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ar: 2010

2010-08-13 美国最新型的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未敢进入黄海演习，却一转舵，回身杀至南海，高调地访问越南，参与8月11日开始、为期一周的美越联合海军演习。尽管演习的层级不高，但是这个在敏感时间、敏感地点展开的军演，无疑令东亚地区为之关切。 40年前你死我活，40年后眉来眼去，美越之间似乎挥别了过去的恩怨情仇，情感越来越热络。越南和中国有岛屿主权之争，美国需要在南海制衡中国，你情我愿，美越走近，也在情理之中。 在南沙群岛部分岛屿的主权问题上，中国与越南历来有争议。尽管越南声称自己对南沙群岛拥有全部主权，但是从未占有南沙群岛主岛—太平岛。目前由台湾当局管辖的太平岛位于南沙北端，岛上有淡水，乃唯一适合人群长期居住的南沙岛屿。越南一直心存染指该岛之意。正因为如此，当台湾当局数年前在太平岛上扩建机场，越南迅即提出抗议。 但是，南沙群岛较大的50多个岛屿中，由越南占领的超过了一半，而由海峡两岸所实际控制的仅仅有9个。从石油勘探到旅游开发，越南近年不断加快步伐，开发其目前所控制的岛屿，以造成实际管治的现实。 从中国周边地区的格局来看，美国围堵中国的态势已经非常清晰，而且所采取的方式方法竟然和当年围堵苏联有些类似。为了对付他们认定的头号敌人苏联，他们宁肯与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北京建立友好关系。如今，为了围堵中国，美国和另外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越南走得越来越近。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越两国有可能在军事上进一步接洽，不排除有合作的可能。 但是，越南已把美国引入南海争端，东盟国家未必高兴。菲律宾外长罗慕洛日前在庆祝东盟成立43周年的活动上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在南海问题上，无需美国干预。南海问题应由有关国家来解决，美国是西半球国家，实在没必要插手这个问题。对于东盟国家来说，美国是“兴高采烈”地插手南海争端，他的战略意图达到了，但是留给东盟国家的也许是更多的麻烦。■华鼎

2010-08-13 8月11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曾荫权在政府总部会见港区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就即将在10月份发表的新一份《施政报告》征询意见。按照惯例，曾荫权将会陆续会见社会各界人士，搜集各方意见，为施政报告落笔作准备。没有悬念的是，改善民生必定是曾荫权新施政报告的主轴。而民生三大议题——房屋、老人和福利之中，房策无疑是重中之重，港府是否复建居屋最惹社会关注。 政改方案通过之后，特区政府的施政重点已经转向改善民生。7月13日，曾荫权在立法会答问大会上即明确宣示：未来施政重点是改善民生，听取各方意见后，在10月发表的施政报告中落实。他并点出《施政报告》的焦点会对准三大民生议题：解决低收入家庭生活困难、房屋政策及老人福利。 去年十月，曾荫权上一份《施政报告》一发表，“高楼价、置业难”旋即成为社会焦点，房屋政策备受质疑，成为港府施政的“政治包袱”。连月来，香港楼市不仅未有降温迹象，楼价还越升越有，社会上呼吁复建居屋的声音自然越来越强烈。面对社会压力，特别是“八十后”一代置业难的怨气，港府不能不回应市民诉求。今年5月港府宣布，就是否动用公帑资助市民置业展开为期五个月的公众咨询。咨询期将会在9月17日结束，而检讨结果即将在新一份《施政报告》中交代。在房策上，港府如何压抑飞升的楼价？复建居屋？增加卖地？《施政报告》都要有个说法。 港府过去几年在民生方面着墨甚多，为民纾困的“派糖”措施层出不穷。而香港经济尽管遭受2008年金融海啸的冲击，但是经济维持增长，失业率也在过去一年间不断下降。不过，社会怨气始终未消，民情躁动，抗争不断，“仇富”、“反商”言论充斥坊间。曾荫权承认，香港当前的社会矛盾，部分体现在社会贫富差距，部分是期望与基本制度不协调。处理社会矛盾最根本方法，是令市民受惠于经济发展，分享繁荣成果。 要解决香港的的深层次矛盾，让市民分享经济增长成果，港府的社会和民生政策不能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不能再依靠一次次的“派糖”，势必要从政策配套、财政分配甚至经济结构上着眼、入手，进行结构调整。从创富转向均富，福利措施加快向草根阶层倾斜，香港的经济、社会、民生政策等等，正进入一个十字路口。■少波  

