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杨健 2012-08-15 中日关系和东亚一体化仍有许多障碍，仍然会有起伏。我们甚至不能排除两国的领土争端最终导致有限的军事冲突。人们经常只是在危机和冲突之后才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 中国的崛起和日本的相对衰落正深刻影响着东亚的战略格局。中日关系多年来一直是研究热门，然而系统研究中日国力消长的著作并不多见。本文先就实力的定义做一解释，并将其框定在特性实力（attributes）、关系性实力（relational power）、结构性实力（structural power）和软实力（soft power）四个方面。文章随后就中日在这四个方面的实力变迁做一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探讨中日关系可能出现的四种情况及其对东亚的影响。 实力的定义 实力一直与国际关系学的大辩论密不可分。自由派与现实派不仅对实力的价值和在何种情况下动用实力意见不一，对实力的层面及实力主体的理解也大不相同。比如说，多元论者否定现实主义者围绕着国家来分析全球政治的方法。他们认为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在全球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因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中日实力做一非常全面的比较，只能探讨国家层面上的四大方面。这一理论框架主要是基于克里斯·布朗（Chris Brown）对实力的研究。布朗指出“实力具有多方面的复杂含义”，他分析了相互关联的三大方面：特性实力、关系性实力和结构性实力。 特性实力指的是可以调动的力量，也就是大部分人在谈国家实力时会首先想到的东西。国际关系的传统论述大多以特性实力为基础。我们习惯于将国家分为超级大国、大国、中等强国和小国。这种区分通常是基于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特性实力，包括军队的规模和素质、物质资源、地理位置和国土面积、生产基础、基础设施、人口规模和素质、政府机构的效率和领导层的素质等。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是相对的，而且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的重要性取决于该国的行政管理能力、通信和交通设施的发达程度。 上述实力只有与其它国家相比才有意义。也就是说，上述特性实力只有在某种关系中才能体现其价值，所以实力是个关系概念。实力是迫使另一方做其原本不想做的事，或者不做其原本想做的事。前者为“胁迫”，后者为“威慑”。 关系性实力不一定完全基于特性实力。基本力量模式（basic force model）认为一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动用的资源。布朗并不如此认为。他指出，越战期间美国的特性实力远远超过北越，其动用的兵力、坦克、飞机和军舰也都在北越之上，但最后美国还是战败了。关于美国的失败有多种解释，如两国领导层的素质、国内政治和社会结构对战争的影响、北越军队对丛林游击战的适应等等。所有这些因素都可融入基本力量模式，但因为许多因素都基于主观判断，如领导层的能力、对丛林游击战的适应等，将他们放进基本力量模式必然使该模式的分析失去准确性。不过，布朗承认，尽管关系性实力跟一个国家拥有的资源不能直接划等号，但这些资源的间接作用依然很关键。 上述关于实力的讨论都是以行为主体（即行动者）为导向的。也就是说，实力是某种被行为主体所运用的东西。这个行为主体可以是国家、群体或个人。然而，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明显的行为主体。布朗注意到一个社会或体系的结构有时候能产生自身的力量，无需行为主体。这就是结构性实力。例如，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发现，意大利的资本主义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人们认为那是常识，想要人们改变资本主义观念极其困难。 国际关系里的结构性实力存在于国际体系中，尤其是国际游戏规则之中。人们认为所有国家都应了解并遵守游戏规则，因为这些游戏规则被认为是指导国家间交往的常识。尽管这些游戏规则往往有利于某些国家，总体来说，人们并不认为它们只代表了少数国家的利益。 软实力是一个较新的概念，越来越时髦也越来越被滥用。人们容易将其与影响力混为一谈。乔书亚·科兰兹克（Joshua Kurlantzick）在其《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是如何改变世界的》（Charm Offensive: How...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蔡逸儒 2012-08-15 对这种区域安全的政治问题，台湾当前的基本态度应该会是：务实理性，坚定之中带点强硬，派遣陆战队重返太平岛，加强防御工事与装备都是目前会做的事情。 近月以来，南海问题数度成为国际关切焦点。越南、菲律宾屡次对我南海主权进行挑战，两岸政府相继采取一些反制行动。大陆派出渔政船强力护渔，成立三沙市展现护土决心；台湾也在“国防”部门支持下，让“国会”议员前往南沙、东沙视察，要求派遣军方人员重驻太平岛。而美国方面则是在其所谓的“重返亚洲”政策指导下，积极加强与相关国家的密切往来，租借船舰及提供必要及时信息，间接为他国撑腰，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除此而外，由于日本右翼分子的不断挑衅，东海钓鱼台（钓鱼岛）问题再度成为争议重点。日本政府有意将钓鱼台（钓鱼岛）收归国有；大陆外交部强硬表示，中国领土决不允许买卖，解放军则从7月10日起进行军演；台湾方面则由海巡署派出舰艇前往护渔，马英九谈称，日本窃占钓鱼台（钓鱼岛），基于民族大义及国家主权，我们对钓鱼台（钓鱼岛）主权一寸都不退让，但也不会与中国大陆合作解决钓鱼台（钓鱼岛）问题；美面则是继续煽风点火，表示钓鱼台（钓鱼岛）在“美日安保条约”协防范围，华府仍然唯恐天下不乱。 简单的说，南海及东海问题事涉国家主权，相关国家觊觎已久，美国想要从中渔利。虽说两岸兄弟阋墙，但当两岸宣称拥有南海及东海海域部分岛礁主权的立场受到挑战时，由于事涉国家主权及民族大义，两岸当局能否在不把问题搞得更为复杂，在不增加解决问题的困难度，不借机扩大自己利得，不搞小动作造成海峡对岸损失，或让外国误以为两岸仍然血浓于水的前提下，如何捐弃成见、携手合作，追求最大的国族利益，这正考验着双方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与手腕。 开宗明义，其实台湾当前的困境在于，一是怕把事情搞得更为复杂，对大家或自己更为不利；二是怕北京又借机给台湾穿小鞋，弱化“中华民国”为主权国家的事实；三是担心遇事如果不积极表态，不但会有内部的压力，相关国家也更不把台湾的主张当成一回事；四是有美国如影随形的关切，两岸不得有任何公开或私下的合作。只要稍一处理不当，且不说要和北京公开唱和，自己就要惹事上身。简单的说，台湾在乎的是身分与名分，担心的是被边缘化，忧虑的是美国的压力。美国担心两岸合作应对南海问题 先说南海问题。南海海域面积350万平方公里，由于海底蕴藏丰富，各方觊觎，目前共有中国大陆、台湾、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文莱宣称对南中国海部份海域及岛屿拥有主权。南海争议由来已久，台湾坚持U型线的主张，北京则在二次大战后在南海地区画了九段(原为11段)断续线，后来又通过了几个法律，确立对整个南中国海地区岛礁的主权。 