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 August 2012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彭 念 2012-08-13 近期南海局势的日益紧张，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8月3日，美国国务院就南海问题发表声明，指责“中国提升了三沙市的行政级别，并在南海有争议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军事要塞，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升级风险。”对于美国的直面挑衅，中国外交部随后展开了措辞严厉的回击，直接向美国连发三问，并紧急召见美国驻华使馆临时代办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外交部强硬而迅速的反应引起了国际观察家的高度重视。知名智库“南亚分析集团”（简称SAAG）研究员巴斯卡·罗伊（Bhaskar Roy）认为，中国外交日趋强硬的发展趋势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处于一种调整状态之中。一些人仍然坚持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邓小平提出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然而更多的人则认为这种外交策略已不能够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作者最后认为，考虑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中国的现实主义者将不得不采取暂时的退让策略。但这种退让并不能解决诸如南海问题、钓鱼岛问题等，中国未来的外交发展趋势仍然不明朗。 确如罗伊所讲，中国国内对外交策略的争论在近几年一直未曾停歇，反而更加火热。对于一些中国学者来讲，中国的实力已今非昔比，尤其是在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中国应该适当地运用自身积累的力量去扩展中国的影响力，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近期南海局势的日益紧张，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三点。 首先，必须考虑到外交的功能定位。当初中国之所以提出“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是因为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赋予外交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功能。也就是说外交要为中国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营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并且彼时中国的国土安全问题并不凸显，因此，外交也就能较好地完成服务经济社会建设的重任。然而现在的情况则大为不同。虽然中国目前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发展国家经济，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外交也必须服务于这一工作重心。但是当前中国的国土安全日益凸显，外交也必须为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而服务。这样，外交的功能定位就出现了相互抵触的情形。一方面，外交要尽量维护中国外部环境的稳定；而另一方面，外交又必须坚决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因此，如何界定未来中国外交的功能，应是中国政策制定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其次，外交的终极目标是维护国家利益，因此，考察哪一种外交策略更能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就很有必要了。传统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主要服务于中国国内的经济、社会建设，再加上彼时中国的海外利益没有现在这么庞大，因此，这种外交策略就能较好地完成任务。然而，随着全球化的联系不断加深，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随之而来的中国海外利益也就越来越庞大了。如今中国的国家利益不仅包括国内利益，也包括海外利益。传统的外交策略偏重于服务国内利益，并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因此，未来中国的外交策略必须考虑如何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再次，伴随着实力的增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也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将令国家形象和软实力受损。因此，中国的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充分考虑到如何在享受权利的同时，又能较好地履行义务。

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 王家棣 2012-08-1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财富大规模地转向美国，并不断地积累，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迅速地发展成一个强盛的超级大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荣景，现在形势正在逆转，财富又开始离美国而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财富大规模地转向美国，并不断地积累，在资本的推动下，美国迅速地发展成一个强盛的超级大国。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荣景，现在形势正在逆转，财富又开始离美国而去。美国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越借越多。 