2010-08-13 7月底，北京电视台《每日文娱播报》曝出郭德纲涉嫌私占小区公用绿地，8月1日，BTV两名记者去地处大兴县的郭德纲家别墅采访。后来的事件就出现了多种版本，但网络上显示的事实如下，来采访记者及其女同事涉嫌私闯郭宅，并偷拍录像，遭到郭的徒弟围打。 打人事件出来后，舆论哗然，对郭德纲极其不利，加上他又在自编自导的相声以及博客里为打人的徒弟辩护，称他们为英雄，高喊“记者啊，还不如妓女”，以及讽刺北京电视台等媒体。结果引来包括北京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的封杀，据说他出版的书也下架了，节目也不能在北京电视台播送了。 这封杀的消息传出后，网上舆论马上转向，纷纷从指责名人郭德纲打人、骂人可恶到同情他被北京电视台等拥有“公权力”背景的机构封杀。此事至今没有平息，也让网民意见发生两极分化。 纵观网上意见，我们发现有两个值得关注的“该”字。记者该不该打？记者被打事件传出后，大家一边倒地同情记者，谴责名人郭德纲，但随后公布的录像带与对话却显示记者有违职业操守甚至违法（侵入私人住宅、偷拍等）的行为，于是，挺郭的人一片高呼“该打”；可是，没有几天，这“该打”的声音就被“该封”的声音掩盖了：因为相对于记者而显得“强势”的郭德纲，在北京电视台等公权力背景的机构面前，也只不过是“弱势”而已，当他支持徒弟以暴力执行“私刑”的时候，比他更有权力的电视台则对他实行了明显是违反宪法的“封杀”，鉴于郭德纲等人至今没有对被打的人，以及自己的错误言论道歉，部分网民认为“该封”…… 这两个“该”字，折射出网民激情有余，法治观念稍显欠缺的缺陷。问题就出现在上面所说的两个“该”字上。同情郭德纲打记者的网民们忘记了，即便记者违法闯入私宅，违反了法律，也应该由法律来处理，而不是“该打”，更不应该被名人郭德纲侮辱。那些认为郭德纲只是说错话了，没有超过言论自由范畴的人士忽略了，当今西方最自由的国家里，如果出现名气如郭德纲这样的公众人物当众侮辱记者不如妓女的事件，媒体都不会轻易放过，而那些被他指责和讽刺的媒体同样拥有封杀出镜的自由。 问题在于，封杀郭德纲的北京电视台与西方媒体不一样，并不是私人媒体，而是拥有公权力背景的国家电视台。而由拥有公权力背景的电视台来“封杀”郭德纲，甚至把他已经出版的书都从书架上拿下来，则是违反了国家根本大法——《宪法》里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这个“该”封是为违法的，是大大的不应该。 与法治精神并行不悖的是网民中浓郁的人道与人文主义情怀。正如村上春树所讲：在鸡蛋与石头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的一边。当娱乐大腕郭德纲的徒弟打了记者，而他竟然利用一个全国有影响力的相声平台与新浪的名人博客辱骂记者不如妓女的时候，网民站在被打的记者一边，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当比郭德纲更加强势的电视台对他进行封杀的时候，几天前还“又臭又硬”的“石头”郭德纲立即沦落为“鸡蛋”郭德纲，几乎是同一时间，网络民意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网民同情弱者，自觉选择站在“鸡蛋”一边的人文关怀，以及普通民众对滥用公权力的厌恶。从这个意义上说，郭德纲事件也折射出中国网络民意渐趋成熟。■杨一星

2010-08-13 两岸刚刚签署ECFA，观察家们多对海峡两岸走向和缓的未来充满期待，怎料却在此际意外地“擦抢走火”。北京国防部发言人表达善意的“撤飞弹说”，遭到对岸恶意解读，引发两岸之间一场隔空交锋。这是马英九执政以来两岸关系首次出现尴尬的僵持，显示出两岸关系和互信仍然异常脆弱，需要双方共同呵护。 7月30日上午，首次亮相的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耿雁生大校在回答台湾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一个中国原则”下，两岸军事互信机制和撤除导弹等问题都可以谈。这本是以北京一贯的立场回答提问，而且是中国军方首次触及撤飞弹的敏感问题，对台湾民众关注的问题释出善意，但是台湾方面的连串回应却令人瞠目。 台湾行政院长吴敦义第一时间回应媒体：“他讲的那个（指一中原则）我们没法同意。”到了8月2日（周一），回应开始升级。总统府发言人罗智强呼吁，若中国大陆愿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主动撤除飞弹，将促进两岸关系的重要一步。