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5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丁元竹 2015-11-26 现行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诸多短板，除了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明显滞后等状况外，2013年以来，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创新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各方逐步将其上升为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什么是顶层设计？如何深化养老金体制机制改革？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问题本身，看看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理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的的原则以及如何解决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在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领域倾注了大量心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内地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保障水平不断提高。五中全会提出实现全民参保计划，未来这些群体将有望参与养老保险。未来我国将重点解决1亿多农民工和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参与养老保险等问题，增加社保征缴面，实现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计划彰显了中央政府加快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心和信心。我们建议在“十三五”规划中，逐步出台养老保险制度顶层设计。 现行社会制度依然存在诸多短板，除了城乡社会保障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明显滞后等状况外，2013年以来，养老金制度改革和创新问题引起各界广泛关注。各方逐步将其上升为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和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什么是顶层设计？如何深化养老金体制机制改革？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回到问题本身，看看当前的养老保险制度到底存在哪些问题，理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坚持的的原则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中国养老保险体制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内地养老保险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碎片化严重，存在包括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农村养老保险在内的不同类别。社会保障内部的各类保险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积累制的，也是半积累制的，还有其它形式。积累制与个人收入有很大关系，每个人的收入又不尽相同，就自然造成养老金交费和待遇上的差异。 第二是全覆盖的体制机制虽然已初步建立起来，但待遇水平不高，差异较大。截止到2012年底，中国社会基本养老制度覆盖人口大约2.6亿人，其中有l.9亿为缴费人口，7,000万为领取养老金的人，这就是说，3个人上缴工资的28%来支付1个人的养老金。 第三是养老金存在缺口。中国实行养老保险积累制的职工个人账户并不在职工自己手里，而是掌握在政府手中，基本养老保险收不抵支，部分统筹账户挪用个人账户，出现了职工个人“空账户”的问题。如何加强养老金监管，寻求投资多元途径，包括市场手段，实现养老保险金规模不断扩大和保值增值就成为解决养老金缺口的关键。总体看来，养老金的维持相对来说比较紧张，这种态势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第四是老龄化进程不断加速，养老压力越来越大。中国老龄人口在2013年已超过2亿人，失智失能老年人达到3,750万人。改革养老金体制机制的基本原则 基于以上四个问题，养老金顶层设计和全面改革需要考虑以下四个原则。 一、继续深化存量改革，就是对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从这个意义上说，养老金的顶层设计就是在进一步完善增量改革的同时，深化存量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使二者逐步并轨，最后形成统一的养老金制度。当然，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比较复杂，尤其是公务员，这是一个特殊群体，完全用市场方式来改革公务员的养老保险和福利制度，需要认真研究，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不可一刀切。 二、通过创新实现增量改革，就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在计划经济体制外逐步建立起来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进行改革。这些保险制度发展不平衡，有的已经比较完善，有的刚刚搭建起制度框架。实现增量改革必须积极应对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诸如老龄化快速来临、抚养压力加大等。在计划外生长起来的市场经济需要创新，如何使叠加的各部分有机结合起来，需要从时间、空间上布局谋篇。 三、以平常心对待养老金改革问题。改革不是中国独有的阶段性现象，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问题。罗斯福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对美国传统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撒切尔在20世纪80年代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改革是对传统的福利国家体制的改革。撒切尔、梅杰等实施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率为目标的改革，率先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将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照顾”转变为“社区照顾”，减轻了国家的负担，拓展了公共服务的内容和公共服务的供给方式。改革是各国发展中的常态现象，我们要以平常心对待养老金体制机制的改革。 四、把老年人的基本权利摆在核心位置。养老金改革的核心是如何确保老年人的基本权利。提供包括养老金在内的基本社会保障是政府的义务，而基本社会保障是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保障，它不仅要覆盖在体制内就业的人员，也要覆盖自雇就业者、兼职人员和没有固定工作的劳动者，确保他们年老时的基本生活。 内地养老金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考虑增量、存量和创新多重叠加的实际情况，实现养老金制度在发展变化中的改革至少需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是进一步完善基金积累制度，探索现收现付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改革方向。现收现付制度意味着代际之间转移支付。如何让更多的人承担起自己对社会的责任和对自己的责任将是问题的出发点。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和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业已创造的社会保障制度本身已经出现问题，可以使用的资金数量已经捉襟见肘。美国的经验可以借鉴。美国《社会保障法》把政府对穷人承担的责任进一步制度化，包括：首先，建立由联邦政府掌管的养老金制度，其资金来源是从职工工资总额中征收1%的税收，从1940年开始发放，凡65岁以上退休工人根据个人贡献大小每月得到10至85美元，针对在此之前已经退休的人员，政府提供最高每月15美元的养老金；其次，雇员和雇主分担失业保险，由联邦和州政府合办；再次，联邦政府提供资金照顾残疾人及其未成年子女。 