财富转移的三种模式 世界历史上发生过许多次财富大转移。财富的大转移基本上存在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大事件，比如欧洲十五至十七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新航线、新大陆、新殖民地、新资源改变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格局；第二种情况是出现了突破性的技术革命，比如十八世纪蒸汽机的发明奠定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基础，社会生产力获得了革命性的解放；第三种情况是发生大规模的战争，造成国家集团之间势力范围的重新划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英帝国在战争中耗尽元气，不得不把超级大国的交椅让给美国。纵观历史，财富的转移都脱不开这三种模式。 中国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指引下，走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转型，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短短几十年就取得了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中国目前有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可以说国库开始丰裕了。但是，财富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中国离真正坐拥财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人口基数大、自然资源少、文化教育落后、历史包袱重、法治建设落后等许多方面的不利因素，决定了中国的富强之路不可能一蹉而就。当中国在追求进步的同时，别国也在谋发展，国际各种势力也会用各种手段阻碍中国的进步。所以，财富今天流向中国，不等于明天就一定流向中国。因此，有些西方政治家认为世界处于中美两国集团（G2）的开端，显然是过分乐观了。 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15至1/7（取决于名义指标还是购买力指标），经济总量也只有美国的1/5至1/4（取决于如何度量经济规模），虽然中美之间的经济依赖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但还谈不上双方实力势均力敌。而且，财富只是国家实力的一个方面，决定一个强国的指标还很多。这也正是同样在金融危机形势下，美国可能比欧洲国家的日子要好过些的原因。 人们常说财大气粗。当美国很富有的时候，美国利用其独一无二的的经济优势，制定国际游戏规则，向不听话的国家施加经济压力，促使它国政府做符合美国利益的事情，并提供本国人民很高的生活水准。此外，财富带来的软实力还增加了美国对世界的影响。这种影响曾使得其它国家主动靠拢美国，借鉴美国的理念、制度和生活方式。这种影响力是活生生的，从华尔街的股价一直到好莱坞的电影，从游弋在大洋的航母到喧闹的黑人流行音乐。 美国财富流失的过程缓慢而明显，其中的原因很多。但不管怎样，一个严重的后果已经产生，即美国这个超级巨人的脚已经跛了。美国正在丧失力量，也正在丧失影响力。美国单边行动的能力已大不如前，不得不更依赖同盟关系和军事力量来达成它的目标，所以，在世界许多热点地区，总有美国的身影，可以闻到美国军火的火药味。这种诉诸武力的结果造成美国经济更加虚弱，美国常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中。 亏得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其它国家或者觉得有利可图，或者觉得别无选择，还持有着美国日益增长的债务。因此，美国还能在较长时期内靠举债和量化宽松（美联储印钱）度日，以保持政府正常运转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至于有太大的下降。但美国已被债务严重束缚，金融风暴让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规则顷刻间不复存在。就像美联储签主席格林斯潘所承认的，新自由主义的“整个‘理论殿堂’却在去年夏天（2007年）突然崩溃”。金融危机摧毁了自由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包括市场自由化、放松监管、私有化、政府不干预等。这是新自由主义在过去三十年的信条，也曾是美国政府制订政策的约束前提。金融危机的压力使各国政府纷纷救助国内金融企业和大型非金融企业，获得新的国有股权，进行非市场性的融资支持、保护、补贴和管制，出台新政策干预和影响市场，提振消费和就业，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对财富和投资实施战略性调整。这些举措本来都是新自由主义坚决反对的，但是形势比人强，新自由主义已是明日黄花，“华盛顿共识”显然已不合时宜。中国曾经遭到美国批评的许多经济政策，被证明是健康和正确的。 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博弈 国际金融市场风云诡秘，国家财富之间的博弈如同战争。金融交易并非私人间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纯市场交换，私人市场交易也远非游戏的全部。相当一部分财富被非市场的政治主体掌控，产油国和亚洲制造业国家控制着大量财富，或许，这些非市场主体会和一般的市场主体那样行动，只是使投资利益最大化。随着这些国家外汇结累的不断增多，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债券虽然比较安全，但收益率太低，已经无法满足需要。扣除通胀，美国国债的收益率约为2%，而证券投资年均收益率有8%左右，四倍的收益催生了主权财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已越来越流行：最早的有科威特投资局，资产约2,000亿美元；挪威主权财富基金，资产约3,220亿美元；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资产约3,000亿美元；新加坡淡马锡控股公司，资产约1,080亿美元；阿联酋阿布扎比投资局，资产约6,250亿美元；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资产约2,000亿美元；俄罗斯平准基金约1,600亿美元。在2007年，主权财富基金加上类似的投资，总额约3.5万亿美元，对于全球约75万亿美元的资产来说，已成相当比例。