但是根据1982年通过、1994年实施的《联合国海洋公约》，每个国家（包括岛礁）享有12海里领海，以及外延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都反对大陆的九段线和台湾的U型线主张，而且实际上两岸政府都并未对所有的南沙岛礁实行有效控制，大多数岛礁为邻近国家占领并进行开发。有些国家还通过立法的形式，确立对这些岛礁的主权，形成了目前的争端局面。 如所周知，2010年是中国和东盟关系的转折点，北京把南海问题等同于新疆、西藏、台湾问题，视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引起相关国家关切，美国则适时深化、强化各国对北京的不安。今年4月，菲律宾军舰干扰在黄岩岛的大陆渔船，后来和大陆派出的海洋巡逻船发生对峙。菲律宾的目的是希望扩大事态，争取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关注和支持，而正在重新调整其亚太战略、重返亚洲的美国也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关切。 对此，美国表面的态度是敦促相关各国在2002年《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基础上落实行为准则。“美国对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端表示关切，争端的解决事关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支持所有提出主权要求的国家，在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通过合作外交进程来解决争端，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或者是以武力相威胁”。美国一方面反对中国的强势作风，但另一方面也无意为此蕞尔小岛与北京发生更大的冲突。美国只是想要借着自由通行的借口来增加各国对大陆的猜忌，困扰北京。 4月25日，大陆国台办发言人强调，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海峡两岸都有责任加以维护。北京学者认为，在南海问题上，无论是维权还是开发，两岸在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上均是一致的。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亚洲各国在南海、东海海域争夺海洋资源的态势仍会持续，美国强势插手亚太事务只会加强不会削弱，不论大陆和台湾都不能置身于外。台湾应该与中国大陆携手合作，共同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 但由美国的角度来看，美方极为担心台海两岸联手处理南海争议。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于六月间曾针对南海主权争议举办研讨会，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于会中重申，美国关切的是航行自由与经贸畅通，期盼各方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在现场问答中，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担心台湾和大陆联手处理这个议题，坎贝尔答称，美国和台湾讨论过南海议题，“我们了解，台湾不论是公开或是私下都是非常、非常谨慎”。显见美国并不乐见两岸之间的合作可能，台湾对此也有一定程度的顾忌。构建南海问题两岸沟通机制 就目前看来，大陆官方、学界对于两岸如何共同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一事仍有不同看法。据知，大陆外交系统对此仍然有点意见，认为台湾不是主权国家，不宜介入或肯定台湾的角色，只要双方各自把自己控制的区域管好、守好即可；军方学者则多次呼吁两岸共同维护“祖权”。但根据笔者的理解，北京需要的多半是台湾在情感上的表态，表明两岸同属一中，南沙、东沙、钓鱼台（钓鱼岛）属于中华民族，大陆重视的是宣示性的作用，而非台湾实质上的助力。 有些大陆的鹰派学者认为，两岸不妨先从共同护渔开始，各挂各的旗，由台湾海巡单位与大陆渔政船相互配合。两岸学者或准军事部门可以公开举办研讨会，但不妨先由民间、低层再逐级往上。双方甚至可以先有默契，假设中方有公权力的执法人员如果因病必须紧急后送，可送往太平岛机场，然后由台湾以飞机载运后送。这种因为人道救援的合作与接触，确实可以让外界有无限的想象空间，但要由台湾政府高层做战略性的处理。 其实，比较务实的来看，部分台湾学者建议，本着平等原则，透过协商，参与南海权益分配的前提下，双方可以合作维护“南海诸岛及其12海里领海范围”海洋权益；对“Ｕ型线内历史性水域”更要合作，坚持两岸享有南海权益优先权；对其他国家存在争端的海域暂时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对于“Ｕ型线”外的其他相关诸国的主权和相关争端，则主张以和平或共同开发方式解决。两岸可以考虑把南海问题列入两岸协商议题，并成立“两岸南海事务协调小组”，纳入两岸两会或更高层次讨论。 7月10日，两岸学者在海南海口举行会议。期间大陆学者又提出具体主张：第一，加强两岸学界在南海科考、资源调查等领域的合作；第二，进行两岸南海作业渔民救助合作；第三，加强两岸学界在南海生态环保、生物多样性调查以及南海水下考古等领域的合作；第四，推进南海油气开发勘探与合作；第五，构建台湾海峡和南海东北区域海上溢油事故快速应急反应与合作机制；第六，探讨构建两岸南海事务性工作的沟通联络机制。笔者认为，这些原则性的主张或许有进一步试探的可能。 就台湾官方的立场而言，“中华民国”政府认为，不论任何国家以任何理由或方式予以主张或占据相邻南海各岛礁，台湾方面一概不予承认。台北呼吁相邻南海各岛礁之国家应自我节制，并透过协商对话，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台湾愿意积极参与相关对话，解决纷争，共同促进区域之和平稳定与发展，问题应依据相关国际法之原则与精神，避免采取任何影响南海地区安定和平的片面措施。台湾的一贯立场是主张拥有主权，各方应该以和平方式来解决争端，保障公海航行自由，共同开发、共享资源。 至于如何共同开发，专属经济区的使用范围与方式当然都还有待从长计议，目前工作重点之一是在主权冲突获得解决之前，大家要先进行冲突管理，南海行为准则则成为冲突管理的重要工具，而其内容包含了军事演习、天然资源之探勘，以及对于区域冲突之适当回应，希望各方在和平、合作的框架下，尊重在南海中海空的航行自由以及国际法原则。但由于北京的反对，台湾并非南海行为准则参与国，这当然是让台北深深引以为憾之处。大陆或宜对此问题有所处理。台湾当下难以明确表态合作 在有关东海钓鱼台（钓鱼岛）问题上，中日台三方同样积怨已久，尤其是在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之后，大家均已心生芥蒂。这次日本方面主要出于右派人士的鼓动，再加上日本政府基于内政的考虑，有意将钓鱼台（钓鱼岛）国有化，终使事态日益扩大；中国也以军演回应；台湾唯恐被排除在赛局之外，适时加入争执，派遣海巡署船舰以护渔之名前往钓鱼台（钓鱼岛）宣示主权，马英九也表示寸土不让的决心，“外交部”更拒绝接受日本的抗议。 事态眼前看来虽然不至于失控，但在好转之前恐怕还会有相当大的变化。