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刘宗义 2020-09-30 从目前形势判断,两国关系恐怕很难恢复正常。两国关系发展到这种局面,印度政府、印度各政党、印度媒体以及印度战略界几乎一致将双边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几乎没有人对印度自身的问题进行反思,这种状况让人对中印关系的前景感到担忧。 今年是中印建交70周年,本来两国领导人商定要联合举行70场纪念活动,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突然爆发,中印建交70周年反而成了两国关系的多事之秋。新冠疫情就像催化剂,使得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台之后突然加速对华政策的调整,随后发生的加勒万流血冲突更使中印关系陷入僵局。印方对中印关系的两个误判当前,中印两国正在通过双边外交、军事等渠道协商解决边界对峙,缓和双边关系,同时也开辟了包括与印度驻华大使的对话等一些旨在加深中印相互理解的二轨对话渠道。然而,边界对峙只是中印双边关系中诸多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中印双方对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差距较大,很难达成共识。之所以存在这么大的差距,主要是印方对当前中印关系有两方面的误判:一是对国际和地区政治经济格局及其走势,以及印度在其中的地位存在误判;二是对中方在面临严峻国际压力背景下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的决心存在误判。首先,对于当前的国际和地区格局,印度战略界认识到国际体系处于转型之中,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他们认为,当前国际体系转型的矛盾集中体现为中美战略竞争。印度战略界认为中国成为亚洲主导国家的可能性在上升,中国要将21世纪变为“中国世纪”。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美国从奥巴马时期就开始通过双边途径并协调其盟友与伙伴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和遏制。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进一步增强,发起中美贸易战,中国承受着巨大国际压力。对于印度来讲,自莫迪上台之后,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鼓动下,印度战略界认为印度已成为世界一极,他们以此为基础运作其大国外交,希望实现“多极世界、多极亚洲”。他们认为中国力量的迅速上升,以及中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推进“一带一路”的行动侵犯了印度的势力范围,是要在战略上包围印度,因此其对外战略和周边政策中“制衡中国”的一面非常突出。印度不断加强与美日澳等国的军事和战略合作,并希望推进与这些国家的经济金融合作,对冲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甚至希望在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中取代中国。但同时,印度决策精英也企图在中国面对美国巨大压力之际,向中国施压,在边界、贸易、中巴关系、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及核供应国集团等问题上获取好处。新冠疫情最早在中国爆发的时候,印度战略界幸灾乐祸,认为中国可能会一蹶不振。同时,疫情期间暴露出的印度经济对中国的严重依赖使印度中右翼势力十分震惊。印度政府企图利用中美贸易战和中国深陷新冠疫情之机挖中国墙角,游说在华跨国公司将产业链和价值链转移到印度,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去中国化”。但不久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印度也深陷其中,而中国已从疫情中走出并开始复工复产。印度政府由于抗疫不力,经济受到沉重打击,衰退严重,其崛起势头受挫。中国软硬实力和国际地位在疫情之后可能将更加突出,印度战略界对此忧心忡忡,一些战略界人士,包括前任及现任高官以及一些前驻华大使,丧失理性,迁怒中国,在印度及西方媒体上对中国的抗疫斗争百般污蔑,甚至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并将其上升到发展模式、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高度。