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min

宋亮华 2017-08-01 次贷危机后全球货币泛滥，金融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共存，风险也正在向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聚集，微观或非系统性风险频发。在国民经济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时，作为承担经济体“血液”功能的金融部门自然不能缺席。优化社会投融资结构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题中之义。 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影子银行的治理，并通过收缩资产负债表的方式降低杠杆。发挥投资银行功能、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是全球普遍采用的策略之一。如何补足我国金融体系的投行短板，更好服务于全社会特别是实体经济，值得引起广泛的关注。从财务角度解读供给侧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理论，需要创新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已成共识。从财务这一理论与实践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可能会同时被中外理论界与经济主体理解和接受。在此意义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任务实际上主要是优化和再造一个效率更高的社会资产负债表，放弃规模情结、改善结构、提升质量和效益是题中之义。大陆“三去”给经济增添短期下行压力，而“一降一补”则提供长期上升动力，二者叠加，供给侧结构改革向纵深挺进，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效。然而，有迹象显示宏观经济正陷入“去杠杆”和“修复资产负债表”两难选择，需要警惕局部领域通货紧缩、非系统金融风险个案频发以及经济继续下行趋势。政府部门应由强势的经济威权角色转变为有限作为的守夜人，精简财政供养的机构和人员，降税减费的同时要加大压缩行政开支力度，降低地方政府及融资平台负债率或杠杆，减少对国有企业的投资、财税支持，弥补社会服务特别是社会保障服务等不足。人民银行需要聚焦目标，M2还有降低的空间，通过稳健中性偏紧的渐进式缩表策略扭转货币超发为当务之急。通过改善金融基础设施可加速货币流通，适时在存款准备金等宏观调控工具与短中期借贷等微调工具之间相机抉择，减少对商业银行资产负债双边征税的空间。国有实体部门是完成“三去一降一补”任务的主力，应以资本管理为抓手，加入时代创新、创业、创造的大潮，加快体制改革，珍惜社会信用地位，集约使用负债，有序退出房地产行业、融资平台代理人角色等。经济下行调整阶段正是社会创新创业与配套投融资布局的绝佳时期。民营部门应增强投资的信心，相机增加杠杆和产能。居民在提升消费信心和安全感的同时，根据未来的现金流预期可适度加大消费杠杆、人力资本投资和金融资产的比重。金融部门需进行供给侧改革在国民经济实施供给侧结构改革时，作为承担经济体“血液”功能的金融部门自然不能缺席。金融部门既需要为优化、再造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提供服务，也亟需优化、再造自身的资产负债表。第一，主动走出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非理性繁荣的恶性循环周期，限制短期套利，规范开展理财资管服务和同业通道业务，根据实体经济投融资有效需求适度压缩、优化表外资产负债表。第二，坚持合规稳健，优化杠杆，将资本充足率和偿付能力保持在适当安全的范围内，提高为实体部门融资服务能力，主动降低在金融市场上交易和表外投融资业务的杠杆。第三，提升风险控制水平，加强不良资产和非金融交易性资产管理，如自用房地产。第四，广泛利用现代科技和管理工具，弥补诸多功能短板，比如普惠金融、实业投行、市场化投融资和公司治理等。优化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次贷危机后全球货币泛滥，导致主要经济体负债率和杠杆上升。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市场实际利率上升，大宗商品带动物价下行，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费率高问题没有根本解决，民间投资和消费信心双双不振；另一方面，金融行业过度繁荣，金融发展过度与发展不足共存，风险也正在向金融领域特别是银行聚集，微观或非系统性风险频发。货币泛滥的症结之一在于工业化大幅度领先于城市化。出口导向型经济导致外汇占款居高不下，产能过剩，库存高企，一线、二线城市房地产价格暴涨。这些问题部分源自于城市化滞后和境内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即城市化不足或未与工业化同步。结合大城市房地产的非理性繁荣现象，需要把卫星城镇建设、综合治理土地信用化和信用土地化上升到经济金融安全的战略高度。创新驱动经济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潜藏着两个重要议题，即实现新旧版工业化平稳换代和新型城乡土地制度改革。货币泛滥的症结之二是由于受股东财富最大化、同业资产信用风险系数低等综合影响，金融机构偏好拓展同业资产负债业务以及表外业务特别是理财资管、委托贷款、信托贷款等影子业务，将表内资产负债业务通过同业通道转移到表外，或用表外业务替代表内业务，转化成低风险或不承担风险的业务。短短十多年，影子投融资已达中国正规金融体系一半的规模，这为宏观货币数量调控增加了难以管控的变量。