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October 2015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赵灵敏 2015-10-23 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教育仍然存在很多偏差和模糊之处。不厘清这些问题，类似《开罗宣言》海报、手撕鬼子这类事情很可能还会发生，在外媒的广泛报道下，它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 最近，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开罗宣言》引发了海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该电影的海报将根本就没有参加开罗会议的毛泽东，与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以同样的姿态呈现，而真正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却被排斥在外。尽管该电影制片厂对这种做法有自己的解释，但这样的海报显然有明显的误导作用，遭到方方面面的口诛笔伐并不奇怪。 除了此次风波之外，近几年大行其道的抗日神剧，也因为手撕鬼子等各种“雷人”情节而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上被广泛“吐槽”和调侃。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抹黑、质疑共和国历史上包括抗战时期英雄人物事迹的真实性。 出现这种情况，与我们过去很多年来在抗战教育上的偏差有关系。此外，相关的学术研究也禁忌重重，有很多不能触碰的领域，而影视工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时，也往往下意识地去跟随这种“政治正确”，于是出现了很多违背历史和事实的荒唐做法。历史虚无主义，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抗战史观的反弹。 显然，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时，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和教育仍然存在很多偏差和模糊之处。不厘清这些问题，类似《开罗宣言》海报、手撕鬼子这类事情很可能还会发生，在外媒的广泛报道下，它对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损害是不言而喻的。加强对日本的研究 鸦片战争之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其实是日本和俄国，真正意义上向欧美学习反倒少很多，以至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很多名词，都是从日本借用过来的。日本在很长时间里是我们的重要学习对象，这是事实。 不过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心平气和地谈论日本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早年，我们基于华夷思想一直蔑称日本为“东夷”，但这个蕞尔小国竟能打败大清帝国，后来居上。被一个自己从来不当回事的对手打败，这使中国人始终在自卑、自大和愤懑之间徘徊，而难有客观务实的眼光。因此，对日本的鞭挞从来不遗余力，而不愿意承认日本的优胜之处。 在中日两国全面战争爆发的1937年，中国全年的钢产量不过数万吨，而日本的产量则几乎百倍于中国，中国缺乏可以抗衡日本装备的本国独立军事工业体系。像苏德战场那样双方动辄出动数千辆坦克的会战，像太平洋战场那样双方不时出动上百艘军舰的海战，在中国战场难以发生。抗战时期，日本飞机肆虐于后方各大都市上空，这也是中国现代化程度低下而导致军事能力低下的真切映照。 如今，日本虽然在GDP总量上已经落后于中国，但整体而言，其经济的内在质量要比我们强很多。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和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应该被批评，但我们不能因此否认日本的优胜之处。近几年的一系列报道和分析已经显示，日本决非等闲之辈，而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出类拔萃、值得中国人认真借鉴和学习的国家。 随着中国的崛起，某些国人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一些愤青耻于与日本人为伍，更别提向日本人学习，在他们看来，日本人不过是仇人而已；另有一些人则被中国经济迅猛发展而日本陷于停滞的表象所迷惑，认为日本已经日薄西山，中国即将超越日本。 应该说，这种虚骄之气是要不得的。即便到今天，日本对中国的了解程度，还是远远大于中国对日本的了解程度。近80年前，戴季陶在《日本论》中有一番振聋发聩的话：“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然而到了今天，国内大部分的日本研究者，仍需要到1928年完成的《日本论》和1946年出版的《菊与刀》中寻找灵感。当反日成为一种政治正确，坦率的而不是投机的、实事求是而不是意识形态先行的日本研究，遂成为稀缺的东西。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贡献 1840年到1945年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屈辱历史。在将近100年的时间当中，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可以侵略中国。在抗日战争之前，任何一个中国政府都不能代表所有的民众，民众的国家认同是不强的。抗日战争时期，绝大部分人把抗日救国当成自己的任务，实现了民族觉醒。可以说，抗战是我们整个民族抵抗外侮、抵抗异族的一场胜战，是整个民族，不分军民、不分党派一起拼死抵抗外族入侵的一场胜仗。 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及其军队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党争的原因而被一笔抹杀。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即使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1870年，战败的南方军事统帅李将军长眠在华盛顿学院的小教堂之下，在那里为他竖起的塑像依然身穿南部邦联军装；南部邦联副总统斯蒂芬斯战后不久就被佐治亚选为联邦参议员，死后墓碑上居然还刻着“一心为公”。