见；对大陆在各个领域的进步与发展，我们要向全世界宣传。无论是坚持群众路线，还是两岸同胞互相融合与支持，都是基于人民立场，既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为人民服务的原则，也与孙中山先生的博爱精神一脉相承。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两岸同胞以亲如一家人的同理心互谅互让，以家和万事兴的方式了解各自的诉求与困难，这样两岸经济和社会融合才能大步向前，大陆和台湾同胞才能像一家人一样共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两岸人民福祉。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何建宗 2017-01-24 过去数年，笔者与超过20名现任和前任的问责官员和高级公务员进行访谈，对问责制的实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尝试描述香港问责制的特点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 距离2017年3月26日第五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不足100天，无论是坊间传言的几位大热门人选，例如林郑月娥、曾俊华、叶刘淑仪，还是其他人当选，新一任特首都需要处理同一个问题：如何通过遴选主要政治委任官员机制来建立班底？政治委任制度（又称“问责制”）实施了十多年，坊间评论都是以批评居多，包括制度本身和个别官员的素质问题，但能够从香港实际政治地位出发并提供切实可行建议的研究却寥寥可数。过去数年，笔者与超过20名现任和前任的问责官员和高级公务员进行访谈，对问责制的实施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本文尝试描述香港问责制的特点并提出一些对策建议。在大多数国家，问责制的出现有两个前提：一是政党通过普选轮流执政，二是管治团队由公务员和政治委任官员两部分组成。在殖民统治时期，香港的公务员管治团队分别来自英国和由港英政府培养，由英国派来的港督也是来自公务员系统（最后一任彭定康除外），因此问责制并不存在。回归后，香港根据基本法进入民主化时期，行政长官由香港人选举产生，但《行政长官选举条例》规定行政长官不能拥有政党背景，就算将来落实普选，相信有关规定也会保留。“问责”一词源于西方政治学概念accountability，意指向某人或机构负责。问责在公共行政范畴的应用则更为复杂，可以是宪制上的安排或跟权力来源有关。“责任”的意思涵盖“从事公务的权力和能力”、“向问责者提供数据和解释的义务”及“对个人的行为承担后果”。政治问责主要包括“垂直问责”和“水平问责”两个方面，前者指官员向执政党或公众担责，后者指行政机关向立法机构担责。具体情况取决于当地法律和宪法规定。香港的问责制有其独特性。香港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由中央政府任命，即使以后实行普选，也必须如此。作为香港特区的首长，行政长官向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肩负执行基本法、落实“一国两制”的责任。司局长属于基本法中的“主要官员”，全部由行政长官提名，中央任命。他们的权力来源和行政长官是一样的，即问责对象除了特首和市民，也包括中央人民政府。随着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兴起，很多原来政府从事的职能纷纷转移到法定机构或政府委任的组织（例如香港的港铁、医院管理局或房屋委员会）。这些法定组织的优点是可以在政府资源的支持下，以比政府部门更有效率的模式运作。然而，从香港的例子可见，部分法定机构的管治水平参差不齐，所属政府部门不一定能够驾驭，而法定机构表现并未如理想的话，问责官员仍然是被追究的对象。2014年，港铁涉嫌向政府隐瞒广深港高铁超支延误事件便是一例。当时备受舆论批评的是运输及房屋局局长，而港铁的行政总裁虽然提早离职，但仍可得到相应酬金，并没有惩罚措施。与西方国家比较，香港问责制的特点是前公务员比例偏高，而政党代表的比例偏低。典型的英式问责制是下议院议员兼任问责官员，领导常任制的公务员队伍。美国总统制下的问责制，则更多倚重社会各界专家、学者和商界人士组阁。特朗普即将提名埃克森美孚行政总裁蒂勒森出任国务卿，是其中一个例子。香港的情况比较特殊，首先香港没有足够的政治人才，而在行政主导的体制下，民选议员未能累积足够的行政经验。在没有“执政党”的情况下，作为职业公务员（大部分自大学毕业一直在政府任职）的政务官是对政府运作最熟悉的群体。香港政务官大约有600多人，占公务员总数约百分之三，但却肩负领导整个公务员团队的重任。自2002年开始，问责制历经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三位行政长官。数据显示，前公务员始终占问责官员最大比例。以司局长级别而言，曾荫权任内比例高达六成，董建华和梁振英政府也有约四成，其余官员则主要来自学术界、商界、专业人士和政界。值得注意的是，政党人士在问责官员当中比例十分低。以本届政府为例，只有五名问责官员（含司局长、副局长、政治助理）有政党背景，司局长当中只有两人，占总数八分之一。理论上，香港虽然没有执政党，委任较大政党进入行政机关有助于政府议案得到通过。然而，香港的政党成员加入政府架构后不但难以施行党内的政策，也与政党关系变得疏离。这有违政府希望透过委任政党成员使政策更容易得到该政党的立法会议员支持的本意。而有政党身份的问责官员在向其它政党（尤其反对派政党）争取支持方面，面对的困难比非政党官员更大。问责制运行至今，一个最大的迷思，是公务员“政治中立”与是否“从事政治工作”的关系。事实上，笔者从多名受访者得知，公务员过去一直有从事所谓“政治工作”，公务员“不从事政治工作”是香港回归以后才出现的说法。一直以来，公务员要严守的是“政治中立”。根据《公务员守则》第三章“操守准则”，公务员须具备八项操守，其中包括“政治中立”。其重点在于：不论本身政治信念如何，公务员必须对在任行政长官和政府完全忠诚；在履行公职时，不得受本身党派的政治联系和政治信念支配或影响；公务员不能以公职身份参与党派的政治活动，不得把公共资源用于党派的政治目的；以私人身份参与党派活动时，须避免引起与公职身份有实际、观感上或潜在利益冲突，不会使政府尴尬等等。实际上，公务员“政治中立”和从事“政治工作”并不产生矛盾。回归以前，公务员就需要向立法会和区议员解释政策，进行联络传媒等方面的工作。政府内部也有民政事务署人员处理地区工作，新闻处人员负责传媒联系等等。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政策局，公务员都会协助问责官员对议员和持份者进行游说工作。