据悉，罗智强的声明即是8月2日当天马英九召集国民党、行政院、立法会首脑的午餐例会上所作出的决定，目的是为不影响年末的“五都”选举，捍卫吴敦义早前的回应。紧接着，台湾陆委会主委赖幸媛8月4日在美国公开演讲时声称北京应废除“武力对台”的法律，更强调“这是两岸关系发展中必须去除的障碍，大陆必须改变思维，调整政策。” 面对对岸不断升级的指责，要求以“九二共识”代替“一中原则”，甚至要求废除《反分裂国家法》，北京的反应尽管克制、冷静，但是也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变化。北京官方在驳斥赖幸媛时指出，“‘台独分裂势力’不断地阻挠和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好局面＂。这是在国民党重返台湾执政舞台后北京官方甚少使用的言辞。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陈孔立投书新加坡《联合早报》，指出“台湾方面目前正在采取进攻的态势，而且咄咄逼人”。他认为，台湾方面目前“是要做到‘陈水扁做不到的事情’”。 在澳大利亚出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成立十周年庆”的大陆海协会会长陈云林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也意有所指地指出，两岸关系仍然存在一些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台独分裂势力”不断地阻挠和破坏两岸和平发展的大好局面。这样的提法在马英九执政以来实属罕见。 在两岸和缓的局势中，在“先经后政”、“先易后难”的携手合作之中，“撤飞弹＂事件或许只是一个小插曲，但是却在提醒我们：北京和台北的合作互信基础不能破坏，得来不易的和平发展大局，值得两岸当局“倍加珍惜、善加呵护”。■纪硕鸣

天大研究院研究员 陈少波 2010-08-13 一“掌”激起千层浪。终审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侄女Amina Mariam Bokhary掌掴警察获判感化罚款一案，闹得香港满城风雨，社会群情汹涌，舆论几乎一面倒声讨原审法官轻判，更有市民发起游行，抗议司法不公，怒责“官官相卫”，队伍中赫然打出了“哀法律已死”的旗帜。 司法历来被视为香港成功的基石之一。由这宗被香港传媒简称为“包侄女袭警案”所引起的一系列质疑，或许是香港回归以来本地司法制度所遭受的最严重挑战。但是，香港司法是否真的遭到腐败之侵蚀？香港司法是否真的已死？ 舆论公审才是灾难 Amina Mariam Bokhary酒后驾车逆线行驶，被警方截停后不仅拒绝接受酒精呼气测试，更掌掴执勤警察。此过程正好被电视台记者拍下，并通过互联网广为流传，众皆哗然。案件日前开审，裁判官阮伟明判处被告接受感化一年、罚款八千元及停牌一年，而并未判处入狱，连日来成为香港传媒报道焦点。社会舆论普遍认为轻判感化有“官官相卫”之嫌，一面倒地批评原判法官。遭被告掌掴的警员受访更时表示，被告获轻判乃意料中事，因为她有钱有势。当律政司从善如流，提出复核，而原审法官维持原判，全城更是群情激愤，有民众上街示威，怒吼法庭包庇权贵、富豪。 此次已是被告Amina第三度袭警，并非初犯，依然只是被判感化。公然挑战法律，却屡次逃脱牢狱惩罚，实在罕见。社会各界强烈不满，自在情理之中。不过，传媒报道中放大Amina的名人亲戚背景——既是包致金侄女，也是港交所主席夏佳理的外甥女，甚至简称为“包侄女”，无疑也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社会对广泛关注的案件，不期然地形成了集体期望，法庭尚未开审，民意早已公审。但是，目前并无任何证据可以指证，包致金曾经干预此案而影响原判法官阮伟明的判决。那么，司法腐败指责的依据何在？ 事实上，原判法官阮伟明能够在市民的怒吼声中，能够在社会的公审中，坚持自己的判决，殊为不易。倘若他迫于压力，鉴于民愤，或者就是为了赢得市民和传媒的掌声，改判Amina入狱，那么才真正是对香港司法独立性的伤害。法官裁决案件，应完全以法律为据，不必考虑其它外在因素，这才能体现法治精神。尊重司法程序，方是对司法制度的捍卫。舆论公审，影响判决，恰恰是香港司法制度的危机。 法治是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之一，屡受国际社会赞誉，香港人也引以为傲。怎么能因为个别案件的判决不合常理，就质疑整个司法制度已死。更重要的是，律政司已经向高等法院上诉庭提出判刑复核申请，司法程序仍在继续。