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20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湘宁 2020-12-21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四个中心城市之一，澳门被寄予发挥核心引擎作用的厚望，然而，澳门在回归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存续已久、亟待解决的矛盾。“爱国爱澳”的国情教育增强了澳门人的国家认同感，但是澳门国家认同感的稳固性并非没有挑战。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四个中心城市之一，澳门被寄予发挥核心引擎作用的厚望，然而，澳门在回归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积累了存续已久、亟待解决的矛盾。相对于香港，澳门被认为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典范而被高度认可，“爱国爱澳”的国情教育增强了澳门人的国家认同感，但是澳门国家认同感的稳固性并非没有挑战。澳门国家认同存在的潜在风险相较香港，澳门过往的殖民历史对大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影响微弱，而回归后推广的“爱国爱澳”国情教育在根本上推动了澳门较高的国家认同感。来自大陆与澳门的CEPA政策、内地开放对澳门个人自由行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对澳门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在实际层面上进一步加强了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因此，对于澳门而言，经济发展和国家认同感在一定程度上相辅相成。当前，澳门的“爱国爱澳”已经成为澳门社会的主流文化，澳门民众对“一国两制”的信任程度一直保持在较高水准，澳门人对“中国人”身份认同的评分也在7至9分（满分10分）间波动，但有几点潜在风险值得注意。第一，新移民影响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澳门回归后，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自2004年开始澳门经历了四次的移民潮以缓解劳动力不足的问题。移民除了缓解劳动力不足、活跃了澳门本地经济之外，也带来了楼价飙升以及文化融合的问题。以澳门青年的国家认同为例，2015年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及澳门青年研究协会针对“中学生国民身份认同”展开调查，结果显示，72%以上的澳门中学生肯定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较2014年调查的55%有大幅上升。对“中国人身份对自己来说很重要”持肯定态度的中学生比例超过60%，比2014年不到40%有大幅上升。不过，此次调查中中国内地出生的受访者占28.3%，较往次调查比例有明显提高，2014年调查这一比例为18.1%，2009年调查为15.3%。如果剔除新移民子女的比重变化，澳门青年一代的身份认同是否有大幅提升仍然存疑。第二，澳门居民的国家认同存在一定的波动性。2008年奥运会期间，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上涨到83.7%，而2014年香港“占中”爆发，澳门居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程度下降至回归后的最低值46.5%。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期间，部分澳门青年在连登、Facebook等社交平台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7月25日，近百名澳门人于连登讨论区展示澳门居民身份证，表示对香港的关注，声援香港示威活动。同时，部分澳门市民通过Telegram群组发起在议事亭前地进行默站，以声援香港反修例运动，此举遭治安警察局反对，主办方其后取消活动，但后续也有记者在新任特首贺一诚的记者会上询问“如果市民申请默站都遭拒绝，如何可确保言论自由？”此后，部分澳门本地学生和大陆学生也在社交媒体展开针对对方的非理智讨论。可以肯定地说，澳门和内地经济的紧密结合以及长期以来大量移民的融入对在经济和政治层面上推动澳门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推动了澳门对国家的认同。如“议事亭”事件中，不少澳门市民于微信朋友圈等平台转发印上“拒绝”字眼的集会海报，并声明“不支持、不参与、拒绝集会”、“一起守护澳门”；澳门江门青年会也到政府总部递交请愿信，表示集会的有关诉求会扰乱澳门安定繁荣，并希望政府运用《维护国家安全法》（第二十三条）拒绝有关集会的申请。与此同时，随着内地劳务移民的进入，澳门产生了经济层面的自我保护意识。2019年6月，澳门大学澳门研究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政策研究小组公布“2018粤港澳大湾区澳门居民参与意愿调查及网络意见调查”结果。调查显示，约半数受访者表示，愿意未来有更多来自其它大湾区城市居民来澳旅游及投资，但仅有不到30%的受访者表示，愿意未来有更多来自其它大湾区城市居民来澳就业或定居。此次疫情期间，本地居民对外地雇员占用本地工作机会已有微词。为平缓民意，特区政府表示，工作机会应以本地人优先。澳门劳工局长黄志雄表示，截至今年5月底，持蓝卡的外地雇员为189,274人，较去年年底减少7,264人，1至5月期间，共有5,246个专业及非专业外地雇员许可续期申请不获批准。年初至8月份共有3,458人于当局登记为非自愿离职，同时疫情下已减少外雇名额13,000个。第三，澳门经济缺乏自主性、多元化易影响其对国家的认同。回归后，澳门经济经历过两次大衰退，而两次经济低落均与外需骤降直接相关。澳门经济自2014年开始，出现了两次明显的经济下滑。伴随着中国政府反腐运动不断深入，银联卡赌场消费受限、澳门口岸收紧中国护照停留时间等因素，2014、2015年博彩收入连续数月下挫，导致澳门经济受到重创。此后随着港珠澳大桥通车以及澳门新一批博彩综合体项目的落成，澳门经济虽在2016年逐渐走出“重创”，开始回暖，但2019年的数据显示，澳门经济连续超过两个季度萎缩，符合技术性衰退的定义。2020年抗疫封锁措施又重创了对外依赖严重的澳门经济，出现大幅度的经济滑坡并创下最大萎缩纪录。由于相对单一的博彩旅游产业结构，澳门经济资源、消费人群和服务市场高度外向依赖，特别是对内地的依赖。内地是澳门旅游、博彩业最大的客源地。回归20多年来，澳门游客总量增长4倍，其中70%源自内地。自2003年港澳个人签政策实行以来，内地赴澳门游客数量不断增加。可以说内地是与澳门联系最为密切的经济体。也正因此，内地经济环境变化、出入境政策调整都会对澳门经济造成直接、重要的影响。以此次新冠疫情为例，为了应对疫情，中央采取了严格的人员流动管控举措。澳门博彩、旅游业独大的单一经济结构，加上疫情带来的旅客流动限制触及澳门经济的筋骨，已全面冲击澳门经济社会的所有领域，由旅客所带来的经济带动效应在澳门几近消失，几乎等同于澳门的经济命脉被暂时掐断。作为传统微型经济体，澳门市场狭小，资源匮乏，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也极脆弱，催化了深层矛盾的爆发。澳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产业过于单一、过分依赖内地市场的特点，是其经济发展固有的内生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缺乏自主发展、多元化发展的路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澳门经济一旦出现停滞和滑坡，就会推责于澳门特区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造成对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政策建议澳门需要加速推进产业多元化的进程，提升经济发展的韧性，增强经济发展的稳定性，从而进一步巩固对中央的信心和对国家的认同，确保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第一，澳门与内地已于2019年11月20日签署《关于修订〈CEPA服务贸易协议〉的协议》，并在2020年6月1日正式实施。根据新修订并于2020年7月1日实施的CEPA货物原产地标准，澳门本地企业可以借助中葡合作平台以及CEPA零关税的优惠，引入葡语国家的优势原材料，特区政府应充分利用中央的各项措施，鼓励澳门企业及专业人士以更为开放的心态，当好中葡合作甚至中国“一带一路”对外合作的桥梁和纽带，开拓多元化的市场。第二，充分利用横琴自贸区优势。除了传统的博彩旅游业，澳门在中医药、特色金融、芯片设计、物联网、精准医疗、人工智能等领域有较好的基础，因此应将横琴作为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加强粤澳深度合作与世界连接的着力点和下脚点。8月18日，横琴口岸新旅检区域正式开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新型通关模式，除了旅检大厅，下一步还将在小客车和货车通道全面实施。进口食品在横琴口岸被抽查送检的时间从原7-11个工作日缩短到目前2-3小时，极大地便利了货物贸易。澳门可以利用独立关税区优势，将横琴资源延伸至世界，吸引外资企业进驻澳门设立总部，经横琴辐射到内地，共享产业协同发展成果。第三，利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发挥平台的作用。在实际操作层面，重点加强专业人才和葡语人才的培养。目前，澳门居民仅有2.4%能讲葡语，而葡语专业人才更为缺失。如欲借助中葡论坛推进中国与葡语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澳门必须加强葡语人才特别是专业技术领域葡语人才的重点培养或引进。在“一国两制”的基本原则下，中央人民政府授权澳门特区政府对外签订的双边协定涵盖了航空、司法互助、税收等相关领域。因此，在处理相关对外事务中，澳门特区政府可以承担更灵活的角色，发挥更特别的作用。最后，在相对成功的国情教育基础上，要注意澳门本地居民和新移民之间的融合，但也要注意两者在国家认同、身份认同层面的微妙差异。不仅要加强传统的包括新街坊等社团的引领作用，更要长期关注青年一代社团组织。同时通过琴澳融合，缓解正在上升的澳门本地居民和外雇人员之间的矛盾，弱化因经济不稳导致的本土主义上升的可能性。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澜昌 2020-12-14 拜登不会改变美国遏制中国的大方向，尤其是会继续打廉价而性价比高的“台湾牌”，但在具体事项上会做出微调，尤其是守住避免海峡两岸擦枪走火的红线，防止北京武统台湾。 拜登不是政坛新手，也不是特朗普那样的商人，他对美国的利益、战略和对华对台策略都有一定见解。只是在正式就任美国总统之后，他需要收拾特朗普的烂摊子并根据国内外的形势变化做出取舍。拜登不会改变美国遏制中国的大方向，尤其是会继续打廉价而性价比高的“台湾牌”，但在具体事项上会做出微调，尤其是守住避免海峡两岸擦枪走火的红线，防止北京武统台湾。熟悉美国对华政策作为78岁方执掌最高权力的政治老人，拜登长期从政并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八年副总统。自1973年首度成为参议员，他历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副总统，如今到总统位置，对中国问题和美国的“台湾牌”都有相当深刻的认识。1979年中美建交后，美国国会推动通过《台湾关系法》，拜登投票赞成。1999年，参议院外委会主席赫尔姆斯提出《台湾安全加强法》，进一步强化对台军售，拜登大力反对。拜登指出：“通过法案非但无法强化台湾安全，反而等于是在北京面前甩‘红披风’，要中国向前冲。”拜登表示，武器数量再多都无法确保台湾安全，台湾安全来自于其“民主治理模式”，与中国大陆日益增加的经济、文化与政治往来，以及美国长年信守的“台湾问题须和平解决的承诺”。2001年，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推动出售先进“神盾”导弹驱逐舰给台湾，拜登当时受访表示，除非美方认为台湾需要“神盾”系统且进行此军售对美国有利，那才应该出售，而不应该是为了“给中国一个教训”。2001年时任总统小布什表示，美方有义务协助台湾防卫。拜登随即投书华盛顿邮报，批评小布什打破美国长年坚持的“战略模糊”政策。他认为“美方保留动用武力防卫台湾的权利，但不说明在何种情况会干预，抑或是不干预台海战争”，不鼓励两岸任何一方采取“鲁莽行为”。