印度政府及战略界的“亲美派”更是趁机提出印度与美国结盟,遏制中国。其次,不知妥协、不懂交换是印度一贯的外交做派,在具体的对华政策及手段方面,印度对中国也是一味提要求,一味施压。从2014年莫迪上台后,莫迪政府特别希望能够解决两国边界问题。印度战略界就此放出风声,认为中印两国都是强势领导人执政,正是彻底解决边界问题的好时机。印方之所以这么急切解决边界问题,一是担心随着中印实力差距日益扩大,边界问题久拖不决对其不利;二是印度着眼于大国崛起战略,希望在与中国解决边界问题后,集中精力在南亚地区摆脱巴基斯坦的羁绊,并将其战略重心向所谓“21世纪的全球战略枢纽”印度洋方向转移。印度政府所采取的手段就是不断在边界地区推行“前进政策”或“攻势防御”政策:一是为了抢占边境地区的战略制高点,将实控线尽量向中方一侧推移;二是为制造事端,向中国施压,按照印方意愿核定实控线。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前夕,边界地区就曾突发对峙。莫迪总理当面向习主席提出恢复核定实控线。实际上,实控线一旦核定,日后的正式边界就基本确定了。2015年5月,莫迪访华期间,边界争端尤其是实控线问题成为印度各大媒体报道的重点,印方希望中国能够“打破常规”,与印度解决边界问题。然而,印方所认定的实控线与中方认定的相差甚远,中方发现如果与印方核实实控线,两国会出现更多争端。中方一贯主张边界问题应“一揽子”解决,印方不仅在东段达旺等问题上拒不让步,而且在西段又顽固坚持其所主张的实控线,企图利用对其有利的国际局势迫使中方完全按照印方意志解决边界问题。除边界和实控线问题外,印度还不断向中方提出其他要求。由于印方要价太高、贪得无厌、得寸进尺、不懂交换,中国对印度提出的要求比较慎重,由此导致双边关系不断恶化。2017年6月,洞朗对峙事件使中印关系跌入低谷。由于中方当时顾及金砖国家厦门峰会等重大活动,未对印方采取强硬手段,使得印方此后更加有恃无恐。2018年武汉非正式会晤和2019年金奈非正式会晤之前,都发生过边界对峙。2020年1月,中国爆发新冠疫情之后,印度政府认为中国内有疫情,外有美国压力,无暇他顾,因此在边界地区更加咄咄逼人,在加勒万河谷等地越过中方实控线,架桥修路,搭建工事,导致两军对峙,在6月15日晚上发生加勒万流血冲突。中印关系的不确定性加勒万冲突之后,印度出台了许多进一步恶化中印关系的政策措施。7月3日,莫迪总理访问拉达克前线并发表影射中国所谓“扩张主义”的讲话。两周后,印度国防部长拉贾纳特-辛格巡视拉达克前线,并展示其从美、俄、法、以等国新进口的武器装备。印度已经放出口风,今年将邀请澳大利亚参加马拉巴尔海军演习,这意味着美日澳印四国军事同盟基本成型。前段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希望将七国集团扩大,邀请韩国、澳大利亚、印度、俄罗斯等国参加,共同探讨如何对付中国。印度政府已经表示希望加入扩大后的七国集团,并与七国集团成员积极合作。另外,印度也加入了英国发起的名为“D10”的“民主合作伙伴俱乐部”,建立5G设备和其他技术的替代供应商名录,避免依赖中国。印度政府还表示将派遣一位资深外交官担任新驻台北代表,并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公开表态“正密切关注”香港事态发展。这些动作表明,印度仍在不断示强,向中国施压。莫迪政府的这些行为仅用转移国内矛盾来解释已无法说通。在经济领域,印度也不断出台一些非理性的、甚至带有自残性质、严重损害其国际商业形象的举措。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印度政府宣布取消与中企合作的两个火力发电厂项目,叫停来自中国的投资项目,对中国产品采取“消极”清关策略。6月30日,印度政府以国家安全名义禁止59款中国手机应用程序在印度使用。7月23日,印度政府又出台措施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其政府采购项目。这些举措表明印方将主动放弃对华“政经分离”原则,印度在经济上已经走上“去中国化”的道路。印方采取这些措施的背后,很难说没有让印度国内垄断财团独占印度市场的考量。这同时也表明,印方对疫情之后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将发生重组深信不疑,也对印度所拥有的市场优势极具信心,认为美国和西方将会向印度大规模投资。现在,印度正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西兰等“QUAD+”国家商讨重新组建价值链和产业链,不断游说大型跨国公司将产业链从中国转移到印度,并许诺提供种种优惠。7月9日,莫迪向全球公司发出投资邀请,声称印度仍然是世界上最开放的经济体之一。这与其“去中国化”的举措相比,特别具有讽刺意味。从印方的行事逻辑来看,加勒万之类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双方人员伤亡确实属于偶然。