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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研究院 2010-10-05 后金融危机时期，单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替代的局面，中国将切实加快“开放型”经济的发展，积极、全方位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 2010年9月7日，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为中国未来加快开放型经济发展，继续扩大对外投资、吸引优质外资，改善投资环境，并一如既往扶助发展中国家指明了方向，凸显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大国志向和责任。 为世界经济复苏做积极贡献 习近平演讲开门见山点明，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正经历艰难复苏，复苏基础不牢固、进程不平稳，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应做积极贡献，途经如下： 第一，按照通行的国际经济规则扩大市场准入。这预示着中国将在严格把关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放宽进口贸易的限制条件，更大力度向世界开放中国市场。这可能会涉及拓宽产品进口种类、降低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等措施，从而增强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透明度。对中国来说，按照国际经济规则可以为本土企业带来健康的竞争环境，通过外力促使本土企业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质素。对国际企业来说，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有利于其争取商机，进军中国广大市场或扩大在华贸易规模。因此，一句“扩大市场准入”暗藏广阔机遇和前景。 第二，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这是第一点的自然衍生。扩大市场准入本身就是推进贸易自由化必然步骤之一。敞开国门只是贸易自由化第一步，贸易自由化的主旨是让中国更深程度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逐步形成在自身生产力较高的领域进行专业化生产，并与其他国家互通有无，从而减低整体贸易成本，提升产品质量。扩大市场准入和贸易自由化将引导更大规模的外资进入中国。而“投资便利化”是扩大外国直接投资和吸引优质外资的保障。 第三，加快经济发展转变方式。如果说“扩大市场准入、推进贸易自由化和投资便利化”体现了中国发展“开放型”经济的积极态度，那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便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内生动力。这一思路与习近平在博鳌论坛上的讲话一脉相承。后金融海啸时期，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应对金融海啸的临时措施，而是把握时机、进行产业升级的长远战略。因为，一旦扩大市场准入、贸易自由并便利国际投资，过去主要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便不能应对国际竞争。以珠三角外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群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低端位置，虽然产业规模大，创造就业机会多，但是经济附加值小。这种增长方式是工业化时期的必经之路，但并非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动力。过去的亚洲四小龙、日本等国家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但之后迅速转型，以维持经济长期发展。中国若不改变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方式，则会继续处于国际生产链的低端位置，那么开放国际市场只能为本土产业带来更大冲击。因此，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加本土企业科技含量，逐渐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设计”之路，是未来中国增强经济竞争力的内生动力。 第四，扩大国内需求，增加居民消费。“消费”、“投资”和“出口”向来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统计显示，2009年国内消费拉动经济增长4.6个百分点，对GDP贡献率为52.5%。中国人口超过13亿。13亿人的内需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是长远拉动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扩大内需，增加居民消费”暗示着中央政府未来或许出台一揽子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居民消费结构。目前，中央政府已经显示出调控房地产市场、改善医疗和教育基本保障的决心，未来若继续扩大内需，增加消费，在调整居民财富分配结构上，相关政策将继续发挥举足轻重的地位。 第五，坚持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是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三个重要原则。“主动性”意味着中国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根据具体国情和发展战略作出的调整，目的是达到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而非针对特定国家双边贸易失衡，被动调整。“可控性”意味着中国会把人民币汇率调整可能发生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其中包括：（1）汇率波动幅度可控，以防止中国出口产品成本大幅波动，从而对出口造成负面影响；（2）以中国自身需求为主，而非针对特定国家贸易压力或需求。“渐进性”意味着人民币汇率调整会与企业结构调整同步，以帮助企业消化人民币汇率浮动带来的影响，同时为企业产业升级带来动力和压力，以保持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总体竞争力。特别重要的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以一篮子货币为参考，并非单一针对美元进行调整。