金融部门和非金融部门纷纷借助同业通道，拓展表外业务和同业存贷业务，特别是采用加杠杆的金融市场套利交易业务，导致过多的流动性在金融体系内流转，对中央提倡的实体经济投融资有效需求产生挤出效应。目前深化金融体系改革终于逐渐由从严监管直指金融空转、理财资管。为了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对实体经济安全产生冲击，中央去杠杆的矛头转向金融部门，首当其冲的是套利性表外投融资（影子金融），特别是同业杠杆。原本以影子金融方式运作的部分资金汇入了社会流动性大海后，将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为数不多的金融投资属性和投机属性不断强化的大宗商品之一房地产。通过实业投行优化全社会资产负债表结构走出资金体内恶性循环，深入改革经济结构，提高实体经济效率和效益，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是实现金融可持续的前提和保证。目前，金融部门深化供给侧改革的优先任务是通过提高经营管理能力，降低服务费率和补足功能短板。大陆金融监管存在体制短板，金融体系存在功能短板。在金融脱实向虚的政策要求下，在金融市场内交易型投行非正常繁荣的背景下，实业投行的发展显然存在不足。优化社会投融资结构是供应侧结构性改革题中之义。补齐实业投行功能短板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优化和再造资产负债表的要求具有拟合性，在大型金融保险机构中培育一批有影响力的实业投行具有战略上必要性和禀赋上优势。大陆金融保险机构迅速提升直接融资比例的可能性不大，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仍是支撑实体经济重回中高速可持续增长轨道的力量。借鉴国际先进银行应对经济低迷的服务模式，商业银行转型实业投资银行和商品交易银行，在当前更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我国金融保险机构应注重专业能力建设，致力于从经营金融资本转向同时经营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不断延伸实业投行金融产业链。首先，学习全球结构类似的标杆，借鉴其先进理念。从根本上规范影子金融或去金融影子化是实业投行需要优先聚焦的课题。可重点对照学习与大陆结构相似的德国和日本，两国金融体系由银行主导，股票市场不发达，其资本市场服务对象重点定位于为金融机构融资，维持必要合适的杠杆（上限12.5倍）。其次，创新适应经济金融新常态的实业投行管治体制及经营机制。应锚准经济金融转型、产业和消费升级的方向，规范结构化金融创新和表外结构化投融资行为，杜绝多层嵌套交易，缩短社会投融资的信用链条，大力发展财务顾问和信息咨询服务，在有效管控风险的前提下，引导社会将更多资金投向实体产业。第三，加强实业投行与商品交易金融、杠杆交易和衍生品交易金融的协同。这里的商品包括实体产品服务和金融原生品，与商品和金融衍生品相对应，防范杠杆交易特别是衍生品交易成为大规模金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的滋生地，拒绝不合理套利性的资金加杠杆需求和交易行为。第四，参与全球和多边贸易与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规则的制定与实践。关注、参与甚至主导跨境经济合作区、境外经贸投资合作区谈判，推动自贸区建设、“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和区域金融合作战略落地。

天大研究院 2017-08-01 天大研究院在4月26日至6月11日期間展開全港隨機抽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2,028名18歲或以上市民，了解他們對候任特首的施政期望。調查問題涉及房屋土地、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社會保障、經濟科技、政制發展六個方面。結果顯示，市民認為候任特首最急需解決的是房屋土地、醫療衛生、教育改革等民生問題。在重要程度評分上，以0分為重要性最低，以10分為重要性最高。調查發現，得分最高的是房屋土地（8.50），其次分別是醫療衛生（7.85）、教育改革（7.78）和社會保障（7.18）這些社會民生問題；再次是經濟科技（6.73），政制發展被認為重要性最低（6.70）。在房屋土地方面，近五成（45.9%）受訪者認為其重要性為最高分10分，且不論年齡、性別、學歷和政治傾向，房屋土地均最受關注。在具體解決措施上，受訪者最支持的是改善劏房住戶的居住條件，其次是通過不同途徑逐步增加土地供應。高達28.1%的受訪者認為，政府最急需改善劏房住戶的居住條件，其中月入1-3萬和不足1萬人士共佔83.2%，超五成（52.8%）學歷為中學或以下；18-29歲受訪者中，有高達35.4%認為該措施最為緊要，而本土/自決派受訪者中，超四成（41.3%）以此為首要期望。認為政府應優先發展棕地的受訪者佔23.0%，19.6%的受訪者最希望加快市區重建，支持釋放私人發展商土地儲備的只佔16.8%。而最支持開發郊野公園的受訪者僅佔11.0%，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組別對此支持率明顯偏低（分別只佔各組別的2.9%和3.2%）。在醫療衛生方面，超過三分之一（33.4%）的受訪者最支持的是增聘及培訓醫護人手，其次是縮短公立醫院輪候時間（23.5%），各組別受訪者意見較為一致。20.0%的受訪者最支持為低收入人士提供醫療補助，其中以月入1萬以下者居多，佔48.4%；中學及以下學歷受訪者對此的支持率也高於其它組別。改革自願醫保計畫的支持率最低，僅為7.6%，其中近半數（49.7%）擁有專上或以上學位；月入1萬以下的受訪者對此支持率較低，本土/自決派中僅有3.2%認為該措施最緊要。在教育改革方面，相對於高等教育和職業培訓，更多市民希望政府在基礎教育方面增加投入。