所谓公务员不从事政治工作的说法，使问责官员和公务员重分工，轻合作，未能形成一支有效应对恶劣政治环境的团队。公务员不隶属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规定也是另一个值得商榷的安排。西方国家有成熟的政党政治经验，其问责官员有能力带专家顾问进入政府。反观香港，政治人才不足，公务员不隶属副局长和政治助理使后者难以顺利展开工作，这对于需要在局长缺勤时署理职务的副局长而言，影响更大。除此之外，加强问责官员办公室的资源和人手配置，对他们提供更全面的培训，都有助于他们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复杂的政治形势。根据《“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央授权特区实行高度自治，但对属于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也有监督权。香港主要官员的问责对象除了特区，还包括中央政府。最近有意见认为，中央对主要官员除了任免权，还应该有监督权。这种监督权通过什么机制行使，会对现有问责制产生什么影响，是香港问责制日后发展的一个关注重点。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兵 2017-01-20 2016年国际形势动荡多变，意外频发。2016年中国外交高度重视、积极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2016年国际形势动荡多变，意外频发。世界经济低迷不振，英国脱欧让人始料不及，特朗普赢得美国大选，中东乱局交替升温，恐怖势力蔓延扩散，逆全球化思潮日益显现，国际格局调整步伐加快。纷乱的国际形势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和不稳定性，引起国际社会普遍忧虑。对于中国来说，关键是在“乱局与变局”中把握大局，在激烈复杂博弈中维护利益，在世界经济转型中助力发展，在全球治理变局中引领方向，负起大国担当，抓住机遇，克服挑战，努力推动国际格局更加和平、稳定，引领国际秩序更加公平、合理，使世界朝着繁荣安全的方向发展。外交理论、外交话语不断成熟2016年中国外交高度重视、积极推进外交理论体系创新。理论创新是中国外交行稳致远的保障，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必然要求，为全球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做出了中国贡献。中国外交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把握潮流，构建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提出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观，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合作共赢的国际秩序观，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正确义利观，以深化亚非合作、拓展南南合作、推进南北合作为核心的合作观，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系统阐述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倡导构建金融、贸易投资、能源、发展等四大治理格局，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描绘了“中国路线图”。这些都充实完善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为快速发展的中国外交及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加强了对外交话语权重要性的认识，加强了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明确提出建设对外话语体系任务。首先，近年来中国在推进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的同时，取得了更多话语权。中国丰富的外交实践时时刻刻都在产生着“中国理念和中国故事”。其次，中国在国际机构中的话语权不断提高。目前大国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是制度话语权之争，在国际机构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第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权建设发挥了独特的优势。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传承，不忘初心和继续前进的改革精神，生机勃勃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成为中国外交话语权建设持续向前的动力。外交布局不断调整与完善2016年中国的外交布局体现一些新特征，功能领域外交更加突出，国别区域外交稳步发展，外交方式更加灵活多样，呈现出全方位多领域的立体外交、总体外交。中国外交布局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维护主权领土完整、“一带一路”等议题，周边外交、大国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与多边外交也稳步推进。勇于担当，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过去一年里，中央政治局两次就全球治理进行集体学习，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作出顶层设计，提出了加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以全球治理为切入点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中国成功主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面对制约世界经济增长的根源性问题，我们开出标本兼治、综合施策的“中国药方”，推动各方把创新和结构性改革作为开创世界发展新局的主线；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利马会议上，中国反对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向更加包容普惠方向发展，提出推进亚太自贸区、构建开放型亚太经济的中国方案；中方高度重视气候变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签署了《巴黎协定》，在杭州峰会期间中美元首共同交存《巴黎协定》批准书，彰显了大国担当。