今年1月台湾领导人蔡英文连任，5月蔡连任就职，拜登都发推文祝贺，并表示“美国应该持续强化与台湾及其它理念相近民主政体的关系。”在这次大选期间，拜登投书美国华文媒体，表达希望“深化与台湾的关系”，并称赞“台湾是民主领头羊、重要经济体与科技重镇；在开放社会如何有效控制疫情方面，台湾也是耀眼的典范”。不过，拜登也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竞争对手，“决定中美之间是竞争对手，还是陷入涉及军事层面的更严重竞争，取决于我们如何处理。”拜登对华政策难以摆脱特朗普遗产台海两岸与美国的互动，长期以来都处于变动之中。从拜登的言行中可以看到他在随势而变，他上台之后具体如何操作对华政策，还有待观察。然而，拜登对华政策的基本方向和大的原则实际上受制于主客观因素，短期内他难以跳出特朗普设下的“大魔圈”，顶多会做出部分改变，以期与北京做交易。关于拜登对华对台政策，笔者有如下初步判断：第一，遏制中国是美国两党的共识，符合当前美国总体战略，拜登团队会继续坚持。以拜登为首的民主党“建制派”对中国的定位与前两任一脉相承。今年1月，拜登团队发表《直面中国挑战》的研究报告，开篇第一句话就写道：“中美已锁定未来在印太地区的战略竞争关系”。拜登本人把中国称为“竞争者”而非“敌人”，并声称两国是否走向“敌对”取决于彼此的互动。这是对美国极右翼希望推动与中国“脱钩”并将两国关系引入“冷战”状态的否定。然而，即使是“竞争者”，拜登团队也不会允许中国超越美国，不会放松对北京的战略打压。第二，台湾是美国亚太战略和围堵中国的第一岛链的重要一环，拜登政府不会削弱与台湾关系。拜登团队是奥巴马政府亚太战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尤其不满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而另搞“印太战略”，但是美国的亚太战略本质就是针对中国的战略，拜登不会改变，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军力增长，中国空军已可以“绕台飞”，海军已经突破了第一岛链。所以，重整亚太战略，重新厘定台湾在美国亚太战略的位置，是拜登团队首要任务。第三，美、陆、台三边关系中美方占据最有利位置，北京目前较为无奈的是对台军售。拜登将兑现特朗普的十笔军售，并且在任内将筹划把更多高性能先进武器装备出售给台湾。第四，特朗普对台最大突破是提高美台官方交往级别，这是明显违反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也应该是拜登团队最可能调整的。特朗普政府官员访台是随机性的，基本上局限于政治象征意义，并不一定对美有实际利益，故此，这一筹码是拜登团队可用来与北京交易的。第五，虽然“台湾牌”是制衡大陆性价比最高的牌，但是在商业等其它综合利益上，正如特朗普所说，“大陆是桌子，台湾是笔尖”。拜登同样明白这一点，故此，在打“台湾牌”会伤害到美国在中国利益时，拜登团队有可能调整施压力度。第六，拜登会尽量避免台海擦枪走火甚至引发北京武统收复台湾。特朗普大选最后冲刺阶段有过试错教训，比特朗普阴柔的拜登应力求降低冲撞“一个中国”原则底线带来的风险，管控台海军事摩擦倾向，并杜绝给北京“武统”的借口。最新一轮台海危机特朗普政府为了制造选举议题，对台售武达到疯狂地步。在去年8月批准军售台湾总价达80亿美元的66架F-16战机后，今年又陆续对台出售MK48鱼雷、爱国者三型导弹零部件、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AGM-84H增程型距外陆攻导弹、鱼叉海岸防御系统、MQ-9B无人机等，总价值约56亿美元。在特朗普看来，对台售武，既能在战略上压制中国大陆，也在实际军事层面增加台军的战斗力，使台军成为解放军啃不动的“豪猪”，更重要的是美国军火商可以赚大钱，有助于实现他增加美国制造业实力的承诺。到了特朗普展开总统权力保卫战的最后阶段，“台湾牌”的力度大大强化，严重冲击“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9月17日，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克抵台访问同日，共和党议员帝芬尼发布声明表示他已提交“第117号共同决议案”，要求美台复交。该案虽然仅为国会表态，无须经总统签名生效，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实际上也给特朗普政府打“台湾牌”打到极致提供了一个借口。解放军对此迅速做出反应，通过军事演习等一系列操作表明，美国承认台湾之时必是武统D日，之后台湾“外长”吴钊燮公开表示“台美目前不寻求建交”，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表示“美国不会因为台湾开战”。到了大选投票前两周，五角大楼与中国国防部召开视频会议，商定管控分歧，化解了这次台海危机。解放军一系列演习，至少获得三个方面的成果：第一，表明解放军对台军占据全面的压倒性优势；第二，表明解放军在台海范围内对美军有相对的优势；第三，打破了台海“现状”格局，包括军事格局和政治格局，“台海中线”默契已经不复存在。特朗普的试错，让美国政府特别是美军清晰地认识到，台海发生战火其实不符合美国利益。目前美国的涉台智囊都指出“台湾牌”必须有底线，美国重新在台湾驻军不可行。灵活回应拜登政府的“台湾牌”拜登政府上台后，首先要面对国内不断爆发的疫情，以及因为疫情引发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而中国防疫和疫后复苏在全球一枝独秀，美国在与中国博弈中处于不利态势，因此性价比高的对台售武牌，应该会延续。它既可以用来压制北京，也可以增加美国收入。台湾问题依然会是中美之间最敏感的事项，北京只有灵活回应美国政府的“台湾牌”，才能在与拜登政府的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中国宜采取“刚柔并济”的两手策略，与之周旋，斗智斗勇。一方面，通过全面提升解放军作战能力坚决顶住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武力威慑和据理力争并用，把以力服人同以理服人相结合，反对美国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霸权主义做法；另一方面，在处理台湾问题时要着眼于中美关系长远大局，做到进退有序，斗而不破，有利有节。在基本上瓦解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政策后，中国对美国已不抱幻想，对美政策和策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成熟，也更为切合实际。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甘文锋 2020-12-11 立法会可以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仍有很多，有些事情不应等到人大或中央有所决定才发言，应该尝试由下而上向中央或人大进言。希望爱国阵营的立法会议员能把握好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做好他们的本分，不要再让中央以及香港的爱国人士失望了。 自从特区政府宣布立法会选举延期至少一年后，无论是政府还是建制派，在这段特殊时期对如何做好立法会工作都没有进一步的行动及计划，只是不断收集意见，因此部分爱国人士感到时间在白白流失。究竟该如何行动，现时建制派中亦有不同声音。当前，我们宜尝试提出几个原则方向，把本届立法会余下的工作排出轻重缓急的次序。立法会工作三项原则首先，继续推动陆港融合。其实一直以来陆港两地融合都是大势，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框架提出之后，这个方针已经定调。不过，香港仍有很多人对融合表示反对，一部分人是基于政治原因，另一部分人仍因为对内地缺乏了解而不愿走上融合之路。回归多年，无论是中央还是港府，在融合这件事上都在摸着石头过河，很多时候都不确定该硬推还是软销。在反条例的事件中，我们看到现时香港拒绝融合的最大得益者，其实是境外势力。只要香港存在分离主义或反融合势力，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人心回归等多方面，他们都会对中央造成压力。不管这些势力是否自身崇洋媚外，或是得到外国势力资助，其所带来的后果并无二致。因此，在今天中美相争的格局下，无论是为了国家安全，还是国家发展，陆港融合已是必然要下决心走下去的一步。陆港融合是对中国不友善的境外势力所不愿见的，以前我们还可能因要保持对外经济和人文交流关系，不愿把陆港融合推进太快，以免在港的外国人有不必要的负面想法，但以今时今日的形势来看，实在没有什么需要顾忌了。从香港长远利益角度看，有助于推进融合的事情，立法会要先做先过，而且要鼓起勇气，向政府进言力推。第二，立足长远，改革政制先于推出政策。虽说现届立法会延长期限最少为一年，而非只有一年，但如果立法会要继续延长现届任期，即使有类似疫情的充分理由，也会引起较大政治震荡。一年后如果没有社会或经济上的充分理由，而只是因为某些浅层原因把立法会继续延期，那必会导致香港社会更加撕裂，同时亦极有可能引起欧美国家的注意甚至谴责。在决定延长立法会任期后，建制派虽然提出了不少政策建议，例如二十三条立法或长者2元优惠由65岁降至60岁等等，政府依然念念不忘“明日大屿”项目，希望在今届立法会继续闯关。然而，这些政策之争都未触及要害。虽说有一年会期，但立法会在重开后短短时日已经几次流会，可以预计留给政府及建制派的时间不会很多。以上的政策固然重要，但权衡轻重，现届立法会应把握现时建制派占多数的机会，乘势而上，改革政制，为长远管治夯实基础。立法会延期后本应立即启动这些工作，但公众却未见立法会做出任何行动。光阴似箭，立法会应该起而立行，为建立适合香港社会的权力架构做出贡献。第三，对不同社会力量分而治之。香港是中美对抗中的一个战场，今天香港立法会要做的事并非仅影响香港一地。在反修例社会运动之后，社会各方阵营在本质上已出现质的变化，建制阵营与反对阵营已不仅仅是在政策和意识形态上存在分歧，而是变成亲中和亲美的分歧。反修例运动前的内部矛盾，因为旷日持久的对抗，由量变发生了质变。可以预期亲美的阵营，在今后的日子里已不可能再对中国保持忠诚，期待他们幡然悔悟、人心回归，无异于缘木求鱼。即使中央在政策上向他们倾斜，也只能是浪费资源，还可能引起亲中爱国派的不满。因此，未来的政策应准确向爱国者倾斜，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一来可团结爱国阵营，二来可吸引中间派及新一代。政策建议以上工作原则应该贯彻到具体政策上。第一点，关于陆港融合原则，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后，相信港府及爱国阵营的立法会议员对此应该有较清晰的方向。在十四五规划的建议稿中，重点提到香港要与大湾区其它城市合作，特别是香港与深圳在创新科技方面可以紧密合作。香港院校的研究能力以及大量来自全世界的人才，加上深圳完整的产业链，应该可以将香港及深圳共同建成世界的创科中心，支持整个大湾区甚至中国的发展。然而，从近几年的表现可看到，香港政府完全没有魄力推动陆港融合，市民清楚地看到政府官员经常避事，以现时的既定政策作为不作为的弃战牌。举例来说，早前中央派医疗队支持香港做新冠病毒检测，政府即使不做全民强制检测，也应该配合推出健康码，增加市民参加自愿检测的诱因，而市民在安装健康码后，将来进入内地也能更方便。这本是一个让市民认识内地先进技术优势和好处的机会，对香港人融入大湾区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惜香港政府官员却让机会白白地溜走了。本届立法会在剩余任期内，可以配合政府加快通过让居住内地港人投票的建议，甚至可以采用内地的软件程序进行电子投票，以免香港人投票的数据被外国取得。此外，在地域融合上，政党亦要留意不能搞香港特殊的法案，例如在房屋政策方面，不应再建议“香港村”等等。那是否意味着不能向内地建议合作发展呢﹖也不是，将来的建议应以双赢作为基础，而非香港向中央或广东省“攞着数”。举一个例子，早前有人建议香港向珠海租借桂山岛，当时就有几个方案，一是将现时香港的监狱搬到该岛，腾出土地建屋，那不单对珠海没有好处，还会令内地人有负面感觉，觉得香港只会将厌恶性设施给内地，可谓下策；二是直接借地建屋给港人，虽然未必引起负面观感，但对珠海也没有任何好处，是中策；另有一建议是香港将货运码头搬到珠海，再与珠海市政府合作开发新的货运码头，两城共享成果，政策可以达至双赢，这才是上策。即使最后商讨后未必能成事，但香港人特别是立法会议员的提案不能只顾及香港私利，而是要想方法与邻近城市互惠互利。如果立法会议员的提案都不往双赢的方向去思考，那还谈什么融合﹖第二点是关于改革政制。本届立法会热衷谈论的内容还是长者乘车优惠，或是加热烟是否应受监管等等。这些民生议题是工作的一部分，但以今天香港的情况，很明显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特别是现时建制占优的局面可能为时不长，更应该集中精力调整政治制度，以长期维持政治优势。现时香港面临三个重要选举︰特首选委选举、立法会选举以及区议会选举，三个选举都有可以做的提议和工作。