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其中流动性最高的一部分资产，属于一国政府对他国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财产进行投资。 一般说来，由各国政府控制的主权财富基金和有关的资产，对接受它们投资的国家来说是好事。但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你借了银行100万美元，你就有麻烦，如果你欠了银行10亿美元，银行就有麻烦。中美之间正是处于这种借债和欠债的微妙境地。一方面，中国政府是美国国债的最大买主，美国的赤字决定了美国不容易偿还这些债务；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外汇的大部分是美国债券，美国债券的任何波动将直接影响中国的利益，所以中国还不得不继续购买美国债券，以维持美国债券的价值。所以，中美经济关系变得互相依存又不太情愿。 中国持有大量美国债券的麻烦不小，无需详加论证，看一看债务国美国的所作所为就清楚了。美国一会儿反对中国企业投资美国基础设施、一会儿掀起反倾销调查、一会儿拒绝出售高科技产品、一会儿指责中国操纵汇率、甚至把南海问题作为牵制中国的筹码。一个债务国向债权国借了那么多钱，所作所为又那么居心叵测，明白人都知道，中国拥有的巨额美债已经有了麻烦。很遗憾，中国的精英却不懂这个道理，也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反制美国要挟的筹码，而筹码是确实存在的。 中国把钱不断借给美国和让美国来消费中国商品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是难以为继的。不说中国储备的美元会贬值和被对冲，光是这种模式对中国政府的施政也已构成道义上的挑战。在中国国内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贫穷的中国老百姓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给富裕的美国人挥霍？”“为什么我们连医保和社会福利都没有解决好，还要去买美国国债？”“我们到底让美国‘两房’骗去了多少钱？”“我们的领导人访美时为什么要大肆采购飞机？”这些问题可能不都是简单的民粹主义问题，中国政府有必要更加理性地检讨国家的经济政策。想一想当美国拥有财富时，美国是如何让财富为美国的全球利益和国民福利服务的。今天，当中国拥有一些财富时，中国如何把财富运用得更好，是一件关乎民族利益的大事。中国过去在对外援助方面，常常是无条件的，越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名字可以列一长串，中国做了冤大头还被人笑话。这种状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今天，中国对欧盟国家要区别对待：对友好的国家我们要主动施救；对不友好的国家也不必存妇人之仁；对敌视中国的国家，得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凭什么有些国家对中国技术封锁，却要中国向它们输血？所以，中国对巨额外汇的管理应采取全新的思路。中国何不进一步扩大自己的主权基金？！ 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真正发展经济，拉动国内消费才是最主要的，这样可以让老百姓受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当然在拉动国内消费这件事上，不是说说那么容易，为此，政府有很多相关的事情要做，要改革劳动分配制度，完善民众的福利制度以及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和官员的监督制度。 财富分配的不公，贫富差距的拉大，曾引起过无数次社会动荡、起义、战争和革命，古今中外一概如此。这表现在社会的一头是代表既得利益的一小部分人，他们占据了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社会的另一头是大量贫困的流民，他们生活在朝不保夕的艰难境地。当然，在现代发达生产力条件下，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穷人的状况可以有所不同。但社会财产分配的不公，社会的奢靡（中国居然成为了世界奢侈品消费的第二大国），工薪阶层的困顿（买房难、看病难、上学难），严重的贪污腐败，都是进一步改革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由于历史和体制的原因，法治建设滞后、商业环境不透明，权力寻租以及行贿受贿都不曾得到有力遏制。有相当一部分人靠不正当手段致富，而大部分人没有充分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特别是农民工，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但他们的工作时间最长，工作条件最艰苦，劳动报酬最低。对农民工以及城里的下岗失业工人和弱势群众，中国政府最近几年采取了不少帮困措施，加大了政策力度，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吏治不精”和“肃贪不彰”，中国的贪官人数多，数额大，前仆后继，使外界蹚目结舌。中国官员的财产公示也举步维艰，这个问题在世界别的主要民主国家早已是不成问题。 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估计，中国2011年GDP为11.29万亿美元。世界银行发表的2011年国家人均收入世界排名，中国以8，442美元排名第94；美国以48,442美元排名第七；而新加坡以61,103美元排名第三。中国的GDP搞上去了，但是人均收入还是非常落后于世界大家庭的。根据一位台湾经济学家的说法，把每个国家的薪资加在一起，除以这个国家的GDP，比例最高的是欧美，平均55%；日本是53%；澳大利亚是47%；韩国是44%；南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和委内瑞拉平均是33%；东南亚包括菲律宾、泰国平均是28%；中东包括伊朗和土耳其大概平均是25%；中国只有8%（2009年）。每小时人均工资第一名是德国，大概是30美元；第二名美国，大概是22美元；泰国接近2美元；中国才0.8美元一小时。 这些数字如果出入不大的话，说明了二点：首先，中国人的绝对工资是非常低的，这样的工资相对于高物价，消费是拉动不起来的；其次，中国GDP的相当大部分没有作为工薪发到劳动者手中（这儿没有计算不拿工资的农民）。当财富越来越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的时候，社会矛盾就会越来越严重，维稳的代价将呈指数型增长。 中国的财政收入超过一半用于行政公务人员的工资及“三公消费（公车、公款吃喝、公费旅游）。这可能并非言过其实。