如果认为法官错判，有关人士可向上级法院申请复核或上诉，香港司法制度保障了这一权利，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了公义的实践。而初审判决与律政司上诉，本身已体现着香港司法体系内的相互制约与监督关系，这正是香港法治的重要部分。 当局须做危机处理 事件发生以来，特区政府方面只有警方在回应传媒，且多限于案情的细节。虽然律政司先是申请原判法官复核，再向高等法院上诉，但是始终没有公开回应社会对于检控条例的质疑。另一方面，事件的影响却迅速扩大，从法庭判决延伸到街头游行，并正变质为一场带有浓重民粹色彩的街头运动。跟香港以往的街头运动不同的是，其矛头指向香港的司法制度，挑战香港法治的威信。 在8月7日市民从立法会游行到政府总部之后，又有市民在facebook上继续发起游行，抗议司法不公。面对社会舆论，面对法治遭受的挑战，特区政府似应采取危机处理措施，由高官出面公开解释，力挽狂澜，化解危机，而不能再任由民粹情绪扩散，挑战香港司法失效，破坏香港成功基石。 更值得警惕的是弥漫在香港社会的怨气和戾气。“包侄女袭警案事件”背后，呈现出香港星斗市民的“仇富心态”。调查显示，超过三分之一的香港人认为香港的最大问题是贫富悬殊。坚尼系数偏高、贫富两极化日趋明显，加上社会向上流动遭遇重重窒阻，即使是饱读诗书的大学生也难以爬上社会阶梯，看不到前景，民众普遍不满现状，往往觉得“社会不公平”而迁怒于政府。市民因为仇富而心生怨气，动辄起而抗争，同时对社会公义能否得以伸张，期望更为热切，这些均值得当局关注、体察。 法律检讨迫在眉睫 在此次“包侄女袭警案”中，警方和律政司所选择的检控罪名备受质疑。有不少言论认为，由于警方选择了刑罚相对较轻的“不小心驾驶”而非“危险驾驶”，及以《警队条例》而非《侵害人身罪条例》提出检控，这样便难以要求法庭作出严厉的判刑，因此警方和律政司要为事件负责。 细看警方提出检控的“不小心驾驶罪”、“袭警罪”和“拒绝接受呼气测试”3项罪名，根据香港法例的规定，绝对可以判处被告监禁半年至3年的。阮伟明在宣布维持原判时也承认，根据案件的严重性，即使控方并非以较严重的《侵害人身罪名》条例检控被告，亦足以判处被告监禁。 同样是袭警罪，却存在着《警队条例》和《侵害人身罪条例》两条刑罚一重一轻的法例，检控当局在处理不同案件时可有不同选择，因而埋下了社会争议的伏笔。类似的一罪两例、轻重有别的问题，理当引起当局和法律界的关注，加以检讨和修订。  

2010-08-12 外电报道，北京五所监狱的审刑室装上了全新的监控录像设备，今后任何审讯嫌犯的过程，都会被全程拍摄下来。这是公安部一项新的措施的试点。外电消息称，今后可能会推广到全国各地的监狱与拘留所。外电在评论中国公安新举措的时候说，这是继云南监狱里“躲猫猫”致死，以及各地监狱与看守所陆续爆出“喝水死”、“睡觉死”等等疑似死于严刑逼供与虐待等事件之后，公安部推出的有力措施。报道引述中国网民意见时说，网民虽然仍然对公安部门“不那么放心”，但有录像设备总比没有强，这是一个进步。 这个进步显然是从互联网开始的。中国互联网已经成为民众集中表达意见的广场。从过去几年政府各部门推出的相关措施来看，绝大多数措施是顺应网络民意的直接结果，很多政府新规定的内容里甚至直接使用了网民的建议。在政府各个部门中，公安部门是走得最快也最远的，平均每两个星期，就会发出通知，颁布新的规定，大多涉及约束警力。 外媒报道，不久前武汉爆出拉嫌犯游街，广东东莞警察用绳子牵着赤脚的性工作者在烈日下行走，引起网民一片挞伐，公安部门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就颁发了禁止令，勒令全国公安，禁止类似事件重演。然而，我们也注意到，民众对公安工作的不满依然排在前面，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 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形式的犯罪层出不穷，社会矛盾异常尖锐，不同阶层尤其是官民之间的对抗如干柴烈火，这种状态就把公安推到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风头浪尖上。公安既要严厉打击各种犯罪行为，维护社会稳定，又必须在大多官民摩擦中，处于夹心的位置。可以这样说，当今的很多矛盾与冲突，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几乎都需要公安力量介入。在这种情况下，公安部门要想像其他部门一样，“独善其身”、“置身事外”是不可能的，大多社会矛盾发展到后来，就都变现为公安部门与民众之间的“碰撞”。 这就给公安部门提出了新的课题与严厉的挑战。如何面对挑战？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严格依法办事。