高達33.4%受訪者最希望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其中月入3萬以下的人士佔80.4%；學歷為小學或以下的受訪者中，有過半（51.7%）最支持該措施，中學學歷的受訪者中這一比例亦達到37.2%。支持率居第二、三位的分別是改革小學TSA（22.8%）和提供免費職業培訓（17.1%）。與其它組別相比，學歷為專上非學位及以上的受訪者更支持這兩項措施。泛民主派和本土/自決派最支持改革小學TSA，認為應優先落實十五年免費教育的比例明顯偏低。建制派最支持加強中國傳統文化教育（37.5%），50歲以上人士比其它年齡組別更支持此項措施，18-29歲受訪者中僅有4.3%以此為首要期望，這一措施的總體支持率為12.9%。最支持增加大學資助學額的受訪者比例僅為12.6%，18-29歲受訪者明顯比其它組別更支持這一措施（20.7%），入讀中學卻未能獲得專上學位的受訪者對此也更為支持。在社會保障方面，超過八成受訪者意見集中在三項措施中，且佔比較為接近，排名前三的依次為推動全民退休保障計畫（28.4%）、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27.2%），以及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25.9%）。其中支持推動全民退保的受訪者中過半（53.3%）為50歲以上人士；月入3-6萬者最支持是這一措施（佔該組別的31.0%），建制派和泛民主派中對此支持率都超過三成，本土/自決派中支持率則較低，不足兩成。最支持提高長者生活津貼及高齡津貼的受訪者中過半（52.8%）月入不足1萬，小學以下教育程度人士和60歲以上人士中支持最這一措施的比例也較高。30-49歲的受訪者最支持的是取消強積金對沖機制（34.3%）；最支持該措施的受訪者中，56.6%為專上非學位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士。最支持設定標準工時的受訪者只有12.2%，其中有53.3%教育程度為專上非學位或專上學位，本土/自決派對此支持率明顯偏高。最支持增加綜援及公共福利金的受訪者佔比更低至5.8%，側面反映香港人自力更生的價值觀。在經濟科技方面，35.7%的受訪者希望政府優先幫助中小企業發展，支持率大幅領先其它措施，其中以40歲及以上人士為主（73.0%）。在所有受訪者中，最關注文化創意產業的佔19.2%，其中過半為18-39歲人士（56.1%）。認為政府應優先發展高端製造業以創造高收入就業機會的受訪者佔18.8%，其中以50歲及以上人士為主（53.2%）；中學學歷者和持有研究院或以上學歷者對該項措施的支持率較高，中間（溫和）派和建制派也較其它組別更支持該措施。最支持資助初創企業發展的佔17.5%，18-29歲人士較其他組別對此更為支持（21.5%）。通過風險投資加快科研成果商品化的支持率只有8.1%，專上非學位及以上教育程度者對此支持率較其它組別更高。對政制發展重要性評分最高的是18-29歲人士（7.18），50-59歲人士評分最低（6.31）。最受支持的措施是改善行政與立法關係，佔32.2%，這也是無政治傾向者、中間（溫和）派和泛民主派共同的首要訴求，相比之下，該政策的支持者中建制派和本土/自決派的比例偏低。支持率其次的是將行政長官納入《防止賄賂條例》監管（25.8%），其中以月入3萬以下者為主（82.0%）；這也是本土/自決派最支持的措施（37.7%），50歲以下人士較50歲及以上者更支持這一措施。受訪者中有17.0%表示，最支持加強對「一國兩制」的認同，其中五成以上為中學及以下學歷者（56.0%），40歲及以上人士比18-39處受訪者更支持這一措施。15.3%的受訪者最支持改善現有高官問責制，18-39歲人士比40歲以上人士更支持這一措施。而僅有8.5%的受訪者最希望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其中學歷為預科及以下的受訪者佔67.1%，50歲及以上人士比18-49歲人士更支持推動第23條立法。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王正 2017-07-25 国民党“反独拒统”的性质已经表露无遗，大陆对台政策有必要摆脱过去依靠代理人的做法，下定决心建立自己的可靠队伍，直接争取台湾的基层民心；而非将对台大部份资源投注在一个“拒统”的政党阵营。 国民党主席选举经过史上最多候选人的混战后，号称党内行政资历最完整的吴敦义，以过半票数胜选并将于8月接任国民党新主席。踌躇满志的吴敦义，能否克服国民党内忧外患，带领国民党东山再起、重掌政权，最大的障碍恐怕不是洪秀柱也不是民进党，而是吴敦义自己在选举过程中多次表达的“反独拒统”论述。拒统言论引发大陆疑虑今年3月初马英九在美国受访指出，台湾在两岸关系中最佳的生存方式就是一方面维持自治现状，另一方面则保留统一作为潜在选项。然而吴敦义却立即在媒体上发表不同意见，表示“一国两制”或统或独，都破坏两岸稳定，并且指出目前的台湾既没有统一的能力，也不愿意被统一。吴敦义同时提出，若大陆推动“自由民主、人权法纪”，两岸会有各种演变；他甚至还表示，只要经过全体国民公投同意，两岸未来各种可能都可以发生。这种论述已经隐含“公投台独”的潜在选项，大陆无法接受。4月27日吴敦义在接受《NOWnews今日新闻-龙谈大小事》节目专访时表示，“谈统不切实际，但独也不可能，唯有和平最好”，“只要想被统，今天就可以实现，到福州去住，回上海去住，你就被统了，何必拖累2,300万同胞。”吴敦义还以20字“真言”概括其两岸论述，亦即“统人没能力，被统不愿意，喊独骗选票，真独不必要”，延续马英九“不统、不独、不武”的论述，明确表达其“反独拒统”的立场。这番言论加深了大陆方面对吴敦义的疑虑和不信任。其实吴敦义“不独拒统”的立场在过去多年已经反复表达过。吴敦义曾经改写过毛泽东诗词《沁园春·雪》的后半段来阐述其两岸政策：“两岸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唯反攻大陆，已成历史，解放台湾，又嫌霸道，一国两制，或统或独，都为台海掀波涛，俱往矣，数当前明路，和平最好。”大陆领导人对于吴敦义上述言论的不信任，在今年5月20日国民党主席选举结果公布后，习近平在以中共中央总书记名义给吴敦义的贺电中尽显无疑。