第二是积极探索各类保险在征缴、发放等方面的统一和协调问题。社会保障内部的各类保险采取的方式不一样，有积累制的，也是半积累制的，还有其它的形式。要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制度。提高各级财政补助标准，确保职工、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支付比例均达到国家规定的目标。 第三是继续探索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改革，努力打破双轨制，尤其是打破养老保险领域的“官本位”制度，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问题。这两个群体一直游离于缴费义务之外，而退休后替代系数却远远高于其它群体，这既不公平，也不合理。改革“养老金”双轨制实际上就是要触动利益格局，让权力部门“割自己的肉”。 第四是加快建设与老龄化社会相适应的保险制度和服务体系，尤其要及早考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有几个人群需要给予特别关注。首先是农村人群。需要充分考虑城市和农村需求的差异，差别对待城市养老和农村养老；要着力解决农村80岁以上老人的补贴问题，在此基础上启动农村养老服务。其次是失能人群，按照国际惯例对失能老人分等级管理。再次是高龄人群，要特别关注80岁以上高龄低收入人群，以及失去亲人的老人。我们需要从建立长期护理体系入手，规划和试点护理保险，必要时先动用医疗保险或养老保险。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11-25 一国两治，体制创新，即“两治共新”模式，不唯上，不唯书，植根于两岸的历史与现状，是对迄今为止两岸统一模式争论的批判性总结。它的基本理念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国统一进程尚未完成的现实，承认大陆方面由于实力原因而被大多数国家视为中国代表这一事实，承认台海两岸已经长期分治的这一历史遗留现象。在此基础上，两岸以大陆治区和台湾治区地位平等谈判，以维护与促进大陆改革开放事业为前提，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实现两岸统一。 虽然中国大陆对陈水扁“一边一国”论的反应极为低调，但这平静的背后恐怕潜藏着真正的凶险。孙子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又云：“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北京不同寻常的克制，反而让追求和平者更加忧虑。  人们不禁要问：台海和平到底有没有希望？我想答案是肯定的，但需要两岸在统一模式上有所创新。笔者以为，不囿于政治学和国际法理论的束缚，不拘泥于政治人物意见的具体细节，从经验主义出发，以“一国两治，体制共新”，即“两治共新”模式来实现两岸统一，不失为良策。  在详细论述这一模式之前，笔者先厘清并简单分析一下政界和学界的其它主要设想。目前，各方提出的主张不下百种。除李登辉的“两国论”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之外，较具代表性的还有，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蒋经国的“一国良制”，连战的“民主统一论”，陶百川的“中华共同体”，陈立夫的“文化统一论”，马彬的“中华邦联”，彭明敏的“一中一台”，严家其的“联邦制中国”，陆铿的“中华联邦”等等。如果粗略归类，可以分为“一国两制”、“邦联制”、“联邦制”和“一国一制”四大类别。  一国两制的局限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的创造。邓小平不为马克思主义教条所困扰，也不为当时开始流行的西方理论所诱惑，秉持经验主义态度，大胆试验，边摸索边总结。基于同样的哲学态度，邓小平在国家统一问题上提出了“一国两制”模式。它结合了单一制与复合制国家权力结构的优点，对港澳而言，是一种比较切合实际的制度安排。大陆收回港澳的成功，是对邓小平远见卓识的最好注脚。  然而，把“一国两制”应用于当前的台海，存在两个非常大的局限性。第一，传统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一国两制”中的“制”是着眼于冷战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划分。在目前大陆的混合经济体制已成雏形的情况下，这一描述显得落后于现实。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早已突破了邓小平头脑中的意识形态框架。第二，“一国两制”中的“一国”理所当然地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而言，有盛气凌人之嫌。从邓小平的角度看，国民党作为其手下败将，能够从“一国两制”中获得诸多优厚待遇，已经是大大受惠于中共之恩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岸谈判中的主体地位根本不容讨论。邓小平是创立新中国的元老，他的这一立场情有可原，问题是台湾对他的“慷慨”决不会心存感激。作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事实上的代表，大陆可以在现行国际法的框架内收回港澳，因为英、葡两国对大陆的这一地位不加质疑。然而，台湾作为中国事实上的一个治区，根本不承认大陆治区对中国的代表权。大陆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地位，使两岸和谈始终无法重新开启。  “一国两制”模式中的经验主义取向是可取的，但其意识形态的分析方式，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主体地位的单方面界定，已经成为两岸和谈的障碍。  邦联、联邦与一国一制  邦联制为许多台湾政治家和学者所主张。邦联是多个主权国家的松散联合体。历史上最典型的个案是独立后十余年内的美国。邦联各成员国享有实质性的独立外交与国防权力，拥有不同的宪法或基本法，拥有各自独立的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全权。邦联没有司法终审权和最高立法机关，也没有统一的军队。台湾方面之所以热衷于邦联制，是因为它坚持了所谓两岸对等，促进民主的原则，照顾了台湾一向要求的尊严，也满足了两岸实现民族统一的共同心理。  然而，邦联制不可能被大陆所接受。根据此一安排，台湾成为一个国际法承认的独立国家。它固然维护了两岸和平，促进了双边交流，认同了民族统一，但在现行国际法框架内，几乎是背书了台湾的民族国家身份，使其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联合国。这根本就是分裂中国，笔者坚决反对这一模式。  联邦制为一些身居海外的大陆学人所认同。联邦是由多个无主权地位的政治实体组成的国家。联邦成员拥有各自不同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也可拥有不与联邦宪法相抵触的基本法。联邦则有耸立于各成员立法权之上的共同宪法，拥有最高的立法、行政与司法机关，拥有司法终审权，也拥有独立的国防与外交权力。联邦成员不可以单方面退出国家。“一国两制”下的台湾，实际上享有的权力远大于一个联邦成员，因为邓小平允许台湾拥有自己的军队，享有司法终审权。  先要实现经济自由  联邦制的安排，一则不会被台湾真正接受，二则会产生溢出效应，使大陆本已存在的西藏和新疆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在竞争性的民族国家体系当中，大陆的当务之急是在确保稳定的前提下，从整体上迅速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在具有足够的中央财力以后，建立一个全国性社会福利保障体制，为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打下牢固的物质基础。所以，大陆近期内不可能把中央权力过度让与地方，以免损害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在这一问题上，胡鞍钢等学者的看法是正确的。笔者以为，以联邦制实现两岸统一，会妨碍中华民族的复兴，并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混乱甚至解体，因此不应付诸实施。  “一国一制”为一些国民党人士所倡导。它主张在大陆快速推进民主化以后实现两岸统一。这一设想愿望是好的，但不太符合大陆实情。在自由和民主之间，自由具有更高的价值。民主只是诸多维护政治自由的形式之一。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应该是司法的相对独立，实现对共产党权力的制衡，而不是多党制与普选。只要权力制衡原则得以真正确立，即使共产党一党执政，中国公民的政治自由也会得到实质性的提升。  再者，中国最迫切的问题仍然是经济自由而不是政治自由。在跨国公司富可敌国的年代，单靠公民个人而不借助国家来实施经济自由，并非是理想的选择。依靠强大的中央权威，以混合经济模式从整体上尽快实现财富增长，然后在适当时间以民主社会主义模式重行分配，从而普遍提升公民福利，促进公民经济自由，为促进政治自由奠定物质基础，这才是中国的正道。  