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November 2020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月 2020-11-25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台海局势失控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中国大陆应未雨绸缪,尽早推进“台湾方案”落地。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台海局势失控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中国大陆应未雨绸缪,尽早推进“台湾方案”落地。美国重新定位台湾的战略地位台湾是中国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坚力量,是中国在太平洋方向防御的关键,中国西太平洋方向的早期预警就在“冲绳-台湾-南中国海”的第一岛链上。台湾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不必赘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然而,台湾也是美国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构建的第一岛链的关节点,被认为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随着冷战的发展,中美建交,美国在更多的领域需要中国的配合,台湾的作用有所弱化。然而,中美战略态势已出现了变化,美国曾经用来对付苏联的零和遏制政策,现在正成为其利用台湾在东亚对付中国的政策。1. 台湾可作为中美谈判的筹码。一个关键的变化是,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导致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对华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倾向于把台湾作为谈判筹码。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收复台湾是中国最重要的目标。然而,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是美国的目标,尽管这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紧张,但美国会义无反顾地继续支持台湾而反对中国。虽然中国拥有经济优势和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但美国认为支持台湾独立的政治行动能带来更多可交换的筹码和独特的优势。美国对台湾构建这种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规、不对称的操作模式,符合美国利益,但不符合中国大陆利益,是在没有任何正式形式支持的情况下鼓励台湾的分裂主义思想。可以说,台湾变成了调节中美关系的调味剂。美国根据其需求和利益,要求台湾在不同战略语境下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为美国提供一种理想的方案。一个大国为促进其自身的利益对另一个国家展开战略攻势,是一种延伸威慑战略。美国对台政策正是一种大国阻止他国发动战争的延伸威慑政策,把台湾作为与它所威慑的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为台湾提供额外军事能力的安全保障,阻止中国“武统”台湾。美国不仅把台湾作为与中国博弈的筹码,而且把台湾视为一张多米诺骨牌,防止亚太地区现状发生改变,导致全球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实现其战略利益的谈判筹码。2. 台湾被视为美国保持全球主导地位可动用、最理想的资源。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将美国对外政策利益从打击流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转向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竞争。中国国家利益是提升地区地位、增强全球实力,美国国家利益是维持全球霸权,这构成中美冲突点。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形成的单极现状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而逐步递减为多极化,最终可能发展成为两极化,即G2或者中美国。尽管近几十年来,中美商业交往紧密,中美在全球多领域加强合作,但任何相互依存的中美关系都无法与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相媲美。中国实力增强,使美国感到其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必然受到美国的打压,这是促使美国与中国对抗的原因,也是美国将军事资源、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主要因素。美国认为,中国实力的崛起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最大威胁,可能会发生权力转换,而台湾恰恰可以作为衡量两个大国力量平衡的关键指标,可成为发生重要结构性变化过程的转折点。这个过程将是中美发生权力转移,或者全球权力结构现状发生改变的过程。台湾是中国尚未统一的重要领土,它已成为美国在中国自己的区域范围内遏制和威慑中国的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美国希望维持目前全球权力结构现状,放慢权力转换的进程以及降低对现有秩序的威胁,这样美国才有可能保持霸权,避免两极化。如果中国收复了台湾,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所有其它选择都将变得不那么有效。如果中美双方都不想开战,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一个关键、理想的策略就是通过防止中国统一台湾,把台湾作为制衡中国的重要战略资源。3. 美国突出台湾在其印太战略中的作用。一直以来,美国不管是在亚太地区表现出所谓的战略收缩态势,还是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或者是“印太战略”,美国从未放弃过在亚太的存在。相反,美国进一步强化其在亚太的影响力,处处表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先”。无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印太战略”,都是以遏制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印太战略”章节重点强调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加强台湾在印太战略中的反遏制能力。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公布其《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提升台湾在其战略中的地位,不仅直接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要加强与台湾的伙伴关系。美国印太战略侧重以美日澳印为战略轴心,台湾地区、中国周边国家为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环节,对标中国,把台湾作为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控制中国的军事前哨。美国加速改变台海现状台湾的地缘政治地位不仅对中国大陆进入太平洋是一种障碍,而且对中美在亚太地区主导权也越来越重要。由于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美国对台政策又出现双重性,可以说,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伴随着美国打“台湾牌”遏制中国崛起,特别是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恶化,美台关系得到加强,加速了台海现状的改变,在美国的战略规划里改变台海现状是为了不改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当前,美国对台的一系列做法,实际上是美国对自己所秉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与空洞化,变相地否定了“一个中国”原则。1. 加速美国国内涉台问题立法。从美国以往的历史来看,当美国国家处于安全状态时,国会参与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热情高,提案、立法就相对较多;当美国国家处于战争或危难状态时,国会倾向于服从总统的外交主导权,提案、立法就相对较少,美国国会涉台问题的立法同样也是遵从这样的趋向。中美建交后,美国每一届国会都会有涉台提案。后冷战时代(1991-2000),提案较多,最后成为法律的是20项;21世纪初(2001-2016),共有23项涉台提案成为法律。