整体来看，相关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坚持主权立场绝不退让，但大家应该并无闹到鱼死网破的决心，战争仍非任何国家的最佳政策选项；中国大陆在南海与东海同时面临挑战，局面并非有利；台湾虽然不是主要参与争端的一方，但由于事涉主权及国家尊严，若不及时表态，不但利益受损，也将更被区域国家视如无物，所以也不得不有所表示；美国方面则是在只要不引发军事冲突的前提下，逼得中国大陆被迫双线应对，华府坐收渔人之利，真是何乐而不为。 海疆风云日紧，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双边或多边争议问题。对这种区域安全的政治问题，台湾当前的基本态度应该会是：务实理性，坚定之中带点强硬，派遣陆战队重返太平岛，加强防御工事与装备都是目前会做的事情。不管两岸关系将来何去何从，即使双方或有某种程度的默契，带点理解的善意或配合或有可能，但台湾应该不会、也不宜明言表态合作，两岸最好把握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态度。在方法上，如果双方可以进行学术、人道、护渔、开发、旅游的探讨和合作，并非不能尝试。未来如果菲律宾、越南、日本万一与中国大陆发生冲突，台湾应该仍会视乎个案发生的原因表达看法，坚定“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平解决”的立场。...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邓聿文 2012-08-14 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双方的经贸合作，造福两岸人民，从“投保协议”的签署来看，一个基本前提是，双方都要展现诚意和包容。 备受两岸经济界和投资人关注的《海峡两岸投资保护和促进协议》（简称“投保协议”）8月9日于第八次“陈江会”签署。此前，因两岸对贸易纠纷的仲裁方式及涉及人身安全的通知等执行方式意见分歧，“投保协议”谈判两年、延宕三次，现在最终签署的文本，既包括一般投资保护所具有的要素和内容，又针对两岸各界关心的问题，根据两岸现实需要，做出适当安排，是一份充分体现两岸特色和智慧的协议。 “投保协议”中有关将经第三地的投资纳入保护范围，台商人身安全保护且24小时内通知家属和通报台湾对口单位，以及将G2G（“政府”对“政府”）、P2G（投资人对“政府”）、p2p（投资人对投资人）纳入规范等内容，都有利于台商权益的保护。需要指出的是，从国际间的投资贸易协议来看，一般并不涉及人身安全问题，因为人身安全有民事、刑事相关法律依据，但此次“投保协议”同意加入台商人身安全保护内容，且在人身安全通报机制上，原则同意24小时内以适当的形式分别通知家属和通报台湾对口单位。这不但已经大大超越大陆刑事诉讼法规的“超国民待遇”，对于幅员辽阔的大陆来说，已是相当之难。另外，对争议最大的“争端解决”机制，投保协议也原则同意把G2G、P2G、P2P都纳入了协议规范，双方指定若干调解机构，调解结果具有约束力和执行人，从而创设了两岸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所有这些突破，都是两岸秉持善意、务实协商的结果，尤其最大程度地体现了大陆对台湾同胞和台商的诚意。 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重新执政后的四年，是两岸关系发展最好的四年，特别是ECFA协议的签署，使两岸经贸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随着两岸经济合作的进一步密切，两岸关系已经逐步进入“深水区”，经济合作要向更广更深的领域迈进，两岸“投保协议”、服务贸易等领域的协商谈判必然要碰触越来越多的政治议题。“投保协议”之所以谈判两年、延宕三次，就因为上述问题不单纯是经济问题，而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只是大陆政府从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局以及保护台商的权益出发，展现了更大的善意、包容和弹性，才使协议终得以签署。 两岸的善意和互信，需要两岸共同去维护和推动。此次“投保协议”及ECFA后续协议的签署，有助进一步消除双方分歧、增加彼此信任，但未来如何在经济合作中消除政治障碍，依然考验着两岸尤其是台湾当局。台湾当局至今对陆资入台设置了苛刻的条件，如限制陆资对企业投资的比例，限制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限制董事会人数等，这些针对陆资的歧视性限制不仅增大了陆资来台风险，有悖全球化时代的投资自由化趋势，而且对台湾经济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亦无助益。更重要的是，它妨碍两岸关系的进一步融合，不利政治互信的建立。虽然此次“投保协议”确定了促进两岸投资自由化的若干原则，有利陆资赴台，但具体实施细则还要看台湾当局的规定。 未来包括两岸政治定位等敏感议题，两岸双方迟早都要面对，不可回避。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推进双方的经贸合作，造福两岸人民，从“投保协议”的签署来看，一个基本前提是，双方都要展现诚意和包容。如果仅仅要求大陆释放善意，只想分享大陆经贸惠台的好处，同时依然坚持“主权”，政经分割，那么，两岸协商之路就会越走越窄。这显然是两岸都不乐意看到的结果。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 念 2012-08-13 近期南海局势的日益紧张，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8月3日，美国国务院就南海问题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提升了三沙市的行政级别，并在南海有争议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要塞，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风险。”对于美国的直面挑衅，中国外交部随后展开了措辞严厉的回击，直接向美国连发三问，并紧急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外交部强硬而迅速的反应引起了国际观察家的高度重视。知名智库“南亚分析集团”（简称SAAG）研究员巴斯卡·罗伊（Bhaskar Roy）认为，中国外交日趋强硬的发展趋势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处于一种调整状态之中。一些人仍然坚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种外交策略已不能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作者最后认为，考虑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将不得不采取暂时的退让策略。但这种退让并不能解决诸如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中国未来的外交发展趋势仍然不明朗。 确如罗伊所讲，中国国内对外交策略的争论在近几年一直未曾停歇，反而更加火热。对于一些中国学者来讲，中国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尤其是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应该适当地运用自身积累的力量去扩展中国的影响力，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近期南海局势的日益紧张，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三点。 