贺电内文以“你”字而非“您”来称呼吴敦义，其后所有内容既强调两党的“共同政治基础”，又“切望”两岸坚持“九二共识”和坚定“反对台独”，并且指出要“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方向”，提醒乃至要求之意十分浓厚。对照2016年3月26日习近平给洪秀柱当选党主席的贺电以“您”而非“你”来称呼洪秀柱，今年的贺电传达出习近平对吴敦义两岸政治立场强烈的疑虑、不信任乃至不满。吴敦义在随后给习近平的覆电中除了表示感谢并期待两党持续深化“九二共识”之外，并没有提到“反对台独”，而是将当年台湾海基会经李登辉同意并传真给大陆海协会的文字复述一遍：“在1992年双方达成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对于它的涵义，双方同意用口头声明方式作各自表述。”吴敦义后来在赵少康主持的TVBS电视节目《少康战情室》中受访表示，他选择将当年海基会给海协会的传真内容“原汁原味”地在谢函中陈述，既表达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历史事实，也是“最折中、最妥善”的方法。割据偏安的国民党从马英九的“不统、不独、不武”，到吴敦义的“统人没能力、被统不愿意”，国民党“反独拒统”的性质已经表露无遗。主张“一中同表”和“终极统一”的洪秀柱在党主席选举中败选，也显示在国民党内支持统一的深蓝群众，其比例已经下降甚多。自李登辉后期以来，国民党早已不是主张统一的政党，而是一个选择“割据、偏安、拒统”的政党。当洪秀柱不断质问吴敦义是“现在不谈统”还是“始终不谈统”，吴敦义至今没有正面响应，表明吴敦义执掌下的国民党将会继续走向偏安拒统的道路。“九二共识”的核心内涵是两岸共同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并允许两岸各自口头表述一个中国的内涵，若要将此简化应解读为“各表一中”，但国民党却一直将“九二共识”解读成“一中各表”，其目的是为维护“中华民国”这个招牌，但与此同时却又不敢表达“九二共识”的另一核心涵义，即两岸共同坚持追求国家民族的统一。自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发展和台湾民意变迁足以证明，“不统、不独、不武”的“三不”政策具有很大的危害性，使得 “不统”成为台湾社会的一种 “政治正确”。吴敦义几乎不将统一视为一个未来选项，对他而言永远维持两岸现状是最佳选择，他所表达的“真独不必要”也隐含着永远维持现状的“独台”立场。此次吴敦义胜选显示“反独拒统”的“独台”路线与“割据偏安”立场已经成为国民党内的主流。巩固壮大台湾统派力量自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大陆长期以“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作为对台政策方针，这也是延续中共以群众起家、走群众路线的历史传统。然而，近40年来的实际政策措施却看似“寄希望于国民党”，这一点在2008年至2016年两岸和平发展阶段尤为明显。在此期间国共合作促成了两岸大交流与大合作，但国民党及其周边利益群体抢先占据了大部分两岸交流红利，再加上国民党没有在台湾内部做好利益再分配，造成两岸经贸红利在台湾分配不均，使得许多没能享受到实惠的基层百姓对两岸交流开放抱持反对态度。国民党无疑是当前台湾最大的反独势力，但绝对不是促统可以依靠的力量，这是由国民党的属性所决定的。一方面永远维持两岸“不统、不独、不武”的现状已成国民党的主流路线，另一方面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决定它不会主动制定将两岸经贸红利有效分配给台湾基层的政策。即便国民党能够再次执政，国民党也不会主动与大陆开展政治谈判和统一谈判，获取大多数两岸经贸红利的仍然是大资本集团，而民进党蓄意推动的去中国化教育也不会得到拨乱反正。有鉴于此，过“寄希望于台湾统派”来推进，唯有巩固壮大台大陆对台政策有必要摆脱过去依靠代理人的做法，而须重新下定决心建立自己的可靠队伍，直接争取台湾的基层民心。也就是说，“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必须通湾统派力量才能有效逐步扭转民心和岛内“独强统弱”的局面。由于台湾不论蓝绿两党何者执政，都是贯彻美、日要求对台湾统派分化打击的政策，台湾统派相当于在台湾受到美日台三个政府的共同打压，形成20多年来台湾政治社会“统消独长”的发展态势。因此，如果任由台湾统派自求生存，恐怕“统消独长”的态势还会继续发展。壮大台湾统派力量需要具体的行动支持，过去如何支持蓝营，未来便能如何支持统派。美国和日本长期在台湾培植蓝绿两党的政治人物与外围组织，源源不断地注入资源，在社会各界中大量培养亲美和亲日人才，相形之下台湾统派的处境却不可同日而语。假若大陆对台的政策资源总量为10分，较为妥切的运用分配比例应是5成用于巩固壮大统派，3成用于团结拉拢蓝营，2成用于分化打击绿营，而非将大部份资源投注在一个“拒统”的政党阵营。没有积极促统，便难以有效反独，反独但却拒统只是“假反独”。值此两岸关系和台湾政局严峻复杂之际，主张“反独拒统”的吴敦义必然将国民党进一步带向“割据偏安”的方向，因此，进一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并朝和平统一方向前进，需要重新制定大战略和具体战术，其关键便在于如何壮大统派力量。台湾统派不应只是作为反独的旗帜，而应成为台湾政局的一股政治力量，通过群众路线有效引领民意、扭转民心，和平统一之日方能可期。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叶振东 2017-07-21 在回归20年的权力再分配过程及近年政治风波中，市民对特区政府出现了明显不信任，甚至出现在管治上极为不妙、互不相接的“平衡状态”。 候任特首林郑月娥，早前公布了新一届特区政府主要问责官员名单，市民对这份名单的反应一般。在回归20年的权力再分配过程及近年政治风波中，市民对特区政府出现了明显不信任，甚至出现在管治上极为不妙、互不相接的“平衡状态”。市民认为特区政府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倾斜于中央人民政府，而不代表香港民众的利益。