在资本全球扩张的年代，没有财富的支撑，流于形式的选举政治并不能真正提高整体自由。打个比方，假若给予一个人逛超市的权利而不给他钞票，此人就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自由。“一国一制”所能给予的，也就只是这些。  此一模式的出发点是对台海争执本质的考虑。我以为，两岸之争既不是意识形态之争，也不是一般政治体制之争，归根结底仍然是对权力、利益和荣誉等实际资源的分配之争。任何不能使两岸公平分享这些资源的设想，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合理的选择应该是站在两岸立场中间，以经济人的态度来分割这些实实在在的资源。从当前国际形势来看，这种做法最符合中华民族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相比，意识形态、政治体制、党派利益等都是次要的。  一国两治，体制创新，即“两治共新”模式，不唯上，不唯书，植根于两岸的历史与现状，是对迄今为止两岸统一模式争论的批判性总结。它的基本理念是，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承认中国统一进程尚未完成的现实，承认大陆方面由于实力原因而被大多数国家视为中国代表这一事实，承认台海两岸已经长期分治的这一历史遗留现象。在此基础上，两岸以大陆治区和台湾治区地位平等谈判，以维护与促进大陆改革开放事业为前提，共同创造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实现两岸统一。  “两治共新”模式的内涵  实施这一模式要务必把握几个要点。第一，两岸都应认识到，统一的中国仍处于抽象状态。目前，一个中国并没有完全成为现实，它只是对未来的一种承诺。双方应放弃各自的国号，共同缔造一个新的大中国。大陆不能单方面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地位，因为台湾问题不属于国际法框架。大陆作为中国事实上的代表，可以国家身份与英、葡两国谈判，因为他们承认大陆的国家地位。台湾作为中国内战一方，拒绝接受大陆对中国的代表权。如果要切实推动和谈的话，大陆方面必须面对这一争议，作出必要的让步。大陆要承认自己的治权不及台湾，理解并尊重台湾关于大陆对中国代表权的异议，以宽阔的胸怀看待台湾的执拗。大陆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国共内战历史的包袱，放下“一国两制”的高姿态，应该是可能的。 ...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边泉水 2015-11-24 预计消费率将趋势性上升。“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的需求端。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内外部局面，经济增长动能十分疲弱。社会各界对“十三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看法分歧较大，悲观者认为，经济增长将延续金融危机以来的下滑局面；乐观者认为，中国仍将实现相对高速增长。因此，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是“十三五”规划的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建议，“十三五”规划需要找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支点和抓手，稳定经济增长，促进结构转型，改善民生福利。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7%，比2010年上半年的峰值11.4%大幅下降4.4个百分点。往前看，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仍然较大。根据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简单推算，“十三五”期间的平均增长速度需要达到6.5%。如果翻番目标以美元计价，考虑到人民币汇率问题，年度增长可能需要更高一点。这是一个底线增长目标，如果低于这个目标，翻番目标将难以实现。如果未来宏观政策做出更加积极的调整，将会提高私人部门的信心，再加上此前宏观政策放松的效果逐步显现，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可能会得到缓解。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2016年经济增长甚至有可能稳定下来。落实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水平 改革可以大幅提高经济增长率。上世纪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使得全要素生产率（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982-1985年大幅提高到5成，90年代初市场化改革使得TFP的贡献在1991-1994年提高到6成以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得TFP的贡献在2002-2007年提高到5成以上，大幅提高了经济增长率。2012年之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从此前的10%大幅下行至7%左右。未来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是深入改革，释放制度红利。 “十三五”是落实改革的时间窗口，财税改革和金融改革是改革的两个重点。从迫切的财税改革和政策来看，2012年以来广义政府部门的储蓄持续快速增加是个大问题，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作用比较大，需要尽快着手解决。截至今年9月底，政府机关团体存款接近21万亿元，较2011年底增加10万亿。政府储蓄意味着大量资金闲置，造成资金使用效率的低下，而且还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大打折扣。除了地方政府的“少作为”是个重要原因外，地方政府缺乏财政自主权是个重要原因，它客观上无法将一个项目的沉淀资金用于其它方面的支出，致使当前盘活存量政府储蓄进展缓慢。此外，鉴于中国企业和居民部门的税负较重，建议运用广义政府大量的存款，降低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过高税负。 建议围绕金融业市场化改革、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和金融风险管理这三条主线对金融改革做进一步的深化。第一条主线是金融业市场化改革,包括完善利率体系，人民币汇率进一步交由市场决定，提高资本跨境流动的便利性，降低金融机构国有股权比重和金融市场准入门槛，加大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力度，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第二条主线指向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重点是构建多元业态金融服务体系，包括构建普惠金融体系以改善小微企业和三农等薄弱环节的金融服务、构建科技金融体系以强化资本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构建绿色金融体系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等。第三条主线指向金融风险管理，重点是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活动的监测和管理，避免系统性和区域性金融风险。加大民生工程建设，实现以人为本的增长 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应该成为民生工程的重点。首先，土地制度改革尤为关键。土地制度改革不仅可以增加农民收入，更重要的是可以实现土地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打通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化配置的渠道，积极推动城镇化进程。其次，另一重要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市场化改革也亟需深化。户籍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的改革无疑有助于进城农民获得更好的工作机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长，消除户口带来的就业壁垒也有助于改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逐步建立统一的社保体系，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其中关键的一点是养老金改革。