这是因为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中国的国际贸易伙伴呈多元化态势：2010年前五个月，中国的前五位贸易伙伴分别为欧盟（16.3%）、美国（12.9%）、东盟（10.1%）、日本（9.4%）、香港（7.5%）。美国在其中只占12.9%。因此将人民币与单一货币挂钩，不适应贸易投资多元化需求。如此货币政策务实、稳妥，且原则坚定，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坚强后盾。 可见，习近平提出的中国在世界经济复苏中角色地位的几项举措环环向扣、缺一不可。进一步开放市场必须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基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开放型”经济必须以强大的内需市场为支撑，同时稳步推进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动力。只有几项措施兼备，中国才能平稳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并为世界经济复苏贡献一己之力。 发展全方位的“开放型”经济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此处的“开放型”经济十分引人注目。改革开放初期，以深圳为代表的经济特区成为中国首批探索“外向型”经济的地区。那时的中国正处于改变“内向型”经济模式、探索同国际接轨经验的初步阶段。如何让中国的产品走出国门是“外向型”经济的重中之重。三十余年来，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的中国“外向型”经济逐步发展为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并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互动的经济形态。改革开放的硕果表明，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为中国引进大量外资，使中国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也在三十余年的时间成为世界最重要的加工基地之一，使“中国制造”闻名于世。在中国资本稀缺、技术和设备发展程度低、劳动力过剩且廉价的改革开放初期，外向型经济使中国顺利加入国际生产链条，并逐步发展到占据不可替代的地位，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对GDP贡献很大。 但是，外向型经济也有自身的缺点。由于出口加工性产业严重依赖国外市场，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很大。由于处于生产链末端，一旦国际需求紧缩，出口加工型经济将会受到巨大冲击。这也是为何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迫使珠三角思索产业升级之路。 “开放型经济”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时已经备受关注，十七大报告中两次提到开放型经济，强调“开放型经济进入新阶段”，要求“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后金融危机时期，单纯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面临被替代的局面，习近平此时强调“开放型”经济，提出“把握对外开放的阶段性特点”，可谓恰到时机。 “开放型”经济与“外向型”经济虽然具备面向国际的开放特点，但二者有显著不同。“外向型”经济是单纯以出口为导向。“开放型”经济则积极、全方位推动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实现全球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和效率最大化。“开放型”经济在制度安排上要实现：贸易自由、金融自由、投资自由和物流自由。 如上所述，习近平在阐释中国对世界经济做积极贡献中，指出了中国政府对自由贸易的努力方向。金融自由可以从正在展开的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有所体现。物流自由可以体现在中国大力度全国范围修建高铁。在此次世界投资论坛，习近平详细论述了中国在投资自由方面将展开的一系列举措。 第一，招商引资、择优选资，促进“引资”与“引智”相结合。习近平指出，在“开放型”经济中，不仅引资的“量”重要，“质”更重要。持续吸引外资不仅为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资金，而且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宝贵的经验以及国际化人才”。在资金进入中国的同时，先进的国际管理经验、技术以及优质的人才都会伴随资金进入中国。习近平同时指出，“联合国贸发会议最新调查显示，目前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这意味着，大量的外资正持续进入中国市场，因而中国无需担忧外资在“量”上的供给，各种外资却需要面对在进入中国市场时的竞争。中国会“择优选资”，这也提示外资需要考量并提升自身质量、潜质才能优先进入中国市场。 第二，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起来，创新对外投资和合作方式。传统对外投资方式重“量”，而不会太强调投资合作方式。习近平指出，将来要“支持企业在研发、生产、销售等方面开展国际化经营”以及“培育发展中国的跨公司”，支持有实力的企业建立国际营销网络，加强境外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规范发展对外劳务合作，积极推进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这都是具有长远眼光的投资新举措。而这种投资方式正是优质跨国外资在中国的经营方式。这种方式之下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是一种双向优化过程，会增强整体资产回报率。 第三，改善投资环境。这是能否成功吸引优质外资的关键所在。面对有些外资抱怨、批评中国投资环境有待改善的情况，习近平承诺中国会大力营造成熟、有保障的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经营环境。 在法律环境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这种提法点明法治成为内在于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也表明习近平营造公开透明法律环境的决心和魄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及中国加入世贸以来，事实证明，中国在不断地完善外资法律保障，增加决策透明度、规范行政行为，及时发布发展规划产业政策、准入标准、行业动态等信息。这是中国已经做的，也是未来会继续坚持的方向。 在市场环境上，习近平指出，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就是公平竞争。