以区议会为例，这次建制派大败，估计难以在一至两届选举中取回失地，如果建制派没有行动，那区议会议席及其所带来的庞大资源都会被反对派长期占用。区议会的设置本来就没有写在基本法内，其功能完全可以由现时政府委任的分区委员会替代，那区议会从优化管治的角度而言是否可以取消﹖如果不取消，那是否可以削减区议会或区议员的资源，将这些资源分配到分区委员会或其它咨询架构﹖这些都是立法会议员可以公开讨论甚至建议的。最后一点是关于分而治之。现时香港社会撕裂已经由量变引起质变，不再是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立场决定一切。在管治上一定要认清这一点，即有部分人已完全站在美国的一边。因此现时爱国阵营所控制的立法会所提的政策应该要适度向爱国人士倾斜。例如疫苗在稍后推出后，将会成为重要资源，那如何安排谁先接受注射﹖又例如将来通关初期，应该是分批逐步增加人数，那份额该如何分配﹖如果在安排上全部依靠特区政府，那政府基本上不会考虑管治及政治层面，甚至有可能会透过很多非政府组织做安排，结果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资源白白送给以亲外国为主的机构。此外关于移民国外或有双重国籍的香港人，立法会也要尽快研究完善法律，确保他们在未来不能在港投票，影响香港的管治。今天分而治之不是要增加社会矛盾，因为今天香港的矛盾已到顶点。集中资源向爱国者倾斜，是在政治上向香港社会表达明确信息，港人治港应由爱国者作为主导。今天的建制派议员，在思考政策上要有这个决心，去维护在港爱国者的主导地位，这才是建制派应有的担当。总结而言，立法会可以做和应该做的工作仍有很多，有些事情不应等到人大或中央有所决定才发言，应该尝试由下而上向中央或人大进言。本届立法会任期余下不到一年，执笔时香港政府刚以人大决定为由取消四名反对派议员的议席，建制派应当更能主导立法会。希望爱国阵营的立法会议员能把握好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做好他们的本分，不要再让中央以及香港的爱国人士失望了。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12-10 中美抗疫在政策上的差异也源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期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分野。它们涉及到机构或个体对未来成长路径的评估、选择以及对意图的执行过程和力度。 新冠疫情对国际社会造成历史性冲击，成为二战以来全球面临的最严重公共卫生事件。截至2020年11月16日，全球累计报告逾5,475万名确诊病例，逾132万人因此死亡，其中美国有超过1,100万感染病例，超过25万人死亡。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扩散，引发金融和资本市场动荡，各国为控制疫情传播，不同程度地限制了经济和社会活动，生活和生产被按下暂停键，经济运行遭遇巨大压力。中国最先报告新冠病毒疫情，截至目前累计确诊92,452病例，死亡4,749人。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和牺牲，终于在全球较早控制住疫情，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国民经济建设逐渐步入正轨。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速同比增长0.7%，一季度同比下降6.8%，二季度增长3.2%，三季度增长4.9%。世界银行预计，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将达2%，将是今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而全球经济将萎缩4.4%。相较于美国，中国抗疫无疑取得巨大的成功，这主要归功于中共“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当特朗普政府不顾国民健康坚持经济生产的时候，中国政府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置于经济、政治等其它方面考量之上。除了执政理念的不同，中美抗疫在政策上的差异也源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所持的不同态度，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长期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分野。它们涉及到机构或个体对未来成长路径的评估、选择以及对意图的执行过程和力度。长期和短期主义行为的渊源跨期选择是指国家和社会对不同时间点的价值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权衡，进而做出决定的过程。普通人对跨期选择的认识主要来源于理财。比如家庭需要在眼前与未来的利益之间进行取舍，选择是在近期内消费还是为了将来获得更大收益而进行投资理财，投资时是选择收益小、获利快还是收益大、获利慢的理财产品。西方国家和社会的跨期选择深受经济学远期折扣率概念影响，而折扣套现是典型的市场影响政府行为的现象。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理论将跨期选择理解为不同时间点上的价值以一定的比例进行折扣比较的过程，之后的模型将决策中的心理因素反映为折扣率这一变量。现时偏误(Present bias)指向不同时间点跨期决策偏好的不同，表明政府或民众在历史折扣中会高估当下的价值，这正是美国政府和社会倾向于短期主义行为的主要原因之一。跨期选择涉及线性和循环两种历史观。西方文化以前者为主，把历史看作是一条向上发展的斜线，认为历史发展是一种不断向前向高处延伸而且无法回溯的线性单向运动过程，贴现就是一种损失，需要再投入才能弥补，而且机会一旦逝去便无法挽回。中国文化以后者为主，认为历史发展是一个不断返回原点的可逆过程，一个不断重复发生的螺旋形运动，历史随着时间流逝呈现周期性的变化。持线性历史观的西方人在跨期决策时更倾向于选择短期利益，预期利益总是会单边上涨，相信放弃眼前利益就无法走向美好的未来，相信尽早投入就会得到更多利益回报；持循环历史观的中国人在跨期选择时更偏好远期利益，预期利益增长会出现回落，相信机会总会再次眷顾自己，相信下一次投入会得到更稳妥更大的利益回报。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延迟满足指的是个体和社会为了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而主动抵制和放弃即时满足等短期行为的抉择取向，以及在追求长期目标过程中展现出的自我忍耐、节制和控制能力。延迟满足强调人们为了实现长期政治和经济目标，克服权力运作和市场运行中即时满足的冲动和诱惑。延迟满足包括“延迟选择”和“延迟坚持”两方面内容。延迟选择指的是国家和社会基于长远利益而放弃当前的即时满足，而延迟坚持则指采取各种策略来坚持所做出的延迟满足选择，直至达到最后的目标。所以，延迟满足既需要控制诱惑和冲动的决策能力，也需要贯彻这一决策所必要的维持意志力的技能与策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既排斥延迟选择，更难以做到延迟坚持。中国政府把国家崛起看作一个长跑项目，鼓励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的牺牲精神。民族国家教给国民延迟满足的概念，培养其为国家、为后世子孙付出的情怀，同时创造条件提升国民延迟满足能力，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国民素质，更有利于理性民族主义精神的培养，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全球竞争力。2,000多年前，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本质上就是一种鼓励延迟满足的社会行为取向。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则是延迟满足在外交领域的应用。华为的员工为了获得更多的薪酬、抓住更多的未来人生机会、达到更高的职业目标等一系列更有价值的长远利益，甘愿放弃休息、娱乐等无利于当前工作的即时满足机会，这是延迟满足在个人发展和企业管理领域的应用。中美抗疫差别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的不同态度在此次新冠疫情中显露无遗。中国抗疫最引人瞩目的措施就是大规模封城限行和严格的隔离政策。中国以短期的牺牲赢得人民正常的生活和全年经济的正增长，属于典型的循环式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2020年1月23日，在最先报告新冠病毒疫情的武汉市，政府宣布封锁这座拥有1,000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限制市内公共交通并关闭机场、火车站等离境通道，对所有确诊新冠病人、疑似病人以及密切接触者实行隔离措施，关闭学校和娱乐场所，禁止公众聚集，同时暂停全国进入武汉市道路水路客运班线发班。武汉市的封锁和隔离政策持续了76天，直到4月8日城区才解除离境通道管控，恢复对外交通。为抗击疫情，中国在第一季度付出了巨大代价。2,000多名医护人员确诊感染，几十人以身殉职，130多名民警和辅警牺牲在工作岗位；各地停工停产停商停学，全国一季度GDP下降6.8%；1-3月，全国餐饮收入6,026亿元，同比大幅下跌44.3%；全年电影票房损失估计超过300亿元；全年旅游总收入损失大约在1.4万亿左右。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高于上年同期0.7个百分点，近两成的就业人员处于在职未上班状态。中国特别是湖北省武汉市的封城措施为遏制新冠疫情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顶级学术期刊《科学》在线发表的研究成果表明，封城和隔离措施让中国新冠肺炎感染者的总病例数减少了96%，限制了新冠疫情的规模，并最终令中国大陆切断了病毒传播链，实现了本土病例清零。中国在抗击非典疫情时采取了类似的应对举措。2003年上半年，中国大陆24个省区市先后发生非典疫情，累计报告非典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中国政府和人民共同努力，采取史无前例的停工停课、大隔离、大消毒防控措施抗击疫情。很多省市中小学全面停课，各企事业单位尽量不派人出差。农村以村为单位进行封锁，所有外来人员不得进村，本村在外打工返乡人员必须在观察期满后才能回村。在全国人民付出巨大代价之后，疫情在5月份开始逐步缓解；6月11日以后，各地再没有新发病例出现。美国政府基本上采取了与中国相反的抗疫政策，属于典型的线性跨期选择，基本上排除了延迟满足。为了帮助特朗普实现连任的目标，美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坚持和恢复经济活动方面，反对以短期的经济停摆来实现病例清零的目标，不仅没有适时采取封锁和隔离措施，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纵容民众的任性行为，不要求人们戴口罩，拒绝基本的防护安排。时至今日，美国政府仍然以“不科学”“高成本”“侵犯人权”等理由拒绝全民检测，根本上就是无法执行延迟满足、见小利而忘命的短期主义行为。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应对H1N1流感时几乎采取了同样的不作为措施。当年4月15日美国确诊首例病患，之后疫情在加利福尼亚州、德克萨斯州多处快速爆发，不断蔓延。美国疾控中心没有要求对病人实施隔离措施，也不建议在学校、办公室和公众场所等非卫生保健机构的场所使用口罩和呼吸面罩。据美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3月中旬，疫情导致5,900万美国人染病，26万5千人住院，1万2千人死亡。比较中美两国抗疫措施与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对延迟满足的接受和基于循环历史观的跨期选择，导致国家和社会普遍接受长期主义公共政策，追求更大的长远利益；而美国社会对延迟满足的排斥和基于线性历史观的跨期选择，导致国家和社会普遍倾向于短期主义公共政策和文化，满足于短期的利益最大化，结果导致社会付出更大的长期性代价。长期和短期主义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对跨期选择和延迟满足的不同态度影响了中美公共政策差异。中国通过政府规划建立了公共政策长效协调机制，使社会和经济发展朝同一方向前进，不受领导人更迭影响。中国已经形成自己成熟的长期主义公共政策安排，如每年的两会、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五年规划的中共中央全会以及为制定五年规划举行的各界人士咨询和协商会议等等。