美国国会推动涉台问题立法主要是从法律上加强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虚化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在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上,有行政-立法相互制衡的内在机制,避免美国政府过于倾向中美关系,而忽视与“准盟友”台湾的关系。然而,特朗普政府在涉台问题上基本达成“府会”一致。自特朗普2017年入主白宫至今,有关涉台提案最终成为法律的有10项,年均超2.5项,高过美国的历届国会,而且特朗普政府在国会立法后是实实在在地执行各项涉台问题的法律。2. 有意增强美台人员交往的层级和频率。美国在《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提出美台军舰互访,试探中国大陆风向和反应,紧接着在2018年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从政策设计上看,美国允许其所有层级官员前往台湾,台湾地区所有层级官员也可到访美国,不再受限制,实际上是为美台官员互访解禁。美国政府不仅在为美台官员互访解禁,而且访问频率之高也令人瞠目结舌。8月初,美国卫生部部长刚刚访台,时隔一个月,9月17日美国次卿克拉奇又访台,并且是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现任政府官员。与此同时,台湾地区驻美代表萧美琴在社交媒体上自称驻美“大使”,也未见美国政府有任何反应,其“对台交往准则”虽未废止和修订,但也已名存实亡。3. 调整对台军售政策。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呈现了新的特点:第一,年年有军售。进入21世纪后,虽然小布什时期对台军售次数最多,但其2006年并没有对台军售案,而特朗普任职近四年,年年都有对台军售案。第二,军售价额都是大手笔。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每笔对台军售案没有低于1亿美元,并且在2019年创下了美国自1979年对台有军售以来,单笔额度最高的军售案纪录,达80亿美元。第三,对台军售常态化。以前,美国对台军售都是通过“打包”的形式进行,让其它法案“带货”,也就是将对台军售夹在其它法案之中。如今,美国对台军售采取“个别审查,个别通告”的做法,不仅更加重视对台军售,而且使美国对台军售程序便利化,走对台军售常态化的路子。第四,对台军售内容向武器系统的高精尖、攻击型方向发展。从美国过往对台军售的内容来看,以人员培训、武器系统的零配件以及一些淘汰或停产的武器系统为主。如今,美国对台军售内容向武器系统的高精尖、攻击型方向发展。2019年通过的对台军售案中出现了配备顶级的火控雷达,提升精确制导能力的F-16战机,这也是自1992年以来美国首次对台出售先进战机。最新的美国对台军售已获得美国务院批准,总额超过18亿美元,当中包括地雷、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等,也属于高技术、攻击型武器系统。美国对台军售这一趋向,不仅对中美关系是一种破坏,而且会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美国未来四年对台政策考量当前,美国大选争夺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不管是民主党的拜登胜选,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连任,变化的只是美国总统的执政风格。因此,其大选的结果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而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美国对台政策才是我们关心的主题。1. 推动美台建交,制造“两个中国”。美国高度重视其与台湾间的关系,不仅重视美台经贸、文化关系,而且高度重视美台政治、军事与安全关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调整了其对外关系议程,把与台湾地区关系和中国大陆关系并行发展,并不完全受中美关系的制约。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仅包括“三个公报,一部法律”,它还包含了《台湾旅行法》《台湾保证法》《台北法案》,扩展其操作台湾议题的空间,起到加码台湾因素的战略效果。近来,台湾岛内有“台美复交”的声音。如果特朗普连任成功,他会继续推行台湾议题,平衡中国发展,并且会呼应台湾岛内“复交”的声音,选择适当时机推动美台建交,制造“两个中国”。如果是拜登胜选,所谓的“台美复交”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但假如美国国内形势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台湾牌”也将是其必要的选择。2.整合“四独”力量,制衡中国。美国操弄“台独”议题,可以说是轻车熟路。2019年,美国借助“反修例”插手香港问题,使“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港独”分子在香港有了一定的市场,并且有意地让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用香港问题助攻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把控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美国对有关“独”的问题、“颜色革命”等议题非常敏感,有一套非常娴熟的处理手法,且屡试不爽。同时,美国经常借助各种国际舞台对中国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指手画脚。未来四年,不管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让美国保持伟大”,只要其不放弃追求“伟大”的全球霸权,随着中国实力进一步崛起,中美力量定会不期而遇。那么,美国必然发动中国境内、境外一切“独”的力量,迟滞中国发展的脚步,扰乱中国发展的进程。未来四年,整合“四独”力量也将成为美国制华的一种选择,中国应引起高度重视,防止“四独”合流,破坏中国安全稳定的内部发展环境。3.策划在台海发动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美国在《2018年国防报告》当中首次明确中国为其重要的战略对手之一。如今,美国俨然把中国视为其全球地位的头号威胁者。美国誓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保持伟大”,都是想要推进美国再工业化,捍卫其霸主地位。不仅在亚太方向,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是唯一一个有实力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目前,美国已使出贸易战、科技战、联盟围堵等各种招数,下一步还会与中国争夺疫苗的主导权,可谓招数用尽。虽然中国发展会因此而面临各种困难和阻力,但并没有遏制住中国向好发展的势头,美国除了发动一场对华战争以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大开眼界”战争模拟推演得出,2030年中美将在太平洋发生海战,且美国将被击败。因此,未来十年,中美直接或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今年以来,美军加大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就达3,000次。7月至9月间,美军又派出各类型侦察机,甚至利用民航机,在台海、南海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收集各类数据,为策划在台海发动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做战前准备。中国的战略选择1.“武统”应提升为首要选项。首先,台湾岛内政治生态迫使大陆做出调整,将“武统”作为首要选项。当前,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已经发生变化,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对岛内“府院”有绝对的控制力,出现亲美“一边倒”的现象,并正推动岛内进行“修宪”行动。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成了“扶不起的阿斗”,不仅短期内很难取得重新执政的机会,而且还跟随民进党“拿香跟拜”,淡化两岸达成的“九二共识”,甚至有台湾岛内国民党籍立委提出议案,要推动“台美复交”。多年来,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一贯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采取积极的对台政策,全面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争取和平统一。现在看来,依靠岛内主要政党和所谓的有识之士,很难实现和平统一,反而离和平的道路越来越远。其次,美国因素促使中国选择“武统”作为首要选项。最新一期的美国《大西洋月刊》刊文指出,“如果北京真的敢攻击这个岛屿,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会决定是中国还是美国占有太平洋地区的统治地位”。