他们在战后都没有被清算和审判。 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公开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战将伤亡怎会如此惨烈？ 对于国民党的抗战策略，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抗战是极为艰难的伟业，要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不能太过理想化。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落后，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和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而此时的日本则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异曲同工之处。在此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俄罗斯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都曾被迫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任何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伍俊飞 2015-10-22 最新动向表明中国的反腐工作将强化顶层设计，并进一步走上制度化轨道，逐步形成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可持续的综合治理体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11日进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明确提出要以上率下，政治局成员都要以身作则，为全党做好示范。此外，日前媒体报道称，最 高决策层正在酝酿制定高级领导人行为准则规范。最新动向表明中国的反腐工作将强化顶层设计，并进一步走上制度化轨道，逐步形成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可持续 的综合治理体系。 腐败招数，不一而足，行贿受贿、任人唯亲、欺诈造假、以权骗贷、以权入股、侵吞国资、不正当垄断等皆归其类。中长期来看，腐败严重阻碍国家的经济发展，并催生社会溃败效应。周郭徐令案显示官僚体系已被腐蚀得千疮百孔，贪腐无疑成为中华民族当前的首敌。官僚不直接创造财富，由纳税人养活，理应效忠国家、服务社会，只可惜官场败类的作为、常识同情理背道而驰。 腐败是国民经济的癌症，对经济增长具有重大负面影响，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贪腐分子不但窃取国家和大众的财富，而且破坏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能 力。由于腐败破坏市场经济的内外环境，腐败猖獗的国家不能常态化规范运行，无法像廉洁经济体那样实现充分繁荣。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腐败冲击了市场经 济良性运行必需的公平、法治和效率原则。 腐败对行政体系产生长久的损害，降低经济运转效率，因为贪官总是倾向于通过增设审批环节来扩大权力，创造更多寻租机会。腐败不利于营造健康的商业环 境，带来不必要的繁文缛节，提高企业的交易成本，因为贪官会设法规避或曲解规则而获利。腐败可能降低外国直接投资，因为腐败既增加外商投资的成本，又破坏商业规则，推高盈利的不确定性。腐败增加消费者购物的负担，因为企业会把行贿款项作为经营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腐败抑制中产阶层的创业欲望，因为企业家卑躬屈膝地向官僚行贿，这种负面示范会使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对创业望而却步。贪官非法提供减免税优惠，甚至以吸引或留住资本为名，为不法商人逃税提供保护伞，导致国家税收收入减少。 腐败炮制出大量劣质基础设施。如果企业与贪官私相授受，那么得到建造合同的企业会不经竞争而获得垄断地位，工程的成本效益分析不再适用，这不仅会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的成本，还会使企业受到高额利润的诱惑而偷工减料，降低工程的标准，因此大批低劣基础设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贪官热衷于上马方便自己寻租的大型项目，马不停蹄地批准新基建，维修工作总是退居次要地位，这正是现有基础设施不断恶化的源头。 腐败导致资源不能有效配置。通过招标选择供应商是实现价格和质量最佳组合的途径，可以确保资源的有效配置。在腐败的经济体，往往是无资格中标的公司 取得合同，这导致资源被效率低下的企业占用。公共采购中的腐败不仅导致财政支出的滥用甚至浪费，而且还引发以次充好、鸠占鹊巢的乱象。 为追求寻租机会，大批教育程度高的年轻人醉心国考，争当公务员“食利族”，而不是加入直接创造财富的企业。由于财富和商业机会被腐败官员和不法商人 垄断，因此财富长期在权贵圈子积累，社会中下层、白手起家的企业家无法获得公平竞争的平台，怨气冲天。官僚腐败抑制了慈善组织的成立与发展，阻碍了社会资金向弱势群体的转移。捐助机构与个人期望其援助能促进社会公平与可持续发展，而不是被官僚挪用或贪污。 腐败侵蚀政权的合法性。腐败在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造成机会不平等，公众看在眼里，会丧失对公共机构和政治治理的信任，并对法治和民主化进程产生疑虑。基层政权的腐败，更是直接影响公众的日常生活，削弱公众对政权机构、民主发展的信心，以及中共继续执政的合法性。腐败不论数额大小，都向公众表明，只要有权有势，规则就不需要遵守，这已经开始摧毁中国社会的法治基础和对执政党的认同。 最近的股灾集中暴露了中国的金融腐败特别是证券腐败积淀。金融机构集中度高，涉及面广，行业腐败基本属于重特大案件，涉案寄生虫往往一夜暴富，获利高达天文数字，社会危害和民愤极大。中国证券界监守自盗、设租圈钱、官商共谋、造假上市、内幕交易、地下经营、以权入股、假名持股、违规代持、提前套现等作奸犯科行为几成家常便饭，巨额资金来历不明，市场充当腐败家族的白手套，官僚及其家属空手套白狼。