据理力争，坚定维护南海主权权益。今年围绕所谓南海仲裁案，中国坚持原则，多方工作，有效揭露了临时仲裁庭越权、扩权甚至滥权的非法行径，挫败了仲裁案背后的阴谋，让阴谋和谎言无处遁形，让事实和真相大白于天下，推动南海问题重新回到直接当事国对话协商解决的正确轨道，并抓住菲律宾总统换届之机，实现了中菲关系的转圜，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和地区稳定。积极对接，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突破。习主席在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发表重要演讲，提出中国愿同沿线国家携手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四大指向的丝绸之路，明确了“一带一路”建设大方向，描绘了共建新丝绸之路的新愿景，得到国际社会普遍响应。迄今为止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表达了积极支持和参与的态度，已同4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中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创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开业运营，丝路基金首批投资项目顺利启动。维护周边稳定合作大局。习近平主席先后访问柬埔寨、孟加拉国，并出席金砖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李克强总理访问老挝并出席东亚合作系列峰会；中方接待斯里兰卡总理维克勒马辛哈、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访华。这些外交活动巩固了老朋友传统情谊，确保了双边关系的平稳过渡，扫除了双边交往与合作的重大障碍，积极推动周边各种机制建设。保持与主要大国关系稳定。习主席同奥巴马总统在杭州峰会期间再次聚首，两国元首的坦诚交流和战略沟通，达到了增信释疑的积极效果。美国大选结果公布后，习主席很快就同当选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为下一步中美关系发展发出十分积极的信号。中俄元首年内实现五次会晤，对两国关系发展及时作出新的战略规划和部署，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习主席年内两访中东欧，李总理出席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里加会晤，巩固“16+1”合作前行势头，描绘了中国与中东欧合作新蓝图。习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果阿会晤期间全面总结金砖合作10年成就和经验，坚定金砖成员国合作信心，巩固金砖国家团结，为加强金砖合作提供强劲动力。拓展发展中国家“朋友圈”。今年中国又同七国新建伙伴关系，同11国提升伙伴关系定位，其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中东方向，习主席首次访问中东地区，推动同沙特、埃及、伊朗三国关系迈上新台阶，并在阿盟总部全面系统阐释中国新时期的中东政策，完善了在中东的战略布局。非洲方向，今年共接待近20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访华或来华出席相关活动，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成果落实协调人会议，推动中非友好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拉美方向，习主席刚刚结束第三次拉美之行，中国同厄瓜多尔、智利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并在秘鲁国会发表面向整个拉美的重要演讲，倡导铸就携手共进的中拉命运共同体。以发展中国家为重点，推动构建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相互补充的伙伴关系，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中国外交面临的挑战和机遇随着特朗普上台与美国在全球的战略紧缩，中国有机会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动能转换和全球治理模式转变的进程中，中国的角色将变得越来越突出和具有决定性，中国可能有更多机遇在全球扮演引领者甚至领导者的角色，关键取决于中国能否审时度势在关键时机和国际议题上切入。首先，在对美外交上，中国应保持战略定力，推动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共同维护和推动国际秩序的稳定与完善。2017年中国外交将面对的最大不确定性因素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上台。随着“特蔡通话”事件、特朗普鹰派团队的成形，中国学界与外交界对特朗普政府持审慎与观望态度。特朗普在经贸、朝核、台湾问题、南中国海等问题上，都显示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性，敢于触碰中国的敏感底线，预料在其上台执政初期中美可能会出现很多冲突和矛盾。特别是贸易和汇率政策将是特朗普对华战略中最值得关注的焦点，特朗普很可能收紧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加大对中国贸易的调查力度，甚至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当前中国须避免过早做出结论，对特朗普听其言观其行，保留在他上台后与其良性互动的空间。中美双方还需经过一段磨合期，相互了解和熟悉，以避免发生意外状况。目前对美外交要保持战略定力，推动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并开辟新的合作前景。