中国的官民比例之高世所罕见，各级政府办公楼的豪华程度世界第一，而中国农村还有那么多失学儿童。中国的贪官们卷走的钱成百亿计，这都是中国人民的血汗，这些钱很难追回来。南沙、西沙1，000多口油井，没有一口是中国的。财富的浪费和财富的流失，触目惊心。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否则，中国的改革就有中途夭折的危险。 2012年，中国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政府债务到期。其中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均不是小数目。当务之急是不让那些蛀虫们再以土地财政的名义卖光农民的土地，吃光地方财政的每一分钱。在国际上，要特别警惕那些国际大掮客的忽悠，把中国当肥羊宰。不管他们给中国戴什么高帽，或者玩什么阴的把戏，中国要以中国的利益出发行事。中国领导层要有金融战的认识和准备，事实上人家一直就是这样对付我们的。不要认为现在发生在世界热点地区的事件和中国无关，在地域政治斗争中，当一个个安全屏障被拔除后，债权国的地位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是最大的债权国。地球已变得很小，有资源、有钱，就会有人惦记，作为债权大国的中国要藏富于民，民强了，国才强。...

2012-08-10 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大潮涌来，只有那些做好准备的国家，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是美国经济学家、作家、公共演说家、政治顾问和社会活动家。他是经济趋势基金会的创始人和总裁。里夫金的工作主要在于探讨科技对经济、劳动力市场、社会和环境的潜在影响。“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 前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更富有，居住更城市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十八世纪后期的英国，随纺织业的机械化而开始。这一革命开创了机器代替手工制造产品的新时代，并迅速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也使各国国力悬殊加大。第二次工业革命始于二十世纪初美国的装配生产线，使人类迎来了大批量生产时代，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今天，流水生产线高度自动化，生产环境整洁，人工智能接近人脑（是否能超过人脑则是伦理学的问题），机器人可制造机器，高学历的工程师通过网络和电脑作业，生产车间看不到一把手锤。总之，制造业正走向数字化。这种数字化不只改变物品的生产方式，还将改变商业模式、劳动力结构、政治学理论、政府行为、公共政策、社区职能和社会关系，涉及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在世界发达地区兴起。不同于前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是非劳动密集型的工业革命，并具有许多新的特点。 德国大众汽车推出一个名为横置发动机模块战略（ModularerQuerbaukasten，简称为MQB）的生产策略，希望通过规范某些部件参数如发动机安装点，可在同一生产线上生产所有型号的汽车；而可视机器人和其它传感系统可以为联网的自动铣床调换工具，并拥有多向切割和“感知”功能，这样的生产将会更加高效。日产位于英国桑德兰的工厂，于1986年开业，现在已是欧洲最高产的工厂之一。1999年它雇佣4,594人生产了271,157辆汽车，而去年它只用了5,462人却生产了480,485车辆，比英国其它任何一家汽车厂都多。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工程和技术总监科林·史密斯（ColinSmith）说：“你不能用古老的手工工具制造现代化的东西，昔日嘈杂的工厂将不复存在”。 智能软件、新材料、更灵巧的机器人、新工艺（特别是立体印刷）和网络等先进技术正在快速融合。碳纤维复合材料正在取代钢和铝，广泛适应，小到山地自行车，大到飞机。经基因改造的微生物可用于制造产品。纳米技术可增强产品性能。更多的设计师可以通过互联网合作进行产品设计。过去工厂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将让位于为客户量身定制的产品，未来工厂将更专注于定制产品，看起来更像是小作坊，而不是大规模的流水线。这意味着，产品品种更多元、生产批量更小、适应当地市场变化更快、价格更便宜、成本更低廉、劳动力花费更少。制造业的数字化将令其和电信、办公设备、摄影、音乐、出版和电影一样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这种变化不仅仅局限于大型制造商，也包括中小型企业以及个体创业者，让他们更加容易和便宜地推出新产品。 就像棉纺厂粉碎了家庭手工织机，福特车淘汰了蹄铁匠，这一次的工业革命也将是颠覆性的。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了媒体和零售等行业，也定将影响人类今后的生产和消费、政治和经济。当你面对未来工厂将会大吃一惊，因为它不再挤满嘈杂的机器和身着油腻工作服的工人，而是干干净净，几乎空无一人。大部分工作并不在工厂的车间完成，而是在附近的办公室里，由设计师、工程师、IT专家、物流专家、营销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士一起协同完成。未来的制造业将需要更多高技能的人，而那些枯燥、重复的工种将由机器人取而代之。 这场革命将不仅会影响产品的生产过程，还将影响产品的出产地。过去，加工业一般会流向低工资国家，以控制劳动力成本。但今天，劳动力成本愈加不重要。举例来说，售价499美元的第一代iPad，只有加工成本仅约33美元，而在中国总装的费用仅8美元。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的趋势：制造业直接雇佣人数不断减少，使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总成本中的比例也相应减少，结果是鼓励制造商把离岸生产的工作转回到发达国家。这不仅因为离岸工人的工资在上涨，更重要的是公司能更贴近客户，更快速地回应需求的变化。据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估计，美国从中国进口的电脑、金属制品和机械等产品中，到2020年，其中的10-30％完全在美国制造，令使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加20亿至55亿美元。 