因此，特区政府的官员不管姓甚名谁，市民也抱着一种“你有你管，我有我活”的心态。市民不信任特区政府这种情况在年轻市民中更为明显，据政府统计署数据显示，2016年20至25岁组别登记选民数上升24.9%。同期根据香港中大亚太青年研究中心2016年10月-11月所做的民意调查，65%受访青年不满特区政府表现，63%更表明不信任特区政府。有趣的是，这批受访者尤其是刚满20岁的年青人，大部份未接受过港英殖民管治，因此对政权的认识便只有“一国两制”下的中央人民政府与特区政府，不存在恋殖情结。香港大学2017年6月20日公布港人身份认同最新民调。18至29岁受访者自称是中国人的比率仅有3.1%，比半年前进行的调查急跌10个百分点，跌至港大民研1997年展开调查以来的新低。如果对数据进行交叉分析，便可合理推断出：由于特区政府在牢抓“管治权”的思想下，没有通过开放部分“管理权”，与公民社会建构“香港命运共同体”，从根本上造成市民与特区政府的切割。当政府政策与市民期望出现落差时，市民在事不关已的情况下，对政府极易出现不负责任的否定，最后还会直指中央用人失策，得出否定“中国人”的结论。“新特权阶层”阻碍香港发展如何准确认识“管治权”与“管理权”的分别，从权力再分配的角度，重建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和“一国两制”的信任成为新一届特区政府的重要工作。特区政府在开局之先，为了保证长期繁荣稳定，刻意放任原始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回归20年之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根深蒂固，成为新一届政府变中求稳的最大障碍。我们若将特首选举的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名单与立法会传统功能组别30个议席进行比较，便会发现其成员不但以“大亨”为主，更出现了28个界别完全重迭的情况，部分连选民基础也是如出一辙，变相造成新一届政府对部分既得利益者投鼠忌器。香港最新基尼系数为0.539，不但是亚洲最高，亦创下了45年来的新高。贫富悬殊严重，其中两个重要成因就是财富分配不均及工种多样性不足。香港的营商环境高度倾斜于金融与地产，三任特首各项创造就业机会的政策倡议，大部分无疾而终，皆因传统既得利益者阻挠。由于既得利益者不配合行政长官的工作，中央的挺港政策出现事倍功半的情况。这批在回归之后才出现的“新特权阶层”，与广大香港市民的群众利益出现了根本性矛盾，而体制的建构又滋生“官商俱乐部”。市民不但得不到任何政治与经济上的好处，还容易萌发一种“被剥夺感”，因而提出“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口号。特区政府认受性不足在“官商俱乐部”的运作之下，权力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组成的“新特权阶层”手上，导致政策考虑不周，成效不彰。市民既未能参与特区政府的决策，又未能从特区政府施政中感受到生活质量有所提升。对政府的“有感施政”日益减少，特区政府的认受性自然每况越下。困扰劳资双方多年的强积金问题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这项政策原意良好，但执行时由于政府假手于商界，又倾斜于财阀的利益，结果不但手续费高昂，而且回报率一直甚低，导致香港市民怀疑特区政府在安老方面的立场。加上对冲机制安排，强积金政策明显倾向于雇主利益。以2014年对冲情况为例，平均对冲款额占雇主供款的95%。越是需要退休保障和劳工保护的退休长者阶层，实际上越得不到保障和保护，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强积金立法的初衷。此外，强积金的有效运作是基于个人账户，而且必须基于持续有效的工作人口。香港60岁以上的长者，在未来15年的自然增长速度超过新生儿自然出生率，同时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倾向于弹性和远程就业。在市民无法参与政策制定的情况下，就业面貌的巨大变化没有得到特区政府的关注，导致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催生出政治上的不认同。虽然只是冰山一角，上述案例却说明，回归20年来，特区政府没有从制度上进行过任何权力和财富再分配。在没有全面普选的情况下，特区政府的施政与普罗市民的利益完全割裂，直接冲击了“一国两制”，让市民很难再信任体制内的制度。候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竞选时提出“与民共议”的施政概念，当选后接受传媒访问时表示，要为年轻人提供“议政、论政及参政”的空间。这些方向虽然好，但她现时只是开了一个没有内容的题目。之后的关键是这些空间是否公平、公正、向全民开放，甚至在各区议会分区之下，容许小范围、小规模的选举，让真正有代表性、有能力的有志之士，包括部分反对派，跻身体制之内。同时，要避免架床迭屋，例如新成立的隶属政务司司长的“青年发展委员会”与隶属特首的中央政策组，将会负责讨论政府的政策或统筹项目的20至30位全职负责人，在层级不一，分工不清的情况下，极有可能造成政出多门及失焦的情况，市民便会再一次勾起特区政府是在“应酬问题”而非“解决问题”的回忆。当然，若这些新增委员会及相关权力，仍然沿袭港英时代由行政官员任命的旧模式，只会把权力继续高度集中在“新特权阶层”手上，这完全背离中央对特区政府按基本法“全面准确”落实“一国两制”的要求。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吕国民 2017-07-13 “一国两制”就好像“根”与“枝”的关系。“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中央其实是想让“一国两制”回到最基本的关系上。香港人要先确立有“一国”，才能有“两制”。“两制”的发展不能危害“一国”的存在。