首先，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全国统筹，建立统一、公平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未来不排除将养老保险上交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可能，这也符合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分财权和事权的需要；其次，为了提高养老金投资的收益，全国社保基金未来可能发挥更大作用，地方类养老金投资的权益类投资比重也可能会大幅提高，这也有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最后，鼓励农民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提升消费率，促进宏观经济转型 预计消费率将趋势性上升。“十三五”时期的一个变化涉及经济的需求端。过去十年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中，出口和投资贡献大，而消费贡献持续下降，这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增长不平衡的一个重要体现。如果体制和政策因素导致投资过度，其效率就会降低，不仅影响未来的潜在增长率，也可能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 我国过去十年居民消费率大幅下降，既反映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也有居民储蓄率上升的原因。根据统计局的数字，在2000年至2010年期间，居民消费率从47%下降至35.9%，同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对GDP的占比下降约7.2个百分点，而居民储蓄率上升约11个百分点，根据我们的估算，居民消费率下降有三分之一是受可支配收入占比下降的影响，另外三分之二由储蓄相关的因素导致。那又是什么样的因素，压低了中国居民的收入，抬高了居民储蓄率呢？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收入差距拉大等因素外，制度性的因素有很大关系。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不足，造成了政府可支配收入迅速增长，挤压了居民的收入。  “十三五”期间，需要提高消费率。首先，社会保障体系覆盖范围扩大，有利于居民储蓄率的下降。其次，降低税负、改善税制，有利于提高居民收入。最后，利率市场化将提高存款利率，提高居民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利息收入。我们预计，2020年居民消费率会比2014年提高3个百分点，达到40.7%。此外，随着政府职能转变，政府消费性支出（特别是科教文卫等公共支出）需要有所增加，即政府消费率要上升。预计政府消费率将总共提升3个百分点，即由2014年的13.5%上升至16.5%。该预测符合国际经验。 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 发展绿色GDP。“十二五”期间将超额完成单位GDP能耗下降16%的指标，但我国能源需求的增长压力依然巨大，煤炭消费量比重仍然偏高，高耗能行业比重也仍然偏高，意味着发展绿色GDP的任务更加紧迫。“十三五”期间需要制定出更加科学的地方政绩考评指标，促进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传统产业去产能。解决产能过剩，除了控制增量、优化存量、淘汰落后产能外，还需要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在政府职能转变方面，将加强部门的合作，包括产业、土地、环保、节能、金融、质量、安全、进出口等部门协调配合，同时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强化事中和事后纵横协管。在财税方面，推进资源税改革和环境保护税。在土地改革方面，工业用地价格有望提高，一方面弥补商业用地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能抑制工业产能的盲目扩张。此外，在环保治理方面，理顺资源、要素价格的市场形成机制，完善差别化价格政策，提高产业准入的能耗、物耗、水耗和生态环保标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上限，倒逼超标产能退出、节能减排达标和自然环境改善。 加大创新投入，促进产业升级。加大创新投入，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我国对科研创新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 2013年中国R&D支出占GDP比重首度突破2%。然而，这样的成绩仍不足以快速拉动经济增长，有必要就当前我国创新工作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提出针对性措施，让创新工作再次提速。

2015-11-13 12日下午，天大研究院在香港举行主题为“中美关系及国际形势变化趋势”的天大论坛。论坛邀请多方专家、教授，共同探讨大国关系及世界格局走向。 著名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者，世界和平论坛秘书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发表主旨演讲。演讲中，阎学通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经济、政治地位，全球多个区域、多个经济体之间的关系走向，最后话题引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再遥遥无期”，这个重大历史节点指日可待。“互联网是蛮荒，最强玩家有权制定规则” 阎学通谈到，习主席访美时，两国达成了四十多项“共识”，但并未有成文的协议出现，并且两国在“分歧”问题上也问题一致，即“南海，网络和人权”。微妙的是，在美国看来，“网络问题”居首位，因为网络问题事关能否继续维持其霸主地位。世界各国、个经济体，将来不论经济、科技或是文化、教育等方面，将来战略竞争将集中于网络，甚至核武器的地位都要往后排。 阎学通提到，不论武器、商业还是文化，历史上都有过一统天下的例子，而唯有现代社会的“中枢性”平台互联网，依然是一个蛮荒时代。这意味着，能在这个时代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就可成为开疆扩土的第一任“霸主”。 刚刚过去的“双十一”，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购买力，也看到了一个迅速成长中的大国，可以对其他国家、完全不同文化的人所施加的影响。“双十一”被电商从无到有引起购物热潮，而“光棍节”这个概念也逐渐在外国人意识里扎根，“洋学生到了双十一这天也开始觉得应该要过节买东西送礼物了，这是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世界在向两极发展，世界中心向着东亚转移” 阎学通认为，虽然主流意象是提倡世界多极化发展，但在他看来，世界格局的发展正向两极化、甚至已经实现了区域内两极化发展，中美关系可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国关系。 正是因为中国的贸易实力不断提高，美国又想稳住霸主地位，使得很多国家地区选择实行“双轨逆向”策略，即“贸易靠中国，安全靠美国”。随着中国超越加拿大成为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发展迅速势不可挡。加之近几年的留学热点从欧洲转向东亚，这使得东亚正逐渐成为世界中心。 中国在成长起来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国际责任，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国际上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外交上结交更多战略伙伴。以当前局势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 天大研究院于2005年由天大集团创始人方文权在香港创立，是一家公益性战略研究智库，依托香港国际化优势，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构建起了一个独特的研究平台。 原文载于亚太日报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戴庆成 2015-10-26 港大学生关注学校发展本是出于良好愿望，可惜以武力和胁迫的方法冲击会议，触到了香港社会和法律的底线。“以武制暴”的观点若在社会获得认同，将对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危害。 香港大学副校长委任风波近来在社会上闹得沸沸扬扬，有港大学生甚至在校务委员会开会期间强行冲击会场，导致一片混乱。正当社会人士纷纷谴责学生的行为之际，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竟然“理直气壮”地解释他们的行为是要“以武制暴”即“以武力制止制度暴力”，有关言辞随即引起舆论大哗。 “以武制暴”论述的源起 有“示威之都”之称的香港，平均每年有多达7,000次大小规模的游行示威，它们绝大部分都守法、和平地进行。然而，近年香港社会泛政治化，示威者和警察的矛盾增加，一些示威游行经常发生争拗或推撞，令香港法治遭到破坏。港大学生会公然提出所谓的“以武制暴”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背景。 第四波民主化影响。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前后，新一波追求民主的浪潮陆续席卷全球各地。过去几年，类似“占领行动”的公民抗命行为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曾出现过。远至早年的颜色革命、茉莉花革命、阿拉伯之春，近至台湾去年的学生占领立法院及今年反对新课纲等一连串政治抗议运动，采取的都是类似的手段。以台湾为例，当地多所高级中学的学生在今年5月抗议新高中课纲，冲击及包围教育部，要求与教育部长公开对话，就曾成功迫使当局作出一定让步。 近年港、台社会运动大有互相推动之势，台湾学生激进的抗争手段也像雪球般越滚越大，很快传到香港。部分港大学生质疑校委会受外部势力影响，有样学样，爆发激烈的学生抗争，带头冲入会议室指骂校委。可以说，反课纲运动与港大生强行冲击会场一脉相承，皆在“抗争有理、违法无罪”的观念下，走上暴力冲击之路。 大型社会运动后的必然结果。历史显示，重大的社会运动过后，必然会大大改变民众的思想观念。譬如，1968年5月，当年的欧洲经济并不差，但一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突然吞噬法国。它不仅在极短时间内席卷法国的各所大学，而且迅速扩大到工人阶级，引发全国性大罢工，之后更蔓延至整个欧洲大陆，有如潘多拉的魔盒突然被打开。 这一场“五月风暴”平息之后，虽无法令保守、僵化的戴高乐政权即时下台，不过却极大地改变了西方思想界的发展格局。左派学生开始分化：一派走上绝望、悲观、迷惘、彷徨的道路，一派则主张以毛泽东思想指导暴力革命。 香港目前的情况与上世纪60年代的欧洲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在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上一直有股不满的怨气存在。“占中”活动发起人一宣布启动行动，大批年轻学生随即呼应。“占领运动”结束后，香港社会恢复正常，但“占中”对于很多香港年轻人来说，却影响深远，深深改变了他们的传统观念。“以武制暴”的论述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 “占中”的后遗症。港大学生冲击会场，也是“占中”后遗症的表现。去年“占中”过程中上演的一幕幕暴力事件如冲撞、占领、帐篷挡路等，误导了一批青年学生，令其认为追求民主自由可以置法律约束于不顾，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越激进越容易引人关注。 “不尊重法律”的缺口一旦出现，即意味着法治之窗遭到破坏，仿效者群起，变本加厉，有恃无恐。如5月浸会大学遴选校长，当时就有学生冲进校董休息室抗争，企图以粗暴的方式阻延任命。当前的港大事件就是同类事件的“加强版”。“以武制暴”观点的危害性 港大学生关注学校发展本是出于良好愿望，可惜以武力和胁迫的方法冲击会议，触到了香港社会和法律的底线。“以武制暴”的观点若在社会获得认同，将对社会带来两方面的危害。 变相鼓励年轻人以“暴力”手段解决纠纷，破坏法治。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声称，学生在校务委员会没有决定性影响，而且校委会的决定不合理，所以学生进入会场亲自表达意见。按此逻辑，政改架构不符自己的意愿，就可以占领道路；财政预算案没有派钱，就可以持续拉布；一个心仪的人选没有当上副校长，就可以占领会议室。说到底，“以武制暴”的逻辑根本就是颠倒是非黑白。 不过，自去年“占领运动”后，冲击文化在不少港人尤其是年轻一辈中已蔓延滋长，“以武制暴”观点已植根于一些学生的脑海中，他们也因此屡次以武力挑战权威。长此下去，这种歪风难免会蚕食法治。香港是法治社会，法治是香港成功的基石，“以武制暴”若持续蔓延，最终只会令整个香港社会蒙受损失。 出现少数人的暴政。自“占领运动”以来，“立场先行、不问是非”的非理性思维一直在社会上很受欢迎，香港社会的价值观日趋畸型。港大学生这种“以武制暴”想法的一个致命问题是：只要制度不顺眼，就可以将示威升级、用武力去破坏，他们自己才是评价制度好坏的标准。这就带来了少数人暴政的问题，并不符合民主多元化的精神。 相关建议 及时处理副校长委任一事。在“占中”爆发之前，港大校方原本属意陈文敏担任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占中”爆发后，因陈本人与运动关系密切，行为过于“政治化”，已非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最终落实任命，恐怕会对港大自身运作产生不良影响。不过，港大校委会拖延多个月仍未决定副校长人选，某程度上而言也是违背常理，说不过去。 就此，以下两个方案可供港大校方考虑。第一个方案是，这次遴选副校长，有很多不同政治势力试图影响结果，事件因此而政治化，若不委任陈文敏出任副校长，日后恐怕会引起更大风波。因此，校方不如索性取消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一职，一拍两散。 第二个方案是，港大除了涉及事件的“副校长（学术人力资源）”职位外，现时已有六个副校长及代首席副校长，分管行政、教学及拓展等事务。港大校方不妨委任陈文敏为副校长，但同时也虚化其职务，把一些重要工作分工给其他副校长，从而减少委任带来的负面效应。 加强犯法成本的宣传。暴力行为对社会造成危害，应当依法从严处理。香港警方在去年的“占领运动”中拘捕了不少人，但据统计，迄今已经提出的检控、上庭个案，大部分都被法院判处罪名不成立，或者轻判了事。当然，也有少数人被判有罪，有些人甚至要入狱，然而，由于时隔太久，很多激进的年轻人都不知道这些案件，不少激进人士仍然相信公民抗命的法律代价不高，决意“以武制暴”。 针对这个现象，当局有必要加强宣传公民抗命犯法的成本。客观、中立的媒体特别是网媒等可以把以往被判有罪的公民抗命个案整理并罗列出来，加强有关违法行为必遭严惩的讯息。只有这样，整个社会才能够重树法治的正气。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灵敏 2015-10-23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教育仍然存在很多偏差和模糊之处。不厘清这些问题，类似《开罗宣言》海报、手撕鬼子这类事情很可能还会发生，在外媒的广泛报道下，它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最近，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开罗宣言》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该电影的海报将根本就没有参加开罗会议的毛泽东，与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以同样的姿态呈现，而真正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却被排斥在外。尽管该电影制片厂对这种做法有自己的解释，但这样的海报显然有明显的误导作用，遭到方方面面的口诛笔伐并不奇怪。 除了此次风波之外，近几年大行其道的抗日神剧，也因为手撕鬼子等各种“雷人”情节而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吐槽”和调侃。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抹黑、质疑共和国历史上包括抗战时期英雄人物事迹的真实性。 出现这种情况，与我们过去很多年来在抗战教育上的偏差有关系。此外，相关的学术研究也禁忌重重，有很多不能触碰的领域，而影视工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也往往下意识地去跟随这种“政治正确”，于是出现了很多违背历史和事实的荒唐做法。历史虚无主义，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抗战史观的反弹。 显然，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教育仍然存在很多偏差和模糊之处。不厘清这些问题，类似《开罗宣言》海报、手撕鬼子这类事情很可能还会发生，在外媒的广泛报道下，它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加强对日本的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其实是日本和俄国，真正意义上向欧美学习反倒少很多，以至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名词，都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日本在很长时间里是我们的重要学习对象，这是事实。 不过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心平气和地谈论日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早年，我们基于华夷思想一直蔑称日本为“东夷”，但这个蕞尔小国竟能打败大清帝国，后来居上。