而“中国政府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是覆盖中国境内所有企业的，也是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一切外商投资企业的。”这意味着，依法在中国设立的外商将享有“国民待遇”，同本土企业在公平、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中展开竞争。这种承诺意义非凡，也展示了中国的大国气度，习近平把对外资的“国民待遇”称为“广泛开展合作条件下的开放式创新”。而对于涉及政府资金的采购和建设项目，内外资企业在竞标上享有平等待遇。2009年数据已经证明，外资在有关机电产品的国际招标中，中标数占项目总数的55.4%。这给投资中国的外资吃了“定心丸”，有外媒甚至对中国此番大刀阔斧的承诺表示吃惊。习近平的演讲传达的信息是：中国政府正在以认真负责的态度营建优质市场环境。 在经营环境上，保护知识产权是外资最为关注的议题。习近平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把保护知识产权提升为国家战略”。事实证明，中国政府正在用实际行动规范产权保护条例，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并积极完善市场体系。习近平指出，2006至2010年，中国连续五年实行保护知识产权行动计划。中国政府在不断加强行政执法力度，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行动上成果显著。2008年，中国制定了《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作为指导保护知识产权行动的方针要领。在列举既有成果的同时，习近平指出中国今后还会一如既往加大力度保护投资人的利益，并以开放的态度，诚意邀请投资人一同监督中国查处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和行动。...

天大研究院 2010-10-05 习近平在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主旨演讲中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开放促发展的决心，阐述了中国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思想脉络、战略重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展望未来，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必然呈现全新的格局，为中国的繁荣，为世界经济蓬勃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于今年９月６日至９日在中国厦门举行，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世界投资论坛由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起，每两年一届，旨在加强投资领域的国际合作，促进国际投资，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今届以“投资与可持续发展”为主题，吸引了近10位国家元首、30个国家的部长级官员以及世界各国逾千名商界精英参加。在这一国际性论坛，习近平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以开放促发展的决心，阐述了中国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思想脉络、战略重点，引起全球广泛关注。 继续发展开放型经济不动摇 第二届世界投资论坛召开之际，正值中国高调庆祝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在这个大背景下，习近平对中国开放战略的总结和宣示，其意义更显得重大而深远。 1980年8月下旬，中国率先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建立经济特区，同年10月，厦门经济特区成立。兴办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项重大决策”，更是中国对外经济开放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30年来，经济特区创造了“中国奇迹”，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田。 9月6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庆典致辞中高度评价深圳的发展成就：“经过30年的不懈努力，深圳从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大城市，综合经济实力跃居全国大中城市前列，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史上的奇迹”。习近平在世界投资论坛的主旨演讲与胡锦涛的讲话遥相呼应。演讲一开始他即以“充满活力”来形容今日之厦门经济特区。习指出：“厦门经济特区建立30年来的持续快速发展，见证了发展开放型经济的正确性，诠释了广泛吸引外资、开展互利合作的重要性。” 经济特区成立三十周年之际，胡锦涛和习近平先后在深圳和厦门参加公开活动，显示着在当前的改革开放攻坚阶段，中国最高层立足于经济特区，回答世界所关心的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摒除杂音，向世界发出了坚定不移的全面推进改革开放的明确信号。 胡主席在致辞中总结了深圳经济特区30年发展的宝贵经验，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寄语深圳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胡主席的讲话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继续推进改革的决心，习近平的主旨发言与胡锦涛在深圳的讲话一脉相承，更侧重于中国继续推进开放的决心。习指出，“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定不移地发展开放型经济、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中国的发展是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这是对过去30年的经验总结。今后“中国将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继续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促发展，以开放惠民生”。这是对中国未来坚持开放的承诺。 开放是中国对世界的积极贡献 在这次主旨演讲中，习近平多次提到“互利共赢”这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反复强调中国过去30多年“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是互利共赢的。”