既然台海局势影响到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甚至是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而美国又不可能轻易地拱手相让,因此“备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最后,台湾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也需要把“武统”作为首要选项。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程度是中美建交后前所未有的,而台湾被美国视为制衡中国重要的战略资源,且处在美国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上,台湾成为中美必争之地。对于中国而言,统一台湾后,中国大陆可以利用台湾地区的深水良港,便于中国航母驻守,使中国军事力量部署进一步向太平洋扩大外延。同时,中国可以突破美国第一岛链封锁,将第一岛链分割成东北亚、台湾、东南亚首尾不连的链条,使其无法形成相互支援的态势。中国航空母舰、核潜艇还可以直逼关岛乃至美国的西海岸,中美攻守易位,胜负难料。2.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孙子云,智者伐交。目前,美国正在各个领域发难中国,中国除了要做相应的军事斗争准备外,还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具体地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第一,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反对分裂国家、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在国际上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对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讲事实摆道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即使中国将来在台海与美国、“台独”势力兵戎相见,也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算是师出有名,是正义之战。第二,团结台湾岛内人民。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中国制胜的法宝。团结台湾岛内人民,不仅可以使两岸中国人共同向和平统一的方向去努力,尽可能地避免战争的发生,战争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将来即便选择“武统”的方式,统一后的台湾地区治理也需要台湾岛内人民去重建,台湾的未来要靠台湾岛内的中国人去创造。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谢贵平 修光敏 2020-11-20 特朗普主张迅速、彻底地从阿富汗撤军,此举不仅将严重影响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而且国际恐怖组织还会趁机将阿富汗变为全球“圣战”策源地,并向中亚、南亚拓展,围绕新疆形成一条“恐怖主义之弧”。这将恶化新疆反恐的周边环境,严重威胁新疆的安全稳定。 在当前新冠疫情危机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特朗普主张迅速、彻底地从阿富汗撤军,此举不仅将严重影响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而且国际恐怖组织还会趁机将阿富汗变为全球“圣战”策源地,并向中亚、南亚拓展,围绕新疆形成一条“恐怖主义之弧”。这将恶化新疆反恐的周边环境,严重威胁新疆的安全稳定,亟待引起高度重视,积极应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阿富汗安全局势的不良影响1. 美国撤军打乱既有部署将给阿富汗局势造成更大动荡。4月底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将加速从阿富汗撤离所有美军,这将给阿富汗局势造成更大动荡。一是如果美国撤军时部分弃置的武器装备一旦落入极端组织之手,将对阿富汗及地区安全局势造成不利影响。二是特朗普此举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对喀布尔的影响力。5月13日阿富汗总统加尼不顾美方和谈意愿宣布对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主动进攻就是明证。三是美国若未完全按照协定撤军,“阿塔”以后可能会以此为借口,拒绝遵守其与美国签订的停火协定。2. 美国援助减少将削弱阿富汗安全部队战斗力。由于美国国内面临严重的新冠疫情危机,且当前美国战略聚焦于大国博弈,因此美国决策者将会进一步减少对阿富汗援助,这不利于严重依赖美国援助的阿富汗安全部队。由于肮脏的居住条件、落后的卫生状况、士兵在军营内的聚集性接触,美方十分担心这支部队最终会感染病毒。然而,一旦美军撤离阿富汗且减少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援助,“阿塔”和喀布尔之间的军事平衡将被打破,其结果可能导致“阿塔”控制大部分甚至全部阿富汗领土,社会秩序崩溃、军阀混战,造成阿富汗政局动荡甚至分裂。3.“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呼罗珊省”等极端组织将趁势复兴。当前,“呼罗珊省”以阿富汗什叶派穆斯林从伊朗朝圣归国并将新冠病毒带入阿富汗境内为借口,对其进行打击,并煽动阿富汗内部的教派仇恨。5月12日,“呼罗珊省”对什叶派哈扎拉人聚居区的喀布尔产科医院以及楠格哈尔省一名警官葬礼发动系列恐怖袭击。虽然“阿塔”领导人同意政治解决与美矛盾,但对此不满的“塔利班”强硬分子将会投靠“呼罗珊省”。长期来看,由于失去美军的制衡,巴基斯坦“塔利班”(以下简称“巴塔”)也将趁机寻求复兴,并可能与“呼罗珊省”以及不支持和平进程的“阿塔”成员展开合作。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新疆反恐局势的影响1. 全球“圣战”策源地将逼近新疆。一是阿富汗一旦成为全球“圣战”的策源地,将为涉疆暴恐分子内外联动提供土壤和创造条件。二是新疆暴恐分子出境参与“圣战”更为便利,新疆反恐压力将陡增。三是从全世界赴阿富汗参与“圣战”的恐怖分子在极端意识形态的煽动下,可能利用留学生、商人、游客等各类身份伺机进入中国制造暴恐活动。这样全球反恐的重心和前线将逼近我国国门,新疆面临的反恐形势将比2013年前后更为严峻。2. 各类恐怖组织围绕新疆形成“恐怖主义之弧”。“伊斯兰国”除了在阿富汗及阿巴边境建立“呼罗珊省”,并利用该地区塔吉克族与普什图族之间的矛盾拓展生存空间之外,还建立了“巴基斯坦省”和“印度省”,后者重点目标是在克什米尔地区煽动印度穆斯林反对印度政府。美国撤军后,各类恐怖组织将以阿富汗为中心南北拓展,并围绕新疆形成“恐怖主义之弧”。为抗衡巴基斯坦对“阿塔”的影响力,阿富汗政府将会继续秘密资助被驱赶到阿富汗境内的“巴塔”成员潜入巴基斯坦境内开展恐怖袭击,而“乌伊运”及依附于它的“东伊运”一直盘踞在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将寻求继续与“巴塔”合作的机会。虽然“美塔协定”中规定“阿塔”不再庇护“基地”组织,但美国撤军后将对此缺乏监督和强制实施手段。“阿塔”与“基地”组织之间,“阿塔”需要“基地”组织的资金和训练支持,“基地”组织需要“阿塔”的庇护等关系,将受到影响。因此,“基地”组织很有可能继续在阿巴地区活动,同时通过“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AQIS)提升其在印度的影响力。3.“塔利班”获胜并取得优势地位将刺激新疆极端分子的“圣战”意识。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极端组织普遍将“阿塔”与美军签署停战协定视为一个伊斯兰团体对一个入侵的异教大国的胜利。当前,此种“胜利”将进一步激起暴恐分子的“圣战”狂热。“阿塔”正利用新冠疫情危机指责阿富汗政府应对乏力,同时为平民提供医药援助,加大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袭击力度,并且拒绝斋月期间停火。驻阿美军自2019年以来大幅增加了对“阿塔”及其它极端组织的袭击次数,仅在2020年头两个月就在阿富汗27个省实施了1,010场袭击,但袭击也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因此激起阿富汗民众对美军及其所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的仇恨。涉疆暴恐组织一直宣称汉人“入侵”了新疆穆斯林的土地,这恰好与“塔利班”战胜入侵异教大国的叙事相吻合,因此伴随着“阿塔”权势的增长及其所宣扬的极端意识形态的蔓延,新疆意识形态反恐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4. 美国蓄意将阿富汗乱局引向新疆,实现“以疆制华”。当前,美国把中国视为假想敌,通过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人才战、信息战、舆论战等方式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与遏制。美自阿富汗撤军,一方面是避免在阿有更多的人员伤亡和财力投入;另一方面的动因是坐视阿富汗陷入动乱状态,并将这种乱局引向新疆,同时利用境外“东突”势力扰乱中国在中亚、南亚等地的“一带一路”建设,试图达到“以疆制华”的目的。在此背景下,考虑到美国曾将支持“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暴恐组织作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的的惯用手段,不能排除美国撤军后,会在阿富汗支持国际恐怖势力,搞乱中国周边局势,并伺机渗透新疆,开展暴恐活动的可能性。