基于这种独特的公共政策安排，中国才能够制定百年规划这样的长期主义目标，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贯性，并坚持不懈地推进和完成。建设小康社会是长期主义公共政策一个较好的例证。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到上世纪末在中国建立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到上世纪末要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十三大提出实现小康的经济建设“三步走”战略，十四大把人民生活由温饱进入小康作为90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一项主要任务，十五大则把“三步走”战略进一步具体化。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中共十六大提出本世纪头20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目标，十七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做出新的部署，十九大则在中国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基础上，发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动员令，踏上现代化新征程。可以看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期间国家历经了几代领导人的交替，但国家纲领性的目标和政策却保持了稳定和连贯性，领导层一棒接着一棒跑，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一步步变成现实，这向全世界彰显了中国公共政策的长期主义优点。美国有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能够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对缓解社会矛盾有较强的协调能力，避免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甚至不可收拾的大动乱，从而保持社会的长治久安。与此同时，美国在国家安全领域向来有超越党派的长期主义战略。然而，在公共政策领域，基于跨期选择和对延迟满足的抗拒，美国盛行短期见效的政策，只顾眼前，不顾未来，而周期性选举和政党轮替也加剧了公共政策的短期主义化。为了满足选民的诉求，美国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倾向于即时满足，排斥艰苦奋斗、克制忍耐的精神和行为。普通民众一般不会从国家的长远利益角度来看政府政策，也不支持政府出台违背自身眼前利益的长远政策。执政的领导人制定的政策主要都围绕着下一次的选举展开。政党为了胜选需求，向来回避吃力不讨好的长远政策，往往制定一些能够给选民带来暂时好处的民粹化糖丸。如全球化议题，本来全球化有利于提高美国总体福利，只要美国解决内部分配问题，全球化不应成为被放弃的政策，但由于全球化损害部分美国人的现实利益，而分配改革只是流于政客选举时的激情承诺，无法真正落实为可以执行的政策，最后能够为全美全世界带来进步与繁荣的全球化在特朗普时代戛然而止。这种氛围之下，美国基本上无法制定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规划，公共政策受到政府更迭的影响，经常发生左右摇摆，更遑论制定和坚持百年规划这样的长期目标。美国坚持经济上以市场为本、政治上以选举为本的发展思想，把市场和选举作为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的政策围绕吸引选民投票、兑现选举承诺展开，努力满足选民对政策的情绪偏好。由于缺乏远见，美国政府和社会被一个又一个短期目标和问题困扰，试图解决贫富差距，结果超级富豪愈来愈富；试图反对种族歧视，结果黑人暴动席卷全国；试图通过经济相互依存改变中国，结果闹得中美脱钩，美国的公共政策自相矛盾，发展进程严重缺乏政策连续性、完整性，导致国家陷入白左与民粹极端势力恶斗的复杂局面。政策建议第一，防疫抗疫常态化，标准不能降，力度不能减，这样才能保护同胞们牺牲权利和生命换来的抗疫成果，同时切实建立和传播对美国的公共政策优势。目前全球确诊病例仍然不断上涨，中国宜继续执行“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政策，通过大规模核酸检测、流调追踪、隔离治疗、精准控制、动态清零、联防联控等举措遏制疫情。在香港与内地通关问题上，有关部门在督促特区政府提高防控水平的同时，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在香港未实现14天连续本土病例清零的情况下贸然敞开大门。少数建制派人士缺乏大局观，无视国家利益，为了许多短期利益和便利，强烈主张降低标准通关，内地对此宜保持清醒认识，不可舍本逐末，因小失大，同时做好香港相关人士的说服和劝导工作。第二，注意长期和短期主义的结合，权责对应，限制了人民权力，就要在福利上加以弥补。为了长期主义目标，政府短期拥有更大的权力，就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坚决避免政府权大责小、有权无责的局面。在严格的防疫抗疫过程中，人民失去了许多正常情况下的权利，就应该获得更大的福利，如此才能取得社会的稳定与平衡。“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这是现代社会难以实现而且不合道义的目标。在权责对应方面，我们可以参考的对象是俾斯麦治理下的德国福利公共政策，而不是大秦帝国的严刑峻法。第三，审慎对待美国因为短期主义抗疫政策造成的混乱，不可因为机会主义诱惑而追求战术上的胜利，结果导致战略上的失败。为了避免日本在珍珠港所犯的错误，我们宜牢记战略决策的根本是实力，而不是机会。正如常言所说，因为机会得到的，终会因为实力而失去。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确实已经超过美国，但中国的综合实力还不如美国，军力与美国尚有一定差距。自二战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能像特朗普一样让西方如此分裂，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特朗普的政治遗产将继续发酵，美国社会的分化和撕裂将持续发展，这的确为大陆武力统一台湾提供了机会之窗，但这一机会只能在做好充分谋划尤其是避免中美发生直接大规模战争的前提下才能变成现实。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李月 2020-11-25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台海局势失控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中国大陆应未雨绸缪，尽早推进“台湾方案”落地。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对台政策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台海局势失控的可能性显著增加，中国大陆应未雨绸缪，尽早推进“台湾方案”落地。美国重新定位台湾的战略地位台湾是中国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中坚力量，是中国在太平洋方向防御的关键，中国西太平洋方向的早期预警就在“冲绳-台湾-南中国海”的第一岛链上。台湾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不必赘言，是中国的核心利益。然而，台湾也是美国海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构建的第一岛链的关节点，被认为是一艘“永不沉没的航母”。随着冷战的发展，中美建交，美国在更多的领域需要中国的配合，台湾的作用有所弱化。然而，中美战略态势已出现了变化，美国曾经用来对付苏联的零和遏制政策，现在正成为其利用台湾在东亚对付中国的政策。1. 台湾可作为中美谈判的筹码。一个关键的变化是，中国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导致美国政府在亚太地区对华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倾向于把台湾作为谈判筹码。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收复台湾是中国最重要的目标。然而，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也是美国的目标，尽管这可能导致中美关系紧张，但美国会义无反顾地继续支持台湾而反对中国。虽然中国拥有经济优势和不断增强的军事能力，但美国认为支持台湾独立的政治行动能带来更多可交换的筹码和独特的优势。美国对台湾构建这种身份认同，实际上是一种非常规、不对称的操作模式，符合美国利益，但不符合中国大陆利益，是在没有任何正式形式支持的情况下鼓励台湾的分裂主义思想。可以说，台湾变成了调节中美关系的调味剂。美国根据其需求和利益，要求台湾在不同战略语境下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为美国提供一种理想的方案。一个大国为促进其自身的利益对另一个国家展开战略攻势，是一种延伸威慑战略。美国对台政策正是一种大国阻止他国发动战争的延伸威慑政策，把台湾作为与它所威慑的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美国为台湾提供额外军事能力的安全保障，阻止中国“武统”台湾。美国不仅把台湾作为与中国博弈的筹码，而且把台湾视为一张多米诺骨牌，防止亚太地区现状发生改变，导致全球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这也是美国在亚太地区实现其战略利益的谈判筹码。2. 台湾被视为美国保持全球主导地位可动用、最理想的资源。奥巴马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将美国对外政策利益从打击流氓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转向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竞争。中国国家利益是提升地区地位、增强全球实力，美国国家利益是维持全球霸权，这构成中美冲突点。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形成的单极现状随着中国力量的增强而逐步递减为多极化，最终可能发展成为两极化，即G2或者中美国。尽管近几十年来，中美商业交往紧密，中美在全球多领域加强合作，但任何相互依存的中美关系都无法与美国追求全球霸权相媲美。中国实力增强，使美国感到其领导地位受到威胁，必然受到美国的打压，这是促使美国与中国对抗的原因，也是美国将军事资源、战略重心转向亚太的主要因素。美国认为，中国实力的崛起是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最大威胁，可能会发生权力转换，而台湾恰恰可以作为衡量两个大国力量平衡的关键指标，可成为发生重要结构性变化过程的转折点。这个过程将是中美发生权力转移，或者全球权力结构现状发生改变的过程。台湾是中国尚未统一的重要领土，它已成为美国在中国自己的区域范围内遏制和威慑中国的至关重要的战略资源，美国希望维持目前全球权力结构现状，放慢权力转换的进程以及降低对现有秩序的威胁，这样美国才有可能保持霸权，避免两极化。如果中国收复了台湾，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的所有其它选择都将变得不那么有效。如果中美双方都不想开战，美国要遏制中国崛起，一个关键、理想的策略就是通过防止中国统一台湾，把台湾作为制衡中国的重要战略资源。3. 美国突出台湾在其印太战略中的作用。一直以来，美国不管是在亚太地区表现出所谓的战略收缩态势，还是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或者是“印太战略”，美国从未放弃过在亚太的存在。相反，美国进一步强化其在亚太的影响力，处处表现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优先”。无论是“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印太战略”，都是以遏制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印太战略”章节重点强调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加强台湾在印太战略中的反遏制能力。