然而,印度的政党制度、其国内高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大量人员伤亡使莫迪政府陷入政策困境。虽然中印双方正在不断通过外交和军事渠道开展谈判,使两军脱离接触并使双边紧张状态尽快解除,但莫迪政府仍企图利用中国面临美国巨大压力的国际局势,向中国继续施压,逼迫中国让步,甚至主动与美国及其盟国进行战略协调和舆论配合,给中印关系蒙上阴影,并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中印关系的困境从表面看来,加勒万冲突导致了中印关系恶化。实际上,加勒万冲突只是印度对华政策调整的结果,而非主因。或者说,加勒万冲突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中印紧张关系凸显出来。从疫情后印度的战略判断以及加勒万冲突后印度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可以看出,中印关系很难一下子热络起来。从目前形势判断,即使中印领导人再举行一次非正式会晤,两国关系恐怕也很难恢复正常。当前,美国特朗普政府正在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冷战,而莫迪政府最近的一系列行为表明它正在紧紧追随和配合美国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虽然印度外长苏杰生口口声声说“印度永远不会成为联盟的一部分”,但印度现在几乎已经站在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最前线。两国关系发展到这种局面,印度政府、印度各政党、印度媒体以及印度战略界几乎一致将双边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几乎没有人对印度自身的问题进行反思,这种状况让人对中印关系的前景感到担忧。
Month: September 2020
LUO Shihong 2020-09-28 In early March 2020, the 48-year-old Chiang Chi-chen defeated the 69-year-old Hau Lung-pin and won the Kuomintang (KMT) chairmanship by-election, becoming...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罗世宏 2020-09-28 3月初,48岁的江启臣击败69岁的郝龙斌,在国民党主席补选竞争中胜出,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此时接任主席的他,接下的是一个民意支持度低、两岸关系恶化与国共互动冷淡下的国民党,而且他马上面对的艰巨挑战是必须改革一个高龄126岁的老大政党。 今年1月台湾总统大选结果揭晓,蔡英文以史上最高的817万票成功连任,国民党兵败如山倒。3月初,48岁的江启臣击败69岁的郝龙斌,在国民党主席补选竞争中胜出,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党主席。此时接任主席的他,接下的是一个民意支持度低、两岸关系恶化与国共互动冷淡下的国民党,而且他马上面对的艰巨挑战是必须改革一个高龄126岁的老大政党。两岸关系曾经是国民党的强项,但近年来逐渐成为国民党的包袱甚至是死穴。最近几次选举中,只要选战变成以两岸问题为主轴,原本形势有利的国民党就容易被贴上“亲中”“卖台”的标签;只要两岸之间有突发事件发生,国民党就可能在年轻人投票意愿越来越高的选举中被逆转,从胜券在握到急转直下,终至败北收场。除了民进党长期抹黑“九二共识”,中国大陆当局也有责任,因为原本具有创造性模糊意义的“九二共识”,在大陆方面否定“各自表述”之后,已经被等同于“一国两制”。大陆当局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相连结,已导致台湾民众对“九二共识”误解更深。因此,如果国民党今后想在台湾的选举竞争中胜出,势必无法回避检讨并提出两岸新论述。国民党新生代主导的两岸新论述总统选举惨败后,国民党青壮世代积极参与两岸新论述的讨论与研拟。及至六月下旬,首度对外公开的“两岸论述建议案”,建议以“四大支柱”建构和平稳定的台海新关系:第一,中华民国主权;第二,自由民主人权;第三,台湾安全优先;第四,双赢开放繁荣。第一,中华民国主权。拒绝“一国两制”、正视中华民国,两岸才能达成共识。鉴于中华民国国号是台湾人民的共识,国民党反对民进党以任何手段更动国号。国民党主张,中华民国宪法不仅是台湾民主自由的根基所在,也是连结两岸及管理两岸民间往来的法律基础(因为历届台湾政府关于“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表述,皆基于中华民国宪法)。