被一个自己从来不当回事的对手打败，这使中国人始终在自卑、自大和愤懑之间徘徊，而难有客观务实的眼光。因此，对日本的鞭挞从来不遗余力，而不愿意承认日本的优胜之处。 在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中国全年的钢产量不过数万吨，而日本的产量则几乎百倍于中国，中国缺乏可以抗衡日本装备的本国独立军事工业体系。像苏德战场那样双方动辄出动数千辆坦克的会战，像太平洋战场那样双方不时出动上百艘军舰的海战，在中国战场难以发生。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肆虐于后方各大都市上空，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程度低下而导致军事能力低下的真切映照。 如今，日本虽然在GDP总量上已经落后于中国，但整体而言，其经济的内在质量要比我们强很多。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和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应该被批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日本的优胜之处。近几年的一系列报道和分析已经显示，日本决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拔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 随着中国的崛起，某些国人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一些愤青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在他们看来，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另有一些人则被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而日本陷于停滞的表象所迷惑，认为日本已经日薄西山，中国即将超越日本。 应该说，这种虚骄之气是要不得的。即便到今天，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还是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了解程度。近80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一番振聋发聩的话：“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然而到了今天，国内大部分的日本研究者，仍需要到1928年完成的《日本论》和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中寻找灵感。当反日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坦率的而不是投机的、实事求是而不是意识形态先行的日本研究，遂成为稀缺的东西。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贡献 1840年到1945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屈辱历史。在将近100年的时间当中，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可以侵略中国。在抗日战争之前，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能代表所有的民众，民众的国家认同是不强的。抗日战争时期，绝大部分人把抗日救国当成自己的任务，实现了民族觉醒。可以说，抗战是我们整个民族抵抗外侮、抵抗异族的一场胜战，是整个民族，不分军民、不分党派一起拼死抵抗外族入侵的一场胜仗。 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党争的原因而被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1870年，战败的南方军事统帅李将军长眠在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为他竖起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南部邦联副总统斯蒂芬斯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们在战后都没有被清算和审判。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公开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战将伤亡怎会如此惨烈？ 对于国民党的抗战策略，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抗战是极为艰难的伟业，要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不能太过理想化。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落后，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而此时的日本则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此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都曾被迫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任何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10-22 最新动向表明中国的反腐工作将强化顶层设计，并进一步走上制度化轨道，逐步形成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可持续的综合治理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1日进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明确提出要以上率下，政治局成员都要以身作则，为全党做好示范。此外，日前媒体报道称，最 高决策层正在酝酿制定高级领导人行为准则规范。最新动向表明中国的反腐工作将强化顶层设计，并进一步走上制度化轨道，逐步形成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可持续 的综合治理体系。 腐败招数，不一而足，行贿受贿、任人唯亲、欺诈造假、以权骗贷、以权入股、侵吞国资、不正当垄断等皆归其类。中长期来看，腐败严重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催生社会溃败效应。周郭徐令案显示官僚体系已被腐蚀得千疮百孔，贪腐无疑成为中华民族当前的首敌。官僚不直接创造财富，由纳税人养活，理应效忠国家、服务社会，只可惜官场败类的作为、常识同情理背道而驰。 腐败是国民经济的癌症，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负面影响，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贪腐分子不但窃取国家和大众的财富，而且破坏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 力。由于腐败破坏市场经济的内外环境，腐败猖獗的国家不能常态化规范运行，无法像廉洁经济体那样实现充分繁荣。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腐败冲击了市场经 济良性运行必需的公平、法治和效率原则。 腐败对行政体系产生长久的损害，降低经济运转效率，因为贪官总是倾向于通过增设审批环节来扩大权力，创造更多寻租机会。腐败不利于营造健康的商业环 境，带来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因为贪官会设法规避或曲解规则而获利。腐败可能降低外国直接投资，因为腐败既增加外商投资的成本，又破坏商业规则，推高盈利的不确定性。腐败增加消费者购物的负担，因为企业会把行贿款项作为经营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腐败抑制中产阶层的创业欲望，因为企业家卑躬屈膝地向官僚行贿，这种负面示范会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对创业望而却步。贪官非法提供减免税优惠，甚至以吸引或留住资本为名，为不法商人逃税提供保护伞，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 腐败炮制出大量劣质基础设施。