中国预警预防和应对周边暴恐袭击的对策建议1. 加大对阿援助,增加中国在阿影响力。一是加强乌鲁木齐与喀布尔国际友好城市建设。以乌鲁木齐的名义加大对喀布尔的对口援建,以增进两国民心相通,增强阿富汗对中国的认同。二是利用国际组织对阿富汗进行援助以获取对中国反恐的支持。我国可通过亚投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对阿进行民生与抗疫人道主义援助,稳定阿富汗社会秩序,并借机秘密接触“阿塔”以获取我国打击“东伊运”的情报支持,保障“后协议时代”我国在阿影响力。2. 推动上合组织加大阿富汗反恐力度。一是建立中阿瓦罕走廊安全机制。阿方在维护瓦罕走廊地区安全方面与中国有共同利益,中国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与阿方在瓦罕走廊阿富汗一侧联合建立两国共享的军事设施、军事基地及常态化联合巡逻机制,并且将来视反恐情势需要可将其扩充为中、阿、塔或中、阿、巴、塔瓦罕走廊联合安全机制。二是通过上合组织整合新疆周边国家力量,联合反恐。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上合组织成员国或观察员国都十分担心美撤军后“呼罗珊省”等在阿的极端恐怖势力外溢。因此,我国可借助上合组织这一多边多元平台填补美撤军后留下的权力真空,避免我国单方面介入阿富汗局势而面临国际压力。3. 争取美专家智库影响美国从阿撤军决策。当前,虽然特朗普主张迅速、完全撤军,但以耶鲁大学阿富汗问题专家鲁宾(Barnett Rubin)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都主张美国恢复业已减少的对阿援助,并在阿富汗问题上加强与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及伊朗的合作。部分美国官员认为,应在阿富汗保留少数部队执行继续反恐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任务,否则,“基地”组织利用阿富汗内战发展壮大并最终袭击美国的历史将会重演。因此,我国应努力做好这部分美国专家及智库的工作,让他们影响美国政府的撤军计划,避免美国不负责任地迅速、完全撤军。4. 建构多层级国际反恐合作机制。一是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我国需要积极推动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反恐合作中的引领、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巩固国际反恐联盟,加强各国司法权的协助,共同拟定国际恐怖分子的引渡及反恐方案,完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二是不断拓宽反恐双边和多边合作范围。中国应通过情报共享、联合军演等形式,参与地区与次区域国际组织的反恐合作;建立相涉国家间情报交换、文书送达、调查取证、搜查扣押、刑事诉讼移转管辖、外国刑事判决的执行、引渡等合作机制;加强与中亚、南亚、中东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多边反恐合作。5. 构建多部门参与、全社会协同合作的联合反恐体系。一是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学科联动的组织领导体系和反恐维稳协调机制。二是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的反恐预警、预防与应急管理体系。三是营造反恐社会氛围,形成全社会反恐合力。四是组建“边境反恐特别反应小组”,打造边境反恐坚盾。五是加大对境外“东突”极端分子以“合法身份”回流的识别和监控力度,防范“东突”极端分子利用高科技回流并实施恐怖袭击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江勝 2020-11-19 RCEP照顧到了不同國家國情,最大限度地兼顧了各方訴求,使各方都能充分共享RCEP的成果。RCEP歷經8年,31輪正式談判,最終簽署協定,成果來之不易,將在全球約三分之一經濟體量的國家中形成一體化市場。然而,RCEP最終能否開花結果,使各國真正受惠,需要各國拿出扎實行動,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為推動區域一體化更高水平合作而努力。 RCEP由東盟10國於2012年發起,15個成員國橫跨兩大洲,旨在削減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深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維護多邊貿易體系。在新冠疫情影響下,各成員國經濟受到了重創,都期盼着RCEP能夠達成,盡快整合亞太地區各國間的供應鏈、產業鏈,使自己的經濟得以迅速恢復。在經濟合作、促進各國發展面前,意識形態之爭、政治制度不同就顯得不那麼重要,RCEP的簽署在全球範圍內受到關注,引發熱議。 RCEP簽署後,國際社會反應強烈,有國家擔心中國將強化在東南亞的勢力擴張,擔心中國在亞太地區塑造更有利的貿易規則,擔心中國價值觀輸出,推廣自己的政治經濟模式,並替代區內其他國家的自由資本主義模式。 不會借RCEP輸出「中國模式」 事實上,中國不輸出「中國模式」,「中國模式」也無法複製。中國堅持不搞意識形態之爭的原則不變,注重制度建設,堅持制度自信,堅信中國制度給中國帶來的進步,但也不認為應把中國的制度強加於其他國家。 我們應該清楚地認識到,意識形態之爭最終將會有發生戰爭之虞,不僅會抹殺合作的前景,而且會影響區域經濟整體發展,是弊大於利。然而,競爭和不競爭是一個戰略選擇的問題,與其對意識形態抱有成見,不如敞開包容的胸懷,允許世界的多樣性,回到合作發展的主題上來,迴避意識形態之爭,是利大於弊。 《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指出,中國將「大力提倡不同文明對話和交流,消除意識形態偏見和隔閡,使人類社會一天比一天和諧和睦,讓世界更加豐富多彩。」這也進一步表明中國無意與任何國家搞意識形態之爭,採取包容的心態,以合作共贏為基軸,淡化分歧和矛盾,求同存異。 中國與任何國家進行合作的基本立場,不會因為對方的政治體制或意識形態不同而改變。剛剛簽訂的RCEP就是很好的明證。15個RCEP簽署國中,大部分有相似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制度,但與中國相似的極少。「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主要應該從國家自身利益的戰略利益出發,着眼於自身長遠的戰略利益,同時也要尊重對方的利益,而不是去計較歷史的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中國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改變對方,而是尊重各國人民作出的選擇,避免意識形態之爭給區域合作造成政治障礙。 求同存異 合作共贏 合作共贏需要有「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太平洋各國」的胸襟,需要各國有扎實的行動。各國應在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管控分歧,擴大共識,求同存異,秉持利益遠大於分歧的理念,積極參與RCEP建設,增進戰略互信,在亞太地區展開積極合作,把合作共贏作為推動區域一體化不斷向前發展的不竭動力。 RCEP照顧到了不同國家國情,最大限度地兼顧了各方訴求,使各方都能充分共享RCEP的成果。RCEP歷經8年,31輪正式談判,最終簽署協定,成果來之不易,將在全球約三分之一經濟體量的國家中形成一體化市場。然而,RCEP最終能否開花結果,使各國真正受惠,需要各國拿出扎實行動,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為推動區域一體化更高水平合作而努力。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11-16 深层国家(deep state)指的是西方文化环境下部分政府部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包括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金融和工商业、新闻媒体、游说机构、民间团体等。西方深层国家的运作总体上基于理性的利益谋划和价值判断,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约束,也无须经过选民同意,甚至刻意规避法律法规,但是能够影响民选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能够把体现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国家的大政方针。 深层国家深层国家指的是西方文化环境下部分政府部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包括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金融和工商业、新闻媒体、游说机构、民间团体等。西方深层国家的运作总体上基于理性的利益谋划和价值判断,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约束,也无需经过选民同意,甚至刻意规避法律法规,但是能够影响民选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能够把体现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国家的大政方针。