2019年6月，美国国防部公布其《印太战略报告》，进一步提升台湾在其战略中的地位，不仅直接将台湾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且要加强与台湾的伙伴关系。美国印太战略侧重以美日澳印为战略轴心，台湾地区、中国周边国家为区域安全合作的重要环节，对标中国，把台湾作为在台湾海峡、南中国海控制中国的军事前哨。美国加速改变台海现状台湾的地缘政治地位不仅对中国大陆进入太平洋是一种障碍，而且对中美在亚太地区主导权也越来越重要。由于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发生了变化，美国对台政策又出现双重性，可以说，美国对台政策的变化，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伴随着美国打“台湾牌”遏制中国崛起，特别是特朗普入主白宫后，中美关系恶化，美台关系得到加强，加速了台海现状的改变，在美国的战略规划里改变台海现状是为了不改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当前，美国对台的一系列做法，实际上是美国对自己所秉持的“一个中国”原则的挑战与空洞化，变相地否定了“一个中国”原则。1. 加速美国国内涉台问题立法。从美国以往的历史来看，当美国国家处于安全状态时，国会参与外交政策的决策过程热情高，提案、立法就相对较多；当美国国家处于战争或危难状态时，国会倾向于服从总统的外交主导权，提案、立法就相对较少，美国国会涉台问题的立法同样也是遵从这样的趋向。中美建交后，美国每一届国会都会有涉台提案。后冷战时代（1991-2000），提案较多，最后成为法律的是20项；21世纪初（2001-2016），共有23项涉台提案成为法律。美国国会推动涉台问题立法主要是从法律上加强美国与台湾地区的关系，虚化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在美国政治制度设计上，有行政-立法相互制衡的内在机制，避免美国政府过于倾向中美关系，而忽视与“准盟友”台湾的关系。然而，特朗普政府在涉台问题上基本达成“府会”一致。自特朗普2017年入主白宫至今，有关涉台提案最终成为法律的有10项，年均超2.5项，高过美国的历届国会，而且特朗普政府在国会立法后是实实在在地执行各项涉台问题的法律。2. 有意增强美台人员交往的层级和频率。美国在《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提出美台军舰互访，试探中国大陆风向和反应，紧接着在2018年通过了《台湾旅行法》。从政策设计上看，美国允许其所有层级官员前往台湾，台湾地区所有层级官员也可到访美国，不再受限制，实际上是为美台官员互访解禁。美国政府不仅在为美台官员互访解禁，而且访问频率之高也令人瞠目结舌。8月初，美国卫生部部长刚刚访台，时隔一个月，9月17日美国次卿克拉奇又访台，并且是1979年美台断交以来访台层级最高的现任政府官员。与此同时，台湾地区驻美代表萧美琴在社交媒体上自称驻美“大使”，也未见美国政府有任何反应，其“对台交往准则”虽未废止和修订，但也已名存实亡。3. 调整对台军售政策。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台军售呈现了新的特点：第一，年年有军售。进入21世纪后，虽然小布什时期对台军售次数最多，但其2006年并没有对台军售案，而特朗普任职近四年，年年都有对台军售案。第二，军售价额都是大手笔。到目前为止，特朗普政府每笔对台军售案没有低于1亿美元，并且在2019年创下了美国自1979年对台有军售以来，单笔额度最高的军售案纪录，达80亿美元。第三，对台军售常态化。以前，美国对台军售都是通过“打包”的形式进行，让其它法案“带货”，也就是将对台军售夹在其它法案之中。如今，美国对台军售采取“个别审查，个别通告”的做法，不仅更加重视对台军售，而且使美国对台军售程序便利化，走对台军售常态化的路子。第四，对台军售内容向武器系统的高精尖、攻击型方向发展。从美国过往对台军售的内容来看，以人员培训、武器系统的零配件以及一些淘汰或停产的武器系统为主。如今，美国对台军售内容向武器系统的高精尖、攻击型方向发展。2019年通过的对台军售案中出现了配备顶级的火控雷达，提升精确制导能力的F-16战机，这也是自1992年以来美国首次对台出售先进战机。最新的美国对台军售已获得美国务院批准，总额超过18亿美元，当中包括地雷、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等，也属于高技术、攻击型武器系统。美国对台军售这一趋向，不仅对中美关系是一种破坏，而且会进一步加剧台海紧张局势。美国未来四年对台政策考量当前，美国大选争夺战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不管是民主党的拜登胜选，还是共和党的特朗普连任，变化的只是美国总统的执政风格。因此，其大选的结果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而未来四年中美关系的走向以及美国对台政策才是我们关心的主题。1. 推动美台建交，制造“两个中国”。美国高度重视其与台湾间的关系，不仅重视美台经贸、文化关系，而且高度重视美台政治、军事与安全关系。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美国调整了其对外关系议程，把与台湾地区关系和中国大陆关系并行发展，并不完全受中美关系的制约。美国政府的“一个中国”政策，不仅包括“三个公报，一部法律”，它还包含了《台湾旅行法》《台湾保证法》《台北法案》，扩展其操作台湾议题的空间，起到加码台湾因素的战略效果。近来，台湾岛内有“台美复交”的声音。如果特朗普连任成功，他会继续推行台湾议题，平衡中国发展，并且会呼应台湾岛内“复交”的声音，选择适当时机推动美台建交，制造“两个中国”。如果是拜登胜选，所谓的“台美复交”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但假如美国国内形势迟迟得不到有效控制，“台湾牌”也将是其必要的选择。2．整合“四独”力量，制衡中国。美国操弄“台独”议题，可以说是轻车熟路。2019年，美国借助“反修例”插手香港问题，使“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港独”分子在香港有了一定的市场，并且有意地让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用香港问题助攻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把控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美国对有关“独”的问题、“颜色革命”等议题非常敏感，有一套非常娴熟的处理手法，且屡试不爽。同时，美国经常借助各种国际舞台对中国的新疆问题、西藏问题指手画脚。未来四年，不管是“让美国再次伟大”，还是“让美国保持伟大”，只要其不放弃追求“伟大”的全球霸权，随着中国实力进一步崛起，中美力量定会不期而遇。那么，美国必然发动中国境内、境外一切“独”的力量，迟滞中国发展的脚步，扰乱中国发展的进程。未来四年，整合“四独”力量也将成为美国制华的一种选择，中国应引起高度重视，防止“四独”合流，破坏中国安全稳定的内部发展环境。3．策划在台海发动与中国的军事冲突。美国在《2018年国防报告》当中首次明确中国为其重要的战略对手之一。如今，美国俨然把中国视为其全球地位的头号威胁者。美国誓言要让美国“再次伟大”、“保持伟大”，都是想要推进美国再工业化，捍卫其霸主地位。不仅在亚太方向，甚至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是唯一一个有实力对美国全球领导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目前，美国已使出贸易战、科技战、联盟围堵等各种招数，下一步还会与中国争夺疫苗的主导权，可谓招数用尽。虽然中国发展会因此而面临各种困难和阻力，但并没有遏制住中国向好发展的势头，美国除了发动一场对华战争以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大开眼界”战争模拟推演得出，2030年中美将在太平洋发生海战，且美国将被击败。因此，未来十年，中美直接或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大。今年以来，美军加大对中国实施抵近侦察，据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就达3,000次。7月至9月间，美军又派出各类型侦察机，甚至利用民航机，在台海、南海对中国进行抵近侦察，收集各类数据，为策划在台海发动与中国的军事冲突做战前准备。中国的战略选择1.“武统”应提升为首要选项。首先，台湾岛内政治生态迫使大陆做出调整，将“武统”作为首要选项。当前，台湾岛内政治生态已经发生变化，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对岛内“府院”有绝对的控制力，出现亲美“一边倒”的现象，并正推动岛内进行“修宪”行动。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成了“扶不起的阿斗”，不仅短期内很难取得重新执政的机会，而且还跟随民进党“拿香跟拜”，淡化两岸达成的“九二共识”，甚至有台湾岛内国民党籍立委提出议案，要推动“台美复交”。多年来，中国大陆对台政策一贯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采取积极的对台政策，全面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争取和平统一。现在看来，依靠岛内主要政党和所谓的有识之士，很难实现和平统一，反而离和平的道路越来越远。其次，美国因素促使中国选择“武统”作为首要选项。最新一期的美国《大西洋月刊》刊文指出，“如果北京真的敢攻击这个岛屿，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很可能会决定是中国还是美国占有太平洋地区的统治地位”。既然台海局势影响到中美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地位，甚至是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而美国又不可能轻易地拱手相让，因此“备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最后，台湾对于中国的战略重要性也需要把“武统”作为首要选项。当前中美关系紧张程度是中美建交后前所未有的，而台湾被美国视为制衡中国重要的战略资源，且处在美国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的关键节点上，台湾成为中美必争之地。对于中国而言，统一台湾后，中国大陆可以利用台湾地区的深水良港，便于中国航母驻守，使中国军事力量部署进一步向太平洋扩大外延。同时，中国可以突破美国第一岛链封锁，将第一岛链分割成东北亚、台湾、东南亚首尾不连的链条，使其无法形成相互支援的态势。中国航空母舰、核潜艇还可以直逼关岛乃至美国的西海岸，中美攻守易位，胜负难料。2.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孙子云，智者伐交。目前，美国正在各个领域发难中国，中国除了要做相应的军事斗争准备外，还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具体地要把握好两个方面：第一，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反对分裂国家、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也是国际社会的共识。中国在国际上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对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讲事实摆道理，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即使中国将来在台海与美国、“台独”势力兵戎相见，也可以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也算是师出有名，是正义之战。第二，团结台湾岛内人民。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不会改变，也不能改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中国制胜的法宝。团结台湾岛内人民，不仅可以使两岸中国人共同向和平统一的方向去努力，尽可能地避免战争的发生，战争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将来即便选择“武统”的方式，统一后的台湾地区治理也需要台湾岛内人民去重建，台湾的未来要靠台湾岛内的中国人去创造。