金融业需要尽快落实专业、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维护国家利益，保护公众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 当然，最大的腐败是通过经济收买获得政治支持。社会转型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分化，产生了全新的社会结构，市民社会对国家的压力增大，使官僚阶层产生裂 痕。为了维护政治稳定，弱势领导往往贪图捷径，通过财富来收买政治精英，达成一种不道德的共识，赢得官僚的效忠，巩固朋党联盟。这种施政模式短期有效，但在一个人情社会里会迅速产生塌方式腐败，有可能致使政权更迭，江山失序。 中共的合法性在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腐败同其格格不入。高层领导人强调实现从不敢腐到不能腐的转变，昭示反腐由纪律威慑、法制防范到机制杜绝的路径。高层垂范的要求和高级领导人行为准则规范的研讨，彰显中共正切实执行全面从严治党政策，表明中共已切实将反腐上升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中国的反腐只会再迎高潮，绝不会半途而废。 （作者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博士、美国哈佛燕京学者，现为香港智库天大研究院助理院长）...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兵 2015-10-09 今天，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光辉岁月时常被国人提起，这也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醒国际社会，当年中国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有益于盟国和世界，今天中国将以“更加积极、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抗日战争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转折和奠基时期，从“东亚病夫”到“世界四强”，从“苦撑待变”到“积极促变”，从“弱国外交”走向“大国外交”。在战争后期中国积极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积极参与战时国际合作和战后国际秩序建构，使中国逐步走向世界政治大国。挖掘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历史资源，对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对促进当前国家利益具有重要的现实和政策意义。 抗战时期外交成果 收回国家主权，维护国家领土完整。收回失去的主权，使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正常国家，是战时中国的重要任务。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在国家主权的收复与巩固方面大有进展。 首先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实现法律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平等。由于中华民族的英勇抗战，特别是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战场的战略价值被美英等西方国家所认识，使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成为可能。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中国分别与美、英两国进行谈判，签订了平等新约，废除了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租界等在华特权，接着中国与其它国家也签订同样的条约，最终西方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被废除。其次是收复被日本占领的领土，实现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发表的《开罗宣言》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如东北、台湾、澎湖列岛都将归还中国。第三，利用抗战期间有利的国际国内形势巩固边疆。抗战时期中国不仅收复了东北、台湾，也加强了对新疆和西藏地区的控制。 支持亚洲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实现民族独立。抗战后期，中国以“亚洲代言人”身份积极倡导和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对世界弱小之民族，给予了同情与道义支持。作为四大国之一，中国不只是争取和维护自己的权益，更重要的是以一个大国身份，抓住战时国际体系转型的机遇，帮助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这是抗战后期中国外交与以往屈辱外交的显著区别。以往的外交从根本上来说是被动的、应付式的，而抗战后期的中国外交，体现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势。对于亚洲地区事务，中国积极参与，显示了一个大国的姿态，其主要举措包括远征军出征缅甸、扶助朝鲜独立运动、扶助越南独立运动等。 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作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写下了独特的一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一步步丧失国家权益，对于战争避之犹恐不及，自甲午战争后中国军队再也没有境外作战的记录。抗日战争改写了这一历史。为协防缅甸，中国派出精锐部队入缅作战。尽管中国战场也急需重兵，但中国以反法西斯战争全局为重，将盟国共同的战事视为自己的战事。 作为亚洲代言人，中国重新负起对于周边国家的道义责任，支持邻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朝鲜在近代成为日本殖民地后，迫切要求民族独立，抗战时期中国对此给予同情和支持。蒋介石批准了《扶助朝鲜复国运动指导方案》，该方案对承认朝鲜独立、援助朝鲜光复军及军事费用等问题都做了具体规定。抗战期间中国还积极支持越南独立运动。