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专家哈罗德·施金（Harold Sirkin）认为，对美国制造业衰落的担心被夸大了，美国仍然是一个制造业巨头。2010年，中国提供了全球制造业产值的19.8％，美国稍微少一点，是19.4％。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这个数字只比过去三十年的份额，略有下降而已。施金认为，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会创造相关服务业的就业机会，美国就此将增加二至三万个就业机会。 还有一种情况更发人深省。当以可口可乐饮料、福特汽车、耐克球鞋、星巴克咖啡、美赞臣和雅培奶粉、辉瑞药品等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大发利市，甚至从破产边缘活过来后，美国有些在华公司正在策划回流。其理由多种多样：从来没有觉得中国员工和美国雇主在同一条船上；中国的合资伙伴从未合作，他们总是扩展自己的领地；当考虑生产率和质量问题时，节约成本并不如预期的那样大；美国本土的设施更多、更好、更先进。虽然回流现象的原因较复杂，但已非个案，多数是那些撤出中国后无须在美重起炉灶的公司，他们届时只要聘回技术工人即可。 新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将是十分巨大的。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政府需要做的是抓住基本：大力发展培养技能人才的学校，设定明确的规则和建立各类企业公平竞争的机制，而把其它的事留给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革命家。当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代大潮涌来，只有那些做好准备的国家，才能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由电力、石油和其他化石燃料提供动力的前二次工业革命，留给人类一个危险的残局：能源和食品价格不断攀升，失业率居高不下，住房市场重挫，消费者和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地球资源和环境压力剧增，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危机的出路就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的融合，将奠定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基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五大支柱产业，将为企业创造数以千计的新业务，为社会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 想象一下，数以百万计新老建筑将被修建或改建成“主动的发电厂”，捕捉当地的可再生能源，太阳能、风能、地热能、生物质能、水能以及海浪能可发电供给建筑物，剩余电力横跨智能集成电网与他人分享，就像我们现在“生产”我们自己的信息并在互联网上与人分享一样。这将是人类一个美好的前景。 欧洲议会于2007年6月通过了一项正式声明，采纳能源互联网的概念。拟在欧洲通过地区、城市与中小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一个绿色的氢能经济，来迎接第三次工业革命。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既成趋势，那么中国将如何切入呢？面对经济升级转型，中国一定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中国保持“世界工厂”的纪录将不会太久。除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性质决定了许多外包的工作将重新返回富国外，中国还面临其它不发达国家的竞争、人口老化、劳动力工资上涨、缺乏资源、能耗的低效率、环境的普遍恶化等问题。 形势既是严峻的，也是充满机遇的。中国应扬长避短，借助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解决好中国的能源短板问题、内需问题和西部开发问题。中国的经济不发达地区往往蕴藏着丰富的可再生能源，利用好这些可再生能源可以改变那些地区落后的经济，改善就业和民生，增快工业化的进程。   （本文由天大研究院资深研究员王家棣编译）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陈紫衣 2012-08-08 民进党会不会再次执政，无法预期，但民进党的确代表台湾45％以上的民意走向，当大陆可以同时与国、民两党交流，才是拿下台湾百分之百民心的良策。 民进党新任党主席苏贞昌上任后，一度放出消息要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并请另一位天王人物谢长廷出掌主委。一时之间，苏谢合作的气氛，令各界对民进党内两岸政策转型的期待再起。但是不到一个月，苏谢合作破局，民进党两岸政策转型已成一场空。 政客盘算错失转型机遇 苏贞昌上任之后，第一个战场摆在“立法院”抗争“美牛案”，民进党长达五天四夜占据主席台。有人批评是浪费“立法院”的资源，但多数人还是认为民进党终于动起来，发挥了“在野党”的功能，尤其对于苏贞昌强而有力的领导，大都给予高度的肯定。 苏贞昌彷佛打了一剂强心针，竞选党主席时放下身段的谦虚，停留不到多久就消失了，与谢长廷在两岸问题上的合作自然也随风而逝。表面上，虽是要不要辩论引起的意见不合，导致苏谢拆伙，但说到底，还是政治权力和利害的计算。 谢长廷在谈及是否接掌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时，曾要求民进党内必须要对两岸政策先举行一场大辩论，作为关键的条件。谢长廷的用意很明显，在于保护自己。因为 两岸政策的转型，如果只由单一的民进党的政治人物承担，风险会很高。谢长廷近年在两岸事务上具有非常大的企图心，想要扭转民进党在两岸政策的劣势，但眼看 过去许信良的“大胆西进”虽然叫好，却不叫座，还惹来满身伤痕。 谢长廷也担心自己步入过去许信良和朱高正的后尘，不仅无法成就民进党两岸政策向前迈进的大业，还可能伤了自己的政治实力和元气，令其届时真的必须要退出政坛了。若没有政策辩论、集体决策这把大伞撑着，谢长廷出任苏贞昌中国事务委员会主委的可能性相对降低。 问题在于，苏贞昌是打什么主意?又为何不愿意进行两岸政策的辩论? 其实在今年“总统”大选之后，外界舆论普遍指责民进党的两岸政策过于僵硬，根本无法跟上两岸交流的进程，也会成为民进党在争取执政大权时不能克服的弱点，要求民进党转型的声浪非常大。 但民进党显然还是受到基本教义派的牵制，不肯承认两岸政策上有基本面的问题，只在执行面才有问题，所以在民进党党主席选举时，各位候选人顾忌党员选票走向，纷纷回避两岸政策争议，致使转型时机一再流失。 