谈到中国未来将拓宽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习也指出，是“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作出新贡献”。 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西方部分媒体上的杂音始终不断。一方面欧美跨国企业不断加大对华投资，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一直没有放下偏见，视中国为“国际贸易的麻烦制造者”，或指责中国造成全球贸易不平衡，或指责中国抢走了欧美劳工的饭碗。特别是肇端自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明为代表，美国媒体和经济学界出现了一股思潮，把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起因归咎于中国，指责中国大量出口造成了全球贸易不平衡，为2008年的金融海啸埋下祸根。 在这样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习在演讲中强调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互利”、“共赢”、“普惠”，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过去30多年的对外开放，带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中国的繁荣富裕，本身已是对世界经济做出的重要贡献，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事实上，正是中国经济迅速回稳和保持较快增长，拉动世界经济缓慢走向复苏。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实现进口10056亿美元，全年贸易顺差减少了1020亿美元；2010年前7个月，中国实现进口7666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47.2%，贸易顺差同比减少226亿美元。这有力的证明，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为欧美国家以及周边的东南亚国家创造了大量需求，为全球经济复苏提供了强劲增长动力。习在演讲中指出，中国的开放“也为世界经济复苏作出积极贡献”，是恰如其分的论断。 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成功能够促进全球经济的繁荣与稳定。”2007年底国际货币基金会(IMF)发布新《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达11.2%，首次超越美国，成为对全球贡献最大的国家。”经济学家更预计，今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远超过美国。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当欧美各国以各种形式不断对中国采取贸易制裁或反倾销指控，中国依旧坚持开放战略，坚持发展开放型经济，并通过提供信贷支持、减免债务和关税等各种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增强经济发展实力，以减少金融危机的冲击，带动他们走出经济谷底，这都显示了中国对世界经济的积极贡献，对世界经济发展的承担，也展现了中国的大国风范和大国责任。 给予国民待遇让外企融入中国经济 习在演讲中向广大外商投资企业承诺，中国继续从法律环境、市场环境和经营环境三个方面来营造更加开放、更加优化的投资环境。演讲中的两个政策宣示，令西方商界和媒体尤为瞩目。一个是“自主创新”政策“适用于依法在中国设立的一切外商投资企业”，另一个是政府采购项目“让内外资企业及其产品享受平等的待遇”。这两个政策宣示的核心，是让外商投资企业享受“享受一视同仁的平等国民待遇”。 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统计，2009年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950亿美元，成为全球第二大投资东道国。但是，与此同时，外国商会、西方媒体近期就中国投资环境问题提出诸多批评，“抱怨越来越大”。这种现象看似矛盾，深入分析，却能从中反映出中国投资环境的进步。从改革开放之初外商的不满集中于中国基础设施等硬件的不足，到九十年代末批评转向中国的投资软环境，如今则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问题、政府采购项目意见最大。由外商的投诉、批评内容的变迁，可以看到的是中国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提升，可以看到外资企业正一步步融入中国经济。 外资企业之所以对自主创新产品认定问题、政府采购项目多有批评和怨言，其核心是外资企业能否享受“国民待遇”，能否在中国市场与内资企业平等竞争。习在演讲中对给予外资企业国民待遇的政策宣示，标志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真正把在华外资企业作为中国企业，使外资企业享受“平等国民待遇”。其目的在于让外资企业更好地融入中国经济，这种融入是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相结合的。习把这一战略概括为“把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同转变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结合起来，加快形成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二战之后，不论是日本还是亚洲四小龙，都是属于出口导向的开放型经济体，依靠向欧美出口带动经济起飞。过去30年，中国的对外开放以珠三角和长三角为代表，同样是以出口为导向，通过引进外资，输出商品，来参与国际分工。但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特别是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不仅需要调整国内经济发展方式，过去那种利用低廉劳工成本参与国际分工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也必须改变。 因此，中国未来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是把利用外资与自身的经济发展，包括产业升级、区域经济发展结合。和以往不同，中国未来更重视择优选资，不再是在中国沿海地区的“黄金海岸”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而是通过各种政策手段鼓励和引导外资，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向技术、资本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新能源和节能环保等产业转移。习在演讲中以“深化沿海开放，加快内地开放，提升沿边开放”，勾勒出未来中国开放的新布局。...