如果企业与贪官私相授受，那么得到建造合同的企业会不经竞争而获得垄断地位，工程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再适用，这不仅会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还会使企业受到高额利润的诱惑而偷工减料，降低工程的标准，因此大批低劣基础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贪官热衷于上马方便自己寻租的大型项目，马不停蹄地批准新基建，维修工作总是退居次要地位，这正是现有基础设施不断恶化的源头。 腐败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通过招标选择供应商是实现价格和质量最佳组合的途径，可以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腐败的经济体，往往是无资格中标的公司 取得合同，这导致资源被效率低下的企业占用。公共采购中的腐败不仅导致财政支出的滥用甚至浪费，而且还引发以次充好、鸠占鹊巢的乱象。 为追求寻租机会，大批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醉心国考，争当公务员“食利族”，而不是加入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由于财富和商业机会被腐败官员和不法商人 垄断，因此财富长期在权贵圈子积累，社会中下层、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无法获得公平竞争的平台，怨气冲天。官僚腐败抑制了慈善组织的成立与发展，阻碍了社会资金向弱势群体的转移。捐助机构与个人期望其援助能促进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被官僚挪用或贪污。 腐败侵蚀政权的合法性。腐败在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造成机会不平等，公众看在眼里，会丧失对公共机构和政治治理的信任，并对法治和民主化进程产生疑虑。基层政权的腐败，更是直接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削弱公众对政权机构、民主发展的信心，以及中共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腐败不论数额大小，都向公众表明，只要有权有势，规则就不需要遵守，这已经开始摧毁中国社会的法治基础和对执政党的认同。 最近的股灾集中暴露了中国的金融腐败特别是证券腐败积淀。金融机构集中度高，涉及面广，行业腐败基本属于重特大案件，涉案寄生虫往往一夜暴富，获利高达天文数字，社会危害和民愤极大。中国证券界监守自盗、设租圈钱、官商共谋、造假上市、内幕交易、地下经营、以权入股、假名持股、违规代持、提前套现等作奸犯科行为几成家常便饭，巨额资金来历不明，市场充当腐败家族的白手套，官僚及其家属空手套白狼。金融业需要尽快落实专业、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众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当然，最大的腐败是通过经济收买获得政治支持。社会转型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分化，产生了全新的社会结构，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压力增大，使官僚阶层产生裂 痕。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弱势领导往往贪图捷径，通过财富来收买政治精英，达成一种不道德的共识，赢得官僚的效忠，巩固朋党联盟。这种施政模式短期有效，但在一个人情社会里会迅速产生塌方式腐败，有可能致使政权更迭，江山失序。 中共的合法性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腐败同其格格不入。高层领导人强调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转变，昭示反腐由纪律威慑、法制防范到机制杜绝的路径。高层垂范的要求和高级领导人行为准则规范的研讨，彰显中共正切实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政策，表明中共已切实将反腐上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中国的反腐只会再迎高潮，绝不会半途而废。 （作者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美国哈佛燕京学者，现为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兵 2015-10-09 今天，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光辉岁月时常被国人提起，这也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醒国际社会，当年中国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有益于盟国和世界，今天中国将以“更加积极、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抗日战争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转折和奠基时期，从“东亚病夫”到“世界四强”，从“苦撑待变”到“积极促变”，从“弱国外交”走向“大国外交”。在战争后期中国积极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积极参与战时国际合作和战后国际秩序建构，使中国逐步走向世界政治大国。挖掘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历史资源，对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对促进当前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抗战时期外交成果 收回国家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收回失去的主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正常国家，是战时中国的重要任务。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大有进展。 首先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平等。由于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被美英等西方国家所认识，使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可能。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签订了平等新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租界等在华特权，接着中国与其它国家也签订同样的条约，最终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废除。其次是收复被日本占领的领土，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发表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都将归还中国。第三，利用抗战期间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巩固边疆。抗战时期中国不仅收复了东北、台湾，也加强了对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控制。 支持亚洲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抗战后期，中国以“亚洲代言人”身份积极倡导和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对世界弱小之民族，给予了同情与道义支持。作为四大国之一，中国不只是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以一个大国身份，抓住战时国际体系转型的机遇，帮助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这是抗战后期中国外交与以往屈辱外交的显著区别。以往的外交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的、应付式的，而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体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势。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参与，显示了一个大国的姿态，其主要举措包括远征军出征缅甸、扶助朝鲜独立运动、扶助越南独立运动等。 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作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丧失国家权益，对于战争避之犹恐不及，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军队再也没有境外作战的记录。