首先，必须考虑到外交的功能定位。当初中国之所以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赋予外交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说外交要为中国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并且彼时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并不凸显，因此，外交也就能较好地完成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重任。然而现在的情况则大为不同。虽然中国目前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发展国家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外交也必须服务于这一工作重心。但是当前中国的国土安全日益凸显，外交也必须为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而服务。这样，外交的功能定位就出现了相互抵触的情形。一方面，外交要尽量维护中国外部环境的稳定；而另一方面，外交又必须坚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因此，如何界定未来中国外交的功能，应是中国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其次，外交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因此，考察哪一种外交策略更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很有必要了。传统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主要服务于中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建设，再加上彼时中国的海外利益没有现在这么庞大，因此，这种外交策略就能较好地完成任务。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联系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随之而来的中国海外利益也就越来越庞大了。如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国内利益，也包括海外利益。传统的外交策略偏重于服务国内利益，并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因此，未来中国的外交策略必须考虑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再次，伴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将令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如何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又能较好地履行义务。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8-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财富大规模地转向美国，并不断地积累，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迅速地发展成一个强盛的超级大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荣景，现在形势正在逆转，财富又开始离美国而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财富大规模地转向美国，并不断地积累，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迅速地发展成一个强盛的超级大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荣景，现在形势正在逆转，财富又开始离美国而去。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越借越多。 财富转移的三种模式 世界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财富大转移。财富的大转移基本上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件，比如欧洲十五至十七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新航线、新大陆、新殖民地、新资源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格局；第二种情况是出现了突破性的技术革命，比如十八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革命性的解放；第三种情况是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造成国家集团之间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在战争中耗尽元气，不得不把超级大国的交椅让给美国。纵观历史，财富的转移都脱不开这三种模式。 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型，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短短几十年就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目前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可以说国库开始丰裕了。但是，财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国离真正坐拥财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人口基数大、自然资源少、文化教育落后、历史包袱重、法治建设落后等许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富强之路不可能一蹉而就。当中国在追求进步的同时，别国也在谋发展，国际各种势力也会用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的进步。所以，财富今天流向中国，不等于明天就一定流向中国。因此，有些西方政治家认为世界处于中美两国集团（G2）的开端，显然是过分乐观了。 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5至1/7（取决于名义指标还是购买力指标），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1/5至1/4（取决于如何度量经济规模），虽然中美之间的经济依赖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但还谈不上双方实力势均力敌。而且，财富只是国家实力的一个方面，决定一个强国的指标还很多。这也正是同样在金融危机形势下，美国可能比欧洲国家的日子要好过些的原因。 