1942年10月，越南各民族主义团体在柳州联合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中国还支持越南在华开办各种训练班，为越南培训了大批独立运动青年骨干。 积极参与战后国际秩序建构。在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中国虽然处于弱势，但已不再是被动接受者，也不再是国际体系的边缘者，中国开始以主人翁的态度承担起大国责任，参与战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秩序的构建。二战后期，国际社会在《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等文件的基础上建立了新的国际秩序，维系了战后70多年世界和平与发展。中国同美、苏、英三大国一起共同承担维护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责任。在亚太地区，中国承担了独特的大国责任，帮助周边国家抵抗日本侵略、摆脱宗主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在创建新的国际组织方面，中国也担负起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大国责任，为联合国的成立、章程制定，为人类集体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现实意义 这些外交遗产对当前两岸关系、中国外交、亚太国际关系、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从近代中国外交发展的历史视角来看，抗战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外交的转折奠基时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起点、中国大国梦的基石和源头。 首先，对两岸关系发展的现实意义。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基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机制在外交上进行了协调与合作，尽管也存在着分歧与矛盾，但是与内政相比，在大多数外交议题上立场基本一致。总结这段国共外交互动、合作抗日的历史经验，可以增加民族凝聚力，增进国共两党、海峡两岸对抗战历史的认同，有助于探索当前两岸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在涉外事务方面的协商与合作，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共同维护东海、南海“祖权”，实现两岸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 其次，对当前中国外交的现实意义。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五常”身份等确定的地位，战后的中国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抗战后期的大国外交对亚太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合作框架进行了设计，奠定了战后亚太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石，这对当前中国的亚太外交具有重要的借鉴及启示。特别是在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美日同盟不断加强、中国与周边国家领海争端不断升级、日本右翼势力企图推翻战后国际秩序的背景下，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维护世界反法西斯胜利成果的任务日益迫切。今天，二战期间中国与美国、苏联、英国等盟国共同战斗的光辉岁月时常被国人提起，这也是中国以更加开放的态度提醒国际社会，当年中国与西方盟国的合作有益于盟国和世界，今天中国将以“更加积极、负责任大国”的身份与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挑战。服务当前外交的措施 抗战外交研究应成为国家行为，服务于中国的总体外交。 一、运用中美联合抗战历史资源，服务当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中美联合抗击法西斯，是中美两国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源和情感记忆。两国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历史，有助于建构两国的新型大国关系。加强两国在抗战史研究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有助于进一步唤起共同的记忆，加深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为建设新型中美大国关系、共同维护战后国际新秩序服务。 二、运用中国与周边国家联合抗战的历史资源，服务当前周边外交。抗战时期中国以“亚洲代言人”身份积极倡导和支持周边国家实现民族独立。抗战时期中国对朝鲜、越南独立运动的支持，是今天发展中朝、中韩、中越关系的宝贵历史资源。研究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合作抗日的经历，有助于为当前周边外交奠定历史基础。 三、运用中国参与联合国创立的历史资源，支持战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战后国际秩序。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中国应该大力倡导和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 四、在对外交往中，开展国际友人公共外交。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里，苏联、美国、英国、加拿大、印度等国的反法西斯战士，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在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中结下了深厚友谊。在习近平主席颁发的世界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中就包括这些国际友人的后代或遗孀。今后应该一如既往地加强与这些国际友人后代或遗孀的联系，把国际友谊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促进中国公共外交。 五、进一步加强抗战外交的学术研究。对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研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研究范式陈旧，较少从中华民族团结、外交历史发展的视角实事求是、客观地评价抗战时期中国外交。其次，抗战史研究较少采用亚太国家合作反对法西斯的视角，而事实上，挖掘这些共同的历史资源，对在亚太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果实和战后国际秩序至关重要。