换言之,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九二共识”。同样的,“一国两制”要改变中华民国主权国家地位,台湾人民不会接受,在中华民国宪法之下,没有“一国两制”的空间。在此一支柱之指导原则下,国民党呼吁大陆当局尊重中华民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权利,因为中华民国国际空间的长期窒息,已构成两岸间最深刻的政治藩篱,也严重伤害两岸人民感情,甚至滋长了“台独”或“独台”要求在台湾民间的支持基础。因此,如果大陆当局肯认两岸和平与善意互动的重要性,实应恢复台湾人民享有参与国际组织各项活动的权利。第二,自由民主人权。政治意识形态不是限制人民自由的借口。国民党的两岸新论述主张两岸关系必须立足于自由民主价值,两岸交流中,大陆方面不应藉“反台独”之名,强迫台商或台湾艺人表态,更不得以各种政治理由留置关押,造成台湾民众对中国大陆或中共产生恐惧与厌恶心理。更进一步说,倘如中国大陆当局愿意加速政治改革,落实民主法治,对两岸关系绝对具有正面意义。国民党呼吁,两岸可考虑优先推动《两岸人权协议》,以尊重人权作为官方管理来往两岸民众的基本原则,把原本属于两岸人民的两岸关系还给两岸人民。国民党认为,此协议的签订或协商过程,将有助于化解两岸情势日益紧张,以及两岸民众对双向密切往来的疑虑,重建两岸社会的彼此信任。第三,台湾安全优先。台海和平是两岸共同责任。国民党自认负有维护台湾安全与民众生命福祉的责任。国民党主张强化防卫力量,但拒绝“亲美抗中”,而是要确保与维持两岸之间的和平稳定。因此,国民党呼吁两岸应优先推动设置“海峡两岸意外防止机制”,排除以战争作为解决政治分歧的手段,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第四,双赢开放繁荣。以互利双赢和透明监督健全两岸经贸。国民党肯定两岸双边贸易投资活动,不仅对大陆有利,也对台湾有利。然而,鉴于台湾民众对两岸经贸深化和市场进一步开放的疑虑,有必要通过适当的民众参与监督机制,确保开放的成果为全民共享。国民党主张,优先推动完成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并且持续促成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后续程序和货物贸易协议谈判。国民党亦主张,制定党公职两岸交流行为准则,杜绝不正当的利益交换,为确保两岸经贸的果实嘉惠台湾多数民众,不至被不受监督的少数特权人士所垄断。大陆如何应对国民党两岸新论述?国民党两岸新论述尚有待今年九月以后经过党内民主与社会沟通程序后确定最终版本,不过确实已和国民党过往两岸论述有所区别:不否定“九二共识”但将寻求超越“九二共识”。不否认“一个中国”原则,但坚持必须是在“各自表述”的前提下,没有中华民国,就没有“九二共识”。很明显,国民党的两岸新论述除了不否定“九二共识”、反对更改国号之外,其它主张如“自由民主人权”“拒绝一国两制”“台湾安全优先”,已愈来愈趋近于民进党的两岸论述。原因很简单,因为国民两党都在争取台湾主流民意的支持。若不这么做,甚至反其道而行,任何政党一旦被恶意贴上“亲中”“舔共”等标签,在一人一票的选举中必然被淘汰。换句话说,已经沦为在野党的国民党,此刻不得不对两岸论述有所调整,否则未来极有可能快速泡沫化,在台湾政治版图里沦为不再具有影响力的政党。不过,无论表面上的趋同,国民党和民进党还是有着根本区别:(1)民进党已有一面倒向美国的倾向,而国民党虽然也亲美,但不至于沦为美国抗中战略的马前卒。道理很简单,国民党的基因里还是有民族大义的,也一直不愿台湾成为美国的殖民地,在《蒋经国日记》中,蒋经国但凡提到美国,一律称之为“美帝”。(2)民进党或许不在乎大陆民主前景,但国民党在乎。(3)民进党或许不珍惜两岸和平现状,但国民党珍惜。面对国民党新生代的两岸新论述,中国大陆当局应有新思维:唯仁者以大事小,避免让主张反战反独的国民党陷入完全无立足之地的窘境,反而让民进党有更多反中仇中的牌可打。“一个中国”既然是大陆当局最看重的底线,何不容许台湾方面、特别是国民党可以有弹性表述的自主空间?在“一个中国”这个关键议题上,国民两党都没有对大陆方面要求“照单全收”的空间,除非该政党或政治人物不在乎选票。因此,大陆方面如何表态,其实攸关未来两岸关系的发展,也牵动着台湾是否一面倒向美国。如果大陆当局予以台湾方面自主诠释“一个中国”的空间,只要不背离“新三段论”(即“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即可,两岸关系必将能因此而开启新局。最后,中国大陆当局也应该对台湾民众因特殊历史因素形成的身份认同予以一定的理解与尊重,甚至应主动抛出“放弃以武力手段解决两岸分歧”“理解台湾主流民意对中华民国的感情”“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世界卫生大会及一部份国际组织”……等论述,因为这既无损于中国国际地位、又有利于今后两岸关系的建设性发展,也可避免台湾一面倒向美国,导致未来情势恶化与难以逆转,甚至因此付出两岸人民皆不乐见的惨痛代价。