第三世界的深层国家主要由武装力量控制,在历史上曾经常推翻民选政府;而西方的深层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利益联合体,主要通过影响民选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则因国而异。作为一个理性自利的非正式社会建制机构,西方深层国家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特定的价值偏好,尊重和保护自己的隐私,但并非妄图统治全世界、奴役人类的妖魔鬼怪。即使是保密等级最高的情报机构,它也存在于尊重传统的理性的建制体制当中,服从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对民选政客负责,并没有无视民选政客而独立存在的全球性议程。深层国家的各个组织单元当然拥有因分权制度设计而产生的部门利益,但这既是多元民主允许的存在,也是对民主的保障和宪制的维护,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制约民粹势力在本质上,西方深层国家是一种典型的非正式理性建制力量,与民粹主义势力存在明显利益和价值冲突。在民粹主义者的眼里,深层国家是人民、国家和政府的公敌。希特勒为了获得权力,一直把掌握金融机构的深层机构视为德国的控制者,指责他们是德国苦难的始作俑者,把德国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犹太人被妖魔化为万能的替罪羊,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从政府的错误和无能上转移。民粹的特朗普政府否认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指责情报机构通过泄密或其它手段来阻挠特朗普施政,声称情报官员伙同留任的奥巴马政府官员处心积虑地打击特朗普政府。深层国家与选举产生的政客无疑存在矛盾,但这有利于实现对民选政府特别是政府民粹力量的制衡。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分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现代社会的运转依赖有着专业技能的企业家、公务员、职业军人、经理人、专业人士等等,而他们正是构成西方深层国家的核心力量。政府雇员的职能在此方面比较有代表性。政府雇员无论如何不会违背、反抗政客的指令,但可以在执行命令时加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和情感。如果政客胡乱或者错误地发号施令,那么政府雇员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做出力所能及的修正。如果政客明显越界,决策缺乏科学、法律甚至常识基础,政府雇员会考虑挑战甚至抵制政客的决定。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公权力构成约束的良性平衡机制。在2020美国种族骚乱中,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军进行镇压,但不仅高级将领集体反对,甚至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都公开表示不支持特朗普的决定。深层国家敢于向政客讲出真话,要求其根据法律规范和理性精神履行自己的职责。政府顾问大多是学者或专业人士,无论是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还是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都会从学理、专业的角度为政府服务,但大多并不会持特定的政治立场,基本属于中立的力量。他们基于专业精神为政府提供的建议或批评,有利于政府的政策保持理性。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行政权通过行政立法迅速扩权,立法权逐渐弱化,而行政权的民粹化在特朗普时代已经成为现实。这种情况下,深层国家代表的理性力量对美国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就变得尤为重要。充满臆想的阴谋论通俗作家经常把深层国家想象成反民主、反公意的见不得阳光的小集团。他们把深层政府理解为精英政府、财阀政府、军阀政府,认为在民选政府背后存在一些“造王者”,把持朝政,为非作歹。阴谋论者更进一步,声称深层国家实质上统治民主国家,践踏民主,破坏政治程序,摧毁法治基础。他们声称民主国家普遍存在一个影子政府,近乎封建特权,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政府组织,秘密操纵国家的内政与外交,议会、总统或者总理以及法官都受其摆布,不敢损害其利益。最重要的是,他们声称深层国家存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议程,能够通过自己伸向社会各界的触角,动员强大的资源来达成自己的国内和境外目标。事实上,构成深层国家的机构和人员只是维护自身利益,并非为了故意损害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无论公务员还是军人,都是为政府打工的雇员,需要养家糊口,有着七情六欲,有自己的专业信誉、判断和知识,也存在能力和视野的不足。那些被称为造王者的政府供应商、法定机构、民间社团、智库等等,在宪法的允许下,可以合法地与选举产生的政客合作或者保持距离,社会找不到合法理由要求他们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牺牲。由于深层国家各组织的价值观取向不一致,利益存在冲突,其存在是多元化、碎片化的,所以很难说民主国家存在一个强大的单一深层政府。内部各组织的分散状态使深层国家无法进行统一协调的行动来达成系统性政治目标。他们各自为政,大多关注与自身相关的单一议题,比如劳工组织关注劳工福利和权益,气候变化组织关注极端气候,卫生组织关注流行病的蔓延等等。由于利益分散,深层国家很难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这本身就弱化了其影响能力。 美国的深层国家美国的深层国家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财政部、华尔街、军工集团、新闻媒体、硅谷高科技企业等。它们与民选政府相互支持,分享利益,比如美国财政部需要华尔街的配合才能监控国际资金的流动和执行国际制裁,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需要硅谷的配合才能监控本国国民和外国要人的通讯往来。然而,美国各界对深层国家一直持怀疑态度,而相关信息的保密更是引发诸多疑惑。1961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卸任告别演说中,公开表达对军工复合体左右美国政策的担忧。美国的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人员来源广泛,大多数来自美国的普通家庭,并没有职业行为之外的特权。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训练,遵循理性的专业逻辑,薪金中等,收入透明,没有机会积累财富。与国会议员和政客们相比,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的人员更代表平民而非权贵的利益。情报机构内部设置多样化,力量分散,各机构之间存在竞争与制衡关系。情报机构的负责人由选举产生的政客任命,因此系统本身很难形成享受公信力和威望的领袖,无法挑战政府的权力。军人和情报人员至多能稀释政客的命令,但是无法拒绝服从命令。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和华盛顿的官僚之间存在着旋转门,华尔街不断向政府提供资金和人员。美国许多财经高官出身华尔街,包括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亨利·保尔森等等。华尔街对华政策倾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支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企图以此迫使中国推行符合其利益的改革;另一方面,华尔街不想放弃中国市场和投资机会。咨询公司奥纬咨询预计,中国散户的可投资财富将从2018年的约24万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41万亿美元,华尔街金融巨头们自然不想错过这一诱人的市场盛宴。尽管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但华尔街不完全支持特朗普推动的与中国“脱钩”政策,美国金融界人士拒绝配合其对华政策,反而继续加大对华投资力度,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中国抗疫成功,经济逐步恢复,加上目前超过西方主要国家的利率水平,这些事实成为华尔街资本不断涌入中国的强劲动力。许多硅谷公司与美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为政府部门提供企业主动收集的用户信息。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著名硅谷公司都曾加入NSA的棱镜项目。大多数硅谷企业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赚取高额利润,但近年来它们对中国的自主研发、国产替代政策不满,希望借助美国政府改变中国的科技追赶政策。