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香港回归二十周年访港，在香港短短三天，一共发表了六次讲话。其中最重要的讲话是在新任特首班子就职典礼上的发言。习主席点出香港现存的五大问题，足见中央对香港问题甚为了解，也藉此提醒了新任特首班子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习主席提出“四点意见”，可从中窥见中央对新一届政府的要求回归二十年的香港特区在实践“一国两制”方面，仍有待完善。中央信守承诺，让香港特区行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长期以来，中央尽量放手让特区自行管理香港内部事务而不加干预，以致香港一些“泛民”和本土激进派认为中央无权过问香港内部事务。回归二十年后，一些民调显示，部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自身的身份认同仍然模糊，对“一国”仍然抗拒。釐清“一国”与“两制”关系中央政府在香港回归初期，甚少过问香港内部事务，但这并不等于中央放弃领导和监督特区政府的权力。二十年过去，中央再重申对港拥有全面管治权。作为中央政府，领导和监督特区政府是应有之义，当特区面对危机而无力解决问题时，中央有责任出面干预。习主席在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正好指出香港目前“一国”与“两制”的关系出现问题，进一步说明“一国”与“两制”的最根本关系，同时也明确划出中央的底线不容挑战。近年，香港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在处理这些内部问题和矛盾时，特区政府有时会感觉力不从心。习主席提到，“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中，遇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其中包括“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方面还需完善”、“对国家歷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有待加强”、“对社会在一些重大政治法律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经济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新的经济增长点尚未形成”、“住房等民生问题比较突出”。习主席这番话，语重心长。总括来说，就是香港在上至国家层面、歷史文化，下至经济、社会、民生、住房等范畴，都有待完善。这都是习主席对特区政府的告诫。在维护“一国”的管治权和国家安全方面，特区政府仍有待完善。以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来说，回归已经二十年了，特区政府仍未能推行有关立法。二○一五年立法会否定了人大八．三一普选方案，亦出现“佔中”和立法会选举出现“港独”候选人当选。此外，自回归以来，香港的教育一向忽略基本法和国民教育，以致香港的年轻人甚少对基本法和国家有所认知。他们在追求民主自由时罔顾“一国”，危及国家安全。这些情况都需要香港特区政府多加关注和正视。习主席比喻，“一国两制”就好像“根”与“枝”的关系。“一国”是“根”，“两制”是“枝”。“根深”才能“叶茂”，“本固”才能“枝荣”。中央其实是想让“一国两制”回到最基本的关系上。香港人要先确立有“一国”，才能有“两制”。“一国”是“两制”的根本，“两制”的发展不能危害“一国”的存在。因此，香港在“一国两制”的实践上，首先要实现和维护国家的统一，在这一大前提下才能谈得上“两制”的发展。习主席更明确指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要性，“任何挑战中央权力，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都是绝不能容许”。“港独”罔顾国家主权，并不能为香港带来实质有利和合乎国家发展的结果。在落实基本法方面，特区要加强公职人员和青少年对基本法的教育。习主席指出，“一国两制”目的，除了是以和平方式对香港恢復行使主权，更是为了促进香港发展。因此，“一国两制”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途径。对新一届政府的启示习主席提出“四点意见”，强调“一国”是“一国两制”之本，并且绝不容触碰底线。他明确提出，绝不允许四种触碰底线的行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容许的。”因此，特区政府必须对“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的行为立法。引申出来就是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立法做准备。在这一届政府任期内尽可能完成第二十三条立法。其次就是要遏制分裂国家的“港独”活动。新一届政府应尽量遏制“港独”活动和思想在香港散播，及防范“港独”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在经济、社会民生方面，特区政府也应找出香港发展的机遇和空间。尽早谋划发展，配合国家规划，善用国家优惠政策，让香港经济得以再次迅速发展。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方面，习主席劝勉新一届政府，要“求大同、存大异”。香港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一国两制”的精神也是追求大同，存大异。所以，香港不应“泛政治化”，香港特区政府应与立法机关多些理性沟通，尽量凝聚共识，共同改善行政与立法关系，为香港营造一个政通人和的局面，更好地实践“一国两制”。本文原载于2017年7月11日大公网。