人们常说财大气粗。当美国很富有的时候，美国利用其独一无二的的经济优势，制定国际游戏规则，向不听话的国家施加经济压力，促使它国政府做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并提供本国人民很高的生活水准。此外，财富带来的软实力还增加了美国对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曾使得其它国家主动靠拢美国，借鉴美国的理念、制度和生活方式。这种影响力是活生生的，从华尔街的股价一直到好莱坞的电影，从游弋在大洋的航母到喧闹的黑人流行音乐。 美国财富流失的过程缓慢而明显，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不管怎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已经产生，即美国这个超级巨人的脚已经跛了。美国正在丧失力量，也正在丧失影响力。美国单边行动的能力已大不如前，不得不更依赖同盟关系和军事力量来达成它的目标，所以，在世界许多热点地区，总有美国的身影，可以闻到美国军火的火药味。这种诉诸武力的结果造成美国经济更加虚弱，美国常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中。 亏得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其它国家或者觉得有利可图，或者觉得别无选择，还持有着美国日益增长的债务。因此，美国还能在较长时期内靠举债和量化宽松（美联储印钱）度日，以保持政府正常运转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于有太大的下降。但美国已被债务严重束缚，金融风暴让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顷刻间不复存在。就像美联储签主席格林斯潘所承认的，新自由主义的“整个‘理论殿堂’却在去年夏天（2007年）突然崩溃”。金融危机摧毁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自由化、放松监管、私有化、政府不干预等。这是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的信条，也曾是美国政府制订政策的约束前提。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各国政府纷纷救助国内金融企业和大型非金融企业，获得新的国有股权，进行非市场性的融资支持、保护、补贴和管制，出台新政策干预和影响市场，提振消费和就业，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对财富和投资实施战略性调整。这些举措本来都是新自由主义坚决反对的，但是形势比人强，新自由主义已是明日黄花，“华盛顿共识”显然已不合时宜。中国曾经遭到美国批评的许多经济政策，被证明是健康和正确的。 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博弈 国际金融市场风云诡秘，国家财富之间的博弈如同战争。金融交易并非私人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纯市场交换，私人市场交易也远非游戏的全部。相当一部分财富被非市场的政治主体掌控，产油国和亚洲制造业国家控制着大量财富，或许，这些非市场主体会和一般的市场主体那样行动，只是使投资利益最大化。随着这些国家外汇结累的不断增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债券虽然比较安全，但收益率太低，已经无法满足需要。扣除通胀，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约为2%，而证券投资年均收益率有8%左右，四倍的收益催生了主权财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已越来越流行：最早的有科威特投资局，资产约2,000亿美元；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资产约3,220亿美元；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资产约3,000亿美元；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资产约1,080亿美元；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资产约6,250亿美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约2,000亿美元；俄罗斯平准基金约1,600亿美元。在2007年，主权财富基金加上类似的投资，总额约3.5万亿美元，对于全球约75万亿美元的资产来说，已成相当比例。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其中流动性最高的一部分资产，属于一国政府对他国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财产进行投资。 一般说来，由各国政府控制的主权财富基金和有关的资产，对接受它们投资的国家来说是好事。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借了银行100万美元，你就有麻烦，如果你欠了银行10亿美元，银行就有麻烦。中美之间正是处于这种借债和欠债的微妙境地。一方面，中国政府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美国的赤字决定了美国不容易偿还这些债务；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外汇的大部分是美国债券，美国债券的任何波动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国还不得不继续购买美国债券，以维持美国债券的价值。所以，中美经济关系变得互相依存又不太情愿。 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券的麻烦不小，无需详加论证，看一看债务国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清楚了。美国一会儿反对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基础设施、一会儿掀起反倾销调查、一会儿拒绝出售高科技产品、一会儿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甚至把南海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筹码。一个债务国向债权国借了那么多钱，所作所为又那么居心叵测，明白人都知道，中国拥有的巨额美债已经有了麻烦。很遗憾，中国的精英却不懂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反制美国要挟的筹码，而筹码是确实存在的。 中国把钱不断借给美国和让美国来消费中国商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难以为继的。不说中国储备的美元会贬值和被对冲，光是这种模式对中国政府的施政也已构成道义上的挑战。在中国国内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贫穷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给富裕的美国人挥霍？”