到了苏贞昌当选党主席之后，尤其是任用前“陆委会”主委吴钊燮出任政策会主委，外界即看坏苏贞昌的两岸政策转型方向。一度认为苏贞昌在“行政院”时代提出 大幅开放的“苏修”政策会重现在苏主席的身上，但这显然是乐观的看法。虽然这种看法也是苏贞昌的幕僚提出来的，但苏贞昌在衡度党内外氛围之后，已经抛弃当 年改革者的作法。 按照一些接近苏贞昌的人士最近透露出来的说法，可以分析苏贞昌的想法，最简单的就是他要求在下届“总统”之路能够平顺，不要惹争议，尤其不要当两岸政策转型的牺牲者，更不能成为基本教义派的箭靶，何况在2014年的“七合一”地方选举，两岸政策不是最重要的课题。派系权争制约民进党转型 对于苏贞昌这种政客型的政治人物，他的想法一定是短视又重己利，这是不用怀疑的。 不过，民进党政治人物不管是苏贞昌或者谢长廷，为何都惧怕带领两岸政策的转型？这项转型很可能受到台湾主流媒体及民意的支持，民进党政治人物为何却视如毒水猛兽？ 这里有两项重要原因，第一是两岸政策转型的形势再度与民进党派系权力斗争挂勾。 回想民进党在创党之初，许信良主导的“美丽岛系”和邱义仁、吴乃仁主导的“新潮流系”，在大陆政策上曾有激烈的辩论，当时获得外界一致叫好，迄今也成为民进党史上好评不断的历史事件，每每被拿出来当典范，期勉民进党。 但当时的过程却是腥风血雨的，许信良、黄信介和张俊宏等“美丽岛系”政治人物，被“新潮流系”打为倾中分子、跟国民党挂勾之类的罪名，当时甚至连张俊宏带...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杜平 2012-08-07 美国此次发表所谓的南海声明，不寻常之处在于，其正式地以“仲裁者”身份自居，以貌似公正的姿态，为自己继续非正当介入南海争端寻找正当性。而这正好暴露了美国内心的焦虑。 美国国务院8月3日就中国南海问题发表一份声明，片面指责中国加剧南海紧张局势，此一举动相当奇怪。南海局势虽然尚未恢复平静，但各争端方显然都不想让事态继续恶化下去。美国此时突然发表声明，似乎是不想看到局势走向缓和，而是要通过挑拨离间和煽风点火的惯技，再次把事态闹大。 美国为什么希望把南海局势再次搅浑？我们不妨简单回顾一下美国的思维。自从国务卿希拉里两年前声称南海攸关其国家利益之后，菲律宾和越南等少数几个东南亚国家便一直处于兴奋状态，有恃无恐地与中国进行对立和较量，继而使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处于被动状态，更使中国和东盟之间友好合作的局面遭遇困难。这种趋势自然使美国的外交决策者感到得意和鼓舞，因为中国和东盟某些国家之间发生矛盾，有利于美国实施其“重返亚洲”的战略。因此，在过去两年时间里，美国虽然一直声称要在南海问题上保持中立，但却乐此不疲地借助南海问题在中国和东盟之间制造对立。美国此次发表所谓的南海声明，意图正在于要挑唆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继续与中国对抗，因为一旦南海局势重归平静，美国就会失去浑水摸鱼的机会。 美国过去就南海问题发表立场，一般都只是由个别官员出面口头表达，但这次却煞有介事地用书面声明的方式表态，显得很不寻常。其不寻常之处在于，美国正式地以“仲裁者”身份自居，以貌似公正的姿态，为自己继续非正当介入南海争端寻找正当性。然而，这一举动正好暴露了美国内心的焦虑。造成美国焦虑的原因是，在不久前结束的东盟区域论坛会议上，东盟十国在南海问题上发生严重分歧，导致外长会议未能发表一份会议公报，也就是未能像美国所鼓动和期待的那样把枪口一致对准中国。这种结果当然使美国大为失望，因为它挑唆东盟集体对抗中国的图谋没有得逞。假若东盟内部分歧持续下去，美国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其变成其抗衡中国的同盟，也就无法“被东盟邀请”去名正言顺地介入东南亚事务。 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就很清楚美国发表南海声明的用意在于传达两个信息：一是要告诉菲律宾和越南，美国是它们的后盾，不要害怕与中国对抗；二是要告诉东盟其他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已经公开站出来为它们出头，这些国家不要再犹豫，更不必害怕和顾忌中国，而应该共同面对中国。 美国发表南海声明，在时机的选择上，也是经过盘算的。在三沙市宣布成立之后不久，西方媒体报道说，中海油公司正在向外国公司招标，以共同开发西沙海域的石油及天然气。美国没有在东盟外长会议之后立即发表南海声明，而是选择在上述消息见报之后发表，目的就是要吓阻其他国家的石油公司，阻止它们响应中海油的招标计划。在所谓的南海声明中，美国在言辞之间刻意制造南海地区局势紧张、缺乏安全的信息，用意正在于此。基于这种图谋，美国未来很有可能对有意投标的外国公司发出更具体的威胁，甚至有可能采取制裁措施。 美国无疑是大国，中国同样是大国。一个大国无视另一个大国的尊严，居高临下地予以公开指责，显然是要故意贬低和羞辱对方，让其在国际交往中受到蔑视。美国此份南海声明，就是要使中国威信扫地，使周边国家低估、甚至蔑视中国。因此，中国已经作出的强烈反应是必须的，将来还应根据事态持续作出反应。 与此同时，中国还有必要做到两点。其一，必须让东南亚国家清楚认识到，美国是虚伪的，其所作所为绝非是为了促进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是要制造冲突，制造紧张局势，以便为其实施“重返亚洲”的战略创造充足的理由和环境。其二，中国还有必要让美国清楚认识到，它越是无理介入南海争端，越是唆使其它国家对抗中国，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决心和行动就越是坚定。

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林国凯 2012-08-07 香港回归后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施政不善或“香港没有政治人才”，不如说是由于英治香港的逻辑与特区香港的逻辑存在着根本上的冲突与矛盾。 亟待构建新的“香港论述” 回归十五年来，香港各种社会矛盾越演越烈，问题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发展至不同利益集团的泥浆摔跤。贫富悬殊的问题还可以透过收入的二次分配来缓解，而不同利益集团以及代表他们的精英之间的决裂，迫使我们在分析和处理香港问题时必须使用一套全新的视角。 简单的说，香港亟待一套新的论述来回应以上的问题。论述，并不是简单的公关手段，不是政治化妆师指鹿为马的技艺。相反，一套论述能决定我们思考问题的框架，引导我们的行为。如此，论述必须要建基于现实的基础上，但“现实”的可塑性是非常高的。我们要注意三点：第一，“言”跟“行”必须合一；第二，思想的体系必须能自圆其说，呈现出内部的一致性；第三，一套论述必须和其他论述竞争，所以论述的内容必须对世界思想潮流时刻保持关注。 在每一个时空下，不同的论述都在竞争，但在大部分时间下，均有一个主导性的论述能获得较大多数居民的认同，这个论述就是社会稳定的根基。