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主任 王志民 2017-07-1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开辟了我们党对“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规律认识的新境界，增强了港澳同胞与祖国同进步、共发展的坚定信心，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巩固提升澳门“一国两制”实践成功发展态势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是推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基本经验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希望特别行政区政府广泛团结社会各界，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这是对“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更好践行“一国两制”根本宗旨的科学指南。“一国两制”是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中华文化“求大同、存大异”的精神，展现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中国智慧。在贯彻“一国两制”的实践进程中，香港和澳门依靠“一国”强大后盾、立足“两制”特色优势，继续保持繁荣稳定并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阔征程。实践充分证明，“一国两制”是行得通、办得到、得人心的。澳门回归以来的巨大发展成就，充分证明了习近平同志的科学论断。在中央政府和祖国内地的大力支持下，澳门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脚踏实地谋发展、促和谐、求进步，走上了与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抒写了世人瞩目的“澳门故事”。回归17年来，澳门已成为当今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从1999年到2016年，澳门本地生产总值由502.7亿澳门元增至3582亿澳门元，增长6.1倍，跻身世界富裕城市前列。各项民生事业快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澳门保持了中外经济交融、中西文化合璧的特色，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不断提升，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坚持以宪法和基本法为根本遵循，依法保障“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习近平同志强调，“始终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特区政权架构、政治运作、社会治理体系的宪制基础。要坚决维护、充分发挥宪法和基本法的“定海神针”“压舱石”作用，确保“一国两制”实践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有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维护“一国”，就要维护中央全面管治权；尊重“两制”，要以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为基础。我们要牢牢把握“一国”是“两制”的前提和基础、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中央授权和监督下的高度自治三个核心要素，全面落实宪法和基本法确定的宪制秩序。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基本法权威、利用港澳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允许的。回归以来，澳门始终牢固树立“一国”意识、坚守“一国”原则，尊重和认同国家宪法确认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国家主体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积极维护和配合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2009年澳门率先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宪制责任，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2016年1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条释法后，澳门主动在立法会选举法修改法案中增加了“防独”条款。在2017年4月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行政长官崔世安明确提出，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只有“一国”之责，没有“两制”之分。切实维护以行政长官为首的行政主导体制。基本法关于特区政治体制规定的精髓要义，是以行政长官为首的行政主导。这个体制保留了澳门原有政制中行之有效的部分，符合澳门作为中央政府直辖的特别行政区的法律地位，是最有利于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制度安排。