2010-09-29 曾因“党内政变”下台的陆克文，不久前被任命为澳洲工党政府的外交部长，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毫无疑问，这是本届澳洲政府最有意思的任命。其实，无论对于吉拉德还是陆克文，这一任命都是正确的选择。 曾因“党内政变”下台的陆克文，不久前被任命为澳洲工党政府的外交部长，让很多人跌破了眼镜。但是，笔者认为，这个“意外”其实是意料之中的事。 陆克文是近年澳洲政坛风头最劲的人物之一，他在澳洲总理任内的大部分时间里，民调居高不下，一度创造了高民意支持的记录。虽然由于矿业暴利税而民意下滑，但并没有工党内部一些人士预计的那么严重。按照政坛一般规律，这种被党内大佬抛弃，又以如此方式下台，陆克文的从政生涯基本上就算结束了。可是，陆克文为何马上又出山，“变身”澳洲外长？他今后还有可能东山再起吗？ 首先，这是陆克文的选择，也是他的政治智慧使然。陆克文突然下台，澳洲分析人士大多认为他的政治生命结束了，也就此认为他有可能对现任工党执政者“反戈一击”，甚至会在他们大选中背后“捅上一刀子”，至少他会保持沉默。鉴于陆克文政治实力依然存在，仍然有深厚的民意基础，他的报复甚至他的沉默，都有可能让工党根本无法赢得这次大选。可是，陆克文选择了另外一条路，那就是不计个人恩怨，放下个人的政治挫折，在关键时刻站出来为工党与吉拉德拉票。 大选结果显示工党与反对党不分胜负，这个结果让工党大佬出了一身冷汗。有一位工党领导人私下承认，从这个结果看，如果陆克文没有摒弃前嫌的话，工党很可能在第一轮选举中就落败了。从这位当时有份参与赶陆克文下台的工党领导人话中，不难看出陆克文此举让他重拾工党大佬的欢心与信任。 其次，从吉拉德的工党政府来看，这次惊险的大选让他们第一时间认识到联合一切力量的重要性。目前工党虽然用争取独立议员支持的方式取得了组阁权，但这是一个相当弱势的政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将会在外交与内政上面临来自在野党令人无法想象的挑战。这就要求他们首先要联合党内各派力量，陆克文在工党里的势力自然不可小觑，他的重新入阁使得吉拉德有了整合工党各派势力的基础。 再次，尽管澳洲媒体与在野党对陆克文的任命有各种质疑与猜测，但是外交界人士却看好这一任命。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目前仍在澳洲外交部任职的外交官告诉笔者，陆克文在外交上的成绩有目共睹，特别是他在位时与美国发展关系，得到美国的高度肯定。美国高级官员对于以那种方式突然让陆克文下台，私下里多次表示不理解与担忧。 至于有澳洲媒体认为，陆克文任外长后有可能独断专行甚至把总理吉拉德架空，这位外交官表示，这种担忧是多余的，陆克文在总理任期确实有我行我素的表现，但相信他已经吸取了教训。再说，那些独断专行，鲜有表现在外交上。换句话说，陆克文在外交上的政策基本上是得到工党一致认同的。 对于中澳关系，笔者特意与这位澳洲外交官交换意见。他说，陆克文虽然是中国通，但澳美关系始终是澳洲外交的主轴。在陆克文上台后，中澳关系一度陷入低谷，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其实也和澳洲正在调整澳美关系有关。他说，情况已经有所变化，自从中国领导人李克强、习近平先后访问澳洲后，中澳关系大大改善。现在，陆克文出任外长，中澳关系向好的势头应该不会逆转。 这位曾经在陆克文任外交官时就同陆克文打交道的老外交官说，陆克文能够出任外交部长，毫无疑问，是这届政府最有意思的任命，无论对于吉拉德还是陆克文，都是正确的选择。他说，从他个人与陆克文打交道的经验看，陆克文是一位知错能改、善于吸取经验教训的政治人物，他这次能够从总理职位上下台不久就重掌外交部，并不完全是出人意料。他说：“他今后还有在澳洲政坛东山再起的可能，那时，你也不用感到意外。”■穆骏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俞天任 2010-09-29 如果从分析日本政坛变化的视角来看这次钓鱼岛撞船事件，我们可以注意到,日本政坛出现了“教科书政治家”。对他们来说所谓政治，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应该是像教科书那样的，如果不对头的话，那也绝不是教科书的错误，而是现实错了。 日本政府最近在钓鱼岛水域的表现是很反常的。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抗议，不断扩大事态，非法扣押中国渔船船长詹其雄十天后于9月19日居然宣布再延长十天，直到24日才宣布释放詹其雄。 前原主导钓鱼岛撞船事件 从表面上看，这些事件都与一个叫做前原诚司的人有关，此人在2005年5月以后当过大概半年的民主党代表。去年民主党执政之后此人担任国土交通相，这次在钓鱼岛海域抓捕中国渔船的海上保安厅正是在他管辖之下的水上警察。事发之后，此人坚持“东海不存在领土问题，钓鱼岛是日本领土，要根据日本国内法律严肃处理中国船长”的立场。