“为什么我们连医保和社会福利都没有解决好，还要去买美国国债？”“我们到底让美国‘两房’骗去了多少钱？”“我们的领导人访美时为什么要大肆采购飞机？”这些问题可能不都是简单的民粹主义问题，中国政府有必要更加理性地检讨国家的经济政策。想一想当美国拥有财富时，美国是如何让财富为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国民福利服务的。今天，当中国拥有一些财富时，中国如何把财富运用得更好，是一件关乎民族利益的大事。中国过去在对外援助方面，常常是无条件的，越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名字可以列一长串，中国做了冤大头还被人笑话。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今天，中国对欧盟国家要区别对待：对友好的国家我们要主动施救；对不友好的国家也不必存妇人之仁；对敌视中国的国家，得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凭什么有些国家对中国技术封锁，却要中国向它们输血？所以，中国对巨额外汇的管理应采取全新的思路。中国何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主权基金？！ 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发展经济，拉动国内消费才是最主要的，这样可以让老百姓受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在拉动国内消费这件事上，不是说说那么容易，为此，政府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要改革劳动分配制度，完善民众的福利制度以及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和官员的监督制度。 财富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的拉大，曾引起过无数次社会动荡、起义、战争和革命，古今中外一概如此。这表现在社会的一头是代表既得利益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占据了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社会的另一头是大量贫困的流民，他们生活在朝不保夕的艰难境地。当然，在现代发达生产力条件下，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穷人的状况可以有所不同。但社会财产分配的不公，社会的奢靡（中国居然成为了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国），工薪阶层的困顿（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严重的贪污腐败，都是进一步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法治建设滞后、商业环境不透明，权力寻租以及行贿受贿都不曾得到有力遏制。有相当一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致富，而大部分人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特别是农民工，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工作条件最艰苦，劳动报酬最低。对农民工以及城里的下岗失业工人和弱势群众，中国政府最近几年采取了不少帮困措施，加大了政策力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吏治不精”和“肃贪不彰”，中国的贪官人数多，数额大，前仆后继，使外界蹚目结舌。中国官员的财产公示也举步维艰，这个问题在世界别的主要民主国家早已是不成问题。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估计，中国2011年GDP为11.29万亿美元。世界银行发表的2011年国家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中国以8，442美元排名第94；美国以48,442美元排名第七；而新加坡以61,103美元排名第三。中国的GDP搞上去了，但是人均收入还是非常落后于世界大家庭的。根据一位台湾经济学家的说法，把每个国家的薪资加在一起，除以这个国家的GDP，比例最高的是欧美，平均55%；日本是53%；澳大利亚是47%；韩国是44%；南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平均是33%；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平均是28%；中东包括伊朗和土耳其大概平均是25%；中国只有8%（2009年）。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元；第二名美国，大概是22美元；泰国接近2美元；中国才0.8美元一小时。 这些数字如果出入不大的话，说明了二点：首先，中国人的绝对工资是非常低的，这样的工资相对于高物价，消费是拉动不起来的；其次，中国GDP的相当大部分没有作为工薪发到劳动者手中（这儿没有计算不拿工资的农民）。当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严重，维稳的代价将呈指数型增长。 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及“三公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这可能并非言过其实。中国的官民比例之高世所罕见，各级政府办公楼的豪华程度世界第一，而中国农村还有那么多失学儿童。中国的贪官们卷走的钱成百亿计，这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这些钱很难追回来。南沙、西沙1，000多口油井，没有一口是中国的。财富的浪费和财富的流失，触目惊心。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否则，中国的改革就有中途夭折的危险。 2012年，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到期。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均不是小数目。当务之急是不让那些蛀虫们再以土地财政的名义卖光农民的土地，吃光地方财政的每一分钱。在国际上，要特别警惕那些国际大掮客的忽悠，把中国当肥羊宰。不管他们给中国戴什么高帽，或者玩什么阴的把戏，中国要以中国的利益出发行事。中国领导层要有金融战的认识和准备，事实上人家一直就是这样对付我们的。不要认为现在发生在世界热点地区的事件和中国无关，在地域政治斗争中，当一个个安全屏障被拔除后，债权国的地位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是最大的债权国。地球已变得很小，有资源、有钱，就会有人惦记，作为债权大国的中国要藏富于民，民强了，国才强。...