这套论述能为政权提供合法性，其重要性在有一人一票选举的国家和地区尤为重要。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产生了巨大撕裂，根源就是因为人民缺乏一套共享的论述，其呈现的表征就是没有一个共同的国民身份，大家对非我宗教、种族群体掌权感到猜疑。 如此看来，香港回归后之所以出现种种问题，与其说是因为施政不善或“香港没有政治人才”，不如说是由于英治香港的逻辑与特区香港的逻辑存在着根本上的冲突与矛盾，但我们甚少这样理解这个问题，遑论着手处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狮子山精神”就是在英治香港逻辑下发展的一套论述。它的核心精神与其说是“自力更生、多劳多得”，不如说是“独善其身、过得比大陆好”。“狮子山精神”之所以成立，有赖于资本主义发展到特定的阶段、有赖于英美与中国跟世界体系互动的不同方式。一切发展到今天，香港人还想抱着“狮子山精神”， 不问国家、不问政治（不是香港本地示威的小政治），继续在全国里面当人上人，当然是不可能的。 良药苦口，崩溃中的“狮子山精神”向“新香港论述”发展的过程，将是痛苦的。但只有经历痛苦，更长久的平和才会来临。只要我们言行合一、坚守原则，痛苦可以相对短暂。“新香港论述”必须是辩证的，否则我们必然会把“两制”之间的矛盾、“中国模式”跟“普世价值”之间的矛盾等视为不可解决。胡主席讲话提出四个“不能偏废” 胡锦涛主席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新香港论述”的构建指明了重要的方向，值得认真思考。胡主席在讲话中指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重大举措，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这是在香港实践‘一国两制’的核心要求和基本目标。为此，必须坚持全面准确理解和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办事，把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和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和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等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有机结合起来，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这样的提法，港人或会感到陌生，而讲话的官方英文翻译用到了平衡（balance）一词，则非常直接明确，不容误解。 要“平衡”的，分别是这四点：“坚持‘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维护中央权力” 与“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与“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支持香港积极开展对外交往”与“反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把这些因素放到天枰的两端，代表着思考香港事务的最新思维。而这样的思维无疑是比以前更进一步，更科学、更正确。 胡主席的四点各自都是一篇文章，但其中第一和第三点尤其重要。 第一点，即平衡“坚持‘一国’原则”与“尊重两制差异”，提醒我们必须辩证地理解“一国两制”。问题不在于“一国”是否在“两制”之上，因为在当下“一国”就是“两制”，“两制”就是“一国”。真正的问题在于“两制”不是为差异而差异，它们的差异也不是固定的、本质化的。相反，今天的差异，是为了在明天得到扬弃。大陆和香港都在发展，也必须发展；明天的香港不会是今天的大陆，明天的大陆也不会是今天的香港。只有这样的认识，才能真正理解“一国”和“两制”的辩证统一，明白国家领导人当年不提前收回香港以“充分打算，长期利用”，以及使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历史问题的深意。 由此，就着香港的现实问题，尤其是当下迫切的国民教育争议，香港人既要学习国情，从而理解内地制度的合理性，亦可以对内地不合理的地方抱批判性态度。但更重要的，是国民教育必须把香港人从“大香港主义”中解放出来——没有谦卑，又何来尊重？！就此，我们必须引导学生批判殖民地历史、反思港人过去从大陆获取的超额利润。 就着第三点，即“维护国家整体利益”与“保障香港社会各界利益”的平衡，以前有关“一国两制”的论述，董建华一句名言可以概括，就是“香港好、中国好；中国好，香港更好”。在这个论述之下，中国和香港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是丝毫没有矛盾的。如今，我们要平衡“香港好”与“中国好”，两者“不能偏废”，这个理解意义是重大的。 讲话中尤为科学的做法，就是把香港的局部利益再细分为“社会各界利益”。因此，港人并不是同质化的、铁板一块的，他们其中一些界别和阶层的利益跟国家整体利益较为一致，是统战工作的正确对象、是执政联盟和政治人才培养的正确对象。同时，胡主席的提法亦没有把“国家整体利益”绝对化，这样兼顾整体和局部，能有效回应“本土”的利益诉求，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新香港论述”必须兼顾的四个关系 就着“新香港论述”的建设，笔者按胡主席此次讲话的精神更深入地思考“一国两制”，尝试把胡主席的四点“不能偏废”整理为以下“新香港论述”必须面对和兼顾的四个关系：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合作与斗争的关系；稳定与发展的关系；高度自治与国家主权的关系。 就这四个关系，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初步的思考与具体建议。 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姜冬梅 2012-08-06 此次波恩气候谈判，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国家，都难掩失望之情。这是一种“共同但有区别”的失望，其根源起自欧美国家与中国对于去年德班会议成果，尤其是“德班平台”，认知出现严重错位。 2012年5月14日至25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长期合作行动特设工作组（简称“《公约》下长期合作特设工作组”）第15次会议、《京都议定书》附件一国家进一步承诺特设工作组（简称“《京都》特设工作组”）第17次会议、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简称“德班平台”）第1次会议、公约附属履行机构和公约附属科技咨询机构第36次会议在德国波恩举行。