回归以来，行政长官作为特区和特区政府的“双首长”、对中央政府和特区“双负责”的宪制地位得到充分尊重，依法行使基本法赋予的各项权力。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既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约且重在配合，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各政权机关严格依照基本法办事，共同维护行政主导体制顺畅运作。着力夯实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澳门回归以来，爱国爱澳的社会政治基础不断巩固，确保了中央全面管治权和特区行政主导体制的真正落实。在管治力量上，坚持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澳人治澳”，特区政府注重持续提升公职人员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立法会始终坚持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有机结合，不折腾、不内耗，形成了“爱国爱澳、民主和谐”的立法会文化。司法界按照宪法和基本法的要求，不断加强澳门法治建设，并积极同内地开展司法合作。在社会意识上，澳门持续开展基本法宣传教育，广大澳门同胞始终衷心拥护“一国两制”方针，血浓于水的民族情感持续升华，社会舆论理性平和，以爱国爱澳、包容共济、务实进取、民主和谐为核心内涵的“澳门精神”，已从朴素的民间情怀上升为澳门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主流意识。积极先行先试，再创“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新辉煌去年12月，习近平同志高度肯定澳门“在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基本法、维护国家安全和统一方面树立了榜样”。这次习近平同志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强调了坚持“四个始终”的重要指导意见。我们要以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强化政治担当，坚守方向、踩实步伐，主动作为、先行先试，着力破解影响澳门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积累新鲜经验。完善与基本法实施相关的制度和机制，夯实落实中央全面管治权的制度和法律基础。严格按照宪法和基本法有关规定，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力和特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使中央同特区的关系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逐步探索建立一套与“一国两制”相适应、系统规范的中央任免行政长官和特区主要官员的制度。探索建立中央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等制度。完善维护国家安全配套执法的体制机制，探索扩展维护国家安全领域的覆盖面，有效防范和遏制外部势力的干预渗透，维护“一国两制”制度安全和特区政权安全。支持特区政府加强管治能力建设，提升依法治理能力。不断提升管治团队的政治忠诚和施政效能，加强公职队伍的国情研修、宪法和基本法学习培训，提倡忠诚、干净、担当的公职文化。不断完善官员问责制度，深化公共行政改革，提高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水平，支持特区政府加强管治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努力打造勤政、廉洁、高效、公正的法治政府。发挥“一国两制”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澳门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支持澳门发挥好“一个中心、一个平台”作用，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支持规划利用好85平方公里管理水域，支持完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人才配套政策、法律支撑及营商环境建设，拓展经济多元发展的新空间。支持加强博彩业监管，促进博彩业规范有序发展。支持央企、国企和民企来澳助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帮助和支持更多的澳门中小企业发展壮大，让广大澳门居民在经济多元可持续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成就感。加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确保“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支持特区政府强化宪法和基本法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开展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等国民教育的主体责任，支持澳门与内地合作编写“澳门版”中国历史教材，支持中国历史科目独立必修和提倡学习普通话，支持开展两地青少年交流和国情教育，巩固提升澳门青少年的国家认同和民族情怀。支持特区加强爱国爱澳青年人才培养，保证“一国两制”事业薪火相传、行稳致远。(原载2017年7月10日《人民日报》理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