很多人可能会说，老百姓希望依法办事，因为法律是用来保护老百姓的武器。这话只说对了一半，依法办事，更是保护公检法执法机关的利器，法律也同样保护执法者。 就拿在监狱与拘留所安装摄像头一事来说，这无疑是防止公安审讯中滥用权力，保护嫌犯合法权益的有效办法。可与此同时，这些摄像头，也能保障公安依法办事，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一些嫌犯污蔑陷害公安对他们行为不当的时候，公安的同志可以把录像作为呈堂证供，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据外电报道，公安部门在审讯室里装摄像头的做法，本身就有保护嫌犯，也保护自己的意思。当一向拥有“绝对权力”的中国公安，在“自己的地盘上”，也需要用摄像头来保护的时候，说明中国的法治也在小步前进。■恒均

和谊 2010-08-10 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还有另外一批同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带领世界走向中国——他们就是几十年前那些打破意识形态藩篱，冲破阻力，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政治领袖们。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先生无疑属于他们中的佼佼者…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查布把《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赠予习近平主席  有一种提法，说是1949年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只搞阶级斗争，不搞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发展耽误了最宝贵的30年光阴。这个当然是有事实根据的，但我们也不应该忽视新中国建立后所面对的内忧外患。当时百废待兴，改革举步维艰，即便“开放”，也没有几个富裕的西方国家会承认你，更不用说来投资做生意了。建国后，我们先是选择同苏联一起站在铁幕这边，后来中苏决裂，撤走一切外援，中国旋即陷入东西冷战的夹缝之中，由于政治、经济与军事实力都不够，在国际上只剩下南斯拉夫等几个“铁”哥们。当时处境之艰难，实在不足为外人道。 中国是如何在外交上走出困境、奠定了今日和平崛起的基础？最主要的原因当然是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第一代领导人中出现了诸如周恩来这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运筹帷幄，最终领导中国走出外交困境，走向世界。 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还有另外一批同样卓越的政治家与外交家，他们带领世界走向中国——他们就是几十年前那些打破意识形态藩篱，冲破阻力，率先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政治领袖们。美国的基辛格博士、尼克松总统和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先生无疑属于他们中的佼佼者。 天大研究院于2010年6月推出的新书《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收集了惠特拉姆先生在一些重要活动中关于中国的演讲文稿、谈话记录和发表的文章。世界对于惠特拉姆并不陌生，白奥政策是结束于惠特拉姆任内的。惠特拉姆先生于1954年当选为澳洲议员不久，就第一个在议会中提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7月，时任反对党领袖的惠特拉姆先生又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政治领袖，他的公开访问同基辛格博士密访北京只相差四天。这两次访问都在某种程度上震惊了世界，也改变了世界。 惠特拉姆先生于1972年12月2日当选澳洲总理，20天后，澳洲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1973年11月，惠特拉姆成为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澳大利亚总理。