抗日战争改写了这一历史。为协防缅甸，中国派出精锐部队入缅作战。尽管中国战场也急需重兵，但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为重，将盟国共同的战事视为自己的战事。 作为亚洲代言人，中国重新负起对于周边国家的道义责任，支持邻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朝鲜在近代成为日本殖民地后，迫切要求民族独立，抗战时期中国对此给予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批准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该方案对承认朝鲜独立、援助朝鲜光复军及军事费用等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抗战期间中国还积极支持越南独立运动。1942年10月，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中国还支持越南在华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培训了大批独立运动青年骨干。 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建构。在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中国虽然处于弱势，但已不再是被动接受者，也不再是国际体系的边缘者，中国开始以主人翁的态度承担起大国责任，参与战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秩序的构建。二战后期，国际社会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等文件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维系了战后70多年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同美、苏、英三大国一起共同承担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责任。在亚太地区，中国承担了独特的大国责任，帮助周边国家抵抗日本侵略、摆脱宗主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在创建新的国际组织方面，中国也担负起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大国责任，为联合国的成立、章程制定，为人类集体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现实意义 这些外交遗产对当前两岸关系、中国外交、亚太国际关系、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近代中国外交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看，抗战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奠基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中国大国梦的基石和源头。 首先，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制在外交上进行了协调与合作，尽管也存在着分歧与矛盾，但是与内政相比，在大多数外交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总结这段国共外交互动、合作抗日的历史经验，可以增加民族凝聚力，增进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对抗战历史的认同，有助于探索当前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在涉外事务方面的协商与合作，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共同维护东海、南海“祖权”，实现两岸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 其次，对当前中国外交的现实意义。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五常”身份等确定的地位，战后的中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抗战后期的大国外交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合作框架进行了设计，奠定了战后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石，这对当前中国的亚太外交具有重要的借鉴及启示。特别是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日同盟不断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争端不断升级、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推翻战后国际秩序的背景下，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任务日益迫切。今天，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光辉岁月时常被国人提起，这也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醒国际社会，当年中国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有益于盟国和世界，今天中国将以“更加积极、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服务当前外交的措施 抗战外交研究应成为国家行为，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 一、运用中美联合抗战历史资源，服务当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联合抗击法西斯，是中美两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源和情感记忆。两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有助于建构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两国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进一步唤起共同的记忆，加深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为建设新型中美大国关系、共同维护战后国际新秩序服务。 二、运用中国与周边国家联合抗战的历史资源，服务当前周边外交。抗战时期中国以“亚洲代言人”身份积极倡导和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抗战时期中国对朝鲜、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是今天发展中朝、中韩、中越关系的宝贵历史资源。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合作抗日的经历，有助于为当前周边外交奠定历史基础。 三、运用中国参与联合国创立的历史资源，支持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中国应该大力倡导和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四、在对外交往中，开展国际友人公共外交。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苏联、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习近平主席颁发的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中就包括这些国际友人的后代或遗孀。今后应该一如既往地加强与这些国际友人后代或遗孀的联系，把国际友谊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促进中国公共外交。 五、进一步加强抗战外交的学术研究。对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范式陈旧，较少从中华民族团结、外交历史发展的视角实事求是、客观地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其次，抗战史研究较少采用亚太国家合作反对法西斯的视角，而事实上，挖掘这些共同的历史资源，对在亚太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