其次，借“一带一路”“金砖机制”担当起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引领者。英国脱欧、意大利公投、美国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和“美国优先”倾向，意味着传统西方大国正走向逆全球化，中国可有更多机会在全球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中国将在2017年举办高规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和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两大主场外交，中国可通过“一带一路”“金砖机制”来举起推动全球化的大旗，在全球化动能转换和全球治理模式转变中，发挥引领作用，为打造开放型经济格局、提振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扩大中国的影响力。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孙咏梅 2017-01-20 2016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供给侧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 2016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元年，“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取得实质性进展。前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为6.7%，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上升至52.8%，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5.2%，新增城镇就业1,067万人，经济发展已经展现许多新亮点，凸显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积极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振了市场预期和信心，工业企业利润持续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稳，经济增速持续保持在合理区间，经济发展新常态特征更加明显，由降转稳的条件逐步积累。加深加快推进国企改革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习近平主席多次就国企改革发声，指出国有企业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必须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活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一指示是在顶层设计阶段过去、改革实施阶段到来时发出的，是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再一次动员。从宏观上说，一些国有企业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象，从微观上讲，一些国有企业自身也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体，国有企业必须要以积极的态度、坚定的决心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作出贡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要推进国家现代化、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确保国家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有效调控宏观经济，不断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创新能力和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必须坚定不移依靠和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是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有企业要有制度自信。理直气壮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必须要坚定不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着力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挥国有企业各类人才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各类要素活力。“去库存”“去产能”2016年的“去库存”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重点解决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库存过多问题。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1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69,095万平方米，比10月末减少427万平方米。挖掘潜在的消费人群以实现房地产“去库存”，是解决当前房地产市场价格非理性的重要途径。从供给看，无论房地产投资、新开工还是购置土地等都显示房地产市场需要一个合理的引导。鼓励住房消费的政策导向不仅仅是从宏观经济角度考量，更是由于楼市正面临痛苦的去库存阶段，这既关系到启动需求，又关系到化解风险。为此，政府从财税、信贷、公积金等相关政策出发，鼓励改善性需求入市，加快商品房库存消化。为了千方百计实现“去库存”目标，除了从市场需求端因地施策之外，对供应端即土地市场的调节也成为楼市政策的一大重点。房地产“去库存”将会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政府的政策有必要与市场结合到一起，通过改革打破一切制度门槛，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去产能”与“去库存”同样重要。