本次菅直人组成改造内阁之后，前原诚司改任外务大臣，延长拘留期限和起诉船长都是他上任外相之后的作为。 日本并不是什么严格的三权分立国家，政治家们并不把所谓“三权分立”的原则看作金科玉律。日本的举动基本上都可以看作是政府行为，特别是现在的民主党在夺取政权时所打的旗号就是“政治主导”，所以基本上可以认定这是一起政治主导的事件，绝不是现在日本政府想刻意打扮的仅仅是警察或司法案件。这次事件的核心人物就是现外相前原诚司。 但也不能从本次事件中简单地推导出前原诚司是反华、仇华或者是在搞什么军国主义。前原诚司在担任国交相的时候在扩大中国游客来日旅游和增加中日之间班机数量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在渔船问题上前原诚司所持的观点十分简单：钓鱼岛是日本领土，因此日本有权按国内法规严肃处理，决不让步。 前原闯祸后为何人气不减 可以把前原诚司看成一个现象，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因为“前原诚司现象”的出现表明日本政界人物发生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外国人在观察前原诚司的履历时会感到很不理解，这位前原在担任民主党代表的时候曾经干过一件让民主党无地自容的事，因此不得不辞去党代表的职务。 2006年2月，民主党一个叫永田寿康的议员，指控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武部勤在小泉解散众议院搞“邮政选举”的时候接受了名噪一时的明星企业家堀江贵文三千万日元。永田寿康还拿出了送钱的电子邮件和武部勤儿子的银行账号作为证据。 前原没有认真核对这些资料就在国会上捅了出去，结果事实是这些所谓的证据全是乌有。结果永田寿康辞去议员的职务，前原诚司辞去党代表职务，永田寿康后来自杀。 一个已退休的自民党议员对这件事的评论代表了一般日本人的看法：“年轻，没经验，又在在野党，没拿过贿赂——有从银行走钱拿贿赂的吗？等着警察上门还是怎么着？” 日本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轻结果，重过程”，虽然前原诚司干的这件事让民主党很没面子，但前原诚司还是很认真地在干，所以是可以原谅的。这就是前原诚司在闯出那么大的祸之后还有人气、还有人支持的原因。 日本出现“教科书政治家” 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一般都被视为僵硬，当年麦克阿瑟用“日本人只有12岁”来形容日本的思维方式。回过头看甲午战争以来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的中日交流史就会发现，实际上即使是一些臭名昭著的甲级战犯也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刻意要使中华亡国灭种，但日本特有的思维方式使他们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仔细研究日本人的主张就会发现，日本人主张的每一句话实际上多少都有点道理，但是全盘地看，要么前提就是错的，要么侧重面是错的。日本人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的错误，因为日本人有一种不讲逻辑、混淆主次的倾向，每次都是碰了壁之后才发现自己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主张实际上从一开始就错了。 太平洋战争的失败，使得当时的日本人认识到了日本式思维方式的缺陷，因此在战后的一段时间内日本人还是能够全面地分析形势，找到最适合日本的行动方式。这也就是为什么自民党内能够存在一个从田中角荣经竹下登一直连绵下来主张日中友好的势力。 这个连绵四十年不断的势力的最后传人是民主党的小泽一郎，更年轻的政治家中已经没有能够柔软地去思考、去观察、去分析的人物了。那些战后出生，和经济高度成长期同时生长的前原诚司这一代人实际上完全是日本式的思维方法，把他们叫做“教科书政治家”并不错。对他们来说所谓政治，不管是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应该是像教科书那样的，如果不对头的话，那也绝不是教科书的错误，而是现实错了。民主党这一点尤为突出，从去年9月份开始执政之后，无论内政外交的任何大小问题都是根据同样的思路，在“胡闹，失败，再胡闹，再失败”这个怪圈里转不出来，内政的儿童津贴也好，外交的普天间美军陆战队基地也好，都是一个路子。 “前原现象”的出现本身很值得注意，因为和前原诚司持同种思维方式的日本政治家肯定会越来越多，中国对日政策的做法必须有所改变。  