如果大陆方面能够展现这方面的弹性与自信,以有容乃大的“王道精神”与台湾朝野政治力量进行良性互动,这将比使用文攻武吓的手段有着更大的反独促统的效果,也将立即让美国和少数“台独”基本教义派人士无法见缝插针或兴风作浪。大陆方面的新思维与新作法,必将大大有利于两岸经济繁荣发展,确保两岸人民和平福祉。毕竟,在未来的两岸关系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国民党,甚至不是台湾,而是大陆。大陆方面应该尽快顺应时势调整两岸新论述。
Nian PENG 2020-09-02 Things have changed in the new era, and the conventional approaches adopted in the era of globalisation are no longer applicable...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念 2020-09-02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绝不能重走“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老路,而应顺应“逆全球化”发展趋势,以打造亚太产业链中心为“突破口”,趟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自贸港建设之路。 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速全球化逆向进程,“逆全球化”将引领疫后全球发展浪潮。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海南自贸港建设绝不能重走“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老路,而应顺应“逆全球化”发展趋势,以打造亚太产业链中心为“突破口”,趟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自贸港建设之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书写出亮丽的“海南篇章”。“逆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重大转变纵观全球,发展较为成熟的自贸港无一不是乘着“全球化”的东风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在“全球化”风靡的时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和模式大行其道,并推动全球资本、技术、人员的自由流动。只要政策开放度高、产业规划合理、营商环境友好、区位优势明显,自贸港建设就能取得成效。因此,“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有章可循,并非难事。正因如此,全球各地兴起一股自贸港建设浪潮,且涌现出不少发展迅速、令人瞩目的自贸港。然而,在“逆全球化”时代,自由市场经济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日益盛行。这导致国家对市场的干预越来越多,全球资本、技术和人员的流动受国家政策的限制愈发增多。不仅如此,新冠疫情更引发了世界各国,尤其是全球大国和地区强国,对经济安全的高度重视。在此背景下,减轻对外经济依赖、缩短乃至重构产业链、重拾贸易保护主义、强行推动产业回流、经济合作安全化等成为“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由此可见,“逆全球化”时代的自贸港建设已经失去了“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便利,必须独辟蹊径,找到“突破口”。“逆全球化”时代自贸港建设的主要路径“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规模缩减、经济增速放缓、区域间流动性降低,这使得自贸港建设的目标定位、实施路径和建设周期都发生重大转变。第一,自贸港建设要主动“瘦身”。“逆全球化”时代全球经济规模收缩,随之而来的是资本、技术和人员在全球的流动性会降低,在域内的流动性会提升。自贸港建设也应顺势而为,以打造区域性产业链为重点,以构建区域性贸易投资中心为目标,避免盲目求大。第二,自贸港建设要重质量、轻数量。鉴于全球供需缩减和经济增速下滑的新形势,自贸港建设应将资源投放在有限的优势主导产业上,以重点构建特定领域的区域性产业链为主,避免平摊资源,同时打造数量众多的产业集群。