他也是澳大利亚政治领袖中唯一先后见到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人。澳洲前总理陆克文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里说，惠特拉姆那次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深深地影响了他。当时，这位澳洲年轻人几乎每天都盯住电视屏幕观看惠特拉姆的一举一动，心里渐渐产生了对那个遥远国家的兴趣，最终促使他选择学习当时堪称冷门的语言——中文。惠特拉姆当然不单是影响了陆克文先生一人，他影响的是整整一代澳洲人，他改变的是中澳关系。 《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的字里行间记述了惠特拉姆走过的路，反映了他的远见卓识与非凡勇气。在中国崛起、并吸引了全球目光的今天，这本书的英文名字：The Road to China（通往中国之路）无疑是更浪漫与赏心悦目的，然而，有谁还记得，当初世界各国通往中国的路，不但充满荆棘，甚至“难于上青天”？ 1971年惠特拉姆先生访问中国的时候，一位同行者依然不敢相信眼前的现实，他感叹道，几个月前，如果有人问他今年有可能访问月球还是中国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说：月球。——不错，对于很多西方政治领袖来说，访问已经被人类征服了的月球，显然比访问北京的风险与难度都要小很多。就在惠特拉姆1971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时，当时的澳洲总理在堪培拉对他竭尽讽刺之能事。惠特拉姆先生顶住了压力，奠定了一年后澳中建交的基础。 《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的价值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惠特拉姆先生的言谈中透露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尤其是他第一次访问中国，以及同毛主席与周总理的交谈，还有作为一位西方领导人的心路历程。这些都是研究中澳关系史的专家学者们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第二，这本书的出版也是对开创了中澳关系新纪元的惠特拉姆先生的高度肯定与评价。中国有句谚语：“喝水不忘挖井人”。中国人没有忘记惠特拉姆这位老朋友；惠特拉姆先生也没有忘记中国这个老朋友。在过去30多年里，已经退下来的惠特拉姆先生十数次访问中国，与老朋友叙旧，建言献策，为中澳两国关系把脉。他在这期间的多个演讲与发言，也收集在这本书里。 第三，这本书的最大价值还在于它的现实意义。由毛主席、周总理与惠特拉姆共同开创了“通往中国之路”，接下来的“路”却需要中澳两国政府与人民一代代走下去。然而，由于种种客观与主观的原因，尤其是少数澳洲政客为了个人私利与选票而哗众取宠，中澳关系之路，一路走来却不乏磕碰，并不顺利。在刚刚过去的两年里，中澳关系一度走进了低谷。 也正因如此，天大研究院在此时推出惠特拉姆先生的文集，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本书出版之初，就受到了各方的重视。在6月习近平副主席访问澳洲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查布把这本书亲手转交给习近平副主席，他说：“这是澳大利亚前总理惠特拉姆先生送给您的书，《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 “很高兴收到他的赠书，请转达我对他的良好祝愿和诚挚感谢。”习副主席接过这本书，回忆起二十年前的情景：到访厦门的惠特拉姆特先生有意要求当时任该市常务副市长的习近平陪同他遥望金门，惠特拉姆先生对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处理台湾问题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习副主席至今还记得当时的细节。习副主席不久前对澳大利亚的访问，被澳洲媒体称为“中澳关系雨过天晴”的标志性事件。可以这样说，在两国人民与领导人的努力下，中澳关系将会继续延着周恩来与惠特拉姆等老一辈开创的和平、友好的大道走下去。 正如天大研究院董事长方文权先生所说，良好的中澳关系，既符合两国人民的意愿，也符合两国的利益。而荣誉出版《一位澳洲总理看中国》，正是天大研究院对促进中澳关系所做的力所能及的贡献。