2010-09-25 军事透明化对外有助于加强军事互信，减少不必要的猜忌和摩擦，对内则有助于推进我国军事力量的改革和发展。军事透明化不应再成为西方国家指责我国的一个借口，而应该成为我国表达和平意愿、展示大国自信的平台和窗口。 美国国防部不久前公布了2010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报告称，美国对中国军事透明度不足感到担忧。此言一出，立刻在网上引起热议，许多网友指责这是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又一体现。然而，在全世界追求和平发展的大背景下，军事透明化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中国军方也在这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从公布年度国防预算到军方将领的频繁出访，中国军队都展示出走向世界的坚定与自信，因此军事透明化不应再成为西方国家指责我国的一个借口，而应该成为我国表达和平意愿、展示大国自信的平台和窗口。 在新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至少可以从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来看待军事透明化对于我国的重要意义： 首先，从对外角度来看，军事透明化有助于我国加强对外军事互信，减少不必要的猜忌和摩擦。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军事不透明的原因是要隐藏实力。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它的前提假设错了。它预设的前提是战争一触即发，所以我们要隐藏实力以期在战争开始后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然而，正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所以中国军队的作用恰恰在于通过展示自身军力来表达和平的善意，同时也可以震慑潜在对手，维护周边稳定。此外，从近期各大军事展会上中国的踊跃参展可以看出，中国也希望在国际市场上全力推销中国制造的武器装备。因此，军事透明化不仅有利于我军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还能帮助我国在国际市场上挣些外汇，何乐而不为呢？ 其次，从对内角度来看，军事透明化对于推进我国军事力量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度中国对外公布的国防费预算为5321.15亿元，对于这5000多个亿究竟怎么个用法，别说外国人，就连我们中国老百姓自己都不是很清楚，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也没办法对中国军方的资金使用效率进行评价。如果我们的军费投入比别人少，资金使用效率又不一定比别人高，那么军事实力的相对增长又从何谈起呢？ 在这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向美国学习。美国2010年军费预算高达7000多亿美元，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军队用钱大手大脚。事实上，美国军方很多武器项目的研发都是由民间中小企业来完成的，而且这些项目的初始研发费用一般来说都是由企业自己承担。只有当企业拿出较为成熟的研发项目并被美国军方看中，美国政府才会拨付一定的款项支持企业的继续研发。美国最新的“混沌”超机动无人平台的研发过程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来自民间、极富创意的项目在一个公开而透明的平台上相互竞争，择优劣汰，美国军方在受到监督的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自由市场的创新与活力，以最低的成本完成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 同时，由于军事透明度高，美军几乎所有项目的招标、实施都受到外界的监督和审核，稍不注意就遭到舆论、议会的批评指责。也正是由于这些批评指责，美国军方才会中规中矩、精打细算，果断下马“科曼奇”武装侦察直升机、“十字军战士”自行火炮等一批耗资巨大同时不符合新时代背景的项目，而将有限的资金投入到了无人机、防雷车、个人防护装备等迫切需要的、与士兵生命息息相关的项目中。这样就能够促使美军与时俱进，避免一些无谓的浪费。 国内这方面的工作似乎远远不够。近期，国内某军事杂志在对比大陆和台湾的轮式装甲车时有这样一段评价：台湾的轮式装甲车不仅要面临底盘裂痕的技术问题，还要通过低效率的官僚系统与冗长采购程序的折腾，真正形成战斗力还需时日，而大陆的新式轮式战车已经装备了快速反应部队，各种衍生型也会陆续问世。这段话看似说明大陆的装备采购效率更高。但仔细想一想，台湾的轮式战车之所以“处境艰难”恰恰是因为其整个采购程序都暴露在公众和舆论的监督之下，整个项目在研发费用、技术缺陷、单车造价、后勤维修等方面不断受到各方的批评质疑。反观大陆，别说是整个项目的研发程序和费用，就连单车造价外界都一无所知。 因此，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实现中国军事透明化对于中国军队来说都是只赚不赔的。     ■杨一星