会议围绕加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实施、落实德班会议一揽子平衡成果相关的50多项议题进行了谈判。来自184个缔约方和观察员国以及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等共计2500多人出席会议。 1 此次波恩气候谈判，无论是中国还是欧美国家，都难掩失望之情。这是一种“共同但有区别”的失望，其根源起自欧美国家与中国对于去年德班会议成果，尤其是“德班平台”，认知出现严重错位。“德班平台”势必成为今年多哈气候谈判的风险源，中国方面必须实事求是地认识、分析这一风险，积极采取措施予以应对。一、2012首次谈判：心理失衡 波恩气候谈判落下帷幕，中国与国际社会对这次会议均表示出“共同但有区别”的失望。中国媒体对这次波恩气候谈判的评论寥寥无几，但是新华网先后刊发的《专访苏伟：借“德班平台”逃避义务 发达国家想错了》、《波恩“德班平台”首秀暗流涌动》这两篇评论却难掩义愤填膺的情绪。然而，国际社会关于这次谈判的评论却风起云涌，尤其是欧美媒体，将矛头统统指向了中国，指责中国阻碍气候谈判，故意拉倒车。其中，美国联合通讯社的《气候谈判的关键问题：中国穷吗？》，措辞尤具代表性。 波恩气候谈判后，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菲格雷斯用很老道地外交语言说：“虽然在波恩本轮气候谈判，特别是‘德班平台’议程的确定过程中，进展没有料想得顺利，但这些挑战并不令人吃惊。花费在‘德班平台’议程讨论上的时间也不会白费，这实际上对各方相互了解立场和关切非常有帮助”，并且肯定地说“气候谈判绝对是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但可能还需要提高速度扩大规模”2 。除此之外，无论中国还是欧美各国，都没有给予本次谈判积极评价，各方倒是抛开老道外交的从容心态，要么义愤填膺，要么假意悲情，均难掩各自的心理失衡。中国的失望：义愤填膺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苏伟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3 ：“德班会议达成多项一揽子平衡成果，缔约方、特别是发达国家必须全面落实，不能厚此薄彼、抛弃既有谈判框架和成果，更不能背离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两大原则。”他并进一步揭露发达国家的企图：“一些发达国家则抓住‘德班平台’谈判成果‘适用于所有缔约方’这一措辞大做文章，急于在今年草草结束《议定书》和《公约》两个工作组，把谈判重心转到‘德班平台’上来，从而逃避原来的法律义务，并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混为一谈”。他同时强调，“德班平台”绝非像一些发达国家想象的那样“可以另起炉灶、重新开张，进入全新世界”，而是必须继续坚持《公约》框架，特别是坚持公平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这是“整个国际气候制度的支柱”。 新华网5月27日刊发的《波恩“德班平台”首秀暗流涌动》4 一文，也在跟踪和采访中国谈判代表团成员的基础上，揭露了波恩谈判中发达国家的“阴谋”，比如小标题“发达国家陈仓暗度”、“‘双轨’谈判处境微妙”等直指发达国家阴谋的核心，而开篇的主题句“不少分析人士指出，议程之争只是表象，其背后暗藏着一系列关系未来气候谈判基础框架的重大较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更为复杂的新一轮气候与政治博弈已经开始”更加明确地揭示了发达国家“阴谋”的升级。欧美的失望：假意悲情 波恩会议后，欧美媒体关于波恩的评论如雪片一样纷纷发表，其核心观点基本上来自于欧美谈判代表团5月25日的新闻发布会。 首先是认为中国阻挠谈判。“在2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欧美谈判代表上演了悲情一幕。欧盟代表称，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故意在会议程序问题上制造障碍，让他们感到‘失望和沮丧’。美国代表则指责有人想在德班会议成果上倒退。” 5 欧美将矛头统一指向了中国。在新闻发布会上，丹麦代表团团长青勒森第一句话就是：欧盟准备了详细方案准备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结果遭到一些国家的程序性阻挠。他说：“有的国家在德班做出了承诺，却在本次会议上出尔反尔。”他声称不愿意点阻挠谈判国家的名。在一名意大利记者追问下，欧盟首席谈判代表麦兹格称，这些国家有的是没有做出减排承诺的，有的做出了减排承诺，比如中国制订的五年计划里就包含了减排。麦兹格会后向记者称，中国已经做出了减排承诺，但“这次会议上的表现出乎我们意料”。 美国首席谈判代表乔纳森•珀欣则拿出讲稿声情并茂地说，美国真心实意来参加对话，没想到有人想在德班会议成果上开倒车。在问答阶段，他强调的内容与欧盟如出一辙，也表示应当取消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划分责任义务的制度。 欧美认为“中国及其支持者拒绝承受阻碍气候谈判的指责，并称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阻碍了气候谈判，因为它们不愿意履行职责减少碳排放。” 其次，欧美以反对“重新谈判德班会议成果”为由，反对中国及其支持国家继续谈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反对划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也就是反对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挪威气候变化首席谈判代表亨瑞克•哈尔博表示：“那是最根本的问题。一些人想要保持旧有的划分体系，而我们想要用一种动态的眼光看问题。”欧美媒体有意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这种划分简化为“富”和“穷”的划分，质问“中国还算穷吗？”并举例说“像卡塔尔和新加坡等国，人均GDP比美国高，但根据联合国谈判中所用的划分方法，它们仍就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同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也被定义为发展中国家。”6 不难看出，什么时候把人均GDP作为“富”的证据，什么时候把经济总量作为“富”的证据，翻云覆雨，完全掌控在欧美媒体的股掌之间。根本目的就是证明中国不属于发展中国家，必须和他们承担同样的法定减排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