2012-08-10 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大潮涌来，只有那些做好准备的国家，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是美国经济学家、作家、公共演说家、政治顾问和社会活动家。他是经济趋势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总裁。里夫金的工作主要在于探讨科技对经济、劳动力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潜在影响。“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 前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更富有，居住更城市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后期的英国，随纺织业的机械化而开始。这一革命开创了机器代替手工制造产品的新时代，并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也使各国国力悬殊加大。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二十世纪初美国的装配生产线，使人类迎来了大批量生产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今天，流水生产线高度自动化，生产环境整洁，人工智能接近人脑（是否能超过人脑则是伦理学的问题），机器人可制造机器，高学历的工程师通过网络和电脑作业，生产车间看不到一把手锤。总之，制造业正走向数字化。这种数字化不只改变物品的生产方式，还将改变商业模式、劳动力结构、政治学理论、政府行为、公共政策、社区职能和社会关系，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世界发达地区兴起。不同于前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非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革命，并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德国大众汽车推出一个名为横置发动机模块战略（ModularerQuerbaukasten，简称为MQB）的生产策略，希望通过规范某些部件参数如发动机安装点，可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所有型号的汽车；而可视机器人和其它传感系统可以为联网的自动铣床调换工具，并拥有多向切割和“感知”功能，这样的生产将会更加高效。日产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于1986年开业，现在已是欧洲最高产的工厂之一。1999年它雇佣4,594人生产了271,157辆汽车，而去年它只用了5,462人却生产了480,485车辆，比英国其它任何一家汽车厂都多。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工程和技术总监科林·史密斯（ColinSmith）说：“你不能用古老的手工工具制造现代化的东西，昔日嘈杂的工厂将不复存在”。 智能软件、新材料、更灵巧的机器人、新工艺（特别是立体印刷）和网络等先进技术正在快速融合。碳纤维复合材料正在取代钢和铝，广泛适应，小到山地自行车，大到飞机。经基因改造的微生物可用于制造产品。纳米技术可增强产品性能。更多的设计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合作进行产品设计。过去工厂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将让位于为客户量身定制的产品，未来工厂将更专注于定制产品，看起来更像是小作坊，而不是大规模的流水线。这意味着，产品品种更多元、生产批量更小、适应当地市场变化更快、价格更便宜、成本更低廉、劳动力花费更少。制造业的数字化将令其和电信、办公设备、摄影、音乐、出版和电影一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变化不仅仅局限于大型制造商，也包括中小型企业以及个体创业者，让他们更加容易和便宜地推出新产品。 就像棉纺厂粉碎了家庭手工织机，福特车淘汰了蹄铁匠，这一次的工业革命也将是颠覆性的。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了媒体和零售等行业，也定将影响人类今后的生产和消费、政治和经济。当你面对未来工厂将会大吃一惊，因为它不再挤满嘈杂的机器和身着油腻工作服的工人，而是干干净净，几乎空无一人。大部分工作并不在工厂的车间完成，而是在附近的办公室里，由设计师、工程师、IT专家、物流专家、营销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士一起协同完成。未来的制造业将需要更多高技能的人，而那些枯燥、重复的工种将由机器人取而代之。 这场革命将不仅会影响产品的生产过程，还将影响产品的出产地。过去，加工业一般会流向低工资国家，以控制劳动力成本。但今天，劳动力成本愈加不重要。举例来说，售价499美元的第一代iPad，只有加工成本仅约33美元，而在中国总装的费用仅8美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的趋势：制造业直接雇佣人数不断减少，使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总成本中的比例也相应减少，结果是鼓励制造商把离岸生产的工作转回到发达国家。这不仅因为离岸工人的工资在上涨，更重要的是公司能更贴近客户，更快速地回应需求的变化。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脑、金属制品和机械等产品中，到2020年，其中的10-30％完全在美国制造，令使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0亿至55亿美元。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专家哈罗德·施金（Harold Sirkin）认为，对美国制造业衰落的担心被夸大了，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巨头。2010年，中国提供了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9.8％，美国稍微少一点，是19.4％。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这个数字只比过去三十年的份额，略有下降而已。施金认为，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会创造相关服务业的就业机会，美国就此将增加二至三万个就业机会。 还有一种情况更发人深省。当以可口可乐饮料、福特汽车、耐克球鞋、星巴克咖啡、美赞臣和雅培奶粉、辉瑞药品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大发利市，甚至从破产边缘活过来后，美国有些在华公司正在策划回流。其理由多种多样：从来没有觉得中国员工和美国雇主在同一条船上；中国的合资伙伴从未合作，他们总是扩展自己的领地；当考虑生产率和质量问题时，节约成本并不如预期的那样大；美国本土的设施更多、更好、更先进。虽然回流现象的原因较复杂，但已非个案，多数是那些撤出中国后无须在美重起炉灶的公司，他们届时只要聘回技术工人即可。 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将是十分巨大的。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政府需要做的是抓住基本：大力发展培养技能人才的学校，设定明确的规则和建立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机制，而把其它的事留给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革命家。