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谢贵平 修光敏 2020-11-20 特朗普主张迅速、彻底地从阿富汗撤军，此举不仅将严重影响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而且国际恐怖组织还会趁机将阿富汗变为全球“圣战”策源地，并向中亚、南亚拓展，围绕新疆形成一条“恐怖主义之弧”。这将恶化新疆反恐的周边环境，严重威胁新疆的安全稳定。 在当前新冠疫情危机全球蔓延的背景下，特朗普主张迅速、彻底地从阿富汗撤军，此举不仅将严重影响阿富汗国内安全局势，而且国际恐怖组织还会趁机将阿富汗变为全球“圣战”策源地，并向中亚、南亚拓展，围绕新疆形成一条“恐怖主义之弧”。这将恶化新疆反恐的周边环境，严重威胁新疆的安全稳定，亟待引起高度重视，积极应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阿富汗安全局势的不良影响1. 美国撤军打乱既有部署将给阿富汗局势造成更大动荡。4月底以来，特朗普多次表示将加速从阿富汗撤离所有美军，这将给阿富汗局势造成更大动荡。一是如果美国撤军时部分弃置的武器装备一旦落入极端组织之手，将对阿富汗及地区安全局势造成不利影响。二是特朗普此举将进一步削弱美国对喀布尔的影响力。5月13日阿富汗总统加尼不顾美方和谈意愿宣布对阿富汗塔利班（以下简称“阿塔”）主动进攻就是明证。三是美国若未完全按照协定撤军，“阿塔”以后可能会以此为借口，拒绝遵守其与美国签订的停火协定。2. 美国援助减少将削弱阿富汗安全部队战斗力。由于美国国内面临严重的新冠疫情危机，且当前美国战略聚焦于大国博弈，因此美国决策者将会进一步减少对阿富汗援助，这不利于严重依赖美国援助的阿富汗安全部队。由于肮脏的居住条件、落后的卫生状况、士兵在军营内的聚集性接触，美方十分担心这支部队最终会感染病毒。然而，一旦美军撤离阿富汗且减少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援助，“阿塔”和喀布尔之间的军事平衡将被打破，其结果可能导致“阿塔”控制大部分甚至全部阿富汗领土，社会秩序崩溃、军阀混战，造成阿富汗政局动荡甚至分裂。3.“伊斯兰国”分支机构“呼罗珊省”等极端组织将趁势复兴。当前，“呼罗珊省”以阿富汗什叶派穆斯林从伊朗朝圣归国并将新冠病毒带入阿富汗境内为借口，对其进行打击，并煽动阿富汗内部的教派仇恨。5月12日，“呼罗珊省”对什叶派哈扎拉人聚居区的喀布尔产科医院以及楠格哈尔省一名警官葬礼发动系列恐怖袭击。虽然“阿塔”领导人同意政治解决与美矛盾，但对此不满的“塔利班”强硬分子将会投靠“呼罗珊省”。长期来看，由于失去美军的制衡，巴基斯坦“塔利班”（以下简称“巴塔”）也将趁机寻求复兴，并可能与“呼罗珊省”以及不支持和平进程的“阿塔”成员展开合作。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对新疆反恐局势的影响1. 全球“圣战”策源地将逼近新疆。一是阿富汗一旦成为全球“圣战”的策源地，将为涉疆暴恐分子内外联动提供土壤和创造条件。二是新疆暴恐分子出境参与“圣战”更为便利，新疆反恐压力将陡增。三是从全世界赴阿富汗参与“圣战”的恐怖分子在极端意识形态的煽动下，可能利用留学生、商人、游客等各类身份伺机进入中国制造暴恐活动。这样全球反恐的重心和前线将逼近我国国门，新疆面临的反恐形势将比2013年前后更为严峻。2. 各类恐怖组织围绕新疆形成“恐怖主义之弧”。“伊斯兰国”除了在阿富汗及阿巴边境建立“呼罗珊省”，并利用该地区塔吉克族与普什图族之间的矛盾拓展生存空间之外，还建立了“巴基斯坦省”和“印度省”，后者重点目标是在克什米尔地区煽动印度穆斯林反对印度政府。美国撤军后，各类恐怖组织将以阿富汗为中心南北拓展，并围绕新疆形成“恐怖主义之弧”。为抗衡巴基斯坦对“阿塔”的影响力，阿富汗政府将会继续秘密资助被驱赶到阿富汗境内的“巴塔”成员潜入巴基斯坦境内开展恐怖袭击，而“乌伊运”及依附于它的“东伊运”一直盘踞在阿巴边境部落地区，将寻求继续与“巴塔”合作的机会。虽然“美塔协定”中规定“阿塔”不再庇护“基地”组织，但美国撤军后将对此缺乏监督和强制实施手段。“阿塔”与“基地”组织之间，“阿塔”需要“基地”组织的资金和训练支持，“基地”组织需要“阿塔”的庇护等关系，将受到影响。因此，“基地”组织很有可能继续在阿巴地区活动，同时通过“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AQIS）提升其在印度的影响力。3.“塔利班”获胜并取得优势地位将刺激新疆极端分子的“圣战”意识。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的极端组织普遍将“阿塔”与美军签署停战协定视为一个伊斯兰团体对一个入侵的异教大国的胜利。当前，此种“胜利”将进一步激起暴恐分子的“圣战”狂热。“阿塔”正利用新冠疫情危机指责阿富汗政府应对乏力，同时为平民提供医药援助，加大对阿富汗安全部队的袭击力度，并且拒绝斋月期间停火。驻阿美军自2019年以来大幅增加了对“阿塔”及其它极端组织的袭击次数，仅在2020年头两个月就在阿富汗27个省实施了1,010场袭击，但袭击也导致了大量平民伤亡，因此激起阿富汗民众对美军及其所支持的阿富汗政府的仇恨。涉疆暴恐组织一直宣称汉人“入侵”了新疆穆斯林的土地，这恰好与“塔利班”战胜入侵异教大国的叙事相吻合，因此伴随着“阿塔”权势的增长及其所宣扬的极端意识形态的蔓延，新疆意识形态反恐面临的形势将更加严峻。4. 美国蓄意将阿富汗乱局引向新疆，实现“以疆制华”。当前，美国把中国视为假想敌，通过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人才战、信息战、舆论战等方式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与遏制。美自阿富汗撤军，一方面是避免在阿有更多的人员伤亡和财力投入；另一方面的动因是坐视阿富汗陷入动乱状态，并将这种乱局引向新疆，同时利用境外“东突”势力扰乱中国在中亚、南亚等地的“一带一路”建设，试图达到“以疆制华”的目的。在此背景下，考虑到美国曾将支持“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极端暴恐组织作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的的惯用手段，不能排除美国撤军后，会在阿富汗支持国际恐怖势力，搞乱中国周边局势，并伺机渗透新疆，开展暴恐活动的可能性。中国预警预防和应对周边暴恐袭击的对策建议1. 加大对阿援助，增加中国在阿影响力。一是加强乌鲁木齐与喀布尔国际友好城市建设。以乌鲁木齐的名义加大对喀布尔的对口援建，以增进两国民心相通，增强阿富汗对中国的认同。二是利用国际组织对阿富汗进行援助以获取对中国反恐的支持。我国可通过亚投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对阿进行民生与抗疫人道主义援助，稳定阿富汗社会秩序，并借机秘密接触“阿塔”以获取我国打击“东伊运”的情报支持，保障“后协议时代”我国在阿影响力。2. 推动上合组织加大阿富汗反恐力度。一是建立中阿瓦罕走廊安全机制。阿方在维护瓦罕走廊地区安全方面与中国有共同利益，中国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与阿方在瓦罕走廊阿富汗一侧联合建立两国共享的军事设施、军事基地及常态化联合巡逻机制，并且将来视反恐情势需要可将其扩充为中、阿、塔或中、阿、巴、塔瓦罕走廊联合安全机制。二是通过上合组织整合新疆周边国家力量，联合反恐。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上合组织成员国或观察员国都十分担心美撤军后“呼罗珊省”等在阿的极端恐怖势力外溢。因此，我国可借助上合组织这一多边多元平台填补美撤军后留下的权力真空，避免我国单方面介入阿富汗局势而面临国际压力。3. 争取美专家智库影响美国从阿撤军决策。当前，虽然特朗普主张迅速、完全撤军，但以耶鲁大学阿富汗问题专家鲁宾（Barnett Rubin）为代表的一些美国学者都主张美国恢复业已减少的对阿援助，并在阿富汗问题上加强与俄罗斯、中国、巴基斯坦及伊朗的合作。部分美国官员认为，应在阿富汗保留少数部队执行继续反恐和训练阿富汗安全部队的任务，否则，“基地”组织利用阿富汗内战发展壮大并最终袭击美国的历史将会重演。因此，我国应努力做好这部分美国专家及智库的工作，让他们影响美国政府的撤军计划，避免美国不负责任地迅速、完全撤军。4. 建构多层级国际反恐合作机制。一是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我国需要积极推动联合国在促进国际反恐合作中的引领、沟通和协调的作用，巩固国际反恐联盟，加强各国司法权的协助，共同拟定国际恐怖分子的引渡及反恐方案，完善国际反恐合作机制。二是不断拓宽反恐双边和多边合作范围。中国应通过情报共享、联合军演等形式，参与地区与次区域国际组织的反恐合作；建立相涉国家间情报交换、文书送达、调查取证、搜查扣押、刑事诉讼移转管辖、外国刑事判决的执行、引渡等合作机制；加强与中亚、南亚、中东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双边、多边反恐合作。5. 构建多部门参与、全社会协同合作的联合反恐体系。一是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学科联动的组织领导体系和反恐维稳协调机制。二是建立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的反恐预警、预防与应急管理体系。三是营造反恐社会氛围，形成全社会反恐合力。四是组建“边境反恐特别反应小组”，打造边境反恐坚盾。五是加大对境外“东突”极端分子以“合法身份”回流的识别和监控力度，防范“东突”极端分子利用高科技回流并实施恐怖袭击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20-11-16 深层国家（deep state）指的是西方文化环境下部分政府部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包括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金融和工商业、新闻媒体、游说机构、民间团体等。西方深层国家的运作总体上基于理性的利益谋划和价值判断，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约束，也无须经过选民同意，甚至刻意规避法律法规，但是能够影响民选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能够把体现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国家的大政方针。 深层国家深层国家指的是西方文化环境下部分政府部门、工商界和社会团体组成的联合体，包括武装部队、情报机构、司法机构、金融和工商业、新闻媒体、游说机构、民间团体等。西方深层国家的运作总体上基于理性的利益谋划和价值判断，不受正式政治程序约束，也无需经过选民同意，甚至刻意规避法律法规，但是能够影响民选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能够把体现自己利益的想法融入国家的大政方针。第三世界的深层国家主要由武装力量控制，在历史上曾经常推翻民选政府；而西方的深层国家是真正意义上的多元利益联合体，主要通过影响民选政府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外交政策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则因国而异。作为一个理性自利的非正式社会建制机构，西方深层国家仍然是一般意义上的特殊利益集团，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有特定的价值偏好，尊重和保护自己的隐私，但并非妄图统治全世界、奴役人类的妖魔鬼怪。即使是保密等级最高的情报机构，它也存在于尊重传统的理性的建制体制当中，服从公众利益和国家利益，根据法律规定对民选政客负责，并没有无视民选政客而独立存在的全球性议程。深层国家的各个组织单元当然拥有因分权制度设计而产生的部门利益，但这既是多元民主允许的存在，也是对民主的保障和宪制的维护，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制约民粹势力在本质上，西方深层国家是一种典型的非正式理性建制力量，与民粹主义势力存在明显利益和价值冲突。在民粹主义者的眼里，深层国家是人民、国家和政府的公敌。希特勒为了获得权力，一直把掌握金融机构的深层机构视为德国的控制者，指责他们是德国苦难的始作俑者，把德国的灾难归咎于犹太人。犹太人被妖魔化为万能的替罪羊，从而把民众的注意力从政府的错误和无能上转移。民粹的特朗普政府否认中情局和联邦调查局关于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结论，指责情报机构通过泄密或其它手段来阻挠特朗普施政，声称情报官员伙同留任的奥巴马政府官员处心积虑地打击特朗普政府。深层国家与选举产生的政客无疑存在矛盾，但这有利于实现对民选政府特别是政府民粹力量的制衡。