天大研究院 2015-10-06 在中国政府应对TPP的策略之中，可考虑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率先加入。香港若快马加鞭，尽快申请并成功加入TPP，那么就可以成为中国与TPP成员国的贸易桥梁，从而大幅减轻TPP对中国外贸乃至中国经济的负面效果，延续中国出口增长的势头。中国和香港互惠双赢的局面得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2015年10月5日，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12个谈判国在美国亚特兰大达成基本协议。一个规模占全球经济40%的巨大自贸区将横空出世，并有可能改写世界经济格局。 TPP成员既有超级大国美国，也包含相当数量的其它发达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新加坡，还有不少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秘鲁、马来西亚、越南等。TPP成员国在资源和技术领域高度互补，能形成广泛、有效、互惠的合作。TPP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关税和破除非关税贸易壁垒，它还对成员国内部更加广泛的产品和服务相关法律制度作出了方向性的要求。美国总统奥巴马更是直言，TPP意在不让中国来书写全球经济规则。 TPP协定涉及大量高标准条款，包括禁止各种商品和服务贸易门槛、禁止操纵货币利率与兑换、禁止政府对企业进行补贴，要求国企私有化、保护劳工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资源、新闻自由、互联网自由等。TPP协定的内容和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的国情、发展道路、发展阶段不合拍。如考虑申请加入TPP，中国必会面临痛苦的权衡与取舍。 TPP对中国经济会有怎样的影响呢？根据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理论，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减少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壁垒，由此激发和加强成员国彼此之间的贸易往来；而自由贸易区以外的国家有可能因不享有自贸区赋予的更优惠的贸易环境和条件，在竞争力上逊于自贸区成员国，从而损失与成员国的贸易额。纵观TPP成员国，如美国、日本、越南、澳大利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新西兰等都与中国有着数额巨大的国际贸易，TPP有可能令中国原本富有竞争力的外贸产品黯然失色。这对中国长期以来维持的外贸顺差、外汇储备都有相当程度的不利影响，而当一个国家的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受压时，它的货币会承受贬值压力。TPP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谓不广泛、不深远。 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利因素增多已经可以预见，中国自然不会束手无策，坐以待毙。事实上，中国政府对类似情境并不陌生。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之时，所面临的也是类似的形势：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大都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后演变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成员国，彼此之间贸易享有极低关税和一系列优惠条件。为增强中国产品的竞争力，中国将当时的英属香港作为重要的转口贸易中心，大量的中国制造产品借由香港出口，从而得以避开对中国设置的高关税和种种贸易壁垒。相对应的，外国企业的资金和产品，也经由香港进入广袤的中国市场。现如今，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托基本法，基本继承了英治时期的竞争力：与美元挂钩的可兑换货币、依托港元建立的自由流通资本体系、与全世界自由畅通的互联网、完善的劳工权益保护法和环境保护法等。凡此种种，无不符合TPP的规定和精神。 因此，我们认为，在中国政府应对TPP的策略之中，可考虑支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率先加入。香港若快马加鞭，尽快申请并成功加入TPP，那么就可以成为中国与TPP成员国的贸易桥梁，从而大幅减轻TPP对中国外贸乃至中国经济的负面效果，延续中国出口增长的势头。中国和香港互惠双赢的局面得以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市场经济改革的道路上已经走过了风风雨雨的30多年。长远来看，中国的竞争力依然强劲，与世界的经济相互依存性经过长期构建已经相当牢固。中国经济的形势和政策，对世界经济和市场都有巨大影响，反之亦然。这样紧密的经贸纽带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会也不应弱化。然而在短期的曲折和起伏已不可避免的情势下，香港可以在中美经济博弈中发挥缓冲作用，与澳门特别行政区一起，为中国和世界经济发展再释独特能量。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穆骏 2015-10-05 习主席在联合国的讲话，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明确阐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短短数语，既说清楚了中国的价值理念，又明示了中国人追求的“共同价值”同一些人士用来诟病中国的“普世价值”之区别。 