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灵敏 2015-10-23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教育仍然存在很多偏差和模糊之处。不厘清这些问题，类似《开罗宣言》海报、手撕鬼子这类事情很可能还会发生，在外媒的广泛报道下，它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最近，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开罗宣言》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该电影的海报将根本就没有参加开罗会议的毛泽东，与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以同样的姿态呈现，而真正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却被排斥在外。尽管该电影制片厂对这种做法有自己的解释，但这样的海报显然有明显的误导作用，遭到方方面面的口诛笔伐并不奇怪。 除了此次风波之外，近几年大行其道的抗日神剧，也因为手撕鬼子等各种“雷人”情节而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吐槽”和调侃。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抹黑、质疑共和国历史上包括抗战时期英雄人物事迹的真实性。 出现这种情况，与我们过去很多年来在抗战教育上的偏差有关系。此外，相关的学术研究也禁忌重重，有很多不能触碰的领域，而影视工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也往往下意识地去跟随这种“政治正确”，于是出现了很多违背历史和事实的荒唐做法。历史虚无主义，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抗战史观的反弹。 显然，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教育仍然存在很多偏差和模糊之处。不厘清这些问题，类似《开罗宣言》海报、手撕鬼子这类事情很可能还会发生，在外媒的广泛报道下，它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加强对日本的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其实是日本和俄国，真正意义上向欧美学习反倒少很多，以至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名词，都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日本在很长时间里是我们的重要学习对象，这是事实。 不过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心平气和地谈论日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早年，我们基于华夷思想一直蔑称日本为“东夷”，但这个蕞尔小国竟能打败大清帝国，后来居上。被一个自己从来不当回事的对手打败，这使中国人始终在自卑、自大和愤懑之间徘徊，而难有客观务实的眼光。因此，对日本的鞭挞从来不遗余力，而不愿意承认日本的优胜之处。 在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中国全年的钢产量不过数万吨，而日本的产量则几乎百倍于中国，中国缺乏可以抗衡日本装备的本国独立军事工业体系。像苏德战场那样双方动辄出动数千辆坦克的会战，像太平洋战场那样双方不时出动上百艘军舰的海战，在中国战场难以发生。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肆虐于后方各大都市上空，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程度低下而导致军事能力低下的真切映照。 如今，日本虽然在GDP总量上已经落后于中国，但整体而言，其经济的内在质量要比我们强很多。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和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应该被批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日本的优胜之处。近几年的一系列报道和分析已经显示，日本决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拔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 随着中国的崛起，某些国人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一些愤青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在他们看来，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另有一些人则被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而日本陷于停滞的表象所迷惑，认为日本已经日薄西山，中国即将超越日本。 应该说，这种虚骄之气是要不得的。即便到今天，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还是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了解程度。近80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一番振聋发聩的话：“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然而到了今天，国内大部分的日本研究者，仍需要到1928年完成的《日本论》和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中寻找灵感。当反日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坦率的而不是投机的、实事求是而不是意识形态先行的日本研究，遂成为稀缺的东西。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贡献 1840年到1945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屈辱历史。在将近100年的时间当中，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可以侵略中国。在抗日战争之前，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能代表所有的民众，民众的国家认同是不强的。抗日战争时期，绝大部分人把抗日救国当成自己的任务，实现了民族觉醒。可以说，抗战是我们整个民族抵抗外侮、抵抗异族的一场胜战，是整个民族，不分军民、不分党派一起拼死抵抗外族入侵的一场胜仗。 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党争的原因而被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1870年，战败的南方军事统帅李将军长眠在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为他竖起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南部邦联副总统斯蒂芬斯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们在战后都没有被清算和审判。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公开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战将伤亡怎会如此惨烈？ 对于国民党的抗战策略，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抗战是极为艰难的伟业，要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不能太过理想化。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落后，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而此时的日本则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此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都曾被迫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任何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