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技术分工，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现代社会的运转依赖有着专业技能的企业家、公务员、职业军人、经理人、专业人士等等，而他们正是构成西方深层国家的核心力量。政府雇员的职能在此方面比较有代表性。政府雇员无论如何不会违背、反抗政客的指令，但可以在执行命令时加入自己的利益、价值观和情感。如果政客胡乱或者错误地发号施令，那么政府雇员可以在职权范围内做出力所能及的修正。如果政客明显越界，决策缺乏科学、法律甚至常识基础，政府雇员会考虑挑战甚至抵制政客的决定。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公权力构成约束的良性平衡机制。在2020美国种族骚乱中，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军进行镇压，但不仅高级将领集体反对，甚至美国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和现任国防部长埃斯珀都公开表示不支持特朗普的决定。深层国家敢于向政客讲出真话，要求其根据法律规范和理性精神履行自己的职责。政府顾问大多是学者或专业人士，无论是科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还是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等，都会从学理、专业的角度为政府服务，但大多并不会持特定的政治立场，基本属于中立的力量。他们基于专业精神为政府提供的建议或批评，有利于政府的政策保持理性。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行政权通过行政立法迅速扩权，立法权逐渐弱化，而行政权的民粹化在特朗普时代已经成为现实。这种情况下，深层国家代表的理性力量对美国总统的权力进行限制就变得尤为重要。充满臆想的阴谋论通俗作家经常把深层国家想象成反民主、反公意的见不得阳光的小集团。他们把深层政府理解为精英政府、财阀政府、军阀政府，认为在民选政府背后存在一些“造王者”，把持朝政，为非作歹。阴谋论者更进一步，声称深层国家实质上统治民主国家，践踏民主，破坏政治程序，摧毁法治基础。他们声称民主国家普遍存在一个影子政府，近乎封建特权，渗透到社会、经济和政府组织，秘密操纵国家的内政与外交，议会、总统或者总理以及法官都受其摆布，不敢损害其利益。最重要的是，他们声称深层国家存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议程，能够通过自己伸向社会各界的触角，动员强大的资源来达成自己的国内和境外目标。事实上，构成深层国家的机构和人员只是维护自身利益，并非为了故意损害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而采取行动。无论公务员还是军人，都是为政府打工的雇员，需要养家糊口，有着七情六欲，有自己的专业信誉、判断和知识，也存在能力和视野的不足。那些被称为造王者的政府供应商、法定机构、民间社团、智库等等，在宪法的允许下，可以合法地与选举产生的政客合作或者保持距离，社会找不到合法理由要求他们为了公共利益而做出牺牲。由于深层国家各组织的价值观取向不一致，利益存在冲突，其存在是多元化、碎片化的，所以很难说民主国家存在一个强大的单一深层政府。内部各组织的分散状态使深层国家无法进行统一协调的行动来达成系统性政治目标。他们各自为政，大多关注与自身相关的单一议题，比如劳工组织关注劳工福利和权益，气候变化组织关注极端气候，卫生组织关注流行病的蔓延等等。由于利益分散，深层国家很难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这本身就弱化了其影响能力。 美国的深层国家美国的深层国家包括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国家安全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司法部、财政部、华尔街、军工集团、新闻媒体、硅谷高科技企业等。它们与民选政府相互支持，分享利益，比如美国财政部需要华尔街的配合才能监控国际资金的流动和执行国际制裁，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需要硅谷的配合才能监控本国国民和外国要人的通讯往来。然而，美国各界对深层国家一直持怀疑态度，而相关信息的保密更是引发诸多疑惑。1961年，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在卸任告别演说中，公开表达对军工复合体左右美国政策的担忧。美国的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人员来源广泛，大多数来自美国的普通家庭，并没有职业行为之外的特权。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和专业训练，遵循理性的专业逻辑，薪金中等，收入透明，没有机会积累财富。与国会议员和政客们相比，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的人员更代表平民而非权贵的利益。情报机构内部设置多样化，力量分散，各机构之间存在竞争与制衡关系。情报机构的负责人由选举产生的政客任命，因此系统本身很难形成享受公信力和威望的领袖，无法挑战政府的权力。军人和情报人员至多能稀释政客的命令，但是无法拒绝服从命令。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和华盛顿的官僚之间存在着旋转门，华尔街不断向政府提供资金和人员。美国许多财经高官出身华尔街，包括罗伯特·鲁宾、劳伦斯·萨默斯、亨利·保尔森等等。华尔街对华政策倾向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们支持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企图以此迫使中国推行符合其利益的改革；另一方面，华尔街不想放弃中国市场和投资机会。咨询公司奥纬咨询预计，中国散户的可投资财富将从2018年的约24万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41万亿美元，华尔街金融巨头们自然不想错过这一诱人的市场盛宴。尽管中美关系迅速恶化，但华尔街不完全支持特朗普推动的与中国“脱钩”政策，美国金融界人士拒绝配合其对华政策，反而继续加大对华投资力度，看好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中国抗疫成功，经济逐步恢复，加上目前超过西方主要国家的利率水平，这些事实成为华尔街资本不断涌入中国的强劲动力。许多硅谷公司与美国政府有密切的联系，为政府部门提供企业主动收集的用户信息。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著名硅谷公司都曾加入NSA的棱镜项目。大多数硅谷企业从中美经贸关系中赚取高额利润，但近年来它们对中国的自主研发、国产替代政策不满，希望借助美国政府改变中国的科技追赶政策。在华为、中兴、抖音事件中，硅谷的企业都配合甚至积极支持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打压，但这并不意味着硅谷企业的商业利益与美国政府完全一致。日前AMD和英特尔公司获得美国政府的许可证，继续向华为正常供应芯片，这是对此最新的注脚。美国政府理解硅谷企业是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资产，因此不可能不顾及硅谷企业的商业利益。作为全球第二大市场，硅谷企业可以暂时停止与中国的贸易投资往来，但并不希望永远和彻底放弃中国市场。无论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主宰白宫，美国政府都积极外包关键的政府服务，目的在于获得物资和装备、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在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上，作为承包商的军工集团一直试图在海外寻找敌人，长期破坏国际和平局势，挑起国际纷争，近年来它们为寻求扩大国防开支极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然而，它们在过去半个世纪与中国制造业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依赖关系。在激光、雷达、声纳、夜视仪、导弹制导和航空发动机所需的稀土材料方面，中国是其唯一供应国。在军用太阳能电视、燃料电池和飞机液晶显示屏等领域，美国大量使用来自中国的产品和原材料。承包商的目的在于获取经济上的利益，有时不择手段地谋取暴利。为了降低成本从而谋取高额利润，他们经常从中国采购大量产品和物资。承包商可以通过与政客私密的关系，通过游说来恶化中美关系，也可以此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益。在美国的社会团体中，共济会属于兄弟会中的精英团体。共济会总体上是一个理性的科学知识守护和创新群体，相信造物主是宇宙的创作者，是一位理性的有着丰富科学知识的存在，赋予宇宙以井然的秩序；相信人能够以理性为途径，不断凭借自己的努力完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完成人生的价值与使命。共济会重视会员的兄弟情义，有时候出现徇私枉法的案例，这是被社会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共济会的科学和理性精神吸引了西方大量知名科学家、学者、王室成员、企业家、银行家、政客、专业人士参加，共济会由此可以对财富和权力发挥巨大影响力，这令其成为民粹攻击的目标，但实际上共济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普通人，共济会的会所也遍布英美普通社区，其私密程度还不如中国企业家组团创办的私人会所。不幸的是，共济会在中国被严重妖魔化，连许多著名舆论领袖也不遗余力地传播共济会阴谋统治全世界这种说法，相信共济会有一个宏大的计划，建立一个由其控制的世界政府和由其制定游戏规则的新世界秩序，而中国是共济会重点针对的目标。作为一个信奉科学与理性的国际组织，共济会实质上是一个松散的有着特殊价值观的利益集团。共济会对全球文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发挥重要的影响，但它只是参与全球博弈的众多力量之一，而且是以特朗普为代表的民粹势力的对立面。政策建议当前各界一致认为围堵中国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的政策共识，这一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它并不意味着美国对华政策是铁板一块，也不意味着我们在美国完全没有可以合作的力量。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入主白宫，美国的深层国家都在无声地运行，而其理性和专业的精神、与美国政府的不同利益都是可资联合的力量。在崛起的最后一程，中国宁愿面对一个理性的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民粹力量，或者一个标榜政治正确的好莱坞表演团。对于美国军队和情报部门，中国宜视其为理性博弈的对手。美国军情部门是高度专业化的理性行为体，行为选择基于清楚计算可能的收获与代价以及对手的反应，从而确保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美国军情机构拥有长期的战略和战术实践，形成完备的战略和战术管理体系，不仅将自身的评估、规划、执行与控制等理性环节与国家安全管理流程有效对接，还促进了国家安全力量建设从战略、理论到能力的有序转化。军情机构理解核武威慑、战略平衡、博弈论、灵活反应等现代安全概念，是中方可以对话和谈判的对手。对于硅谷和华尔街，中国宜继续巩固和促进互利共赢。对于硅谷而言，中国是除美国本土之外最重要的伙伴与市场。中国在电子、半导体、机械和设备领域已全面融入全球技术价值链，中国既是供应方，也是最大的市场。在这些领域，中国占全球出口总额的17-28%，占全球进口总额的9-16%，占全球产出的38-42%。中国为全球生产90%的个人电脑、90%的手机和70%的电视机。2017年，中国市场消化了全球手机销量的40%、全球个人电脑销量的19%。中国已成为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价值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中国既是稀土等原材料的供应者，也是电子元器件的组装者，还是这些产品的最终消费者。对于华尔街而言，希望中国开放金融市场的要求逐步得到满足。中美发生技术和贸易战以来，中国陆续发布了金融领域进一步放开外资准入的政策和措施，让包括美资在内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在华持有合资公司的多数股权，甚至开办独资公司。