日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须努力。”此话一出，各界议论纷纷，支持拥护者占了绝大多数，但也有少数网友对此处的“共同价值”与早前曾在国内引起诸多议论的“普世价值”有什么区别不太理解。   其实，中国多位前国家领导人在提到“普世价值”包含的那些词语时，使用的也是“共同价值”这个概念。譬如，仅2007年一年里，前总理温家宝就多次提到类似的话：“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 虽然外界大多揭示总理说的就是“普世价值”，但这些领导人的表述方法毕竟还是“共同追求的价值”。为什么会这样呢？ 笔者认为这两个提法的差异是巨大的。这两个词语所揭示的语义差别、寓含的时态以及实现途径都有很大的差别。“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也可译为“宇宙价值”甚至“宇宙真理”，不但高、大、上，而且词义本身就超越时间和空间，给人以自古如此且万古长青的感觉。在当今的语境下，如果一定要给这个词找一个主语，那肯定是当今西方，甚至是坐在西方世界金字塔顶端的美国。也就是说，来源于西方的“普世价值”必须是世界各国依存与归顺的价值观，标准和判断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 可以商榷的是，从长远来讲，发展中国家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是无可非议的，但被西方强势话语把持的“普世价值”显然留下了很多无法自圆其说之处，且给当今世界造成了很多混乱。例如200年前美国黑人还是奴隶的时代，当时的“自由”与现在奥巴马做总统时的“自由”哪一个更加“普世”？那么，美国今天的“自由”同明天可能出现的“自由”相比，又如何界定“普世”呢？这并不是较劲，而是想说明，在当今存在200个国家与更多民族的地球上，一旦超强势国家认定某种价值理念为“普世”的时候，大同世界貌似迟早会实现，但也有可能灾难会离我们更近。 习近平主席使用的“共同价值”（common value）则有所不同。它的“主语”所指清楚，是那些共同追求特定价值理念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虽然价值是共同的且得到普遍认可，但“共同追求”本身也隐含着在追求过程中有先有后，追求到的价值也因为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两点恰恰是“普世价值”这个比较霸道的说法里没有包含的寓意。 英文里有这个差别，中文里“共同”和“普世”同样有这样的差异。“普世”似乎透露出第三者的霸道感觉，“共同”则让人感到了行动主体的意愿和努力；“普世”是不管你认不认同，都一定要强加给你，而“共同”则很明显带着你已经接受并愿意追求的意思。 有人也许会说，既然都“普世”了而且也是“共同”的，为什么还不能霸道一些，整齐划一呢？这就牵扯到每个国家和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轨迹，所处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也各不相同。如果用“普世”而不考虑到各国具体的情况，很可能就“欲速则不达”，甚至弄巧成拙，好事变坏事。 而历史也证明，很多西方国家在“普世”的话语体系下，犯下了不少残暴蹂躏他国主权的罪行。世界上各个国家对“共同价值”理念的接触、接受时间，理解与接受程度绝对是不一样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国家的国民绝大多数还不能接受这些价值理念时，你可能需要等到他们“共同认可”的时候，才能真正践行那些“共同”的价值理念；也只有当一种理念被民众“共同认可”的时候，这个价值才能被普及。否则，你可能得用枪炮和武力迫使他们接受你认为的“普世”价值观。实际上，历史上就曾多次出现一些西方国家用飞机大炮去推广“普世价值”的先例。 这可能是中国领导人更倾向使用“共同价值”而不是“普世价值”的主要原因。“普世价值”是外界强加的，但“共同价值”则是中国人在中共领导下经过多年摸索而一步一步认同且开始追求与践行的，绝不是西方国家最早用枪炮、稍后用商品、晚近又用文化与价值观念来“强加的”。换句话说，如果中国在未来某一天实现了当今“目标远未完成”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也一定是靠中国人自己探索与努力得来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而不是美国试图推广与强加的。   认清“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异同，对我们践行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重要意义。可是，我们总能见到一些言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但没有说清“共同价值”与“普世价值”的异同，反而故意极端地把两者对立起来。他们在十八大推出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时，在领导人推崇“共同价值”时，却以曲解等方式，丑化“自由”、“法治”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不但让全世界都对中国“刮目相看”，认为中国人是地球上的异类，也让中国不少民众对政府的一些提法感到失望，甚至让很多中外人士对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产生误解。 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真正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习主席在联合国的讲话，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明确阐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短短数语，既说清楚了中国的价值理念，又明示了中国人追求的“共同价值”同一些人士用来诟病中国的“普世价值”之区别。当然，无论是“共同价值”还是“普世价值”，都需要脚踏实地地认真践行。我们相信，中国能够切实按照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真前行。正如习主席所言，联合国成员国所共同追求的那些目标，当然也是中国人所努力追求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