第三,政策沟通引领自贸港建设。随着国家干预市场以及经济安全化趋势的发展,自贸港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政府层面的宏观政策协调。因此,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政策协调及其与国外各级政府之间的政策沟通是自贸港建设成败与否的关键。第四,自贸港建设周期更长。失去“全球化”所带来的种种便利,自贸港的建设周期将被迫延长。这要求自贸港建设者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分步骤、分阶段稳步有序推进自贸港建设,避免一心求快,揠苗助长。海南自贸港应聚焦建设亚太产业链中心基于上述判断,海南自贸港应以建设亚太产业链中心为“突破口”,全力打造亚太医疗产业链中心、旅游产业链中心和科技产业链中心。第一,打造亚太医疗产业链中心。海南应以新冠疫情催生的公共卫生服务需求为契机,主动与中央各部委和部门对接,积极参与“健康丝绸之路”、中国-东盟公共卫生合作、中日韩公共卫生安全合作、澜湄合作等区域性合作机制,提升海南在亚太公共卫生合作领域的参与力度和影响力,为海南打造亚太医疗产业链中心创造条件。同时,以海南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和海南国家高新区为主要平台,在高端医疗服务、美容整形产业、进口医疗器械和药品引进、高新制药产业、公共卫生研究等领域与日、韩、东盟和欧洲国家加强合作,用足用活《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赋予的各项优惠政策,在对接国际标准、体制机制改革和提升服务水平上下苦功夫,建设高标准、高质量、国际化的海南自贸港医疗产业。第二,打造亚太旅游产业链中心。海南应充分利用疫后国内、国际旅游消费“报复性反弹”的有利契机,主动与国家旅游局、商务部、文化部、外交部进行常态化的政策沟通,借助国家层面的对外旅游合作协议和平台,深化与亚太地区国家的旅游合作。特别是设法参加今年举行的“中马文化旅游年”系列庆祝活动,或主动承办相关活动,以马来西亚为“突破口”提升与东盟国家的旅游合作水平。同时也可以明年举办的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为平台推介海南的旅游资源,打响“海南名片”。海南应充分利用《方案》赋予的零售免税、第七航权和邮轮旅游等优惠政策升级旅游服务,仿照香港,在三亚和海口率先打造“购物天堂”和“旅游胜地”的旅游综合体,增加以海南为目的地或经停海南的航班频次,吸引更多国际航空公司开通至海南或经停海南的旅游航线,重点推出“海南-东南亚”“韩国-日本-海南-东南亚”“海南-东南亚-南亚”等邮轮旅游线路,同时吸引更多国际旅行社在海南设立分部,提升旅游营销服务水平,多渠道、多方位地将海南打造为亚太地区的旅游产业链中心。第三,打造亚太科技产业链中心。“逆全球化”时代全球对高新技术的需求将更为迫切,旨在以技术升级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同时扩大收益。因此,未来的自贸港将在很大程度上比拼高新技术和现代服务。海南自贸港建设要想取得成功,抢占技术高地是关键。目前,海南已初步建成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和海口美安科技新城,但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底子薄、技术弱、规模小,难以支撑自贸港建设的快速发展。未来,海南应以《方案》所赋予的优惠政策为契机提升高新技术产业扶持力度,通过政府财政向科技产业园区倾斜、发行自贸港债券等多种融资渠道来解决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缺口,通过牵线国内优质科研机构在琼设立分支机构、吸引国外知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在琼办学办院、鼓励跨国科技公司在琼设立研发机构等内外结合方式持续不断地输出技术和人才,在人工智能、5G技术、生物制药、海洋科技等领域形成产业集群。总体而言,“逆全球化”时代海南自贸港建设应以亚太产业链建设为中心。在这一中心思想的指导下,海南应主动与国家部委和部门进行常态化的政策沟通,充分利用国家和地方层面的对外合作平台深度参与区域性合作,为海南融入亚太地区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同时,海南应顺应“逆全球化”时代经济规模缩减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趋势,集中资源打造亚太医疗、旅游和高新科技产业链中心,以产业发展推动海南早日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