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总规模高达47万亿美元，华尔街公司一心致力于提升其在华市场份额，进入中国市场的美资金融机构数量显著上升。随着中国上市公司在明晟公司（MSCI）和其它全球指数中的权重逐步提高，进入中国市场的华尔街资本将会持续上升。对于军工承包商，中国宜维持有限利益交叉。冷战结束后，美国调整了国家安全策略，在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不断强化国防能力，军民融合战略应运而生。美国军工集团由此致力于发展军民两用技术，开启军民用技术互相转化道路，夯实军民一体化科技与工业基础。这种政策导致美国军工企业的民用部门从中国进口大量零部件甚至在华直接投资生产，而军工生产所需部分中间产品和原材料也来自中国。中国尽管制裁了一些美国军工企业，但没有必要将打击范围进一步扩大化。对于共济会，中国宜主动接触，重点引导，为我所用。作为一个信奉西方启蒙运动价值观的非政府国际兄弟会，当代共济会在意识形态上主张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全球金融自由化，并追求特定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既是共济会的利益所在，也有利于中国混合经济体制发展，更部分契合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通过接触共济会，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中国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和熟悉国际金融资本运作，扩大中国对国际金融市场以及相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领域的影响力。这显然有助于我们管控日趋紧张的中美关系，有助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宋雅楠 2020-11-09 后疫情时期，澳门宜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所蕴含的机遇，利用好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通过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治理合作，推广中国“新型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协助国家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成为打通内外双循环中的一个节点。 疫情后全球治理体系走向区域化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冲击，对世界经济运行、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从科技发展和世界经济运行规律来看，目前世界经济正处于由技术革命主导的第五轮技术周期尾端。由于通用技术创新尚未有重大突破以及结构性矛盾凸显，各国都必须面对本轮周期后期的减速和下一轮技术周期引领新全球化浪潮前的脱序竞争，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产业重构。从全球治理来看，2000年以后美国布什政府开始在外交领域推行新保守主义，强调以单边干涉而非依靠国际组织的方式维护美国在地区问题上的霸权地位。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虽与布什政府表现不同，但单边主义倾向更加明显，藐视并放弃全球治理多边主义立场，全球治理模式走向极端单边化。“国家利益”使其它国家即使在某些议题或价值观上虽与美国有共通之处，也无法与华盛顿在维护“美国利益”的极端单边化治理中达成一致，世界必然进一步朝多极化发展。在世界多极化发展中，我们将面临大国之间为了争夺关键技术、技术制度标准、话语权等影响下一轮技术周期地位的更加剧烈的竞争，以及疫情带领推动的全球范围内的产业价值链、供应链重组。从技术上看，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全球供应链分散化也将呼应全球多极化的发展。因此，区域化的作用会突显。区域化作为既能保障一定的产业安全，又可以维持国际分工的合作趋势，将在疫情过后更加明显，并成为推动国际多边合作的重要方式。中国参与后疫情时期全球治理在世界多极化和区域化发展中，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消费市场，是国际多边合作中无法回避的主要力量。一些国家妄图操作“去中国化”，完全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消费市场和科技应用市场，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为5.96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消费规模的95.67%），半导体进口约3,000亿美元。在疫情期间欧洲企业加码投资中国市场，且不断有美国高科技企业游说取消相关科技限令，这都凸显了中国在区域和国际双边、多边关系中的重要地位。在疫情中，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举全国之力取得了国内疫情防控的重大战略成果。在国际上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国际人道主义，通过中国援助、中国经验与中国制造为各国抗疫提供支持，推动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中国在抗疫成功后推动复工复产已见成效。据今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中国GDP同比增长3.2%，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第一个恢复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为后疫情时期世界经济重建起到表率作用。各国与中国的区域经济合作、供应链和市场联系，将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由“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所衍生出的新型全球治理理念将更加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对于中国而言，后疫情时期的全球治理活动也必然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必然要利用中国的宝贵经验参与全球科学抗疫，尤其是与欧盟、东盟及“一带一路”相关地区和国际组织之间的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方面的全方位、深层次、高水平合作。其次，强化区域治理与合作。通过与相关国家地区联合抗疫，合作复工，保障民生，推动公共卫生和健康、生态建设和环保、减贫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合作，带动中国与欧盟、东盟、拉美、非洲等地区的经贸往来，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拓展供应链和产业链分工协作、创造更多本地就业机会。再次，在科技领域方面，面对某些国家的“技术围堵”，中国在深化自身技术创新能力的同时，必然也将继续推动科学、技术、人才和创新的国际合作。中国未来甚至有可能提供某种“开源”形式的技术合作，创造最大技术“公约数”。中国能够推动世界在医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新基建”等基础研究应用和公共技术服务的创新体系建设，以继续构建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人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国际合作的跨境创新网络。 澳门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对于澳门而言，服务国家的全球治理战略，澳门依然离不开自身的优势和定位。作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在参与“一带一路”与粤港澳大湾区合作中，澳门具有历史、文化、经贸、侨界网络等层面的独特优势。澳门辐射的7个葡语系国家遍布四大洲，拥有超过2亿人口，面积超过欧洲的总和。因此，利用好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积极协助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也是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澳门在参与国家非传统安全的全球治理方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当今世界，包括经济、生态环境、信息、资源、恐怖主义、疾病蔓延、跨国犯罪在内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对世界的影响往往会更大。新冠疫情不但造成上百万人死亡，也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负面影响。这使世界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不得不重新审视此类非传统安全问题，并给予足够的重视。澳门可以在生态环境、技术信息共享、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疾病蔓延等方面，参与国家的全球治理，共建“绿色发展共同体”、“卫生发展共同体”、“人才发展共同体”和“技术发展共同体”。首先，葡语国家普遍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生态环境治理也是社会普遍关注的议题。2017年，中国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了绿色“一带一路”的重要意义和发展导向。因此，澳门可以在绿色“一带一路”的框架下，积极与葡语国家构建在生态保护、节能减碳、海洋发展等议题下的“绿色发展共同体”。其次，大部分葡语国家在医疗卫生、疾病控制等方面较为欠缺，特别是非洲葡语国家亟需改善医疗健康水平，更不用说在疫情之下对医疗物资、抗疫医疗技术和专家的需要。因此，澳门可以在国家和大湾区医疗技术资源的支持下，建立与葡语国家在改善医疗能力、提升卫生资源和疾病控制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共建“卫生发展共同体”。特别是今年澳门国际应急医疗队五名队员以加入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形式，赴阿尔及利亚执行支持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任务，为澳门参与国家全球治理做出了示范。再次，大部分葡语国家在发展规划中不断强调提升教育水平和对技术人才的培养，旅游业发展和技术人才培养更是所有葡语国家共同的发展方向。澳门可以利用自身的旅游培训优势以及大湾区技术人才的培养优势，与葡语国家共建“人才发展共同体”。最后，技术发展是现代所有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基石。葡语国家也需要医疗、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新基建”等基础研究应用和公共技术服务的创新体系建设。澳门可以结合大湾区的技术和信息优势，通过搭建专业化的技术服务和金融服务平台，实现中国与相关国家间的“技术发展共同体”。澳门在中医药技术发展上具有突出优势，大部分葡语国家对中医药的接受程度比其它地区更高，因此中医药技术在葡语国家的推广和应用具有较广阔的前景。后疫情时期，中国面临着更复杂和困难的全球治理环境，必须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促进国内国际经济互补。澳门宜抓住“一带一路”和粤港澳大湾区所蕴含的机遇，利用好澳门与葡语系国家联系的优势，通过与海外国家和地区的全球治理合作，推广中国“新型全球治理理念”，积极协助国家实施全球治理的战略，成为打通内外双循环中的一个节点。这也是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