国家发改委最新数据显示，今年钢铁去产能4,500万吨、煤炭去产能2.5亿吨的目标任务均已提前、超额完成。去产能，既要继续化解过剩产能，防止已经化解的过剩产能死灰复燃，又要紧紧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个牛鼻子，用市场、法治的办法做好去产能工作。产能过剩是新常态下中国传统经济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和问题，也是当前经济运行中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我国当前产能过剩的形势依然非常严重，它带来企业的恶性竞争，带来盈利能力的减弱，最后导致企业信心的减弱，这是一个恶性循环。积极稳妥化解产能过剩，是解决企业困境的当务之急。我们今天面临的产能过剩，一方面是有效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则是有效供给不够。让过剩产能出清的方法有很多种，企业破产和兼并重组都较为常见。“去产能”要抓住处置僵尸企业这一关键点。僵尸企业就像是一个个“黑洞”，不仅不能够给社会创造财富，而且它吸附甚至吞噬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使得我们本来应该用于扶植新兴产业或者新经济的宝贵资源被僵尸企业所拖累。此外，僵尸企业无法解决就业。所以，政府把清除僵尸企业作为重中之重。“去杠杆”“降成本”“去杠杆”，既要降低企业杠杆率，又要不断规范政府举债行为。10月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负债率为56.1%，同比下降0.7个百分点。目前，部分银行已经签订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规模超过1,000亿元。“去杠杆”任务的制定，有利于化解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更有利于“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为应付地方债务风险问题，完善全口径政府债务管理，需要在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时，做好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工作。若地方政府债务不能得到妥善解决则可能带来一定风险，“去杠杆”这一任务实际上是对此做出了一个预案，而实现这一任务的重要前提就是加强债务置换的工作。此外，对于非法集资、以互联网为幌子的非法融资等金融领域的违法违规操作行为必须加大查处力度。与“去杠杆”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实体企业的“降成本”问题。总的看，企业成本降低，前10个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85元，比上年同期减少0.24元。全年预计降低企业成本超1万亿元。“降成本”，应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尤其要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同时推动企业眼睛向内降本增效。目前，我国实体企业明显面临着负担过重、成本过高的问题，尤其是中小企业生存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政府在给企业提供更多便利时，要注重多提供一些一站式服务，进一步降低交易成本。具体措施方面，要不断减少地方设置的“门槛”，特别是省市一级的工商税务部门，要加强提供一站式服务的能力。与此同时，要进一步减税降费，特别严格地整治不合理收费问题，同时，要降低物流成本，减少相关收费，考虑完善物流费用的结构。实施创新驱动补短板补短板，要从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从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着手，既补硬短板也补软短板，既补发展短板也补制度短板。要集中力量把功夫用到帮助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坚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依靠改革创新加快新动能成长和传统动能改造提升，进而推进经济增长驱动由旧动力向新动力的转换。创新应是全方位的，包括制度、理论、技术、模式等创新。经济增长首先依靠技术创新提高效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其次依靠体制机制创新推进改革，包括国企、财税、金融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都应加大推进力度。其次，要推动全社会力量进行创新、创业。社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包括国有和民营企业，要激发它们的创新动力，特别是国有企业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个人是创业的主体，要改革科研、教育体制，解决当前应试教育和科研体制的弊端和问题，培养创新型人才。企业、政府、科研机构三者应协同努力，共同打造公共创新平台，在社会上形成整体创新合力，给那些有创新能力但资金缺乏的个人提供更多的帮助。科技成果转化应用需要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持，所以要通过金融创新支持科研成果转化，如大力发展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基金等新型金融业务支持创新创业，还应鼓励跨国创新合作，特别是重大技术研发要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五大理念助推供给侧改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是“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对经济发展规律性的总结，秉持这样的理念，是实现供给侧改革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创新才有活力、协调才能和谐、绿色才能环保、开放才能融入、共享才能聚力。