在华为、中兴、抖音事件中,硅谷的企业都配合甚至积极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但这并不意味着硅谷企业的商业利益与美国政府完全一致。日前AMD和英特尔公司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继续向华为正常供应芯片,这是对此最新的注脚。美国政府理解硅谷企业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资产,因此不可能不顾及硅谷企业的商业利益。作为全球第二大市场,硅谷企业可以暂时停止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往来,但并不希望永远和彻底放弃中国市场。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宰白宫,美国政府都积极外包关键的政府服务,目的在于获得物资和装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作为承包商的军工集团一直试图在海外寻找敌人,长期破坏国际和平局势,挑起国际纷争,近年来它们为寻求扩大国防开支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然而,它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与中国制造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关系。在激光、雷达、声纳、夜视仪、导弹制导和航空发动机所需的稀土材料方面,中国是其唯一供应国。在军用太阳能电视、燃料电池和飞机液晶显示屏等领域,美国大量使用来自中国的产品和原材料。承包商的目的在于获取经济上的利益,有时不择手段地谋取暴利。为了降低成本从而谋取高额利润,他们经常从中国采购大量产品和物资。承包商可以通过与政客私密的关系,通过游说来恶化中美关系,也可以此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在美国的社会团体中,共济会属于兄弟会中的精英团体。共济会总体上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知识守护和创新群体,相信造物主是宇宙的创作者,是一位理性的有着丰富科学知识的存在,赋予宇宙以井然的秩序;相信人能够以理性为途径,不断凭借自己的努力完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完成人生的价值与使命。共济会重视会员的兄弟情义,有时候出现徇私枉法的案例,这是被社会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共济会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吸引了西方大量知名科学家、学者、王室成员、企业家、银行家、政客、专业人士参加,共济会由此可以对财富和权力发挥巨大影响力,这令其成为民粹攻击的目标,但实际上共济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普通人,共济会的会所也遍布英美普通社区,其私密程度还不如中国企业家组团创办的私人会所。不幸的是,共济会在中国被严重妖魔化,连许多著名舆论领袖也不遗余力地传播共济会阴谋统治全世界这种说法,相信共济会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世界政府和由其制定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而中国是共济会重点针对的目标。作为一个信奉科学与理性的国际组织,共济会实质上是一个松散的有着特殊价值观的利益集团。共济会对全球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它只是参与全球博弈的众多力量之一,而且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势力的对立面。政策建议当前各界一致认为围堵中国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共识,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是铁板一块,也不意味着我们在美国完全没有可以合作的力量。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入主白宫,美国的深层国家都在无声地运行,而其理性和专业的精神、与美国政府的不同利益都是可资联合的力量。在崛起的最后一程,中国宁愿面对一个理性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民粹力量,或者一个标榜政治正确的好莱坞表演团。对于美国军队和情报部门,中国宜视其为理性博弈的对手。美国军情部门是高度专业化的理性行为体,行为选择基于清楚计算可能的收获与代价以及对手的反应,从而确保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美国军情机构拥有长期的战略和战术实践,形成完备的战略和战术管理体系,不仅将自身的评估、规划、执行与控制等理性环节与国家安全管理流程有效对接,还促进了国家安全力量建设从战略、理论到能力的有序转化。军情机构理解核武威慑、战略平衡、博弈论、灵活反应等现代安全概念,是中方可以对话和谈判的对手。对于硅谷和华尔街,中国宜继续巩固和促进互利共赢。对于硅谷而言,中国是除美国本土之外最重要的伙伴与市场。中国在电子、半导体、机械和设备领域已全面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中国既是供应方,也是最大的市场。在这些领域,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占全球产出的38-42%。中国为全球生产90%的个人电脑、90%的手机和70%的电视机。2017年,中国市场消化了全球手机销量的40%、全球个人电脑销量的19%。中国已成为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价值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既是稀土等原材料的供应者,也是电子元器件的组装者,还是这些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对于华尔街而言,希望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要求逐步得到满足。中美发生技术和贸易战以来,中国陆续发布了金融领域进一步放开外资准入的政策和措施,让包括美资在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在华持有合资公司的多数股权,甚至开办独资公司。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总规模高达47万亿美元,华尔街公司一心致力于提升其在华市场份额,进入中国市场的美资金融机构数量显著上升。随着中国上市公司在明晟公司(MSCI)和其它全球指数中的权重逐步提高,进入中国市场的华尔街资本将会持续上升。对于军工承包商,中国宜维持有限利益交叉。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了国家安全策略,在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不断强化国防能力,军民融合战略应运而生。美国军工集团由此致力于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开启军民用技术互相转化道路,夯实军民一体化科技与工业基础。这种政策导致美国军工企业的民用部门从中国进口大量零部件甚至在华直接投资生产,而军工生产所需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也来自中国。中国尽管制裁了一些美国军工企业,但没有必要将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对于共济会,中国宜主动接触,重点引导,为我所用。作为一个信奉西方启蒙运动价值观的非政府国际兄弟会,当代共济会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全球金融自由化,并追求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既是共济会的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混合经济体制发展,更部分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通过接触共济会,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中国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熟悉国际金融资本运作,扩大中国对国际金融市场以及相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影响力。这显然有助于我们管控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20-11-09 后疫情时期,澳门宜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所蕴含的机遇,利用好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通过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治理合作,推广中国“新型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协助国家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成为打通内外双循环中的一个节点。 