2010-09-25 中国政府显然是下了决心，要在能源问题上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中国政府重视节能与环保后，一些涉及能源与有损环保的外资企业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海外尤其是欧洲、澳洲的环保与节能相关企业则可以寻获新的机会。 据人民网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日前对话世界经济论坛主席施瓦布。施瓦布引用国际能源署的报告，指出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中国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平衡能源供应与能源消耗之间的关系呢？” 温总理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以“不强调”的语气先提醒大家注意中国的人均能耗仍然是非常低的，很多乡村还缺少照明的电源，指出西方国家过去二三百年的耗能发展。随即，温总理说，“中国必须走节能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必须高度重视节能和环保，这应该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应付能源需求的不断扩张，我们最重要的办法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既有节能环保又有创新和高附加值的产品，这样才能使我们的企业和经济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温总理还补充道：“我们在产业发展当中，要注重新能源和新材料的发展，这就在于减少现有能源的消耗。” 温总理在指出中美差别之后，不回避问题的务实态度，赢得了西方人士的赞赏。但他们同时指出，说比做容易。温家宝总理的讲话应该不只是说说，而是代表了中国政府的政策走向。中国政府显然是下了决心，要在能源问题上找到根本的解决之道。 美国媒体人麦克说，中国政府以前一听到人家说能源问题，就会指责西方已经“破坏”了两百多年的能源，现在轮到中国来消耗了。然而，这次温家宝总理虽然也提到了这一现象，可他的讲话更显示中国政府不但务实面对这个问题，而且要动真格的。这位对中国比较了解的媒体人说，这个连西方也没法解决的问题，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找到新的路子。中国政府在“令行禁止”方面的能力一向是有目共睹的，是否能够在能源与环保上显示一次中国特色的“高效率”，值得关注。 中国一位关心能源问题的作者在网络上写到，温总理近日多次强调要重视节能与环保，彰显了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这个问题。当然，还需要看看中国政府具体推出什么政策。他还补充说，中国政府在制定决策时几乎不受来自议会的羁绊，这是西方推行节能与环保新政时遇到的最大“麻烦”。中国政府应该不难推出能源与环保的新思路与新政策。 更引起西方媒体和商界关注的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在9月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工作会议，原则通过了《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了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方向、主要任务和扶持政策，其中，节能环保产业排在第一位。 在华投资多年的澳洲华裔商人林先生说，中国政府重视节能与环保后，一些涉及能源与有损环保的外资企业肯定会受到影响，但海外尤其是欧洲、澳洲的环保与节能相关企业则可以寻获新的机会。他表示，自己的企业无涉能源与环保，将不会受到影响，但他也会看看有什么好的项目，不排除随时“转向”。他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在未来一、二十年里还会向好。“这里，”他说，“充满了机会”。■易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