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大潮涌来，只有那些做好准备的国家，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由电力、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提供动力的前二次工业革命，留给人类一个危险的残局：能源和食品价格不断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住房市场重挫，消费者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地球资源和环境压力剧增，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危机的出路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融合，将奠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产业，将为企业创造数以千计的新业务，为社会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 想象一下，数以百万计新老建筑将被修建或改建成“主动的发电厂”，捕捉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水能以及海浪能可发电供给建筑物，剩余电力横跨智能集成电网与他人分享，就像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自己的信息并在互联网上与人分享一样。这将是人类一个美好的前景。 欧洲议会于2007年6月通过了一项正式声明，采纳能源互联网的概念。拟在欧洲通过地区、城市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一个绿色的氢能经济，来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既成趋势，那么中国将如何切入呢？面对经济升级转型，中国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保持“世界工厂”的纪录将不会太久。除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性质决定了许多外包的工作将重新返回富国外，中国还面临其它不发达国家的竞争、人口老化、劳动力工资上涨、缺乏资源、能耗的低效率、环境的普遍恶化等问题。 形势既是严峻的，也是充满机遇的。中国应扬长避短，借助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解决好中国的能源短板问题、内需问题和西部开发问题。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往往蕴藏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好这些可再生能源可以改变那些地区落后的经济，改善就业和民生，增快工业化的进程。   （本文由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棣编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8-08 民进党会不会再次执政，无法预期，但民进党的确代表台湾45％以上的民意走向，当大陆可以同时与国、民两党交流，才是拿下台湾百分之百民心的良策。 民进党新任党主席苏贞昌上任后，一度放出消息要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并请另一位天王人物谢长廷出掌主委。一时之间，苏谢合作的气氛，令各界对民进党内两岸政策转型的期待再起。但是不到一个月，苏谢合作破局，民进党两岸政策转型已成一场空。 政客盘算错失转型机遇 苏贞昌上任之后，第一个战场摆在“立法院”抗争“美牛案”，民进党长达五天四夜占据主席台。有人批评是浪费“立法院”的资源，但多数人还是认为民进党终于动起来，发挥了“在野党”的功能，尤其对于苏贞昌强而有力的领导，大都给予高度的肯定。 苏贞昌彷佛打了一剂强心针，竞选党主席时放下身段的谦虚，停留不到多久就消失了，与谢长廷在两岸问题上的合作自然也随风而逝。表面上，虽是要不要辩论引起的意见不合，导致苏谢拆伙，但说到底，还是政治权力和利害的计算。 谢长廷在谈及是否接掌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时，曾要求民进党内必须要对两岸政策先举行一场大辩论，作为关键的条件。谢长廷的用意很明显，在于保护自己。因为 两岸政策的转型，如果只由单一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承担，风险会很高。谢长廷近年在两岸事务上具有非常大的企图心，想要扭转民进党在两岸政策的劣势，但眼看 过去许信良的“大胆西进”虽然叫好，却不叫座，还惹来满身伤痕。 谢长廷也担心自己步入过去许信良和朱高正的后尘，不仅无法成就民进党两岸政策向前迈进的大业，还可能伤了自己的政治实力和元气，令其届时真的必须要退出政坛了。若没有政策辩论、集体决策这把大伞撑着，谢长廷出任苏贞昌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的可能性相对降低。 问题在于，苏贞昌是打什么主意?又为何不愿意进行两岸政策的辩论? 其实在今年“总统”大选之后，外界舆论普遍指责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过于僵硬，根本无法跟上两岸交流的进程，也会成为民进党在争取执政大权时不能克服的弱点，要求民进党转型的声浪非常大。 但民进党显然还是受到基本教义派的牵制，不肯承认两岸政策上有基本面的问题，只在执行面才有问题，所以在民进党党主席选举时，各位候选人顾忌党员选票走向，纷纷回避两岸政策争议，致使转型时机一再流失。 到了苏贞昌当选党主席之后，尤其是任用前“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出任政策会主委，外界即看坏苏贞昌的两岸政策转型方向。一度认为苏贞昌在“行政院”时代提出 大幅开放的“苏修”政策会重现在苏主席的身上，但这显然是乐观的看法。虽然这种看法也是苏贞昌的幕僚提出来的，但苏贞昌在衡度党内外氛围之后，已经抛弃当 年改革者的作法。 按照一些接近苏贞昌的人士最近透露出来的说法，可以分析苏贞昌的想法，最简单的就是他要求在下届“总统”之路能够平顺，不要惹争议，尤其不要当两岸政策转型的牺牲者，更不能成为基本教义派的箭靶，何况在2014年的“七合一”地方选举，两岸政策不是最重要的课题。派系权争制约民进党转型 对于苏贞昌这种政客型的政治人物，他的想法一定是短视又重己利，这是不用怀疑的。 不过，民进党政治人物不管是苏贞昌或者谢长廷，为何都惧怕带领两岸政策的转型？这项转型很可能受到台湾主流媒体及民意的支持，民进党政治人物为何却视如毒水猛兽？ 这里有两项重要原因，第一是两岸政策转型的形势再度与民进党派系权力斗争挂勾。 回想民进党在创党之初，许信良主导的“美丽岛系”和邱义仁、吴乃仁主导的“新潮流系”，在大陆政策上曾有激烈的辩论，当时获得外界一致叫好，迄今也成为民进党史上好评不断的历史事件，每每被拿出来当典范，期勉民进党。 但当时的过程却是腥风血雨的，许信良、黄信介和张俊宏等“美丽岛系”政治人物，被“新潮流系”打为倾中分子、跟国民党挂勾之类的罪名，当时甚至连张俊宏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