疫情后全球治理体系走向区域化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冲击,对世界经济运行、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科技发展和世界经济运行规律来看,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由技术革命主导的第五轮技术周期尾端。由于通用技术创新尚未有重大突破以及结构性矛盾凸显,各国都必须面对本轮周期后期的减速和下一轮技术周期引领新全球化浪潮前的脱序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产业重构。从全球治理来看,2000年以后美国布什政府开始在外交领域推行新保守主义,强调以单边干涉而非依靠国际组织的方式维护美国在地区问题上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虽与布什政府表现不同,但单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藐视并放弃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立场,全球治理模式走向极端单边化。“国家利益”使其它国家即使在某些议题或价值观上虽与美国有共通之处,也无法与华盛顿在维护“美国利益”的极端单边化治理中达成一致,世界必然进一步朝多极化发展。在世界多极化发展中,我们将面临大国之间为了争夺关键技术、技术制度标准、话语权等影响下一轮技术周期地位的更加剧烈的竞争,以及疫情带领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价值链、供应链重组。从技术上看,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全球供应链分散化也将呼应全球多极化的发展。因此,区域化的作用会突显。区域化作为既能保障一定的产业安全,又可以维持国际分工的合作趋势,将在疫情过后更加明显,并成为推动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方式。中国参与后疫情时期全球治理在世界多极化和区域化发展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是国际多边合作中无法回避的主要力量。一些国家妄图操作“去中国化”,完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科技应用市场,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5.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消费规模的95.67%),半导体进口约3,000亿美元。在疫情期间欧洲企业加码投资中国市场,且不断有美国高科技企业游说取消相关科技限令,这都凸显了中国在区域和国际双边、多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疫情中,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举全国之力取得了国内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在国际上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国际人道主义,通过中国援助、中国经验与中国制造为各国抗疫提供支持,推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在抗疫成功后推动复工复产已见成效。据今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中国GDP同比增长3.2%,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为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重建起到表率作用。各国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供应链和市场联系,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由“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所衍生出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将更加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于中国而言,后疫情时期的全球治理活动也必然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必然要利用中国的宝贵经验参与全球科学抗疫,尤其是与欧盟、东盟及“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合作。其次,强化区域治理与合作。通过与相关国家地区联合抗疫,合作复工,保障民生,推动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建设和环保、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合作,带动中国与欧盟、东盟、拉美、非洲等地区的经贸往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拓展供应链和产业链分工协作、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再次,在科技领域方面,面对某些国家的“技术围堵”,中国在深化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必然也将继续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的国际合作。中国未来甚至有可能提供某种“开源”形式的技术合作,创造最大技术“公约数”。中国能够推动世界在医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新基建”等基础研究应用和公共技术服务的创新体系建设,以继续构建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人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国际合作的跨境创新网络。 澳门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对于澳门而言,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战略,澳门依然离不开自身的优势和定位。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在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澳门具有历史、文化、经贸、侨界网络等层面的独特优势。澳门辐射的7个葡语系国家遍布四大洲,拥有超过2亿人口,面积超过欧洲的总和。因此,利用好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积极协助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也是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澳门在参与国家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当今世界,包括经济、生态环境、信息、资源、恐怖主义、疾病蔓延、跨国犯罪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对世界的影响往往会更大。新冠疫情不但造成上百万人死亡,也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影响。这使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此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并给予足够的重视。澳门可以在生态环境、技术信息共享、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疾病蔓延等方面,参与国家的全球治理,共建“绿色发展共同体”、“卫生发展共同体”、“人才发展共同体”和“技术发展共同体”。首先,葡语国家普遍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2017年,中国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和发展导向。因此,澳门可以在绿色“一带一路”的框架下,积极与葡语国家构建在生态保护、节能减碳、海洋发展等议题下的“绿色发展共同体”。其次,大部分葡语国家在医疗卫生、疾病控制等方面较为欠缺,特别是非洲葡语国家亟需改善医疗健康水平,更不用说在疫情之下对医疗物资、抗疫医疗技术和专家的需要。因此,澳门可以在国家和大湾区医疗技术资源的支持下,建立与葡语国家在改善医疗能力、提升卫生资源和疾病控制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共建“卫生发展共同体”。