在五大理念的指引下，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呈现“五稳”、“五好”特征：增速稳、价格稳、就业稳、产业稳和需求稳；服务业发展势头良好、创新和新动能成长较好、企业效益增长较好、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市场预期转好。 “五大发展理念”用新的发展理念提示发展规律，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用新的发展理论引领时代发展，拓展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格局和新面貌；用全规律的发展理念指引未来，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夯实根基、开辟道路。

天大研究院 2017-01-19 缺乏全球治理体系支持的各国政府，便只能独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分配问题。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泛滥便顺理成章。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考虑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 从英国脱欧到美国总统大选，越来越多声音正将全球化视为种种国内问题的根源，并以极其简单的线性思维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逆全球化。不过，这并不符合中国的看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明确表示反对让全球化为世界乱象背锅，并特别指出全球发展失衡的矛盾令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落空。情绪化或出于选票需要抱怨全球化无疑是错误甚至危险的。在发出抱怨之前，我们首先应思考的是，经济全球化能解决什么、不能解决什么。从财富创造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确实已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推上了一个新高度。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国际格局发生巨变，经济全球化发展迅速，各国政府间的协商、企业间的合作、民间的交流以及私人的往来等蓬勃展开；而自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后，信息、知识、思想等在虚拟空间的“全球化”也是不断进步。二十多年来全球化趋势所营造出的新局面，甚至已被定义为“世界是平的”，它所解决的，是各类政策、技术壁垒、障碍，从而使资本、物、人、信息等的交流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它所创造的，是大量新财富，从而令各国人民生活水平得以提升。不过，从财富分配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无疑是“不称职”的。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当部分产业、企业可以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地选择成本更低、利润更高的生产地点、生产方式时，服务于这些产业、企业的个体却选择相对有限甚至处于只能被动接受的境地。同时，当部分产业、企业可以享受全球化带来的政策、技术红利时，另一部分产业、企业或受制于自身禀赋，或受压于新兴技术，在市场竞争中逐渐被边缘化。当类似情况出现在一国之内时，传统经济学理论早已作出相应解释，并提出解决方案，譬如政府如何从分配方面着手，对在竞争中失利的企业及其员工给予相应支持、照顾。然而，当上述情况发生在全球化时代时，缺乏全球治理体系支持的各国政府，便只能独力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财富分配问题。在竞争中失利的个体矛头所指，也不再只是其所在的一国政府，还包括了创造出大量新财富和无数受益者的全球化体系。选票压力之下，保护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泛滥便顺理成章。习近平主席在达沃斯的演讲中提出了四大解决方案，其中包括要“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我们认为，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所无法解决的财富分配问题，各国政府在调整、完善本国治理模式的同时，也应考虑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体系。举例而言，美国政府于2010年开始实施的《海外账户纳税法案》，以及中国自2014年以来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启动的反腐败境外追逃，都是对全球合作解决财富分配问题的积极尝试。仅2016年1月至11月期间，中国就追回外逃人员908人，其中 包括“百名红通人员”19人，追赃金额为23.12亿元人民币。众所周知的是，这些中国贪官之所以能在任职期间获得大量非法财富，除了国内治理模式滞后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外，全球化带来的财富转移便利也是其中一项诱因。类似的问题，目前正在世界各地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中重复发生。如何在涉及全球财富分配的问题上参与全球治理体系，这是充满挑战的复杂新问题，目前较为现实的做法，还是各国根据自身需要，在具体项目上，在现行国际法和外交体系的框架内，向相关国个别提出需求与建议，并对它国给予对等的支持与协助。为解决我们所共同面对的财富分配新问题，各国政府需要在倾听本国民众呼声的同时，站在历史的高度探讨合作空间，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并以此逐步完善只忙于创造财富的全球化。唯有如此，世界才能不断克服困难，“携手向着未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