特别是今年澳门国际应急医疗队五名队员以加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形式,赴阿尔及利亚执行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任务,为澳门参与国家全球治理做出了示范。再次,大部分葡语国家在发展规划中不断强调提升教育水平和对技术人才的培养,旅游业发展和技术人才培养更是所有葡语国家共同的发展方向。澳门可以利用自身的旅游培训优势以及大湾区技术人才的培养优势,与葡语国家共建“人才发展共同体”。最后,技术发展是现代所有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葡语国家也需要医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新基建”等基础研究应用和公共技术服务的创新体系建设。澳门可以结合大湾区的技术和信息优势,通过搭建专业化的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中国与相关国家间的“技术发展共同体”。澳门在中医药技术发展上具有突出优势,大部分葡语国家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比其它地区更高,因此中医药技术在葡语国家的推广和应用具有较广阔的前景。后疫情时期,中国面临着更复杂和困难的全球治理环境,必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促进国内国际经济互补。澳门宜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所蕴含的机遇,利用好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通过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治理合作,推广中国“新型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协助国家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成为打通内外双循环中的一个节点。这也是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郭振家 2020-11-02 中国国民党在第二十届第四次全代会上,对“九二共识”的表述和内涵进行了调整,凸显国民党的单方面意愿,其行文强化的所谓“主权意识”也不再符合“两岸共识”的范畴。然而,大陆对此可以保持适度的沉默,以静制动,先观察国民党的下一步走向再做应对。 2020年9月6日,中国国民党在第二十届第四次全代会上,提出《现阶段两岸政策报告》,对“九二共识”的表述和内涵进行了调整。虽然这与之前传言的“九二共识”被删除有所不同,但此次调整之后的文字表述凸显国民党的单方面意愿,其行文强化的所谓“主权意识”也不再符合“两岸共识”的范畴。然而,大陆对此不必过激反应,可以保持适度的沉默,以静制动,先观察国民党的下一步走向再做应对。国民党的选举困境2020年1月,国民党候选人韩国瑜大败,仅获得552万张选票(得票率38.61%),不敌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817万张选票(得票率57.13%)。国民党内军心受挫,检讨反省之声不绝于耳。然而,此次韩国瑜败选原因,首先在于韩国瑜在担任高雄市长才几个月时就准备参选2020“总统”大选,被一些台湾民众看作是“原罪”——这也解释了最终国民党在高雄选区的“立委”参选为何全军覆没,甚至一些绿营人士在韩任职不足一年之际就准备“罢韩”。所以说,韩国瑜个人因素恐怕才是败选主因:观察政党票的话,国民党获得472万票,略逊于民进党的481万票,并未相差太多。可见,国民党实力犹存,本不需要过于妄自菲薄。当然,相比于2018年“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的大胜,这次“立法委员”选举中国民党的表现确实不尽如人意,最终仅仅斩获38席(比2016年仅增加3席),距离撼动民进党的61席差距还很远。因此,1月选举之后,国民党内的反思之声大起,其中心思想只有一个:国民党如何改进,才能在选举中获胜?新任党主席在两岸路线上的调整国民党当然需要改革,其僵化的理念和组织结构难以吸引年轻人支持,选举中屡禁不止的派系倾轧,以及对抗民进党软弱无力等现象,最终导致屡遭败局。然而,当江启臣将改革的目标对准两岸关系时,无疑是“射箭瞄错了靶、看病开错了药”。早在表态参加国民党主席补选时,面对党内的选举困局,江启臣就断然提出了对“九二共识”的质疑。江启臣2月曾公开表示:“‘九二共识’显得过时、欠缺弹性,也逐渐流失民众信任。中美地缘对峙的升高,也迫使台湾需要重新平衡两岸定位。”3月7日,江启臣当选后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首次发表谈话,根本未提及国民党的两岸政策及“九二共识”。6月19日,中国国民党改革委员会发布《两岸论述组建议案》,明确提出了“‘一国两制’会改变‘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台湾人民不会接受,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没有‘一国两制’的空间”。江启臣主导下的两岸政策论述受到国民党内大佬的普遍批评,也使得国民党的两岸路线出现分裂迹象。洪秀柱、马英九等前主席纷纷强调“九二共识”的重要性,而一些年轻党员则提出了废除或者替代“九二共识”的主张。9月6日下午,冉龄轩、蒋权瀚等135位党代表连署提案,建议以“ECFA共识”代替“九二共识”作为海峡两岸当前“实质、对等、官方、和平”的两岸关系新解。这种提案完全是本末倒置,但也凸显了国民党青壮派对两岸认知的混乱。正是在如此分裂的局面之下,江启臣最终再次回到了“九二共识”,不过这其实是一个“异化”的“九二共识”。此次全代会发布的《现阶段两岸政策报告》提到:“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期关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表述,皆本于‘中华民国宪法’,也是两岸求同存异的成功经验。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应用以延续两岸互动,并以此寻求互动方式与时俱进。”同时,补充了国民党对于两岸互动的基本态度是:“两岸官方互动必须尊重‘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中国国民党数十年来坚决反对‘台湾独立’与中共的‘一国两制’,因两者均将消灭‘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开历史“倒车”国民党的新论述引起两岸学界的担忧。“九二共识”的最大意义,是其保持了“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的“一中”属性,但又给了海峡两岸各自解释的模糊空间。此次关于“九二共识”的争执,表明以江启臣为代表的青壮派并未说服国民党传统大佬取消“九二共识”,而是将“九二共识”以某种包装再次出现。表面上,国民党对于“九二共识”的新论述是国民党因应选举的需要,以“中华民国主权论述”来确保在台湾不会被“污名化”或被恶意攻击,从而希望护送一批国民党人士在各个选举中取得获胜的机会。然而实质上,这表明在世代交替之后,国民党新一代领导团体已经不再有“国家统一”的使命感和荣誉感,逐渐模糊所谓“中华民国”与“台湾”的界限,与民进党的“本土化”论述已经逐渐靠近。国民党的新论述严重弱化了国共两党的政治互信。“李红事件”后江启臣以“李红不道歉”为由不允许国民党组团参加大陆主办的海峡论坛,更是反映国民党的自我认知已经越来越缺乏历史担当,越来越可能成为盘踞台湾、坐井观天的政党。冷静看待国民党的变化国民党长期以来不断走向弱化,根本原因在于其难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对抗民进党的“革命”挑战。民进党以本土政党自居,对国民党的打压方式层出不穷,既可以查封其党产,又可以在“立法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相关议案,而国民党只是象征性地抗争,并未对民进党形成实质的压力。所以,未来国民党仍然有继续弱化的可能。大陆需要冷静看待国民党对“九二共识”的调整。自从本世纪初以来,两岸关系本来是国民党的强项,因为国民党坚持“九二共识”,强化两岸社会经济联系,是两岸和平稳定的重要维护力量。然而,随着民进党不断强化两岸对立,此次国民党的两岸论述调整也可能会具有某种不可逆性。未来,中国大陆对国民党要冷静看待:1. 国民党由理念型政党从根本上转变为工具型政党,未来国民党的行为逻辑将充满投机性。尤其是在王金平事件之后,国民党的自私性显露无遗。国民党并不愿意配合中国大陆搞海峡论坛,所以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而这将成为国共两党互动中不好的回忆和警示。2. 警惕国民党逐渐走向“独台”路线,这或将成为两岸统一的新障碍。随着老一代国民党人的凋零,新一代国民党人普遍受到民进党“毒化课纲”的影响,他们对于“九二共识”的内涵及重要性普遍缺乏清晰的认知。虽然此次报告中保留了“九二共识”,但其反对“一国两制”的坚决态度以及强调“基于‘中华民国宪法’的‘九二共识’”,已经重挫国共两党互信,两党的公约数在不断降低。3. 尽管大陆不满意国民党对“九二共识”内涵的单方面解读,但基于岛内复杂的政治形势,未来仍需要将国民党与民进党区别对待。其实长期以来,为了迎合岛内所谓主流民意,国民党在“反独”方面一直流于言辞,所以未来大陆并不太可能期待国民党在“反独促统”方面能有多大动作。对于国民党的两岸政策表述,大陆没有必要随之起舞,可以不予承认以及不予置评,毕竟国民党并未因相关内容而修改党章。尽管氛围不佳,大陆还是要坚持与国民党人士展开交流。毕竟国民党的基本盘(蓝营)仍是岛内不可小觑的政治力量,未来实现统一后两岸还是需要以蓝营为基础进行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